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生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天下兵戈未止，群雄列峙，这里是朱元璋的地盘，在宁静中显出充裕。正是暮春，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山明水秀的江南一派生机，山坡上的麦苗都挺直了腰杆，田里的禾苗是一片片新绿。
按朱元璋所使用的韩宋小明王韩林儿政权的年号，龙凤二年（1356）朱元璋夺得了江南首府集庆（今南京），并将它改称应天府，作为自己事业的基地。而后他相继占有了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徽州、池州、扬州、婺州、诸暨、衢州、处州，多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地。龙凤五年（1359），朱元璋从韩宋政权的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升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他不仅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而且把自己的领地也治理得井井有条。一年前，他设置了营田使，专责兴修水利，督劝农耕，命将士所在开荒种田，以产粮多少为奖惩，同时，他又设立了管领民兵的万户府，抽点民间壮丁农时耕作、闲时习武，农战一体、兵民合一。在群雄中，朱元璋逐步加强了自己的实力地位。
《明史》卷一，太祖本纪；《明太祖实录》庚子三月戊子朔。
《明太祖实录》卷一。
龙凤六年（1360）三月初，江南名士刘基、宋濂、章溢、叶琛一同来到应天。 在一群虎将之外，朱元璋又多了臂膀。历代帝王之都的应天府里一派兴荣，四月十七日（癸酉），这一天朱元璋心情特别好，夫人马氏就要临盆了，连一向深沉稳重的朱元璋也不能掩饰心中的焦急与喜悦。朱元璋正在案边盘算如何向浙东发展，忽然内侍和宫娥相继前来报喜，原来夫人马氏生了一个男孩。说来奇怪，这孩子一出生，屋里顿时充满了五色光气，把门窗映得通明，经日不散。 一时宫里宫外传为异闻，在喜气充溢之中添加了几分神秘。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列传第三，《兴宋考康皇帝传》：“太祖长子也，母高皇后，元至正十五年（1355）出生太平陈迪家”，此六岁按旧计算法。
《明史》卷一，太祖本纪；《明太祖实录》卷八，朱棣随宋濂受经学在当年闰五月。
《明太祖实录》卷七、卷八。
朱元璋得子自然十分高兴。后来他给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作棣。朱棣及诸子的命名是在吴元年（1367）十二月，他的几个儿子都用带木字偏旁的字为名。在长子标年六岁这一年（1360） ，朱元璋让他和刚来的宋濂学习经书。 次子樉，三子?，也都生得灵透可爱。他们虽然年幼，但都是朱元璋的希望。将来，一旦成就大业，这些凤子龙孙，就是帝室的羽翼。皇子越多，羽翼越众，皇室就越不会感到孤立无援了。但现在毕竟是创业时期，仍多艰难。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无不雄心勃勃。虽然，方国珍在吴元年归降了朱元璋，但他怀二心，竟推托有病，不接受朱元璋给他的福建行省平章的官衔，仅仅留下了朱元璋送去的符印。而同时元朝政府亦让方国珍当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令他每年漕运十万石粮到京师大都。朱元璋派人让他“涤心改过”，方国珍不予理睬，朱元璋亦无可奈何。公元1359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常遇春带兵攻打杭州，数战不利，元帅刘忙古歹、掾史商尚质都战死在城下，朱元璋不得不把常遇春召回。
《明太祖实录》庚子五月朔。
皇四子的出生对朱元璋是个吉兆，五月里便传来了徐达在池州大败陈友谅军的捷报。陈友谅攻打池州，徐达、常遇春按照朱元璋的谋划，以五千人守城，派一万人埋伏在九华山下，待陈友谅兵临城下，城上扬旗鸣鼓，伏兵尽发，缘山而出，循江而下，打他个措手不及，同时徐达等切断陈军的归路，城中守兵又出城夹击，把陈军打得落花流水，斩首万余级，生擒三千人，大获全胜。
天气乍晴乍阴，形势也忽明忽暗。此后不到一个月，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挟徐寿辉率领舟师引兵东下，攻陷了朱元璋占有的太平。这一仗打得很惨。太平守将朱文逊战死，行枢密院判花云、王鼎及知府许瑗被俘殉难。不久，陈友谅杀其主徐寿辉，自称大汉皇帝，尽有江西湖广之地。据有西南的明玉珍，原为徐寿辉的部属，听说徐寿辉被杀也自立为陇蜀王。陈友谅又与张士诚相约合攻应天，江东一时大震。朱元璋与诸将商议战守，竟有人提出或投降或放弃应天奔钟山的意见。
乌云夹着春雨压迫着钟山。石头城里，朱棣诞生所带来的喜悦已被上上下下淡忘了，只有朱元璋和夫人马氏还时时把他挂在心间。朱元璋看着襁褓中的朱棣，想着他有一天会替自己在疆场南征北战，无敌于天下。这一天一定会来到的，就像紧锁着钟山的乌云，一定会散开，阳光一定会再洒满石头城一样。
