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折不挠
一、他年谁为主
皇帝继承问题是封建社会中的大事，传子在宗法制度下是当然的，自先秦以来，嫡长子继承制度在中原王朝已经成为确定不易的制度。传子固然可保证后世江山姓氏不变，但遇上不肖子孙却难免国破家亡。多少英明君主曾想不立长而立贤，但皇储的空缺又成为诸子觊觎争逐的对象，因而常常酿为内乱，反不如仍立嫡长子名正言顺而又落得眼前清净。
《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正月乙亥。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七月戊子。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兴宗孝康皇帝传》。
《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十月乙未。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兴宗孝康皇帝传》。
《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六月丙寅。《明史》卷一百一十五，《兴宗孝康皇帝传》略同。又祝允明《野记》卷三：“国初，疏牍奏御上一览即送东宫，令参决以观才识鉴。稍后遂定制，凡录奏必以副封启东朝，与实封同进。”
朱元璋在即皇帝位之前就已想到这个问题了。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韩宋龙凤十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时，他便立长子朱标做了“世子”，即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到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做了皇帝，朱标很自然地成了皇太子。他把立太子看为天下之本。皇太子的册宝上写着：“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天下之本在焉。”太子职责在于“抚军监国”，“六师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怀服其心，用永固于邦家”。 他曾对皇太子说：“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则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不可惧哉！不可惧哉！” 朱元璋虽主旨在于保朱家之天下，但也不免有为天下生灵求福之志。朱元璋对皇太子的教育培养也真的下了功夫，让他读书，让他参政，让他巡视天下了解民情。他对太子的要求一是统军，一是司礼，一是练政。他让文武大臣如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等兼领东宫官。他对他们说：“昔周公教成王克诘戎兵，召公教康王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怠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昵于安逸，不谙军旅，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并识之。” 他又对太子宾客梁贞、王仪，太子谕德秦庸、卢德明、张昌说：“朕令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帝王之道，礼乐之数，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自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 朱元璋早就表示“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 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命令自今政事都要先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他说：“自古以来惟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故处事之际鲜有过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临政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则不失于躁暴，惟明则不惑于邪佞，惟勤则不溺于安逸，惟断则不牵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凡人虽有明敏之资，自非历练临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日有未善，寝亦不安，此尔所亲见。尔能体行之，天下之福，吾无忧矣。” 后来他又嘱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等人说：“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其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政事启于东宫者，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又派太子巡抚陕西，以规划建都之事。他希望太子能继承他的事业，保有朱家的天下。
