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顿当时如坐针毡――忐忑不安的神情和说话的声音都说明他不愿意挑起这副重担。
他知道，重担大部分将落在澳大利亚肩上，因为英国正逐步淡出本区域。
我们同意延期到同年6月在堪培拉举行另一次会谈时再做决定。但是那年5月，吉隆坡发生了种族暴乱，威胁到澳大利亚继续参与新马防务协议的安排。前此我已经交代了这件事后来如何获得解决。尽管戈顿有所顾虑，我们还是在1971年12月通过书信往还，达成五国联防协议。性格比较坚毅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科姆。弗雷泽不赞成国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而打退堂鼓。最后戈顿还是决定在1971年以前把澳军撤出马来亚，并调到新加坡来。澳大利亚担心没有能力担当这个责任。他们知道，只有一小分队的新西兰军会留下来，和澳军一起驻扎在新加坡。一旦发生危机，他们只能凭着澳、新、美三国共同签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条约》，向美国求助。
一开始我们和澳新两国政府就有良好的默契，因为彼此对区域安全的看法不谋而合；大家都同意越战的局势越来越棘手。我同哈罗德。霍尔特、他的接班人戈顿，还有威廉。麦克马洪的关系也都不错。1972年，工党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掌握了执政大权。诺曼。柯克总理对安全问题的态度坚决，因此没有改变新西兰的防务立场。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兰却对澳大利亚向越南和马来亚/新加坡做出的防卫承诺感到不安。他在1972年大选获胜后不久，便决定让驻守新加坡的澳军退出五国联防协议。最初在70年代，我们要求利用澳大利亚的训练基地进行军事演习，对方并不乐意帮忙；新西兰则一口答应。澳大利亚政府在1980年改变政策，准许我们在澳大利亚举行陆地演习；1981年又让我们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一个基地训练空军。
保罗。基廷在叨年代初出任工党政府总理期间，进一步允许新加坡武装部队扩大在澳大利亚受训的规模。约翰。霍华德领导的自由国民联合政府一直遵循这个政策。
澳大利亚同新加坡的地缘战略目标相似，双方都认为美国在本区域保留部分军力，是亚太地区保持势力均衡必不可缺的因素，对这一带的安全和稳定有益。没有这个安稳的力量，亚太经济当初不可能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个大前提下，彼此在贸易和其他方面的歧见都显得微不足道。
要求澳大利亚开放经济我尝试游说弗雷泽多年，要他开放国家经济，让澳大利亚加入竞争，成为本区域的一分子。我向他和他的外长安德鲁。皮科克解释过，通过积极参与防务和安全事务以及援助他国的计划，他们将使澳大利亚成为本区域的重量级国家。但是，经济保护主义政策却使他们同这些成长中的经济体绝缘，因为澳大利亚的限额制和高关税导致这些国家无法向它出口简单的制成品。按照常理，他们接受我的论点，可是在政治上弗雷泽却没有那样的胆识去跟澳大利亚工会或制造商对抗，因为工会或制造商都要求政府给予保护。
1980年，在新德里召开的共和联邦首脑亚太区域会议上，弗雷泽企图发动反欧洲经济共同体保护主义政策的运动。这类政策使澳大利亚农产品在出口时被拒于门外。我提醒他，发展中国家不会给予多少支持，因为在它们看来，澳大利亚也以相同的政策保护那些失去了相对优势的国内工业。更何况对东盟的成员国来说，澳大利亚跟它们越来越扯不上关系，因为在它们必须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澳大利亚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下来的历届澳大利亚政府拉近了澳大利亚同亚洲的距离。继承鲍勃。霍克出任总理的保罗。基廷深信澳大利亚在经济上有必要借重亚洲，他也亲自推动亲亚政策。
基廷的头脑清晰，对经济有充分的认识，地缘政治触觉又强，在霍克的班子里当过财政部长多年。不过，作为工党出身的总理，澳大利亚工会对工党的强大影响力局限了他的作为。埃文斯用心接近亚洲还有另一位部长特别用心去接近亚洲，那就是加雷思。埃文斯。他的头脑机灵，受到挑战时更是牙尖嘴利，但是他的心地好。在霍克和基廷的班子里，担任外长的埃文斯彻头彻尾地改变阿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
他以促使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发展，共博亚洲经济增长的成果作为目标。他不愿意看到当日本人以日本的科技在澳大利亚生产汽车和电子产品时，澳大利亚还停留在只是向日本出口原料的阶段。埃文斯同东盟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那一定费了不少苦功，因为大家的习性大相径庭。在东盟，大家往往不是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的，而是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消除重大的歧见，所以他也跟着大家一起追球。
