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出版书）》
作者：[新]李光耀
内容简介：
这本回忆录是《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的续篇。1965年8月9日，照顾200万人民生计的重担突然落在李光耀肩上，困难重重，前途茫茫，他怎样为新加坡开辟一条生路呢？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怎样盖房子，怎样修理引擎，都有专著教导。但是，还从来没有一本书是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移民组成一个国家的。
今天，新加坡已成为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全球化国家，李光耀忆述往事，把毕生治国、发展经济和建设国防的切身体会，浓缩到几百页的回忆录，读者必能从中得到启发。
40年来遍访世界各国，李光耀跟当代世界政坛风云人物有广泛的接触，共同探讨国际与区域局势。回忆录中，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对他们作了生动的描述。
前言
1965年8月9日，照顾200万人民生计的重担突然落在李光耀肩上，困难重重，他怎样为新加坡人民开辟一条生路呢。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怎样盖房子，怎样修引擎，都有专著教导。但是，还从没有一本书是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移民组成一个国家的。
今天，新加坡已成为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全球化国家，李光耀忆述往事，把毕生治国、发展经济和建设国防的切身体会，浓缩成几百页的回忆录，读者必能从中得到启发。
40年来遍访世界各国，李光耀跟当代世界政坛风云人物有广泛的接触，共同探讨国际与区域局势。回忆录中，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对他们作了生动的描述。
序言
我的回忆录上册，对象主要是新加坡读者，没想到中国的普通读者也喜欢读，共销售了四万册。
中国读者对这一册会更有兴趣，因为本册叙述了新加坡人如何用一代人的时间从第三世界晋身第一世界。在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新加坡的经济能够随着蓬勃发展的世界贸易起步，真是幸运。当石油危机在1973年爆发时，我们的经济已经起飞，能够以稳定的速度增长。
然而新加坡是个城市化的岛国，国土小，人口也少。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那么了不起。如果中国能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从第三世界脐身第一世界那才是伟大的成就。有了健全的行政制度和法制，加之实行自由市场政策，鼓励竞道，彼此迟早会分道扬镳，早晚要算账。斗争到来时激烈万分，幸好我们没有被打败。
那时，我们认为新加坡未来的长久之计是重新加入马来亚，因此在1963年9月，我们跟马来亚合并组成马来西亚。但是不到一年，也就是在1964年7月，新加坡发生了马来人和华人冲突的种族暴乱。我们陷入了同执政党巫统的马来极端分子不断纠缠的斗争中，他们一心一意要建立一个由马来人支配的社会。他们通过种族暴乱来吓唬我们。我们则通过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团结马来西亚各地的非马来族和马来族，争取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到了1965年8月，我们别无选择，只好脱离马来西亚。
种族欺侮和恐吓事件，使新加坡人情愿容忍独立自主所面对的艰辛。种族暴乱的惨痛经历，也促使我和同僚们更加坚决地下决心建设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种族社会。多年来，我们制定政策时都坚守着这个信念。
这一册阐述了我们在没有马来西亚作为腹地的情况下，尝试以各种方式维持独立地位和生存下去的漫长艰苦的路程。我们越过一道道看起来不能逾越的障碍，在30年内把新加坡从一个贫困的小岛发展成富强的国家。
1965年后的日子非常忙乱也充满了焦虑。我们还在寻找立足点。英国在1971年从新加坡撤军时，市场上已有足够的就业机会，使我们避过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让我们松了口气。直到我们在1973年安然渡过全球石油危机，从容应付了油价上涨三倍的问题时，我们才对自己管理一个独立国家充满信心。之后，我们努力工作、策划和随机应变，把新加坡建设成一个能通过贸易和投资，跟主要工业国联系起来而生存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在本区域成功转口货物、提供服务和传播信息的枢纽。
正当世界经历非常大的政治和经济变化的时候，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59年（我就任总理时）的400美元，增加到1991年（我卸任时）的12000美元。