二、受教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列传第十六，刘基传：“初，太祖以韩林儿称宋后，遥奉之。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因见太祖，陈天命所在。”
世势像天上的浮云，时光如翻腾的江水，一切都在变，而且变得那样迅速。短短几年中，朱元璋的声势已经今非昔比了。他在龙凤七年（至正二十一年，1361）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接着（龙凤九年），他在鄱阳湖大败陈友谅，陈友谅中流矢而死，其子陈理被迫投降。龙凤十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建立百宫，订立制度，俨然是一方之主了。他进而进攻江北张士诚，夺取了泰州、高邮之地。然后，转过来又向张士诚的根据地进攻，连下湖州、杭州，进逼平江，节节获胜。这时韩宋政权的主公小明王却处在朝不保夕的境况之中。他所在的安丰，一度被张士诚围困，小明王乘着黑风暴雨逃到了滁州。朱元璋派廖永忠把小明王迎往应天，哪知船到江心竟然舟覆人亡，不管是风浪也罢，还是廖永忠的粗疏也罢，也不管还是有点别的什么原因，反正这个被朱元璋的谋臣称为“牧竖” 的小明王已经死了。朱元璋就此取消了韩宋的龙凤年号，改称吴元年（1367）。这一年，强敌张士诚被俘，方国珍投降。朱元璋只待挥师北上，逐鹿中原了。
谈迁：《国榷》卷一、卷二。
这一年，朱棣已经八岁，生得虎虎威威，特别为朱元璋夫妇所钟爱。到这时为止朱元璋一共有七个儿子，长子今年十三岁，早拜宋濂为师，学习经书。在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时他被立为世子。老二朱樉十二岁，老三朱?十岁，最小的老七朱榑也已经四岁了。 虽然这时天下仍然争战不已，但这些王公子弟毕竟是生于安逸，长于富贵。他们不会再受朱元璋幼年时的那些苦，不用去放牛，不用吃草根树皮，也用不着做那形同乞丐的游方僧了。朱元璋对他们寄有很大期望，指望他们将来继承自己开创的大业。他深知不谙世事的纨绔子弟是无法担当大任的。他希望诸子知道什么是疾苦，什么是劳碌。这年十月二十二，他让老大朱标、老二朱樉到临濠拜谒祖宗的陵墓，顺便了解民间疾苦和自己创业的艰难，也是为几个弟弟做个榜样。朱标临别时，朱元璋对诸子说：
世称商高宗、周成王为贤君者，汝等知之乎？高宗劳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闻无逸之训，知稼穑之艰难，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俭之政，为商周令主。今汝诸子生于富贵，未涉艰难。人性习于宴安，必生骄惰。况汝他日皆有国有家，不可不戒。
《明太祖实录》吴元年十月乙丑。
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途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开国规模。
十一月甲午，圜丘建成，朱元璋出视，世子从行，朱元璋命左右引导，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回还后，朱元璋对世子说：“汝知农之劳乎？夫农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户，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居处食用，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苦于饥寒，若复加之以横敛，则民不堪命矣。”
《明太祖实录》吴元年十二月癸丑—甲子。
就在这之后，十二月十一日，中书省左相国宣国公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向朱元璋献劝进表，请朱元璋登帝位。朱元璋推辞了一番，便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祭告上天，决定登极。 朱元璋已经成了实际的皇帝，就差举行正式典礼了。但在这新朝伊始政务丛脞中，朱元璋也还想着对诸子的培养。他知道只有有了可靠的子孙，他所开创的大业，才能传之久远，他悉心经营所付出的心血才不会白流。在父传子家天下的时代，朱元璋的想法是正常的。本来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于皇帝和他的子孙来说，国即是家，家即是国，家与国是一体的，它的延续必须是以朱氏的血统为标志。二十四日，朱元璋正式为诸子命名。他将这要写入宗室谱牒的大事祝告给太庙。告文写道：
《明太祖实录》吴元年十二月丙寅。“炜后更名守谦”。
维子之生，父命以名，典礼所重，古今皆然。仰承先德，自举兵渡江以来，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次曰樉，曰?，曰棣，曰橚，曰桢，曰榑，从孙一人曰炜，敢告知之。
同时，朱元璋考虑诸子已经渐渐长大，应该习勤劳，以不致骄惰。他让内侍做了一些麻履行幐，凡是诸子出城稍远的，必须骑马走二程，步行走一程，非要让他们亲身体会一下劳苦的滋味不可。
