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哈托总统的个性、脾气和宗旨使我个人能跟他建立友好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福气。他是一个沉默有礼的人，只是比较拘泥于仪式和礼节。我访问雅加达之前，他如此谨慎地预先试探我的立场，这与他的性格吻合。经过两次会谈，我们相互信任。这些年的相处使我发现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不轻易做出承诺，但是说过的话一定履行。言行一致，贯彻始终是他最大的长处。他比我年长3岁，脸阔鼻宽，总是一脸沉默寡言严肃的表情，但是且熟识，他就会时时挂着笑容。他十分享受吃的乐趣，尤其喜欢甜品，但也努力通过散步和打高尔夫球控制体重。低声细语，从容不迫是他说话的一贯姿态，但是一谈起重要课题他也会活泼生动起来。
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却懂得任用能干的经济学家和行政人员当部长。他选择了威佐约。尼蒂萨斯特罗教授、阿里。瓦达纳等毕业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组成班底，在他们手中，印尼向外来贸易与投资敞开大门，逐渐成为一个成功的新兴经济体。
我和苏哈托的交情，克服了印尼人和新加坡华人之间的无数偏见。70年代至80年代这个时期，我们几乎每年都要见一次面，保持联系，交换意见，讨论种种新出现的课题。例如，我向苏哈托解释，语言和文化是非常棘手的情绪问题，不得不敏感地谨慎处理。英文纵使是每一个新加坡人的共同语言，“推广华语运动”还是不得不推行，因为新加坡华人至少说7种不同的方言。原籍马来西亚或印尼的新加坡马来族人民，同样放弃爪哇语、布央语和?他语，转而一律使用马来语。至于新加坡华族观众在印尼与中国的羽毛球赛中为中国队喝彩一事，不过是一些大声喧嚷的亲中国群体的愚蠢行为。他们甚至在新加坡乒乓选手与世界冠军中国选手比赛时，也向自己的选手喝倒彩。我说久而久之新加坡华人在思想意识上将会变成新加坡人，这样的看法他接受了。
发展巴淡岛苏哈托要把巴淡岛发展成为第二个新加坡。那是新加坡以南20公里外的一个岛屿，面积是新加坡的三分之二。1976年，他建议我协助印尼发展巴淡岛。
当时岛上缺少基础设施，只住了一小批渔民。他把发展巴淡岛的重任交由刚受委的科技顾问哈比比博士处理，委派他来新同我会面。我鼓励哈比比利用新加坡推动巴淡岛的发展，不过向他解释先得把岛上的公路、水电和电信等基础设施都发展起来，并消除行政瓶颈。如果他能争取印尼经济部长和贸易部长拨款资助这项工程，我答应免去新加坡和巴淡岛之间人们和货物往来的一切繁文，方便巴淡岛接驳新加坡的经济动力网络。但是，真正在巴淡岛进行投资的，必须是商人本身，他们得自行判断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有利可图的。印尼新闻界花了好几年时间才了解这个道理，因为印尼的主要计划，无论是钢铁厂、石油化学厂或水泥厂，向来都是政府的投资成果。我必须再三解释，新加坡政府只能推动新加坡和巴淡之间资金、材料和人临的流通，我们可以鼓励企业家进行投资，但是无法指示他们应该怎么做。我尝试说服苏哈托让所有只生产出口产品的投资商在巴淡享有100的外资股权。1989年10月我们重逢，苏哈托表示愿意让纯粹生产出口产品的公司，在首5年内享有100％的股权，5年后则须把部分股权拨给印尼。这一优惠虽不比新加坡所提供0的条件吸引人，却足以吸引一些渐感新加坡营业成本增加的工厂，把基地转移到巴淡岛去。
其中一家政联公司新加坡科技工业有限公司。同印尼集团合资，在巴淡岛开发一个占地500公顷的工业园，积极争取跨国公司和本地工业家进场。这项工程果然取得成功。到1999年11月，工业园吸引的投资额已达15亿美元，所雇用的印尼员工超过7.4万名，即使金融危机在1997年降临印尼，它依然不断壮大。继巴淡岛发展成功之后，邻近的民丹岛和吉里岛随后也展开合作计划。苏哈托总统这时建议我们把每年到新加坡游玩的700万名旅客也引介到印尼去。新加坡于是全面参与印尼的旅游业发展，新加坡航空公司因此有权直飞新、印联合开发的各个旅游景点。当然。凡事总有其负面影响。我们的合作伙伴都以印尼华裔居多，不满的情绪也因此暗流汹涌。我们也想寻找土生土长的印尼人一起合作，但是谈何容易，印尼的成功企业家都是华裔。不过最后总算也跟几个地道的印尼商人合作发展了联营企业。
每一次碰面，我和苏哈托总会尽量抽时间进行“四眼会谈”。两人在这个时候总能畅所欲言，无所不谈，我能提出任何主意试探他的反应，他也能当场拒绝而不会觉得尴尬。友好关系和信任就这样建立起来。我曾向他保证，新加坡不会赶在印尼之前同中国建交。所以当初决定同中国互设商务代表办事处，我事先亲自向他解释，这不过是为了促进贸易，不等同于外交层次上的代表性。他接受了我的解释。
到了80年代中期，印尼对新加坡的看法彻底改变：新加坡不只远非中国的支持者，实际上还坚持维护东南亚大家庭的利益。新、印的经济关系也逐渐改善。印尼对一切船只开放所有港口，放宽出人口条例，有关印尼产品被私运到新加坡的疑虑也烟消云散。当然，紧接着又出现新问题；如今是投诉印尼商人把电器和其他耐用消费品从新加坡走私到印尼去，逃缴税率高的进口税。只不过这是印尼海关方面的问题，怨不得我们。同样地，新加坡扮演中、印贸易中间人所引起的纷争，也随着印尼打开与中国直接进行贸易的大门而终结。
