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吴作栋总理建议，鼓励阿南带头推动东盟成为自由贸易区。阿南成功地这么做了，而第四届东盟峰会也同意从2008年开始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后来东盟经济部长又把这个预期目标提前到200年。
东盟自由贸易区标志着东盟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过去，由于各成员国仍然极力维护本身的主权，因此东盟的目标是处理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在政治问题演变成冲突以前协助化解纠纷。今后，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促使东南亚各个经济体更进一步相互融合。
1992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上，东盟各国领袖决定常年部长级会议的扩大会议，应该成为政治与安全课题的论坛。有了这个决定之后，东盟区域论坛随之诞生，对话伙伴国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韩国和欧盟，再加上中国、俄罗斯和印度。
东盟区域论坛的成立，为可能敌对的各方提供了机会，好在没有戾气的气氛中讨论南沙群岛主权纠纷之类的敏感纷争。东盟区域论坛也标志着东盟在政策上的改变，由排除列强到接受主要强国为对话伙伴，就区域内的安全课题进行讨论。
在这同时，东盟也必须对不断增加的成员国数目做出相应的调整。越南在1995年加入东盟，1997年是缅甸和老挝，最后是1999年的柬埔寨。这4个成员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才能赶上老成员国的发展水平，为美国和欧盟所接受，成为对等的对话伙伴国。
20、东亚货币危机
西方评论员把这次崩溃归咎于他们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朋党主义、讲关系、搞贪污、走后门或私下交易。这些陋习的确对危机有所影响，加剧了危机所带来的损害。可是，这真的是根本的导因吗？当然不是……好几个新兴国家是到了近几年因为过度地以外币借贷，不能自拔，才种下祸根。
东盟经济体在1997年突遭摧毁，使这个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地位受到了挫折。一手把印尼建立起来，取得成就并获公认的苏哈托总统，给人民轰下了台。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因为公开谴责货币投机客和以索罗斯为首的犹太人，被西方媒体在封面头条新闻中加以贬抑。泰国首相川。立派需要时间重新建立起他在国际上的地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97年3月，我们的财政部长胡赐道通知内阁，泰国因为泰铁受到狙击，要求新加坡插手协助捍卫。我们一致认为这并不可行。但是泰国仍然要求胡赐道利用泰国本身的资金捍卫泰殊。泰国并不想让市场以为，当时只有泰国中央银行在买进泰殊。于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照着做了，不过我们还是提醒泰国这一招不会奏效。
起初狙击者退场，泰国以为这证实我们的判断错误，我们却警告说狙击者必定会卷土重来。果然，他们5月又再次进场。到了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已经花掉了230多亿美元的储备金，行长终于决定放弃，让泰殊自由浮动，却导致汇率下降15％。
泰国的负债人竞相抢购美元，导致泰铁一跌再跌。我们当时不曾觉察到，一场东亚金融危机就此引发。
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货币都跟美元紧密挂钩。美元利率比当地利率低得多。美元趋软时问题不大，因为这些国家的出口相对来说价格就比较便宜，出口量也跟着增加。可是，美元自1995年中期开始转强，导致泰国出口价格更高，出口额相对减少。泰国公司以美元借贷，原以为偿还期限到来时，汇率应该没有多大变动。如果泰殊汇率自由浮动的话，它们在借贷时就会既权衡低息的好处，也考虑泰殊可能贬值的风险。同样地，外国放贷者也不至于完全不担心汇率会出现突变而对借贷者的还债能力那么有信心。
其实，几位以新加坡为基地的美国银行家曾在1996年间跟我提起过，他们曾经提醒泰国和其他东盟国家的央行行长，既然已不再给资金流动设限，却还要控制汇率和利率，这么做就得冒一定的风险。美国银行家建议推行较具伸缩性的汇率政策。
可惜各国央行行长不曾正视这个警告，使经常账目赤字不断增加。1995年之后的好几年里，泰国经常账目的赤字日益庞大，进口额高于出口额。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外汇来偿还外债。外汇交易商预见到泰国央行将难以在泰铁对美元汇率偏高的情况下捍卫泰殊，因此开始大量抛售泰铁。当投机者开始占上风时，有声望的基金经理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卖空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以及泰国货币。结果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一宣布让货币和美元脱钩，各国币值立刻全面下跌。