朱元璋登极转眼就快一年了。这一年里，明朝军队北讨南征节节胜利。福建、广东相继归入版图。北伐军经山东、河北直逼大都，迫使元顺帝带领臣属仓皇弃城逃跑，出奔上都。朱元璋攻克了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中心，正式取代元朝得到全国统治者的地位。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六十三。
《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十月乙未。
《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十一月辛丑。
《弇州史料后集》卷六十三；《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列传二十五，李希颜传。
《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十一月辛丑。
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四日，大雪覆盖了南京城。皇城里一片琼楼玉宇、莽莽苍苍的钟山也显得更加雄伟壮美。昨天冬至，朱元璋到圜丘祭祀过皇天上帝，百官纷纷前来庆贺这大礼告成。今天朱元璋特意在奉天殿宴请百官。宴会刚罢，朱元璋信步来到大本堂。这是皇太子和几个儿子读书的地方。大本堂藏有古今图书，教师都是各地的名儒，他们是朱元璋根据群臣的推荐亲自写信征召而来的。 朱元璋要求老师不仅能培养诸子的德性，而且要与他们朝夕论说“民间稼穑之事”和“往古成功之迹” 以使诸子了解民情，增长政治知识。老师们轮番在大本堂夜直，另外还有一批从各地选拔的聪明伶俐的少年给诸子伴读。 这些师傅对诸子的管束甚严，诸子中有不听教训的，甚至要挨打。有一次，老师用管打了淘气的皇子的额头，朱元璋为此大发脾气，经皇后马氏的解劝才算完事。 大本堂是朱元璋常来的地方，他不仅要检查诸子的课业，也常与各位老师商榷古今、评论文字，有时则赐宴赋诗，相与唱和。
《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十二月己巳。
《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四月戊申。
大本堂不过是崇屋数椽，并无华丽的装饰。堂前一径小路几束修竹，没有亭台馆榭，却有片片菜地，那越冬的蔬菜在白雪中透出点点碧绿。朱元璋曾对皇太子和各位皇子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有儆戒。” 大本堂的庭中，悬挂着一幅幅图画，那是今年四月朱元璋命画工特意为诸子绘制的。画中所画有古代孝行故事，还有朱元璋亲身经历的艰难和南征北战的事迹。他对侍臣说：“朕家本业农，祖父皆长者，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今图此者，使后世观之，知王业艰难也。”各位近臣都说：“陛下昭德垂训，莫此为切。”朱元璋又说：“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勿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览观，庶有所警也。”
奉和柔仪殿、春和殿、乾清宫、坤宁宫等是皇帝日常起居之所，称作后廷。
朱元璋来到大本堂，叙过礼，问过诸子的课业，便出题请各位师儒作文。他出的题是“钟山蟠龙赋”。朱元璋雄才大略，这文题也是帝王气象。各位师儒对景挥毫，各有所作。朱元璋特别高兴，吩咐内侍设宴，款待各位师儒。朱元璋一时兴至，自己也作了一篇《时雪赋》。他把这赋赐给了各位师儒。朱元璋虽只粗通文墨，但他才力过人，多年的磨砺的熏染，练就了他的英察敏锐，因而所作文字也多有可读者。各师儒当然将皇帝的赐予看作殊荣，莫不诚心感戴了。临行前，朱元璋又命赐给诸师儒每人一套冠服。朱元璋回到乾清宫 ，已经是薄暮时分了。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四月己巳。
朱元璋对诸子的学问极为留心，因而对教师也有不少要求。洪武二年（1369）四月初五，他对给诸子和功臣子弟讲授经书的博士孔克仁说：“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而不求明师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邪？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正心则万事皆理矣。苟守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摘词章而已。”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五月乙巳、丙午。