1999年则是22000美元。从物质方面来看，我们已远离第三世界所面对的贫困问题。
然而我们还需要多一代人的时间，艺术、文化与社会行为水平才能同我们所发展的世界级基础设施相称。
这不是一本教你怎么发展经济、建立国家或军队的手册。它收录的是我和同僚们所面对的难题，以及我们如何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上册是编年叙事。
要是这次也这么做，恐怕篇幅会过于冗长。所以我决定按照主题，把30年的故事压缩成600多页的文字。
1、走自己的路
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怎么盖房子、怎么修理引擎、怎么写书，都有专著教导。但是从没见过有这样的一本书，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如何在岛国转口贸易港的传统角色已经过时的情况下，养活岛上的人民。
我从没想到自己在42岁的时候，得负起管理独立的新加坡的重任，照顾200万新加坡人民的生计。1959年我35岁的时候便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是，新加坡和联邦政府在政策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
突然间，我们在1965年8月9日迫不得已宣布独立。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使我更觉得沮丧的是，外国评论都预测独立后的新加坡将走投无路，一名评论员甚至把英国从殖民地撤出的情况跟古罗马帝国的没落相比。他指出，当古罗马军团撤走，外邦人接管后，古罗马帝国的法纪全垮了。丹尼斯。沃纳在《悉尼先驱晨报》（1965年8月10日）写道：“三年前，新加坡独立是行不通的概念。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它依然是行不通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965年8月22日）的理查。
休斯说：“花费超过1亿英镑建成的英国基地一旦关闭，新加坡的经济将会垮掉。”
其实，我也有相同的忧虑，却没表露心中的感受。我的职责是维持士气，为人民点燃希望，而不是打击他们的信念。
我最关注的问题是，对新加坡的基地英国会保留或能保留多久。他们会不会因为新马分家的方式而缩短留下来的时间。威尔逊首相已经面临后座议员的反对，对他们来说，在苏伊士运河以东驻军的政策代价太大，不得人心。这个政策对工党政府争取选票毫无帮助，他们需要拨款作为福利和其他能赢得选票的用途。只有一个国家能保障东亚的安全和稳定，那就是美国，但是美国却在越南游击战争中泥足深陷，它的欧洲盟友和亚非政府都非常不喜欢这场战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美宣传在第三世界收效很大。我认为，新加坡要让美国继承英国所扮演的角色，要不是不可能，就是政治代价很大。单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又威望不够。
我担心的是，英国对本区域的影响会无法避免地、慢慢地削弱，反之美国的影响将扩大。我们这一代在帝国时代成长，这样的改变不容易适应。少了英国扮演缓冲角色，我只能向美国势力妥协。英国人在行使他们的意志时，总还客客气气。美国人就不同。我可以从他们怎样对待越南南方领袖，甚至是那些处境没西贡那么糟的泰国和菲律宾领袖看出来。美国是个如日中天的强国，肌肉发达，惯于耀武扬威。此外，我还有加强个人保安措施的累赘。这真是令人厌烦。分家后，负责保护我的警官曾经提醒我，马来西亚的马来文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已把我视为最可恨的人。
当时，这些报刊仍在新加坡发行，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新加坡也收听收看得到。
后来，他又进一步劝我搬离欧思礼路的住家，直到他们改装好我的住家之后，才搬回去。保护我的保安人员人数也增加了，原本只有一个。他考虑得周到，也暗中保护芝和孩子们。种族狂热主义者所造成的威胁是防不胜防的，他们不像共产党人那样理智而深谋远虑。共产党人知道对付芝或我们的孩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我和芝有三四个月暂住在樟宜别墅，那是一座靠海的政府度假屋，位于“受保护地区”
范围内，附近是樟宜皇家空军基地。那时我不定期地召开内阁会议，每次开车到政府大厦开会，会有一辆保安警卫车跟着，前面则有车队开路，交通因此受到干扰。
在必须做紧急决策时，我会跟有关部长进行电话会议。这使我得以从没完没了的会议中抽身。由于我在度假屋办公，所以我的私人助理和我那忠心耿耿的内阁秘书黄水生，得天天到那里去。高度假屋不远是皇家空军的九洞高尔夫球场，它让我在处理源源不断的文件和记录的日子里，得以放松身心。我会打九个洞的高尔夫球，有时跟一个朋友一起打，有时自个儿打。芝总是在一旁陪着我走来走去。
三个孩子还得上学，所以只好留在家中，忍受工人建筑一道状似蜂窝的围墙所造成的不便。建筑围墙是要把我们前门的门廊和公路隔开。在防弹玻璃还没运到以前，他们暂时用钢片封住窗口，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牢房里生活一样。几个月后，工人终于装上玻璃窗，我们全家才如释重负。当我回到欧思礼路住家时，已有辜加警察（英国人从尼泊尔招募来的）在站岗。我想，不论是华族警察向马来人开枪，或是马来警察向华人开枪，都会引起广泛的反响。而辜加警察是中立者，他们以绝对的纪律和忠诚著称。这一切安排令我倍觉不安，也凸显了建立一支军队来保护这个脆弱的独立国的迫切性。
