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基本政策上不了轨道，同苏联结盟更堵住一切跟欧美紧密合作的切人点。加上效率低的国有企业支配整个体系，私人企业又不多，外来投资也很少，印度的经济因此停滞不前。纵然有任何成就，增加速度比中国还快的印度的庞大人口也会把它消耗殆尽。
1980年，印度承认越南在柬埔寨扶植的政权，纵容越南占领柬埔寨，从此以后新印两国在国际会议上成了对头。在这个对东南亚和平与稳定举足轻重的课题上，我们立场相左。同年9月，在新德里共和联邦政府首脑区域会议上，甘地夫人以主席身分在致开幕词时，否定了对跨国界武装干预加以谴责的作用，认为这样做无济于事。我从容地提出相反的看法：越南和苏联分别占领柬埔寨和阿富汗，这是在联合国宪章的架构以外制订合理干预的新原则，为公开武装干预开了先例。新印两国官员为草拟公报争辩得没完没了，最终达成协议的草稿避免提到苏联或越南是侵略者，但总算发出了以政治方案捍卫阿富汗和柬埔寨的独立与主权的呼吁。甘地夫人在闭幕词中答应，印度将尽自己的本分规劝莫斯科人撤离阿富汗。至于柬埔寨，印度承认当地的政权，因为它控制了柬埔寨所有主要地区――这是“承认（政权）所普遍根据的准则之一”。
甘地夫人致函邀请我出席第七届不结盟运动峰会，预定1983年3月在德里举行，我回拒了，并写道：“在争取真正的团结之际，不结盟运动不能漠视近来所发生的违背国家独立、完整和自主的基本原则的事件，尤其是涉及它的成员国的事件……”
不过，稍后于同年＊月，我还是出席了在德里召开的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
―是全体会议，不是区域会议。我们两人再度为柬埔寨事件发生争论。虽然争执了几口，但是由于我们交往已久，私人交情又好，因而彼此不怀敌意。
英迪拉。甘地夫人是我所见过的最强硬的女总理。她具有女人味，却一点也不柔弱。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她比撒切尔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或贝娜齐尔。布托都还坚毅冷酷。她有一张俊俏的脸，一个鹰钩型鼻子和一头整齐帅气的发型，额头上一大络白发跟乌亮的黑发往后梳理。她总是穿着莎丽，打扮高雅。在社交谈话中，她装出一些女性的举止，向男士卖俏地微笑；可一进入辩论，她那种钢铁般足以同任何克里姆林宫领袖较量的个性，就会表露无遗。她不像她的父亲。尼赫鲁有满脑子的构思，经过反复琢磨的构思――宗教和国家职能分离论、多元文化论、效法苏联的重型工业带动国家快速工业化论等等。不论正确与否，他是一位思想家。
甘地夫人被暗杀甘地夫人是一个讲求实际和实干的人，基本上只关心权力的机制――如何掌权和用权。她多年的执政生涯夹着悲哀的一章，也就是乖离了政教分离的做法，并在试图赢得讲印地语的印度教徒的选票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之间使印度教沙文主义浮现，让它变成印度政治的一股合法势力。这种做法后来导致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暴动再度爆发，古老的阿约提亚伊斯兰教堂被烧毁，印度沙文主义印度人民党在1996年冒起，成为国会中惟一的多数党。1998年，印度人民党再度称霸国会。甘地夫人在印度统一受到威胁时表现得最为强硬。她下令印度军队开进阿姆利恻的锡克圣庙，结果引起锡克教徒的公愤。看到新加坡锡克教徒那种怒火中烧的程度，我心里想，这简直是政治上的大灾难：她亵读了锡克教最深处的圣所，却无动于衷，心里只关心国家的权柄，并决心保全这一权柄。为此她赔上了性命，在1984年被自己的锡克教徒保镖暗杀。
新印两国在柬埔寨政策上的分歧使我一直避开印度，直到1988年3月，我才尝试跟甘地夫人的儿子，已经当上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建立联系。他的副外长纳特瓦尔星陪着他一一个头脑敏锐，善于阐明印度的微妙立场的人。拉吉夫提到美国应该同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停止经济制裁行动，因为他相信越南有意撤出柬埔寨，转而致力于经济建设。跟我们一样，他知道越南当时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我回答说，越南必须为占领柬埔寨付出代价，但是我希望十年后将出现一个不同的越南―
―一个可以跟新加坡合作并受欢迎的经济伙伴。一旦柬埔寨的麻烦解决阿，印度和新加坡将重新站在同一立场上。这两件事情都发生了。
拉吉夫身不由己会谈结束后，拉吉夫。甘地和他的夫人苏妮亚私下招待我和芝到他们家里吃午餐。拉吉夫是个政治新手，却被卷人危机四。伏的政治旋涡。由于他母亲是在自己家中被暗杀的，因此，他周遭保安森严，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他说，他心情非常压抑，但已学会适应。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航空公司机师的影子，有着直接的世界观。在我们的讨论中，他频频依赖纳特瓦尔星从旁指引。我在想，是谁在印度的政治道路上给他指引？但是可以肯定会有许多人想牵住他的手往自己的方向走。