我和苏哈托之间的高层友好关系，促使80年代担任印尼国防与安全部长的本尼。
穆尔达尼提呈建议，并进一步落实在苏门答腊北干鲁镇附近联合开发锡亚布空军武器试射场，供两国空军使用的计划。1989年，这个武器试射场由两国国防部队总长共同主持开幕仪式，标志着新印在防务联系上迈进了一大步。
1989年2月，我在裕仁天皇的葬礼上见到苏哈托，他告诉我一个可能促使印尼同中国复交的局势新发展：中国愿意明确而公开地表明，无论在党与党或政府与政府的层次上，都绝不干预印尼内政。印尼在1990年8月与中国恢复邦交，同年10月，我到北京，新加坡也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90年11月，在卸下总理职务前几天，我到东京出席明仁天皇的登基典礼时，又跟苏哈托碰头。苏哈托夫人想不通为什么我在身体仍然健壮，年纪还比她丈夫小三岁的情况下，愿意退位让贤。我解释说，新加坡自建国以来未曾更换过总理，能在条件最理想的时候选择适当的时机退位，应该是较妥当的做法。从1965年开始，这些年来新、印双边关系由一开始彼此试探和了解，到学会怎么和平共处，其间总有新问题有待解决，而总能解决、回避或搁置，以后再谈。如今回首，换了个性格脾气跟苏加诺较相近的人当印尼总统的话，要同他们建立密切的关系并进行合作，必定有困难；对印尼，甚至整个东南亚区域来说，这段历史恐怕也要改写了。
苏哈托的儿女们苏哈托夫人在1996年4月逝世。同年11月我和内人前往探访，见到的是一个孤寂凄苦的苏哈托。1997年6月，我们又在雅加达重逢，苏哈托虽然已经恢复平静，身边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儿女们变得更亲近他。1996年8月18日，我们到文莱出席皇室婚宴见到了苏哈托的女儿，个个浑身珠光宝气。芝向新加坡驻文莱大使的夫人提起印象中从没见过她们这般打扮。大使之前派驻雅加达多年，大使夫人跟随丈夫在那里待久了，跟苏哈托的女儿相当熟识。她说，苏哈托夫人在世时管住她们，母亲死后没了约束，她们就开始炫耀自己的珠宝首饰。
印尼盾爆发危机，是大家都始料不及的。泰国中央银行在1997年7月2日停止扶持泰币后，基金经理个个惊慌失措，拼命抛售区域货币和股票，导致金融危机一发不可收拾，区域国家的货币无一幸免。印尼财政部长采取明智的措施，促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帮忙。他在同年10月底跟基金组织谈妥条件之前，苏哈托派特使来向吴总理寻求支持，以加强印尼的谈判筹码。吴总理先找我和财长胡赐道商量，然后把这事提交内阁讨论。我们相当有把握，印尼的经济状况比泰国强：经常性项目和预算都没有出现巨额赤字，所呈报的外债不算高，通货膨胀率也偏低。于是我们答应贷款高达50亿美元以表支持，但是要等到印尼用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总计200亿美元的贷款和印尼自己的储备金之后，贷款协议才生效。新加坡也答应，一旦印尼和基金组织达成协议，便进入外汇市场扶持印尼盾。
基金组织给予印尼的援助配套最终达到400亿美元，日本也答应贷款最多50亿美元。
印尼同基金组织的协议一签定，印日新三国央行在彼此协商配合的情况下，立即进场扶持印尼盾，把它从1美元兑3600盾推高到3200盾的水平。危机爆发前，2500印尼盾足以兑换1美元。
眼见局势好转，苏哈托总统却在这个时候恢复基金组织协议下取消的部分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结果削弱了各方的努力。取消的工程共有14个，复工的包括苏哈托长女哈尔迪扬蒂。鲁克马娜（杜杜）持有股份的发电厂。另外，16家被迫清盘的银行当中，有一家（为总统的儿子所拥有）在不同的名下获准恢复营业。市场对此的反应是大量抛售印尼盾。这16家银行不过是冰山一角：印尼有200多家银行，其中多家规模小，经营无方，监管也欠妥当。更糟的是，印尼违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协议，开始放宽货币政策。印尼工商会主席宣布苏哈托总统同意利用新加坡给予的50亿美元，为那些受信贷紧缩影响的印尼本土公司提供低息贷款，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苏哈托偏又在1997年12月，因为出国操劳过度病倒，导致问题更加严重。
印尼盾币值直线下泻使我大为震惊，我委托驻雅加达大使邀请杜杜来新一趟，替我向她的父亲转达一些看法。我最后一次卜到她是在1997年6月到雅加达拜访苏哈托的时候。同年圣诞节，我和吴总理在新加坡总统府别墅同她会晤。我们向她解释，如果无法恢复人们对以下两个要素的信心，即苏哈托的健康状0况和他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件的意愿，那么印尼局势将非常棘手。我竭力奉劝她和她的弟妹们尝试了解眼前的局势：在雅加达的国际投资基金管理人都把焦点放在总统儿女所享有的经济特权上；在这个危机时期，他们最好完全退出市场，不要再涉及任何新工程。我直截了当地问她能否使弟妹们听从劝告。她同样坦率地回答说无能为力。