我面对许多急务，首先是争取世界各国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包括加入联合国。
我委任拉贾拉南（我们称他拉惹）为外交部长。他是个非常适合的人选。战前和战争时期他在伦敦求学就已经以反殖民主义著称，但却不是激进派。他友善、诚恳、温文尔雅，懂得在坚持立场和外交妥协之间，取得准确的平衡。不论在国内或在海外，后来跟他共事过的人都很爱戴和尊敬他。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副总理杜进才和身为外交部长的拉惹，在1965年9月一起启程到联合国，坐上了新加坡的席用他们自己的港口，不经过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贸易伙伴和出人口商做生意。
如今新加坡已不再是英国统治的广大地区的中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新加坡要怎么生存？我们必须理出一些头绪，因为当时的失业率高达14％，而且有上升的趋势。
我们还得让人民以跟英国统治时期大不相同的方式来谋生。过去，工人辛勤地在仓库里为堆得满满的橡胶片、胡椒、椰于、白藤进行加工处理和分级，为出口做好准备。但是，这些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原料都不再进口来加工处理和分级了。由于其他国家都不像新加坡，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尝试采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式。跟我们最相似的香港当时仍然受英国统治，而且有中国作为腹地，在经济上它几乎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跟资本主义世界非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中介。
思量了这些问题和眼前的有限选择之后，我得出结论，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岛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非比寻常。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做出非比寻常的努力，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适应力，工作效率必须比邻国高，成本却比他们低。他们一心要绕过我们，取代我们一直扮演的区域转口和中介中心的角色。我们必须与众不同。
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人民（包括抱着怀疑态度的说华语或方言的左倾人士在内）目睹了一群受英文教育的资产阶级领袖挺身而出，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小心翼翼对待这份刚获得的人民的信任，以免因管理不当和贪污而糟蹋了它。位于世界最繁忙航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级天然港口，是我们有限的资产之一。为了能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我需要这股政治力量。
另一份珍贵资产是我们的人民勤劳、节俭、愿意学习。他们虽然分成了几个族群，但是，我相信只要政策公平、不偏不倚，尤其是失业和其他苦难由大家平等分担，而不是主要落在少数族群头上，他们就会和平共处。确保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组成的社会团结一致尤为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使这个社会变得刚强勇猛、冲劲十足，以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但是要如何进入这个市场，我当时并没有答案。
没人要我们把英国人赶走，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本能使然。如今我们必须为200万人民的安全和生计负起责任。无论如何，我们非取得成功不可，否则推一的生存抉择就是重新合并，但是必须依照马来西亚的条件，像马六甲和摈城一样，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
这个时期，我不断接到政府部长和官员们写来，标明“立即处理”或是“紧急处理”的便条，其中最迫切需要处理的，是关于有必要迅速建立军队的问题。可是，要怎样建军呢？