惟有新元并未同美元挂钩，我们是根据主要贸易伙伴的一揽子货币来管理新元。
到90年代中期为止，新元对美元的汇率一直都稳中升高。新元利率则比美元利率低得多。以美元借贷对新加坡公司没有吸引力，所以新加坡公司的美元债务并不多。
泰国首相查瓦利是我的老朋友，早在他担任泰国军队的高级将领时我们就相识了。他向吴总理借贷10亿美元。吴作栋跟内阁商量后决定，如果泰国肯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我们愿意借出这笔款项。查瓦利同意了。
货币危机蔓延开来，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在7月点名抨击索罗斯为投机者，指他是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接着，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宣布限制马来西亚货币兑换外国货币的数额。为制止股票下跌，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也修改条例，指定卖家在出售股票的一天内交出股票证书。他们也给用来计算交易所指数的100只主要蓝筹股设下交易限额。各国基金经理的即时反应是，抛售马来西亚和其他东盟国家的货币和股票。
1997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香港召开国际银行家大会。马哈蒂尔在会上说：“货币交易是没有必要、不具生产力和完全不道德的活动，应该加以制止，使之成为不合法的活动。”结果东盟货币和股票又经受另一轮的抛售。
泰国和印尼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条件的援助配套。尽管泰国在1997年8月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它却没有采取双方都同意的行动，紧缩货币供应、提高利率和整顿它的银行体系，包括关闭58家无偿债能力的金融公司。查瓦利的多党联合政府没有足够的魄力去推行吃力不讨好的改革措施。泰国所有政党的政治领袖，不论执政或者在野党，都跟银行家和商人有密切的联系，他们需要这些商界人士的政治献金。11月间，查瓦利在国会里无法赢得信任动议，被迫辞职。翌年1月他在曼谷告诉我，泰国好多位银行家都促请他捍卫泰殊，他自知是军人出身，不是金融专家，所以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他的银行家朋友想必没有告诉他，他们借贷超过400亿美元，不愿意以更多的泰殊来偿还美元贷款。
究竟做错了什么？
如今回想起来，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90年代初期，泰国、印尼和韩国的经济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许多新投人的资金都被转移到价值无法确定的项目上。在市场一片大好声中，人人却忽略了这些经济体在制度和结构上的弱点和缺陷。
如果这些国家能逐步地而非一下子放宽资金流动管制，情况就会好得多。这么一来，各国就能有更充裕的时间设立一个制度，监督、查核和管制非外国直接投资资金的流动，确保资金流向效益更高的投资项目。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大量资金投放到股票和房地产、办公楼和共管公寓上，而这些股票和房地产又被人们用来抵押取得贷款，使得资产泡沫进一步膨胀。借贷人其实很清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监管松散，却把这种现象视为新兴市场惯有的经商方式而不当一回事。有些甚至认为，跟有政治联系的伙伴做生意，等于是有政府为贷款做不言明的担保，所以就跟着玩这场游戏。
七大工业国的财政部长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要它们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金更自由地流动。但是他们却不曾尝试让发展中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了解现今金融市场环球化所隐藏的危机，单靠轻触电脑上的一个键钮，大笔款项就能即刻流人或流出。任何开放措施应该根据各国金融体系的能力和精细程度格外谨慎地推行，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些国家应该装置断路器――有完善的管制措施以应付资金突然流人或流出。
尽管各国的经济情况不一，外国投资者信心崩溃却影响了整个区域。东亚奇迹由典型的市场狂热开始，资金如泉水般涌进东亚，最终却演变成典型的市场恐慌，投资者惊惶失措地把资金全数撤出。
1997年1月，韩国大财团韩宝宣告破产，总统金泳三的儿子也牵连在这起重大的贿赂丑闻中。其他好几家银行和“财团”相信也面对类似困境，导致韩元币值下滑。韩国中央银行先是捍卫他们的货币汇率，直到11月储备金用尽，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在那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全东亚包括香港、新加坡和台湾都难逃被这场金融风暴席卷的厄运。
