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东姑在分家后的第一次接触叫我百感交集。他依然认为我应该听命于他。不过，令我放心的是，看来他仍大权在握。我知道他希望能平静地过日子，不喜欢看到关系长期紧张或危机长期存在。
马来西亚领袖照旧以60年代初期我们寻求同马来西亚合并时的那种态度对待我们。他们觉得我们碍手碍脚，因而把我们挤出他们的国会和政坛。现在虽然新加坡已经独立了，并享有了自主权，东姑却依然深信，他在新加坡的一营兵力，加之能随时切断我们的水供，关闭长堤，停止所有贸易和交通，便足以迫使我们就范。如果他能纯粹以过去那种贵族魅力要我们服从，那恐怕会更理想。
1966年，我从4月起离开新加坡两个月。在这期间，东姑。敦拉扎克、加查利群起攻击当时的副总理杜进才和我，因为我们看似准备在马来西亚之前同印尼重建邦交。东姑恫言要采取报复行动。当时担任代总理的杜进才已对印尼决定承认新加坡表示欢迎。马来西亚政府却对此十分不高兴，还发出声明：“新加坡决定欢迎印尼承认它，清楚显示新加坡将会跟印尼有某种联系或交往，因此将会有印尼人到新加坡去。显然地，这么一来，我们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因为印尼一再重申要加紧同马来西亚对抗。因此，马来西亚不得不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它的利益和安全。”
紧接着在4月18日，马来西亚内政部长伊斯迈医生宣布限制持新加坡身分证的人通过长堤入境，新措施立即生效。
从英国和东欧访问回来，我同东姑见面。他埋怨我到这些共产党国家访问，认为一旦这些国家在新加坡开设大使馆，就会对冯来西亚构成威胁。他质问我怎么可以表示要跟中国和印尼成为好朋友。我的答复是，尽管我的处事方式跟他不大一样，却也队不打算让共产党人给吃掉。我忆述曾经有一艘中国轮船要在新加坡码头靠岸时，我们怎么因为船长拒绝签字保证不分发文化大革命的宣传资料而坚决不让船员上岸。北京电台就此抨击我们的移民厅。我解释说，除了罗马尼亚，东欧国家走的是跟中国作对的苏联路线。当时英国军队仍在新加坡驻扎，这是不结盟国家所无法容忍的，所以东欧国家对新加坡采取中立或支持的态度，可防止我们被孤立。
巫统领袖也继续利用在两国发行的爪威文报纸《马来前锋报》煽动马来人的情绪，反对新加坡的“华人”政府。《马来前锋报》报道，新加坡的一名巫统领袖、联邦上议院的两名新加坡前议员之一阿末。哈芝。塔夫，要求我们成立的宪法委员会把马来人的特权列人新加坡的宪法。这些在马来西亚宪法里的特权从来不适用于新加坡。
我们的新闻处把《马来前锋报》具煽动性和种族主义的言论翻译成英文、华文和泰米尔文，通过电台、电视和报章广泛报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非马来人对巫统领袖的印象因而大打折扣。伊斯迈和加查利提出投诉。伊斯迈说，这是在阴谋破坏马来西亚，除非把政治分开，否则两国之间不可能建立经济合作关系。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不应该于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加查利更进一步说，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关系特殊。对于新加坡跟苏联以及其他共产国家签订贸易协议却没通知他们，他感到失望（马来西亚没有跟任何共产党国家签署这类协议）。他认为，这些事项都应在经济合作和防务协议的范围内，而根据这一协议，任何一方都不应缔结任何危及对方防务的条约或协定。我指出，礼尚往来，他不能指望我们这么做而自己却不这么做。
加查利也要我们等到他们跟印尼重修旧好后才跟印尼恢复物物交换的贸易。他以国家安全为由，坚持要我们只让超过200吨的大船进人我们的主要港口，所有较小的船只，尤其是帆船都一概不许入港。可是，我们的政治部现在改名为内部安全局，却通报说，马来西亚本身公开在马来半岛西岸进行物物交换贸易，来自苏门答腊的小帆船可以驶入柔佛和马六甲的港口。于是，吴庆瑞要求召开联合防务理事会会议讨论这件事。这个理事会是在新加坡独立后设立的。他们定了一个开会日期，但后来吴庆瑞惊觉会议已经取消，因为马来西亚声称我们已接受他们的建议。我们决定按照计划行事，指定新加坡一个最南端的岛屿――安乐岛，作为我们跟印尼商人进行物物交换贸易的中心。这些印尼商人从远至苏拉威西岛（西里伯斯岛）乘着帆船到这个岛屿来做生意。敦拉扎克强烈反对。他们单方面做出决定并提出过分要求的行为迫使我们退出联合防务理事会。不计其数的一队队小船，有些船尾装着马达，其他的都是帆船，运来天然橡胶、椰干、木炭及其他货品。在离开时，它们都满载了半导体收音机、衬衫、长裤、拖鞋、鞋子、短上衣和帽子。有些还买了一箱箱的面包回去。对抗正式于1966年6月结束后，我们在8月取消所有关于物物交换贸易的限制。印尼的小船再次在新加坡历史最久的港口之―――直落亚逸盆地出现。