我睡不安枕。芝请医生给我配些镇静剂，但是我发觉在晚餐时喝点啤酒或葡萄酒，效果胜过镇静剂。当时我40出头，年纪轻，精力充沛。不论一天的工作多么辛苦繁忙，我总是在黄昏时分，花两个小时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打上50到100个球，并跟一两个朋友打一场九个洞的高尔夫球。那时的我经常睡眠不足。有一天近中午时分，刚履任的英国最高专员约翰。罗布急需向我怕达英政府的口信，我在家中躺在床上接见他，因为我实在太累了。他一定是向英国首相威尔逊汇报了这个情况，因为威尔逊向我表示了他的关心。我在1965年 8月23日回信说：“请别为新加坡担心。即使在极度痛苦的时刻，我和同僚们都会保持冷静和理智。在政治棋盘上举起任何一枚棋子之前，我们会衡量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我们的人民具有战斗的决心和确保生存的条件。”
1965年8月9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道路。
2、好男要当兵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慑力量就是让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考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体人民。除了采取不管家庭和种族背景，平等对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聚成一个团结的群体之外，我们也必须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装部队最高层一些最优秀的人员。
同马来西亚分家四个月后，1965年12月国会开会前，负责指挥马来西亚驻新加坡一支步兵旅的阿尔萨戈夫准将来见我，坚持要由他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我到国会。
阿尔萨戈夫准将是个阿拉伯裔穆斯林，身材魁梧肥胖，留八字须，出生于新加坡，加入了马来亚武装部队。我很惊讶，因为他表现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军队的总司令，随时准备接管这个岛国。当时，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各有大约1000人，由马来西亚人指挥。他们把700名马来西亚人安插在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300名新加坡士兵则被调走，分配到马来西亚各个部队。
我估量了一下形势，得到的结论是，东站必定是要提醒我们和那些将会出席国会开幕式的外国使节们，新加坡仍然在马来西亚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责骂阿尔萨戈夫准将放肆，他会向吉隆坡的上司报告。他们必会采取其他步骤向我表明，真正掌握新加坡大权的是谁。因此，我觉得最好是默默同意。于是，新加坡共和国国会第一次开会时，我从政府大厦的总理公署到国会大厦，是由马来西亚军队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的。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1966年2月回日星期二，下午四点左右，吴庆瑞忽然到我在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我报告一个坏消除：毗邻珊顿道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军训站发生暴乱。他发现最近入伍的各个部队的新兵当中，有80％是马来人，这使他惊讶，所卜就下令停止所有的招募和训练工作，并冻结所有的职位。军队司令误解了他的意思，擅自指示华族少校解雇所有的马来新兵。这名少校让所有的人到操场集合，叫非马来族士兵离队，随后通知马来新兵他们被解雇了。那些马来新兵对自己遭受的种族歧视，一时之间瞠日结舌。当他们从错愕中回过神来时，场面开始混乱。他们用棍棒和汽水瓶攻击非马来人，烧毁两辆电单车，破坏了一辆史古打，掀翻了一辆小货车。一辆警察巡逻车闻讯赶到，马来新兵向它扔出无数的玻璃瓶，巡逻车无法越过翻覆了的小货车。一辆消防车随后来到，也同样受到攻击。
珊顿道沿路聚集了大批看热闹的群众。附近工艺学院的学生离开课室，拥上阳台和屋顶，居高临下，观看这场混战。下午2点45分左右，镇暴队队员乘坐镇暴车来到现场，发射催泪弹。接着，受过特别训练的镇暴警察出动，逮捕暴乱者，把他们押上囚车，载到对面的刑事侦查局大厦。暴乱者被扣留在刑事侦查局的四方院子里等候发落，看看是要把他们控上法庭，不准他们保释，还是准他们保外。
吴庆瑞担心让他们保释的话，他们回到芽笼士乃和其他马来人居住地区，散播他们如何道解雇的消息，那可能在马来人和华人之间触发暴乱。我立即请英国最高专员约翰。罗布到我的办公室来，把这件棘手的事情告诉他。由于当时新加坡警察和军队几乎全是马来人，会同情暴乱者，我要求罗布通知英军司令待命，以防种族暴乱失控。我告诉他，我准备到刑事侦查局亲自处理这件事。要是认为情势可以缓和下来，我会让这些人回家，否则也许要在提控他们后加以拘留。这一来，当天晚上365个家庭将会等不到他们的儿子回家，有关马来人受到压迫的谣言将会传遍新加坡。
罗布表示他会据实通报，但是也谨慎地指出，英国军队不能干预内部安全问题。
我告诉他，总司令或新加坡驻军总管应确保英军至少能防止暴乱者失控，以免他们像1950年在一次涉及一名荷兰少女的宗教暴乱中那样转而对付白人的事件重演。