朱标出生时，虽然天下尚未平定，但朱元璋那时已经是统率兵马征战一方的将领了。朱标出生后不久，朱元璋就攻克了集庆（今南京），所以朱标必不知艰辛坎坷为何物。他被立为太子时年方十三岁，日日由“名儒”陪伴读书禁中。这些都养成了他与朱元璋决然不同的气质和品性。固然，他缺少朱元璋那种严毅果决，但也没有朱元璋的阴笃惨鸷。
徐祯卿：《翦胜野闻》，《胜朝遗事》初编本。
据说，朱元璋看到太子仁柔不振，想了一些办法去激发他的刚励之气。一天，朱元璋悄悄令人将尸骨装满舆中故意从太子面前经过，太子见了不胜惨蹙，连连拊掌说：“善哉！善哉！”朱元璋不禁大为失望。朱标自幼熟习儒家礼教，并对此笃奉不已。一次，朱元璋的一位贵妃死了，朱元璋很悲痛，他命令太子服“齐衰杖期”。太子说：按礼的规定，只能为庶母服“缌”，“诸侯之庶子不为庶母服，而况天子之嗣乎？”他企图严格执行刻板的礼制，并用来约束朱元璋，朱元璋不禁大怒，拔剑击向太子，太子走，一边跑还一边说着礼制中的话：“大杖则走。”翰林正字桂彦良赶忙来劝说太子，他说：“礼可缓，君父之命不可违也。”桂彦良比朱标更能掌握“礼”的本质，它是为专制主义皇权服务的，如果二者有所不同，那么要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如果礼的存在是作为可以约束包括皇帝的任何人的教条，那对皇帝以及封建政治来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太子明白了皇权要大于礼，明白了“君父之命不可违”，便服了齐衰去向朱元璋谢罪，朱元璋的怒气才慢慢消释。然而从这件事起，父子二人留下了嫌隙。 其实这些记载里系故意贬斥朱标。从另外的一些记载看，朱标不致如此无能。在唐肃的《密庵稿》中有“送陈中宝之洴阳”“钱季贞应水河县丞”等序文，都把太子与朱元璋并列，可见朱标在当时政治中已处于重要地位。明初的大儒方孝孺的挽诗中更有“监国裨皇政，忧劳二十年”和“文华端国本，潜泽被寰区”的句子，流露出时人对朱标的称颂。
《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二年六月壬申：“命翰林定皇太子与诸王往复书简之式，翰林儒臣议，皇太子与诸王书则曰记问，答诸王书曰记答；诸王奉书皇太子则曰谨启。”朱元璋改皇太子与诸王书曰“记谕”。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卓敬传。《卓忠毅遗稿》附刘球《卓敬原传》。
诸王与朱标同为朱元璋之子，只因长幼之别便分为君臣。天子富有四海，威加环宇，即使在写信用字这样的细节上，彼此也要有严格的区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诸王难免对皇位有所觊觎。这常常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按规定，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服饰器用也分为不同等级，位卑者不得僭越。但诸王在宫中的服饰却偏偏喜欢学着太子的样。给事中卓敬发现了这个苗头，马上向朱元璋建议说：“宫中朝廷视仿，纲纪攸先。今陛下于诸子不早辨等威，使嫡庶相乱，尊卑无序，然则何以令天下耶？”朱元璋答道：“卿言是，吾虑不及此。”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
《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正月丙戌。按：这段文字出自《实录》似有曲笔掩饰，多有为叛乱七王开脱之意，但朱元璋注意其事当为不虚。
也许朱元璋在这细节上并没有注意，但他却早就改变了当初杀叶居升时的想法，对将来太子与诸王的关系，加以认真的考虑，并且开始注意对诸王的约束。洪武二十六年（1393）十二月，他命人编成了一本《永鉴录》，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颁赐诸王。 洪武元年（1368）正月十五，朱元璋在文楼上，太子侍立一旁。朱元璋问太子近与儒臣讲说何经何事。太子回答说，昨讲七国叛汉事。朱元璋因而考问太子这事的曲直何在。太子说：“曲在七国。”朱元璋说：“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子时，常设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其怨。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易黜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
《建文朝野汇编》卷一。
然而只恩义二字，岂能制止残酷的权力之争。古往今来多少父子手足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朱标被立为太子后，诸王的逆谋时时传出。有人报告了晋王的不轨，说他藏兵于五台，妄图造反。朱元璋大怒，要发兵征讨。而对此事，太子又表现出仁柔拘礼的本性。他说：“万一兵往而（晋王）?或拒命，是父子为敌也，将如天下后世何？”太子想了个办法，即在巡视陕西时设法把晋王?带来。朱元璋同意了这个意见。太子巡历到西北，与诸王相聚十余天。太子临行时晋王送他到河南，太子乘势让他入朝。晋王不得已从命至京。朱元璋要将晋王处死，太子不忍，忙为晋王叩头哀祈。于是朱元璋将晋王废为庶人，令居于京师。太子天性友爱，每天劝谕晋王，致使他有所觉悟，昼夜痛心号泣不止，深有悔罪之意。朱元璋见此情况也不免生出怜爱之心，赦了晋王之罪，并恢复了他的王爵。 这事不仅说明了晋王曾经谋逆，而且说明了太子的仁柔友爱。另外，秦王屡有过失，也是太子为之解脱的。