只有用心良苦的总理才会派遣军队到斯里兰卡镇压贾夫纳泰米尔人的叛乱。他们是1000多年前离开印度的泰米尔人的后裔，同印度的泰米尔人不一样。印军血洒斯里兰卡，而后撤退，战事却没有停止。1991年，一名贾夫纳泰米尔少女在马德拉斯附近的选举集会上挨身靠近拉吉夫，假装要给他戴上花串，结果引爆炸弹跟他同归于尽。这对他太不公平了，他的用意自始至终都是好的。
1992年，纳拉辛哈。劳巫的少数国大党政府被迫彻底改变印度的经济政策，以符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换取援助的条件。在1992年的雅加达不结盟运动会议上，劳巫认识了我们的总理吴作栋之后，跟吴作栋相处愉快，并说服吴作栋带领一个新加坡商人代表团到印度访问。他的财政部长曼莫汉星和商业部长奇丹巴拉姆，来新加坡向我简述印度政策上的改变，并尝试吸引新加坡人前往印度投资。两位部长对于如何改善印度经济增长的问题非常清楚，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问题是，反对党对自由企业、自由市场、外来贸易和投资采取排斥的态度。面对这样的反对势力，怎样把事情办好呢？
1994年9月，劳巫到新加坡来访问。他跟我讨论印度开放的问题。我说，最大的障碍是印度的公务员一直认为外国人旨在剥削印度，所以理应加以阻止。如果他要外资源源流人印度，就像中国那样，他们必须改变心态，接受这样的观点：他们的工作是促进，不是管制投资者的活动。他邀请我到印度跟他的同僚和高级公务员一起举行各抒己见的献策会。
1996年1月，我访问德里，在印度国际中心就阻碍印度攀上经济增长更高峰的课题，向劳巫的公务员和当地三大总商会怕商人发表谈话。在另一次单独会谈中，劳巫承认，印度人自古以来就担心经济改革会导致财富分配不均，这使他难以推行进一步的改革。他注人大笔资金造福人民，却被反对党指为出卖国家，典当国家的资产。他特别指出两个社会问题：印度的公共住房因为资金缺乏而供应缓慢，生育率却居高不下。他要吴作栋总理在住房计划上协助他。我必须向他泼冷水，让他不要寄望过高，不要因为我们的房屋计划成功，就认定我们能够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新加坡可以为印度策划，但是他们必须自己筹集资源来落实计划。我在80年代见到劳巫的时候，他在甘地夫人的政府班子里担任外长。他属于独立斗争的一代，年近80，即将退休。拉吉夫。甘地在1991年竞选期间遇害后，国大党同意推选他为群龙之首。同情票让他的政党获得最多议席一一尽管还是达不到绝大多数。劳巫成了总理，并在五年任期的头两年，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但他已经不是精力旺盛，追求着自己理想的年轻小伙子了。开放印度经济的推动力来自他的财长曼莫汉星。
使人感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财长是搞中央计划经济起家的。劳巫没有那种说服印度人民支持这些改革，不要理会反对党种种阻挠的信念。
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增长却快速的印度近期内不可能成为富国。它必须先解决自己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然后才能在东南亚扮演重要的角色。印度若变得富强些，并协助维持东南亚在印度洋一带的和平与稳定，那将对东盟有利。
印度在各个学术领域有那么多杰出的人才，但是基于种种因素，它让英国遗留下来的高水平降低了。他们现在不那么坚持于精英制度或规定通过考试来决定谁进入名校或顶尖大学，谁被录取担任专业职位，谁又将加入印度公务员的行列。学生考试作弊肆无忌惮。大学把固定的学额分配给它们的州议员，议员再把学额分给或卖给他们的选民。
英国时代的印度公务部门官员，是从印度举国精英中精挑细选的。一个印度平民必须才华出众，才能加入这个顶尖的英国服务行列。我在60年代访问印度时，有一回下榻印度总统府。一天早晨，两名曾经属于原来的印度公务部门而非印度行政服务部门的官员，在我打高尔夫球之前前来同我共进早餐。印度文官制度这个时候已经变成印度行政官制度。这两个人叫我佩服。其中一人向我解释，数百名印度文官如何在英属印度时代管理4.5亿印度人，而且治理得井井有条。他以怀旧的口吻追述获选的印度文官素质优越，并感叹曾经只以英文进行的录用考试，现在却以英文或印地文两种语文进行。民粹主义者施加的压力降低了录用标准，同时导致公务员之间的沟通水平下降。
一个曾经出类拔革的公共服务部门就这样水准逐渐下滑，现在又处于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动荡时期，生活水平因此下降。英国统治印度的时代，他们的生活具有一定的优雅水平，海陆空三军的将领级人物，还有印度公务部门的高级人员都打高尔夫球。在60和70年代的印度，他们买不到好的高尔夫球，因为禁止进口。我记得有一回出游到德里高尔夫球俱乐部，新加坡驻印度最高专员公署事先提议，让我带几盒高尔夫球去分给俱乐部的委员。当地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公务员拆开盒子，一人抓一把高尔夫球塞进自己的高尔夫球袋的那种情景，叫人看了丧气。