接着，我召见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握，讨论应该如何处理那些人，看看我的做法是否行得通，并请他陪同吴庆瑞和我到刑事侦查局去会见暴乱者。在刑事侦查局的四方院子里，我通过一个手提扬声器用马来语向新兵讲话。我告诉他们，命令规定只招募新加坡人，而少校误会了，以为不包括新加坡籍马来人。
迅速建立装甲部队由于担心这些暴乱会蔓延到新加坡来，我们不得不迅速建立装甲部队。1968年1月，以色列要更换军备而减价出售法国制造的AMX －13轻型坦克，新加坡决定购买。到1969年6月，30辆经过整修的坦克运到，同年9月又来了42辆。我们也买了170辆V22型四轮装甲车。
英国人没提出要像50年代协助马来亚那样协助我们建立一支军队。他们曾经在幕后努力，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期间为新加坡争取平等的待遇，却引起马来西亚的不悦。如今他们必须应付的马来西亚，不仅是对他们有点不悦而已。他们也必定猜到，提名新加坡加入联合国和共和联邦的马来西亚已打好算盘，有意成为新加坡的军事教官，以确保我们对防务的认识不会胜过他们。
我们必须收回两营军队，恢复它们的新加坡身分，确保它们忠于新加坡。当时的财政部长吴庆瑞在新加坡独立后，立即表示愿意出任国防部长。任务很艰巨，我们得从头做起，他却愿意挑起这副担子。当时他的全部军事知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来的。英军在1942年2月投降之前，他担任过新加坡义勇军的中士。我叫他着手进行。吴庆瑞跟以色列驻曼谷大使莫迪凯。基德伦接触，要求帮助。他是在几次到曼谷出席会议时结识基德伦的。8月9日分家几天后，基德伦从曼谷飞来新加坡，提出了一些有关协助进行军事训练的建议。吴庆瑞带他来见我。1962到1963年间，基德伦曾经几次见过我，要求我允许以色列政府在新加坡开设领事馆。他向我保证东姑已经同意了，我们不必等到马来西亚成立后才做决定。我告诉他，既然东姑同意了，领事馆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后设立不会有问题，但是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设立，肯定会使基层马来穆斯林情绪激动，以致发生争端，打乱我的合并计划。
他非常失望。不出所料，马来西亚成立后，东姑没允许以色列开设领事馆，事实上也无法允许。
我听了基德伦有关军事训练的建议，但是要吴庆瑞暂时按兵不动，因为我寄出了两封信，一封给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另一封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总统纳塞尔，要求他们提供紧急援助，协助我们建立武装部队。我要等他们的回信。
在给夏斯特里的信中，我要求他派一名军事顾问前来新加坡，协助我们建立五营军队。两天后他回信说：“真诚地祝愿新加坡人民幸福和繁荣。”对我的要求，他只字不提。纳塞尔总统回信承认新加坡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跟夏斯特里总理一样，对我要求他派遣一个海军顾问前来协助新加坡建立海岸防卫力量的事，也避而不谈。我原来也曾预料印度政府会小心翼翼，不想被人看成反对马来西亚。不管怎么说，印度是比较靠近我们的亚洲邻国。但是纳塞尔却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选择不理会我的要求，我很失望。也许他要同马来西亚的穆斯林领袖保持伊斯兰教的团结。
印度和埃及不肯给予协助，我于是叫吴庆瑞继续跟以色列人接洽，但是秘而不宣，保密越久越好，以免引起新马两地基层马来穆斯林的反感。1965年11月，亚克。
埃拉扎里上校率领了一小队以色列人前来。12月又来了六个人。他们肤色够黝黑，我们管他们叫“墨西哥人”，以便掩人耳目。
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我们必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捍卫国家的独立。东姑对分家改变主意我倒不怕，但是还有赛加化阿巴等其他影响力很大的马来领袖。赛加化阿巴极力反对分家，连巫统秘书长的职位也辞去了。他可能游说阿尔萨戈夫准将，告诉他作为爱国者，扭转分家的局面是他的职责。阿尔萨戈夫和他那驻扎在新加坡的步兵旅，大可不费吹灰之力便使我和所有其他部长沦为阶下囚。于是我们保持闭口不言的低姿态。吴庆瑞作为国防部长则狂热地工作，以便尽快建立一些防卫力量。
新加坡的军队和警察的种族成分，使我们还须冒另一种安全风险。独立了的新加坡不能延续英国人的老一套做法，把一个有四分之三人口是华人的城市的治安，交由马来族警察和军人去负责。英国人招募的主要是马来人，他们多数在马来亚出生，传统上到新加坡来人伍。马来人喜欢当军警，华人却避之惟恐不及，那是因为在中国的动乱和军阀时代，士兵到处抢劫，留下了历史包袱。问题是，新加坡政府已经不再是英国人或马来人的政府，而是马来人眼中的华人政府，军队和警察还会不会同样效忠呢？我们必须设法吸引多些华人和印度人加入警队和军队，以反映实际的人口比例。
