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我进行回访时，从他的官员那儿发现他曾经指示政府机关向新加坡学习，并且尽可能优先考虑新加坡投资者所提出的项目。但是，我们的投资者却发现，尽管签署了多项协定，却无一真正落实。实际情况是越南低级官员利用这些投资计划向其他商人榨取更多好处。
杜梅曾是越南最重要的人物。他体型高大，阔脸大鼻，肤色黝黑，笔直的头发从旁边直梳到两侧，看起来整齐干净。他穿的是越南式的毛装，而不是像武文杰那样穿西装。他不像武文杰那样满脑子改革，却也不如国家主席黎德英将军那般保守。
他是党内两派的平衡力量，也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言论集译成越南文他说在新加坡时，有人送了我的两本书给他。他找人把我的言论集从华文翻译成越南文，并且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在有关经济课题的关键段落底下画线，然后把它分发给所有重要的干部和部长阅读。他睡得很少，从半夜到凌晨三点，做半小时运动，然后阅读到上午7点30分，才开始工作。我们的大使馆职员告诉我，我的言论集译成越南文后已在书店里出售。越南似乎还没听说过版权这回事。
他问起我该怎么吸引更多投资，我建议他们改掉游击战中养成的习惯。获胡志明市当局批准的南方发展计划，还得再经过不熟悉情况的北方河内官员的批准，这根本是在浪费时间。此外，河内中央政府所批准的工程项目又经常在地方政府那一层受阻，因为地方当局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杜梅哀伤地谈起越南的悲情历史。其中1000年同中国交战，另100年同法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抗，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为独立而战。他们得和日本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有后来的波尔布特集团作战。在140年的岁月中，越南同其他国家作战取得胜利，终于解放了自己。战争留下的创伤很深，工业薄弱，科技落伍，基础设施很差。我同情地对他说，越战对越南对美国都是个悲剧。他叹息一声说，要不是这一场战争。越南也许已0发展成像新加坡一样的现代化国家了。
我一再向他保证，越南终有一天会发展得比新加坡更好。我看不出目前的和平与稳定为什么不能长久持续下去。东亚已经从过去40年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战争根本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朝鲜和越南两场大战、柬埔寨的游击战，没有人是胜利者，大家都是受害人。杜梅难过地表示同意。
实际上，越南人已经在进步了。部长和官员都因为同外国人0有更多接触，得到更多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资讯，所以较能了解旧由市场的运作方式。市面更加活跃，商店、外商、酒店比以前更多，这一切都反映了胡志明市和河内的繁荣景象。
1995年3月间，我另一次访问越南时。第一副总理潘文凯主持了关于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他素以希望加速改革步伐见称。我们的投资者正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
我告诉潘文凯。真要吸引投资者，他就必须让这些最先前来的投资者感到受欢迎。
他们既已把资产固定在越南的领土上，理应获得必要的援助使投资成功。要是把在越南有固定资产的投资者都当成俘虏一样看待，肯定会把其他投资者都吓跑。他们的官员对付投资者，就像对付美国兵一样。把他们看做随时准备突袭并予以消灭的敌人。我的意见是。应该把投资者当成值得珍惜的朋友。需要有人引导他们走出迷宫似的官僚体制，避免遇到地雷和陷阱。
我举了一些我们的投资者面临困难的例子。新加坡的一位房地产发展商，当时正在河内建造一座旅馆。居住在工地附近的约30户人家对噪音和恼人的震动提出投诉。他答应每个月给每户赔偿48美元。在大家达成协议后，另外200户人家也来要求赔偿。发展商决定用不同的方法打桩，以免产生噪音和地面震动，但是他们不允许他这么做，因为他所持的是只适用于旧机器的许可证。
另外，新加坡电信与胡志明市邮电部门签订过一个联合投资无线电传呼服务的协定。在这个协定下，经过一年的试验，他们可以申请一张十年的执照。新加坡电信在投下100万美元让这个系统投人服务后，胡志明市邮电部门却建议从他们手中收购拥有权。我告诉武文杰总理，100万元事小，但是原则事大。如果他们背信弃义，不遵守合同，新加坡商人将对他们失去信心。后来可能是武文杰总理进行干预，让计划顺利进行，只是原来的协定还是做了一些更动，几个重要的问题也依然悬而未决。
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得到的反馈，显示我的意见起了作用，越南官员如今比较肯帮助人了。一家德国大公司的总裁从越南续程到新加坡时，告诉我他们还为他提供了一位向导。我满意地微笑了。