朱元璋还时时以自己身体力行的经验教育诸子。这年五月十二日，天尽管热，可农夫们却不敢耽误农时，他们“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吃力地劳作，盼望着秋天会有个好收成。朱元璋在回宫途中，看在眼里，不觉想到自己幼年所经历的艰辛，不忍再骑在马上。他下了马，从独龙冈一直步行到淳化门，到了淳化门才又骑马回宫。他对跟随的人说：“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闵其劳，徒步不觉至此。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者，亦尝闵念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夫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朕为此故不觉恻然于心也。”第二天，他又与孔克仁和诸子说到上钟山的事。他让内侍叫过一个小童，朱棣他们一看与自己年龄差不多，一时也不知道父皇要说什么。原来，昨天，朱元璋带侍御仆从上钟山，这小童也在里面供役。他虽然跑得红头涨脸，汗流涔涔，却仍然手勤脚快。朱元璋不禁想起自己的孩子，养尊处优是多么骄奢。他暗中记下他的姓名，打算用他为例对诸子做一番教训。他把那个小童叫到诸子面前，对他们说：“此小童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学，当朝夕勤励可也。朕之意唯恐其居富贵耽逸乐耳。”不过，不论朱元璋怎样说，朱棣他们也无法体会小童的艰辛，贵为皇子，是无法与一个作为奴仆的孩子相比的。然而，孔克仁却把朱元璋的这番话比做周成王的无逸之戒。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四月乙亥。
为了把诸子的约束和教育制度化、法律化，朱元璋在本年四月就命令中书省编定《祖训录》，同时还要中书省制定封建诸王的制度，确立他们的封地、乡邑及官属规制。
三、被封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夏四月乙未朔。《明史》卷五十四，志三十，礼八。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夏四月乙未朔。《明史》卷五十四，志三十，礼八。
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初七，册封亲王的大典正在宫中举行。奉先殿内悄然无声，端正地摆着五座宝册案，殿前的丹陛上，东边摆着十座宝册亭。参加典礼的各项人员早已肃立在位。深沉的鼓声中，皇帝朱元璋身着衮冕登上奉天殿的御座，鞭炮一响，司辰官报告典礼时辰已到，引礼官四人引导皇太子，另四位引礼官引导诸皇子一起从奉天东门走进。音乐声起，皇太子及诸皇子登上奉天殿东陛，皇太子被引进奉天殿东门，侍立在皇帝一旁。诸皇子被引入丹陛拜位，在乐声中向皇帝行礼。承制官从殿内捧出制书，由殿中门走出，站定，口称“有制”，诸王全部跪下，承制官高声宣制：“封皇子樉为秦王，?为晋王，棣为燕王，橚为吴王，桢为楚王，榑为齐王，梓为潭王，杞为赵王，檀为鲁王，从孙守谦为靖江王。”宣毕，诸王俯伏在地。承制官由西门入殿，向皇帝跪奏传制完毕，诸王在乐声中再向御座行礼。随后便是诸王轮流进殿接受册宝了。先是秦王，后是晋王。单调而冗长的仪式，朱棣等得早已不耐烦了。这年他十岁，他很希望像秦王那样第一个接受册宝，但他更羡慕像大哥那样在前两年被封为太子。父皇和百官只为他一人举行典礼。而且，封了太子将来是要做皇帝的。亲王不过是亲王罢了。他正在遐想，引礼官已经走到他的面前。现在轮到他进殿领宝了。他跟在引礼官之后，由东门进入奉天殿，在乐声中被引至御座前的拜位跪下，捧册宝官在案前跪捧册宝交给读册官，读册官跪传后，把册宝交给丞相。丞相接过册宝，把它跪授给朱棣，朱棣接过来把它交给跪在身边的捧受册宝内使。接着捧受册宝内使把册宝接过来，交给身边的另一名捧受册宝内使。随着赞礼官的高声呼喊，朱棣再一次向皇帝行再拜礼。礼毕，朱棣便在乐声中，由引礼官引领出奉天殿。两名内使分别捧着册宝作前导把朱棣带回自己的原位。内使把册宝放在册宝亭的盝匣里，退立于丹陛之东。朱棣尽管不甘心做个亲王，但在他接过册宝时仍然感到它沉重的分量。多重的册宝啊！他站在殿前，说不清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好几天之前他们便反复演习今天要举行的仪式，今天天还没亮，他们就被领到宫墙外等候了。现在他感到有点累了，多么想舒一舒筋骨啊，哪怕是仰望一眼大殿顶上无际的长天也好，但他不能，因为那样会被指责为失礼。忽然，他听到赞礼官的一声什么呼喊，那是吴王、楚王接受册宝的仪式也完毕了。他和众亲王在乐声中再向皇帝行四拜礼，然后由内使在前面抬着五位亲王的册宝亭，他们跟在后面，由东陛下殿，乐声送他们走出奉天东门。 这次典礼，齐王、潭王、赵王、鲁王因为年纪小而没有参加。朱元璋派丞相承制官携带册宝，分别授给他们，最年幼的则由保姆抱着行礼，仪式同样很严肃，很复杂，就不必细说了。
《明史》卷六十八，志第四十四，舆服四。
亲王所得到的册宝都由黄金做成，十分精致，宝，也就是金印，正方形，每边长五寸二分，高一寸五分，都按周尺计算。正面用篆书刻着“某王之宝”。上面饰以龟纽。宝池也用金做成，大小正好容下金宝。宝箧两副，一副盛宝，一副盛宝池。每副都有三重，外箧用木，描画着浑金沥粉蟠龙，红纻丝衬里，中箧用金钑蟠龙，里面的小箧装饰如同外箧，里面放有宝座，四角都雕有蟠龙，再描上浑金。座上装有锦褥。金宝用销金红罗小夹袱包裹起来，箧外分别用红罗销金大夹袱覆盖。册是两片金页，每片长一尺二寸，宽五寸，厚二分五厘，也按周尺计算。金页上下有孔，用红绦串联，开阖如同书本。册下面垫有红锦褥。册盝用木刻成，上面用浑金沥粉描绘的蟠龙。盝用红纻丝衬里。册用红罗销金小袱包裹，盝外用红罗销金夹袱覆盖。
