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只是一味向北越进行空袭。在南越则打防御战，这根本是个赢不了的战术。他们只求不吃败仗就算了。由此可见泰国人正在根据全新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整。
同年10月，曼谷爆发大规模示威，要求制定更民主的宪法，结果迫使他依投奔美国。他们夫妇俩住在波士顿一座公寓里。生活一点也不愉快。家乡的热带气候、亲友。尤其是辛辣的泰国美食，都叫他们思乡心切。
1974年12月，他依在没有通知当局的情况下悄悄飞回曼谷。泰国政府要把他送回美国，但他拒绝离开，除非政府准许他带着年迈病危的父亲，到一个距离泰国要比美国近的地方。我答应泰国政府的要求，让他依到新加坡居留，条件是在居留期间他不得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我的想法是，如果新加坡也能像欧洲的瑞士那样，变成一个中立的庇护所，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一天晚上，我邀请他依夫妇和跟随他们一起到波士顿生活的女儿女婿共进晚餐。
他忆述了那一段被放逐到陌生寒冷的新英格兰的痛苦日于，怎么深感孤立无助，又怎么因为泰国咖哩散发刺鼻辛辣的气味而惹得左邻右舍怨声四起。在新加坡，探访他的亲戚朋友络绎不绝，他对这里的生活方式也感到比较熟悉亲切。只不过泰国政府仍然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以防他跟来访的泰国客人趁机策划政治活动。
两年后他依披着一身袈裟返回曼谷，他公开宣布自己将遁入空门潜修，并受到一些泰国皇室成员的迎接。时过境迁，时代不同了，他依始终没有重返政坛，但总算说服泰国政府，把大部分已经冻结或没收的财产归还给他。这就是泰国人的处事方武。只要还有妥协的余地，就绝不赶尽杀绝。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佛教的精义。
在这之前，泰国在1975年举行了大选，传统的君主主义者克立。巴莫当选首相。
在他领导的联合政府里，他所属的社会行动党只占了议会140个议席中的18个。泰国需要他去应付北越即将战胜南越的局面。我觉得他精明，达观，善滤，不过有时候却显得轻浮。他能言善道，动作和表情丰富，可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他真的有志于政治。他曾经在好莱坞电影《沉默的美国人》里扮演首相的角色。离了婚，住在曼谷市中心一栋富丽堂皇、样式古老的泰式袖木大房子里。我曾受邀到他府上享用露天晚餐。
但是身为一名决策领导者，克立却使我忐忑不安。红色高棉攻下金边一个星期后，1975年4月17日，也就是西贡陷落的两个星期前，我到曼谷去见他。对泰国的立场他说得不多。新加坡驻泰国大使在泰国长大，对当地的领袖和文化都有深人的了解，他认为泰国仍在探索新的外交政策。我这一次的访问正值泰国最紧张的时刻。
克立说美国基地应该会在一年内撤走。他对美国不再有信心，他们的存在起不了阻吓作用，反倒像个“靶子”成了众矢之的，这使泰国的处境更危险更尴尬。我说我们不该就此认定美国已不成气候，美国国会必定将因形势使然而改变态度。新加坡的看法是，只要美国第七舰队还留驻本区域，我们同中国和苏联的交往就自在得多。
否则，苏联的影响力必定席卷整个区域。当苏联要求新加坡准许他们在一个外岛储存燃油，以供苏联渔船使用时，我们请对方向设在新加坡的美国石油公司买油。如果第七舰队撤走的话，我们不可能这么回答。
克立在7月初访问北京后两个星期到新加坡来。之前他曾经在曼谷见过北越代表团。他指出“骨牌理论”在法属中南半岛得到印证，如今北越要进一步成为整个中南半岛的统治者。我问他为什么河内广播电台在越南政府准备向泰国表示友善之际，反而对泰国充满敌意。克立回答说越南想以胁迫恐吓的手段迫使泰国建交，他们要叫世界看到泰国已经恐慌了。克立描述了在曼谷同到访的北越代表团领袖会面的情形：这名北越领袖看起来并不傲慢，口口声声说“不计前嫌”，还在会面时热情地拥抱他。克立说自己“在拥抱中不寒而栗”。他们的笑容透着寒意，人齐坐在小房间里时，气氛骤然变得冷淡。代表团首领显得轻松自在其他4人就只是直挺挺地坐着。他们坚决要求泰国归还西贡陷落前夕，由越南飞人泰国的南越军机。
克立认为，我们（东盟）必须坚定不屈，充当“中南半岛国家的老大哥”，不时给予援助，使他们不致挨饿。东盟必须显示它富裕、有力量和团结一致，偶尔邀请中南半岛国家一起参加歌舞节日。克立对北越的看法，在他于曼谷跟北越代表团会晤，特别是到北京访问之后更加强烈。泰国人在国家主权受到威胁时，总能迅速机灵地设法捍卫自己。
克立接着叙述周恩来告诉他的一番话，是关于我本人的：“我对他（指我）感到惊奇。他和我可是同一个血统，为什么总是担心中国会侵占新加坡？他更大的问题是阻止中国的华侨返回新加坡。”我请克立转告周恩来，对中国华侨返回新加坡或新加坡华人希望返回中国，甚至是中国占领新加坡的问题，我从不感到担心。新加坡对中国来说，不过是个弹丸之地，侵占它可能引起的麻烦会是得不偿失的。我所关注的是，中国在马来亚和印尼哄产党成立纪念日发给他们的贺词。这些贺词在吉隆坡和雅加达激起强烈的反感和憎恶，我不希望因自己和周恩来有同样的血统，而使这种情绪转而针对我。我甚至反问，万一新加坡同印尼发生冲突，难道中国会介入帮助新加坡？事后克立一时兴起，竟向曼谷报刊披露了这段插曲。