港元自1983年起就跟美元挂钩。危机使人们对港元的信心大跌，香港不得不把利率提高到比美元利率为高的水平，才能吸引投资者继续持有港元。高利率却沉重地打击了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币值比周围邻国都高，香港竞争力大失，旅游业大受影响，酒店客房无人问津。但是，香港在这场危机中坚持捍卫同美元挂钩的做法是正确的，在特区刚回归中国主权之际，这有助于稳住市场信心。只是后来危机继续拖下去，导致问题日益尖锐。
东亚的经济危机跟拉丁美洲的不同之处，凸显了两种社会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东亚国家的政府并没像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那样超支。并非所有国家都肆意推展过于奢侈、庞大的项目，或暗中抽取贷款资金，在纽约或伦敦的股票市场进行投资。这些政府财政预算平衡，通货膨胀率低，享有好几十年稳定的高增长。反倒是它们的私人公司，因为轻率地在房地产和过剩工业厂房方面进行长期投资，以致过去几年短期借贷过高。
西方评论员把这次崩溃归咎于他们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朋党主义、讲关系、搞贪污、走后门或私下交易。这些陋习的确对危机有所影响，加剧了危机所带来的损害。可是，这真的是根本的导因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几乎可说是社会病态的现象已经是老问题了，早在30多年前，也就是60年代“亚洲奇迹‘”一开始时就已经存在。好几个新兴国家是到了近几年。因为过度地以外师借贷，不能自拔。才种下祸根。说穿了，过度借贷其实也不至于引发这么一场灾难，问题症结在于这些国家的体系不够完善，银陌脆弱，监管不严，推行了错误的货币汇率政策。文化上的陋习加剧了损害。又因为制度不透明，任何违法行为就益发难以觉察西方评论员大肆抨击亚洲的贪污、裙带风和朋党主义，并以之证明亚洲价值观的基础何其薄弱。
这些领袖显然觉察不到金融市场环球化所牵连的许多问题。现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等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在东亚各国的首都都有代表。它们之间能随时互通声息。工业国的资金流入，一方面带来高增长，却也同时带来资金突然外流的风险。
每个首都城市，曼谷、雅加达、吉隆坡、汉城，都住着上百名国际银行家，以及同当地社群有密切联系的当地工作人员。一国政府每一次犯错，他们都会即时分析情况，向全球客户汇报详情。然而苏哈托的做法却像是还生活在年代似的，以为金融市场全都分开运作，没什么联系，市场反应缓慢。
亚洲奇迹难道真是座海市蜃楼吗？多年以前，在本区域的公司还没有向国际银行贷款时，这些国家都享有高增长率、低通胀率，都有审慎的预算。这些当时还很落后的农业社会，维持了社会稳定，成功累积储蓄，吸引发达国家前来投资。人民克勤克俭，储蓄率高达30％至40％。它们投资于基础设施，专注于教育和培训，商人都具有创业的精神和勇气，政府务实而且支持商业发展。它们的经济基础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到了1999年，在危机持续了两年之后，复苏似乎在望。高储蓄使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为经济提早回弹创造了条件。海外基金管理人员重拾信心，纷纷重回股市，推高汇率。这很可能反而促使某些国家延缓银行和企业重组，将来再要碰上一次经济衰退，恐怕就得付出惨重的代价。
货币、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暴跌，对东南亚领袖来说有如患上战斗疲劳症般使他们心力交瘁，各国要恢复元气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却终究会有复原的一天。在这个过程中，东南亚国家在同中、日、美等大国谈判时，需要重新团结起来加强谈判的分量，这就有助于使东南亚各国在东盟的旗帜下更紧密地站在一起。欧美领袖自然会继续对东盟表示同情和愿意帮助，只是他们过去对本区域领袖办事能力的尊重，恐怕难以在短期内恢复过来。
东南亚领袖将从这次的挫折中吸取教训，建设更稳固的金融和银行体系，进行健全的管理和有效监督。投资者必定去而复还，因为推动高增长的因素还会持续十几二十年。朋党主义和贪污的陋习很难完全杜绝，但是可以通过完善的法律和管制来抑制越轨行为。只要牢记这次危机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幸，我们将不会面临另一场灾难。今后十年内，原有的五个东盟国家会相继恢复增长，新领袖将在一个更结实的基础上冒起，逐渐树立威望。
这次危机还有个更深刻的教训。在一个环球化的经济体系里，运作规则由欧美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多边组织制定，像阳本和韩国那样不管市场力量滥用资本，根本是浪费资源。为了支持大财团扩展业务以在海外市场争一杯羹，日韩政府不惜从人民的储蓄中尽量汲取资本，指示银行把储蓄转移给某些特定的大财团，供它们为指定的货品争取市场的份额。这就造成某些工业失去竞争力。日韩还紧跟在发达国家后头的时候，要看准哪些是值得投资的工业并不困难。如今日韩既已赶上西方的步伐，想从中选出胜利者，就没那么容易了。同其他国家一样，它们将须针对市场所发出的信号重新分配资源。如果以为日本人和韩国人会从此一蹶不振，失去天生的斗志，那就看错了。日韩过去的记录显示，他们终究会重组各自的经济体系，学习根据利润原则和资本回报率行事。
21、共和联邦俱乐部