亲王的金册上镌刻着楷书册文。朱棣的册文是：
《明会要》卷十三，礼八。
昔君天下者，必建屏翰，然居位受福，国于一方，并简在帝心。第四子棣，今命尔为燕王，永镇北平，岂易事哉！朕起农民，与群雄并驱，艰苦百端，志在奉天地，享神祇。张皇师旅，伐罪吊民，时刻弗怠，以成大业。今尔有国，当恪敬守礼，祀其宗社山川，谨兵卫，恤下民，必尽其道。体朕训言，尚其慎之。
《明会要》卷引《大训记》，诏告天下在“乙亥”，已是十月之后。兹据《明实录》及《明史》本纪。
诸王得到册宝之后，朱元璋即命将册封皇子为亲王的事诏告天下。 礼部尚书奏请皇帝将诏书加印皇帝的宝玺，然后来到午门外为文武百官开读。诏中写道：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四月乙丑。
朕惟帝王天子，居嫡长者则必正储位；其诸子当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长子标为皇太子，诸王之封，本待报赏功臣之后，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封子樉为秦王，?为晋王，棣为燕王，橚为吴王，桢为楚王，榑为齐王，梓为潭王，杞为赵王，檀为鲁王，从孙守谦为靖江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传官属及诸仪已有定制，于戏，奉天平乱，实为生民，法古建邦，用臻至治。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诏书宣读完毕，皇帝还宫，太子退后，全部仪式才算完成。
这一天，受到册封的诸位亲王要依次朝谢皇后、太子，亲王之间又要互相致贺，丞相又率百官给亲王祝贺。第二天皇太子还要向皇帝、皇后道贺，百官也要进表笺给皇帝、皇后、皇太子道贺。京城内外的命妇，要给皇后道贺，依然是没完没了的鞠躬叩首，鸣鼓奏乐。百官命妇则要受到赐宴的款待，宫中上下，一片道贺之声。
皇帝统治天下，自称“受天明命，赖祖宗之灵”。诸子册封为亲王当然不能不告知天地祖宗。亲王接受册封后要选择好日子到太庙致祭，以告知祖宗在天之灵。其实朱元璋未行册封之前就已经前往太庙拜过了。那正是这个月的初三。朱元璋拜过太庙之后在奉天殿和文华殿上大宴群臣。朱元璋对廷臣说：
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群臣唯唯附和说：
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祀，天下万世之公议。
朱元璋接着说：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四月辛酉。
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尔。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
朱元璋所做的这一番论证，看来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以求得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朱元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这时明朝刚建立不久，内外都有危险。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洪武元年六月庚子。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洪武三年四月甲子。
何乔远：《名山藏》卷三十六，分藩记。
这时明朝的主要敌人仍是元朝残余势力。自元至正二十年（韩宋龙凤六年，1360）后，朱元璋的力量迅速壮大，他先后兼并了陈友谅、张士诚和方国珍等政权，于吴元年（1367）命徐达等北伐中原夺取了元朝的山东诸郡。第二年，明朝建立，明军继续北进，攻下汴梁。八月逼近大都，迫使元顺帝开健德门北遁大漠。这时以和林为中心的元朝皇室仍有相当的实力，所谓“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亡” 。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元政权称作北元。北元势力所及西自天山，东至呼伦贝尔湖，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至长城的广大地区。北元的主要力量有两支：一是据有陕西、甘肃的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他大约有四十万人马；一是控制辽东的纳哈出，他大约有二十万之众。此外，云南还在元朝宗室梁王的手中。整个北元，“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 。不仅如此，辽东的女真，陕甘的西番，以及西域、高丽仍然都是北元羽翼。面对这样的形势，朱元璋不能不认真对待，暂时也只能采取“固守疆圉，防其侵扰” 的政策，在国内，怀念旧朝的情绪，忠于旧朝的遗民，狐疑观望者貌合神离，远远没有肃清。就在朱元璋册封诸王的前一天，他下令“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表面上说是为了“别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 ，而实际则寓有监督控制之意。册封亲王以屏藩帝室的目的之一，就是针对明朝的这些内外敌人。朱元璋先后共生二十六子，其后封王而置于边塞的就有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晋王，北平的燕王，大宁的宁王，东北的辽王，宣府的谷王，大同的代王，宁夏的庆王，兰州的肃王。这九王皆称塞王，“莫不敷险隘，控要害” 。