高尔夫球委实十分珍贵，足以让球童冲人任何一栋房子、任何一片深草区去把它找出来。1965年，有一回我在前孟买皇家高尔夫球场把球打进了贫民窟，球掉落在锌板屋顶上的响声清楚可闻。我的球童冲了过去，我以为他是去查看谁受了伤。
但不是那么回事――一个小男孩拿着球走出来，并非要投诉我们害他受伤，而是要跟我们讲价钱卖球。看到球童们把断裂的塑料或木制球座收集起来，削尖座底后重新用来垫起其他球员的球同样让我觉得难过。在更衣室里，男仆给客人穿脱鞋袜。
人浮于事的情况太严重了。
或许一切错在制度。印度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实行国家计划和管制，换来的却是拖累国家发展的官僚作风和贪污风气。当初若推行下放制度，更多像班加罗尔和孟买那样的中心，就有机会崛起并繁荣发展。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他们的等级制度，这是唯才是用制度的宿敌――每个等级都要求在每一个机构里占有一院的位置，不管是印度行政官的录用或是大学的学额。第三个原旧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和战争，使双方都更咖穷困。
60年代，我走访的德里是一个宽敞的大城市，四处空旷，没有污染也没有比比皆是的贫民窟。90年代的德里环境一团糟。那是1月份，空气中弥漫着发电厂和住家烧煤散发出来的烟雾，臭气熏天。贫民窟比比皆是。保安方面他们安排一整连的军队守在我下榻的喜来登酒店前面。街道堵塞，水泄不通，德里再也不是昔日那个令人感觉宽敞的首都了。在1996年选举中劳巫的国大党败下阵来。13个政党，包括几个共产党已经联合起来组成政府，以便把印度教徒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踢出局。
印度的民主已经脱离世俗的基础，经济开放难以进一步推行。但是更深一层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总理有一回发表公开讲话，引述一项调查结果，指出印度是亚洲排名第二的贪污之国。1997年，他对印度工业联合会说：“有时候，当别人向我提起印度是世界十大贪污腐败国之一时，我觉得羞愧，无地自容而垂下头来。”印度是一个沉睡着的强国，潜能尚未发掘。
从锡兰到斯里兰卡1956年4月，在赴伦敦途中，我首次访问斯里兰卡。我住在滨海的加勒法斯酒店，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英国统治时代的酒店。我在科伦坡市内四处闲逛，周围的公共建筑物叫我赞叹，有许多是用石头砌成的，战火不曾在这些建筑上留下痕迹。由于蒙巴顿把他在东南亚的指挥总部设在康提，因此比起新加坡来，锡兰有较多的资源和更完善的基础设施。
同一年，索罗门。韦斯特。里奇韦。迪亚斯。班达拉奈克以新成立的斯里兰卡自由党党魁的身分竞选获胜，当上总理。他答应以僧林罗语为官方语言，立佛教为国教。他是一位揭种绅士，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徒家庭，受的是英文教育。他后来决定拥护土生居民保护主义，改信佛教，并成为僧伽罗语的捍卫者。这是锡兰四分五裂的开端。
当时的新加坡首席部长林有福，邀请我同班达拉奈克共进晚餐。班达拉奈克是一个矮小机灵的人，衣冠楚楚，谈话对答如流。他对自己获得占多数的僧枷罗族选民授权，要使锡兰成为更加拥护土生居民保护主义的社会，表现得雀跃万分。这是对“褐皮肤老爷”社会的反动。所谓“褐皮肤老爷”社会，指的是当地政治精英继承执政权后，效法英国人的一切，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被班达拉奈克取代的前任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爵士每天早晨都骑马取乐。以僧枷罗语为官方语言，使贾夫纳泰米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处于不利的地位。把佛教提升为国教导致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以及信奉基督教的荷兰殖民者的后裔（荷兰人和当地人通婚的后裔），惴惴不安。这一切他似乎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和历史上的好运让锡兰享有太平，因而仅有2.5％的预算是花在防务上。到了80年代末，为了镇压贾夫纳泰米尔人的叛乱，锡兰把超过一半的预算花费在军火和防卫部队上，不知道他对此又有什么话说。
锡兰曾经是英国的共和联邦模范国，独立道路经过精心的铺设。它的战后人口不到1000万，属于人口中等的理想国家。相比之下，锡兰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在科伦坡和康提有两所以英文教学的杰出大学，公务员以当地人为主。代议政体方面，它早在30年代就有市政会选举。锡兰在1948年独立，成了渐进式的独立的典型例子。
