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张“重新分配世界财富”。他的国家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岛国，面积达2000平方英里，中央地带有几座山种满咖啡和其他亚热带作物。这里有美国人兴建用来避寒的漂亮度假屋。他们有悠闲生活的文化，人民很爱唱歌跳舞，说起话来头头是道，跳起舞来浑身是劲，喝起酒来个个海量，但是刻苦耐劳的精神早已随着奴隶制度一起被淘汰。
有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和芝走出用来开会的酒店和四周用铁栏杆圈起的范围，徒步游览这个城市。一辆车子经过，停了下来，驾车的男子喊道：“李先生，李先生，等等我。”一个口操加勒比海英语的当地华人上前来对我说：“你可不能忘记我们。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很苦。”他递上名片，原来是个房地产经纪人。有许多专业人士和商人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把房子和办公室交给他变卖。他在当地的电视节目上见过我并急于跟我谈话。当地华族、印度族，甚至是黑人专业人士都觉得在迈克尔。曼利领导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府统治下没有前途，政府推行的政策是在毁灭国家。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他不是专业人士，不能离开，否则他会离乡背井。不过，等这些大房子都卖掉，房地产生意所剩无几，到时他或许还是得走的。我祝他好运，并中断我们的谈话。我发现几个负责盯着我的牙买加黑人保安人员的身势语言开始变得不友善。从此以后，我阅读牙买加的新闻时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1977年7月，为了纪念英女王登基25周年，共和联邦在伦敦召开会议。各国同英国的关系今非昔比。英国经济再也不像从前那么强盛，甚至，丹尼斯。希利在1976年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手解救英国。我和芝在唐宁街10号排队等候在访客名册上签名，准备接着从后花园前往观赏女王的生日游行庆典。我记得我排在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后头。一名英国准尉递上笔来，法座大人他不用，反掏出自己的笔来签名，然后离去。我一面签名一面对那名准尉说：“大主教是用红色笔签名的。”对方回答：“跟他血腥的双手一样红。”那名准尉曾在英军被迫镇压塞浦路斯民族主义分子的那段流血日子里，在当地执行任务。塞国民族主义分子当时决心把英国人赶出去，同希腊进行统一。
我在1979年第三次踏上卢萨卡的土地。第一次是在1964年巡回访问非洲17个首都的时候；第二次在1970年，当时是为了出席不结盟运动峰会。赞比亚的经济自1970年起便一步步衰退。当局在政府大厦招待我们。1964年我在这里住过，当时是英国最后一任总督的宾客。大厦已失去昔日的光彩，周围的鹿和奇异飞禽都少了，主楼本身少了英国殖民地政府建筑的整洁外表。我们住在散布于会议厅四周的度假屋，是1970年出席不结盟峰会时下榻的同一批建筑。会议厅是南斯拉夫替同为不结盟运动成员的赞比亚建造的。会议厅和度假屋自1970年以来便不常用，这一点显露无遗。
不过当地政府刚刚大手笔把它们重新粉刷过，用西班牙空运来的家具加以布置。
度假屋的饮食糟透了。他们训练年纪轻轻的学生掌厨。我们厨子的全部菜单如下：早餐是腌肉和鸡蛋，或只有半生熟鸡蛋；午餐煮牛扒；晚餐也是牛扒。烈酒和葡萄酒倒是很多，供过于求。
当地什么东西都缺乏，商店里空空荡荡。他们没有进口的厕所用品，本国货也不多。芝看到一些妇女排队买必需品。她惟一买到的纪念品是一颗孔雀石蛋，这提醒了我们：赞比亚是单一商品的经济体，只生产铜，而铜价跟不上石油和其他进口产品的价格。他们没有外汇，本国货币正迅速贬值。卡翁达总统最关心的是政治―
―黑人对白人的政治，不是赞比亚取得增长的经济因素。卡翁达的总统宝座一直维持到90年代，然后他举行了一场公平的选举――这一点倒值得赞扬，最后以失败告终。卡翁达下台后，赞比亚人民的命运不见得有所改善。
1981年10月的墨尔本会议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回忆，是在咖啡室里同一个印度人相遇的经过。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在找饮料喝。我问他是不是印度代表团的一分子，他说不是，他是乌干达代表团的团长，代表无法出席的奥波特总统赴会。我感到惊讶（印度人遭受伊迪。阿明迫害长达十年，他们都已经逃离乌干达），问他有没有回过乌干达。没有，他的家人在伦敦安顿下来，他曾经是乌干达驻伦敦最高专员。
他在伊迪。阿明当权时离开。我问起乌干达国会议长的近况，他曾于1964年1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国会大厦，为我和我所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过招待会。他是个裹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对他那栋石砌的国会大厦引以为荣。恰巧这位前议长准备第二天到墨尔本，同我面前的这位驻伦敦最高专员会面。前者被迫离开乌干达，后来在达尔文落户，成为一名推事。整个事件让我觉得心酸。乌干达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才，不仅担任议长，也给乌干达的经济恢复或增添生气，就像锡克教徒在其他多个经济体，包括新加坡所做出的贡献一样。他是1971年那场政变的牺牲品。伊迪。阿明当时趁奥波特逗留新加坡期间，把他推翻。
