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在1987年10月，我在温哥华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遇见马哈蒂尔。
他说，他打算跟我合作进行的一切事项都出了问题，从赫尔佐克访新时开始，接着出现了新加坡武装部队中的马来人问题。然后是1987年4月，两艘载着4名新加坡武装部队人员的突击艇，误入柔佛海峡的马来西亚水域，闯进新加坡对岸一条称为马来河的小河，徘徊了20分钟。马来西亚提出了口头抗议，怀疑他们在刺探军情。
我为他们所犯的错误道歉，但同时也指出这组人身穿制服，不可能在执行谍报任务。
马哈蒂尔说，由于气氛变得不利，他不能到新加坡来见我。他建议我们培训几个马来飞行员，向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显示我们绝对信任新加坡的马来人，而且并未把马来西亚视为敌人。他说，哪个政府不曾言不由衷呢？马来西亚不就经常公开否认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歧视华人吗？他认为新加坡也应该公开否认在武装部队里对马来人有另一套政策。为了使新马关系良好，他劝我说，新加坡在处理事情时，应该避免使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对新加坡马来人的情况感到不满。；无论如何，这次会谈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双方的融洽关系。马哈蒂尔希望把吉打海岸外的浮罗交信岛发展成为旅游胜地，也为此向我求助，要求新航载送搭客飞人浮罗交怕。新航在日本和澳大利亚推出一个三天旅游配套，却并不成功。我告诉他，浮罗交信没有基础设施，根本无法同摈城或者附近的泰国普吉岛竞争。他要求我跟达因详加讨论这些问题。
达因是马哈蒂尔的亲信，也是他在故乡吉打州的多年老友。达因头脑灵活，善于处理数字，办事果断，在出任财政部长之前，是个成功的商人。担任财长期间，他倡导了多项政策，使马来西亚经济从国营企业转型到以利润挂帅的私人企业。没有达因的积极推动，马来西亚转向自由市场政策的过程恐怕不会那么广泛而成功。
达因是个精明的谈判者，而且遵守协议。
替接班人清除障碍1990年卸下总理职务之前，我设法替接班人清除障碍。过去，贩毒分子从新山乘火车到新加坡，沿途把毒品扔出窗外抛给在指定地点等候的同谋。
因此，我在1989年就告诉过马哈蒂尔，我们准备把关税和移民办事处从南部的丹戎巴葛火车站迁移到兀兰长堤新加坡这一头，在入境处检查乘客。我可以预见到这个行动一完成，乘客必会在兀兰下车，乘坐新加坡的地铁、巴士或的士进入市区。马来西亚人心里一定不会高兴，因为根据法律，铁路经过的土地不再使用的话，就必须交还给新加坡。因此我向马哈蒂尔建议，联合重新发展有关的土地。马哈蒂尔授权达国跟我谈条件。几个月后，双方终于同意，丹戎巴葛、克兰芝和兀兰的三大块主要地段将联合发展，马来西亚占60％，新加坡40％。协议要点在1990年11月27日签署，就在我卸任前的一天。可惜的是，后来的事态发展显示，我无法做到在解决所有问题之后，才把总理职位移交给吴作栋。
签署协议三年后，达因写信给我，说马哈蒂尔认为有关协议不公平，因为它并未把武吉知马一块铁道局地段包括在双方共同发展的计划内。我答复说，协议是公平的，我给了马来西亚三块地段的60％而不是50％份额。那是我跟他之间谈妥的协议，难以要求吴总理重新谈判。
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期间和之后，马来西亚一再采取步骤，限制新加坡进人马来西亚市场。他们规定征税与通过制定法律，减少或禁止马来西亚人使用新加坡的港口、机场和其他服务，尤其是金融服务。他们指示本国银行和其他借款人避免向在新加坡的外国银行借钱，而是利用在吉隆坡或纳闽（他们在沙巴州岸外一个小岛上建立的避税场所）设有分行的外国银行。他们这么做，反而促使新加坡加强了竞争能力。
1990年后，我避免参与跟所有东盟国家政府包括马来西亚的官方交往，以免介人吴总理的工作范围。不幸的是，1997年1月，我在一场诽谤诉讼的宣誓书中，提到新山是“众所周知经常发生枪击、抢劫和拦截车辆洗劫”的地方。后来答辩人潜逃到柔佛并公开发表这些话，立即引起马来西亚的抗议浪潮。
马来西亚政府愤怒地要求我收回那一番话并致歉。我毫无保留地表示道歉。他们却不满意，要我从法庭文件中删除那段文字。我觉得没必要拒绝这么做。我确实出言不慎，越了界。在一份签了名的声明中，我重复毫无保留的道歉，并表明已指示律师“把冒犯字眼从记录中删除”。马来西亚内阁开会后宣布接受我的道歉。可是，我们却发现他们切断了所有的双边联系，实际上冻结了双边关系。马哈蒂尔也说新加坡一直要节外生枝。他以铁道地段纷争为例，指新加坡总是为难马来西亚。
一连串的抗议和谴责持续了好几个月，就跟以往一样，他们在抗议高潮时又威胁切断我们的水供。
自1992年起，我们的海关与移民厅就一再跟马来亚铁道公司和马来西亚移民厅协商，讨论怎么调整铁道路线，以配合我们在兀兰设置的海关、移民与检疫站的事宜。马哈蒂尔首相在1992年4月写给吴总理的信上也确认了这一点。他说：“实际上，我们觉得两国的检查站都设在兀兰，对双方都更加便利。”然而到了1997年，马来西亚却来信说他们要继续留在丹戎巴葛。