在告天下以册封诸王的诏书中，朱元璋先申明他得天下是“赖将帅实力”，因而应该“先论武功以行爵赏”，随后又不惮其烦地解释为什么“报功之典未及举行”，而已先行封建了诸王。其意本在安抚人心，实际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先说是“缘吐蕃之境未入版图”，又说是“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他的这番解释实际上已经明确无误地将诸王放在了与将帅对立的位置上了。他先行册封诸王唯恐引起那些曾为创建朱明皇朝而流血牺牲的元勋宿将的不满。所以朱元璋分封亲王的另一目的不仅是对付国内可能出现的人民造反，更重要的则是企图以众亲王与这些将帅相抗衡，以加强皇室的力量。内地的吴王、齐王、楚王、潭王、鲁王、蜀王都无不在要害之地。
《明史》卷一百十六，列传第四，诸王传，序。
《明史》卷九十，志六十六，兵二，卫所。
《明史》卷一百十六，列传第四，诸王传，序。
亲王不仅享受岁禄万石这样优厚的物质待遇，而且政治地位也很高。他们在自己的王府中有一套官属，冕服车骑宫室之制仅次于皇帝，公侯大臣亦不得与之钧礼。 更重要的是，亲王拥有军队。洪武五年（1372），成立了亲王护卫指挥使司这样的机构。 每王府设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万九千人。 更重要的是，在亲王的封国内，中央政府所派驻的守镇兵也往往归亲王调遣。洪武二年（1369）始编订的《皇明祖训》规定：
《皇明祖训》兵卫条。
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险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
调动守镇兵，仅有皇帝的御宝文书还不行，还要有亲王的命令：
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
《明史》卷一百十六，列传第八，诸王五。
明初对亲王权势唯一限制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 。亲王没有自己独立的地盘，也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
分封亲王是为了保证明朝的长治久安，但如何能确保做到这一点，朱元璋仍然颇费脑筋。他认为除了对诸王的教育锻炼外，就是要求诸王不能有悖自己所确立的规范，不能改变自己订立的制度。
《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
为了使对诸子的教育约束制度化、法律化，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四月十一就下令编辑《祖训录》，后来又下令编《昭鉴录》。到洪武六年（1373）三月初一，《昭鉴录》成书了。
这是一部专门给诸子看的书。它先后由礼部尚书陶凯、主事张筹、秦王傅文原吉、翰林院编修王馔等人编订。内容包括汉唐以来藩王所行的善恶，用以对诸王进行劝诫。宋濂为此书写了序，朱元璋赐以书名。朱元璋对文原吉等人说：“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然赵伯鲁之失简、汉淮南之招客，过犹不及，皆非朕所望也。”为教育诸子，让他们尝试挨饿受累，其用心也良苦了。
《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
到五月初一《祖训录》也成书了。 《祖训录》共有十三目，包括箴戒、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朱元璋亲自为之作序：
朕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当时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内，民用平康。盖其创业之初，备尝艰苦。阅人既多，历事亦熟。比之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及僻处山林之士，自矜己长者，甚相远矣。
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翦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以所见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革元胡俗，去姑息之政，治旧习污染之徒。且群雄之强盛诡诈，至难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备习奸猾，至难齐也，朕已齐之。盖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著律令，损益更改不计遍数。经今十年，始得成就，颁而行之，民渐知禁。至于开导后人，为《祖训》一编，立为定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誉，至今方定，岂非难哉！