我在1962年出席的第一个会议是处于截然不同的年代，有着一群截然不同的领袖。同当时的其他国际组织比较，共和联邦是一个小规模的俱乐部……早在1989年，当共和联邦成员增加到40多个时，彼此间就已经少了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感觉。俱乐部里的成员随着变幻莫测的选举或政变而变动，来去叫人始料不及，连道别的时间都没有……出席这些会议是有其价值的。但我参加过太多次，该是往前走的时候了。
独立后，我以为新加坡成为共和联邦的一员是理所当然的。英国政府支持我们加入，东姑也乐意给我们做担保，却不晓得巴基斯坦原先反对新加坡加入。它认为马来西亚在印巴两国的克什米尔纠纷事件上，过于站在印度一边。共和联邦秘书长阿诺德。史密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巴基斯坦对马来西亚的敌意，殃及曾经对印度流露出同情的新加坡政府。不过，史密斯说服了巴基斯坦，把反对票改为弃权票。
1965年10月，新加坡正式成为共和联邦的第22个成员。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分子是弥足珍贵的。对一个刚刚独立不久的国家来说，它为新加坡提供了渠道，让它去结交一些体制相似、领袖和官员有着共同背景的政府。这些政府都使用英语，它们所推行的行政、法律、司法和教育制度都是英式的。
加入共和联邦后不久，尼日利亚总理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爵士宣布于1966年1月11日，在拉各斯召开共和联邦总理会议，讨论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问题。当时的罗得西亚是一个自治邦，白人有22.5万，占人口少数，却控制着400万非洲黑人。我决定赴会。在从伦敦飞往拉各斯的7个小时行程中，跟我同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客机的，还有另外几位共和联邦小国的总理和总统。大家闲聊一番。
同机的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令我至今难忘。他身穿代表希腊正教会的黑色丝质长袍，头戴一顶黑高帽。他一上机就脱下长袍，摘下帽子，看上去完全变了个模样：个子偏小，脑袋光秃，嘴上蓄着胡子和一把浓密的长须。他的座呛和我同排，不过是在走道的另一端，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当客机滑行到机场大厦时，他整装梳理的一幕又吸引了我的视线：他不厌其烦、小心翼翼地梳理着胡子和长须，接着站起来把黑色长袍披在白色的衣服上，然后戴上挂着大圆章的金项链，再小心翼翼地把帽子戴上。一名助手用刷子把他身上的松垂长袍刷得一尘不染，把大主教的手杖交到他手里。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法座这才完成准备工作，以合乎身分的姿态步下舷梯，在等候着的摄影员的面前亮相。没有一个政界人物比他更注重公关功夫。其他国家的总理都留步，让他先下飞机――他不只是总统，还是大主教。
当地的官员上前来迎接我们，让我们轮流检阅仪仗队伍，然后就像一阵风似的把大家都载往拉各斯。我们好像进人一个围城。前往联邦宫酒店，沿途我们看到的尽是警察和军人，酒店周围也布满铁钉和军队。前后两天的会议，没有一个领袖离开过酒店。
不同的游戏规则会议召开前夕，阿布巴卡尔在酒店为我们洗尘。我在两年前和他有过一面之缘。我和拉贾拉南坐在一名粗壮的尼日利亚男子对面。他是费斯图斯酋长，尼日利亚的财政部长。同他的谈话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他说他即将退休，还说自己为国家付出的已经够多的了，现在得打理自己的鞋厂生意。他以财长的身分向人口鞋子征税，这样尼日利亚才能生产自己的鞋子。我和拉贾拉南对此感到难以置信。费斯图斯酋长的胃口很好，从他圆鼓鼓的身材可见一斑，不过，色彩缤纷的尼日利亚长袍，配上一身金饰和一顶灿烂夺目的帽子，倒是高雅地掩饰了他的身材。那晚临睡之前，我已经认定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根据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游戏规则。
会议在1月11日开幕，由阿布巴卡尔总理致开幕词。穿着一身尼日利亚北方豪萨族松垂长袍的阿布巴卡尔身材高瘦，气宇轩昂，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字斟句酌，俨然一副酋长至尊的模样一不绝重地流露出威严。他紧急召开这一次会议一县为了讨论罗得西亚非法宣布独立的问题。众成员国要求英国对此采取行动n 第二位演讲者是赞比亚副总统鲁本。卡曼加。然后是哈罗德。威尔逊。威尔逊显然不能、也不打算用武力对付伊恩。史密。
我在第二天发言。我事先并没有准备讲稿，手上只有趁阿布巴卡尔总理和其他人在演讲时写下的提纲。我以宏观的哲学观点发表讲话。300年前，英国人踏上占领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在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开拓殖民地的征途。他们以征服者和主子的姿态。在亚洲和非洲一些比较理想的地区安顿下来。然而到1966年，前殖民地政府首长却间一位英国首相平起平坐进行对话。这是一种一直在演变的关系。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理艾伯特。马尔盖爵士说。只有非洲人才会对罗得西亚的问题感同身受并且关心。我不敢苟同只有非洲人才关心这个问题的加坡和英国在防务上关系密切，如果英国被扣上支持史密斯非我也不同意乌干达总理米尔顿。奥波特博士的说法。他说，英国不愿意降伏罗得西亚的欧洲人或让联合国采取制裁行动，那是英国的恶毒阴谋。我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人民一样，郡是移民。