马来西亚政府在1997年6月正式致函表明，他们改变了主意，决定把海关、移民与检疫站全留在丹戎巴葛。新加坡在1997年7月回复说，马来西亚的海关、移民与检疫站不能留在丹戎巴葛，因为这将对两国构成运作上的严重问题：这么一来，乘客会在未离开新加坡国境之前，就先通过他们的检查站进人马来西亚。更甚的是，马来西亚官员等于是在没有新加坡官员在场授权的情况下在新加坡境内工作，他们其实并没有执行任务的权力。
在1998年7月最后一刻的谈判中，马来西亚外交部官员第一次声称，马来西亚拥有在丹戎巴葛执行海关、移民和检疫工作的法律权利。我们要他们在三个月内出示法律文件作为论据。期限到来时，他们要求展延一个半月到1998年12月。
马哈蒂尔首相在纳米比亚所公开发表的言论，使事件更为棘手。当马来西亚媒体向他展示较早的报道，显示他的官员已写信和提交文件给我们的官员，同意将马来西亚的检查站搬迁到兀兰时，他说：“从我们的观点来说，只是由两个官员签署的国际协议书（指协议要点）是不够分量的。这样的协定必须得到政府首长的同意，并获得内阁和国会的认可。”（根据马来西亚报章1998年7月28日的报道）他对法律的观点很不寻常。马哈蒂尔还补充说，马来西亚不会把海关、移民与检疫站搬到兀兰，“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会坚持这个立场”。纠纷公开后，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古玛在1998年7月国会复会时发表声明，详细叙述两国政府的交锋过程。
老一辈的巫统领袖不会忘记1965年年中，他们对我发动的那一场极尽辱骂恐吓的炮轰行动。当时，他们因为我提倡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焚烧我的肖像，恫言要逮捕我。那个时候警察和军队都在他们的掌控中。但是我不曾屈服。后来，他们决定把新加坡赶出马来西亚。如今，这一连串的炮火自然已不再是为了教训我了。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的年轻同僚都知道这些争论的矛头针对的是他们。但是，他们知道如果犹豫不决，他们的政治地位将动摇。当议员在国会提出询问时，吴总理和外长贾古玛阐明了有关铁道地段的事实，包括我和达因之间的协议以及之后的往来信件的内容。吴总理透露他已告诉马哈蒂尔，协议要点是份正式文件，他不能修改其中的条款。然而在更大的合作框架下，包括长期水供，他可以修改协议要点。在接下来的热烈辩论中，年轻一代的议员纷纷挺身发言阐明立场。社区领袖也清楚表明，对马来西亚这种交友和左右邻居的做法，他们都不以为然。在交锋期间，我在1998年9月16日，我75岁生日那天为《李光耀回忆录》上册主持了首发仪式。仪式举行前两个星期的星期日，新加坡报章开始刊载我叙述导致新马分家事件的摘要，这又触怒了马来西亚的领袖。这些领袖和当地媒体猛烈地展开一连串的批评和攻击，说我对他们的经济困境“不敏感”，选择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出版回忆录。我也伤害了在60年代叱咤政坛的几位主要人物的后代，尤其是其中两位，敦拉扎克的儿子――教育部长纳吉，以及赛加化阿巴的儿子――国防部长赛哈密。他们否认我叙述的事件属实。我在一个记者会上回答询问时说，我所列举的事实都经过查证，所用的字句都经过斟酌，我以我的名义保证所写的全是事实。两天后，9月18日，他们的国防部长赛哈密禁止新加坡空军战机飞过他们的领空，禁令即时生效。马来西亚也决定为难从新加坡空军基地起飞的新加坡军机，使它们更难飞抵南中国海的训练区。自1965年8月9日分家以来，新马关系反反复复，从没出现根本上的变化。马来西亚要我们分家，只因为我们主张建设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他们要的却是由马来人支配的马来西亚。一个人人平等的多元种族社会，在1965年无法让巫统领袖接受，到了1999年，他们还是不愿接受这样一个社会。那一年5月，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重提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个概念。马哈蒂尔的反应很强烈，认为这种想法威胁到他们（马来人）的种族意识，因为马来西亚过去本来就被称为“马来人的土地”。两个月后（0999年7月30日《
海峡时报》报道），马哈蒂尔表示，要是马来西亚被迫实行西方所提倡的任人唯贤制度，政府为缩小各种族间贫富差距而推行的进程，就得无疾而终。政府通过新经济政策，在经商和教育方面为马来人提供援助，如今，很多马来人都担任要职，当上教授或大学校长。他说：“如果废除新经济政策，我敢肯定，马来人和土著会成为劳工，无法像现在那样，身居高职……许多土著将失去工作，他们的子女将无法考上大学，没机会成为教授和讲师。”此外，对于马来族学生总爱选修马来文和宗教学科，避开数理课程，马哈蒂尔也表示遗憾。