分家后不久，应马来西亚政府的要求，我们派出了新加坡第二步兵营到沙巴执行“对抗”任务。尽管当时两国还未缔结正式的防务协定，我们要表示对马来西亚有善意，要跟它团结一致。这一来，整个淡马锡军营便成了空营。马来西亚建议派一团马来西亚步兵到淡马锡军营，我们同意了。我们的第二步兵营定在1966年2月完成在婆罗洲的任务，双方参谋部谈妥，到时马来西亚军队会撤走。但是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却要求别让新加坡的步兵营重返淡马锡军营，而应把新加坡一营步兵调到马来亚本土，以便让马来西亚步兵团继续留在淡马锡军营。作为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不同意。我们要两个新加坡营都留在新加坡。我们相信马来西亚之所以改变初衷，是因为他们想在新加坡驻留一营军队，以便控制我们。马来西亚人拒绝离开。于是回国的新加坡步兵营的先头部队必须搭起营帐，暂时驻扎在花拉公园。吴庆瑞急忙来找我，提醒我不能让我们的军队在营帐里呆太久，食堂和厕所设备太差，很容易引发暴乱或哗变。他说，他的处境就像一位英国将领统率一支以意大利兵占多数的军队。马来西亚有可能利用这个局面，临过阿尔萨戈夫准将发动政变。他劝我从欧思礼路的住家搬进总统府园地内的别墅，并安排辜加警卫在四周站岗，以防万一。
在一连辜加警卫的护卫下，我和家人就在总统府园地内的别墅住了几个星期。
不久之后，英国人腾出了在新加坡北部靠近三巴旺的卡迪军营。我们把它让给马来西亚，他们在1966年3月中旬答应把军队从淡马锡军营转到卡迪军营。马来西亚军队前后在卡迪军营驻留了18个月，到1967年11月才自动撤走。
马来西亚这种不讲道理的做法加强了我们建立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他们类似的恐吓。他们的行径，使我们益发痛下决心，咬紧牙关站稳脚跟，坚持到底，无畏的战士吴庆瑞在致国防理事会的文件中写道：“新加坡和邻国的人口相比，犹如小巫见大巫，让自己因此而六神无主将是愚不可及的。重要的不是人口的数目，而是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征兵五年之后，通过动员战备军人，我们可以派出一支15万人的部队。利用上了年纪的人和妇女负起非战斗任务的话，最终我们应能派出一支25万人的军队，由具备战斗力的18到35岁的人组成。人数虽然不多，他们却朝气蓬勃，受过良好的教育，准备保家卫国，他们的作战能力是不容低估的。”参照以色列人的做法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参照了以色列人的做法的，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最多的人。我们认为必须让新加坡国内外都知道，尽管我们人口不多，却能在短时间内动员一支人数众多的战斗部队。
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改变人民的心态，使他们接受人民的军队，并克服不喜欢当兵的传统观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话，每个华族家长都懂。
我们决定在所有中学成立全国学生军团和全国学生警察团，使家长让子女跟军队和警察认同。我们要他们把军警当做自己的保护者。过去军队和警察被看成英国殖民者压制人民的工具，引起人们的恐惧和反感。我们要把这种情形扭转过来。
军人的勇敢必须受到人民的敬重。正如吴庆瑞慨叹说：“在靠买卖为生的社会里，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不会自然而然形成。”我必须改变人们的态度，争取年轻人参加体育和各种体力活动，从而增强他们的体魄，同时使他们培养起敢于冒险的精神，并乐于参加各种艰苦刺激而且不无危险的活动。要达到这个旧的，光靠宣传是不够的。在劝说和发表扣人心弦的演讲之后，还需要有组织良好、人员干练以及方向明确的机构。负起进一步的工作。主要责任落在教育部。只有改变人们的想法和态度，新加坡才能像瑞士和以色列那样建立一支庞大的平民部队。我们准备以十年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
在庆祝新加坡独立一周年的典礼上，我们以仅有的一点兵力激励人民的士气。
公务员、国会议员和部长参加了速成军官训练课程，他们带头组织了人民卫国军，兵士都是通过民众联络所征召的，多数是受华文教育的平民。人民卫国军好几个排在1966年8月9日首届国庆庆典上接受检阅，勇敢地列队走过检阅台，虽威武不足，却热情有余。在认出穿着制服，给太阳晒黑了的部长和国会议员时，观礼台上的贵宾和街道两旁的群众都热情地喝彩。
代表各族的社区领袖高举旗帜和标语牌，在游行队伍中行进。参加游行的还有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和英国商界领袖。在政腑大厦前，他们在总统面前正步走过，人们向他们热烈欢呼。还有来自工会、人民行动党和法定机构的游行队伍，警察和消防队也参加了制服队伍的行列。对新加坡的军事能力，马来西亚人也许觉得没什么好害怕的，但是我们建立自卫部队来保卫新生国家的决心和精神。却使他们不得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庆瑞的计划是在1966到1969年之间，建立一支由12个营组成的正规军。我不同意这个计划，建议建立一支规模较小的正规军，加上动员平民的能力。平民应该接受训练，成为后备力量。吴庆瑞提出不同的意见说。在大规模训练平民之前，必须先训练他所建议的12营军队里的好些正规军官和士官。