《奉天靖难记注》引《建文皇帝遗迹》。
诸王中僭蓄大志者，当以燕王朱棣为首了。如前所述，燕王少年悍勇，及长，落落有大志，好游侠善骑射。在备御北边时更显示了非同一般的军事才能，这些不仅成为他窥伺帝位的资本，同时也助长了他的野心。甚至有传说，说他曾经不讨父母的喜爱，以至于不知如何是好。朱元璋几次都想废弃他，只因众臣的力劝，才得以幸免。 然而目前所留的记载大多在朱棣做皇帝之后进行了删改，很难了解朱棣当时的面貌了。不过我们仍然从这些遮遮掩掩之中得到一些信息。《明太宗实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明太宗实录》洪武三年乙丑。另据记载，蓝玉死时，诛戮甚众。蓝玉曾大呼“朱公，谓天下已定，何不留一二以防不测？”蓝玉久在北边，习见诸王行事。燕王之反，早在意料之中了。（《罪惟录》卷三百二十四，《诸臣传逸》）王崇武言：“蓝玉为常遇春妻弟，遇春女则懿文太子妃，玉之党比太子，容有姻娅关系。玉数将兵北征，对燕王跋扈情形知之必审，其阴报太子，谅或有之。果尔，玉驻兵北方，实可牵制燕王，设非太祖诛功臣，成祖之能否起事未可知也。”（《奉天靖难记注》卷一）又言：据本书可以推考而知者，即燕晋失睦，而晋王党比太子，其节制沿边军马，或径对燕有监视意，然则使非早薨，成祖能否起事殊未可定。（同上）
太祖曰：“诸子中燕王仁孝有文武才略，能抚国安民，吾所属意。”皇后曰：“幸毋泄言，恐祸之也。”太子闻之，密以语凉国公蓝玉。玉先征北虏纳哈出归至北平，以名马进上（指燕王朱棣），上曰：“马未进朝廷，而我受之，岂所以尊君父？”却之。玉惭而心不怿。至是，闻太子言，曰：“殿下观陛下平日于诸子中最爱者为谁？”太子曰：“无如燕王。”玉曰：“臣意亦然，且臣观燕王在国，抚众安静不扰，得军民心，众咸谓其有君人之度。恐此语上闻，殿下之爱衰矣。臣又闻望气者言，燕地有天子气，殿下宜审之。”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谨。”玉曰：“殿下问臣，臣不敢隐，故尽其愚忠耳。惟密之。”时晋王亦闻太祖注意于上。自念己兄也，上弟也，遂生嫌隙。后晋王与上皆来朝，上有疾，晋王数以语见侵，上内怀忧畏，疾增剧，遂恳求归国。晋王密遣人伺察上国中细故，将闻于朝，既无得。
这段文字原载于永乐初年的官书《奉天靖难记》中，后来被载入《实录》，虽加以删改，但其诣仍在。
这是一段典型的美化燕王，为其野心开脱、粉饰的文字。但它明确无误地显示了燕王早有意于帝位，因此不仅与太子而且与晋王弄得很不愉快。
朱睦?：《革除逸史》；又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五“削夺诸藩”；又《明史》卷一三七“刘三吾传”。
《奉天靖难记注》卷一。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丙子，太子病死，皇储之位成了空缺。这时朱元璋已经六十五岁了。晚年丧子悲痛自不待言，重要的是要重新确定谁来做事业的继承人。朱元璋在东角门上对群臣痛哭。翰林学士刘三吾上前劝慰，他从宗法制出发，认为懿文太子之子允炆当继承储位。他说：“皇孙世适（同嫡），富于春秋，正位储极，四海系心，皇上无忧矣。”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在同年九月立朱允炆为皇太孙，这时朱允炆年仅十岁。 关于朱元璋最初打算确立谁来接替太子的皇储位置，诸书记载纷纭。一说朱元璋打算立燕王，只是因为学士刘三吾力谏：“果尔，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燕王虽未被立，刘三吾却也因此被贬为博士。证实这个说法的除《词林记·刘三吾传》外，尚有朱棣写的“封建诏”，其中提到“皇考尝欲立朕为嗣”云云。其实，关于朱元璋欲立燕王的说法，在永乐朝重修的实录中比比皆是，未尝不是朱棣为自己篡位的开脱之词。王崇武先生认为：“惟太祖苟真有意立燕王，真以刘三吾谏而止，则成祖当深憾三吾，不应于今传《太祖实录》中无微词，更不宜以其谏语入两朝实录。”所以如此，是因为欲使后来秦、晋薨后燕王夺位合法化。 所见良是。
郑晓：《今言》卷一。
另一说法是朱元璋不想立朱允炆，说是“懿文太子薨孝陵不欲立孙，迟回久之，高皇后不悦，因构疾，崩。于是孙始得立”。明人郑晓说：“此妄说也，洪武壬申（二十五年）四月丙子懿文太子薨，是年九月庚寅，诏立允炆为皇太孙，太子卒后未半年。当是时，高后崩已十一年矣（洪武十五年壬戌八月高后崩）。” 朱元璋为什么不立燕王，而断然立朱允炆为皇储，明人早有中肯的分析：“虽以文皇帝之圣也，称智虑过人，酷类太祖者而宁真之藩封，太祖固曰：‘自我创天下而以天下传之庶孽，万世而下有庶夺嫡孽抗宗者，我开其乱也。乱一传而万世之传，足虑焉。’高皇其忍乎哉！”质言之，朱元璋坚守嫡长继承制，是为了政权的巩固。在皇位继承上，再次出现不稳定因素是显然的。长兄朱标做太子，诸弟尚且纷争，年少的侄子做皇太孙，更不被诸叔放在眼里，他们难以尊奉这个小孩子为君主。对此，朱元璋也不免忧虑在心。
《建文皇帝遗迹》如前文所言，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时，高后已死了十一年，此情节必不可能。