两年后在德里，我在女王的晚宴上坐在奥波特夫人旁边。奥波特夫人追述她在1971年如何带着三个孩子，在政变中从坎帕拉逃到内罗毕，为我描绘了乌干达悲剧的另一个层面。他们被送回国，后来又再逃跑，在达累斯萨拉姆流亡数年。她在1980年，即伊迪。阿明遭废黜后一年，才返回乌干达。重掌总统大权的奥波特比以前更忧郁，锐气也大减。同奥波特夫人一席话让我窥见玛干达所经历的浩劫到底有多大的破坏力。她发现国人都变了，他们再也不愿意付出劳力去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
在伊迪。阿明的统治下过了9年惨无人道、无法无天、道德沦丧的日子，人们变得要什么就抢什么，完全丧失创造文明生活的一切习性。后来新加坡派往协助联合国部队的警察分遣部队，在汇报他们于1991年至1993年间在柬埔寨执行任务的经验时，我想起了乌于达。经过20年的动乱，柬埔寨的残局比乌干达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1983年11月，撒切尔夫人同我讨论香港问题。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的态度坚定不移。她曾经尝试说服邓小平把租期延长。邓小平清楚地表明，那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要求；中国非得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不可。我的看法如何？她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港督告诉她，英国在新界的租期就快届满了。我问她愿意为自己的立场争取到什么地步，因为英国治理下的香港的存亡取决于中国对它的态度。她没有马上给我答复。我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同意延长租期，因为其中涉及太多的国家尊严。
至于澳门，葡萄牙人连向北京提都不提就干脆继续治理下去。她说，港督告诉她，他没有合法的权力把租期延长到1997年之后，所以她才提出这个问题。
我在离开德里之前告诉撒切尔夫人，她手上的牌很少。最理想的做法是等候中方做出反应，并告诉邓小平，只有在中国允许怕情况下，香港才能生存并繁荣发展。
由香港本岛和九龙半岛组成的英属殖民地，没了租借的新界是无法生存的。因此采取法律立场，让英国除了新界以外，抓紧殖民地不放是不实际的。与其这样，不如和中方谈判有利于香港的条件，让它在回归之后能像当时一样继续繁荣发展下去，只不过换上了中国的国旗。
我一直盼望出席1985年10月的巴哈马拿骚会议。那是有钱的美国人寻欢作乐的园地。后来，我从英国报章的报道中得知巴哈马上上下下毒品充斥，暴力罪案猖獗。
据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巴哈马总理林登。平德林爵士涉及贩毒勾当。当事人没有提出诽谤诉讼。女王的晚宴在皇家游艇不列颠号上举行。平德林建议用小船把全体领袖从我们下榻的酒店接送到不列颠号。我决定由陆路赴宴。我们在皇家游艇停泊的码头不远处经过，看到一群高举谴责平德林标语的示威者。有些标语这么写着：“老大是盗贼”。这位老大和其他客人乘船到不列颠号，比我们坐车要久得多。或许风浪大，或许小船开得慢，总之他们让女王等了一个多小时。女王通常待人宽厚，说话也有保留，但是她不习惯等人。她对我说，晚餐可要煮得过熟了；
主菜的确是，但是甜品的味道美极了。
有一天，我和斯里兰卡总统朱尼厄斯。杰耶华德纳和巴哈马大法官共进午餐。
大法官谈到巴哈马举国普遍嗜吸可卡因，毒贩因此大捞油水。毒贩乘小型飞机从南美洲飞人巴哈马，在海关人员和其他官员的纵容下，由海空两路把毒品运人美国大陆。在。转运的过程中，一些毒品落到当地百姓手中，足以造成许许多多的人家破人亡。高居要职的政府部长也有一手。当我离开拿骚时，我对世界上可能存在世外桃源的最后一点憧憬也幻灭了。
我最后一次参加共和联邦会议是在1989年10月，地点是吉隆坡。一如上一届，1987年0月在温哥华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冲淡无奇，缺乏“热门”课题。在浮罗交信“闭关”期间（与会者到某个度假村进行非正式的聚会），有一天晚上，我同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和她的夫婿阿锡夫。阿里。扎达里促膝长谈，向他了解巴基斯坦的政治和文化。贝娜齐尔容貌姣美，皮肤白皙，五官端正秀气，非常上镜。阿锡夫是一个性格奔放外向，从事多种生意的商人。他一点也不忌讳让我知道他在从事什么行业，什么交易他都愿意考虑――对他来说，人生就是关乎做成一笔好交易。
他从事水果和其他出口生意，还有房地产生意等等。我答应介绍一些水果人口商向他买芒果。1995年，他陪妻子到新加坡出席会议时，我遵守了我的诺言。虽然他做事并不循规蹈矩，但还算讨人喜欢。可是我无法想像他下得了手杀死自己的妻舅。
在贝娜齐尔被总统罢免后，巴基斯坦政府是这么指控他的。
最后一次出席回忆那是我最后一次出席共和联邦会议，因为当时我正准备于1990年卸下总理的职位。我在他年出席的第一个会议是处于截然不同的年代，有着一群截然不同的领袖。同当时的其他国际组织比较，共和联邦是一个小规模的俱乐部；