不过，开放后接踵而来的社会弊病，使越南的高层领导人依然为它担心，惟恐在政治上失去控制，因而放慢了开放的步伐。他们不像中国那样，中国大多数省市长都年轻得多，受过大专教精。负责治理越南城市与省份的高层人士，都是过去的游击队指挥官。他们让苏联和莫斯科所发生的事吓坏了，也不能苟同蔓延到中国沿海城市的社会罪恶。这不是他们所要争取的。1993年我向武文杰总理和他的班子建议，他们应该把游击队中的这些老战士提升到重要的顾问位置上，而让年纪较轻的官员，尤其是那些接触过西方的官员，负责日常事务。他们需要更了解市场经济，更能使外国投资者认同的人。问题是老将们打过仗、报过捷，是掌权说话的人，要以他们的方式建国。我相信年轻一代接班后，越南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快。1997年9月，领导层出现了一次重要变动，副总理潘文凯升任总理，取代武文杰，而副总理陈德良取代黎德英将军为国家主席。这些都是使领导层年轻化的重要步骤。这一代人到过更多国家，看过真正的世界，清楚地知道越南同周边国家比起来，远远地落在后头。
1997年11月，我访问了胡志明市，同一位刚冒起的市长兼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张晋创会面。这个国家当时正处在“停滞不动”的状态。我同我们在胡志明市的投资者和外国银行家见面，他们被最近的种种禁令吓得目瞪口呆：不能把越南盾兑换为外0国货币汇出去。那他们要怎样偿还对外的债务、银行的透支，以及他们为了在越南投资而向外国银行贷款的利息呢？他们的生意怎么经营得下去呢？负责投资事务的计划投资部极力反对这么做，知道这项措施只会打击投资者的士气，却爱莫能助。越南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则对袭击整个区域的货币危机感到惶恐，担心外汇储备不足。
我在河内向潘文凯总理解释为什么这样突然改变做法具有破坏性。很多别的事情也都出了乱子。新电信解决了传呼的业务，却又面对移动电话业务的问题。越南邮电承诺发出许可证，过后却没兑现。越南人要自己经营。我指出，新加坡必须依循发达国家让电信业私有化的趋势，以应付国际竞争。而惟一能够面对这个最激烈竞争的方法，就是同引人最新科技的外国伙伴联营私人企业。他明白，国家主席陈德良在我向他解释时也表示明白。
他们又一次带我去见杜梅。就像过去一样，我们交谈甚欢，但是我担心影响力同样会非常有限。他们在战争时使用苏联武器所展示的技巧，他们随机应变克服物资严重短缺问题的本事，以及很多越南难民在美国和法国所取得的成就，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他们具有令人敬畏的素质。
缅甸自我孤立我在1962年4月第一次访问仰光。缅甸总理吴努要求奈温将军在1958年接管政权，因为他的民选政府面对频频发生的少数种族叛乱和造反，束手无策。经过18个月的军人统治后，大选举行了，吴努领导的政党重新当选，从奈温手中再次接管政权。但是没过多久吴努又陷入困境，让奈温在1962年3月重掌大权，这正好是我去访问前不久。
仰光不像我曾在1956年访问过的科伦坡。仰光显得破落。它被日本占领过，虽然在英军从孟加拉一路杀回来时，还不至于被夷为平地，破坏还是相当大的。奈温在他的家里热情地接待我和芝。我看到别墅周围停放着坦克和高射炮时，有些不自在。显然地，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我访问缅甸的目的，是要对印尼总统苏加诺展开的政治宣传进行反击，他口口声声说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的密谋。用午餐时，奈温听了我的解释，但不是很留心。他心里想的尽是怎么维护法纪、控制叛乱，使缅甸不至于分崩离析。
他住在坐落于近郊区的一座中型别墅里。他和夫人钦梅登一样待人友善。夫人钦梅登曾当过护士，是位活泼健谈的女士。他们俩都讲英语，而且是聪明人。缅甸是东南亚地区先天富足的国家之一，在战前出口大米和食品。但是民主政府的制度在他们那里行不通。它的人民不是讲同一种语言的单一民族。英国人硬把一群群占据不同山区的不同的种族，放在同一国界里。
奈温成立了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张推行“缅甸式的社会主义”。他的政策简单，争取自足自立，把那些随英国人一起到缅甸来的印度人和华人赶走。缅甸华人其实早在吴努执政的时候就已经纷纷离开，好多人迁徙到泰国和新加坡定居。
人数较多的是由英国人带去当公务员的印度人。他们逐渐被排挤出去。
1965年5月，我在孟买参加了亚洲社会主义者的会议后，续程再访仰光。奈温喜欢我演讲中所说的：“如果我们以西方欧洲社会主义者的乐观态度，处理亚洲的贫穷与落后的问题，我们肯定会失败。”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多么坚决地要自给自足，尽可能减少同外界的接触，回到缅甸过去那种富庶、自足。浪漫而充满诗意的旧景象。
那次访问，同斯特兰德酒店内接待我的司膳总管的一席话，令人难忘。一个年近6O，须发灰白的印度人，在我到达的第二天端来早餐，愁眉苦脸，用英语说：