然而天啊，结果却事与愿违。我在历年的访问中，看着一个原本前途无量的国家逐渐走向没落。一人一票制没有解决基本的问题，占人口多数的大约800万名僧伽罗人，随时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多数票击败200万名贾夫纳泰米尔人。官方语言从英语转为僧伽罗语使泰米尔人吃亏。它原本是个没有官方宗教的国家，僧伽罗人现在却把佛教奉为国教。身为印度教徒，泰米尔人感到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1996年10月，我参加了一个在伦敦召开的总理会议，归途中到科伦坡访问并会见了达德利。森纳那亚克总理。他是一位性情温和，甚至可以说是个逆来顺受，带有点宿命论思想的年长者。我们在前皇家科伦坡高尔夫球场打球时，他为平坦的球道被贫民的住房和牛羊侵占道歉。他说，有了民主和选举，这种情况在所难免；他无法提出充足的理由以便在城市中央保留这些青葱的空地。他安排我乘火车前往曾经景色怡人的山间避暑胜地努沃勒埃利耶。我上了很有启发性的一课，洞悉独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火车上（特别车厢）的食物足以把人毒死。那些螃蟹严重腐烂，发出阵阵恶臭，我立刻跑到厕所去把它吐个精光。
他曾经担任牛津大学俱乐部的会长，说话一字一句似乎还停留在俱乐部辩论学会中那段辩论的日子。三年后，他被一个佛教僧侣暗杀，我并不感到惊讶，只是觉得事情非常具有讽刺性：暗杀他的竟是一个佛教僧侣，原因是政府在立佛教为国教方面进度缓慢，那个僧侣因此感到不满。
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他的遗孀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凭同情票当上总理。结果证明，她口才虽然没那么流利，作风却强硬得多。1970年8月，我在锡兰见到的班达拉奈克夫人，是个坚毅并且信奉了不结盟思想的女性。锡兰主张美军全部撤离南越、老挝和柬埔寨，主张印度洋地区成为一个无核武、无强国纷争的地区。我年纪较轻，耐心地向她解释自己跟她不太相同的外交政策目标。我解释说，南越如果落人共产党手里，不但柬埔寨、老挝、泰国三国，新加坡也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叛乱活动将蔓延到马来西亚，给新加坡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无法接受锡兰主张的那种高尚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本区域其他强国―
―中国和日本来日将加强它们的海军实力。因此，新加坡觉得有必要继续维持五国联防协议，这将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侄儿费利克斯。班达拉奈克是她在国际事务上的后台人物。
此人聪明有余而功力不足。在努沃勒埃利耶，我下榻坐落在山中的前英国总督官邸。
总督官邸已荒废失修，它以前一定保养得很好，花园里种满玫瑰（还有一些残留着），就像一片英式林地。在海拔5000英尺高处的总督官邸非常凉爽。我在曾经非常漂亮的高尔夫球场打球。跟科伦坡的高尔夫球场一样，这个球场也被贫民的住房和牛羊侵占了。
用晚餐时，一位学识渊博却愁容满面的僧伽罗长者向我解释说，在推行民选制度的情况下，锡兰国内所发生的一切是无可避免的。僧伽罗人要成为老大，他们要从英国人手里接过茶园和椰园的管理权，要从泰米尔人手中夺过高级公务员的控制权。他们不得不上演推崇僧伽罗语为官方语言的悲剧，并为此付出沉0重的代价。
他们把一切从英语翻译成僧林罗语和泰米尔语，过程又慢又累赘。大学里用三种语言教学：僧伽罗语用来教多数学生，泰米尔语教贾夫纳泰米尔学生，英语教荷兰人的后裔。我问过康提大学的校长，三个接受三种不同语文源流教育的工程师要怎么合作建造一座桥梁。对方是荷兰人的后裔，系了一条剑桥的领带，好让我看清楚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士。他回答说：“先生，那是一个政治问题，有待部长们来回答。”
我问起书本的问题，他回答说，基本的教科书从英语翻译成僧林罗语和泰米尔语，书本印好的时候，总是迟了三四个版次。茶园的状况看了令人心寒。被提升挑起茶园管理大梁的当地人无法跟从前的英籍经理比美。少了严格的纪律，采茶工人采0的不只是幼嫩的茶叶，连沏不出好茶的老茶叶也照采不误。他们的椰园也不能幸免。
那位僧伽罗老先生说，这是人民学习如何治理国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过后多年，我不曾再访问锡兰，一直到1978年，在悉尼召开的共和联邦政府首脑区域会议上，我同他们新上任的总理朱尼厄斯。理查德。杰耶华德纳见面为止。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已经于1972年，把国家的名字从锡兰改为斯里兰卡，建立了共和国。这些变化没有改善锡兰的际遇。当地茶叶依然打着锡兰茶的招牌出售。