两国各自发行货币新马分家后，我们面对持续不断的压力。我们跟马来西亚的关系可以说没有一刻是平静的。尽管已做出最大的努力，双方始终无法就保留共同货币达成协议。1966年8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从1967年6月起，两国将发行自己的货币。文莱也会这么做。文莱原本也因为英国统治遗留下来的做法而同新马使用共同货币。由于不能确定分开发行货币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代表英国公司的新加坡国际商会、马来西亚银行协会理事会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都向两国政府请愿，希望两个政府能再次协商讨论是否能继续使用相同的货币。
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表示，分开发行货币不代表世界末日的到来。他辩称，为照顾新加坡而做出的让步，已严重损害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主权，最终也将损害了马来西亚政府的主权。他说，新加坡担心马来西亚可能不会兑现承诺，即把中央银行的账本上所显示的所有新加坡资产和负债转移给新加坡，但这纯粹是两国分开发行货币的一个技术性因素，并不是根本的原因。他的意思是，我们对他们的廉正缺乏信任。事实的确是如此。我们不能单靠一份信任来保护新加坡的储备金。
我们决定不要推行中央银行制，而是继续保留货币局，发行的每1元都有百分之百的外汇储备金做后盾。财政部长林金山表示对新加坡货币的实力和稳定有十足的信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少不了最严谨的经济和社会纪律。后来，林金山在国会中解释：“对一位喜欢在财政预算出现赤字时玩弄数字的财长来说，有个中央银行就等于是开了道方便之门。我想，我们没理由让新加坡的财政部长面对这样的诱惑。”陈修信回应说：“如果中央银行制度真的那么差劲，那很显然地，西方世界的每一个工业国和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犯了相同的错误……世界上每个独立的国家都设有或正在设立中央银行。”过后，陈修信在国会又说，和过去不同，现在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是财长在制定货币和财政政策时的有力武器，让货币分开发行才是最理想的做法。
两位财长都宣布，把货币定在1元对2先令4便士，或是0.24299克黄金。他们也达成协议，两种货币可“交互使用”：视彼此的货币为习惯货币，同时将货币汇回，以便转换成相同数目的可兑换货币。从1967年起，两国货币就能交替使用，这种货币互换的情况直到1973年5月应马来西亚的要求才停止。1975年1月，马币林吉特稍跌。到了1980年，林吉特兑新元锐减了5分，到1997年，林吉特的价值还不到0.50新元。马来西亚历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所推行的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比新加坡松散。新加坡的每一个财政部长都坚持一大基本原则：除了经济衰退时期，支出都不超过收人。
自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后，由巫统控制的联邦政府通过改变教育政策，竭力促使马来文成为推一的国家和官方语文。非马来人对这些政策改变的不满越来越高涨。巫统领袖充满种族意味的叫嚣更无助于平息群众的愤怒情绪。1968年，马来西亚政府发表的一份白皮书说，共产党人在华文独立中学里搞颠覆活动，更是闹得人心惶惶，担心独中迟早面对关闭的命运。在1969年四五月马来西亚大选竞选期间，联盟领袖对新加坡领袖做出无稽的指责，妄说新加坡领袖干预他们的政治。也是马来西亚财政部长的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说，他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前身是马来西亚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民行党），若不是拿新加坡政府的钱，就是拿人民行动党的钱。我们的外交部长拉贾拉南向马来西亚最高专员表达了新加坡对此事的关注，最高专员也同意这些言论产生了反效果。然而两天后，他阳来报告说，东姑支持陈修信发表的谈话，声称他们掌握的证据显示所做出的指责属实。东姑自己过后还在一个竞选群众大会上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领袖企图争夺马来西亚政府的政权，“由于深知不可能赢得华人的选票，所以行动党别无选择，惟有分裂马来人。因此，他们利用泛马伊斯兰教党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他表示提供资金给伊斯兰教党的那个人已被禁止再进人马来西亚，却拒绝透露此人的身分。
他们做出这些毫无根据的指责时，我人在伦敦，当下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国防部长林金山：“对于东姑和陈修信的荒唐指责，说我们介入了他们的选举，我有点给搞糊涂了。我也在想，这些言论什么时候会引发种族冲突和游击战争。我们最好尽快建立军队。我敢肯定，麻烦会蔓延到新加坡来。一旦数以千计的人准备就绪在吉隆坡公开示威抗议，加人送葬行列当街游行，那未来就真的不堪设想了。”几天前，一名华族青年跟一组人在涂写反政府选举标语时，被警察开枪打死。我指的就是这个青年的葬礼。