在霍克领导的工党政府执政初期，我以为他的亚洲政策照例又是表面功夫。基廷上台后沿袭这项政策，我这才断定，澳大利亚政策正经历大转变。澳大利亚人重新检讨了自己的假设和评估。澳大利亚固然脱胎于英国和欧洲，但是他们的前途更加紧系于亚洲。他们发现，跟澳大利亚经济最能相辅相成的其实是东0亚经济体。
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中国的台湾地区和东盟等，需要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和矿物。对它们来说，澳大利亚广袤的空间、高尔夫球场、度假村和沙滩都是再理想不过0的度假胜地。美国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虽然是澳大利亚强有力的盟友。但是在农产品出口方面却会同澳大利亚竞争。
1994年4月。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周刊于悉尼召开的会议上，外长埃文斯邀请我开诚布公地谈论澳大利亚。我把他的话当真，于是我说，澳大利亚是“一个财富多得叫人不知从何选择的幸运之国”。澳大利亚的消费高，储蓄低，竞争力弱，经常性账目赤字大，债务多，出口以矿物和农产品为主。如果澳大利亚要使经济完满改组，同其他国家竞争，我相信更多改革是在所难免的。
邀请我赴会的几位《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编辑大篇幅报道了我这番坦率的讲话。
不过，当地小报却愤愤不平。这些小报是澳大利亚问题的祸根之一。澳大利亚大众媒体，包括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1991年摄制的一套电视片集，把东亚的经济成就描绘成“第三世界的人间炼狱，那里尽是血汗工厂、性旅游业和压制人民的政权”。
它们完全漠视现实：越来越多台湾人在美国留学和就业之后，把美国的科技和知识带回台湾，建立自己的硅谷。
我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全国报业俱乐部对澳大利亚媒体给予回应：它们没有尽到职责以让澳大利亚人民了解，一个人口将近20亿的区域，正从落后的农耕社会演进为工业化和高科技的社会。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正培育出数以百万计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日本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已经让日本人有能力把卫星送上太空，并且也能探索基因工程的奥秘。这些事态的发展，澳大利亚媒体连一个字也没提。反观美国媒体，它们对东亚的工业化过程和高增长都做了报道。澳大利亚学术界虽然消息灵通，一般民众却不然。由于这种无知，任何一届澳大利亚政府都难以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以改变经济方针和移民政策。
随着东帝汉爆发危机，澳大利亚的命运是否同亚洲息息相关顿时成为焦点。1999年1月27日，印尼外长阿里。阿拉达斯在总统哈比比担任主席的内阁会议结束后戏剧性地宣布，当局将同东帝让人进行“人民协商”，以决定要接受特别自治方案或独立。这个声明改变了东帝汉的命运，也给印尼和澳大利亚带来了长远的影响。澳大利亚外长亚历山大。唐纳和总理霍华德同哈比比交情好是众所周知的。哈比比有别于苏哈托，他会说英语，而且乐意听取他人的劝告，特别是在东帝泣的课题上。
澳大利亚想拔掉东帝汉这根困扰着澳印双方关系的刺。他们建议哈比比实施“新喀里多尼亚解决方案”。（法国经过15年的准备，在1998年才让当地人举行全民投票，表决要保留法属关系或独立。）哈比比向马宝山忆述（详见第16章）澳大利亚大使约翰。麦卡锡跟他讨论新喀里多尼亚解决方案的经过。哈比比告诉麦卡锡他不会答应让东帝法在印尼的经济支援下利用15年时间过渡到独立。东帝仅如果拒绝自治方案，便得自生自灭，印尼不会充当他们的“有钱叔伯”。哈比比说，霍华德后来写信给他，信里提到的建议是哈比比的主张。哈比比于是在1999年1月21日匆匆写了备忘录给内阁要员，要他们研究，由人民协商会议决定该不该让东帝坟堂堂正正地脱离印尼共和国，这样的做法是否明智。他附上霍华德的来信，信上强调东帝汉舆论坚持要自决前途。哈比比要不了一个星期就已经决定好要让东帝位自治或独立。印尼、葡萄牙和联合国5月间在纽约签署协议，准备在同年8月8日举行全民投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6月通过议案，成立了联合国东帝汉监督团。
但是阿拉达斯做出惊人的宣布后不久，印尼就在2月开始武装东帝法的亲统一民兵。亲独立的人士被屠杀、恐吓的事件日日上演。尽管困难重重，监督团还是在8月30日成功地举行了投票，投票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结果将近80％东帝汉选民支持独立，但是投票结果在9月4日揭晓之后，当地顿时变成人间地狱。整个东帝坟受到有组织的摧毁，居民都被赶离家园：25万人被赶到西帝汉，其余人口逃到山里。
在国际施加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哈比比一星期后终于开口要求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协助恢复当地的秩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议案，授权派遣一支多国部队到东帝汉。领导多国部队的必然是澳大利亚，达尔文是最靠近东帝沈最能充当多国部队基地的地方。澳大利亚人再次领教了邻国印尼人民的情绪化。