《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
盖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编辑成书，礼部刊印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呜呼，其敬戒之哉。
朱元璋把《祖训录》颁给诸王，并且将其抄录于谨身殿的东庑，乾清宫东壁，还让亲王抄写在王宫正殿和内宫的东壁，随时阅读。随后他又对诸臣说：
朕著《祖训录》，所以垂训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为此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
朱元璋所想到的是皇图永固，他认为他的子孙只要维持他定下的成法不变即可使朱明天下传之久远。随侍之臣为朱元璋的这种认识找出了理论根据。他们回答说：“自古创业之主，虑事周详，立法垂训，必有典则，若后世子孙，不知而轻改，鲜有不败。故《经》云：不愆不忘，率有（由）旧章。”朱元璋对这种逢迎当然很高兴。他接着说：
日月之能久照，万世不改其明；尧舜之道不息，万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时损益者，其小过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轻改，故荒坠厥绪，几于亡夏，颠覆典刑，几于亡商。后世子孙当思敬守祖法。
朱元璋相信亲王比将帅可靠，朱姓比异姓可靠。他肯定地认为分封亲王恪守祖训会使朱明朝廷长治久安。然而“封建”的得失，自秦以来一千余年，一直争论不休。明朝实行分封制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在当时仍然是个未知之数。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〇七，洪武九年。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洪武九年闰九月庚寅。
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聪明洞达之士。这些人会根据历史的经验对复杂的现实做出精辟正确的论断。但他们的意见却往往不被重视，甚至因为发表这些意见而遭到惨祸，哪怕这意见是应统治者的要求而发表的。只有当他们的论断被历史无情地证实之后，人们才发现它真正的价值。这时便会有一大批人出来称赞他如何如何高明，不听其言教训如何如何沉痛。照理说，这样一来，类似的错误以后不会再犯了。然而事实上后人还是常常要重复前人的错误，当然失败也常常同样惨。难道人们不能接受历史的教训吗？不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千古万国人同此心，人们的欲望大体一致，而历史规律也亘古如一，绝不更改。两者相遇，就看谁能屈服于谁了。洪武九年（1376），自年初以来，钦天监不断报告说星象异常：二月岁星逆行入太微；三月荧惑犯井；四月荧惑犯鬼；五月太白犯井宿，又有客星大如弹丸，白色，止于天仓，几天之内越来越亮，最后进入紫微垣，一直闹了四十多天。 这件“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事引起举国上下的不安。皇帝既是天子，又受有天命，五星紊度自然是上天垂戒了。皇帝一定有什么事做得不当。九月初九，皇帝下诏，请求臣下直言，以匡正过失。说是：“静居日省，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无措，惟冀臣民，许言朕过”，而且说“于斯王道，惟忠且仁者能鉴之”。 宁海人叶伯巨，以国子生被选拔担任了平遥县儒学训导的职务。他早就看出朱元璋政策的失误，打算上书直陈。他听说皇帝有诏求言便上书指出当今政治的三个问题：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关于分封，他说：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兢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七，叶伯巨传。
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听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
《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序。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传。