马哈蒂尔决意要调整各族之间的经济均衡状况。然而受金融危机袭击时，许多马来族企业家却身受重创，因为他们都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蓬勃时期过度借贷，“只有马哈蒂尔有勇气告诉他的马来公民（1999年8月6日《海峡时报》）：”过去，国家浪费了很多资源为不合格的人提供培训，却没考虑到获得机会的人的能力，或让他们吸取足够的经验。正因为如此，我们所付出的许多努力，都白费了。尽管也有成功的例子，可是跟投下去的本钱不成正比……我们过去推行的两个政策――
国家经济理事会的政策和新发展政策，主要是为了帮助地方土著商人，拉他们一把。
现在，我们要培育的是世界级的企业家。“
1999年10月，马哈蒂尔呼吁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协助那些在金融风暴过后身负巨债的土著公司，重建他们在国家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土著商人因为对这一行不熟悉，需要承担巨额贷款，所以损失惨重，迫使其中一些人在绝望之际把公司卖了给华商……（1999年10月13日《星报》）我们不仅要帮助这些商家，也要培养一批新的土著企业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阿请中华工商联合会给予合作。”
（1999年10月13日《海峡时报》）会长林源德回应道：“我认为这是公平的，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国家的公民，强者应该帮助较弱者。”（1999年10月13日《海峡时报》）分家的时候，东姑没料到我们会取得成功，他甚至利用三种施压手段要我们听命于他：军事、经济和水供。我们建立了新加坡武装部队，抗衡了军事压力。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超越了马来西亚和本区域，同工业国建立了联系。在水供方面，我们有了其他办法。我们的蓄水池能供应40％的家庭用水，再加上好好利用现代科技，如海水淡化、反渗透法、污水再循环，我们应付得了。把新马问题形容为“历史包袱”，其实是忽略了问题的本质。如果只是“历史包袱”，那两国独立了30多年，彼此的关系早该稳定下来了。然而新马关系的老问题却一再反复出现，追根究底是双方对解决多元种族社会的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作风。
新加坡一开始就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和平等的社会，人人机会均等，论功行赏，不分种族、语言、文化或宗教。尽管天然资；源有限，我们却取得成功。我们的政策也让全体公民受惠，包括马来同胞。我们的中产阶级阵容越来越强大，其中有专业人士。执行人员和商人等，他们当中包括马来同胞，都培养了顽强的竞争精神，对自己靠本事取得的成就引以为荣。每当我们被评为亚洲最佳航空公司、世界第一机场、全球第一集装箱海港，这种成就便会一再提醒国人，和谐和唯才是用的多元种族社会，要比由华族支配却缺乏凝聚力的社会更成功。马来西亚领袖在1965年要我们脱离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发展结果。
当巫统的党内人士使用“特殊关系”、“历史联系”或“不敏感”等惯用的暗语时，其实是在暗示新加坡，好歹得对他们毕恭毕敬、千依百顺，不要坚持自己的合法权利。马来西亚的华族和印度族部长对新加坡的部长们说，我们不懂得如何应付巫统领袖，应该像他们一样圆滑，信任他们的马来族领袖。马来族领袖在心情大好时，会特别慷慨大方。这种看法忽略了双方对各自的选民所承担的责任有所不同。
新加坡人要求他们的政府代表他们的利益，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同他国建立伙伴关系。新马关系仍有起落。
因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仍会有起有落。新加坡人必须对这些波动处之泰然，关系好时无须格外欢喜，关系变僵也无须沮丧。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镇定，有毅力、有耐心，沉着坚持自己的立场。
马来西亚尝试通过替代进口实行工业化，却并不成功。他们已经看到我们如何从跨国公司的投资中取得成功。达国鼓励马哈蒂尔把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吸引外国投资，他改变了政策，取得成果。马哈蒂尔要使马来西亚拥有更优越的机场和集装箱港口，更大的金融中心，一个“多媒体超级走廊”，在巴生港兴建最先进的集装箱码头，也在离吉隆坡以南75公里的地方兴建了一座全新的特大机场。
马来西亚的努力，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我们的竞争力，改善基础设施，以更精明的方式运作来提高生产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却突然袭击本区域所有的国家，货币、股市和房地产的价值一时间灰飞烟灭。但是，危机最终会消退，经济也将恢复增长。