一天夜里，朱元璋看见黄白两条龙冲进大殿，争斗得难解难分，最后，那黄龙得胜腾飞而去，白龙战败蝘蜒于地。朱元璋顿时惊醒，原来是一个梦。第二天早上，朱元璋视朝，一入殿门，就见到皇太孙在殿的右角，而燕王却在他的左前方。当时以左为上。皇太孙身为皇储，与至尊无二，燕王竟敢对他如此侮慢！朱元璋不免大惊，他从这事悟出燕王夺嫡的野心。对此，他没有声张，但却下了一道严酷的命令。他命令朱棣离开宫中搬到别苑去住，并且不许宫中给他送食物。高皇后可怜朱棣的境遇，于心不忍，便偷偷地给他饮食，朱棣因而得以不死。过了很久，朱棣才被释放。 这件事也许是出于附会，但它却说明朱标死后，诸王对皇位的窥伺较前更为张狂。
《明史》卷四，恭闵帝纪。《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二年六月甲戌，洪武二十九年八月庚戌。
《建文年谱》卷一。
礼是中国古代区分贵贱等级的重要手段。洪武二十九年（1396）八月，朱元璋命令廷臣重新议定诸王见东宫礼。东宫代指皇储，这时即是皇太孙允炆。廷臣说，诸王见东宫之礼已有定仪，这便是在洪武十二年（1379）六月议定的礼仪：凡亲王来朝，具冕服见天子毕，次见东宫，引礼官引王由文华门东门入至文华殿前，西向立。东宫具冕服，执大圭，詹事府六员导出，升座。东宫臣左右侍从，引礼官引臣就拜位行四拜礼。东宫坐受毕，东宫与王俱衣常服，至后殿序家人礼。这次重新议的是家人礼。原来，懿文为太子，作为长兄，诸王下之犹自有言，如今允炆为皇太孙，作为诸王的侄儿，家人礼就要重新规定了。议的结果是：诸王见过东宫后，由文华殿东门入至后殿，诸王要与东宫叙家人礼。这时他们都改换常服，王面西而坐，东宫面东而坐，皇太孙要向诸王行四拜礼，王坐而受礼。礼毕叙坐，皇太孙仍坐中南向，诸王列于东西两侧。 这是个矛盾而尴尬的场面，诸王以叔父之尊，而屈居后位，要向侄儿跪拜，心中自然不服，皇太孙以皇储之尊又要向诸叔四拜，必然也感到威胁。这里隐藏着极深的矛盾。据传，一次燕王朱棣与皇太孙朱允炆在一起，曾以手拍允炆的背，开玩笑地说：“不意儿乃有今日！”朱元璋早对朱棣有戒心，他老远地望见这个场面，不禁说：“何为挞皇太孙。”朱允炆说：“臣叔父爱臣故耳。” 反替他回护。
尹守衡：《明史窃》。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黄子澄传》；《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五，《削夺诸藩》。
其实，朱允炆已明显地感到了诸王对他的威胁。朱元璋也从洪武元年杀叶居升时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他曾经深以诸王为干城，他对朱允炆说：“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允炆说：“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一时无言以对。他问允炆：“汝意何如？”“允炆说：“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朱元璋说：“是也，无以易此矣。” 朱允炆还曾与侍读、太常寺卿黄子澄谈到这事。一天，他们在东角门上，朱允炆对黄子澄说：“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黄子澄回答说：“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他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从封建礼法的顺逆上对可能发生的事变抱乐观的看法。朱允炆同意他的意见，说：“吾获是谋无虑矣。”对此也就放下了心。 这两次的谈话，孰先孰后不得而知。要之，当时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只要稍加思索，便会得出同样的判断。
李贽《续藏书》卷五，《梅殷传》。
秦王、晋王相继死去。拥有重兵对朝廷足以构成威胁的就数燕王了。朱元璋在付燕王以北边重任的同时，也对他有所防范。朱元璋临终之时，皇太孙朱允炆和驸马都尉梅殷在他身边。朱元璋嘱咐朱允炆说：“燕王不可忽。”接着又对梅殷说：“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随后他拿出誓诏和遗诏交给梅殷，并说：“敢有违天者，汝其为朕伐之。” 当时受顾命的还有齐泰和黄子澄。
朱元璋终于离开了人间。
他留下了最后一道诏书。遗诏说：
皇帝诏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命于世，定祸乱而偃兵，安民生于市野，谨抚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专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无古人博志，好善恶恶，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忧惧，惟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念之有？皇太孙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佐，以福吾民，凡丧葬之仪，一如汉文勿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一、天下臣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嫁娶饮酒皆无禁。