英国和旧自治领有着深厚的历史与血缘关系。它们和新的独立国仍有密切的经济与政治联系。各国仍旧享有共和联邦的关税优惠待遇，英国依然是它们的主要贸易伙伴。麦克米伦首相是属于帝国时代，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方前线打过仗的那一代人。当他倡议让英国加入欧洲，旧白人自治领受到极大的震撼。它们曾在两次大战中和英国并肩作战，现在却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爵士插话，一语道破麦克米伦给予的保证，即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它仍旧会同共和联邦保持密切联系，这根本站不住脚。
他说：“我治理的是一个联邦，知道联邦怎么运作。”各邦要么倾向统一，越挨越近，像澳大利亚的情形；要么倾向分裂，越离越远，直到最后彼此脱钩。它们总是不断地在演变，没有停顿的卜刻。这种组织容不下另一股动力并存。如果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它同共和联邦的联系将渐渐削弱，日益消失。过去40年来，每逢回首，都叫我想起孟席斯这番预言有多灵验。
英国跟欧洲各国已经变得越来越亲近。连上一代的共和联邦成员国，尽管同英国血脉相连，彼此在60年代共同拥有的深厚感情联系也荡然无存。大家在不同的大陆上各奔前程。到了25年后，英国还在为了是否采纳统一货币欧元，以及（许步入所担忧并且不愿意见到落实的）成为欧洲超国家联邦政府的一分子而闹分歧。
早在1989年，当共和联邦成员增加到40多个时，彼此间就已经少了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感觉。俱乐部里的成员随着变幻莫测的选举或政变而变动，来去叫人始料不及，连道别的时间都没有。当年的热门话题大部分都昙花一现：国际经济新秩序、南北对南南合作、罗得西亚、种族隔离政策等，这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尽管如此，每一次的会议依然有其目的。一位领袖可以开门见山向另一位领袖指出某些问题，使理亏的一方不得不进行辩解，如印度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一事。在面对面的情况下，甘地夫人无法为印度的立场辩护，她也没有那样做，这一点值得赞扬。
这一切触动了其他领袖的心弦，影响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出席这些会议是有其价值的。但我参加过太多次，该是往前走的时候了。
共和联邦召开会议期间，每个政府首长都获共和联邦之首――英女王的接见。
唯一例外的一次是1971年在新加坡举行的0会议，当时希思政府因故决定英女王不到新加坡来。我是在1966年9月第一次拜会她的。她若无其事却能让客人感觉到宾至如归的本领，叫人喷喷称奇，那种社交技巧是经过训练和多年实践才那么炉火纯青的。她和蔼可亲，友善，也真的关心新加坡，因为她的叔父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曾经告诉她有关他在新加坡担任东南亚联军总司令时的点点滴滴。
1969年五月，我在伦敦拜会女王，她为英国决定撤离新加坡表示歉意，并为英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如此结束而显得难过。她于1972年到新加坡来访问，以弥补1971年未能成行的缺憾。我尽力安排她参观访问蒙巴顿勋爵曾经向她介绍过的地方，包括蒙巴顿勋爵接受日军投降的地点――政府大厦、他曾经住过的总统府，以及克兰芝共和联邦阵亡战士公墓。聚集在路旁等待她经过的群众，比我预料的还多。
每当她从车子里出来，他们就蜂拥而上围着她。女王的私人助理秘书菲利普。穆尔，也就是50年代驻新加坡的英国副最高专员，要求我别安排保安人员阻挡群众，因为他们都显得友善。女王表现得非常从容、开心和轻松。
为了纪念那次访问，女王封我为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的爵士。早些时候，由威尔逊首相提名，我在1970年已获颁荣誉勋章。把一枚享有如此崇高荣誉的勋章，颁给一个跟其他受封者相比之下显得年轻（47岁）的人，是非比寻常的。我未到50岁就获得由英国颁发的两枚勋章，它们都是在旧大英帝国哺育下成长的人所渴望获得的。同英国多年来的交往，使我产生了某些价值观念。我曾获得好些国家领袖颁予的勋章，包括埃及总统纳塞尔、日本天皇裕仁。印尼总统苏哈托、韩国总统朴正熙以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但是，这些勋章却无法像英国勋章那样激起我的情感。获颁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者被尊称为爵士，我觉得这个头衔对我并不合适，但能获得这两枚令人向往的勋章，却能产生一定的满足感，虽然它们已不能发挥如同在大英帝国时代那样开启英国方便之门的作用。
22、英国的首相们
在所有首相当中，我认为撒切尔夫人是最有希望领导英国出头的领袖。她的强处在于她热爱英国，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并且对于要扭转的局势具有铁一般的意志……在阶级观念分明的英国。她因为有着“杂货店老板女儿”的背景而吃亏。
真可惜，英国的社会体制还在这些偏见所形成的框框里苦苦挣扎。
1975年9月24日，在英格兰戈登高原鼓乐和风笛队奏起的最后一段歌声中，英国皇家海军护航舰人鱼号撤离了三巴旺海军基地。那不过是艘排水量2500吨的护航舰――是曾经驻扎在那里的皇家海军战舰和航空母舰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不久，最后一支英军部队也撤走了。部队撤离象征着英国在本区域150年的政治和军事影响画上句号。