尽管跟马哈蒂尔有过纠纷，从1981到1990年，在他担任首相期间直至我卸任的那9年里，我跟他在解决双边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要比敦拉扎克和胡先翁在位的12年还多。马哈蒂尔坚定果断，政治上又得到充分支持，这让他足以超越基层的偏见，以国家利益为先。马来人在他的推动下，告别蒙昧，走上了科技之路。他公开表明，女医生用笔检查男病人（伊斯兰教宗教领袖说应该这么做），不是检验病人的正确方法，这就显示了他过人的勇气。即使安瓦尔事件引发的暴乱把他的不受欢迎程度推向最高点，然而人民，尤其是华族和印度族在马哈蒂尔所领导的巫统和国阵之外，始终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教育了年轻一代的马来人，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以科技为基础的将来，特别是电脑和互联网，他的多媒体超级走廊正是科技时代的一大象征。这也旧马来西亚大多数马来人和全体华族与印度族所向往的未来，他们不要有极端的伊斯兰教做法。
我的这种看法却似乎同马来西亚在1999年11月的大选结果背道而驰。马哈蒂尔领导的国阵在大选中赢得三分之二议席，却让伊斯兰教党夺得吉兰丹和丁加奴州，20多名巫统议员也失去议席。我不能肯定这是否因为马来西亚已变为一个更奉行伊斯兰教主义的社会造成的。马哈蒂尔之所以在这些地方败下阵来，跟1998年9月他开除其副首相和跟随了他17年的门徒安瓦尔有关。当局在三个星期后在内部安全法令下逮捕安瓦尔，过了两个星期，一只眼睛瘀肿的安瓦尔被控上法庭，他被判贪污罪名成立，坐牢六年。他还因鸡奸罪名成立，另外被判坐牢九年。两个备受尊敬的人物反目成仇，令人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随着丑陋的呐情―一被揭露，许多马来人疏离了，年轻一代尤其如此。安瓦尔的妻子参选，角逐安瓦尔原来的国会议席，果然胜出。
马哈蒂尔在公布新内阁名单时透露，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个任期。如今他有时间培养合适的接班人，实现他要马来西亚在2020年成为现代化高科技国家的宏愿。
分家30年后，亲友之间的亲密交往仍然把两地人民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双方哪怕有再大的分歧，彼此都很清楚如果毫无节制地相互抨击，两地的多元种族社会赖以维持的种族和谐，将难逃崩溃瓦解的危险。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一样，都需要各族相互包容和体谅。再过不久，新马两国都将交由一批更年轻的领导人接班。没有了过去的领袖之间的私怨夙仇的纠缠，他们当能建立起更务实的工作关系。
16、同印尼化敌为友
瓦希德当选后不久，召集了东盟各国大使。瓦希德告诉他们，他将到所有的东盟国家访问，第一站是新加坡。他直截了当地向新加坡驻印尼大使李广富表示：
“印尼要和新加坡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新加坡能在印尼复苏之际给予支持。”他进一步解释对未来的构想：中国、印度和印尼三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能携手合作；日本和新加坡则提供经济和科技支援。到了那个时候，亚洲将能减少对西方的依赖。
1957年印尼分离主义分子搞叛乱，西方军火商随即前来新加坡，向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的叛乱分子兜售武器。印尼总领事亚蒂库索莫中将在1958年同我会面，当时我是在野党领袖。对方是一位聪明有礼又活跃的爪哇贵族，总是衣冠楚楚的。我向他保证，要是我们当政，一定把这些军火商驱逐出境。人民行动党赢得1959年的大选后，我遵守诺言。亚蒂库索莫于是建议我正式访问雅加达，以巩固新、印关系。
我同意了。
1960年8月，我和我所率领的代表团被带到印尼总统府独立宫，会见苏加诺总统。这里一度是荷兰总督府。苏加诺一身笔挺的米色军服，胸襟上缀满勋章，手持一根陆军元帅节杖或者说是轻便的手杖。那是雅加达的一个闷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早晨，但是总统府里既不放风扇，也不装冷气机，因为苏加诺不喜欢这些东西。
我看到汗水渗过苏加诺的衬衫湿透了他的上装。我和一起到访的同僚们都穿着西装，同样汗流浃背。
苏加诺极具领袖魅力，是一个了不起的演说家，号召民众的本事叫人五体投地。
1959年2月的某一天，我从新加坡驾车到福隆港，全程7个小时。我在上午8点30分扭开收音机，听他向爪哇中部数十万名印尼人发表演讲，其间因为车子在行驶，收音效果时好时坏，因而有大段时间听不到他的讲话。3个小时后抵达马六甲，他竟然还在滔滔不绝地演说着――声音悦耳，充满感情，能令群众和他一起高呼狂叫。