对付共产党新泰关系是在1978年12月越南进攻柬埔寨之后才更加密切的。当年出任首相的克良萨将军对外交事务毫无经验。他的外交部长乌巴迪。巴乍里央恭博士精明能干，才智出众，到德国留过学，但是要应付来势汹汹的越南，同样经验不足。当越南主动开出条件，声称只要泰国对越南进攻柬埔寨一事保持中立，不做任何抨击，越南就誓不进人距离泰国边界20公里以内的范围，泰国此时面临关键的抉择。我通过外交部长拉贾拉南致函克良萨，吁请他切勿接受越南的条件。否则，一旦越南违背诺言，泰国再要对越南进行任何谴责，在国际上将站不住脚。与其如此，倒不如先让国际社会对越南给东南亚造成的威胁有所警惕。最后，想必是得到中国承诺在泰国受攻击时会全力给予支援，克良萨站稳了立场，同声抗议越南的侵略行动，还为战败撤退的柬埔寨军队和成千上万的难民提供庇护。
克良萨处事不如克立机智。他之所以掌权，只因他曾是泰国陆军总司令。他顾虑太多，尤其担心会受到柬埔寨冲突的波及。他孤注一掷，把筹码一股脑儿全押在中国身上。1978年11月越南进攻柬埔寨之前，邓小平先后到曼谷、吉隆坡和新加坡访问，克良萨对邓的欢迎最为隆重热烈。正如我在新加坡结束跟邓的会谈之后，乘车前往机场途中告诉邓的那样，克良萨立场已定，他决定豁出去，站在最前线，把泰国的生死托付中国。中国如果容许越南在柬埔寨为所欲为，必会陷克良萨和泰国于重重危机之中。万一泰国转而相信苏联会在东南亚崛起而改变立场，后果将不堪设想。邓听完我的描述后神色凝重。
克良萨的接班人是布勒姆。廷素拉暖将军。布勒姆是个单旧汉。格外清正廉明，所领导的政府几乎肃清贪污之风。在他出任首相的8年间（1980至1988年），尽管柬埔寨战火纷飞，泰国却繁荣兴盛，经济开始起飞。他是一位稳重可靠的领袖，推行政策贯彻始终，虽然沉默寡言，算不上博学多才，却十分务实。泰王对他完全信任。布勒姆将军的英语水平虽然不及克立，策略感却强得多。一身整齐的衣着和言行举止，都反映了他那种自律节俭乃至质朴无华的生活方式。我们俩很合得来。他不时会严肃地端详着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你是泰国的好朋友。”
布勒姆的外交部长西迪。沙卫西拉是泰国空军元帅，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
（泰国空军领袖一般教育程度非常高）西迪不但才智过人，而且能干，意志坚定，性格刚烈，认定目标后不屈不挠。他是泰欧裔混血儿，肤色白皙。尽管外貌五官是欧亚人的特征，却让人民完全相信他是个忠诚的泰国人。少了布勒姆这位首相和担任外长的西迪，新泰不可能如此密切合作，成功地在柬埔寨牵制住越南。他们两人是理想的搭档，保障了泰国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要不是有这两位领袖，越南还真有可能操纵泰国政府。
差猜。春哈旺将军在1988年8月接任首相后，谈的尽是如何把中南半岛由战场变成市场。西迪蝉联外长一职，但是地位很快开始动摇。差猜不断公开反对西迪，直至他辞官引退。就因为差猜太急于让泰国商家能在越南的重建工作中分一杯羹，越南政府才拒绝放弃柬埔寨，并拖延巴黎和会的谈判直至1991年，长达3年。
差猜在担任克立政府的外长期间曾对我说，每次到东北乡村地区的选区访问时，他非得驾驶马力强大的名贵保时捷轿车不可。我问为什么，他说如果乘坐的是普通汽车，农民不会相信他有能力帮助他们改善生活。驾驶保时捷就不一样，农民马上知道这是个有钱人，总有办法通过各种途径提供援助。对我从报章报道中所了解的，关于候选人往往收买村长以争取村民选票的现象，他则没有进一步说明。
差猜的个性也有可爱的地方。60年代参与政变之后，他曾经被遣送到阿根廷，后来到了瑞士，在那里购置了一栋别墅。在欧洲那几年，他飙车四处旅游，尽情享受生活。出任首相期间，他所领导的政府，众所周知是泰国历史上最腐败的一个。
当地人对政坛的这股贿赂歪风习以为常。一直到90年代中期，教育水平较高的中产阶级逐渐扩大，民间才开始对猖极的贪污现象感到担忧。想当选就要准备大笔钱，党领袖还得自掏腰包资助党内候选人竞选。选举一过，党领袖和议员们便得想法子弥补他们的开销。这就是泰国版本的金钱政治。在日本，选举开支由建筑合同承担。
在泰国，每份合同都要有回报，否则下一届大选的竞选基金将没有着落。
1998年1月我再度访问泰国，首相川。立派和他的副首相与财政部长在讨论的过程中显示，他们明白泰国必须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才能恢复人们对这个国家的信心。到1999年，他们已经成功地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投资者，改变了对泰国的评价。
我发现马科斯急于推动东盟的经济合作，但是新菲不能走在其他国家前头。为了确定发展的步伐，我和马科斯同意为新菲彼此进口的所有产品，全面降低10％关税，同时推动东盟的内部贸易。我们也同意铺设新菲海底电缆。后来我才意识到对他来说，发表联合公报本身就是一种成就，该怎么具体落实反而是其次，它是个额外步骤，大可留待下一轮会议再讨论。