为了确保她明白市场分析员天天撰写这类报道有多大的影响，我通过驻雅加达大使把一份每日要闻选录送交给她。从苏哈托儿女们的所作所为判断，他们根本无动于衷。1998年1月6日，苏哈托总统发表了印尼预算案。预算案内容既未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量过，也未达到印尼早先在拯救配套下承诺落实的目标。此后两天当中，印尼盾兑美元汇率从7500盾下泻到回万盾，因为基金组织副执行总裁费希尔和美国副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双双批评预算案内容同基金组织开出的条件不符＊月8日晚上9点，我由电台新闻获悉，雅加达群众惶恐地疯狂抢购物资，把所有商店和超级市场的货品一扫而空，尽量花掉迅速贬值的印尼盾，换来食物和用品加以囤积。我拨电话给驻雅加达大使，对方证实了这个消息，还说一家超级市场被烧毁，而印尼盾在市面上更创下1美元兑11500盾的新低点。我赶紧提醒吴总理。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发信给美国国务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它们发表文告，抚平市场的紧张情绪，否则第二天恐怕会爆发动乱。过了数小时，在新加坡时间早晨7点，克林顿总统拨电话同吴总理商讨事态的最新发展，然后又同苏哈托总统通话。克林顿宣布将派遣萨默斯协助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费希尔发表文告劝请人们不要反应过敏。
这样忙碌了一场，总算让人产生一丝希望，觉得可望找到一条出路，以免最终以暴动和骚乱收场。1月15日，苏哈托总统本人签署了基金组织给予的第二个贷款配套，承诺履行更多改革措施。
在签署第二份协议之前几天，即1998年二月9日，苏哈托的次女、印尼特种部队司令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少将的妻子海迪阿蒂。哈里亚蒂。普拉博沃（蒂蒂）来新加坡见我。苏哈托知道她来新加坡，她希望我们帮助印尼在这里发售美元债券。
一名国际银行家曾指出，通过这个方法筹集美元，将有助于稳定印尼盾。我却认为，眼下的世道充满危机感，市场对印尼盾根本没什么信心，要在这种环境下发售债券，万一失败，市场人士的信心将进一步滑落。海迪阿蒂接着抱怨新加坡传出某些谣言消u 弱了印尼盾，还说新加坡银行界人士鼓励印尼人把钱暂时存放在这里，问我们能不能出面阻止。我向她解释，即使政府出面干涉，也无济于事，因为印尼人民只要在电脑键盘上一按，照样能把钱从印尼转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更何况，真金不怕火炼，如果基础稳固，谣言根本动摇不了印尼盾。要恢复市场信心，她的父亲就必须让世人看到他落实基金组织配套的改革措施。若觉得某些条件不切实际或太苛刻，大可邀请像美国前联邦储备局主席保罗。沃尔克这样的一位人物担任顾问，由他提出理由，基金组织会认真听取的。这话总算对方还听得进去――一个银行家后来告诉我，沃尔克确实去过雅加达会见苏哈托，但是没有当成顾问就离开。
由于子女们对每一个有利可图的合约和垄断行业都插上一脚，而且介人的程度有增无减，苏哈托面对的问题雪上加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向他的儿女涉及的一些合约和行业开刀，终止这种垄断局面，包括丁香业、儿子胡托莫负责的国产车计划、女儿杜杜掌握的发电厂合约、其他儿子获得的银行执照等等。苏哈托不明白基金组织为什么要干涉印尼内政。实际上，这陛垄断行业和优惠待遇，已成了投资基金管理人最关注的大课题。另外，苏哈托班子里的高级技术专家官员，把印尼金融危机看成一个可以借以铲除一些削弱经济并引发不满情绪的不良作讽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清楚，这类不良风汽一日不除，美国国会绝不会表决支持拨出更多资金填补基金组织的财库。美国的观点是关键美国的观点是影响整个事态发展的关键因素。萨默斯在1998年1月11日赴印尼途中路经新加坡时，告诉我和吴总理，怕前最需要的是“中断”苏哈托的执政手法，总统的亲朋戚友必须停止享有各种特权，大家得平等竞争。我却指出，苏哈托继续执政才是上策，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继承苏哈托的总统有那种能耐推行基金组织开出的严格条件。因此，我们应该协助苏哈托落实这些条件，朝最理想的结局努力，即促使苏哈托委任副总统，将来由这名副总统在后苏哈托时代，负责恢复市场人士的信心。克林顿政府对这个观点无法认同，坚持务必推行民主，根绝贪污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反正冷战已经成为过去，没必要再“纵容”（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时使用的字眼）苏哈托了。两个月后。在1998年3月，美国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带来克林顿给苏哈托的口信，然后在回程中到新加坡同我和吴总理会面。双方就苏哈托对改革方案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交换意见，然后蒙代尔冷不防向我提问：“你是认识马科斯的。他是英雄还是奸雄？苏哈托和他比较有什么不同？苏哈托是爱国之士还是恶人一个？”我觉察到蒙代尔准备先摸清苏哈托的动机，然后才向美国总统提呈建议。我回答他，马科斯或许一开始是个英雄，结果却变成好雄。苏哈托则不同。他心目中的英雄不是华盛顿，也不是杰弗逊或麦迪逊，他崇拜的是爪哇中部的梭罗苏丹。苏哈托夫人生前是这个皇室家族的小公主。在苏哈托心里，作为堂堂的印尼总统，他是一个泱泱大国的苏丹中之苏丹，膝下子女自然应该享有和梭罗苏丹的王子、公主们一样的特权。