《汉书》卷六十四上，主父偃传：“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削弱矣。”
《晋书》卷一百〇二，载记第二，刘聪。
叶伯巨同样在总结历史的经验，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与朱元璋完全相反。他以汉、晋两代的事例详尽地解剖这一问题。汉朝初年，高祖刘邦鉴于秦室孤立无援，仍行分封制，后来又规定“非刘不王” ，以确保刘氏江山。但天下诸藩日臻强大，专恣自为，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贾谊向汉文帝建议众建诸侯，以削弱诸侯的势力，没被采纳。 景帝时吴楚七国更加骄横，势在必反，晁错再建削藩之议，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于是景帝相继削赵王、胶西王、楚王之地，吴王乃与六王相约而反。待七国次第平定，朝廷将地方用人之权，收归中央。其后诸王的权力虽然削减，但其封地仍然很大。武帝又用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命令亲王在自己封地内分封众子弟为侯，从而将诸王的领地块块分割，避削地之名而行弱藩之政，使分封制有名无实。 从此地方权力全归朝廷控制，汉室得到安宁。一百五十年以后，西晋武帝再次重蹈汉初覆辙，企图众建亲王以羽翼王室。他分封子弟二十余人为王，并给以兵权，大国小国兵力从五千人到一千五百人不等。武帝死后，汝南王、楚王、赵王、齐王、长沙王、成都王、河间王、东海王八王相继为乱，自惠帝元康元年（291）到光熙元年（306）绵亘十六年之久。西晋国势陵夷，地方大乱，遂至匈奴刘氏举兵南下攻破洛阳，怀帝被俘。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列传二十七，叶伯巨传。
叶伯巨担心明朝再走历史的老路，因尾大不掉而致乱，他建议在诸王还没就国时便“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以强干弱枝，并且限制诸王的地盘，也用来封建诸王的子孙，以分散诸王的力量。其策略与贾谊、主父偃如出一辙，其拳拳忠心可嘉，其切切之议可行，也算得个“忠且仁者”吧？然而天心难测，朱元璋早忘了自己说过的“惟冀臣民，许言朕过”的话，竟固执己见，想要在并不通行的老路上再做一番尝试。他读到叶伯巨的奏疏，异常愤怒，大呼：“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他爱诸皇子太深了，因而便过分相信他们之间的骨肉之情；他忌异姓功臣也太深了，因而便认为除依靠骨肉之情外别无他途。大明江山，皇图永固，骨肉岂容离间！叶伯巨的一番话搅得他心绪不宁，他一定要亲手射杀叶伯巨，才能解心头之恨。仿佛叶伯巨一死，朱姓江山便会从此太平无事。叶伯巨被捉拿到了京师，但中书省的官员们都不忍他马上遭到殛刑。也许他们和叶伯巨对形势有着同样的见解，也许只不过是出于有限的同情心罢了。中书省等朱元璋怒气稍稍下去，向他奏请对叶伯巨的处置。结果叶伯巨被送入刑部的大狱，一直关死。 总算比枭首凌迟好得多了。
四、凤阳行
《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二月庚子。
皇帝不能总是把亲王放在脚下，就好比大鸟之于雏鸟，一旦雏鸟羽翼长成便鼓励他们试飞，以便有朝一日能够腾空凌云。朱元璋对此更为急切。朱元璋自己从临濠的贫苦农民、游方僧成了一代帝王，他希望诸王也体验一下自己的经历，因而常常让他们回乡。洪武九年（1376）二月，朱元璋命令他们去凤阳看看祖宗的肇基之地，让他们再次领略江山得来的不易。这行人由皇太子带领，在出发前一同去祭奠了开国功臣。 对于父皇创业的事迹，朱棣早已了如指掌，但这次祭奠仍然使他振奋。他好像跟着父皇，伴着各位老将功臣走向烽火连天的战场。这祭奠和即将开始的中都之行一样，是在掀动下一场戏剧的帷幕。帷幕一开，他们就要正式登上舞台了。朱棣感到浑身孕育着一股即将爆发的力量。
东宫代指太子，东宫官指太子的辅导官。
《明太祖实录》洪武八年十月壬子。
去年十月，朱元璋曾让皇太子、秦王、晋王、楚王和靖江王一起出游中都。说是为了练习武事，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让燕王、吴王参加。那次跟随太子和诸王到中都的有东宫官 和各王府官，太子赞善大夫宋濂、秦府长史林温、晋府长史朱右、楚府长史朱廉、靖江王长史赵埙等。他们离开南京后，朱元璋还将临时找到的一卷《濠梁古迹》派人追送给他们。朱元璋在书外面特意题了字，让宋濂按图询访，随时为太子和诸王讲解。
《明史》卷六十四，志第四十，仪卫。
二月十六，燕王等跟随太子离开南京。仲春时节的南京城外风和日暖，柳绿桃红，明丽的天空下不时掠过几只春燕。农民们绝不敢耽误农时，他们在田间艰苦地进行着那世代如一的周而复始的耕作。融融春光里走来太子和诸王的大队人马。走在前面的是身着戎装举着龙旗的军士。一面黄旗居中，青旗、赤旗、黑旗、白旗在四面环抱。每面旗下都有六个身着与旗帜相同颜色服装的军士，他们身背弩弓，无不英武强悍。接着便是举着引幡、戟氅、戈氅、仪锽氅、羽葆幢、青方伞、青小方扇、青杂花团扇的校尉。 个个都是鲜衣怒马，数不清的旗帜，数不清的仪从。那踏踏的马蹄、滚滚车轮和轻轻扬起的黄尘，打破了春日的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