如果把所有移民都打成种族主义分于，天下定大乱在非洲，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罗得西亚，而在于南非的种族关系。
我不相信英国不愿意结束史密斯政权，因为该政权的存在将会削弱西方国家在所有非欧洲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威尔逊所面对的问题是，如果他动武对付弱小的少数白人，他将违背国内的民意。我相信英国政府是有诚意的。它不肯把问题带到联合国去解决，是为了不想见到史密斯被轰下台后，罗得西亚的命运落人130个联合国成员的手中。英国必须争取更多时间来保护它在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经济利益。为了非洲和欧洲人民的利益，英国也必须保全罗得西亚的经济。纵使南非问题解决了，更大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科技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距离缩小，不同种族在这种环境下应如何学习和睦共处。
我同情非洲人民，但是我也明白，罗得西亚的英籍移民自1923年起，全面自治已经数十载，如果英国首相必须派兵镇压英籍移民的造反行动，那将是非常棘手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进方法，并且落实推进多数民族统治罗得西亚的日程。
共和联邦首脑会议有一个好处：国家无论大小，一旦你插手某个问题，别人将根据是非黑白来评断你。许多人照本宣科，我则靠笔记来回应刚才所发表的言论。
我以真诚的态度发言，不带现成讲稿的委婉辞令，直率地表达了我的看法。这是我在共和联邦总理会议上发表的处女演讲，我感受得到，围绕着会议桌的同僚反应良好。
威尔逊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个接一个，每个非洲领袖都想证明自己比邻居更有非洲精神，内容听起来振振有词，但未免重复。从亚洲到塞浦路斯到加勒比海诸岛，谴责的言辞大同小异。然后，新加坡的李光耀讲话了――没有预备，即席发挥，历时大约40分钟的演讲精湛之至，在我所出席的共和联邦会议上，甚少有演讲能达到那种水准。”
出席拉各斯会议让我和威尔逊的友谊得到巩固。我助了非洲人民一臂之力，又无损于英国。威尔逊在会议室外向我道贺时说，希望看到我出席其他共和联邦会议。
他需要一个人来对付那些性格刁钻，讲话又冗长又尖刻的领袖。两天后，会议在委任了两个委员会后休会。两个委员会将负责检讨制裁效用，以及研究赞比亚需要共和联邦给予什么样的特别帮助。
我们启程到下一站加纳首都阿克拉时，机场沿途的保安更加森严。自四天前抵达此地以来，拉各斯的紧张气氛已进一步升温。抵达阿克拉三天后，东道主告诉我们，拉各斯发生了血腥政变。阿布巴卡尔总理遭暗杀，费斯图斯酋长也难逃劫数。
带头发动兵变的是尼日利亚东部伊博族的一名陆军少校。尼日利亚东部当时正在勘探石油。许多来自北方的豪萨族穆斯林在政变中丧命。发动兵变的少校说，他“要铲除腐败和贪污的部长和政党”。阿吉伊。伊龙西少将在这次政变中当权，但是在这之后还发生了另外多起政变。
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听到消息后没有雀跃欢呼。他自己在两年前也几乎丧命，那是我在1964年1月访问他之前不久发生的事情。到1966年，有“奥萨盖福”
（“救星”之意）之称的恩克鲁玛元气已经完全恢复，他设晚宴招待我，出席者有他的一些高级部长，还有在恩克鲁玛完成学业的大学里担任校长的一名年轻人。这个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叫做亚伯拉罕，年龄不过30岁上下，是牛津大学古典文学系的一等毕业生，也是全灵学院的研究生。恩克鲁玛非常以他为荣，我也惊叹于他的才气。但是我觉得奇怪，一个那么依赖农业为生的国家，为何把它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送去攻读古典语文研究――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抵达阿克拉后，上机来迎接我的是总统事务部长克罗博。埃杜塞。他是个臭名远扬的贪官，曾经给自己购置一个黄金打造的床架而让国际报章大事报道。恩克鲁玛把他的职务局限于政府款待事务，借以平息丑闻。我抵达阿克拉的第二晚，他带我到当地一家夜总会，并骄傲地表示自己是老板，所有到过这里的贵宾都尽兴而归。
我们乘车到上沃尔特水库，用了大约3个小时，车队一路上由一辆安装了扬声器的车子带头。扬声器播出带有非洲强劲节拍的歌曲：以英文演唱的歌词一再重复“工作真美妙”。走路摇摇晃晃在学步的孩童总会从路旁的小屋子里冒出来，他们一面自然地随着节奏摇摆，一面朝马路边走来向我们招手。他们如此轻巧柔软，令我赞叹不已。