5月10日是马来西亚选举投票日，巫统输掉原有59个议席中的8个席位。民行党赢得包括吉隆坡在内的14个城市选区议席，在其中13个选区击败巫统盟党马华公会。民行党和民政党（另一个非种族主义政党）在吉隆坡举行胜利游行――这两个政党赢得了雪兰茨州议会的半数席位。巫统马来极端分子马上做出回应，雪兰茨州务大臣哈仑组织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游行。紧接着，5月13日，种族暴乱发生了。吉隆坡的伤亡情况跟1964年新加坡的种族暴乱情况如出一辙（新加坡在1964年时还受吉隆坡管制）。吉隆坡和新加坡在当时都是以华人为主的城市，马来人只占少数。
但是，让只占少数的马来人杀死的华人，远比在报复行动中被杀死的马来人来得多。
吉隆坡的官方数字显示，被杀的有143个华人、25个马来人、13个印度人和15个他族人，另有439人受了伤。如果警察和军方公正不阿，结果不可能是这样的。一名亲眼目睹暴乱的外国通讯社记者估计有800人被杀。
东姑大权旁落第二天，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宣布紧急状态，中止国会。政府成立了一个以敦拉扎克为主席的国家行动理事会，根据政令来管理以恢复治安。东姑已大权旁落。理事会成立，标志着东站时代的结束。这些暴乱改变了马来西亚社会的本质。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成了一个公开由马来族支配的社会。
吉隆坡的暴乱在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社群中引起广泛的不安，两个族群都担心邻国的种族纷争终会无可避兔地蔓延到新加坡。逃到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华人追述他们的亲戚是怎么地在马来西亚遭受残暴的对待。有关马来西亚马来人的凶残行为，以及当地武装部队在处理问题时明显偏袒的消息传开来后，人们惊愤交加。我当时身在美国，要向耶鲁大学学生演讲，在那里看到有关暴乱的报道。吉隆坡暴乱发生的那几天里，新加坡也发生了华人攻击马来人的事件。警方展开强有力的压制行动，军队也出动了，检举了几个被捕的闹事者，及时制止了这种向无辜马来同胞采取报复行动的毫无理性的行为。那些被检举的人都被控上法庭并判刑。
暴乱发生的4个月后，我到驻新加坡的马来西亚最高专员0官邸拜访东姑。他看起来很沮丧，那段惨痛经历所造成的影响流露无遗。马哈蒂尔医生（当时是巫统最高理事会成员，后来成为首相）通过一封广为流传的公开信，攻击他把国家出卖给华人。我感觉到，他希望新加坡态度友善，希望我们能影响马来西亚的华人，使他们别对巫统领袖怀有敌意。我写了张便条给我的同僚：“我担心的，不是我们支持东姑会使我们失去国内非马来族群的支持，而是这样做的话，反倒可能会使东姑失去马来人的支持，迫使他必须提早退休。”
一个星期后，林金山在吉隆坡跟敦拉扎克会面，他回来汇报说这次“再也看不到以往那种老大哥的姿态。如果巧妙地提出意见，不让对方觉得我们是占了上风，他们是会接受的……我们尽可能再多支持他们一阵子，这是值得的”。我们担心的是，东姑和他的所有温和派成员会被真正的极端分子取代。马来西亚的国际声望猛降，敦拉扎克采取守势。然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却改善了，这真是一大讽刺。
他需要我们协助马来西亚华人消除疑虑，安抚情绪。我们在新马仍属一家时所发挥的影响力，至今依然存在。分家后，由同一组编辑人员出版一份报章，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发行的做法，依然持续。但在1969年5月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之后，《马来前锋报》更加亲马来人，对新加坡政府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把我们帮助国内马来人的各种努力贬得一文不值。为了制止《马来前锋报》继续在新加坡煽动种族情绪，我们于是修改条例，规定所有报纸必须在新加坡出版、在新加坡设立编辑部，才有资格申请在本地印刷和销售的准证。《马来前锋报》关闭了它在新加坡的办事处，也停止在本地发行。不久后，所有在本国出版的报纸，都不能在对方境内销售。这个条例沿用至今。两国政府都认识到，双方的种族、语言和文化政策，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新加坡被当做正统的做法，对马来西亚来说却具煽动性，反之亦然。
到了197年8月31日――马来西亚的国庆日，东姑大势已去，他宣布准备让出首相的位子。我替他感到难过。他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下台。15年来，他先担任首席部长，然后担任首相，期间付出很大的心血，把马来西亚各种族人民团结起来，并领导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上取得进展。他应更光荣地退休＊年的种族暴乱事件，粉碎了他竭力争取快乐的马来西亚的梦想。我本身对他有好感。他是位绅士，一位有自己的道义标准的旧时代绅士。他从来不会让挚友失望。尽管他没把我当做挚友，每当他来新加坡观看赛马，或是我到他养老的摈城去，我总会抽空探望他。最后一次见他，是1989年在摈城，他去世的前一年。当时，他看起来已经很虚弱，可是在我离开的时候，他还亲自送到前门廊，送别时吃力地撑起身子，让媒体为我们拍照。