印尼对外声明宁可接受东盟部队的帮助，但是私下里，印尼国军基层并不赞成，同时暗示可能会发生伤亡事件。美国国防部长宣布只派遣通讯与后勤支援小组参加而不出动战斗部队。澳大利亚必须负起率领多国部队的重任。澳大利亚担心东帝汉人把他们当成一支白人部队，因它由4000个澳大利亚白人士兵，外加1000个以新西兰白人为主的后援组成。澳大利亚于是转向亚洲国家寻求支援，并且以东盟国家为主。9月份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在奥克兰召开会议时，霍华德总理在会上要求新加坡加入维和工作，吴总理答应了。新加坡承诺提供一组医药人员、军事观察员和联络军官，外加后勤支援和两艘坦克登陆舰。它从300万人口中派出270人参与这项工作。
安理会授权派遣多国部队到东帝汉次日，新加坡武装部队小组抵达达尔文。新加坡武装部队任务指挥官梁建鸿上校同多国部队指挥官彼得。科斯格罗夫少将一起飞到东帝汉首府帝力，会见印尼恢复秩序行动指挥部人员。第一批多国部队人员在9月20日抵达帝力的时候，科斯格罗夫的队伍里有一张新加坡人的脸孔。
1999年9月28日刊行的《公报》（澳大利亚一份周刊）报道：“按照‘霍华德主义’――总理本人欣然采用这个名称――澳大利亚以类似‘副手’的身分，相对于美国扮演的环球警察角色，在本区域进行维持和平的工作。”这篇报道立刻招致马来西亚副首相阿都拉。巴达威的驳斥。他说：“当前局势并不需要任何国家扮演领导、指挥或副手的角色。他们（澳大利亚人）不顾我们的感受。”泰国外交部官员的遣词造句比较客气，说澳大利亚人自封美国的副手头衔负责维护本区域的安全，这样做不得体。直到霍华德在澳大利亚国会里表示，澳大利亚并非充当美国或任何国家副手的角色，“副手”是《公报》通讯员自己杜撰的字眼，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下来。
不过，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批评澳大利亚士兵把枪对准可疑民兵的头部是“相当粗暴”的做法，给原本就议论纷纷的局面火上添油。马哈蒂尔还说：“印尼一直不断往东帝法注入大笔资金，国际社会应该给印尼机会推行民主，向东帝汉人证明他们跟印尼统一是有利可图的。”同卡洛斯。贝洛主教共同赢得诺贝尔奖的东帝汉领袖若泽。拉莫斯一奥尔塔就马哈蒂尔的谈话回应说，马来西亚“在维护东帝汉人权方面的记录糟透了，没有人会同马来西亚的指挥官合作，甚至可能出现平民全体抗命的局面”。
拉莫斯一奥尔塔一心想改变较早时联合国秘书长建议由马来西亚人指挥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计划。维和部队定在2000年回月取代多国部队。他补充道：“东帝泣不想成为东盟的一部分。我们要成为南太平洋论坛的一分子。”东帝坟领袖已经断定澳大利亚是最值得信赖的邻国。
澳大利亚是被迫卷人东帝坟的纠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澳大利亚部队在东帝汉同日军交战时，得到当地人的协助，后者却因此遭受日军残暴的惩罚。加上惠特兰总理几次同苏哈托会谈都默然认同后者占领东帝汉的企图，使澳大利亚更加感到内疚（印尼的说法是惠特兰鼓励苏哈托这么做）。在1976年的联合国会议上，澳大利亚更就东帝议决议案投票支持印尼。新加坡旧时选择弃权。东帝汉在1975年被占领之后，压迫接题而来，东帝汉抗争战士继而在澳大利亚设立大本营，问题就这样酝酿了24年。
基廷在1999年9月同我会面时，他预测澳大利亚会被卷入同印尼之间的一场长期纠纷。他还说，霍华德写给哈比比的信，将会使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澳印友好关系付诸东流，包括两国关系达到巅峰时同苏哈托签署的1995年安全协议。如他所料，印尼在1999年9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成立多国部队次日，把协议撕毁。
东帝泣的局势发展是由澳大利亚媒体和大众情绪、美国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国会助手、葡萄牙政府的关系，以及欧盟在每次国际聚会上都向印尼施压这些方面加起来推动演变而成的。他们对印尼不断苦苦纠缠，咄咄逼人，使印尼在每个国际论坛上都摆脱不了这个问题。哈比比以为自己的建议能帮忙解除这个包袱，问题就在于无论是澳大利亚、欧盟或美国，大家都不曾要求或希望东帝汉独立。哈比比根本没有想到，他亲手把只会引向独立的投票方案送上门，就这一点，印尼民族主义派人士将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姑且不论提出东帝仅自决方案是否明智，澳大利亚率领多国部队进入东帝坟以阻止惨绝人寰的罪行却是正确的做法。虽然没有一个亚洲领袖在澳大利亚率领多国部队进入东帝汉的时候加以声援，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澳大利亚是在挽救凶险的局势，使它不致进一步恶化。这次的行动使澳大利亚付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这是一个本区域国家都不敢担当的任务。但是，东帝法会走上投票成立独立国的道路，澳大利亚是有责任的，如果它不采取行动，必会招致邻国的鄙视。事实证明，科斯格罗夫少将指挥多国部队的手法沉着而坚定，使本区域多名领袖暗自起敬。正如所料，印尼群众天天在澳大利亚驻雅加达大使馆外示威抗议。在印尼大小城镇工作的澳大利亚公民不得不疏散。