加纳政府有一艘完全从迈阿密组装进口的漂亮游艇，我是第二个在游艇上受到招待的客人。他们告诉我，游艇由铁路运到湖畔下水。在艇上陪同我们的有克罗博和加纳外交部长亚历克斯。奎森。萨基。后者受过高深教育，谈吐文雅。我们畅游湖上，在甲板上享用着鸡尾酒和开胃小点。这时，拉贾拉南问克罗博他那一身漂亮的非洲狩猎装是谁缝制的。克罗博回答：“我在库马西的裁缝店为我缝制的。找一天你非得去看看，我替你做一套跟我一模一样的套装。”然后，他谈到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活动。他原来是一个每周赚取30先令（4美元）的邮政书记，现在，他有两个儿子在瑞士日内瓦留学。他说，男儿要有鸿图大志。奎森。萨基是个有内涵的人，曾经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他看起来很不开心，很不自在。他很努力地尝试把话题从克罗博身上引开去，但克罗博并不准备罢休。他讲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把我们逗得合不拢嘴。我在想，这两个国家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它们当时是非洲最明亮的曙光，两个最早争取到独立的国家――加纳在1957年，尼日利亚紧跟着。
一个月后，2月24日，正当恩克鲁玛在中国北京受到Z 响礼炮迎接之际，阿克拉发生军人政变。军人领袖逮捕恩克鲁玛的政府要员，与此同时，人们在街上欣然起舞。奎森。萨基和克罗博当时和恩克鲁玛一起在北京。他们回到阿克拉后受到保护性拘留。我为加纳人民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尽管他们有收获甚丰的可可园和金矿，还有能够发出巨大能量的上沃尔特水库，加纳经济却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至今仍恢复不了早在1957年独立时所呈现的那一片光明景象。
入眼的新闻报道挑起我的愁绪。我再也没去过加纳。20年后，进入80年代，奎森。萨基在新加坡看到我。在无数政变中，他有一次被捕，后来获释。他想以信贷方式代表尼日利亚政府向新加坡购买棕油。他们保证在大选结束后付款。我说，那是私人交易，他必须以私人身分取得协议。他利用自己和非洲邻国领袖伯联系谋生。
他说，加纳的局势乱七八糟。我问起那个精明的年轻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奎森。萨基告诉我，他已经进入加利福尼亚一所修道院。我觉得难过。如果连他们最精明、最优秀的人才都放弃斗争，选择逃避到修道院里，而且是在加州，并不是在非洲，他们重建家园的道路将是漫长而且崎岖的。
对于非洲前景不乐观我对非洲的前景不感乐观。1957年独立后，不到十年光景，尼日利亚已发生过政变，加纳则政变失败。我觉得他们对部落的忠诚比他们的国民认同感更强烈。特别是尼日利亚，北方的豪萨族穆斯林和南方的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歧见。同马来西亚的情况一样，英国人把权力交给了穆斯林，尤其是军队和警队的权力。加纳没有这种南北分裂的局面，问题没那么尖锐，但部落分歧仍然很明显。加纳不像印度，他们没有机会接受多年的训练和指导，学习现代政府的施政方法和纪律。
下一次开会在伦敦，日期是1966年9月。我在会上认识了许多没有参加拉各斯特别会议的总理。在伦敦的两个星期，我巩固了新加坡在英国民众当中的地位，以及维持我同威尔逊及其主要部长之间本来就不错的关系，同时也和保守党领袖保持联系。
罗得西亚再度成为整个会议的中心课题（每次会议都不例外，直到1979年在卢萨卡会议上得到解决为止）。非洲领袖们对罗得西亚的非洲同胞感情很深，与此同时也希望在自己人民当中建立起非洲人的威信。何况，把焦点集中在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问题上，能使他们的人民暂时忘却自己国内急如燃眉的经济和社会难题。到那时为止，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是白人领袖里思想最开明的一个，对非洲人民的奋斗事业和不幸人士皆有恻隐之心。
我谈到东南亚的问题。我说越南的问题是两个不同思想体系的冲突，双方谁也不肯让步，深知哪一方屈服就会丧失整个地区。我指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到南越去，并不是纯粹为了捍卫民主和越南的自由：他们也在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
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这时表现得不太自在，但是很快就恢复常态。我补充说，他们的利益包含了我的生存，霍尔特便接受了我的论点。我采取独立的立场，这样才能建立我自己的信誉，不被别人当成是英国、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傀儡。新加坡当时还在英澳新军的保卫下。我毫不讳言地说，如果美国撤军，对本区域所有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将是一场灾难。尽管非洲领袖一般反对美国的干预行动，但是我的遣词造句使大家都容易接受我。
威尔逊曾提议在伦敦和一个共和联邦成员国轮流举办两年一届的会议。他极力主张下一届会议在新加坡召开，其他领袖都赞成，我也乐意充当会议的东道主。有机会让新加坡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对我们的国家有益。以两年的时间筹备，我们可借助这场盛会赢得世人对新加坡的认可――承认新加坡是第三世界里的一个绿洲，它的办事效率高，而且行事理智。