我不想把钱花费在规模庞大的正规军的经常开支上，认为最好把钱用来建立组织和训练国民服役兵团所需的基础设施。实行国民服役在政治上有好处，对社会也有好处。吴庆瑞采取专业军人的立场，认为必须在今后三年内建立一支正规战斗部队，应付眼下来自马来西亚的威胁。我认为只要有英军和共和联邦军队驻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人不大可能攻击我们。纵使没签订防卫条约，英国和共和联邦驻军也能起威慑作用。我要我们的整个国防计划对准一个目标，尽可能动员最多的人民，并趁人民因为最近的经历而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时，激励他们执干戈以卫社稷。
吴庆瑞在1966年11月提出的修正计划，主张动员大部分的人民，正规军则保持为12营。我有意思让新加坡的妇女也像以色列妇女那样参与国民服役，因为那将能加强人民保卫自？国土的意识。但是吴庆瑞不希望他的新部门负起这个额外责任。
由于国防理事会中的其他部长也不热心征召妇女，我没有坚持己见。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力量就是让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体人民。除了采不管家庭和种族背景，平等对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聚？一个团结的群体之外，我们也必须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装部最高层一些最优秀的人员。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保新加坡武装部队永远服从政治领导层，武装部队的一切重要职能，如人和财务，都归国防部的平民官员掌管。国防理事会赞同这些则。
1967年2月，我提出修正法案，修正英国人于1952年通过的国民服役法令，被征召入伍者服完兵役后，成为后备军人。请求释放了两名在新加坡携带定时炸弹而原判死刑的印尼人。不过，他们还没有机会夺走人命就被逮捕了，不像两名突击队队员那样，杀害了三个平民。我们是一个弱小国家，如果就这样屈服，不单是新加坡本国的法治，甚至是我们同邻国相处所遵守的法则，都将被丢到一旁，新加坡往后将不断面对外来的压力，永无宁日。当时英军仍然驻守在新加坡（虽然他们宣布将在1971年撤走），我们如果尚且害怕执法，那么，我们的邻国，不论是印尼或马来西亚，在1971年之后，就会肆无忌惮地骑到我们头上来。于是，我们决定拒绝请求，依法处置。两名突击队队员最终在1968年10月17日被处决。当时我在日本进行官方访问，二三十个印尼人聚集在靠近迎宾馆的地方，当我乘坐的轿车经过时，他们高举标语牌和横幅，向我表示抗议。
与此同时，大批印尼群众闯人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馆，疯狂破坏一番，还砸坏新加坡总统的肖像，幸好没像当年对待英国人那样烧掉大使馆。我们的大使PS拉曼曾经在新加坡广播电视台任台长，是个勇敢的人。他虽然是泰米尔婆罗门人，但是信仰基督教。他和他的同事就如同1963年英国大使吉尔克里斯特面对印尼人硬闯英国大使馆时一样，镇静沉着地对抗暴徒。不过，新加坡大使馆的职员可没有一位风笛手在场，以示镇定沉着。
第二天，印尼武装部队宣布在廖内群岛附近靠近新加坡的印尼领海举行演习。
印尼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甚至表示要亲自率领特种部队攻入新加坡。约千名示威学生向东爪哇部队司令请愿要求对付新加坡。据印尼报章报道，印尼军方相信新加坡是受共产中国施压，才处死两人的。印尼政府在一星期后宣布减少同新加坡通商，向出口物品施加限制。我们的情报人员评断，尽管印尼未必会公开挑衅，但却可能会进行颠覆活动。结果风平浪静。
然而更严重的危机接踵而来。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降行大选数天后，吉隆坡发生了血腥的种族暴乱。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都紧张起来，人人都担心这场种族冲突会蔓延到新加坡。结果大家的担忧变成了事实。逃到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华人，追述他们的亲戚在那里遭受的种种暴行。有关马来人的野蛮行旧和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处理当时情况明显偏袒的话一传开，不但使新加坡人提高警惕，也使他们感到愤怒。
在新加坡，占多数的华人趁机为他们在吉隆坡的华族同胞报仇。5月19日，二三十名华族青少年，在苏丹门靠近苏丹伊斯兰教堂的马来人活动地区，攻击几个马来人。第二天，我从美国返回新加坡，获知在离莱佛士书院不远的地方，一名马来人被一群暴徒枪杀。这场冲突断断续续地延续了几个星期。
6月1日，我到马来人聚居地区芽笼士乃访问。那里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冲突。
国防部长林金山陪同我前往，我们乘坐的那辆越野军车由一名马来警员驾驶，坐在司机身旁的是那个地区的警监。车子经过被部署在那里的新加坡陆军的马来士兵面前时，我和金山立时觉察他们个个一脸怒容，非常不友善。即使是那位我认识了好几年的马来警监，也露出愠怒的神色。我强烈地感觉不对劲。我感受到马来人的恐慌，情况跟1964年的种族冲突截然不同。当年，警察部队和军队中马来人占多数，由吉隆坡的马来领袖控制，这些领袖特别照顾马来同胞，对华族则格外苛刻。这次轮到新加坡的马来人担心害怕。因为尽管警察部队中还是马来人居多，可是组成政府的新加坡华族领袖，可能会指示警察和军人对付马来人。我决心要向全体人民，尤其是现在占了多数的华族清楚表明政府的立场：不分种族或宗教，政府将公正地执行法纪。