我们每隔两三年总会见一次面。一回他带我到马拉康南宫的私人图书馆参观。
书架上摆满了他自参选以来多年政治活动的经过装帧的剪报资料，以及一部部厚似百科全书的菲律宾历史和文化丛书，书上注明由他编撰。还有他担任抗日游击队领袖期间的活动徽章，都―一展示在玻璃柜里。他毫无争议地是所有菲律宾人的首领。
他的夫人伊梅尔达崇尚豪华阔绰的生活。巴厘峰会举行前夕，马科斯伉俪曾经到新加坡访问，两人各乘一架CS型专机抵步，派头十足。
马科斯不认为中国会在短期内构成威胁，不像日本，一旦局势有变，侵略野心有可能死灰复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皇军给马尼拉留下的恐怖阴影，至今他还没忘记。对越南侵占柬埔寨一事，我们的看法却存在严重的分歧。他虽然在形式上谴责越南的侵占行动，却并不担心它会危及菲律宾，反正菲越之间隔着一大片南中国海，又有美国海军随时保护菲律宾的安全。因此，在柬埔寨问题上，菲律宾并不积极。其后，他更因国内安全问题每况愈下而无暇他顾。
马科斯实行的是军法统治，曾经扣押过反对党领袖贝尼尼奥。阿基诺。这个反对党强人同样是出了名的沙场老将，政治魅力和魄力绝不在马科斯之下。马科斯后来释放阿基诺，允许他赴美。当菲律宾经济形势开始恶化时，阿基诺宣布决定回国。
伊梅尔达几次发出隐含的警告，他还是在1983年8月乘坐专机由台北飞抵马尼拉机场，结果在下机时中弹身亡。有大批随行的外国通讯员和电视摄像队簇拥，也保不住他的性命。
暗杀行动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导致外国银行霎时终止一切贷款。菲律宾的债务共达250亿美元以上，连利息都穷于应附。马科斯被逼入死胡同，惟有委派贸工部长博比。王彬向我求助，希望我拨出3到5亿美元贷款，帮助菲律宾偿还利息。
我直视对方的眼睛说：“这笔钱我们永远拿不回来。”更何况谁不知道仅科斯病重，身体日益衰弱，必须不断接受治疗。菲律宾需要的是一位身强体壮的领袖，不是更多的贷款。不久后，1984年2月，马科斯在文莱苏丹王国独立纪念日的庆祝会上同我会面。他看上去跟以往简直判若两人。虽然不似上镜时那么臃肿，但是肤色深得惊人，像是经过阳光曝晒一样。他说话的时候呼吸沉重，有气无力，双眼无神，头发稀薄，看起来非常虚弱。一辆配备一切必要医疗仪器的救护车、一组菲律宾籍医生，全在他下榻的贵宾洋楼外守候。马科斯花了大部分时间告诉我阿基诺遭暗杀的过程，内容有如天方夜谭。
当所有助手一离场，我便开门见山向他指出，任何一家银行都不会再借他半分钱。大家只想知道万一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总统一职究竟将由谁来继承。所有银行家都看得出他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菲律宾拖欠的250亿美元当中，有80亿美元是由新加坡的银行借出的，这笔贷款很可能20年后还拿不回来。他反驳说只要给他8年时间。我说银行家希望看到菲律宾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以重新稳住政局，美国尤其期待5月的大选能推举出这样一个人物。可是问他会提名哪位候选人上阵时，他竟回答说是塞萨尔。比拉塔总理。这下子我可沉不住气了。比拉塔是无望成功的人选，只能做一级行政官，当不成政治领导者。不但如此，马科斯身边最有政治头脑的同僚，国防部长胡安。恩里莱已失去他的欢心。对此马科斯沉默不语，接着他承认接班人难寻是问题的症结。如果找到继承人，就有办法找到出路。离别之前他对我说：“你是我真诚的朋友。”这话叫我莫名其妙。那是一次很别扭的会谈。
马科斯在医药治疗中撑了下去。塞萨尔。比拉塔第二年1月到新加坡同我会面。
他非常忠厚老实，政治上并非老手。据他透露，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很可能获提名参加总统选举。我不敢相信，因为菲律宾不乏其他更有分量的候选人，比如恩里莱和劳工部长布拉斯。奥普莱。比拉塔回答说这跟“滚滚财源”有关。伊梅尔达比其他候选人更有本钱收买选票，以获得党的提名和赢得选举。他还说如果伊梅尔达参选，反对派必定推举阿基诺夫人科拉松为候选人，希望借此激起人民的情绪。他说，政局动荡，经济也每况愈下。
局势的发展终于在1986年2月有了结局。马科斯举行大选，并宣称自己获胜。
反对派候选人科拉松。阿基诺对选举结果质疑，并发动了非暴力的反抗运动。国防部长恩里莱倒戈，承认选举出现舞弊，当时的菲律宾警察部队总长菲德尔。拉莫斯中将也跟着他叛离马科斯。“人民力量”以狂风扫落叶之势席卷马尼拉街头，这是有史以来街头示威推翻了独裁政权最轰轰烈烈‘的一次。马科斯夫妇经历的这一连串不光彩事件，终于在1986年二月25日上演完结篇。夫妇俩乘坐美国空军直升机仓皇辞庙，逃离马拉康南宫到克拉克空军基地，再飞往夏威夷。如此一幕好莱坞式的传奇剧，恐怕只有在菲律宾才可能上演。