看着东帝仅危机一步步在演变，我被深深地吸引住。霍华德和唐纳是根据哈比比的反应而制定政策的。哈比比为了要说服印尼人民重新推选他当总统，采用的办法就是向众人证明：国际领袖如霍华德在民主和改革方面给予他高度的评价。澳大利亚领袖忽略了哈比比必须应付的强大压力，那是埋葬在东帝汉的5000多个印尼士兵的坟墓；由印尼国军退役军官瓜分的大片咖啡园和其他农作物园丘；军方高级将领对东帝汉独立可能激发亚齐等省份的分离主义运动进一步加剧的忧虑。哈比比没能力做到放弃东帝汉而不招引严重的后果。我早料到民兵会不择手段地去影响投票结果。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在全民投票结果揭晓后到多国部队抵达的两个星期内，有组织地将整个国家摧毁了。印尼国军不应该任怕他们胡来，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之前已经发生过许多同样有违常理的事情，因此新加坡同其他东盟国家一样，对东帝坟课题采取了避之则吉的对策。
10月13日当他的身分还是总统候选人时，阿都拉曼。瓦希德说，澳大利亚一直在“羞辱我们”，并且建议冻结印澳关系。但是在当选总统十天后，瓦希德却说：
“如果澳大利亚需要一个拥有2.亿人口的国家接受它，我们会敞开胸怀相迎。他们要分道扬镳的话，也没有关系。”可见澳大利亚大使在这期间下了不少苦功，所以印尼当局的谈话还算客气，不过两国关系要恢复到像这场危机之前的一样，恐怕还要一段时间。
澳大利亚在这场亚洲危机中经历了火的洗礼。霍华德总理或许不了解跟一个过渡总统如哈比比打交道的危险，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他的表现不失澳大利亚总理的身分。在澳大利亚媒体和公众的大力支持下，尽管东帝汉民兵恫言要使澳大利亚人员0蒙受死伤，他还是派遣澳大利亚部队率领联合国多国部队进入东帝坟。这些事件进一步确定了很明显的一件事：澳大利亚的命运同亚洲联系得更加紧密，更甚于它跟英国或欧洲的联系。
惠特兰当上总理之后，我和他头一次碰面是于1973年在握太华举行的共和联邦首脑会议上。惠特兰长得相貌堂堂，这一点他很清楚，也很在意。他能机敏地和别人对答如流，但是容易冲动急躁。他得意地向济济一堂的各国领袖宣称，他已改变了诸多约束的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他指出在澳大利亚完成大学教育的学生，毕业之后不需要离开澳大利亚。我就这个“新视野政策”把他奚落了一番，指出他只接受有一技之长和从事专业工作的亚洲移民；这将给新加坡和其他贫苦的亚洲邻国带来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这下子把他给气得七窍生烟。
惠特兰也突然宣布将改变施政方针，他要使澳大利亚成为本区域的“好邻居”，成为亚非国家的“好朋友”。我举出澳大利亚限制外国人口衬衫的数额和新加坡航空公司班机通航权等例子，对他所言提出挑战。他以为我故意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说话时变得很尖刻。但他毕竟是一个新手，会议桌周围有我多位老友――英国的希思、加拿大的特鲁多、新西兰的柯克、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巴巴多斯的埃罗尔。巴罗等，他们都为我的论点辩护。结果，在西萨摩亚、汤加和斐济的支持下，新西兰总理柯克的讲话在南太平洋各国当中变成最具代表性。
接着惠特兰公开抨击我，他说新加坡人口有一大群是华族，所以苏联船只不会到新加坡来。结果苏联立刻调遣4艘苏联供应舰到新加坡进行修理，试探我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新加坡人。我回应惠特兰说，这种刺激苏联的做法不容有第二次，否则下回他们派来的将会是一艘导弹驱逐舰或核子潜水艇。
从东京返回新加坡后获悉，澳大利亚驻联合国代表促请联合国难民事务最高专员，以人道理由要求新加坡让大约8000名乘坐多艘小船前来的越南难民上岸。我在次日，即1973年5月24日，召见澳大利亚最高专员。我告诉他这么做太不友善了。
难民一上了岸就休想要他们离开。对方解释说，澳大利亚准备从8000个船民中，收留大约65个在澳大利亚受过教育的难民，惟有让他们上岸，他才能分辨那65到100个澳大利亚准备收留的对象。我质问他，剩余的那些已经上岸却绝不肯回到船上的难民过后应该怎么处理。他含含糊糊地答复。我坦言他的行径显示了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对新加坡并不友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兰为了这个难民问题，在堪培拉的一个接待会上，有欠公道地教训了新加坡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公署的第二号人物。惠特兰根本没受什么委屈，我准备揭穿他的所作所为，让世人看到自称亚非旧人的惠特兰有多虚伪。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当场尴尬得直冒汗。我们始终不允许难民潮涌上岸来，最后收留了150个渔民和他们的家属，让其他难民继续漂流到印尼，有些漂到了澳大利亚。