同班达拉奈克一样，杰耶华德纳是基督教徒出身，后来皈依佛教，并拥护土生居民保护主义，以便跟人民认同。在对多年的岁月中，他经历过无数次政治生涯的起起落落，不如意的日子比得意的时候多，渐渐地，对无法达到目标而被迫降低要求也就等闲视之了。他要脱离导致国家破产的社会主义政策。他在悉尼同我见过面之后，到新加坡来，说要让我们参与斯里兰卡的发展。他对政治那种讲求实际的办事手法使我对他另眼相看。他说服我于1978年4月到斯里兰卡访问。他说，他将给予贾夫纳的泰米尔人自治权。但是我却不知道，他对僧伽罗人凌驾于泰米尔人之上这个课题是绝不可能让步的。僧泰两族的纠纷在1983年引发内战，摧毁了斯里兰卡走向繁荣的希望，多年以后，甚至是几代以后它都将无法振作。
杰耶华德纳有一些弱点。他想创立航空公司，因为他相信这是进步的象征。新加坡航空公司雇用了一名能干的斯里兰卡机长，我能割爱吗？当然可以，但是一名航空公司的机师如何去管理一家航空公司呢？他要新航帮忙，我们照办。我劝他，他的当前急务不是开办航空公司，因为这类企业需要很多有才能和卓越的行政人员，才能使业务步上轨道。他需要这些人才来从事水利、农业、建屋、工业促进与发展，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项目。成立航空公司是一种骄人的工程，对斯里兰卡的发展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他坚持己见。于是，我们协助他在六个月内把航空公司办起来，调派80名新航职员到新的航空公司帮忙三个月到两年，并利用我们的全球营业网络协助他们，还帮他们设立海外办事处，训练职员，创办培训中心等等。但是新公司没有健全的高层管理。当前面提到的那个机师――现已当上新公司的主席――不听我们的劝告，坚持购买两架二手客机时，我们决定抽身俪退。运载能力扩大五倍，现金周转不灵，缺乏训练有素的职员，服务不可靠，乘客不足――新公司注定要失败。结果确实以失败斯里兰卡以新加坡为仿效模式，是看得起我们。他们宣布将睬纳新加坡式的限制区执照计划以减少进入市区的交通流量，结果行不通。他们以新加坡的建屋计划为模式，在1982年开展住房计划，却没有充足的资金。他们建立了一个范围比新加坡面积稍小的自由贸易区，要不是“泰米尔之虎”，这个贸易区倒有希望成气候。“泰米尔之虎”的恐怖策略把投资者都吓跑了。
杰耶画德纳铸大错杰耶华德纳铸成的最大错误莫过于在分配干旱地区填土地段的问题上。他利用外来援助恢复一个古老的水利计划，靠水库储存山间湿地引来的水。不幸的是，他把土地全给了僧伽罗人，有史以来就在这片干旱地区耕耘的泰米尔人，什么也没有分到。受到这样的剥削和排挤之后，泰米尔人组成泰米尔之虎发动攻势。杰耶华德纳的私人秘书告诉我，那是主要的错误。这个秘书是贾夫纳泰米尔人。对杰耶华德纳忠心耿耿。随后爆发的战争导致五万人死亡，更多人受伤，还有许多领袖被暗杀。打了超过15年，战事还看不到缓和的迹象。
杰耶华德纳在1988年退休，这时他已经筋疲力尽，无计可施。他的继承者拉纳辛哈。帕雷玛达沙是个僧伽罗沙文主义分子。帕雷玛达沙要驱逐印度军队，这是不明智的做法。印度军队是在香斯里兰卡执行不讨好的任务。印度军队走了，帕雷玛达沙的处境更糟。他尝试同泰米尔之虎谈判，但是失败，因为他不愿意做出足够的妥协。
他当上总统以后，我在新加坡同他有数面之缘。我力图说服他：这个纠纷不是靠武力就能解决的。惟有政治对策――一个贾夫纳泰米尔人和世界各国认为公平的政治对策，才能奏效。这一来，泰米尔自治运动的温和拥宪派系泰米尔统一解放阵线就没有理由拒绝。我说，他的目标必须是通过选举给泰米尔人以自治权，使恐怖分子丧失广大群众的支持。他却深信自己有能力歼灭他们。1991和1992年，他派遣斯里兰卡军队同泰米尔之虎拼个你死我活，结果无功而返。1993年，一个身怀炸弹的敢死分子在五一劳动节游行大会找上他肥他和许多人一起炸死。他的接班人，也就是班达拉奈克夫人之女钱德里卡。古玛拉堂伽总统，尝试采取谈判和战争二者兼施的策略。她收复了贾夫纳半岛，但是没有歼灭泰米尔之虎，战事依然不断。这个国家的古老名称“seen p”是英文字“Seehp ty”（有意外发现奇珍异宝的本领之意）的词源，现在却成了纠纷、悲痛、哀伤和绝望的代名词，真是可悲。
新加坡和巴基斯坦两国在1968年建交，但是多年来在贸易或其他方面甚少往来。
在国际事务上，我们没有共同的立场可言。一直到80年代，阿富汗和柬埔寨纠纷―
―两国都由苏联提供援助――才把新巴两国拉在一起。
齐亚。哈克总统在1982年到东南亚巡回访问时，访问了新加坡。他告诉我，他访问新加坡的惟一目的是同我见面。他推崇我为新加坡现代化的功臣，我以自己一贯的答复告诉他，现代化的新加坡是整体合作的成果。我们谈论了印巴关系。新印双方当时因为对柬埔寨问题存有歧见而发生摩擦。我同意齐亚的看法，就是苏联的战略和意图造成了阿富汗和柬埔寨的战争。
他邀请我到巴基斯坦访问。我在1988年3月成行，他隆重地欢迎我，就跟马科斯总统在1974年迎接我的情形一样。我们乘搭的商用客机一飞越拉合尔附近的印巴边界，六架F －16型战斗机就一路护送我们到伊斯兰堡。我检阅了阵容强大的仪仗队，礼炮鸣放19响，数百名挥舞彩旗的儿童、身穿传统服装的舞蹈员在机场迎接我。
伊斯兰堡的环境显然比德里干净，打理得整齐多了，不像德里那么?遢，市中心也没有贫民窟和人潮汹涌的街道，令人刮目相看。他们的宾馆和酒店水平也比较高。