由于这个缘故，我一直渴望亲身和这位伟大的人物见面。西方民主不适合印尼约有20分钟的时间，主要是苏加诺在讲话，他用的是类似马来语的印尼语。他问：“你们有多少人口？”我回答：“150万。”他有一亿人口。“你们有多少车子？”我说：“大约1万。”单单雅加达就有5万辆车子。我感到费解，但不假思索地表示赞同：论面积，他所领导的国家在东南亚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接着，他把他的那一套“受指导的民主”政治体制搬出来，详细加以阐述。他说印尼人什么都要革新，包括经济和文化。但是西方民主制度对他们“不是很适合”。他早在无数次演讲中提过这一点，我对这次谈话空洞无物感到失望。荷兰人没有留下多少训练有素的印尼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士，能带动国家向前迈进的机构也寥寥无几。日本占领印尼三年半，也把印尼仅剩的治国机制都摧毁了。接着是印尼民族主义人士和荷兰人之间的战斗，从1945年至1949年断断续续地发生，旧到荷兰最终同意让印尼独立为止。
这个过程进一步破坏和削弱了印尼的经济与基础设施。苏加诺执政时期，推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外国公司都成了国有企业，以致外贸与投资萎缩，这个土地广袤的共和国因此陷入困境。我们下榻雅加达的德因德斯酒店，按照当地标准，它相当于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可是天啊，一碰上下雨，酒店屋顶就漏水，酒店员工则立即搬出洗脸盆、水桶，若无其事地去盛滴答的雨水。我一时疏忽，没发现房门是闩在墙壁上的，结果一拉，没把门给关上，倒把插锁连带灰泥一起拉了下来。当天下午回到酒店，旧经修好了――把一张纸贴在破损的墙上，刷上灰水了事。我托当时任文化部政务次长的李炯才，帮我买几本印尼语――英语和英语――印尼语词典，每本售价不到2元。跟我同行的新加坡访问团成员把多家书店的词典几乎扫购一空，买来送给学习马来语的朋友。通货膨胀导致印尼盾发发可危。一支车队把我们从雅加达载送到昔日的荷兰总督避暑胜地茂物，一路上由电单车开路，接着续程到万隆。
从万隆，我们乘总统的双螺旋桨私人专机到爪哇中部古都日惹。专机是苏联政府赠送的礼物，比我乘搭前往印尼的商用C3型客机还大。机舱通道上方的时钟早已停在那里，动摇了我对苏联科技和印尼保养工作的信心。连总统专机上的时钟都能发生这种事，引擎零件又会是如何呢？
在离开前，我和未安达总理就贸易与文化事项发表了联合声明。从他在雅加达机场迎接我一直到我离开之前，我们俩进行过几次会谈。他是一个优秀的人才，能于，受过高深教育，脚踏实地，但对国家面对的难题却感到无能为力。每次会谈都同他谈了很久，有时是用印尼语。有一次吃晚餐的时候，我指出，印尼很幸运，有极其肥沃的土地、良好的气候和丰富的资源。他哀伤地看着我说：“真主是保佑我们的，但我们却跟自己作对。”我觉得像他这么坦白又有诚意的人，跟他交往应该不成问题。离开印尼的时候，感觉上我们已经成为朋友。我会讲马来语，对他来说比较像个印尼“土生华人”，而不是移民当地不久，尚未完全融人当地社会，满口华族语言的华侨。
然而随着经济每况愈下，苏加诺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更多的冒险行动。为了维持他和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他委任头脑精明但有机会主义思想的苏班德里约博士为外交部长。1963年，苏班德里约经常趁过境之便在新加坡和我会晤。马来西亚即将诞生之际，他开始口吐狂言。有一天早晨，他和我并排坐在政府大厦办公室的沙发上，轻拍我的膝盖，然后把手伸向窗口挥了挥说：“看看新加坡所有的高楼大厦，全是用印尼的钱盖的――通过走私从印尼人那里偷来的钱。不过无所谓，总有一天印尼会回来照顾这个国家，纠正这个问题。”所谓“走私”，苏班德里约是指印尼商人从新加坡出口货物，从而逃税和避开外汇条例的管制。
我明白他的感受，因为我亲眼见过雅加达居民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那里的人无论冲凉、洗衣、淘米或大小便，一概公开地在河里解决。对于他立志要接管新加坡，我不敢掉以轻心。
1965年我们独立时，正处于印尼跟新马“对抗”的时期。苏加诺总统和苏班德里约以立即承认新加坡为饵，开出会使新加坡冒犯和触怒马来西亚的交换条件，企图利用新马之间的矛盾，兴风作浪。数周后爆发了9月30日的“九三零”事件，指挥特种部队的苏哈托将军，控制了全国的局面，局势就此出现转机。苏哈托在海陆空三军和警察部队里都有效忠于他的将领，在这些司令率领的部队支持下，他向占据总统府和一座无线电与通讯中心的叛军部队发出警告，要他们乖乖弃械投降。这股武装力量所显示的威力，把叛军都吓跑了，政变就这样结束。苏加诺言活权力被剥夺当时我们并未觉察，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政变会有那么深远的影响，因为数名印尼高级将领被人以残酷的手段杀害，随后又发生成千上万个（估计有50万人）所谓共产党支持者遭屠杀的事件。死者包括一些华人，这些已经吸引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苏哈托慢慢地、含蓄地搬演这出戏，就像在演出印尼皮影戏一样。这是一种把木偶的轮廓以影子的形式呈现在银幕上的表演。这出幕后戏编排得那么谨慎周详，苏加诺的权力被剥夺，犹如抽丝剥茧，以致我们好一阵子都看不出苏加诺的权力已经逐渐转移到苏哈托身上。这样过了半年多，苏哈托没有立即把总统轰下台，而是以总统的名义行事来维持门面，暗地里却逐步把大权揽到自己手里，清除苏加诺身边的亲信，削弱他的地位。从新上任的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那里，看不出政策有什么转变。1966年3月，苏加诺签下一纸总统政令，授权苏哈托将军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我到这个时候还不敢肯定苏加诺已经出局，他那股足以左右臣民的魅力太大了。直到一年后，即1967年2月，苏哈托才由人民协商会议正式推选为代总统。