那个时候，新澳双方都承受相当大的压力，所以才会发生友国之间针锋相对的局面。美国撤离越南和越南船民集体流亡两起事件的震撼力太大了。澳大利亚总督在1975年11月以违反宪法之类的理由将惠特兰革职，让人松了一口气。弗雷泽受委组织看守政府筹备大选，结果他在选举中大胜。
即使以澳大利亚人的尺度来衡量，弗雷泽也是高大魁梧的。我在他担任戈顿的国防部长时认识他。1976年1月中旬，趁在吉隆坡出席敦拉扎克葬礼见面的机会，我同他讨论澳大利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部署军队的问题。他表示没有考虑过要完全撤军，最后决定把几个中队的幻影型战斗轰炸机中队和猎户座型侦察机留在北海。
对于安全和稳定，弗雷泽态度求实，加上他那种不轻易放弃的坚毅性格，让我更加放心。
在我的鼓励下，弗雷泽在1982年同马哈蒂尔首相会面。马哈蒂尔说，越南外长阮基石公开表明，若有需要，他准备为苏联军队提供越南基地；马来西亚要是拆除供外国部队使用的基地，那将是愚蠢的。如果澳军愿意留下来，马来西亚绝对没有异议，他们要离开的话，马来西亚也没有办法。弗雷泽这下子满意了，并把战机留在北海。
弗雷泽思想保守，却始终无法弥补惠特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因贸然引进福利制度而使澳大利亚预算从此背上这个包袱欲罢不能而造成的破坏。虽然我不赞同弗雷泽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我们却成了朋友，并且一直保持这份友谊。他不愿意把呵护工人却损害了消费人利益的澳大利亚经济加以开放。最后，工党政府必须在80年代末期到叨年代期间接手这个困难的任务，逐步向进口产品开放国内市场，淘汰不赚钱的工业。
当澳大利亚工党在1983年3月赢得大选时，我担心在惠特兰执政时期碰到的问题会重现。不过霍克和惠特兰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何况工党领导层已从惠特兰执政期间行事过火招致的后果中得到教训。霍克处事的出发点总是好的，他也希望自己做得对，但是每回从一个领域取走工人的某些利益后，他必定在另一个领域通过津贴把这些利益悉数奉还。他当总理任期之长在澳大利亚史上排第二。无论在个人仪表或提出论点方面，霍克的表现都很出色，对自己在电视上的形象也总是非常注意。
他把两个幻影型战斗机中队的其中一个撤出本区域，另一个推迟定夺。1984年3月，他决定从1986年开始逐步裁减剩余的中队力量，直到1988年完全撤离。我说服他派遣澳大利亚对一18型战机从达尔文轮流前来本区域，每年为时16个星期，这样的安排依然保持到今天。澳军在北海留驻到1988年，为新马两地提供了更多安全保障，这种太平局势让我们享有30多年的稳定和发展。新加坡和吉隆坡分别在1964年和1969年爆发种族暴乱之后，澳大利亚一直担心卷人新马的冲突，或者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任何一国同印尼之间的纠纷。到了1988年，澳大利亚人却已重新评估他们的防务决策。现在他们认为发生这类灾难性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也看到通过五国联防协议跟本区域保持联系，在战略上和政治上的价值。
回想起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澳大利亚总理是鲍勃。孟席斯，也许是当时年纪较轻，比较容易受影响。1962年9月在伦敦召开的共和联邦总理会议上，我看着他发表精湛的演说。他有一股慑人的威严，个子大，脑袋大，声如洪钟，头发花白，眉毛又粗又翘，面色红润，表情丰富。他流露出效忠英王和大英帝国的那一代人所特有的自信与权威。当他竭尽所能却仍旧改变不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决定时，他知道世界已经改变，往昔的时光不再，人情和血缘关系在后帝国纪元，已经不能取代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当头的事实了。没存有那么重的戒心。他们同样收留了一些越南难民，对于船民纷纷拥上新西兰的海岸，他们比较处之泰然。进入90年代，新西兰经历了亚洲移民增加的情况后，这种态度有了改变。
我在1965年4月第一次访问新西兰，看到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举止那么英国式而觉得很意外。我下榻于小酒店，那里的女服务员依然系围裙，就像战争刚结束时期的英国女仆，她们在早餐前总会送来“早茶”。新西兰人的口音比较接近英国人，态度客气些谨慎些，比较缺乏澳大利亚人那种拍背搭肩哥儿们似的亲密感。新西兰到处绿油油，同澳大利亚黄褐褐，尘土满天飞的环境形成对比。多年来，英国中上阶级的非长子在英国没有继承父亲的庄园，他们于是来到新西兰，在那里拥有了大片牧园农场。他们养牛牧羊，种植小麦以供应祖国。那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新西兰发展了一套先进的福利制度，这使新西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生活水平与素质都堪称世界一流。战后物资短缺导致粮食价格高涨，新西兰人因此发了财。