1970年9月，敦拉扎克继任首相，他跟东姑是截然不同的领袖。他没有东姑的和蔼可亲与威严气度，也比较优柔寡断。1940年到1942年，我跟敦拉扎克同在莱佛士学院就读。他是彭亨州一位酋长的儿子。在他们的阶级社会里，他深受马来学生的尊敬。敦拉扎克身材中等，白皙的圆脸，平服的头发，看起来寡言、严肃。他头脑灵活，勤奋，也是一名曲棍球好手，在人前总觉得不自在，除非是熟人。未分家之前，由于我们争取的是同一批选票，他对我始终感到怀疑和不自在，大概觉得我会对马来人的支配权和最高政治地位构成威胁。他比较喜欢跟吴庆瑞打交道，觉得自在些，因为他不把吴庆瑞当成竞争选票的对手。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之后，墩拉扎克对我的态度有了改善，我不再是他在选票上的竞争对手。
敦拉扎克和其他巫统的马来领导人摒弃了东姑对待华族商人的方式，认为他的做法已经过时。尝过了掌握全权的滋味，包括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他们现在毫不掩饰他们的经济政策，在每个领域都是偏祖土著（他们视为“土地之子”的马来原住民）的。他们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以“根除贫困”，使“财富拥有权更平均”。
目标是在1990年，根据条规和行政，让马来人拥有所有私人资产的30％，华族和印度族人口40％，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则减到30％。敦拉扎克也宣布一套“国家思想”：所有人民不论种族应信奉神明，效忠最高元首和国家，维护宪法和法治，提倡道德修养，容忍和互相敬重，从而共同迈向一个公正进步的社会。1970年8月，种族暴乱发生一年多后，他们取消所有尚未解除的宵禁，允许恢复政治活动。然而他们也扩大煽动叛乱的定义，包括反抗国家思想和马来人的支配。敦拉扎克全神贯注地要把经历暴乱创伤的国家纳人正轨，并设法使他的新经济政策充实完善。所以，我们过了几个风平浪静的年头。然而我们仍时不时在大小事务上遇到问题。1971年，因为不想年轻人学嬉皮士的榜样，新加坡推行反对留长发运动。凡是蓄长发的男性，在政府部门柜台和所有入境处（机场、港口和新柔长堤），我们都会轮后服务。三名青年在乌节路停车场被当做私会党嫌疑犯而遭逮捕，接受警方盘问，其中两个是马来人，一个是华人。他们被扣留了16小时，由警方理发师把他们的一头长发剪短，然后释放。巧的是，他们都是马来西亚人。《马来前锋报》用显著版位报道了这次事件，引起了小轰动。政府为这事件公开道歉。与此同时，在有关我们的海港以及两国的联合货币局和航空公司分资产的课题上，两国的纠纷开始酝酿。
分家后不久，有报道说陈修信威胁要让船只绕过新加坡，着重发展马来西亚的瑞天咸港（后来改称巴生港口）和按城。当时，马来西亚有40％的贸易通过新加坡转口，他形容这种做法“是过去殖民统治时代的陈迹”。之后，马来西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少通过新加坡进出口的货物。1972年8月柔佛州马来商会呼吁他们的政府，在新山附近的巴西古当港口一旦启用后，便取消前来新加坡的火车服务。同年10月马来西亚宣布，从T3年开始，所有从马来西亚境内运到国内另一个地点的货物必须在本国港口托运，到货时才能免抽进口税。换句话说，货物通过新加坡转运的话，就必须缴进口税。他们也禁止木材出口到新加坡，使新加坡的三合板厂和锯木厂受到严重的打击。中断了一些时日后，我们总算在印尼找到木材供应。
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瑞生是我手下最有耐心，也最讲理的部长。他写道：“马来西亚对经济合作的态度是既妒忌又瞧不起。他们相信，新加坡没有马来西亚就生存不了，新加坡的繁荣完全要依靠他们。尽管如此，他们却感到十分懊恼，因为新加坡虽然幅员小又脆弱，进步程度却出乎他们意料。”
成立委员会60年代末，新加坡发现马来西亚成立了一个“S ”（指新加坡）委员会，就一切同新加坡引起纠纷的问题协调处理马来西亚的相关政策。主席是马来西亚公共服务首长，其他成员有国防部、外交部和内政部的秘书长。我们也获知，他们不时起用前行动党亲共被拘留人士如兀哈尔和詹姆斯。普都遮里，以帮助他们了解新加坡的政策背后的想法。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S ”委员会带有邪恶色彩。他们的动机何在其实不难揣测，在有办法左右的经济领域里，他们总要设法遏制我们的经济成长。后来，到了胡先翁首相掌权时，新马关系缓和些，我建议成立一个政府之间的委员会负责解决双边课题。1980年5月13日，他的外交部长利道丁在斯里淡马锡官邸跟我会面时说，他们早已有个“S ”委员会来研究跟新加坡有关的问题。1986年10月，‘它“委陨会再扩大范围，同时研究跟印尼、泰国和文莱的双边关系，并改名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之后，马来西亚公开地跟我们的官员谈论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它在处理双边关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停止了’它”