齐亚体格粗壮，一头乌黑的直发细心地往后梳理，胡子浓密，声音响亮，流露出满怀自信的军人风范。他是个严守教规的穆斯林。他下令巴基斯坦军方官员禁酒，一如其他民众。作为他0的宾客，我们在宾馆可以喝到当地酿造的啤酒。齐亚在晚宴上即席发表演讲夸奖我――不单就新加坡而言，而是特别针对我敢于驳斥西方新闻界一事。他一直留意新加坡政府和西方媒体一来一往的辩论，并为我们喝彩。他曾经在他们笔下吃过苦头，因此为我们的并不忍气吞声而高兴。他颁给我一枚巴基斯坦的“伟大领袖勋章”。
在离开巴基斯坦之前举行的记者会上，我赞扬齐亚总统勇于冒险为阿富汗提供后勤支援。如果他是一个胆怯的领袖，当初宁可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世界局势会变得更糟糕。不幸的是，5个月后，新巴两国关系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发展，他就在疑云重重的坠机事件中丧生了。
新巴关系再次陷于低潮，直到1990年11月，纳瓦兹。谢里夫当上总理。谢里夫体格健壮，身高中等，但是以巴基斯坦人的标准而言，算是矮小的。他不过是个40多快50岁的人，头顶却已光秃。谢里夫和布托家族的两位领袖不同，他不是封建地主阶级出身，而是来自拉合尔一个做生意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在巴基斯坦军事领袖，包括齐亚统治期间，创立了钢铁、白糖和纺织公司。他在1991年两度访问新加坡：
一次在3月，静悄悄地到来探求新加坡经济繁荣进步的原因；另一次在12月，这回是邀请我到巴基斯坦访问，并在开发巴基斯坦经济方面给他提意见。他说，巴基斯坦以新加坡为模式，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划。令人心惊的数字他给我的印象是急切盼望推行改革，使巴基斯坦的经济更加倾向市场。我答应在第二年前往访问。
他应我的要求，派遣巴基斯坦财政部秘书长赛义德。库雷希到新加坡为我先做一番介绍。库雷希跟我见了三次面，每次长达三个小时。我们讨论了他早些时候送来的资料。用不了多久，巴基斯坦所面对的非常严重又棘手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他们的计税基数低，所得税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许多土地交易没有档案记录，逃税事件屡见不鲜。农业、铁路服务和钢铁厂获得政府津贴。他们的国防开支占预算的44％，债息占35％，只剩21％用于国家行政。所以，他们的预算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0％之间，通货膨胀则快达到双位数。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数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向他们指出解决办法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地选民没受过教育，地主又控制着目不识丁的佃农的选票，从而掌握立法权，要在这样的国家行使政治意志，谈何容易。推行土地和税务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地贪污十分猖獗，国家财产被大量偷取，包括盗用电力。
1992年2月28日，我到巴基斯坦访问，前后逗留了一个星期。我同谢里夫和他的主要内阁同僚，包括财政与经济部长萨尔塔杰。阿芝斯举行过两次会谈。阿芝斯是天生的乐观派。回国后，我给了谢里夫一份报告，随附一封私函，简要地告诉他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谢里夫是个精力旺盛的行动派人物。他同情的士司机的处境，便降低的士税收，尽管这引起对其他车主有欠公平的问题。他的商业背景使他相信，企业私营化是解决增长缓慢的途径，他急于推行国有企业私营化措施。但是在巴基斯坦，这些国有企业不是通过公开招标出售的。交情，尤其是政治交情，决定了哪个企业该落谁家。他总相信，无论什么问题，一定有改善的办法。问题是，他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耐心先进行全面的研究，然后才决定采取哪一个解决方案。总的来说，我相信他比贝娜齐尔。布托更有能力治国。当时贝娜齐尔是主要的在野领袖，后来接替谢里夫成为巴基斯坦总理。不管有没有达官贵人关照，就经商而言，谢里夫比贝娜齐尔或她的夫婿阿锡夫。阿里。扎达里都在行。
回国途中我在卡拉奇停留，前往会见贝娜齐尔。她对谢里夫和总统吴拉姆。阿末汗满怀怨恨。她说她的政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政府提控她的同僚和夫婿，企图借此把她和她的政党搞得名誉扫地。腐败的警察在一旁助纣为虐，军队、总统、总理三巨头恻控制了整个国家。她也说，他们现有的放松经济管制运动始于0她，私营化法案也是她当初通过的。