他们保留了这种在农耕社会里写意度日的优雅生活方式。但却久久停滞不前，这是不智的。当澳大利亚在寻求工业发展时，新西兰却没有。结果，有头脑而胸怀大志的新西兰青年。一大批一大批地离开，往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发展。新西兰在80年代改变方针，致力发展经济，为有才华的人提供机会。使他们无须移民他乡，同时引进受过高深教育的亚洲移民。他们也开始向0外宣传新西兰乡间的大自然景色迷人。大规模推动旅游业，尝试赶上竞争对手，却未免嫌晚。
任期较长的新西兰总理之一是基思。霍利约克。1964年，在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期间，我第一次在新加坡机场见到他。他身体结实，胸膛宽大，声音深沉有力。
霍利约克做人脚踏实地，从不惺惺作态。他是一个农民，并为此感到自豪。他从不装腔作势扮演知识分子，但是在民众当中有一股亲和力。这应是他从1960至1972年三度蝉联总理的原因之一。我喜欢他，也敬佩他的为人正直。我发现他在面对压力时，行事稳重，临危不乱。
英国共和联邦事务部长乔治。汤姆森1967年在新加坡同我见面，告诉我威尔逊首相决定撤军。过后，我打电话给霍利约克。当时是11月份，正值新西兰的夏季。
他说，他已尝试劝过英国人，他认为英国人不会改变主意。他祝我好运，希望我能成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他在结束谈话之前说：“我在陶波湖畔的度假屋里。这里天气晴朗，周围的一切明媚又平静。你一定要来这隍度假，放下工作松弛一下。”
他生活在南太平洋地区，什么才算危险他自有一套见解。多年后我应邀到陶波湖，附近的度假屋确实宁静怡人。
柯克当上新西兰的工党政府总理之后，我们于1973年在握太华共和联邦会议上碰面。他最突出的地方是待人诚恳，说话直率，不过不爱说笑。1973年12月，他在返回新西兰途中顺道来怕。一天黄昏，我们坐在斯里淡马锡官邸正门外的草坪上谈论着彼此对未来的想法。越战看来即将有个不愉快的收场。我问他从一个非本区域人士的角度，他怎么看待新加坡，怎么看待它的稳定与增长前景，还有它的危机来自何处。他答得直接又简洁有力：新西兰显得“格格不入”――富裕，白人主导，讲求民主；新加坡却“水乳交融”――一个完全西化的民主城市，位于东南亚的心脏区，却独树一帜，它的成功也是它的危机所在；新加坡容易受到攻击。
我们的交往相当融洽。他在几个月后，1974年8月去世，我感到很难过。在他说了以上那一番话之后20多年，亚欧峰会政府首脑会议于1996年在曼谷召开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想要加入亚洲阵容，马哈蒂尔首相提出反对，说它们不是亚洲的一分子。那是马哈蒂尔发自内心深处的想法，但是大部分领袖都无法认同。我相信，要不了太久，地理位置和经济上的常理将凌驾旧有的成见，到时澳新两国将成为亚欧峰会成员。
1975年12月，罗伯特。马尔登当选总理，一直到1984年才卸任。他长得粗壮，脑袋大而光秃，一脸爱斗嘴的模样，同他那种好斗的脾气相称得很。他敢于迎击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和霍克，跟他们唇枪舌剑时绝无保留。马尔登要提醒他们，新西兰是不容澳大利亚忽视的。
马尔登主张体育和政治不能混为一谈，并且为新西兰“全黑”橄揽球队到南非参赛，以及在新西兰接待一支南非橄榄球队这两件事情进行激烈的辩护。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新西兰人民竟也激动地展开抗议行动。往后几年，我看着他如何在共和联邦会议上逐渐开窍：如果他继续推行这项政策，新西兰将被孤立。因此他费尽唇舌为自己的立场辩解之后，在1977年的伦敦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还是同意发表宣言，针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在体坛上抵制南非；时不我待，不值得他争下去。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感受，在1979年的卢萨卡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他是少数就罗得西亚和南非问题对撒切尔夫人的立场表示同情的人。不过，他比撒切尔夫人更早看出历史的狂澜不容白人称霸非洲。马尔登不像惠特兰，他从来没有摆出亚非白人的姿态，反而把时间和资源集中于南太平洋诸岛。他是皇家特许会计师，精打细算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听他分析经济问题，似乎是出自坚毅而讲求实际的人口中，但是谈到真正落实政策，他却很心软。农产品价格下降时，他坚持为农民提供价格津贴；制造业陷入困境时，他给予更多保护。
隆依很有幽默感他把责任留给了接班人――工党的戴维。隆依，由隆依启动削减津贴的艰难过程。所有原先备受呵护的人因此怨声载道。隆依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身高中等，但是腰身相当粗大。他的性情随和，思维敏捷，记忆力强。隆依在1984年当选后不久，到新加坡来会见我，他当时正准备到非洲访问，希望增加同非洲的贸易往来。我对这个可能性质疑，他怪我太多疑，但是后来也承认我的看法是对的。隆依很有幽默感，笑声更是极具感染力。
1972年当澳大利亚宣布翌年要从马来西亚撤军时，新西兰决定把军队留下来，一圈就是17年，直到1989年才离开。新西兰军人生性刚毅，获得“南太平洋辜加兵”