1966年6月，苏哈托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足以同时结束印尼跟新马之间的对抗状态，双边关系则还要一段时日才恢复正常。印尼随即在We年6月和7月间，派经济代表团到新加坡考察，然而这个动作主要在于宣传，没有多少实质意义。8月间我们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回访。直至有了所谓的“1.5亿元和解”，新印两国才算在心理上靠近一步。我们答应初步提供这笔私人商业信贷给印尼贸易商，并允许印尼国营银行“印尼银行”重新在新加坡开业。我们同意在平等基础上恢复双边贸易，对方则重新开放所有港口，供新加坡船只使用。印尼也答应在修订国内法律后，允许新加坡银行在当地设立分行，但是这个承诺迟至叨年代才真正落实。（那些在印尼成功开业的新加坡银行却倒霉了。进入1997年，还不到6年时间，它们就被印尼金融危机拖累，贷款能否收得回来还是个未知数。）
迷宫般的政体基本的障碍使新、印关系不容易恢复：政治、安全和经济课题上的误解，还有领海分界、海上航道和双边贸易管制上的分歧。印尼称为“走私”的活动，在新加坡奉行的自由港政策下却完全合法，我们不可能当他们的海关人员。
我们无法完全认清他们，结果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如何应付这样一个迷宫般的政体。
有好几年时间，新、印外交关系的进展非常缓慢，丝毫谈不上融洽。印尼老爱摆出一副老大哥的姿态。1968年3月，马利克向新加坡的印尼侨民发表演讲时透露，他已向我做出保证，1971年英国撤军后，印尼会随时准备保护新加坡不受共产党入侵害。他说：“我们将保护他们（东盟区域的2亿人口），即使来袭者是成吉思汗。”
马利克在结束访问时所发表的联合公报，遣词用字就比较委婉含蓄：“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加强现有联系。”数月后，在1968年10月中旬，我们吊死两名印尼海军陆战队队员，新、印关系急转直下。这两人于1964年在乌节路汇丰银行分行门前引爆炸弹，导致3人丧命，因而被判处死刑。印尼的反应比我们所预料的激烈。400名身穿制服的学生，闯入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馆和大使官邸，掠夺洗劫一番。使馆外面站岗的印尼军队偏在这个时候自动消失，不知去向。外长马利克吁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声言不想向新加坡进行报复！要求全面抵制船运和贸易活动，重新检讨双边关系的呼声此起彼落。对新加坡的电信服务也中断了5分钟。
新加坡另两个外交官邸，也遭学生暴徒洗劫。愤怒的情绪一发不可收拾，在中爪哇的泅水和苏门答腊的占碑，演变成反华暴乱，连累了当地华裔。可是到了10月底，事态发展似乎渐趋平息。马利克公开警告，切断同新加坡的贸易联系对印尼有害无益。他针对印尼海港设施条件恶劣的情况说：“我们应该考虑自己的有限能力。”
接着又表示不希望这场争执损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内部的和谐，担心印尼的国际形象会受到打击。此后，印尼局部解除了航运禁令。到11月初，所有限制全部撤销。11月底，印尼国会一个3人代表团奉命到新加坡访问，务必使两国“冰释前嫌，既往不咎”。
两国关系解冻得非常缓慢。1970年7月，我们委派李炯才出任驻雅加达大使。
朋友之间称他为KC的李炯才，语言能力很强，印尼话说得很流利，对印尼文化艺术也有浓厚兴趣。他下足苦功，成功地同多名与苏哈托最接近的印尼高级将领打交道。
他们都想多了解新加坡，并发现李炯才是个友善而交游广阔的中介人。慢慢地，他和这些将领建立了个人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同年9月，我跟苏哈托在卢萨卡不结盟高峰会议上初次碰面。过后我到他下榻的别墅拜访，双方谈了半个小时，先说些轻松打趣的话，然后讨论就柬埔寨局势和越南问题所该采取的立场。他征求我对美国介人越南事务的看法，耐心聆听我的分析。我说，美国一旦撤军，对本区域稳定的冲击非同小可。共产势力一旦在越南和柬埔寨获得胜利，很可能使泰国改变态度。调整和适应新崛起的强权是泰国一贯奉行的政策。苏哈托总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发现彼此对本区域的危机和发展，有一些不谋而合的见解。作为开端，这半小时的短暂会晤还算不错。