“先生，这是我最后一天为你服务，明天起我不会再来了。”他不清楚他的缅甸助手能不能给我送来同样的英国式早餐，有茶、奶、糖、烘面包和炒蛋。我问他为什么要走，他回答说：“我不能不走。我在这里出生，一辈子都在这里生活，但是政府却要所有的印度人离开。我能够带走的只是一小笔钱和个人的随身物品。”他要上哪里去？“印度。”他在那里可有亲人？“没有。”他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跟随英国人来到缅甸，现在政府却要把他遣送回去。至于我第二天的早餐，他说得没错，托盘既不如原来那么整齐，烘面包也没那么香跪了。
那天下午，我和奈温在前英国仰光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这场球可真不寻常。
每一条平坦球道的两旁。围绕在我们4个球员周围的，全是提着枪向外看的军人。
不挥杆时，奈温戴着钢盔。我犹豫该不该问原因。其中一个球员是奈温的部长。他低声说是跟什么行刺威胁有关。
1968年奈温访问新加坡，在打高尔夫球时，一点也不在意安全的问题，也没有戴钢盔。1974年他再次来访时，我建议我们应该协调彼此的政策，促使美国、中国和苏联继续留在本区域，以取得势力均衡。他一点兴趣也没有，宁可让超级强国自己做决我在1986年1月最后一次访问仰光。奈温的新夫人是个医生，比他过世的发妻钦梅登年轻得多，受过良好教育。当时，他对于15至30年前发生的事记忆犹新。
用晚餐时，我发现尽管经历了20年的经济停滞，他对外国势力仍旧是一贯的不信任。
他谈到如何为了应付缅甸以外的势力而受困在一场“斗智之战”里，指责外国势力一直都在觊觎他的国家。
看到仰光的情况比我在1965年去访问时更糟，真让人不胜呼嘘。那里没有新的道路或建筑，处处百废待兴。主要公路路面上尽是窟窿，路上仅有的几辆汽车。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老爷车，破旧不堪。在奈温的政策下，任凭哪一位部长都难有作为。
他们的英文报只是四开小报那样的一张薄纸。缅甸文的报纸则稍微体面一点。前往著名的仰光大金塔的人们，看起来都穷困潦倒，衣衫槛楼。从车里望去，商店似乎都空无一人。
同年9月，他的总理貌貌卡到新加坡访问，我告诉貌貌卡我在《新加坡与美国人》（一份美国侨民出版的期刊）里读过的一篇文章的内容，设法引起他对旅游业的兴趣。在文章里，两名来自美国人学校的教师叙述了他们到仰光、曼德勒和蒲甘旅行的经验。他们的大半路程都是沿途搭免费顺风车的，这种旅游方式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愉快的探险经验。我向貌貌卡建议让缅甸开放，建造酒店，在仰光到曼德勒和蒲甘之间，安排安全的飞机。这将能吸引很多旅客，可以赚取可观的收入。貌貌卡静静地听着，却没说什么。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奈温还是不想让外国人到缅甸去。
直至1993年，缅甸的一位主要领导人钦纽中将在新加坡同我会面时，我才算是碰到一个反应比较积极的缅甸领袖。也或许是奈温改变了态度吧。奈温一定告诉过钦纽我是老朋友了，所以他一直静静地听我讲话，听我说明缅甸应该重新调整自己来适应后冷战的世界，开发经济，发展整个国家。我以中国和越南等为例说，这些过去封闭的国家，现在都在发展旅游业，邀请外国投资者去制造就业机会与财富。
钦纽负责的是情报工作，也是当时军人集团或“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中的强人。我请他重新检讨对缅甸国父和首任总理昂山的女儿昂山素季的政策。昂山素季嫁给了英国人，却回到缅甸领导反军人政府的运动。他们不可能永远把她关起来，这么做只会使她继续让这个政权受窘。
缅甸如今必须改善人民的生活，把有对外经验的人引进政府。军人政府永远搞不好经济。我建议他应该让新加坡有机会同缅甸接触，在经济上帮助缅甸。如果这样的交往接触是为了帮助缅甸恢复正常状态，而不是维持现有制度，那新加坡将能够在国际上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我的记录员是外交部负责缅甸事务的官员，他担心钦纽会有强烈的反应，结果意外发现钦纽在讨论结束时，还感谢我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丹瑞将军（总理兼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主席）在1995年6月到新加坡访问时，我建议他到印尼走一趟，看看印尼如何从苏哈托将军刚接管时的军人掌政制度过渡到民选总统制。在“双重职能”的制度下，印尼宪法让军队直接参与政府，在议会中有代表权。印尼军人在宪法上有它的地位，那就是保障国家安全与统一。
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缅甸要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就非得朝那个方向发展不可。
奈温曾在1994年到新加坡求医时，跟我见过一面。他谈到自己怎么通过静坐得到心灵的平静与安宁。1988年退出政坛后，有两年的时间，他为了国内所发生的事而心力交瘁。自1990年起，他开始阅读关于静坐方面的书。现在，他每天上午、下午、晚上，花好几个小时静坐。比起1986年我们在仰光会面时的满面病容，他如今的气色果然好多了。