委员会阴谋诡计式的做法。
惟一对新加坡没有偏见的马来西亚部长是副首相伊斯迈。1971年4月，他以考察新加坡的建屋计划为借口，访问了新加坡。我们谈得很融洽。他要求彼此进一步合作。他告诉报界，意见分歧不应妨碍两国进一步合作。在他的促请下，新加坡的国营贸易机构国际贸易公司于1971年签署协议，要跟马来西亚的国营贸易机构国家企业机构合作，进行第三国贸易。结果却没什么建树。他处境孤立。在其他巫统领袖当中占不了上风。
19722年3月，我在韩瑞生的陪同下，在分家后第一次访问马来西亚，以显示双边关系改善。双方讨论并解决了处理货币局的剩余基金和剩余资产的问题。我们以公事公办的方式进行谈判。惟一的问题是，敦拉扎克会不时改变主意，已经谈妥的事得从头再来。
敦拉扎克在1973年回访新加坡。他表示不想再让双方的货币可以交替使用。我同意他的决定。1973年5月，马新证券交易所也分家，由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吉隆坡证券交易所取代。双方各自保持当时的挂牌公司。敦拉扎克对两国关系的现状感到满意。在公开场合，两国关系不是那么密切，所以不会使他难以面对马来基层；
又不是有诸多恩怨，所以也不会使他的华人基层不高兴。敦拉扎克说，他预见泰国和中南半岛局势动荡，会给新马两国带来麻烦，因此双方不应再制造问题，使局面难上加难。我同意他的看法。他担心在下届大选中可能得不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基层支持，也担心马华公会得不到民众的支持，问我能不能协助。我无言以对。原产品全面涨价，使他信心增强，也减少了他对新加坡表现比他们好而产生的妒忌心。
敦拉扎克邀我回访。双方关系还不错，而且一直保持了3年。双方静静合作，没什么严重歧见。后来我接到消息说，敦拉扎克患上白血病，多次飞往伦敦接受治疗。从报章上的照片和电视上看到他一个月比一个月消瘦。他在1976年1月去世，我到他在吉隆坡的住家，向他致最后的敬意。
继承敦拉扎克的是副首相胡先翁。1968年胡先翁当执业律师期间，敦拉扎克拉他进人政界。两人是襟兄弟。
胡先翁的长相有别于典型的马来人。他的祖母是土耳其人。他嗓音雄厚，以马来人的标准来说，皮肤异常地白皙。他戴眼镜，头发卷曲，身材比敦拉扎克更高大健硕。他处事认真，在正式会议上，总会把汇报资料放在面前，重要段落都以颜色笔整齐地画上了底线。他认为不能单靠记忆，总会细读汇报资料。跟我交涉时，他表现得坦诚和直率，能迅速地进人重点，这和敦拉扎克不同。我对他有好感。他跟我和敦拉扎克的年龄相同。他的父亲拿督翁加化曾担任柔佛州务大臣，是巫统的首位领袖；巫统是在1945年英国重回马来亚及宣扬马来亚联盟概念后不久成立的。
胡先翁着手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掀开新的一页。敦拉扎克葬礼举行后几个星期，他访问了新加坡，表示要跟我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以便能讨论与解决双边问题。
我们单独进行会谈。我告诉他，我担心马来族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渗透马来西亚的大众传播媒体、激进的马来学生会和工会领导层。我们坦率而毫不拘束地谈论了马来族共产党人怎么渗人马来西亚媒体，沙末。伊斯迈及其集团的活动就是一例。此人早在50年代已是新加坡的马共党员。在敦拉扎克掌权时期，沙末加人了巫统，成了《新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的重要人物，拉拢了一批支持者。胡先翁同意这是个危险，不过认为贸然逮捕马来族共产党人和激进学生，必然会引起马来基层的不满。后来在1976年6月，内部安全局逮捕了沙末在新加坡的一个追随者胡先。查希丁，他是新加坡《每日新闻》的总编辑。查希丁供认沙末和在吉隆坡的其他数名马来新闻工作者是亲共分子。马来西亚政治部逮捕了沙末和他在吉隆坡培植的集团。
尽管会失去一些人的支持湖先翁却有勇气采取行动，对付一伙亲共的马来知识分子。
胡先翁对新加坡有不少美好的回忆。1933年到1934年他在值落古楼英校上学，这期间我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初上台时，他显得信心不足，看到我尊重他，稍感宽心。他为人诚挚，心地善良。同年，也就是1976年12月，我接受他的邀请，到马来西亚访问。胡先翁向我讲解了马来西亚的内部安全问题和泰马边境问题。我们也讨论了经济合作计划。
两国的关系起初不错，遗憾的是，他不久后就受到柔佛州巫统领袖反新加坡情绪的影响。尤其是柔佛州务大臣奥斯曼。萨阿特，这个人是胡先翁所属的州巫统的最重要领袖，他发自内心地讨厌新加坡，并把这种情绪加在胡先翁身上。胡先翁向我转达了奥斯曼的抱怨：我们以更高的薪酬吸引州内工人到新加坡工作，导致当地工厂员工短缺；在长堤新加坡这边的兀兰新镇跟新山竟争，影响了他们的生意。