1971年4月，苏位诺。胡马丹尼少将来新加坡同我会面，这可是一大进展。他相信超自然现象，是苏哈托在精神和神灵事务方面的心腹。据李炯才报告，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苏哈托总会在胡马丹尼陪同下，到一个特别的山洞冥想一番，然后才做出决定。我和胡马丹尼用印尼语交谈了一个小时，虽未涉及什么重要课题，但是替将军做笔记的助手告诉李炯才，将军对这次会晤十分满意。他原以为我为人“强悍、势利又傲慢”，结果发现我其实是个“友善、直率而善良”的人。
1972年3月，就在胡马丹尼访新一年后，印尼国家安全局局长苏米特罗中将，也在李炯才的安排下，静悄悄地前来进行私下访问，印尼驻新大使完全不知情。他不希望印尼外交部获悉自己为总统执行这项秘密的任务。苏米特罗开门见山地用英语和我交谈，表明苏哈托希望确切知道新加坡在某些课题上的立场，0而且要听我亲口说出来。
他阐明印尼对马六甲海峡的立场，认为其控制权应该归沿岸国家所有。我说，几个世纪来它都属于国际水域，也是新加坡赖以生存的基础。新加坡愿意跟随印尼和马来西亚，实施国际组织所建议的安全措施。但是任何企图掌管海峡或实施通行费的行动，都可能导致同苏联、日本或其他海运大国产生摩擦，这样的情况，新加坡绝不愿卷人。苏米特罗回答说，印尼将采取措施维护对马六甲海峡的主权，苏联如果来硬的，印尼将毫不犹豫地以正面对抗。想必是因为我流露了无法被说服的表情，他再以认真的语气补充说，苏联人大可尝试强占印尼，但他们绝不可能得逞。
一个月后，苏哈托派遣印尼内阁最资深的部长，也是负责国防与治安事务的将领庞加贝安将军来见我。他是苏门答腊的巴达克族人，说话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举止跟苏哈托总统那种沉默低调的中爪哇人的特色截然不同。他认为印尼浪费了许多本该用来致力发展经济的宝贵时间，武装部队的建设如今必须排在国家经济发展之后。他希望经济上发展较先进的新加坡，可以辅助印尼的需要。我向他保证，印尼的经济发展符合新加坡的既得利益。印尼在1972年10月邀请吴庆瑞前去访问，因为他们知道吴庆瑞是我最亲近的同僚。据吴庆瑞观察，我和印尼军方3名最高将领会晤后，印尼不再像过去那样疑心重重，加之新加坡情报首长SR纳丹同印尼国家谍报机构主任苏图波。尤沃诺中将经常接触，印尼发现，对重大课题的看法，新加坡跟他们一致。一切准备就绪，为我在1973年5月到印尼访问铺平了道路。整个过程经过精心筹划。李炯才引述3名印尼将领的话指出，“真挚的友谊还得逾越一道严重的心理障碍”。要和苏哈托总统建立真挚的交情，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处以绞刑正法一事，非得通过某种外交姿态，解决“爪哇人对灵魂，对清白良心的信仰”这个症结，从而圆满地画上休止符不可。他们建议我到嘉里巴达印尼国家英雄墓地出席官方安排的献花圈仪式时，向1965年在政变中遭杀害的将军致悼后，也到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墓前撒花瓣。李炯才视这个举动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关键，因为印尼的将领们非常重视这样一种表示。我接受了这个建议。
新印关系掀新页我在5月25日一早抵达，海陆空三军和警察部队全体仪仗队列队迎接，接受检阅，礼炮鸣放19响，标志着新印关系就此掀开全新的一页。印尼一家报章这么评论：“新加坡和雅加达之间区区一小时的飞行航程竞如此漫长，李光耀要在遍访英国、美国、欧洲、日本、台湾，在全球各地绕了一圈之后，才抵达印尼进行正式访问。”报章社论说得一点也没错。我必须先证明新加坡完全可以在不依靠印尼和马来西亚经济的情况下生存，我们不是只会依赖邻国的寄生虫。
双方的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公平基础上，同印尼领袖与当地华裔“主公”（这些“买办”为了获取特许经营权或执照以致富，一味迎合靠山的需求）的关系不能相提并论。我告诉他，新、印关系的症结在于彼此能不能就长远意向取得相互的信任。
苏哈托明确地表示，印尼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没有任何主权要求，希望争取的只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领土。他决意专心推动印尼的发展，而非对外扩张。最重要的是，他信不过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我告诉他，我不会让中国势力伸入东南亚的。这是我们双方取得的关键性共识，他对我的立场深信不疑。
根据我的观察，苏哈托同苏加诺总统恰恰相反，是个谨慎细心、思想缜密的人。
他性格内敛，纵有滔滔辩才，勋章无数，也从未以此哗众取宠，四处炫耀。虽然态度谦卑友善，他却有顽强不屈的意志，决定要做的事，就不容任何人反对。我欣赏他，相信彼此可以愉快相处。
一年后，苏哈托在1974年8月回访。他一抵达机场，我礼尚往来，鸣礼炮21响，由海陆空三军和警察部队400人组成仪仗队列队欢迎，以回应他在雅加达给予我的隆重礼遇。他这次访新的焦点是，两国将就划定领海海域的协约交换协定书。我跟他之间的“四眼会谈”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没带任何文件，以印尼语即兴畅谈，一心要道尽心中的想法，还两次因为接待员奉上茶水蛋糕干扰了会议而面露温色。