1997年他再次到新加坡求医。以86岁的高龄，气色看来比上次来访时更好。这次他只谈静坐，教我一些改善静坐之道。我问他是否会因亲近的人，如孩子和孙子生病而操心？会的，他会操心，但是通过静坐，他可以控制、减少，甚至忘却这些痛苦。当他的老将军们征询他的意见时，他难道不担忧吗？不，他回答道。他们这么做时，他总会请他们别向他提起工作，因为他早已退出世俗尘嚣。不过，据一些外交官说，他在军中仍然德高望重，享有权威，影响力仍在。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相信经济制裁能够迫使缅甸政府放弃政权，把它交给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季。我不认为这是可能的。自1962年奈温取得政权以来，军队一直是当政者的惟一工具。可以尝试说服这个军人政府分享权力，逐步使政府平民化。但是除非美国或者联合国准备像在波斯尼亚那样，派出武装部队维持这个国家的完整，否则缅甸根本少不了军队以保持国家的完整。西方对东盟建设性的接触方式感到不耐烦，对东盟领袖在1997年7月接受缅甸加入成为会员尤其困惑不解。但是有什么办法比让这个国家开放、发展，然后逐渐改变更好呢？看看柬埔寨好了，就连监督选举的联合国部队也无法把选举中的胜利者捧上台，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仍然由洪森领导的有实权的政府牢牢控制着。
缅甸的将军们迟早必须调整和改变，以同他们的东盟邻国阳似的方式治国。他们同世界的接触多了，自然能更早实现这个目标。在60年代战火纷飞的中南半岛，柬埔寨是一片和平繁荣的绿洲，我真希望能留住对柬埔寨的这个美好记忆。我和芝在1962阵第一次到它的首都金边去。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在机场接待我们，在我检阅了仪仗队后，我们走向轿车，一路上身穿传统服装的舞娘不停地将花瓣撒向红地毯。
金边像个法国的省镇，安静祥和。那里有宽敞的林阴大道，让人想起巴黎的香榭丽舍，整排的树木，左右两侧的支路也都有树阴。在一个主要十字路口中间矗立着一座高棉族样板的凯旋门――独立纪念碑。我们住在媚公河边的前法国总督府。西哈努克自己住在旧王宫，在那里以豪华的方式设晚宴款待我们。他过后用自己的苏联飞机送我们到吴哥窟去。西哈努克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非常聪明，精力充沛，深深懂得生活情趣。他的气质和风度就像一位有教养的法国绅士一样，说起话来姿态语气都风度翩翩，说的是法国式的英语。他个子不高，有些矮胖，阔脸，鼻孔形状就像吴哥窟周围庙堂里的石刻一样。他是个一流的主人，无论什么时候拜访他，我都很喜欢他待客的热情。每一次的访问他都叫人难忘。他在宴会上款待的是法国传统的高级佳肴，配以法国美酒和精致的餐具。我记得到他在马德望的省城的王宫时，车道就像在法国庄园里的一样，一路开到高起的人口处。我们抵达时，个子矮小的柬埔寨卫兵穿着把他们衬托得更加矮小、长及臀部的闪闪发亮的拿破仑式靴子，戴着头盔，以闪亮的长剑敬礼。接待处和宴会厅都布置得非常堂皇，而且装有冷气。
那里还有一支西洋管弦乐队和一支柬埔寨乐队。外国外交使节都在，场面盛大。
这位亲王非常活泼，对批评异常敏感。他会对报章上任何批评他的文章做出答复。政治对他来说，就是报章与宣传。他在1970年的政变中被推翻时，他说为了顾全性命而不回国，到北京寻求庇护。我相信即使他当时回到柬埔寨，抵达机场时也不会有哪个士兵敢射杀他。他是他们神化的国王。在中南半岛烽火四起时，他在共产党和西方之间维持了发发可危的平衡，使柬埔寨保持为一片和平与富饶的绿洲。
他在寻求中国的友谊和庇护的同时，也通过法国维系了同西方的联系。当他留在北京而不是回到柬埔寨反抗发动政变者时，原来的柬埔寨被摧毁了。
变了样的西哈努克我再次会见西哈努克是在1981年9月，他当时到新加坡来，针对同红色高棉组织成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一事进行讨论。那是个变了样的西哈努克。他已经回到金边，并且做了红色高棉的俘虏。他历尽沧桑，几个儿孙在金边被波尔布特杀害，他在为自己的性命担忧。那个原本意气风发的西哈努克已经被摧毁了。他的笑声，在激动时高亢的声音，他的动作，都已大为逊色。他是个活生生的悲剧人物，象征着他的国家和民族所经历的遭遇。中国人在1979年初越南攻陷金边前把他救了出去。他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谴责越南的侵略，并成为柬埔寨抗越的国际标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一直坚决反对同红色高棉组织联合政府。
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柬埔寨人在本区域并不活跃。一位资深的部长英萨利在1977年3月拜访我。他说话温文，圆圆的脸蛋，有些丰满。他看起来像是心肠最软、最善良的人，一个会很温柔地照顾婴儿的人。他是波尔布特的连襟，也是他的亲信。
英萨利相当实际，他要贸易，物物交换。他需要工厂的配件、灌溉农田的水泵，以及渔船用的马达。他准备用柬埔寨著名的内陆湖洞里萨湖的鱼来交换，那里每年都会涨水，出产最好的鱼。不过，这个物物交换的贸易最后没有落实，他们在后勤方面有困难。因此，我们和他们很少有什么贸易或其他来往。