科拉松在举国欢腾的气氛中宣誓出任总统。我对这名诚实。虔诚的妇女寄予厚望，相信她能帮助菲律宾重拾信心，步上正轨。科拉松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为国家尽心尽力，一心要完成丈夫生前的遗愿，也就是为菲律宾重建民主。她深信有了民主，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在晚宴上，科拉松安排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兼大法官塞西莉亚。穆尼奥斯。帕尔马坐在我身边。我向这名学识渊博的女士请教，菲律宾自1946年独立以来的40年经验，究竟给予她的委员会哪些有助于她草拟宪法的启示。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们将义无反顾、毫无保留地推行民主，不容许任何独裁者冒起推翻宪法。”难道美式分权概念和菲0律宾人民的文化习俗之间就真的没有相互矛盾之处，并曾给马科斯之前的历届总统制造过麻烦吗？显然没有。
政变图谋此起彼落，使科拉松雪上加霜。军队和警队都被政治化了。1987年12月的东盟峰会举行前夕，另一次政变又在酝0酿。要不是有苏哈托总统的鼎力支持为后盾，那次峰会多半得延期举行，而打击各国对科拉松政府的信心。当时，菲律宾政府同意让其他东盟政府，尤其是印尼政府，协助分担维护安全的责任。总指挥是深获苏哈托信任的助手班尼。穆尔达尼将军。他在旧尼拉湾正中央部署了一艘印尼战舰，舰上的直升机和突击队随时候命，峰会期间一发生状况，便出动拯救东盟各国首脑。我也是拯救对象之一。这样的拯救行动行不行得通我有所保留，不问还是决定按计划行事，希望各国展示的军力对政变领袖能起阻吓作用。我们全住在面向马尼拉湾滨海的菲律宾广场酒店，能清楚看到停泊在马尼拉湾的印尼战舰。酒店全面封锁，守卫森严。峰会顺利结束，没有发生事故。我们都希望在科拉松政府四面楚歌，风声鹤呖之际，展示对她的政府的全力支持，借此使局面安定下来。各国显示了对菲律宾有信心也无济于事。政变企图变本加厉，影响外资的流入，也严重打击了就业机会，叫人惋惜。菲律宾拥有许多在国内和美国受教育的人才，他们的员工都能说英语，至少在马尼拉是如此。菲律宾没有理由无法成为东盟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在五六十年代，因为美国慷慨资助菲律宾战后的重建工作，菲律宾曾是本区域最发达的国家。但它总是缺了些什么――一种能把社会凝聚起来的胶体。属于精英阶层的混血儿，对待菲律宾的土著，就如同拉丁美洲大庄园的西班牙混血儿对待他们的奴隶一样，高高在上。他们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居高位者极其骄奢淫逸，农民生活却捉襟见肘。在菲律宾生活尤其不好过。他们没有土地，只能在甘蔗园和椰园里工作。教会不鼓励节育，他们生了许多孩子，结果贫穷加剧。
谁都看得出来，没有美国大力给予援助，菲律宾不可能起飞。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同情菲律宾的处境，想拉他们一把，但是他清楚地向我表示，如果东盟也肯做出贡献以示支持菲律宾，美国会更好办事。美国不愿意把菲律宾这个不是自家的问题独揽上身。舒尔茨希望东盟扮演更显著的角色，好让美国总统在国会中较容易拉票。我说服舒尔茨在1988年里根总统第二个任期结束前展开援助计划，他做到了。有关各方为这项多边援助计划（菲律宾援助计划）进行了两次会谈：第一次于1989年在东京召开，捐助国答应捐出援助金35亿美元；第M 次于1991年布什执政期间，在香港召开，各国承诺的援助金达140亿美元。尽管如此，菲律宾的局面动荡却始终没有平息，造成捐助国踌躇不前，拖延落实援助计划。
科拉松的继承人是她所支持的拉莫斯。拉莫斯总统做事比较实际，也使国家在较大程度上恢复稳定。我在1992年11月拜会拉莫斯，并在第18届菲律宾商业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不相信民主就必定带来发展。一个国家对纪律建设的需要远比民主建设更为迫切。”拉莫斯总统私下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英国式国会的宪法制度，其实更能有效地运作，因为议会中的多数党也是政府。但对外他却必须唱反调。
拉莫斯明知以纯美国式分权制度治国，终究要面对很多困难。菲律宾上议院已经推翻科拉松要保留美国基地的建议。菲律宾有肆无忌惮的新闻媒体，却无力抑制国内的贪污歪风。个别新闻记者可以被收买，许多法官同样可以被收买。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了严重的乱子。数以百万计的菲籍男女被迫离乡背井，去干远低于自己教育程度的工作。受聘到新加坡工作的菲籍专业人士绝不比我们的本土人才逊色。
他们的建筑师、艺术家、音乐家比新加坡人才更有艺术修养和创意。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选择到夏威夷或美国大陆去谋生。这肯定是个问题，但是采用菲律宾版本的美国式宪法，并未使问题的解决方法变得更容易。两者的差别在于菲律宾人的文化。