一、无发民哭临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晡，各一十五声，举哀，礼毕。非旦晡临，毋得擅哭。
一、当给丧及哭临者，皆毋跣，绖带毋过三寸，无布车兵器。
一、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中外官军戍守官员，毋得擅离信地，许遣人至京。
一、王国所在文武衙门军士，今后一听朝廷节制。护卫官军王自处分。
一、诸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
《明会典》按，《太祖实录》未载遗诏全文。
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遗诏除例行的丧事安排外，要求“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王国所在文武衙门军士，今后一听朝廷节制”，其言并非虚发。其意有二：一是诸王有屏藩帝室之任，在此非常时期不得擅离职守以防敌人乘虚而起；二则是防备诸王以叔辈之尊带兵赴京，对小皇帝造成威胁。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洪武三十五年闰五月。
《建文皇帝遗迹》。又《朝鲜王朝实录·定宗李曔实录》。元年（建文元年）三月：“军一人自辽东逃来，本国人也，属东宁卫，以辽东役烦逃还。言燕王欲祭太祖高皇帝，率师如京，新皇帝许令单骑入城，燕王乃还，兴师以尽逐君侧之恶为名。”
《建文书法拟》前编。
《建文书法拟》前编。
且说，朱棣听说朱元璋的死讯，带领军队赴京奔丧。即将到达淮安。齐泰与朱允炆商议随即派人带了敕符根据太祖遗诏勒令诸王返回自己的封国。 朱棣见到这个敕符大怒，仍要下令进舟。只因见到江口已经设兵把守，才没有下令。时诸王子皆赴京奔丧吊，朱棣被阻，也无可奈何。僧道衍对燕王说：“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违诏命，反为不孝也。愿殿下养成龙虎之威也。他日风云感会，羽翼高举，则大江只投鞭可断也，今日何得屑屑于此哉！”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朱棣的心。现在渡江条件不成熟，不仅不能成就大事，反会留下不孝之名，来日方长，只待将来风云际会展翅高飞了。于是朱棣又带兵返回了北平。 明朝人朱鹭认为不准诸王赴京临葬是不高明的，他造成了皇帝与诸王之间的嫌隙。按封建礼制，天子七月而葬，朱元璋的亲子是应该临葬的。不准他们赴京，必然使他们产生怨忿之心。当时四方平静无事，国家巩固，诸王虽以叔父之尊，以藩王之重，必不肯利用父皇之死来发难。以遗诏止临葬是过于谨慎了，它向诸王示以猜疑，诸王反过来持有猜疑之心就是不可免的了。他因此批评了齐泰、黄子澄的见识短浅。 朱鹭又说：“若诏书未至而文皇（指燕王朱棣）先来，弗可止也；其不奉诏，亦弗可止也。” 其实朱鹭所见并不全面，如上文的分析，诏止临葬是事势所然，它棋高一招，使诸王猝不及防，又师出无名。不过，也可以说诸王安于封国按兵不动却也并非全是遗诏和敕符的作用，他们与朝廷的对抗尚未准备成熟。一旦时机成熟，什么遗诏、敕符都是不放在眼里的。然而谈迁更认为朱元璋临死时召朱棣入京这个情节出于永乐时的伪造。他说：
《国榷》卷十。
实录于末，命特持符召燕王，建文用事者矫诏却还之淮安。疾剧，上问第四子来未，此永乐时饰说也。先是敕燕王备虏，盖无一日忘者。宁溺爱启嫌于诸王哉？浅之乎，窥高皇矣！
他将此前朱元璋给燕王的有关备御边防的一系列敕令联系起来看，认为以朱元璋之精明，必不如此。我想这是有道理的。《实录》不过借此突出朱棣的地位而已。
看来，皇太孙朱允炆嗣皇位是决定的了。但这皇帝之位能否保住，还另有分说。
二、建文帝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辛卯，皇太孙朱允炆根据太祖朱元璋的遗诏即皇帝位。即位诏书写道：
《建文书法拟》前编七。又据《国榷》卷十一改订。
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统有万邦，宵衣旰食，弘济民艰，凡事有益于天下者，无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规模宏远。朕以眇躬纂承大统，恭依遗诏，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惶惧，思所以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以无忝我皇祖之大命，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其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呜呼！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当遵先圣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弼卿士，体朕至怀。
这就是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建文帝。
郑晓：《今言》类编卷四。
《明史》卷四，恭闵帝纪。
《明史》卷五十八，礼十二。