的外号。然而新西兰人在1984年7月推选隆依和他所属的工党执政后，经历了一场变革。工党决定缔造一个无核太平洋区，因此采取强烈的反核立场。他们甚至甘冒损害同美国签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条约》之险，就是不让任何核动力或载核船在新西兰的水域航行，或者在它的港口停泊。这么做等于把美国海军拒于门外，跟他们以往的立场背道而驰，令人始料不及。同年10月，我在新加坡跟隆依会面时告诉他，核战舰经常穿梭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我们也知道发生核意外的风险，但另一方面，美国在本区域驻军也让我们享有了30年的稳定。他依然不为所动。对他和他的政党来说，无核世界是通往安全和稳定的未来的不二法门。
1986年我到堪培拉访问，霍克要我说服隆依，《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条约》最能够促进澳新的长期利益。之后走访惠灵顿，我再次跟隆依辩论，指出他的反核政策过度谨慎。但是我始终无法改变他的主意。当时身为反对党领袖的吉姆。博尔杰却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惟有在美国继续维持世界均势的条件下，小国如新加坡和新西兰才有调整定位、取得进步的空间。他还说：“新西兰的反核立场只会加速国家的分裂。”不过，他在1990年11月出任总理后，民意使他无法扭转这项政策。
新西兰人决定暂时置身于世界的是是非非之外。
作为一位工党总理，隆依自然觉得自己有义务维护比较不幸的人。但是在经济改革和开放市场方面，他是可以商量的，那是因为他的财政部长罗杰。道格拉斯是十足的自由市场主义者，在第一个任期内深获总理支持。然而隆依在蝉联总理后，因为内阁和党内同僚施压，以致对较不受欢迎的改革加以回避。这么一耽误，新西兰农民、制造商和消费者受苦更久。
1984年12月，隆依在事先完全没跟我们磋商的情况下，就宣布撤销给予新加坡出口的普遍优惠待遇。这么做等于为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开了先例。新加坡外交部长向他解释说，新加坡丧失新西兰给予的普遍优惠待遇，损失固然不大，但是如果美国和欧共体效仿，我们将损失惨重。隆依接受了我们的论点，恢复了新加坡的普遍优惠国地位。
新西兰没有丰富的黄金、钻石、煤、铀蕴藏，或者那些让澳大利亚人能够享受舒适生活的其他任何矿藏，新西兰人就没有产生“幸运之国”人民的心态。80年代新西兰的出口粮食价格下跌，隆依和道格拉斯削减了给予农民的价格津贴，使新西兰变得更有竞争力。1990年，国民党重新掌权时，多亏了出任总理的博尔杰，这些开放政策才能够持续一段日子。我跟新西兰的领袖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即使是辩论起来面红耳赤，态度相当咄咄逼人的马尔登也不例外。就我的经验，新西兰人是守信用的君子，值得信赖。
24、南亚传奇
英迪拉。甘地夫人是我所见过的最强硬的女总理。她具有女人味，却一点也不柔弱。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她比撒切尔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或贝娜齐尔。布托都还坚毅冷酷……在社交谈话中，她装出一些女性的举止，向男士卖悄地微笑；可一进入辩论，她那种钢铁般足以同任何克里姆林宫领袖较量的个性，就会表露无遗。
学生时代我敬仰尼赫鲁和他定下的目标：建设一个世俗的多元种族社会。像大部分英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分子，我拜读过尼赫鲁在英国人的监狱里度过漫长岁月写下的著作，特别是他写给女儿的书信。这些信写得非常优美，他的观点和思绪拨动了我的心弦，激起回响。我同其他50年代的年轻民主社会主义分子一样，总猜想到底会是中国还是印度成为发展的模范国。我希望民主的印度，而非共产的中国获胜。印度虽曾有所建树，比如推行绿色革命，但是人口增长抑制了生活水平和素质的提高。
1962年4月，我首次以总理的身分访问德里。有人接我到潘迪特。贾瓦哈拉尔。
尼赫鲁的官邸同他会晤。那里曾经是英军司令官的住所――两层楼的建筑，有宽阔的阳台，空旷的园林0设计令人赏心悦目。我们交谈了半个小时。
午餐的时候，我们围坐在料想是英国时代留下来的长桌四周，每个宾客有一个大托盘式的银色器皿做“餐盘”。大家在侍应生端来的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饭、北印度烙饼、咖喱、蔬菜、肉、鱼、酸菜和辛辣调味品当中，挑选自己爱吃的食物。
不寻常的是大家都用手指抓东西吃。芝和我从来没试过这种用餐法。他们灵0巧而文雅地用指尖抓起食物，我们则在食物里胡搅一通，肉汁都流到指节上，搞得 遢遢，感觉狼狈得很。吃甜品前――那甜0品很可口，侍应生端上银色的洗手碗让宾客在放着酸柑片的水里洗净油腻的手指，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坐在我们对面的尼赫鲁发现我们无所适从。我解释说，除了筷子，我们通常使用叉和汤匙。幸好此后在德里用餐都有刀叉供我们使用。