美国、日本、德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成为本区域的主要经济势力。这表示我们必须从头开始，跟其他强国建立联系。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个艰苦的调整过程。
一辈子的密切交往使我对英国社会和它们的领袖非常熟悉，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国际新闻广播和阅读英国报章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我在工党和保守党内都有旧雨新知，很容易联络上他们，也很容易达成一致的意见。英军撤离后，我必须去熟悉和认识美国领袖和美国媒体的不同运作方式与标准，尝试了解这个比英国大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要同样跟日本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交往更加困难，因为我们既不懂得他们的语言，也不了解他们的习俗。
我们在跟这些重要的新的财力和权力中心扩大联系，建立新的关系的同时，我们依然保持同英国原有的联系。虽然如此，看到英国的经济地位逐渐被日本、德国和法国取代，仍不免叫人黯然神伤。工会一再发动工潮拖慢了英国经济复苏的脚步，驱动工会的是阶级仇恨，不单只是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我相信英国适应后帝国环境的一大障碍是社会阶级意识强，它迟迟不肯摆脱阶级差别的观念。失掉了帝国，英国需要的是一个唯才是用的制度，以便保持它的欧洲主导国的地位，而不是一个通过不同腔调、社会礼仪和习惯、校友网络、俱乐部和学校联系来把自己同工人阶级区分开来的统治阶层。盛田昭夫在1991年担任新力公司主席的时候告诉我，新力很难说服在英国工厂工作的工程师到生产线上去。日本的工程师都是从最底层做起，为的是跟下属打成一片，对他们有所了解。他说，英国工程师宁愿拥有自己的私人房间。撒切尔夫人知道英国人有这些缺点，于是在出任首相期间降低对阶级的重视，提倡唯才是用的制度。她的继承人约翰。梅杰主张建立一个“无阶级”之分的英国。
托尼。布莱尔要英国摈弃阶级观念。
更糟的是，在40年代由工党提出，而后通过两党协议由保守党保留下来的福利制度，削弱了人民力争上游的干劲，牺牲了经济。两大政党的多数领袖，甚至是自由党的成员，都知道福利制度折损国家的元气，但是始终没有人敢出手，直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任首相。随着英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缩小，它的年轻国会议员和部长们的世界观也跟着收缩。一些老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把老一辈英国领袖比喻为根深叶茂的橡树。这些老朋友都是经历过上二次世界大战，并曾在苏加诺对抗时期保卫新加坡的英国将领。他们形容英国的年轻领袖为“盆栽橡树”，橡树的样子犹在，体积却缩小了，因为它们扎根的范围已经收缩。
要适应不同的国势对英国来说是困难的。然而是撒切尔夫人，而后由梅杰所领导的保守党扭转了滑坡的趋势。英国企业界因此信心增强，率先在东南亚，包括新加坡，重振雄风。工党在1997年的大选后重新掌权，所坚持的同样是自由市场的经济原侧。该党定下的目标包括降低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刺激外销，以及拓展对外贸易和投资，以便为英国制造就业机会。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的胜利在于改变了英国人的态度，迫使工党从旧工党蜕变为新工党。
长时间养成的习惯和建立已久的联系不会轻易有所改变。惭加坡学生继续到英国深造。随着新加坡中产阶级的扩大，他们把孩子送到英国接受大专教育。到了90年代，约有5000名新加坡学生在英国攻读大学和理工学院。牛津、剑桥两所大学的毕业生继续在新加坡精英分子当中占多数。历史因素的影响造成这种文化上的滞后现象。环境改变了，人们却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英国军队撤走后，美国就成为驻扎在东亚的惟一强国。我们有必要把新加坡一些最优秀的学生送到美国受教育，去了解美国人，在对方的人才苔革之地结交未来的领袖。即使到90年代，留学美国的新加坡学生人数也只是留学英国学生的三分之二。
历史使新加坡和英国的教育制度紧密相连，新加坡各种专业也都规随英国的专业：医生、律师、会计师、建筑师和工程师等等都是。专业联系存在于新加坡社会的每一个层面。然而在一些领域如医药，由于美国的医疗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比英国多了一倍有余，美国医生和医院因此出类拔革。我们已逐渐跟美国的机构建立联系，但是所采用的医药基本训练仍然以英国模式为准，其他专业也是这样。“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80年代，新英贸易取得显著的增长。在她允许资金更自由地流动后，英国在新加坡的投资增加了，但是性质和过去不同，现在的投资着重在高增值产品如药品、电子产品和航空产品上。进入90年代，英国再度成为新加坡的主要投资国之一，排名第四，在美国、日本和荷兰之后。新加坡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不过有不少私人企业家投资在英国，特别是旅游业。新加坡一家大公司在英国购买了连锁旅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也买人另一个拥有超过100家酒店的集团公司。尽管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攻击制造了许多问题，我们对英国的旅游市场依然充满信心。新加坡和欧洲的主要联系仍然是伦敦，每天从新加坡飞往伦敦的航班比飞往欧洲其他首都的班次多。