越南和柬埔寨的关系越来越糟，频频发生边境冲突。越南在1叨8年进攻柬埔寨，并且在1979年1月攻陷它。之后，只有通过我们进出联合国争取支持票，防止越南傀儡政府接替柬埔寨在联合国原有的席位，以及通过我们支持抵抗部队在泰柬边境作战，柬埔寨在我的意识里才存在。
1981至1991年之间，我同西哈努克的儿子拉那烈亲王见过几次面。他父亲安排他掌管在柬泰边境的亲王族部队。拉那烈的声音、姿势、表情、身势语言跟父亲相似，不过比较瘦小、黝黑，情绪稳定得多，比较不会凭一时冲动行事，其他方面大致是出自一个模子。他像父亲那样法语说得很流利，在接管王族军队前，曾在里昂大学教过法律。
我在80年代到他们在泰国东北的训练营视察时，发现那里的组织不好，而且士气低落。那已是拉那烈所能够做到的最好情况了，因为就像他一样，他的将领和军官花在曼谷的时间比花在军营里的时间多。由于当时我们正为他们提供武器和无线电器材，看到这种情况，我不免感到失望。1991年的和解过后，富有的捐献者接手。
1993年，拉那烈的政党在联合国监督的大选中获胜，他成为第一首相（洪森则成为第二首相）。那年8月我们在新加坡会面时，我警告他联合政府是个不稳妥的安排。
军队、警察和行政部门都效忠洪森。拉那烈要生存下去的话，就非得把洪森的部分军队、警察和一些省长争取过来不可。否则，让军官和军队都忠于洪森，而仅仅是自己被称为第一首相，让自己信任的人担任国防部长，都无济于事。他大概没有认真听取我的意见。他或许以为自己的王族血统能确保人民支持他，确保他是无可替代的。1993年12月，我在新加坡同洪森会面。他的性格完全不同，是个强硬的红色高棉生存者，80年代由越南人委任为总理。但是够机灵，懂得跟越南人保持距离，让自己为美国人和西欧人所接受。他给我的印象是强悍而冷酷。他了解也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当红色高棉一式微，而拉那烈再也无法跟他们合作并向他挑战时，洪森便在1997年把拉那烈撵走，完全掌握了控制权，在名义上保留作为第二首相。
西哈努克在1993年大选后再度成为国王，但是他的身体衰弱，经常为了到北京治疗癌症而无法长期留在柬埔寨，很快地就被淘汰出局，退出现由洪森和他的军队占据着的权力斗争舞台。
柬埔寨就像个被砸成无数块碎片的瓷花瓶，要把它们再粘补起来将是漫长而费力的工作。就像其他打碎的瓷器一样，它承担不了太大的压力。它现在缺乏的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政府。人民长久以来习惯于不受法律约束，以致现在也不再奉公守法。
只有枪杆子才让人害怕。
柬埔寨的人民是输家。国家衰败了，经济一败涂地。因为洪森的政变，柬埔寨加入东盟的计划挪后了。它最终在1999年4月加入东盟，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再花20亿美元，供联合国再次行动，举行公正的选举。自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以来，柬埔寨历经27年的战争，兵战不断灰难深重。
19、东盟的未来
到了80年代中期，东盟作为理性的第三世界组织的声誉日隆，逐渐成为发展中世界最有活力的区域组织……东盟定期对话的对象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始，接着是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东盟逐渐发展成一个深具凝聚力又能贯彻始终的组织。
对主要课题也采取一致的立场。越来越多国家要求成为东盟常年会议的对话伙伴，讨论政治和经济课题。但是成员国都知道在经济合作方面的进展将会非常缓慢。我们之所以联合起来，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就是为了寻求稳定与安全。东盟的成立固然成功地加强了区域的安全与稳定的意识，实质的有形的进展却一如先前所料，没有多大作为。1972年4月，我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五届东盟外长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提醒大家，东盟拟议的合作项目之多，同最后真正落实的寥寥几个项目，在数量上根本不成正比。我们每年总会提出约一两百个建议，最终付诸实行的往往只有区区十几二十个。
1975年4月底，西贡沦陷。东盟必须更有效地发展经济，以减少国内的不满情绪。1975年9月，在巴厘岛同苏哈托进行双边会谈时，我尝试说服他在印尼主持的第一届东盟峰会上为东盟制订经济目标，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从每个成员国在一些选定的项目上减少10％关税做起，最终把东盟发展成自由贸易区。我以为他支持这个意见。为了让这次峰会取得成功，我们同意集中讨论一些能够凸显区域团结的课题，“而把可能引起分歧的争论点搁置一边。
苏哈托的亲信莫托波后来告诉我们的大使李炯才，苏哈托同我见过面后，受到技术官僚力阻，劝他不要接受自由贸易。自由贸易让人联想起一个谁都可以参与的自由竞争，印尼将在这场竞争中成为其他东盟国家货品的倾销市场，反而不利于自己的工业化进程。