随着警察采取强硬的行动，684名华人和349名马来人被逮捕，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无法起诉所有的人，结果只有36人被控上法庭，华人和马来人各占一半。其中最严重的是指控一名华人企图谋杀，最终他被判罪名成立，必须坐牢十年。
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一名华人和三名马来人遇害身亡，11名华人和49名马来人受伤。
新加坡的种族关系两极化到这个程度，真叫我们吃惊。即使是在警队和军队中服务多年的马来人，也变得对种族课题非常敏感，在马来西亚发生种族暴乱时，他们轻易受到种族情绪的牵动。
我要确保警队和军队的实力不会被种族情绪牵引力削弱。我也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在芽笼士乃部署那么多马来军人，其实部署一支种族成分比较多元化的部队，会让那一带占少数的华族更安心。为此，我决定必须重新检讨加入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新兵的种族比例。
负责这项工作的林金山发现，尽管经历了1966年的珊顿道军训站事件，新加坡武装部队招募的马来人仍然过多。当时的国防部常任秘书波卡斯是我们最信任的官员之一，他曾经担任政治部主任，认为不能信任受华文教育者，因为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接受华文教育。在招募军士和准尉加入武装部队，以训练我们的国民服役人员时，由于坚信受华文教育者容易变成华族沙文主义分子，同时比较倾向于支持共产主义，他宁可选用马来人。我们有必要纠正这样的偏见。这是个非常敏感的任务，由波卡斯领导的小组负责进行。一名年轻中校杨孟荣在之后的几年里推行了一项计划，通过招募更多非马来人，减少马来人在军队中的比例。
我邀请了五国联防的共和联邦国防部长（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席新加坡开埠150周年的纪念活动。1969年8月9日，敦拉扎克代表马来西亚出席新加坡的国庆检阅典礼，林金山安排一连AMX －13型坦克和V200型装甲车参加检阅。柔佛州的马来西亚人当晚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其他地方的人则于第二天在马来西亚报刊上看到照片。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马来西亚当时还没有坦克。同一天晚上，在我招待各国国防部长的宴会上，敦拉扎克告诉吴庆瑞，马来西亚有许多人对新加坡的装甲部队感到担忧，他自己却不会。他说，柔佛州有人担心新加坡准备人侵，他建议林金山以国防部长的身分前往吉隆坡，使人们相信新加坡对马来西亚并无敌意。吴庆瑞在写给国防理事会的文件结尾说：“在整个可悲的事件（吉隆坡的种族暴乱）中，惟一令人高兴的是，新加坡的装甲部队对马来人的政治基地起了有所裨益的作用。”
幸好我们做了购买坦克和装甲车的决定。五一三种族暴乱使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向两极分化。我担心的是，敦拉扎克已经掌权，马来过激分子势力抬头，东姑可能不得不靠边站，过激派领袖可能决定出兵南下，用武力把新加坡重新纳人联邦。
杨邦孝（他是我在剑桥认识的朋友，当时住在吉隆坡，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大法官）访问新加坡的时候，我问他马来西亚的公众对新加坡武装部队有什么看法。他说，1966年，人们把它当笑料，如今看法改变了。在吉隆坡，人们在鸡尾酒会上传说，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事训练学院培训出出色的士兵，这点获得了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官员的证实。
到了1971年，我们已经建立17个国民服役营（16000人）和114个后备营（1000人），部队单位有步兵队、突击队、装备迫击炮的炮兵队、坦克营、装甲运兵车营、野战工兵营、通信营、野战保养营、野战医院和野战供应营各一个，以及一个辎重运输连。我们设立训练学校给新兵提供基本军训，并且培训见习军官、炮兵、工兵、未爆炸弹处理人员和海军。空军有猎人型战斗机、打击能手型航空教练机、百灵鸟型直升机和运输机各一个中队。
在70年代建立起可靠的防卫力量之前，新加坡的防务不得不依靠驻扎在这里的英军。我们原本希望他们会继续驻留五到十年，在我们建军期间作为我们的后盾，但是英国人却于1968年1月宣布将会撤出新加坡。这个决定迫使我们必须在1971年他们离开之前，建立一支战斗机中队和一支规模虽小，却足以抵挡渗透者的海岸卫队。这虽然不是个庞大的计划，却已耗去了我们相当部分的资源。当时新加坡经济尚未发展，受过训练的人员也有限。1968年8月，也就是英国宣布撤军的七个月后，我们派遣首批六名机师到英国受训。到1970年9月，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一支共有16架霍克猎人型战斗机的中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