1968年当英国宣布将撤走它的军队时，悲观的文章不少。其中《伦敦新闻画报》月刊把这种情形同古罗马军团撤离英国，黑暗时代降临欧洲相提并论。但是这样的比喻并不正确。同殖民地时期比较，现代通讯和交通设施把更多英国人带来新加坡。目前居住在新加坡的英国人社群仅次于美国人和日本人。现在也有更多的英国学校，为一万多个在这里落户的英国家庭的孩子提供教育。数以百计的英国人自发到新加坡来工作，当工程师、建筑师和技术人员――享有的不再是外客的工作条件，住的不再是高尚住宅区，而是跟本地人一样，住同一类房子。新加坡的薪酬已经达到英国的水平。随着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许多英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到新加坡来开设分行。整个经济和政治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1982年，伦敦市封我为“伦敦市荣誉自由市民”。曾经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子民，我对这份殊荣心存感激。他们列出的宾客名单，该请的都少不了，做得非常仔细，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邀请了所有曾经为新加坡面跟我打过交道的英国部长和总督出席，我也受邀列出我所希望能出席观礼的私交。这一来，我开开心心地同前首相、前部长、前总司令、新加坡的最后一任总督以及许多英国朋友在市政厅一起分享了那一刻，其中包括哈罗德。麦克米伦、吉姆。卡拉汉、哈罗德。威尔逊、亚历克。道格拉斯一休姆、艾伦。伦诺克斯――波雷、邓肯。桑迪斯等等。这样的场面使人缅怀过去。在致答词的时候，我说：“50年前我在新加坡念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都认为伦敦是世界的中心，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是高层次金融交易和银行业的中心，也是艺术、戏剧、文学、音乐和文化之都。它是全世界的重心…
…而1939年9月的情况确实如此。当时英国政府决定履行对波兰的义务，一年前它才敷衍了事地处理了对捷克许下的承诺。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全世界也踏上变革的不归路……”
仪式的一部分是从威斯敏斯特乘坐马车到市政厅，但是因为发生铁道工人罢工，造成交通堵塞，结果不得不取消这项安排。工潮问题继续困扰着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煤矿雇员工会的冲突还在后头。
当了多年的总理，加上新英两国的历史渊源，我有机会认识英国的各任首相，从麦克米伦开始，一直到布莱尔。
麦克米伦属于父辈，相貌举止全然是爱德华时代显要人物的派头，看起来懒洋洋的，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对待年轻的殖民地臣民如我，他态度高高在上。休姆爵士是他们当中最友善的――一个真正的君子。从他在电视上的模样根本看不出他是个多么敏锐的地缘政治思想家。他或许不够精明――他自己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不过却比两党中许多有头脑的部长有更精辟的见解。
各任首相当中，政治手段最高明的要数威尔逊。幸好在他当上首相之前我们已经交上了朋友。我说服他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多待几年。那几年的影响甚大，因为余下的英军继续驻扎在新加坡，直到1975年年中为止。这让我们有时间厘清跟印尼的关系，而不至于仓促采取日后可能叫我们噬脐莫及的行动。我个人非常感激威尔逊在新马一家的时期和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我，这一点我在前一册回忆录里已经详述。他在英国面对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教育和技能训练水准降低，工会不跟资方合作造成生产力下降。六七十年代的工党受职工会支配，无法着手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因此，外界认为威尔逊总是采取应急的措施。为了得到党的支持，他必须不时地左门右躲，这使他显得狡猾和奸诈。
同威尔逊形成强烈对比的希思倒让我觉得是个坚定而可靠的人。我最初认识他时，他是麦克米伦的部长，负责谈判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事宜，我当时还游说他，要他协助保护新加坡的地位。威尔逊赢得1964年的大选后，希思成了反对党领袖，我们就在那个时期成为朋友。通常我在伦敦的话，他会邀请我到他在奥尔巴尼的住所共进午餐，一起谈论英国、欧洲、美国和共和联邦的事务。就英国的未来而言，希思把欧洲的影响力排在比美国与共和联邦更重要的位置上。他一旦对某项政策做了决定，就不轻易改变主意。即使是在当上首相以前，他已经对欧洲充满信心。要我从我所认识的英国首相和部长当中挑选一人陪同我执行危险任务的话，我会选择希思。他是那种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人。可惜他缺乏振奋人心和感染群众的能力。同别人单独相处，他活力充沛，表情十足，可是一上电视他就显得木衲。