（到了90年代，当马来西亚的货币跌至二林吉特兑1新元，新加坡人拥到他们那里去购物时，他们又投诉我们导致物价飙升，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
胡先翁提到的州务大臣的指责中，最离谱的莫过于怪罪新加坡的养猪场排出废物，污染了新柔海峡。新加坡在北部海岸的填土计划则使他们郑盾港地区南部海岸的马来乡村泛滥。我小心翼翼地解释，在新加坡北部海岸进行填土，从水文学角度来看，根本不可能导致柔佛泛滥。污染海峡的猪的排泄物也不可能源自新加坡，因为所有的废物，都被导人我们的河流，我们又已在河口筑起堤坝形成蓄水池，具有严格的防污染措施，确保水适合饮用。胡先翁接受了我的解释。
在经济合作方面，我说，新加坡正在放弃简单的制造业，发展使用更多机器生产增值更高的产品的工业，也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如修理飞机、工作电脑化等等。
我们会乐于让一些在新加坡劳工短缺的工厂搬到柔佛州。我们也无意阻挠巴西古当港口的发展。
尽管我和胡先翁的关系融洽，他们依然采取一系列他们认为能拖慢新加坡经济增长的行动。首先是柔佛州政府禁止输出沙和草皮到新加坡，后来马来西亚政府也规定从1977年开始，柔佛州运到东马的所有出口货必须通过巴西古当，不能通过新加坡的港口。他们接着宣布从1980年开始，马来西亚港口之间的国内货物运输必须由本国船只运载。尽管这些政策增加了马来西亚消费者的成本，他们仍一意孤行。
柔佛州领袖让胡先翁相信，新加坡有意伤害柔佛州，阻碍柔佛州的经济发展。他们甚至说服胡先翁在1979年1月告诉报界，为了把巴西古当发展成为港口，他正在考虑让火车只开到柔佛州，不到新加坡来。
大选后1976年12月新加坡大选后发生的一件事，加深了两地的夙怨。内部安全局官员发现，人民阵线秘书长、反对党候选人梁文0贵拿了马来西亚政治部的钱，在同一个月的选举中诽谤我。我们要他在电视上公开承认这一点。他的刑事诽谤罪名成立，被判入狱18个月。梁文贵告诉内部安全局官员，担任过文化、青年及体0育部长的巫统领袖西努，亲自要他设法破坏我的名声。
尽管胡先翁受到柔佛州的巫统领袖影响，要他对新加坡抱着怀疑态度，我觉得他还是公道的。他要公平对待自己的国家和跟他打交道的人。他的头脑不如敦拉扎克敏锐，做事却谨慎细致，决定了的事不会三心两意。他对自己的言论也很谨慎。
1981年，胡先翁飞到伦敦检查身体，医生诊断他的心脏有问题，不久他就辞去公职恢复当律师，1990年去世。
我尊重他为人正直。身在以金钱政治为基础的巫统机器的顶层，他却刚直不阿，试图肃清贪污，特别是各个州府。1975年11月，他批准起诉雪兰茨州务大臣哈仑。
哈仑罪名成立，判处4年监禁。可是由于遭到其他巫统州领袖的抗拒，胡先翁的肃清行动没法进一步推展。
马哈蒂尔痛斥人民行动党1965他年5月，吉打州哥打士打南区议员马哈蒂尔医生在吉隆坡国会发言，警告我挑战马来人统治的种种后果。他痛斥人民行动党“亲华人，有共产主义倾向，肯定是反对马来人……在一些警署里，华语是官方语言，记录是用华文写的……工业方面，人民行动党的政策是仅仅鼓励马来人当劳工，而不让他们有投资的便利……自然也必须强调，华人有两类：一类同意应该让每个社群都同等富裕，这类华人数代以来都跟马来人和其他原住民共同生活和工作，马华公会的支持者就属于这一类；另一类则心胸偏狭，自私自大，李先生就是个好例子。
这后一类是住在纯华族的环境里，在这样的环境里，马来人只存在于车夫阶层……
他们对马来人统治一无所知，自然无法忍受长久以来受他们支配的人，现在处于统治他们的地位”。
在巫统要求政府扣留我并焚烧我的肖像的时候，这番话显得格外不祥。我尖锐地反驳说，我们当初所同意的，是一个为马来西亚人统治，而不是为马来人统治所制定的马来西亚宪法。这已不是一场普通的争论。他的意思是Z 我根本不清楚自己在马来西亚的定位。
马哈蒂尔的自传于1995年在《日本经济新闻》连载。他在自传中说，“父亲的血缘可追溯到印度的喀拉拉邦”。他的母亲是在吉打出生的马来人。然而他完全与马来人认同，坚决维护马来人的利益。
当胡先翁委任他为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时，我决定不计较过去深刻的分歧，为将来的合作向他伸出友谊之手。1978年，我通过德万。奈尔邀请他到新加坡访问。德万。奈尔以前在马来西亚国会的时候跟他相当熟识。我预料马哈蒂尔会继承胡先翁成为首相，所以希望化解我们过去的敌对关系。我知道他是一个凶猛顽强的斗士，当年就见证过他怎么在东姑权势的巅峰期同东姑斗争。他被逐出巫统，可是并没有因此放弃。当我们还属于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不介意同他起冲突，但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争执却是截然两回事。所以我主动请他来对话，好消除过去的芥蒂。
他接受邀请，过后又来了几次。我们举行长时间会谈，坦诚交换意见，消除彼此间的猜疑。