给予他们这些特权，他一点也不觉得愧疚，因为这是他当苏丹霸主的权利。他视自己为爱国之士，我也不会把他列为奸雄。
吴总理分别在1997年10月和1998年1月与2月三度造访苏哈托，向他解释印尼经济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必须认真对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否则市场将抛售印尼货币与股票，导致当地经济崩溃。吴总理最后一次在1998年2月见过苏哈托后回来告诉我，对方的一举一动好像是自己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深信西方国家要把他踢出局。吴总理向苏哈托表示关注，万一经济情况恶化，就会出现粮食短缺、社会动荡、人们对印尼信心全失的局面。要真是这样，总统就会处于非常严峻的困境，因此非得借助基金组织的支持，稳住经济不可。苏哈托信心十足地回答说他有军方鼎力支持。吴总理向他暗示，印尼人民可能已到达饥饿之至，连军人也不愿开枪的地步。苏哈托根本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可怜他完全和现实脱节。
当时已有一名印尼将军这么说（这是美国大使3月间告诉我们的大使的）：“如果有1000名学生，他们会遭到镇压；如果有一万名学生，印尼武装部队会设法控制群众；但是如果学生有10万名，武装部队人员会反过来加入学生的行列。”
苏哈托一生最大的错误1998年二三月间，苏哈托最后一次委任军方和内阁要员人选，这是他一生贻害最大的错误判断。他委任哈比比为副总统，因为正如他在辞职前48小时所说的，没有人会支持哈比比出任总统。苏哈托以为只要众人知道下一个总统人选是哈比比，无论国内或国外，就不会有人串谋逼他下台了。陪他打高尔夫球的木材大王郑建盛当上贸工部长，女儿杜杜成了社会事务部长。几乎所有其他出任内阁成员的人士，不是效忠于他，就是他的子女们的亲信。他一方面委任维兰托上将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另一方面提升女婿普拉博沃为中将，由后者出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企图以此平衡大局，这么做却大错特错。他明知普拉博沃脑子精，野心大，但是做事冲动鲁莽。
我于1996年和1997年在雅加达同普拉博沃共进过午餐。他很机智，但是直率得很不得体。1998年2月7日，他到新加坡访问，分别同我和吴总理会面，传达了奇怪的信息：印尼华人的处境危险，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即暴动，作为少数民族的他们将受到伤害；活跃于政坛的印尼著名成功华裔商人林绵坤尤其发炭可危，因为他具备“双重少数派”的身分，既是华人又是天主教徒。林绵坤曾对他和数名将军说，苏哈托非下台不可。当我表示怀疑时，他坚持林绵坤确实说过这些话，还说印尼的华裔天主教徒令自己陷入险境。我和总理都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相告关于林绵坤的这席话――显然任何一个印尼人都不可能告诉总统的女婿应该把总统撵下台。我们猜想这是不是林绵坤和其他印尼华裔商人即将出事的前奏，他要让我们有心理准备。
1998年5月9日，刚退休不久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威廉。欧文斯在新加坡同我碰面。他告诉我，前一天在雅加达的印尼扭转过来，崛起成为虎虎生威的新兴经济体；是他为印尼人民提供教育，兴建基础设施，为印尼的继续发展铺路。
对这样一个领袖来说，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真是个人极大的悲哀。在这种非常时刻，向来在判断和任用手下方面特具慧眼的他，却选错对象出任要职。他犯下的错误对自己、对国家都贻害无穷。
苏哈托从来没有考虑要流亡他国。他和家人的财富都投资在印尼。那名在《资本家》杂志上报道苏哈托家族累积资产达420亿美元的美国记者，1998年10月在纽约向我透露，这笔财产大部分留在印尼。当地爆发经济灾难后，据他估计，财产价值只剩40亿美元了。苏哈托不像菲律宾的马科斯，他没有把财富偷偷带出国外，以防必要时能迅速脱身。他依然留在雅加达的住家。当了32年总统的他没打算逃跑。
我不明白他的子女为什么需要那么多财富。若不是因为他们行为过分，苏哈托在印尼史上将能占有不同的地位。