“群岛概念”是他最关注的课题。同其他一些岛国一样，印尼把它岛屿之间的水域都视为领海。对于这点，他认为东盟成员国非得团结一致地给予支持不可。（东盟即东南亚国家联盟，1967年8月成立于曼谷，成员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就印尼的经济前景和困境，他也做了一番评析。
有关群岛概念，我回应说新加坡最关心的还是航行自由的问题。我们是东南亚的一员，被逐出马来西亚之后，必须为自己创造新的经济基础以继续生存。通往美国、日本、西欧各地的海上命脉航线非维系不可，任何企图阻挠航行自由的障碍，会把我们彻底摧毁。因此我们愿意支持群岛概念，条件是印尼必须公开声明不违反关于航行自由的惯例。至于石油或海床上的其他矿物资源，新加坡不会提出任何要求。
他征求我对越战的看法，我说自一年前会面至今，局势发展越来越不乐观。尼克松总统辞职了，无论福特总统意愿如何，美国国会势在必行，决意把对越南和柬埔寨的援助削减一半，这两个政体恐怕难以长久维持。这一番看来前景暗淡无望的评析，使苏哈托忧心忡忡。
我担心泰国局势继南越和柬埔寨成为共产国家之后，会变得不稳定，新马将因此四面楚歌。新加坡纵然有超过75％人口是华人，却始终是东南亚的一员，我绝不容许岛国成为中国或苏联利用的对象。看得出这一番话令他释然。
第二天，他在印尼驻新大使馆向1000多名印尼侨民发表演讲，在传媒面前，毫不讳言印尼鉴于专业知识的局限，正积极到处寻求技术援助和资金，其中包括新加坡。他公开接受新加坡为平等的独立国，承认我们能为印尼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标志着印尼对新加坡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金边和西贡相继沦陷后，我于1975年9 月在巴厘岛与苏哈托重逢。当时共产势力正如日中天，来势汹汹，转眼就要吞没整个东南亚似的。敦拉扎克先于1974年5月访问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接着在金边失守后，马上承认当地的红色高棉政权。苏哈托语带失望地说，他早已向敦拉扎克清楚说明印尼和中国交往的不愉快经验，他也曾经在雅加达向泰国首相克立。巴莫做出同样的表示，结果克立在1975年6月西贡沦陷两个月后，到北京访问时，还是同中国建交。在苏哈托看来，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局势正不断恶化，东盟如果继续这种各自为政的做法，径自迫不及待地承认越南的新共产政府和红色高棉，那么，我们坚持对抗共产势力的意志迟早要崩溃。他意识到独新、印看法相近，在情绪上也不谋而合――不做过度的反应以讨好中南半岛的共产国家，也不像马科斯总统不久前访问北京时，发表华丽浮夸的演讲那样，口口声声歌颂共产党政权。
虽然我们最关切的是东盟的安全局势，却同意东盟应该公开强调政经合作，低调处理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可以私下进行合作，尤其是交换情报。印尼和新加坡应该巩固各自的优势，等待更适当的时机，同其他东盟成员国一起进行经济合作。苏哈托没有谈到东帝汶，印尼在两个星期后占领这个地方。这次会谈很顺利。每逢区域局势急转直下，新、印总会做出相似的反应。
但是，三个月后，在联合国就印尼占领东帝汶的行动进行表决时，因为新加坡弃权，致使新、印关系第二次出现冷淡期。其他东盟国家都投票支持印尼。我们在雅加达举行的军人节和国庆日庆祝会，都遭印尼军方领袖抵制。新加坡驻雅加达参赞向我汇报说，一些印尼将军透露，比起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处以绞刑正法一事，苏哈托这回的怒气更盛。
迟至一年后，1976年11月29日，苏哈托到新加坡进行非正式访问，我们俩的私人交情才重新修好。我告诉他，新加坡实际上并不愿意给印尼和东帝汶之间的日常关系设置障碍。我们接受东帝汶作为印尼领土的事实，但是绝不能公开认可印尼的人侵和占领行动。他接受我的立场。如果我们当初投票支持印尼，等于是在我们本身的安全问题上，向全世界发出错误的信息。
令他开心的倒是另一件不相干的事。我同意非正式地为他提供新加坡的贸易统计数字，协助印尼抑制新、印两国之间的“走私”活动，条件是这些数字不能公开，谁知他却要公开这些数字。我解释说，两国使用的统计归类法不尽相同，公开发表这些数据，只会引起传媒和公众的更大误解。苏哈托表示有把握能让印尼媒体服服帖帖，但他最后总算答应先仔细研究公开发表数据可能造成的长远影响，才决定要不要这么做。我们接着同意新加坡和雅加达之间设立海底电信联系，技术细节交由两国官员进一步研究。尽管会议进展顺利，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拉欣依萨仍不忘提出警告说，在印尼领袖和人民心目中，新加坡始终是个华族国家，他们对新加坡的态度难免跟他们对国内华裔人民的态度纠缠不清。他警告说，印尼国内一旦萌生什么不满情绪，新加坡会成为最方便的代罪羔羊。当印尼在1998年至1999年间陷入危机时，这话证实应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