1992年12月，谢里夫在从日本回国途中到新加坡访问。他要我继续到巴基斯坦访问，评估他们在落实我的建议之后所取得的进展。他说，列人私营化计划的国有企业已有60％落实计划，外来投资也增加了。库雷希再次给我做了简要的汇报，结果发现我的建议有许多并未落实。这正是我一直担心的。我还来不及重访伊斯兰堡，阿末汗总统和谢里夫总理就因彼此对抗相持不下，双双辞职。巴基斯坦再度举行选举，贝娜齐尔随后当上总理。
1994年五月，大选过后不久，我在瑞士的达沃斯见到贝娜齐尔。她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满脑子都是主意。她要新加坡参与一项工程，从巴基斯坦兴建一条公路途经阿富汗，直达中亚地区。我向她要一份详细的建议书来看。她也要求我们对那些陷入困境的巴基斯坦企业进行研究，看它们是否还有成功的希望，并加以接管。
她的夫婿兴致更高，他准备在卡拉奇岸外填土造岛，以把它发展成自由港和设有赌场的自由贸易区。这根本不符合经济效益。巴基斯坦有那么多荒废的土地，哪里还需要填造一个新岛屿？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新加坡是一个成功的国家，有大把钞票，因此大可以在巴基斯坦投资，使它也成功。
1995年3月，贝娜齐尔和她的夫婿到新加坡来访问。她说她采纳了我在达沃斯提出的意见，并向我保证，她建议推行的一切计划都经过周详的考虑。她邀请新加坡把劳工密集的工业转移到巴基斯坦。我告诉她，她首先得说服我们的商家。当投资者每晚在电视上看到卡拉奇的穆斯林以重型武器和炸弹杀害其他穆斯林时，他们必定会问自己为什么要牵涉在内。我没有到巴基斯坦访问。贝娜齐尔在1996年遭她自己委任的勒哈里总统革职。谢里夫在1997年2月举行的另一届选举中获胜，再次坐上总理的位子。
巴基斯坦根深蒂固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防务开支占用了太多预算。
两大政党领袖之间的敌意浓得化不开，继续毒害着当地的政坛。阿锡夫被控谋杀妻舅穆尔塔扎。布托，夫妇俩也被控贪污，案件涉及巨额款项，一部分贿款经追查被发现存放在瑞士。
巴基斯坦的问题还不止于此。1998年5月印度进行了数次核试炸，巴基斯坦两个星期后也进行试炸。两国经济能力都捉襟见肘，巴基斯坦更加不如印度。1999年5月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到新加坡访问时，向我保证已经在上个月同印度总统瓦杰帕伊详谈过，双方都不准备部署装上核弹头的导弹。他大胆表示，由于双方都有核武力量，两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这是大家所衷心盼望的。
巴基斯坦人是能够吃苦的民族，他们有足够的人才和受过高深教育的人来建立现代化的国家。但是跟印度冤冤相报的结果耗尽了巴基斯坦自己的资源，致使它的潜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25、在欧盟留下足迹
英国想加入欧共体，是为了摆脱经济增长缓慢而一再带来的问题。因为相比之下，欧共体成员如德国、法国、比荷卢经济联盟国，甚至是意大利，增长步伐都比英国快，显然较大规模的市场刺激了它们的增长。我希望同这个新欧洲建立关系，以防英国日后成功加入时，新加坡被拒于门外。
英国人在五六十年代对欧洲所采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欧洲人的看法：欧洲的民情似乎有所不同，又有点古怪，不如一个国家那么团结，又不像英国那么重视宪制。法国人动辄搞暴动、闹革命或推翻宪制；德国人习惯用武力解决纠纷。然而当1962年哈罗德。麦克米伦以英国首相的身分，尝试让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现为欧洲联盟）而被拒绝时，我就认为这类申请迟早会成功，有可能在再次或三度尝试之后。英国在1968年宣布撤离苏伊士运河以东，哈罗德。
威尔逊首相向夏尔。戴高乐总统表明有意加入欧共体。这次尝试又失败了，但却显出欧洲对英国已变得多么重要。
英国想加入欧共体，是为了摆脱经济增长缓慢而一再带来的问题。因为相比之下，欧共体成员如德国、法国、比荷卢经济联盟国，甚至是意大利，增长速度都比英国快，显然较大规模的市场刺激了它们的增长。我希望同这个新欧洲建立关系，以防英国日后成功加入时，新加坡被拒于门外。
同大部分官僚组织一样，高层发表的原则声明不保证一切就会顺利。我在70年代因为新加坡出口货物遇上问题而见识了“欧洲堡垒”的保护主义政策。1977年10月，我到布鲁塞尔会见欧共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从60年代詹金斯担任英国财政部长时期开始，我就一直跟他保持联系。早些时候我写信告诉他，委员会把普惠制条例（即普遍特惠制，让发展中国家享有受限制的免税人口优待）加诸新加坡，给新加坡出口电子计算机。雨伞、投影机和三合板带来困难，近期连出口新鲜的胡姬花也遭荷兰和意大利的花农反对。我补充说，纺织品和雨伞有问题早在我意料之中，但是电子计算机和新鲜的胡姬花却不然。詹金斯同情我们的处境，答应调查这件事，但是就雨伞而言，他无能为力――好像是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选区也生产雨伞。