同一天，安葬朱元璋于孝陵。他被谥以高皇帝，庙号称太祖。守成之主仿佛都是受命于危难的。老皇帝的死像沉重的愁云，压在紫禁城上。那些未能医好朱元璋病的医官除一个外都被朱允炆杀了。 建文帝下诏行三年丧。群臣请求以日易月。建文帝说：“朕非效古人亮阴不言也。朝则麻冕裳，退则齐衰杖绖，食则饘粥。郊社宗庙如常仪。” 他让礼部制定治丧的礼仪。结果决定，京官闻丧的第二天，身着孝服，头戴乌纱帽，系黑角带，赴内府听遗诏。京官一律在本署斋宿，朝晡诣几筵哭。越三日成服，朝晡哭临，一直到下葬而止。自成服后始二十七天之后除服。命妇要身着孝服去掉首饰从西华门进入宫内哭临。诸王、世子、王妃、郡主、内使、宫人都要斩衰三年，二十七日除服。同时派行人颁遗诏于天下。在外百官，诏书到日素服、乌纱帽、黑角带，四拜，听宣遗诏，然后举哀再四拜，三日成服，每日设香案哭临，三日除。另外还要分别遣官到京致祭，祭物由礼部置备。
这时建文帝所倚重的有两人，一是齐泰，一是黄子澄。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齐泰传。
齐泰，溧水人，原名德。在洪武十七年举应天乡试第一，第二年进士及第，曾任礼部和兵部主事。朱元璋以九年无过之臣陪祀，齐德被选中，赐名为泰。洪武二十八年从兵部郎中擢升为左侍郎。朱元璋曾经向他问询边将姓名，齐泰历数无遗。又问各种图籍，泰则从袖中拿出一本手册请朱元璋览阅，手册所载简要详密，朱元璋大为惊奇。朱允炆做皇太孙时，很尊敬齐泰。朱允炆做了皇帝，便让他与黄子澄同参国政，不久提拔他做了兵部尚书。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黄子澄传。
黄子澄，名湜，分宜人。洪武十八年癸亥贡入太学，明年京闱乡试第二，乙丑会试第一，进士及第第三，先任翰林院编修，升为修撰。后兼春坊官，在东宫伴读。朱允炆即位，提升他做太常寺卿，让他与齐泰同参军国重事。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方孝儒传。
另一名重要的谋臣，便是方孝孺。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少年从学于宋濂，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以举止端整为朱允炆所重。蜀献王聘其为世子师。建文帝即位召他为翰林侍讲，第二年提拔为侍讲学士，凡国家大政，都要向他咨询。
这些人辅佐朱允炆，颇想有一番作为，企图对明朝政治有所更张。
《国榷》卷十一，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六月至十二月。
朱允炆即位不久，朝廷便连连下诏：下令文臣五品以上及州县官推荐人才；下令省并州县，革黜冗员；下令赦死罪、宽刑狱、蠲逋租、赈灾荒；下令天下军户单丁者放为民；下令天下直言，并举山林才德之士。这年底，又下令赐明年田租之半，释放黥军民囚徒还乡里。 新政于是次第展开。
《建文年谱》卷一。
《明史》恭闵帝本纪，《建文书法拟》前编。
《建文年谱》卷一。
朱元璋在遗诏中称朱允炆“仁明孝友”，并非虚夸。他自幼聪颖好学，秉性纯孝，很得朱元璋喜爱。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允炆十四岁，他父亲皇太子身上长了个大疖子，疼痛起来呼天抢地，十分痛苦。他侍候在身边，含泪抚慰，昼夜不离。朱元璋看到这个情况，感动地说：“有子孙如此，朕复何忧？” 两年多以后，太子又得了重病，朱允炆侍病曲尽了苦心。不久，太子死了，尽管他十分悲痛，还是事事不逾礼制。居丧期间，允炆搞得形销骨立。朱元璋很是心疼，安慰他说：“毁不失性，礼也。尔诚纯孝，独不念朕乎？” 这时，他已经五天没吃没喝了。听了朱元璋的话才吃了一点粥。他又提出要为太子服丧三年，太祖也不同意。但在三年内，他笑不露齿，不饮酒吃肉，不举乐，不御内。有人劝他，他说：“服可例除，情须自致。”这时他的三个弟弟都还年幼。他亲自抚育他们。白天一起吃饭，晚上一同睡觉。朱元璋对此十分满意。有一天他来到允炆的寝宫，兄弟四人都在，朱元璋便随口说出兄弟相怀本一身，允炆对道：“祖孙继世宜同德”，得到了朱元璋大大夸奖。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四。
《建文年谱》卷一。
洪武二十五年（1392）九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便常常将军国大事交给他裁决，一方面由于朱元璋年事已高，政务繁重，同时也想让他练习政事。原来太子在处理章奏时，就常常出于仁厚对刑狱多有减省。皇太孙仍然如此，当时朱元璋行严酷之政，朱允炆则济以宽大。他曾经遍考礼经，参考历朝的刑法志，将洪武名例律改定七十三条。朱元璋十分高兴。他说：“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汝为治世，刑不得不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朱元璋临死前不久，因有病常常暴怒，许多人因此遭到杀戮。朱允炆总是和颜悦色地侍候他。吃药要亲自尝，如厕则亲扶起，睡壶溺器都亲手提献。夜里大家都睡了，朱元璋叫允炆却呼无不应，应无不起，常常是一夜一夜地不睡觉。这样，朱元璋的心情也稍稍好些，许多获罪的人也因此得了救。 朱允炆的这些品性道德，很得远近的赞颂。
但是仁厚与柔弱往往相连。朱元璋对此也不是没有担心，特别是他有着那么多强悍的叔父。据说朱允炆生来颅骨稍偏，朱元璋因此常常叫他“半边月儿”。一天夜晚，明月初升，有如一支银钩在云间穿行，朱元璋正在读书，恰巧读到宋太祖咏月的诗。诗有“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这样的句子，心底大为赞赏。这时太子和朱允炆都在身边，他想看看他们的才学，便指着天上的新月，让他们以新月为题赋诗。
太子赋道：