深受他信任，对他忠心耿耿，曾长期担任武装部队情报局局长，后来升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穆达尼将军，曾在80年代末对我说，他曾劝告苏哈托制止子女们对商业特权的无止境的要求。如果听取穆达尼的劝告，苏哈托就不会有如此的悲剧收场。
我观看了他宣布辞职的电视广播，为他无法更体面地引退而叹息。苏哈托穷一生精力，稳定印尼局势和振兴国家经济。他所推行的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让所有的东盟国家经济能在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欣欣向荣。那是东南亚的黄金时代。
虽然哈比比是误打误撞坐上总统的位子，他却相信命中注定他会统治印尼。他有很高的智力，却性情善变，而且口没遮拦。在《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年8月4日）的一篇报道中，他形容自己的工作方式是“并行处理一二十个课题”，把自己跟电脑相提并论。他也抱怨在1998年5月21日就任的时候，许多国家第二天就纷纷传来贺词，新加坡却迟迟没有道贺，一直到“将近6月份，非常退。我是无所谓，但是这里（印尼）有2.11亿人。看看地图，绿色的（地区）全是印尼，那个小红点是新加坡。你看看。”
（新加坡已在5月25日发了贺电）吴总理几天后在国庆群众大会的演讲中回应说，新加坡只有区区300万人口的资源，像新加坡这种“小红点”能为邻国做出的贡献有限。
我们很清楚哈比比的为人，因为他曾经负责巴淡岛同新加坡合作的项目。他对印尼华裔有敌意，而人口多数为华人的新加坡因此也遭池鱼之殃。他企图以对待印尼华裔“主公”的态度对待我们，想向我们压榨而自肥。这会改变我和苏哈托向来以平等独立国的姿态合作的基础，使之变成兄长和弟弟的关系。可是私门里，哈比比派人再三向吴总理传话，邀请他到雅加达访问，也邀请显龙（副总理）和太太一起共进晚餐。他要给外界留下新加坡领袖是支持他的印象。有人告诉我们，他以为这样就能挽回印尼华裔商界领袖的信心而进行投资。我们看不出这类访问何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哈比比指责张志贤哈比比指责新加坡一事见报两天后，他对新加坡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张志贤训话训了80分钟。张志贤当时是到雅加达去，把援助物资送交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将军的。这里引述一段张志贤的话：“哈比比手舞足蹈，他挥动着双臂，与此同时脸上的表情和语气迅速转变。他几乎无法坐定，声音很激动，样子很烦躁。哈比比的谈话不是强调他自己的成就和特性，就是近乎赤裸裸地向新加坡进行威吓。他忆述自己从18岁起就住在欧洲，前后25年，并吸收了‘
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
“哈比比要新加坡认清自己的地位和脆弱性。于是他进一步指出‘新加坡在（印尼）里边’，整个人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面，展开双臂强调印尼的大片绿色地区把‘小红点’新加坡包围其中。”
后来，我在1999年1月27日晚上启程赴达沃斯之际，在电台新闻中听到哈比比决定给予东帝汶选择全面自治或独立权利的消息，整个人呆了。这等于突然扭转印尼坚持的政策，也就是，东帝汶并入印尼是不可逆转的。
在达沃斯，我见到陆士达――那位精明机警，常年奔波不懈，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我们俩都同意，哈比比的献议一经提出，便使局势产生了永久性的变化，东帝汶走向独立将是意料中事。陆士达冷淡地说，一些总理不应该贸贸然写信，尤其是写给像哈比比这样的总统。（我们都阅读了有关报道，它指出哈比比做出这个决定是受到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一封信的影响，信中建议让东帝汶人民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
让东帝汶自决前途的消息在宣布后不久，新加坡交通部长马宝山在1999年2月4日会见哈比比时，对方向他追述了澳大利亚大使相告有关“新喀里多尼亚”解决方案的经过：安排全民投票自决，并且要有所准备在15年筹备期过后，给予独立。
哈比比告诉澳大利亚大使，印尼不准备采纳这个方法。印尼并没有从东帝汶得到天然资源、人力资源或黄金，而澳大利亚也无权坚持要印尼给予东帝汶位自治或自决的选择。
哈比比对马宝山说：“全世界都不了解我们，经常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对此，他感到“气愤和厌倦”。他吩咐内阁研究让东帝汉脱离的可行性――让他们选择要自治或独立。如果东帝汶拒绝自治方案，却又要印尼协助他们为独立铺路的话，他就得说声“抱歉”，他不准备当东帝汶的“有钱叔伯”。他请大使向霍华德转达这一番话。为此，霍华德在1999年1月写信给哈比比，信中有哈比比对东帝汶的这个看法。哈比比收到信后，马上在有关段落的旁边作注，向内阁推荐这样的主意。