马哈蒂尔单刀直入，问起新加坡是基于什么原因要建立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我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新加坡担心将来可能发生像切断新加坡水供那样恣意妄为的事情。每逢两国之间出现歧见时，便有人公开扬言要这么做。我们当初并不想分家，份家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同马来西亚签署的分家协议是我们同意分家的部分条件，这份协议如今已存放在联合国组织里头。根据协议，马来西亚政府保证供水给新加坡，对方如果违反胁议，我们会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一旦缺水情况紧迫，使我们陷入紧急状态，新加坡就只好进人马来西亚境内，在必要时强行进人，修复遭到破坏的水管和机器，以恢复水供。我把手中的牌全摊到桌面上。他不以为会出现这类鲁莽轻率的行动。我说我也相信他不会这么做，然而却不得不防患未然。
马哈蒂尔对新加坡有强烈的反感，他直言不讳。他追述当年在新加坡念医科的时候，请一名华族的士司机载他到一位女性朋友的家，司机却把他送到这户人家的佣人宿舍去。他忘不了这次侮辱。他说，新加坡华人看不起马来人。
他要我切断跟马来西亚华人领袖，尤其是民主行动党领袖的联系。他答应不干预新加坡马来人的事务。我说，我们会井水不犯河水，我并没跟民主行动党领袖保持接触。他清楚表明：他接受独立的新加坡，不想危害新加坡。我说，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可以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只要新加坡还认为他们想陷害我们，就永远会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在一切可疑的行动里看到不良的动机。
他跟几位马来西亚前首相不一样。东姑、敦拉扎克和胡先翁全出身于贵族或跟苏丹有联系的传统统治家族。马哈蒂尔跟我一样是平民出身。他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也是靠自己奋斗成功的政治人物。我相信自己让他看清楚了，我对跟他斗智毫无兴趣，要的是建立起实事求是的关系。我采取主动进行这次对话，并建立彼此间的工作关系，这对谁都好。如果让过去的夙怨延续到未来，对两国来说都没有好处。
1981年12月，马哈蒂尔以首相身分访问新加坡。他已经把半岛马来西亚的时间调快了半小时，使东西马都属于同一个时区。我告诉他，为了大家方便，新加坡也会照做。马哈蒂尔心情大好。他说，他不得不教育马来西亚官员，促使他们不再反对新航开辟摈城航线。随后按城的酒店住满了人，两家航空公司都从合作中得益，载客量有利可图。他也要求部长和官员向新加坡学习。马来西亚从未有任何其他首相或部长，公开说过新加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马哈蒂尔可没有这重心理障碍。
他跟所有前任首相显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愿意以开放的态度向任何人学习，让其他国家的成就也能在马来西亚落实。
在两人单独会谈中，他说柔佛州人民妒忌新加坡，劝我在官员层次上跟他们来往，协助缓和这种炉忌心。我说，他的外交部不会同意这样的交往。他表示，会让官员们知道这是他的建议。这是政策上的一次重大改变。马哈蒂尔就事论事地说，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对新加坡作为一个繁荣兴盛的华人城市感到不满，正如他们对马来西亚城市里的华人感到不满一样。吉隆坡高层何尝不了解问题所在。
我强调希望建立起健全稳定的关系，使两国的问题不至于被夸大。他要的是公开坦诚的关系，既公正又平等。他已经下令取消不准出口建筑材料到新加坡的禁令。
尽管未公开宣布，他已知会了柔佛州当局，这是联邦事务，他们不能过问。
接着，我们同官员和部长一起进行讨论。在白礁主权问题上，新加坡百多年来拥有和管理这个小礁岛，还在岛上建立了霍士堡灯塔，马来西亚则声称白礁主权归他们所有。马哈蒂尔说，这是双方应当坐下来好好处理的问题。他说，我们可以互换文件，寻求解决方案。我同意他的看法。针对柔佛海峡，他要把水道分界线根据谷底线固定下来，而不是随着海峡水道的改变而改变。我也同意了。新加坡方面，我要求马来西亚归还他们所占据的一个军营，希望收购马来亚铁道局在丹戎巴葛火车站的部分土地，以便扩建高速公路。这些要求他都同意了。晚宴结束后，他称心如意地再三说道：“几乎所有双边问题都解决了。”我说：“就让我们维持这样的局面吧。”这第一次会谈感觉很好，双方建立了联系。
不久后，据新加坡驻吉隆坡最高专员公署报告，马来西亚部长、国会议员和公务员对新加坡的态度明显地改善了。他们态度更开放，更愿意向新加坡学习，并且赞扬樟宜机场，希望梳邦机场会有樟宜机场一半那么好。他们到新加坡访问的次数也增加了，为的是考察新加坡的生产力、城市规划和其他事务。
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我到吉隆坡拜会马哈蒂尔。跟他单独举行的两小时会议中，双方从单纯解决双边问题进一步磋商哈作的新领域。针对五国联防和空防系统一体化，马哈蒂尔说，这能抗衡在越南的苏联基地。我告诉他，新加坡将购买四架美国EZC 鹰眼空中警报机，以预先获得空袭新加坡的警报。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起向各自的部长和官员简要说明所达成的协议，包括马来西亚重申会遵守1962年水供协议，每天供应2.5亿加仑的水给新加坡。这次会议肯定比上一次融洽。马哈蒂尔对新加坡的态度比较实事求是。我在记者会上说，双方意见一致，想法一样。关系好转的情况扩大到武装部队，两国军官也开始建立友好的个人联系。在这之前，两国军队几乎完全没有接触。