那是一种宽恕待人的温和文化。像马科斯这种敛财窃国超过20年的领袖，死后还会有人考虑给他举行国葬，这种事情只有在菲律宾才会发生。至今起回的不义之财微不足道，他的遗孀和孩子却能获准回国参政。凭着厚实的资产，他们给胜券在握的总统和国会候选人撑腰。1998年大选，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当选总统之后，他们再度成为政治舞台和社交场合的焦点人物。阿基诺遭暗杀时负责保安事务的武装部队总司令费维安。弗尔上将，1986年随马科斯逃离菲律宾，后来在曼谷去世，埃斯特拉达政府为他举行了军队葬礼。菲律宾报纸《今日》在1998年11月22日发表一篇文章写道：“弗尔、马科斯和其他官员欺骗、折磨和掠夺百姓，使国家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长达20年。未来十年，马科斯的朋党和直系亲属将静悄悄地一个接一个回到这个国家――每次总会引起公众的憎恶和愤慨，但是他们证明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厚脸皮则像铜墙铁壁。”有一些菲律宾人的言论笔锋充满澎湃的感情。如果他们能在思想感情上引起国内精英的共鸣并付诸行动，还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们？
同文莱苏丹多年深交50年代中期当执业律师期间到文莱出庭办案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气氛祥和，以丰富的石油资源致富的苏丹王国。
1960年8月，文莱苏丹奥玛。阿里。赛义夫丁爵士邀请我以总理的身分，跟新加坡自治邦元首尤索夫一同出席他的生日庆祝会。他沉默寡言，说话声音很轻，脸上总露出友善、吸引人的微笑。他朋友不多认识他的人几乎都只想染指他的财富。
1962年和1963年间，我在伦敦谈判建立马来西亚的条件时，曾经和他见过好几次面。
对文莱加入马来西亚的前景他总是感到不自在。原有的石油收入，大部分将归联邦政府所有，东姑向来对他特别关照，这种情形在文莱加入马来西亚之后还会不会持续，他可没有信心，毕竟他将只是马来西亚众多苏丹当中的一位而已。我向他阐明新加坡愿意加入马来西亚的原因，但是留待他自己做出最后的决定。尽管身边的法律顾问不少，他最终还是做了政治上的决定，置身事外。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个明智的决定。1963年以后，英军继续留驻，直至1984年2月让文莱独立为止。
新马分家后，奥玛爵士有一次来到新加坡访问，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小胡子抽动着，眼珠子闪烁着，他对我说：“你们现在跟文莱没两样，对你们来说可是件好事。”说得没错，新加坡和文莱确实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同是弹丸小国，四周却都围绕着大国。我并不贪图苏丹的财富，也从未向他借过钱，只在他问起的时候提供意见和看法，因此深得他的信任。
1967年，马来西亚解散共有的货币局后，货币局原班成员马、新、文都同意，三地新货币可按票面币值对等互换。这项协议后来在1973年取消，而文莱老苏丹却决定继续维持同新元之间的协议――按票面币值对等互换。他和本区域其他苏丹完全不一样，他最节俭。他为文莱建立了严格理财的概念，开始累积大笔资产，并交由设于伦敦的皇室代理局管理。
英国政府频频施压，要他推行宪制改革，落实民主。对此他采取了缓兵之计。
1967年，他传位给当时正在英国桑赫斯特陆车军官学校受训的长子哈桑纳尔。波基亚。自己则花很多时间暗出谋划如何延长英国对文莱的保护期。他拒绝同马印有任何牵连。他不信任印尼，因为印尼支持文莱人民党主席阿扎哈里，这仅反对党领袖曾在1962年12月策动群众造反。他对马来西亚存有戒心，是由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暂时调派到文莱工作的马来西亚官员，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视当地的官员为乡下佬。基于这点我非常谨慎，避免借调新加坡官员到文莱。即使迫不得已必须这么做时，也得确保有关人员上任前接受清楚的指示，要客气有礼地对待当地官员。
1979年3月，在一次私人会议上，我吁请前苏丹奥玛爵士，也就是退位后的斯里巴加湾，在文莱正式于19M 年独立自主以前靠拢东盟。我告诉他印尼总统苏哈托和马来西亚首相胡先翁，对文莱都很友善，不会排斥。他同意考虑让文莱以观察员的身分加入东盟，却一直未有实际行动。我向他解释，世界早已变了样。奥玛爵士一直死心塌地相信英国始终会在文莱背后给予支持，不愿意承认英国的情况已今非昔比，如今英国根本没有什么海军或空军特种部队能随时出动拯救文莱。
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期间，到新加坡访问的英国部长总爱向我提起文莱的课题。