处在电子媒体的时代，这对他非常不利。我们一直保持好朋友的关系，偶尔在伦敦、新加坡以及达沃斯等地的国际会议上见面。
卡拉汉1948年向剑桥大学的工党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我坐在学生听众席上。司仪介绍说他是皇家海军的前上士，不久前刚出任初级部长。他说话时显得信心十足，大方得体。我在50年代中期到伦敦参加宪制会谈时认识他，多年来一直都跟他保持联系。由于他是威尔逊在1976年3月辞职后意外当上首相的，年纪也相当大了，因此没有自己的政治大计。实际上，英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已经恶劣到必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的地步了，所以他已经身不由己。
当卡拉汉还是首相的时候，我曾要求他让文莱准许新加坡武装部队在他们的森林里受训。当时，文莱的外交事务还在英国的管辖范围内。英国外交和共和联邦事务部搁置这项决定，以免卷人新马之间敏感的防卫问题。我争辩说，文莱不久就要脱离英国的管辖了，到时我们同样能够得到这个森林训练学校，何不在英国仍然有权做主的时候答应下来似便在文莱独立时，这项协议成为当地政治现实的一部分。
卡拉汉答应了，于是我们在1976年末设立了我们的森林训练学校。
卡拉汉的工党政府面对旷日持久的经济问题，包括高失业率，最后选择了保护主义的立场。1977年4月，已经受封为终身贵族，不再担任部长的乔治。汤姆森，以卡拉汉个人特使的身分前来问我，是不是要在6月的共和联邦会议上向英国领袖提出双边课题。我说，双边纠纷不宜在英女王加冕的银禧纪念庆典上提出，不过，我抗议英国说服德国促使欧洲经济共同体阻止由新加坡制造的袖珍型计算机和黑白电视机进口，而且事前没有跟我们商量。我指出，我们的袖珍型计算机是利用了美国高科技制造的精密产品，远胜英国技术。停止从新加坡进口这些产品意味着英国必须以更高的价格向美国购买同样的货品。至于设在新加坡的日本公司所制造的黑白电视机，情况也一样。后来，英国撤销了贸易壁垒，因为事实证明，保护主义保不了英国人的饭碗。
卡拉汉曾经问我：“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像蚂蚁般地工作，拼命增加出口量，却从不进口产品。”他对日本人抱有西方人的成见，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不人道行为加深了这种看法。他不了解他们。跟后来的撒切尔夫人不同，他不以为引进日本投资能使英国重振工业。他对非洲、印度和共和联邦的其他成员更憾兴趣。他的世界观局限于君王和帝国。在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举行期间，他给足机会让非洲领袖畅所欲言，特别是针对罗得西亚和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发表意见。他是个典型的英国工党领袖，有工人阶级的背景，本能使然地总是为那些受到欺压剥削的百姓出头。然而在面对艰难的决定时，他也有冷静的头脑，例如他要所领导的工党政府严格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苛刻条件，以便换取拯救英镑危机的援助配套。
卡拉汉的强处是处理问题采取稳扎稳打的手法，解决问题从不多搞花样。他对工会忠心耿耿，却被工会搞垮了他的政府。
1970年10月，在唐宁街10号举行的一个晚宴上，撒切尔夫人坐在我旁边。那时候希思还是首相，她是教育部长。我们谈论了以教导混合技能的“综合中学”取代语法学校后英国所蒙受的损失：聪明的学生固然吃亏，其他学生也不见得因而得益。
撒切尔夫人成为反对党领袖时，我问当时的下议院议长乔治。托马斯对她有什么看法。托马斯以抑扬顿挫的威尔斯口音回答：“她非常热爱英国，能为英国效力。
她要扭转整个国家的局势，我相信她是推一有毅力办到的人。”当我问当时的首相卡拉汉对她有什么看法时，他的答复是：“她是前座议员中推一的男儿大丈夫。”
从一个工党议长和一个工党首相口中得到这样的意见，加强了我自己的看法：她的确是个“有信念的政治家”。
撒切尔夫人满怀理想在撒切尔夫人赢得1979年5月的大选时，我为她欢呼。她主张推行自由市场，进行自由竞争。在她担任反对党领袖期间，在伦敦以及还有几次在她途经新加坡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时候，我们曾经见面。1979年6月，她出任首相一个月后，我在唐宁街10号跟她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餐前会谈。她当时满怀理想。1980年7月，撒切尔夫人以保守党领袖的身分，写信邀请我当演讲嘉宾，于同年10月在布赖顿召开的党大会上发表演讲――特别邀请的演讲者来自共和联邦，这对保守党大会而言还是第一次。我回信说，因为我跟工党之间有一段可以追溯到40年代我在英国求学时期的渊源，所以无法接受这份殊荣。
她是个十足认真的人，充满毅力和干劲，对自己能够落实国内的经济政策有充分的把握，但是从来不曾低估工会所将给她带来的问题。因此，当煤矿工人在1980年3月开始罢工时，我认为她一定能够苦斗到底，却没料到罢工工人和警察之间的激烈冲突会持续整整一年。换成在她之前的首相，恐怕就无法坚持到底了。