这一系列在印尼历史上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的事件，就这样给启动了。
让东帝汶自决的消息公布后的同一晚上，我在新加坡飞往苏黎世的班机上，见到能干的印尼经济事务统筹部长吉南加尔。卡塔萨斯米塔，从他那里证实了哈比比决定这个课题的方式。我们都准备到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由于座位只隔着走道，我们于是谈论起印尼的经济和政治局势的发展，一谈就是一小时。不过，吉南加尔最关心的还是东帝汶。他回忆起当天下午有人根据哈比比的备忘录，在内阁第一次提出东帝汶课题。随后全体部长，包括国防部长维兰托将军，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就做出决定。大家同意采纳总统的建议。他略带焦虑地问我，这样会不会给印尼带来其他影响。我委婉地回答说不敢确定，但是这次政策上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确实非同小可。哈比比的军师以为让东帝汶选择自治或独立，就能使哈比比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助，让他在美国和欧盟能以民主之士和改革者自居，对他重新当选总统有帮助。事实上，他惹恼了印尼的将领，其中有好几位多年来一直尝试安抚东帝汶。吉南加尔于1999年8月在奥克兰出席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会议时告诉吴总理，他们在同年2月把民兵武装起来，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的用意是要“劝服”东帝汶人避免投独立票。东帝汶人却选择独立，投票率达99％，独立票高达80％。投票结果一宣布，民兵便公然放火焚烧破坏东帝汶。哈比比作为印尼民族主义者的名声因此大坏，印尼武装部队和政府的声誉也因此扫地。
为了协助哈比比连任总统，他的智囊团为他塑造改革者的形象，凸显他决心和过去一刀两断。他释放政治犯，容许50多个政党注册成立，而不再是苏哈托时代的3个政党。他也经常和媒体会面，并畅所欲言――甚至口不择言。幕后的编导者便得把他“拉回来，不让他信口开河。他需要金钱来换取支持。印尼官员预料在选举后会出现大变动，惟恐被调派去担任油水较少的职位，便趁此过渡时期大捞特捞。
这个时期各个层面的贪污活动，比苏哈托时代情况最严重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
受贿的机会无所不在，因为许多银行和大公司没有能力清偿债务，必须依赖政府的抢救计划，这使它们面临压力。其中一家是巴厘银行，同哈比比关系最密切的一些亲信，抽取了该行7000万美元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拒绝在巴厘银行彻底接受查账并惩治违法者之前发放援助金。哈比比却以发表审计报告有违印尼银行保密条例为理由，阻止公开该行账目的审查结果。据印尼媒体报道，有关贿款牵连到他的家族成员。
尽管如此，在争取连任时哈比比还是凭借自己在伊斯兰教界的名声和总统的头衔，动员所有他所能号召的支持者。他的表现摇摆不定，不时得由助手替他稳住阵脚。虽然媒体、反对党领袖以至他自己的政党专业集团党都向他施压，他却始终不肯放弃。他说他不是一个懦夫，除非人协（人民协商会议）否决他，不然他不会退出竞赛。结果他确实遭到否决。人协在10月20日上午以355票对322票，驳回他的施政报告。熟悉印尼政坛纵横之道的人士告诉我，他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交到那么多人协代表的手中。哈比比放弃了角逐。哈比比退出竞选，促使最后关头出现戏剧性的结盟变化，影响了两大总统候选人阿。杜拉赫曼。瓦希德和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的命运。被追随者称为古斯杜（杜大哥）的瓦希德，是伊斯兰教教士联合会的领袖，这个以乡村地区为根据地的传统伊斯兰教组织，拥有3000万个成员。瓦希德的民族复兴党在6大选中赢得12.6％的选票。苏加诺总统的千金梅加瓦蒂领导的斗争派民主党，在一片喧哗的群众大会竟选活动中，成为赢得最多票数的单一政党。得票率达34％。远远超过哈比比（专业集团党）。但是，由695人组成的人民协商会议（其中200个席位不是民选的）在10月20日下午四点却宣布瓦希德当选总统，他以373票击败获得313票的梅加瓦。政治布局的疯狂操纵行动由此展开，直到翌日下午三点人协开始投选副总统才告结束。三名候选人―
―专业集团党的阿巴丹戎、印尼国军总司令维兰托将军和伊斯兰教政党联盟的哈姆扎。哈兹参加角逐，梅加瓦蒂却不肯参赛，惟恐再次蒙羞。瓦希德费尽唇舌劝她参选，最后向她保证。一定有足够的政党支持能使她获胜。他需要她扮演副总统的角色来为他出任总统正名。与此同时，在好几个选票几乎由她一人囊括的爪哇和巴厘的几个城市，纷纷传出暴力和纵火事陆士达恰巧在这个时候来到新加坡，准备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他于晚上八点在瓦希德当选总统后数小时同我和吴总理会晤。