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政府希望说服文莱苏丹举行选举，建立更现代化的君主政权，进而独立自主，好结束英国保护的制度。我尽所能敦促斯里巴加湾奥玛爵士和苏丹跟着时代前进，但是两人不为所动。英国政府终于做出决定，无论文莱能不能建立代议制政府，它都必须为自己的将来负起责任。英国仍会提供支援，协助文莱抵御外来的威胁。他们保留一营辜加兵驻守当地，不过军队开支由文莱自行承担。我也在1叨9年吁请刚担任撒切尔夫人政府外长的卡林顿勋爵坚持立场，即使驻文莱的英国官员要求延长逗留期也不能软化。他们留着不走的话，只会使几乎都是在英国受过教育的文莱官员，继续被剥夺吸取经验自行管理国家的机会。在那次会谈后，政策有了显著的改变。到19M 年文莱正式独立时，几乎所有高级职位都由土生土长的文莱人担任了。
1980年，我曾向苏哈托总统提及让文莱在独立后加入东盟。的可能性。苏哈托表示如果文莱愿意加入，他一定欢迎。我接着劝请苏丹除了考虑他父亲的看法，还要考虑其他观点，不要小看东盟的重要性，并敦促他多拜访苏哈托总统和其他东盟成员国的领袖。他终于在1981年4月做到这点。他在雅加达受到苏哈托的热情欢迎，接着还访问了马来西亚和泰国。1984年，文莱加入东盟时，东盟不但为它提供类似安全保护伞的保障，同时也使波基亚苏丹更容易同周遭的邻国相处。
文莱自独立以来国家太平，人民生活安定。苏丹逐渐建立自信心，莫哈末亲王成为一位见多识广的外长，掌要职的文莱官员参加的国际会议多了，增长了见识，对工作也更能胜任。斯里巴加湾在1986年与世长辞。他如果能活着看到这项成果，必定会老怀大慰。
苏丹的父亲同我之间的深厚友谊，在现任苏丹、他的兄弟和部长们跟吴作栋总理和同僚们之间继续增进。这是一种完全基于诚信的关系。
18、中南半岛的沧桑
柬埔寨的人民是输家。国家衰败了，经济一败涂地。因为洪森的政变，柬埔寨加入东盟的计划挪后了。它最终在1999年4月加入东盟……柬埔寨历经27年的战争，灾难深重。
1977年10月29日，一架越南的C3型旧达科他飞机，在内陆航线飞行时被劫持，被迫飞到新加坡，劫机者要在实里达空军基地强行降落，我们阻止不了。在给飞机添油和检修过后，我们允许越南派遣新的机组人员前来把飞机驾回越南，将原来的机组人员和其他乘客也一并送回去。劫机者最后被控上法庭定罪，判处14年监禁。
对这种种供应和服务，越南非但不付钱，还反过来接连向我们发出警告，要么把劫机者遣送回越南，要么对一切后果负责。我们坚持立场不受威胁，不然必定后患无穷。我们同1975年重归统一的越南之间的关系，就是从这一僵持不下的事件开始的。越南人看准一些东盟成员国既惶恐不安又希望同他们交好的心理，希望从中牟利。他们在电台和报纸上措辞强硬。越南领导人更是叫人受不了，以东南亚普鲁士人自居。的确，他们是吃过苦，受过美国科技施予的所有惩罚，然后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再巧妙地利用美国媒体进行反宣传，一举把美国人击退的。他们有信心击败世界上的任何强国。对我们这些东南亚的弱小国家来说，越南只有蔑视。他们宣称将单独同东盟成员国建立外交关系，拒绝同作为一个组织的东盟交往。他们的报纸对菲律宾和泰国的美国军事基地提出批评，把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说成是“互相勾结”。
但是到了1976年，越南跟中国的歧见日深，不得不派遣外交使节团到东盟。副部长潘贤在访问本区域国家时，带来了和平的信息。他起初把新加坡从访问行程中删去，过后又改变计划，在1976年7月访新。他说，越南不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
他巧妙地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区别开来。越南人民支持东南亚各民族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正义之战，而越南政府则要同这些东南亚国家建立双边关系。我指出，这种外交诡辩术并不能排除我们脑子里存在的疑问，这个双轨政策，其实也就是干预。谈到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我说强国都知道彼此直接硬碰是危险的，因此利用第三国家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东盟，我们自行解决彼此间的任何歧见，所以美国也好，苏联也罢，想要乘机挑拨离间都无从下手。