不过，从政治上说，1976年2月在巴厘岛举行的峰会却是成功的，东盟在一个极度不安定的时刻展示了团结精神。对印尼这个东道国来说，这次峰会还有个额外收获。峰会是在印尼占领东帝汉而引发危机后紧接着举行的，它有助于改善苏哈托的国际地位。只是苏哈托在这些正式的峰会上往往深感不自在。他只会说印尼语，无法用英语流畅自如地同别人交流。他比较喜欢双边会谈，这么一来他就能够用印尼语侃侃而谈，眉飞色舞。到80年代末期，他已能用一些英语词汇和短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第二次峰会于1977年在吉隆坡举行，我再次看出他的不自在。所以下一届峰会要在隔了10年之后，才于1987年在马尼拉召开。轮到新加坡主办峰会时，那已是1992年了，当时我已不是总理，所以没有参加。
虽然我们没能成功降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税，但是，东盟各国部长和官员之间定期而频繁的会议，使得个人和合作关系更加密切。这种良好关系，有助于使双边问题在演变成外交部之间正式照会以前，就先通过非正式途径解决。官员和部长们建立起某种工作方式，使争端即使没能获得解决，也不会公开加以宣扬，大家都逐渐养成一种合作的态度。他们总会在见面协商时打高尔夫球，在挥杆间互探对方的观点和建议，即使意见被推翻也不在正式会谈时出现争执冲突的情况。他们也会在晚宴后一起唱歌，每个部长都有义务引吭高歌一曲家乡歌谣。新加坡的部长们在国内没有公开演唱的习惯，总是觉得难为情。菲律宾人。泰国人和印尼人则都是天生的表演家，唱歌原本就是他们竞选活动中少不了的一环。外国使节恐怕要觉得这种活动毫无意义可言。事实上，这种活动对消除隔阂是必要的。我们这些在地缘上靠得这么近的邻居，实则形同陌生人，毕竟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统治的不同势力范围把我们隔离开来，互不来往。正是通过这些定期的会晤协商，通过这些在议程中同等重要的商务和消闲活动，才养成相互合作、彼此妥协的习惯。东盟官员总会设法避免发生冲突，以寻求共识为目标。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必会寻求妥协原诺相互合作。
东盟成员国在面对发达国家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齐心协力。同美国人、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欧洲人以及日本人协商时，我们认识到政治合作的重要性。对这些工业国来说，他们比较喜欢以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同东盟的关系。他们鼓励东盟在一些国际论坛上采取理性而温和的立场，争取实际的成果。他们也希望其他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集团能效仿东盟的务实做法。
一个例子可以反映出东盟组织对成员国的重要性。叨8年10月，澳大利亚尝试改变民航条例，宣布了新的澳大利亚国际民航政策，在新政策下，只有昆达上航空公司和英国航空公司的客机能够在澳英之间往来载客直航终点，而且机票格外便宜。
中间站如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的首都，则被排除在外。因为直达机票以特价销售，乘客不能途中停留。澳大利亚人也打算减少作为中间站的东盟国家的航空公司的载客量，并且削减新加坡航空公司来往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的班次。他们也不准泰国航空公司。
印尼人因为对澳大利亚官员的傲慢态度感到愤怒，恫言如果澳大利亚人坚持实行新国际民航政策，印尼将不允许澳大利亚飞机飞人印尼领空。澳大利亚外长皮科克为了缓和情况，专程访问新加坡。澳大利亚后来同意让新航维持原来飞往澳大利亚的载客量和航班，也允许其他东盟航空公司增加载客量。团结就是力量，在这次事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1978到1991年之间，越南占领柬埔寨，使东盟的团结面临严峻考验。越南人在1978年12月25日攻入柬埔寨后，拉贾拉南身为新加坡外长，主动提出于1979年1月12日在曼谷召开东盟外长特别会议。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东盟外长同声谴责越南的侵略行为，呼吁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而后，当越南继续向柬埔寨挺进直逼泰国边界时，形势益发危急，直至于1979年2月中国自卫反击战打响，才稳住了局势。
但是在这之后，问题却在于如何制止由越南人在金边一手扶植的韩桑林政权，强行把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府逐出联合国。红色高棉灭绝自己族人的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的深恶痛绝，但是要想不让越南人的傀儡政权受到国际承认的话，除了支持红色高棉政府，我们别无选择。