昨夜延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
虽然不得团圆象，也有清光照九州。
朱允炆赋道：
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
影落江湖里，鱼龙不敢吞。
《建文年谱》卷一。黄溥：《闲中今古录》第十九云，“谁将玉指甲”云云是朱棣所作。《罪惟录》志三十二中，列朝诸臣诗歌逸：“或又云‘谁将’四句为太祖所作，未详。”太子诗又载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虽然他们才思敏捷，但朱元璋对他们的诗都觉得不满意，既缺少蓬勃的活力，又没有帝王气象，特别是“不得团圆”“影落江湖”更是不吉利，因而惨然不乐。
相反，燕王的气质在吟诗作赋上，也反映出与他们的不同。一次，朱元璋出句，让子孙们属对。朱元璋说出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对“雨打羊毛一片毡”，对虽工整，但仍是柔弱无力。而朱棣在一旁则对出了“日照龙鳞万点金”这样气概非凡的句子。朱元璋不免为朱允炆暗暗担心。
然而，这样一个仁柔的皇帝，面对强藩，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在一即位就把巩固自己的地位提到日程上来。大臣们也一再提出这个问题。
首先是朱允炆向黄子澄提起。他说：“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
“不敢忘。”黄子澄回答。
于是黄子澄与齐泰便开始策划削藩。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卓敬传；张芹：《备遗录》。
《建文年谱》卷一：文皇即位，谓姚广孝曰：“奸臣欲害朕，唯敬奏徙封内地。尚可恕。”广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如探囊取物，敬言诚用，陛下何以有今日哉！”敬遂不免。按：卓敬建议徙燕王于内地未尝不是剪除强藩的好办法。但当时燕王势力已成，即欲徙封也不可能了。
这时，户部侍郎卓敬也提出了削藩的建议。他说：“燕王智虑绝人，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览疏大惊，连忙将它装入袖中，退回后宫。第二天，建文帝召见卓敬，问他这件事，卓敬说：“臣所言天下至计，愿陛下察之。” 朱允炆以为，削藩乃军国机密，尚在谋议之中，绝不能为外人道。卓敬虽为户部侍郎，但未令参预其事。再者，当时燕王雄踞北方，势力已成，徙封于南昌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而且齐黄诸人已有成算，因而没有采纳卓敬的建议。
此外还有高巍等人都提出了对宗藩的不同处理办法。
高巍，山西辽州（今左权县）人，洪武时为表彰他的孝行，曾命他以太学生试职为前军都督府左断事。他曾对施政提过一些好的意见，后因断事不称旨处以遣戍，特旨许弟程代役。建文帝即位，高巍请求还乡。不久辽州知州又应诏向朝廷推举他，他因此赴吏部尚书言事，提出对宗藩处理的方案。他说：
《明史》卷一百四十三，《高巍传》。
高皇帝分封诸王，比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多骄逸不法，逆犯朝制。不削，朝廷纲纪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臣又愿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使人馈问。贤者下诏褒赏之。骄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教之，三犯不改，则告太庙废处之。岂有不顺服者哉！
这的确是个很好的建议。建文帝虽然表示赞扬，但似乎无意施行。大概他过分相信齐黄的“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之类的话了。
虽然他们提出的对付诸王的办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看到了强藩给朝廷造成的危险。
削藩怎样下手？齐泰主张先对燕王开刀。燕王除掉，其他藩王则不在话下了。黄子澄不同意这样办，因为燕府的反迹不明。他主张先削除周、齐、湘、代诸王。这几个亲王，在朱元璋时，就多有不法劣迹，“削之有名”。另外，要问罪则应该是从周王下手。因为周王与燕王同母所生，削了周王就是剪了燕王的手足。从理论上说，这未尝不是一个稳妥的办法。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长史，王府官名。
《明史》卷一四一黄子澄传；卷一一六周王传；卷四恭闵帝纪。《明太宗实录》卷一。
周王朱也有异谋。周府长史 王翰曾几次向周王进谏，周王都不听。王翰眼看祸要及身，便装疯逃走了。然而周王的次子汝南王朱有爋向朝廷揭发了周王的不轨行为。这正好给朝廷提供了一个机会。朱允炆派曹国公李景隆率师北上备边，在路经开封时，猝然包围了周王府。周王被废为庶人，流放到云南蒙化，据说当时“妻子异处，穴墙以通饮食，备极困辱”。他的儿子们也都被分别迁往边远外地。这事发生在八月，即朱允炆即帝位的第三个月中。后来周王又被诏，禁锢在京师。
《奉天靖难记》卷一。