范文同终于来了同样地，范文同总理一年后到本区域进行访问，起初也并未把新加坡列人拟议的行程之中，也许是想借此使我们不安。我们无动于衷，越南威胁不了我们。他最终还是在1978年10月16日来了。先是潘贤来展示共产越南的盈盈笑脸，现在范文同这位高龄72的老人家来了，让我们看他的强悍和铁石心肠。在两个半小时的讨论中，什么礼仪婉言全省了。其实从机场出发的途中，我们就已经在车内开门见山地对话我的开场白是：欢迎越南愿意同我们合作，谋求和平、稳定和繁荣，但是听了河内电台的广播，读过他们的《人民报》的报道，我却抱持保留的态度。这些广播和报道并不友善，甚至言带威胁。范文同宣称越南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他自己是个共产党人，信奉的是马列主义。他到新加坡来，是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的身分讲话。越南必须为东南亚和世界的革命与和平事业贡献力量，新加坡不该为此而有所顾虑。越南是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国家，它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人民勇敢、聪明。美国和日本都告诉过越南人，他们的国家将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美日都需要同它建立经济与贸易联系。
发表了充满信心的开场白之后，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宣称北京鼓动越南北部14至15万的华人越过边境回到中国。他们不明白其中的原由。
我问他，中国如果在新加坡也有大使馆，是否也会采取相同的政策。他认为不会，因为中国并不希望所有海外华侨都回去。让他们留在侨居国，也许更好。他直瞪着我说，华人无论身在何处永远心向中国，就好像在海外的越南人总会支持越南一样。
接着，他转而谈起经济关系，并出人意料地说新加坡可以为越南的重建贡献力量。当我温和地表明我们必须从所提供的货品与服务中得到一些回报时，他直截了当地说，越南的经济尚未开发，贸易的机会非常有限。当晚，我和他走去用晚餐时，他又说越南不能进行贸易，但是需要帮助，而新加坡既然曾在越战时期出售战争物资给美国从中得利，自然有义务帮助他们。如此表白，着实让我目瞪口呆。
第二天，当我们的车子驶过滨海地区时，他看到海港内停着许多船，又再次指责我们从越战中捞到无法估量的好处，认为这是以越南为代价来发展新加坡，如今要新加坡协助越南，不过是应尽的义务而已。这真是不可思议。就因为一场战争使他们贫困潦倒，我们既不是发动战争的一方，也不曾在整个战事过程中扮演任何角色，就一口咬定我们有义务帮助越南重建，这是哪门子道理，我当真想不通。我说，我们为在越南的美军所供应的主要战争物资，无非是美国和英国的公司所生产的汽油、石油和润滑油，所得利润对新加坡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他流露出一脸的狐疑。
我说我们愿意同越南贸易，但不打算给予援助。他显然不高兴。我们分别时保持风度，但是态度冷淡。
12年后，1990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越南第一副总理武文杰要求同我会面。他希望我们抛开歧见，进行合作。我对他们12月侵占柬埔寨以来所浪费的时间表示遗憾。除非纷争得以解决，否则我们不可能建立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武文杰说，越南有许多投资机会，他已经批准发出100多张投资许可证给外国公司。我回答说，不论投资许可证有100张还是1000张，除非美国指示世界银行给越南提供无条件的低息贷款，让它进行重建，同时美国的大银行认为在越南投资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否则越南经济起飞不了。不过，一旦越南撤出柬埔寨，我们就会恢复中断的关系。
1991年10月，越南和其他有关各方在巴黎签订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
一个星期后，已经成为总理的武文杰到新加坡访问。虽然我已不再担任总理，我们仍在我的接班人吴作栋总理款待他的晚宴上见了面。宴席将散，他起身向我走来，像共产党人惯常所做的那样半拥抱着我，问我愿不愿意帮助越南。我说，怎么帮？
做他们的经济顾问。一时之间我哑口无言。从他们侵占柬埔寨以来，我一直是他们猛烈抨击的对象。回过神来后，我告诉他，我只有管理一个城市国家的经验，从未管理过像越南这样拥有6000万人口，多年来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而且实行的是必须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共产主义制度。他楔而不舍，并且过后还送来两封信。
在互相通信后，我同意访问越南，不以顾问的身份，而是同他们一起讨论，集思广益，研究如何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我在1992年4月访问河内时，我们的关系完全改变了。在装饰华丽。正中央摆放着胡志明半身像的会议室里，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同武文杰和他的内阁部长、高级官员进行讨论。他们准备了5个问题，先是问越南在推行现代化时应该着重于什么商品、什么市场，以及同怎样的伙伴合作。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暴露了他们长期经历中央规划所形成的思想倾向，因为他们事先假定会有特定的商品、市场或者伙伴，能协助他们转型。我建议他们研究台湾和韩国从农业社会转型成为新兴工业社会的过程。