拉贾拉南是个天生的社会改革运动斗士。越南侵人柬埔寨，给了他一个很好的理由发挥他的理想主义。他写了强而有力的备忘录，传送给不结盟国家，详细说明越南这个东南亚的普鲁士怎么欺人太甚，对国土面积还不及越南十分之一、柔弱温和的柬埔寨人怎么地极尽蹂躏和欺压。拉贾拉南的性格讨人喜欢，既不傲也不畏缩，总是友善热情、诚意十足。他所做的努力，使身在纽约的许通美，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大使和官员，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会议上更理直气壮地争取支持，反对越南。
最难得的是，拉贾拉南还能同时做到不让印尼外长莫达感到难堪。莫达奉了总统之命，不孤立越南，因为苏哈托希望有个强大的越南，足以抵御中国向南扩张势力。
拉贾拉南和马来西亚外长利道了双双劝服莫达，至少不反对泰国的政策，避免影响东盟的凝聚力。孤立越南的政策持续了整整10年，拉贾拉南在这段期间可说是功不可没。
一年后，1979年12月24日，苏联突然人侵阿富汗，震惊全世界。这是个重要的转换点，诚如卡特总统所说，总算让他擦亮了眼睛。美国政府开始更强烈地采取反苏反越的立场，对我们的两个伊斯兰教邻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在态度上也有了改变。
苏哈托总统和马哈蒂尔首相在反对苏联的立场上，态度强硬。他们开始怀疑苏联的动机，认为苏联是在利用越南达到目的。印度则是惟一承认韩桑林政权的亚洲国家，结果处于孤立状态。
我们收集到的情报显示，17万越南占领军控制了柬埔寨的所有人口中心和多数乡村地带，而韩桑林政权，约3万人的军队则士气低落，甚至溃不成军。这份情报获得泰国的证实。也有报告指出，柬埔寨民间的抗越部队力量高涨，让我们大受鼓舞。红色高棉部队已经退至西边靠近泰柬边界的深山里。在朗诺旧政府部队的指挥下，一直同红色高棉对抗的多个非共抵抗组织，如今联合抵抗越南。我们的官员千方百计地想拉拢西哈努克和前首相宋双，跟红色高棉一同组成联合政府，但是西哈努克和宋双两人对红色高棉却是又惧又恨。
宋双同西哈努克的关系其实就好比平民与王子一般。1981年，宋双同支持者在新加坡会面时，接到我们一名官员的通知，说西哈努克要立刻接见他们。整团人突然之间紧张起来，惊惶失措，不敢违抗指示，尽管当时西哈努克已大权旁落。
要到一年后，西哈努克和宋双才在中国、泰国和新加坡的劝服下，同意在吉隆坡会面，签署成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正式协议。泰国和中国说服三方，新的联合政府将由西哈努克亲王担任总统，乔森潘担任副总统，宋双出任总理。我吁请三方在吉隆坡而非北京签署协议，避免造成民柬联合政府有中国在背后撑腰的印象，影响了联合国的支持。我认为重要的是让越南人看到，成立民柬联合政府不是泰新一手促成的结果，整个东盟支持民柬联合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马来西亚外长加查利能干而积极，想让马来西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更大的角色。我成功说服马哈蒂尔首相支持这个计划。成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协议一旦在吉隆坡签署，印尼要想不承认，就得面对被东盟孤立的风险。果然，印尼外长莫达终于同意，东盟必须支持非共的第三力量。
西哈努克擅长搞政治宣传和外交手段。真正拥有实权的是红色高棉领袖。因为同西哈努克和宋双在民柬联合政府中攀上关系，红色高棉突破了受国际排挤的困境，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实力。柬泰边境一带红色高棉所控制的宝石厂和伐木业，也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之一。
民柬联合政府的成立对越南人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们恶言中伤，形容这是“中国势力扩张和美帝国主义一手制造出来的恶魔”。越南外长一再声称，柬埔寨局势已无可逆转，根本毫无回旋的余地。中国挑战这种说法，美国跟着帮腔提出反对。正如我们所希望的，国际对民柬联合政府的支持呼声越来越大，相对地，越南的韩桑林傀儡政权受承认的机会，几乎荡然无存。
越南于1975年力挫美国攻下西贡后，被第三世界国家当做英雄一样崇拜。如今，他们公然违抗国际舆论，欺压弱小邻国，成了世界恶霸。他们卷入了一场游击战，命运就同美国在越南一样，受困于根本赢不了的混局中，无法脱身。他们在柬埔寨泥足深陷了足足7年，直到1989年9月才撤离，不过，在1991年10.获胜的是韩桑林，那么无论美国或中国都不会接受这个结果。1982年8月，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官员告诉我们的代表团，美国决定为柬埔寨的非共抗越部队，提供总额400万美元的粮食药品等无杀伤力支援，以补充东盟的供应量。美国的这个起步不算大，却是个重要的突破。里根政府正走出在越战中颓然失败的阴影，准备扮演辅助性角色，支持非共抗越部队。马来西亚受到美国的鼓舞，决定提供训练和供应军装。新加坡则提供首几批约数百支AK―47型自动来复枪、手榴弹、弹药以及通讯器材。