我和其他委员讨论如何停止制造那些欧共体国家因为失业率居高不下而视为敏感物件的产品，结果发现，要列出这样的单子简直没完没了，看了令人沮丧。任何一个有能力影响布鲁塞尔的成员国，尽管所受打击程度很小，却都会动辄要求布鲁塞尔给予保护，而且有求必应。然而欧共体还不肯承认它是所有贸易集团中保护主义最强的一个。我以飞利浦和西门子两家最出名的欧洲跨国公司的经验为例，它们要把在新加坡生产的电子产品出口到欧洲，结果比出口到美国或亚洲国家还困难。
我提出两件事情：第一、不该时机尚未成熟时就让新加坡“毕业”，以致我们无法继续享受普惠制的优惠；第二、有选择性的防护措施阻止人口，不见得能够有效地解决欧共体的问题。我尝试说服詹金斯：作为欧共体委员会的主席，他应该通过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使前途无量的欧共体一东盟关系正式建立起来。如果他能到东盟国家访问，将显示出委员会对这个目标的认可。他反而派来了负责工业关系的委员达维尼翁子爵，因为他不喜欢到东方来，认为这里没什么前景可言。在德国外交部长汉斯一迪特里希。根舍的协助下，东盟终于在1980年同欧共体签下一纸协议，双方成立了一个联合合作委员会来促进和检讨各种合作性活动。然而同这个多成员国组织打交道，东盟国家面对的保护主义问题，还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欧共体的农产品津贴和关税不利于棕油出口；它给橡胶产品定下的卫生和安全条规，以及以保护生态为名定下的条例，还有其他形式的劳工和环保标准，简直把东盟的出口牢牢钉死。至于新加坡，欧共体在1986年检讨普惠制优惠措施时，给新加坡出口的滚珠轴承规定了限额。
欧洲跨国公司不比美国或日本跨国公司灵活有干劲，因此错失进行环球综合性生产的机会，即在不同国家制造产品的不同部件。80年代的情况如此，到了90年代大致上还是如此。
法国是驱动欧共体的灵魂。为了同它建立关系，我安排在1969年5月会见慕名已久的伟大领袖戴高乐总统。刚要启程，却发生法国学生走上街头示威的事件，他们要求宪制改革和增加大学学额，事实上是对戴高乐掌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访问被迫改期。戴高乐提出全民表决的动议，结果落败而退出政坛。我始终没有机会见到这位不苟言笑，做事从不妥协的高大汉子。是他让法国人重获自尊和国家的尊严。
他的自传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我读的是英文译本。
蓬皮杜友善乐天见不着戴高乐却让我见到了他的继承人乔治。蓬皮杜。那是1970年9月的事。蓬皮杜为人友善乐天，乐于同来自远方一个叫做新加坡的陌生地方的访客交流。他强调，法国不单是在时装、香水和葡萄佳酿方面领潮流之先，在70年代，他要世人一提起法国，就想到优质的法国化学产品、高科技机械、工程项目和飞机。他爱好哲学，花了20分钟跟我谈论亚洲人对黄金的看法。黄金如果失去支撑币值的功能，跟其他商品无异，人们还会把它当做贵重的宝贝吗？我非常肯定地回答说会。几千年来，华人经历了历史上无数干旱、洪灾、战争和其他灾难所带来的蹂躏和饥荒，他们了解黄金的价值――坚不可摧、亘古不变，又有偿还债务的代用价值。日本占领新加坡三年半，再次提醒人们重视黄金的价值，人们记忆犹新。我告诉他，即使出现超通货膨胀，一两（比一安士稍多）黄金照样能养活一家人一个月，还能同时购买药物和其他必需品。我讲述的这些情景似乎肯定了他个人的看法。
我说，这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他的通译员――一个逃亡到法国的俄罗斯人安德罗尼科夫把这话译成“p r t ‘（原始）。我提出抗议：”不是，是po，回到最原始的时期。“通译员冷冷地看着我说：”没错，在法文里oa就是p t f.“我觉得自己活该受责。
德斯坦在5月当选总统，继承蓬皮杜的位子。我当时在巴黎进行私人访问，他却在当选后几天就接待我。我们在爱丽谢宫畅谈了一个多小时。德斯坦总统和蓬皮杜不同，蓬皮杜通晓英语但是坚持用法语同我交谈，德斯坦却决定说英语。德斯坦很高，有一张贵族般的长形脸庞，光秃的脑袋高高凸起。他的英语带有浓浓的法国口音，用词可说是字斟句酌。
他看待问题的方式很法国化――理智、有逻辑、有系统：为什么惟独新加坡发展起来，其他国家缺了什么？我只能告诉他我认为造成这种局面有三大原因：第一、稳定和凝聚力强的社会；第二、强调成就的文化推动力和勤俭刻苦的人民，怀着未雨绸缎和造福下一代的心理，人民积蓄多，无时无刻不在为将来进行投资；第三、对教育和知识的高度崇尚。他不认为那是完整的答案。
德斯坦的总理雅克。希拉克感兴趣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套东西。他没有从哲学的角度跟我讨论亚洲的时局，却想知道法新两国之间还能做些什么。我尝试使他不只对新加坡，也对本地区产生兴趣，以新加坡作为通往本区域的基地。等到我说服法国政府和他们的企业家同意东南亚是一个有潜力的投资地区时，已经又过了十年，法国已经换了另一个总统和好几个总理。巴尔很有同情心1976年8月，雷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