我们跟他一样，深信如果有人在人协耍弄政治手段，导致梅加瓦蒂在发生舞弊的情况下落选副总统，印尼将难免发生一场流血事件和更多的动乱。我们双方决定尽自己所能，让印尼的主要人物了解这种情形要是发生，对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将会产生的后果。
《雅加达邮报》10月22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当时在南非）在前一天上午致电瓦希德，“传达华盛顿的意见”，即梅加瓦蒂应该当选副总统。结果梅加瓦蒂以396票对284票获得胜利，战绩叫人折服，也使印尼幸免于另一轮动乱。
就客观形势而论，最后出来的结果是最合乎理想的。瓦希德这位新当选的总统眼睛失明。他在1998年两次中风，但是对周遭的事情还是很机警敏锐，他能在10月20日迅速行动，使自己获选的机会提升到最高。人协驳回哈比比的施政报告之后，瓦希德获得大部分原本该由哈比比得到的亲伊斯兰教选票。在当选后一星期内，他迅速委任各大政党和军方的代表组成内阁，为全国上下展开和解过程。由于分权太广，这或许算不上是最有效率的政府，但是它或许能协助印尼治愈在门个月的流血冲突中所造成的创伤：土著对抗华裔，穆斯林对抗基督教徒，达雅克人和马来人对抗马都拉人，亚齐分离主义者对抗印尼军人。瓦希德和梅加瓦蒂有两项任务叫人望而却步：修复满目疮痍的印尼社会结构，重新推动经济起步。
在苏哈托时代，为了免得跟他或他的助手之间产生误会，我们从不会晤印尼的在野党领袖，也不像美国或西欧那样，同苏哈托的政敌梅加瓦蒂、阿敏。拉伊斯，甚至是瓦希德来往。同我们有密切关系的是苏哈托的部长和印尼国军。这些人，尤其是外交部长阿里。阿拉塔斯和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维兰托将军，在哈比比执政时期协助稳定新印两国的双边关系。不过，从1999阵1月到4月，当时担任国防与战略研究院院长，而后在同年9阴出任新加坡总统的纳丹邀请印尼各政党领袖，在海内外媒体全面报道的情况下，向研究院发表演讲。新加坡的部长们在这些演讲者来访期间，同他们共进午餐或晚餐，借此了解他们的立场，并建立和睦的关系。我们就这样认识了瓦希德（后来当选总统）、梅加瓦蒂（后来出任副总统）、拉伊斯（后来担任人协议长），以及专业集团党的马祖基。达鲁斯曼（后来出任瓦希德内阁的总检察长）。这可触怒了哈比比和他的手下，他们公开表示不满我们干预印尼内政。国防与战略研究院指出，它也曾邀请专业集团党的代表前来演讲；马祖基便曾应邀前来。研究院也三番四次诚邀专业集团党主席阿巴丹戎，只是对方无法赴会。
这还无法让哈比比的外交顾问德薇。福尔图纳。安瓦尔博士息怒，她硬指新加坡顺向梅加瓦蒂。我于1997年在雅加达见过瓦希德。当时他在一个私人会议上致词，解释伊斯兰教在印尼所扮演的角色，并向投资者保证，印尼的伊斯兰教跟中东的派别不同。他是个演讲高手，英语流利。阿拉伯文修养高，头脑很聪明。当时我万万没想到，此人有一天会当上总统，在哈比比执政过渡之后，治理苏哈托留下来的印尼。
我和吴总理在瓦希德就职当晚，立刻发出贺电，我们不希望我们对他们的新总统的支持受到任何质疑。
瓦希德当选后不久，召集了东盟各国大使。瓦希德告诉他们，他将到所有的东盟国家访问，第一站是新加坡。他直截了当地向新加坡驻印尼大使李广富表示：
“印尼要和新加坡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新加坡能在印尼复苏之际给予支持。”他进一步解释对未来的构想：中国、印度和印尼三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能携手合作；日本和新加坡则提供经济和科技支援。到了那个时候，亚洲将能减少对西方的依赖。
瓦希德来访之前，他的外长阿尔维。希哈布博士到新加坡大使馆拜访李广富，以显示印尼不是以兄长的态度对待新加坡，而是诚心要跟我们合作。阿尔维。希哈布是一个有本事而务实的人，出身商界，也是一家美国大学的神学客座教授。李广富向他保证，新加坡会帮助他们，但是我们人口仅有300万，无论是经济或科技能力，都有其局限性。新加坡没有美国或日本那样的资源来协助印尼重新启动经济。
阿尔维。希哈布告诉他，新加坡可以发挥催化作用，协助印尼挽回投资者的信心。
因此，我第一次同当上印尼总统后的瓦希德会面，气氛是融洽而有建设性的。
吴总理在1999年11月6日亲临机场迎接瓦希德，在午餐前和共进午餐时同对方聊得很投入。接着，瓦希德当着济济一堂的500名商人和外交人员面前，表现了他对政治的把握，也施展了人们在更加讲求开放和责任归属的时代对印尼新总统所预期的技巧，叫人佩服。他在我前往拜访的时候，邀请我加人他筹组的国际顾问团，协助印尼复苏经济。这样的殊荣我无法推辞。他谈到道德标准和清廉的政府。我说，他要部长们当清官，就得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报酬，不必贪污也能过得合乎身分地位。在场的印尼财经工业统筹部长郭建义，告诉陪同晤谈的新加坡部长杨荣文，他刚刚跟瓦希德讨论过这个敏感的课题。说是敏感，因为他们的能力只够涵盖最高层的官员，无法全体一视同仁。
同瓦希德“四眼会谈”