我们的共和联邦客人在1971年1月抵达苍翠整洁的新加坡，得到友善、热情、高效率和彬彬有礼的服务。酒店、商店、的士、餐馆等等都表现出最好的一面，一切显得有条不紊。被拘留的亲共政治人士的家属，在会议地点职工总会大会堂外面举行反政府示威。警方以低调方式把他们驱散，英国报界却隐约传来不赞许的批评声音。他们认为应该让示威活动继续下去，负责代表团安全的警官却不以为然。
希思出任首相不久，便宣布恢复被工党政府冻结的英国同南非的军火交易。这件事引起非洲黑人领袖的激烈反应，有许多人恫言，如果英国坚持，他们将分裂共和联邦。希思抵达新加坡之后没多久，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宣布英国乐意把南非军火交易课题当做独立的议程项目处理。经过两轮只限于国家首长参与的讨论，我们同意成立研究小组，让小组检讨海军武器的供应问题，然后把研究结果提交秘书长。
置身于多元种族的第三世界国家领袖当中，希思感到不舒服。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类集会，非洲领袖又冲着他而来，要他怕尝被孤立的滋味。他个性有点腼腆，不轻易表态，跟抽烟斗，外表一副和蔼的威尔逊不一样。希思看起来很拘谨，浑身不自在，说起话来满口牛津腔，而且容易被激怒。幸好他清楚我的为人，对我有信心，知道我一定给他机会辩驳。
我首先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塞雷茨。卡马爵士发言。我所认识的塞雷茨爵士是一个态度温和，头脑冷静，考虑周到的领袖。他是博茨瓦纳酋长的儿子，在牛津念书时娶了一个英国太太。由于他和白人异族通婚，使南非实施的黑白异族性交禁令沦为笑柄，南非政府向英国政府施压成功，使他多年来无法继承酋长的地位。英国该怎么做才符合国家利益，这必须由它自己判断，但是英国如果决定出售军火，对共和联邦只会造成伤害。那是一场温和而有说服力的演讲。
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演说，从道德的高层次出发。他说南非跟共和联邦脱离，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同具有多元民族特色的共和联邦相抵触。他“恳切”请求英国不要协助南非，不要逼非洲国家还击。他的演讲短得出乎意料。他分析过希思的为人，决定还是不要向他说教的好。尼雷尔是我最尊敬的非洲领袖，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廉洁而诚恳。他遵照宪法的规定，把权力移交给接棒人，坦桑尼亚因此没有陷人像乌干达那样的乱局。
马拉维总统黑斯廷斯。班达说，没有非洲领袖会脱离或破坏共和联邦，动武不会有结果。自由战士自1964年开始就尝试使用这种方法，结果一事无成。他呼吁黑人和白人进行接触与对话，以此取代武力、孤立和抵制行动。其他非洲领袖公开对他嗤之以鼻，他却看似一点也不在乎。我尝试制止他把话说过头，但是一说得起劲，谁也别想阻止他。他倒是挺有个性的，即使在室内和夜里也不摘下太阳眼镜，身边还带着一个健美丰满的年轻非洲女伴。他的样子苍老，说起话来却虎虎有生气，手中的拂尘不停挥动，借以强调自己的论点；但是，他还不如向发怒的公牛群挥动红旗帜的好。我不晓得希思是感到尴尬还是开心。
希思给予说理的答复。售卖海军武器给南非基本上关系防务政策，跟种族隔离政策没有一点瓜葛。英国有一半的石油运输和四分之一的贸易须利用开普敦岸外水域进行，英国的经济有赖于货品的自由流动和水域的自由航行。苏联在海上构成一股威胁势力。（1月16日，希思就售卖军火给南非发表讲话前四天，两艘苏联战舰――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在下午两点左右从南中国海嚣张地航经新加坡水域，朝印度洋驶去。）
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插进了戏剧性的一脚。他警告说，不单南非或印度洋关系到英国的国家利益，非洲多个地区也有关联。卡翁达追述非洲人民在白人殖民者手中惨受折磨的残酷遭遇，中间突然哭泣起来，手指抓住白色手帕的一角按着双眼擦泪。第一次见到他流泪的人总会受到感动。但是，频频重复，几乎在每一次共和联邦会议上，只要提到白人主宰非洲人民的时候就上演，久而久之便成了习以为常的一幕。
乌干达总统米尔顿。奥波特有别于卡翁达或尼雷尔。当他谈到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南非时，他会咬牙切齿，语气里充满深刻的仇恨。我觉得他的神情和眼光有一股邪气。有一回会议暂停休息时，奥波特获悉伊迪。阿明将军已在政变中成功夺权，他露出一脸的沮丧。他的遭遇凸显了许许多多非洲政府那种朝不保夕的命运。
最后一位就南非发言的是斐济总理卡米塞塞。马拉爵士。他的身材魁梧，相貌英俊，身高6英尺6英寸，不愧为一名橄榄球健将。他认为期望英国首相表明英国政府现在不出售军火给南非是不切实际的。停止军火交易有如剥掉洋葱皮，下一层将是法国出售军火给南非，然后轮到意大利。在他提出这个合情合理的论点后，我们在凌晨四点休会。
共和联邦领袖在会议上坐的是舒服的扶手椅，但是温度自动调节器却失灵了，到清晨时分，冷气就变得太冷。如果体会的话，大家就会重新养足精神，有更多精力发表更长的演说。我决定继续，大家都留了下来。每个来自非洲的演讲者都有机会发言，没有人被阻止发表以本国人民为对象的演讲。
数小时后复会，非洲领袖全部缺席，“印度洋安全事务”的讨论会很快就完成。
除了寥寥几段简短冷清的时间我找其他总理主持大局外，从1月14日至22日，全部13段讨论会我都得从头听到尾。除了聆听一段又一段答非所问的老调以外，别无选择，简直是活受罪。从此以后，我一直很同情国际会议的主席。在这类会议上，代表们把讲稿带来，打定主意把要说的话说完，完全不管别人说过什么。