六月的北平城酷暑难当，但燕府的重檐下却凉风习习。自从朱元璋去世并用遗诏制止诸王南下奔丧起，朱棣就已经感到不妙了。他渴望权力，想据有皇帝的宝座，但能否达到目的，他没有把握。他有勇气，有军队，但现在马上起兵，似乎还不够成熟。这不仅自己准备不足，同时也不知道朝廷对他到底有怎样的对策，贸然出师，师出无名，会被指为叛臣贼子的。况且，朱元璋死时，燕王世子朱高炽、第二子朱高煦、第三子朱高燧因朱元璋的丧事都在南京，一旦兴师，这些人便会被扣留成为人质。朱棣焦虑不安，心情郁郁。不过正好是在居丧期间，乐得说是因为过分悲痛而忧悒成疾。这样在别人看来，也不失为孝子了。他密切注视着朝廷的动静，等待着时机。周王被废，朱棣曾为之震动，朝廷终于下手了。危险就在眼前，然而机会不也就在眼前吗？大概是为了震慑燕王或让燕王知罪吧，朱允炆勒令燕王朱棣议定周王之罪。他接到朝廷的诏书，知道这就要轮到自己了，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他明白，无论怎样作答都不会取得朝廷的谅解。但他还是回答了。他希望为周王洗刷罪名，至少是让人觉得可怜，博得一点同情。他回答说：“若周王所为，形迹暧昧，念一宗室亲亲，无以猜嫌，辄加重谴，恐害骨肉之恩，有伤日月之明。如其显著，有迹可验，则祖训俱在。” 看其前半，用词极为柔软，几近于哀求，观其末尾，援引《祖训》则柔中带刚，显怀不满。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五，削夺诸藩。
《明史》卷一一七，湘王传。
《明史》卷一一八，岷王传。《明史》卷四，恭闵帝纪。
建文元年四月，湘王朱柏被废。有人告湘王朱柏，说他伪造宝钞，无故杀人。朱允炆派使者到荆州去质询，且以兵相迫。湘王朱柏害怕，一时无以自明，朱柏说：“吾闻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决，身高皇帝子，南面为王，岂能辱仆隶手求生活乎？” 便阖宫自焚了。据说朱柏喜欢研究学问，读书每至夜分。又喜谈兵事，膂力过人，善弓矢刀槊，驰马若飞，尤善道家言，自号紫虚子。 接着，代王朱桂被废为庶人，幽禁于大同；齐王朱榑被废为庶人，囚于京师。到六月，西平侯沐晟奏报岷王有过，于是又将岷王朱楩废为庶人，迁往漳州。 这样，在一年时间里，有五位亲王先后被废，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了。
《明史》卷一四一，黄子澄传。
《明史》卷四，恭闵帝纪。
不料，朱允炆读到燕王上书后，一时颇为难过，“恐害骨肉之恩，有伤日月之明”云云，深中其仁柔之心。他正考虑如此削藩还是否要进行。另外，这时朝中对削藩也出现了反对的意见。比如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董伦就一再恳请“亲睦宗人”。于是朱允炆打算停止削藩。齐泰与黄子澄据理力争，反对停止削藩。但仍无结果。二人怏怏地离开皇宫，齐泰对黄子澄说：“今事势如此，安可不断。”他们都认为削藩的进程已经开始，如果现在停下来，结果就会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他们甚至认为建文帝不过是“妇人之仁”。第二天他们又进宫劝说朱允炆。黄子澄说：“今所虑者，独燕王耳，宜因其称病袭之。”朱允炆仍在犹豫，他说：“朕即位未久，连削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黄子澄说：“先人者制人，毋为人制。”朱允炆又说：“燕王智勇善用兵，虽病，恐猝难图。” 齐泰曰：“今胡寇来放火，但以防边为名，发军往戍开平，护卫精锐悉调出塞，去其羽翼，无能为矣。不乘此时，恐后有噬脐之悔。”于是他们采取了逐渐削弱燕王势力的办法。早在去年十一月，他们就安排了工部侍郎张昺做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握北平都指挥使司，他们接受朝廷的秘密命令，监视燕王的行动。 这时，以北部边防不靖为名，派都督宋忠调缘边官军三万屯驻开平，就此将燕府护卫军的精壮选调到宋忠麾下带出塞外，以斩断燕王的羽翼。同时召燕府护卫胡骑指挥关童等进京，以削弱燕王的力量。另外又调北平永清左、右卫官军分驻彰德、顺德，命都督徐凯赴临清练兵，耿瓛赴山海关练兵以钳制北平。
这些军事部署都出于齐泰、黄子澄的谋划。其对于削弱燕王的力量，防止它的造反未尝不是有效的。
《奉天靖难记》卷一；《明史》卷一四一，黄子澄传。
军队已经部署到朱棣的家门口了，他是不会甘心束手就擒的，他所以还迟迟没有反应，实在是担心在京师（今南京）的三个儿子会遭不测。这三个孩子是在朱元璋小祥时赴京吊唁的。当时有人劝朱棣不能让他们一起走，朱棣说，这样可使朝廷不怀疑我。但朱高炽他们走后，朱棣又十分懊悔，这时忧虑更甚了。他声称自己病得厉害，请求朝廷将他的儿子放回北平。这几个人本来可以用来做挟制燕王的手段，特别是已经在进行对付燕王军事行动准备的时候，更不应有所顾忌。因此齐泰主张不如就此将他们扣留，朱高炽等三兄弟都是魏国公徐辉祖的外甥。徐辉祖与燕王妃是同母兄妹。徐辉祖也觉察出朱高煦有异志，说“三甥中独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为大患。”但徐辉祖的弟弟徐增寿和驸马王宁都庇护他。然而黄子澄也说：“不可，恐事觉，彼先发有名，且得为备，莫若遣归，使坦怀无疑也。” 他们想乘燕王不备，袭而取之！其实，这是故作聪明。军队已经逼到人家眼前，还说什么让彼不疑！燕王面对朝廷的举措早已在防备突然事件的发生了，而且，即使朝廷不动，燕王也是要起事的。他们刚将人放走，马上又后悔了，派人去追又没追上，也只好如此了。放还朱高炽等于解除了燕王的后顾之忧。朱棣大喜，说：“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事不宜迟，燕王决定起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