后记
“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8年，我随大拨儿报考中国古代史研究生，想不到竟然被录取，回到了北京，重操旧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届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人数又少，在当时是很荣耀，也很受人羡慕的。何况我还就此取得了北京户口，一家团圆。但在我却感到有点无可奈何，说不清是什么心情。好像我在放风筝，放得正起劲，突然有人说，撒手，把这个风筝扔了，把十几年前丢的那个找回来！我并非不喜欢史学研究，但此前十几年我从事的是与史学毫不沾边儿的工作。那时虽然是人妖颠倒的时代，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如果不甘心碌碌无为随波逐流的话，也还是有理想有追求并为之付出努力，甚至是艰苦努力的。现在一旦要掉头，怎能不为这十几个寒暑付出的努力而痛惜，为拼命取得的一点点成绩而恋恋不舍！
既然已经掉了头，就真的坐下来，目不斜视，踏踏实实读了几年书。于是，在研读明史的队伍中就有了我这么个人。
其实，说到学明史，还可以上溯得更远。我自幼受先父教诲喜读文史。1962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读历史档案系，冲的也是历史，那时我的老师有沙知、孙方明、马汝珩各位先生。说到对明史的兴趣则是受到韦庆远老师的影响。当时，他的《明代黄册制度》刚刚出版，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让我们坐四分钱公共汽车，到国子监去看刻有朱元璋诰敕的大石碑；是到故宫中央档案馆去看档案；是读书要做卡片。后来全国都批判《海瑞罢官》，也更增加了我对明史的兴趣。但“文革”一来，一切都完了。
这次回炉，我们几个同学的导师名义上是尚钺老师，实际指导我的是韩大成老师，给我出题研究明成祖的，则是张兴伯老师。从那以后十几年中我得各位老师的教诲，受益多矣。郑昌淦老师、沙知老师、曾宪楷老师、孙方明老师、王汝丰老师，他们的关怀和照顾都使我终生难忘。在校外我曾经受业的则有贾敬颜老师，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并时时给予指导的有王毓铨老师，还有许大龄老师也常予以点拨，这都是要特别感谢的。
明成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深入研究他不仅可以加深对明史的了解，也可以加深对中国君主制的认识。这的确是个好题目。我动笔写明成祖传，是在1987年，但写了十几万字之后竟然一下就停顿了七年时间。只是承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美意，在赵中男先生的催促下才告完成。结果，还是个“急就章”。我对明成祖的看法大体上写出来了，对与不对，请大家批评指正。我对历史人物传记的写法，也有一套自己的设想，却未能完全实现。这真是极大的遗憾。赵中男先生说这套明帝列传肯定会再版。我但愿沾大家的光，这本书与各位的大作一同再版，那时也好趁机弥补我的遗憾，不然我总会为此睡不好觉的。
毛佩琦
1994年8月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