我说，利用越南南方，尤其是胡志明市（也就是过去的西贡）作为全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上策。共产主义在北越推行血年，在越南南方则只有16年。南方人民熟悉自由市场经济，要回复旧的制度并不困难。他们最好的催化剂是那些流亡海外的人，即在1975年后离开，在美国、西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商界闯出一番天地的越南难民。他们一定愿意协助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应该把他们找回来，为启动南方的经济尽力。
武文杰似乎被这个建议吸引了。他本身是南方人，但是其他资历更老的领导人要的是南北均衡发展。他们内心都有个隐忧：这些散居海外的人会带回颠覆思想，或者同像美国中央情报局那样的外国机构有联系。经过数十年捉迷藏式的游击战争后，他们总是怀疑每个人都图谋不轨。
武文杰在我临走前从河内飞到胡志明市同我会晤。他请我每年去一趟，说我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因为虽然有些话听来刺耳，我给他们提出的却是诚实和诚恳的建议。我答应两年内再访越南。在这段期间，我会派一个工作团前去研究他们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之处，并且对他们的海港、机场、公路、桥梁、电信和电力的建设发展提出建议。
我们决定抛弃前夕嫌我们的官员相信他们之所以要同我交往，是希望接近东盟，在面对中国时更有安全感。新加坡在柬埔寨问题上，曾经是反越声音中最响亮的一个。他们能同我们恢复正常关系的话，将会加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我们决定抛弃前嫌，尽力协助他们适应市场经济，以便彼此成为和谐共处的东盟伙伴。
在河内的时候，我要求会见范文同。尽管已经退位，他还是在他们的官邸同我会面。那是一座20年代建成的旧式石砌的建筑物，过去曾经是法国总督的办公室。
范文同在大门楼梯口跟我见面，身体明显虚弱了，但仍费劲地直立着，再脚步蹒跚地走到有段距离的椅子旁。因为他怕冷，他们把冷气机关掉了。他虽然体弱，说起话来却依然十分坚定有力。他忆述我们在新加坡的那次会谈，说过去的已成过去，越南历史正掀开新的一页。他对我前去帮助他们的情谊表示感谢。
越南领导人是很特出的一群。武文杰虽然说话温文，但是作为共产党地下斗争者，他的背景显然同表面的温文背道而驰。他们是让人畏惧的对手，意志坚定，斗志高昂。
在写给内阁的短笺中2我形容越南在改革开放了6年后的惨状。虽然如此，越南人还是精力充沛、资质聪颖的民族，基层基本上都是尊崇儒家思想的。我相信再过二三十年，他们将会振兴起来。每一个会议都准时开始、准时结束。他们都是非常认真的人。
同我在胡志明市见过面的总理武文杰和前总书记阮文灵都说过，他们必须针对市场经济这个课题对于部们进行再教育。一位在胡志明市的外国银行家告诉我，因为人才外流情况严重，越南面对受训人才短缺的困境。
他们的许多行为和做法依然是非常共产式的。我们第一大经过上下午两轮讨论过后，武文杰仍然不置可否。在这两个会议之后，他们带我去见总书记杜梅。从我跟总理分手到同杜梅见面的20分钟里，相信杜梅已经听了这两轮讨论的汇报。武文杰必定是在我同杜梅见面后得到杜梅点头批准。所以在当晚的宴会0演讲中，重提我谈到的一点。早些时候，他对此还不置可否，那就是越南不应该有太多国际机场和海港，而应该集中建造一个大型的国际机场和一个大型的国际海港，以便纳入世界机场与海港的网络。我们讨论了他们不断亏损的国营企业。他们要把这些国营企业私有化，或者转卖给员工或其他人。我解释说，这个方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有效的管理。新加坡航空公司也是百分之百由政府经营，但是它效率高，利润也高，原因在于它同样必须面对其他国际航空公司的竞争。我们政府不给予津贴。赚不到钱的话，它同样得关门。我建议他们在把国营公司私营化的过程中引进海外机构，以注入管理的专门技巧，为新科技提供外来资金。管理制度上的改变是必要的。他们需要同外国人合作，从实践中学习。单在国家内部进行私营化，只把企业卖给自旧人，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的基础设施工作团在1992年9月访问越南。他们向越南政府提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后来被采纳了。我们设立了一个援助中南半岛的1000万美元基金，为他们的官员提供技术训杜梅在1993年10月访问新加坡，对新加坡高水准的建筑与基础设施感到惊讶。他参观职总平价合作社时，对我们的工人拥有丰富多样的消费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1990年俄罗斯总理雷日科夫来访时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