可惜缓和期没能持久。对新加坡的反感和忌妒情绪不减，往往诱使马来领袖通过抨击新加坡哗众取宠，争取马来基层的好感。更糟的是，马来西亚政府重施故技，再次采取行动损害新加坡的利益。1984年1月，他们规定，所有离开马来西亚进入新加坡的载货车辆，一律必须缴付100林吉特的关税。
两个月后，我在新加坡问马来西亚副首相慕沙希淡，为何他们要采取行动，力阻日本和美国跨国公司把工厂从新加坡迁移到马来西亚。这些跨国公司已在柔佛州设立电子装配厂，好把产品送来新加坡进行比较精细的加工。100林吉特的关税是个信号，说明马来西亚并不鼓励它们迁厂。慕沙回答说，这其实是一种学习过程。
他相信有人提出这个建议，认为这是个增加税收的好方法，不过他们终会发现这个做法还有更广泛的影响。但是慕沙无力左右马哈蒂尔的政策。后来，他们非但不取消这条关税，还为了阻止人们使用新加坡港口而把收费提高到200林吉特。
同年10月，马来西亚降低好些食品的进口税，这些食品大部分来自中国，凡是从原产国直接输人马来西亚的，就可以享有这项优惠。我们通知他们的财政部长达因，这个行动违反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条例，新加坡必须向关贸协定反映。他过后修改了政策，豁免通过海运和空运人口货品的进口税，对于通过陆路，比如从长堤进人的货品，则照抽不误。这个措施显然把矛头指向新加坡。
1986年，新加坡外交部宣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应新加坡总统的邀请，将在门月到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马来西亚立即传出强烈的反对呼声，人群拥到新加坡驻吉隆坡最高专员公署外头、各州府，甚至拥到新柔长堤举行集会示威抗议。马来西亚正式提出抗议。马哈蒂尔的亲信达因财长告诉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邀请以色列总统访新对马来西亚和穆斯林而言是种莫大的侮辱。他说，尽管马哈蒂尔在国会中表明不干涉他国内政，他私下却非常不高兴。
我要我们的最高专员向他们解释，有关访问的消息已经宣布了，取消的话必会使新加坡受损。马哈蒂尔在赫尔佐克总统访阳期间再次召回马来西亚驻新加坡最高专员说，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么好，不过，尚算不上紧张。
每当马来西亚在任何事情上执意一意孤行，即使有关事务0完全属于我们国内的权利范围，新马关系就出现紧张。他们要的是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小弟弟总得向老大哥做出让步。如果事情并非至关重要，我们愿意让“老大哥”高兴高兴。
然而，若是牵涉到“小弟弟”须捍卫的合法权利，就如下面要谈的课题――新加坡武装部队中的马来人，我们就无法妥协。
1987年2月，当时担任贸工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的显龙在一个选区集会上，回答了一个有关新加坡武装部队中的马来人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的国会议员面对马来同胞的质问，为什么武装部队中如空军或装甲部队等敏感要职，总不见马来族国民服役人员的踪影。内阁决定将内情公开。显龙说，万一发生冲突，新加坡武装部队不想让任何军人因为对国家的忠诚也许同感情和宗教情结相排斥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不希望任响军人觉得自己不是为正义而战，更糟的是，觉得自己不站在正义的一方。假以时日，当我们的国家认同感逐渐成熟，这个问题就相对地不那么严重了。马来西亚媒体认为这种说法暗示马来西亚是新加坡的敌人，接着便没完没了地发表文章加以抨击。
马来西亚外长莱士雅了就显龙的演说跟新加坡外长交涉。他说，在这件事情上，马来西亚原本就是间“玻璃房子”，因为在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和民事服务高层，华人只占很少数。他指出马华公会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也同意这个做法，因为马来西亚政策的基础就是由马来人支配。在这个问题上，马来西亚批评不了新加坡。然而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却使巫统领袖面对国内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对新加坡做出反应，因为马来青的马来西亚人很难不跟马来裔的新加坡人站在一起。但是，新加坡却从未对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以马来人为主导的政策提出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