1985年4月，撒切尔夫人来新进行官方访问。我在晚宴上恭贺她减轻了英国福利制度的诸多牵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近40年，历任英国政府似乎都想当然地认为财富会自然地创造出来，需要政府注意和巧妙安排的只是重新分配财富的问题。因此政府想出妙方，把成功人士的人息转移给不太成功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国家需要一个胆识过人的首相把实情告诉选民：制造财富的人是社会中的宝贵分子，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并且应当有权保有他们大部分的耕耘成果……英国留下来的种种哦们善加利用：英语、司法制度、议会政府和公正的行政管理。然而我们却竭尽所能地避免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如何降低水平而变得平庸。”撒切尔夫人很有风度地以相似的口吻回应：“我宁可这么想：你们曾经向英国看齐，现在我们要倒过来向你们学习……你们的才干、进取心、勇于接受挑战、努力、冒险精神、自信、活力已经使得新加坡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成功榜样――你们的成功发出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
第二天。数份亲工党的英国报章刊登了工党影子内阁卫生部长弗兰克。多布森的强烈反应：“李先生应该闭上他那张笨嘴。”一名工党议员艾伦。亚当斯补充说：“如果我们把他的国家当模范，我们的国家就要回到1870年人们在血汗工厂夜以继日工作却什么也得不到的时代。”
旧工党的心态这就是典型的旧工党思想未能跟上潮流发展的心态。1985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6500美元，英国则是8200美元。到了1995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6万美元，早旧超越英国的1.97万美元了。我们的工人赚钱比英国工人多，还有自己的房子，储蓄（在公积金和储蓄银行户头）也比英国工人多。
撒切尔夫人在1990年11月辞职时，寄了一封道别信给我：“生命多么变幻莫测：谁会料到合作了那么多年以后，我们竟然会在几乎同一天辞去在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的职位。不过，在离职之际，我只想说，我从我们的交往中获益良多，并钦佩你所坚持的信念。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少了你我出席，肯定会逊色不少！”
我跟撒切尔夫人打交道的机会比跟其他英国首相接触的机会多，因为她两度蝉联。在所有首相当中，我认为撒切尔夫人是最有希望领导英国出头的领袖。她的强处在于她热爱英国，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并且对于要扭转局势具有铁一般的意志。她坚信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将能带来自由的社会。她的基本政治触觉相当敏锐，但是往往显得过于自信和自以为是。在阶级观念分明的英国，她因为有着“杂货店老板女儿”的背景而吃亏。真可惜，英国的社会体制还在这些偏见所形成的框框里苦苦挣扎。等到她下台时，英国人已经卸下一部分的阶级包袱了。
然而撒切尔夫人的作风，却往往引起旧白人统治国家总理们的强烈反感。1985年，在巴哈马举行的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上，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和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不断跟她纠缠，向她施压，要她同意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会上除了她以外，所有发表开幕词的领袖都攻击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撒切尔夫人独排众议，反对进一步制裁比勒陀利亚，反而建议进行对话。我敬佩她有那样孤军作战的勇气，拒绝在威逼和恫吓之下屈服。只可惜她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梅杰在1989年10月陪同撒切尔夫人到吉隆坡参加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时，职位是英国财政部长。1996年5月，我在唐宁街10号和他重逢。当时他肩负艰难的任务。撒切尔夫人全力支持他竞选保守党党魁和首相，并指望他沿袭对欧洲的政策。
她在党内的影响力使他日子不好过，媒体也不见得给他宽限，不消几个月就认定他成不了气候。因此，虽然英国经济当时表现强劲，却对他在1997年5月对垒新工党的挑战一点作用也没有。
1995年5月，我在伦敦同当时领导反对党的布莱尔初次见面，对他的年轻和朝气蓬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比显龙小一岁。他的参谋乔纳森。鲍威尔在一旁做记录并负责后续工作。他想知道是什么因素促成东亚持续出现巨幅增长，英国和欧洲却成长比较缓慢，两种局面相异。我建议他在大选前到东亚访问，看看它巨大的转变，否则一当上首相，他将会受到外交礼仪的诸多约束。