对于我相告的事情，尼赫鲁相当感兴趣，他邀请我第二天再见面。这次，他给了我90分钟的时间。我向他解释了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人口结构，并解释说共产党在新马华人当中很有影响力，因为他们非常成功地把中国从一个腐败又颓废的社会转化为一个有纪律、廉洁而有活力的社会。不过，我告诉他，共产主义根本不适合东南亚，更何况，如果新加坡宣布独立，那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它必会遭邻国敌视，包括马来亚的马来人，以及印尼的爪哇人和其他马来族群。既然东姑不要新加坡单独同马来亚合并，因为这会使华人的票选势力跟马来人相等，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新马同婆罗洲地区合并。他感到惊讶，但是很高兴，竟然有个华人决心不让新加坡落人共产党手中，或者受北京影响。
1964年，我结束对非洲的访问后，归途中再度前往德里拜访尼赫鲁。他怄接着身躯瘫坐在椅子里，消瘦得不成人形，说话的声音和姿势都流露出倦弱的样子，精神恍惚。中国在喜马拉雅山脉边境发动攻势，打击了他对亚非人民团结的憧憬。我最终带着满腔的哀伤离开。几个月后，尼赫鲁在同年5月与世长辞。
我和尼赫鲁在60年代数次见面，让我有机会认识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新加坡宣布独立时，我们请印度政府协助新加坡成为亚非组织的成员。印度外交使节团不遗余力地相助。一年后，我到印度向甘地夫人道谢，并尝试引起她的政府对东南亚的兴趣。年轻、乐观、活力充沛的英迪拉。甘地和一支仪仗队在机场迎接我，然后她同我一起乘车到前总督府――现在的印度总统府。
1966年的访问为时三天，接近尾声的时候，甘地夫人对我坦白又友善。她说，面对一个并非她亲手挑选的内阁，要支撑下去委实不易。部长们各自为政。国大党的头头儿们不认为她能胜任，却想借助尼赫鲁的形象作为来届大选的号召，因此把她推出来。尽管如此，我心里认为，如果她赢得压倒性的票数，她必定会凭自己的意愿去治理国家。
一件叫人心酸的事看着这个国家逐渐没落，连总统府也显露这种迹象，不免叫人心酸。总统府里的陶器和餐具糟透了――晚餐的时候。我用的0餐刀竟然断成两截，几乎弹到我的脸上。冷气机发出吵闹的噪音，一点功效也没有，而印度生产冷气机已经好多年了。男仆身上的红白制服已经退色，他们把我们房间里放在墙边桌上招待客人的烈酒拿走。德里大部分时间禁酒。有一次出席了新加坡驻印度最高专员公署的招待会后返回总统府，两名衣冠楚楚的印度官背着双手随我进入电梯。踏出电梯时，我发现他们手里拿着几个瓶子。我向秘书问起这件事。他解释说。他们拿的是苏格兰威士忌。新加坡驻印度最高专员公署在外交招待会上，向来都赠送尊尼沃克牌的苏格兰威士忌给需要应酬的来宾，副官们一人获赠两瓶。印度市面上买不到这种酒，因为当地禁止进口。政治领袖穿着手工纺织布匹缝制的衣裳，在公共场合虚伪地装出平等的样子，企图借此跟穷苦的民众认同。暗地里却拼命敛财。这打击了印度的精英分子，包括政府和军中官员的士气。
我下榻总统府那几天，以及在招待会上和其他场合同印度领袖的会面，让我看清了真相。1959和1962年尼赫鲁当政期间访问印度，我以为印度具备成为一个繁荣社会和强国的潜能。70年代末期，我认为它会变成军事强国，因为在国土面积上它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令人窒息的官僚制度却使它在经济上繁荣不起来。
印度官员对于能够完成一份联合公报比较在意――要新加坡给予承诺，跟印度一起，“对越南纠纷一再拖延威胁到全世界，尤其是东南亚表示极大的关注”。印度遵循的不结盟政策倾向苏联，这是保障定期获得武器和军事技术供应的代价。
两年后，1968年5月，甘地夫人到新加坡来访问。我们就广泛课题交换了意见，从中我得出结论：印度缺乏向东南亚扩展影响力所需的资源。虽然如此，我在197O年访问印度时直接问她，印度是否打算向东南亚扩张海军势力。在场的印度外长斯瓦兰星插话说，印度有意加强经济联系，不过更感兴趣的是保持印度西部海上航道的自由通行。我察觉印度在国防方面的主要顾虑是巴基斯坦，他们担心美中巴会结成同一阵线。
冷面笑匠想法古怪莫拉尔吉。德赛在1977年当选总理不久，我就同他建立了融洽的关系。早在1969年，他担任印度副总理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他。1977年6月，伦敦共和联邦会议召开期间，我在印度驻英国最高专员的官邸跟他共进午餐。当时他80多岁。他是一个笃实的素食者，吃的尽是生果仁、生果、生菜，没有半点煮过的食物。他那天的午餐是葡萄干和果仁，堆在他面前的巧克力原封不动。最高专员并不知道他有严格的饮食规矩，连他喝的牛奶都必须直接从牛身上挤出来，瓶装的都不行。真的，共和联邦区域会议翌年在悉尼召开时，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弄来了一头乳牛。德赛向我保证，他的饮食的营养成分比一般饮食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素食者都很长寿。他活到“岁，证实了自己的理论。德赛是个冷面笑匠，记忆力惊人，但有一些古怪的想法。grs 年12月，从德里机场乘车到总统府途中，他说，印度人几千阵前就已经到过太空，邀游了各个星球一美国当时正在进行这些活动。我一定是满脸狐疑，所以他强调说：”是，是真的，是通过轮回转世。《福者之歌》有这段记载。“甘地夫人在叨年的选举中败北，但于1980年重新掌权。我于1980年9月在德里共和联邦政府首脑区域会议上见到她时，她已失去些许干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