我和瓦希德也无所约束地进行了“四眼会谈”。尽管上了年纪，又曾经两度中风，上午还四处奔波，瓦希德却依然显得精力充沛，让人心头安稳不少。而且他的幽默感不断流露，一举手，一投足，浑然一副完全掌控大局的总统的架势。投票给他的伊斯兰教政党必须解决它们所面对的问题，同时会跟瓦希德不断进行交流互动，这将使它们变得更实际，5年后必会呈现不同的面貌。瓦希德希望我和总理同印尼副总统梅加瓦蒂会面，尽可能帮助她吸取经验。他说，他跟维兰托将军关系良好，很清楚军方的角色应该如何演进。他知道内阁有很多不称职的人物，尤其是在金融和经济领域。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他下定决心要使政府的运作步伐一致，贯彻始终。
他不只幽默感十足，对自己也有非常实在的评价。他戏虐0说：“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为女人疯狂；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为金钱疯狂；第三任总统（哈比比）纯粹就是疯狂。”陪伴在他身边的女儿问他：“第四任总统呢？”他想也不想就回答：“做戏。”一言概括了他在印尼所充当的角色。他有信心自己能在这个讲求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要开诚布公的新时代，扮演好印尼总统的角色，满足两者所提出的改革和民主要求。
不过，印尼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动，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个以强大无比的印尼武装部队做后盾的总统手中。选举促使许多小伊斯兰教政党崛起，但是它们加起来都无法凑成多数。梅加瓦蒂领导的政党赢得34％选票，是得票最多的单一集团。领导伊斯兰教政党赢得7％选票的拉伊斯，以高明的手腕把好几个伊斯匕教政党七拼八凑，凑成一个联合组织‘中间轴心派系“，由这个组织同其他组织达成协议而使拉伊斯击败梅加瓦蒂派出的候选人，赢得人协议长之席位。中间轴心派系也投票支持瓦希德，从而挡住梅加瓦蒂的总统之路。瓦希德是爪哇中部和东部的传统伊斯兰教领袖，身为伊斯兰教教士却为民族主义所接受，因为他向来主张宗教（包括伊斯兰教）和国家应该径渭分明。但是他之所以能当选，全靠中间轴心派系的穆斯林投他一票。苏哈托一直约束着伊斯兰教的势力，直到80年代末，为了抗衡武装部队的影响力，才开始拉拢穆斯林。哈比比当总统后更是积极地把他们扶持上来，帮忙他们动员支持者支持自己连任。伊斯兰教政治力量已经进人印尼的权力中心，眼下是印尼的一股强大势力，今后也是。印尼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维持一个平衡点，使其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子民能依照印尼建国之父苏加诺总统提出的、铭刻在印尼国徽上的建国原则”存异求同“团结起来。
17、泰菲与文莱
新马分家后，奥玛爵士有一次来到新加坡访问。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小胡子抽动着，眼珠子闪烁着，他对我说：“你们现在跟文莱没两样，对你们来说可是件好事。”说得没错，新文确实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同是弹丸小国，四周却都围绕着大国。我并不贪图苏丹的财富，也从未向他借过钱，只在他问起的时候提供意见和看法，因此深得他的信任。
对泰国人的最初印象，是50年代往来伦敦在曼谷过境时，点点滴滴得来的。之后于1962年和1963年随东姑到海外访问时，泰国外交事务官员的素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泰国外交部招揽全国最精明杰出的人才，他们都是留学英国、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学生。外交服务在泰国是一种光荣而高尚的职业，不但收入高，而且能频频周游列国，在旅游机会稀有的年代，它益发叫人向往。相比之下，主管国内事务的行政人员，在素质上就远远不如外交官员。泰国也确实需要最杰出的人才担任外交官，才足以抵御在缅甸的英国人和在中南半岛的法国人的两面夹攻。泰国是东南亚惟一不曾受过殖民主义强权统治的国家。
1966年，我在曼谷同泰国首相他依。吉滴卡宗陆军元帅见面。他非常支持美国介入越南。可是到了1973年1月，他却对我说，相信长久下去，美国全面撤出中南半岛将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结局。他希望看到本区域能够团结起来，把南北越、老挝和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以及缅甸，全吸收到东盟当中――但是北越必须真正停火才行。
他依不是一个复杂的人，对朋友对盟国都忠心耿耿。他把我当做朋友，彼此可以自由坦诚地交换意见。由于泰国曾大力支持美国，甚至提供庞大的空军基地供美国部队使用，让美军能够轰炸北越，因此他忧心忡忡――北越所采取的敌对和报复的态度。是不容掉以轻心的。他感叹说，美国人把一只手缚在背后，用单手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