第二年1月，他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之后到新加坡。他在这里会见了我们的工会领袖，考察了他们为工会会员所争取到的利益。他对公积金――我们的个人老年退休金户头，也是拥有住房和医药服务资金来源的户头感兴趣。他不隐瞒自己笃信基督教并因此推崇社会主义。面对我不以为然的反应时，他补上一句：或者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坦率地重复自己“或者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旧工党一派可是鄙视这类主义的。他的“新工党”并非虚有其表。他问我工党政府成功的机会有步大，我说一旦工党当政，他要说服旧工党接受他的政策，必定会碰到很多钉子。工党的年岁比他要大得多，不会那么轻易接受改变。
一个认真的政治家布莱尔来访几天之后，影子内阁社会福利部长克里斯。史密斯便前来研究新加坡的制度。几个月后，布莱尔的亲信彼得。曼德尔逊也来考察我们的保健储蓄、保健保险和新加坡公积金的其他功能。布莱尔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认真的政治家，他希望了解东亚的发展和这些国家成功的秘诀。那年秋天我们在伦敦再次见面。共进晚餐时，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在1997年5月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后，他和他的政党特意表现谦逊，这要归功于他本人有自律精神。我在电视上观察他发表胜利演讲和步行到唐宁街10号的情形，整个情况说明他领导的是一个素质良好的班子。我在他获胜的一个月后到伦敦。我们谈论了一个小时，同样没有浪费时间嘘寒问暖。他一心一意想着在大选中答应选民政府所要做的工作。他是开足了马力直往前冲，却没因为这么年轻就被推上掌权的地位而冲昏了头脑。我们谈到中国和即将在6月底移交政权的香港。他对这件事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不想把因为港督彭定康而产生的纠纷闹大，反而着眼于中英比较长远的关系。不出我所料，他出席了政权移交仪式，并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了会谈。
一年后，1998年5月我们在唐宁街10号重逢。这时候的他正在全神贯注处理急如燃眉的课题，特别是北爱尔兰的和平谈判。他抽出时间跟我谈论一系列其他方面的课题，但是没有提到双边问题，因为也没有那样的问题可谈。我们的环境已经改变：在防务和安全课题上，新加坡同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联系已经超越同英国的联系。我属于以英国为中心的一代，我的儿子这一代比较注重美国。显龙以及跟他年龄相仿的人必须了解美国。他们在美国军校受过训练，在哈佛、斯坦福等大学完成研究生课程。我活在英国强权之下的时代，显龙这一代人则必须在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中求存。
23、相知说澳新
亚欧悼会政府首脑会议于1996年在曼谷召开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想要加入亚洲阵容，马哈蒂尔首相提出反对，说它们不是亚洲的一分子。那是马哈蒂尔发自内心深处的想法，但是大部分领袖都无法认同。我相信，要不了太久，地理位置和经济上的常理将凌驾旧有的成见，到时澳新两国将成为亚欧峰会成员。
日本在1941年12月突然入侵，骤然改变了新加坡留给澳大利亚人的回忆。大约18000名毫无战斗经验的澳大利亚军人，连同七万名英国和印度士兵，必须在空中掩护不足的情况下，同身经百战的日本皇军交锋。到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的时候，已有大约2000名澳军战死沙场，1000多人受伤，约15000人沦为战俘。
超过三分之一的战俘由于营养不良、患病或遭受折磨而死亡；恶名昭著的缅泰死亡铁路沿线，情况更惨。在新加坡的克兰芝共和联邦阵亡战士公墓，许多墓碑默默地见证了烈士们为英王和国家捐躯的英勇行为。成千上万名澳军在新加坡被日本皇军俘虏将永远印在澳大利亚全体人民的记忆中，这场浩劫的惨烈仅次于加利波利半岛事件。不过新加坡比较靠近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来说有较密切的战略关系。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澳大利亚保持同英国的旧日联系，澳军也重返新加坡。
澳军一支分遣部队驻守在马来亚，直到英国宣布撤离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我敦促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戈顿把部队继续留在马来亚。1969年1月，趁着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共和联邦总理会议，戈顿同我和英国国防部长丹尼斯。希利、新西兰总理基思。霍利约克与东姑等人举行初步会谈，讨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防务新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