虽然会议的确讨论了议程中的每一个项目，但是大部分的新闻报道只集中在南非军火交易的争论上。
我们几个人私下喝酒聊天的时候，希思对政府首长之间的多项机密或秘密交谈被拿出来公开谈论，表示失望。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也有同感，非洲领袖偏向使用联合国式的外交术语令他觉得遗憾。我说，第三世界领袖在那么多高谈阔论属家常便饭的国际会议上互相影响，难免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还说，第一代独立运动的领袖都是富有个人魅力的演说家，但是他们的政府很少采取后续行动，加以落实。
身为主席，我看到共和联邦会场外进行的幕后工作。正是这类主要领袖之间进行的非正式、双边和小组会议，决定了大会的结果。史密斯在共和联邦已经当了五年多的秘书长，对每个与会领袖的性格和立场都了如指掌。他在1962年出任加拿大大使期间，曾在莫斯科设晚宴招待我。我们俩私下一起向非洲领袖们阐明，希思不可能公开让步。我们召开两个讨论会，仅限于领导人出席，以核准经由史密斯调解而达致的折中协议。全体会议的正式决议都是在这类小型会议上定夺的。会议闭幕，装腔作势完了，秘书长让第三世界领袖了解到，共和联邦的本质在于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这类合作需要资助，而大部分资金来自发展先进的共和联邦老成员――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如果这些捐款国觉得这种合作对它们弊多于利，他们将撒手不干。凭其圆通和技巧，史密斯成功说服亚非领袖们不要把课题推向决裂的边缘。在1975年继承史密斯的圭亚那外长桑尼。兰法尔展示更高超的技巧，他一方面让第三世界领袖尽情抒发豪言壮语，另一方面却能让捐献国在衡量时都觉得还是值得继续这么做，而使这个巡回演出能搞下去。
每一次会议有大半时间都在讨论罗得西亚和种族隔离政策。有大部分内容除非翻查会议记录，否则根本记不起当时有什么大课题曾经引起各国领袖的争论。不过每届会议都留给我一些难忘的讨论会小插曲或谈话片段。我还记得1973年在渥太华主持会议的杜鲁道总理。他是加拿大籍的法国后裔，不但精通双语，连表情也能在两语交替使用之间转变自如。他告诉我，他的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法国人。特鲁多头脑敏锐，口才也一流。我在他的记者会上留意到他如何从英语转用法语时，一举手，一投足，还有脸上的表情都变得那么富有法国韵味，我心里实在钦佩。他是名副其实的双语与双元文化的加拿大人。他相当怜悯不幸的人，总愿意帮他们一把，不过，当他认为我们有能力负担学费而决定削减给予新加坡学生的加拿大奖学金时，倒是相当无情的。
渥太华会议上另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人，是领导东巴基斯坦反抗巴基斯坦，从而建立起孟加拉独立国的英雄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总理。他搭乘私人客机，气派非凡地抵达握太华。我在握太华机场降落时，看到一架波音707客机停放在那里，上面印着孟加拉的字眼。当我离开时，客机还留在原地，空置了八天，白白浪费，没有一点收入。我们离开酒店到机场的时候，工作人员把大包小包的行李装人两辆大货车，准备送上这架孟加拉客机。穆吉布。拉赫曼在会上呼吁各国向他的国家伸出援助之手。任何公关公司都会劝他不要把专机停放在握太华机场0的停机坪上整整八天。那时候流行第三世界较大国家的领袖用旧己的专机旅行。在会议桌上，每个领袖都是平等的，但是重量0级国家的领袖乘大型私人专机来，将显示他们高人一等。英国人乘坐的是VC10型和彗星型飞机，加拿大人则乘坐波音客机。澳大利亚在1979年马尔科姆。弗雷泽政府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添购一架波音707客机后，也加入了这个特选行列。当时经济情况较好的非洲国家，如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他们的总统也有专机。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以贫困的一面打动世人的心，让大家看到他们迫切需要援助。新加坡驻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常任代表解释说，国家越穷，它的代表团给他们的领导人租用的卡迪拉克轿车越大。因此我安于乘坐普通的商用客机，借此为新加坡保住多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条件。不过，到叨年代中期，我们请求世界银行不要把新加坡改列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结果被回绝。我旅行省吃俭用也徒然，新加坡丧失了一切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优惠待遇。
1975年4月，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在金斯敦神气地担任起会议主席。他是一个肤色较浅的西印度群岛岛民，讲话语惊四座，但是我觉得他的想法不切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