在英国的援助下，我们聘请了英国技术人员和广播人员前来新加坡，指导高棉民族解放阵线的14名柬埔寨人，如何从新加坡以短波进行电台广播，并在不久后在柬泰边界附近设立了中波广播电台。柬埔寨人学习怎么操作25千瓦的日本移动发射机。新加坡也连同泰国和马来西亚为游击队战士提供训练。由红色高棉领导的抗越部队在1983年和1984年间第一次在旱季不撤退到泰国，反而成功地反守为攻1984年7月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新加坡会面时，我吁请美国重新检讨只提供限量援助的政策，因为美国现行的政策只会让中国渔翁得利，从中捞取最大的好处。我们在政治上为红色高棉和中国提供了他们无法自行争取到的国际支持。中国的军事援助让红色高棉得以维持最强大的战斗力。美国应该增加对非共部队的援助，协助他们发挥最大的潜能，特别因为如今他们证实了自己能打，而且比红色高棉更受柬埔寨人民的支持。舒尔茨同意值得一试，但是指出，美国的援助必须能长期维持下去。援助额太高的话，要每年争取国会通过就不那么容易了。他非常了解美国国会的情绪。
舒尔茨说得对，美国国会不会支持一项庞大的援助计划。泰、马、新、美联合小组定期在曼谷会晤协调工作计划，据新加坡代表估计，美国以公开或秘密方式发放给非共组织的援助，约达1.5亿美元，新加坡5500万美元，马来西亚1000万美元，泰国则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训练、军火、粮食和战争费用。不过比起中国的援助，上述援助额都相形失色。中国为支援宋双和西哈努克的啡共抗越部队耗费1亿美元，给红色高棉的援助比这个数目要大十倍。
事态发展显示，苏联因阿富汗一役以及对越南、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古巴的巨额援助而元气大伤。到了80年代末期，苏联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使越南陷入经济困境，1988年的通胀率甚至超出1000％，还出现缺粮的危机。越南最终不得不撤离柬埔寨。越南的元老们只得让步，任由新一代领导人同中国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开放市场，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1988年7月，越南单方面宣布将五万大军撤出柬埔寨。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负责处理亚太事务的国会议员索拉兹，前来新加坡见我，他建议由一支联合国部队填补权力真空，举行大选。我鼓励他落实这个想法。
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后来正式提出了这个建议，获得新加坡和其他东盟成员国的支持。最后协议于1991年10月23日在巴黎正式签订之后，联合国先派遣一支维和先遣部队，再成立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机构。西哈努克在1991年11月由北京返回金边，由接替韩桑林的洪森护联合国驻柬临时机构可说是联合国开支最大的一次维持和平任务，派了为数共二万人的工作人员和士兵，耗费至少20亿美元。联合国成功地在哪年5月举行自由选举，由西哈努克的儿子拉那烈亲王领导的政党赢得最多议席，以58席压倒洪森的51席。美国却在那个时候改变了对越南傀儡政府的立场，想必是对洪森有意摆脱越南感到满意，因此准备赋他以实权。联合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要让拉那烈掌权，真要这么做，就等于是要洪森部队解除武装，要拉那烈政府同红色高棉对抗。最终，联合国从中调解，促使各方达成协议，由拉那烈出任挂名的第一首相，把实权交给第二首相洪森，由他掌管军队、警察部队和行政。
联合国驻柬临时机构在尽量避免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成功地举行了选举，算是完成了有限的任务使命，因此在19933年11月间开始撤出柬埔寨。此后，新加坡退为柬埔寨这出戏的旁观者。
越南撤离柬埔寨之后，反而削弱了东盟的合作团结。泰国首相差猜一心希望通过贸易和投资，充分利用越南重建所提供的经济机会，因此尽管外长西迪认为向越南提供优惠的时候还未到，差猜仍一意孤行。随着泰国首相改变立场，印尼也跟着开始动摇。泰印如今希望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强大，好组成联合阵营，制止中国向南扩张势力。
新加坡当初曾派遣一队警察声援联合国驻柬临时机构。在冲突的时刻，没几个国家愿意给予非共部队援助。我们却做到了，在军火和军备器材上有所贡献，并代表他们在政治和外交上做出努力，对促成最后结果发挥了作用。不过我们自知新加坡的影响力毕竟有限，所以决定配合联合国提出的方案，协助柬埔寨成立临时政府，举行公平选举。这两个目标算是达到了。洪森和他属下的军警政三方，牢牢控制了局势。拉那烈亲王以及民族团结阵线党的部长则为洪森和前亲越南共产势力争取到国际认可，借此换来洪森政府迫切需要的国际援助。红色高棉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全军覆没，国际对波尔布特的种族灭绝行为深恶痛绝，同声谴责。而越南白白在柬埔寨付出了整整13年的惨重代价，攻下柬埔寨建立越南附庸国的目标彻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