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接过希拉克总理的棒子。巴尔身材中等，体形圆胖，当过经济学教授，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聆听者。他赞成法国公司在海外从事联营项目和投资。他支持我提出的建议：把新加坡发展成科技服务中心。他还说法国可以在区域销售和服务方面同新加坡合作。他建议法新两国就贸易、投资、技术援助和文化交流几方面，签署为时五年有具体目标的双边合作协议。他处理问题的手法实际又有系统，重视成果。
可是实施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法国的工业家们还没做好准备。我跟法国全国雇主联合会的一些工业家谈过话。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后，他们的发言人告诉报界，投资者知道新加坡有投资良机，但是许多商家似乎不愿意向这个市场进军，因为“它太遥远，又是一个讲英语的地方”。发言人还说法国不可能无所不在，因为它正集中精力进军非洲。法国的注意力当时确实全投在非洲的法语地区。即使在亚洲，越南对他们也比较有吸引力。他们以为越南仍旧以法语沟通，依然倾向法国。一直到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派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和戴高乐主义派的希拉克总理双双认为非洲的发展时机不比亚洲成熟，我的努力才有了收获。
1981年7月，我前往伦敦参加查尔斯太子的婚礼，途中在巴黎停留，希望能够同刚当选总统的密特朗见面。然而法国外交部执意不肯，他们不赞成过境访问，结果说是总统抽不出时间，不过既然他也会参加婚礼，就会在伦敦的法国大使住所跟我见面。为免回绝得太不客气，总理皮埃尔。莫鲁瓦招待我共进午餐。
离开巴黎的时候，法国先遣警卫在繁忙的交通中，把我从下榻的酒店迅速护送到戴高乐机场。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绿树成阴的高速公路和爬满匍匐植物的路堤，构成一幅美得叫人惊叹的图画。戴高乐机场的设计精致又富有现代气息。接着，我来到伦敦希思罗机场，眼前是一片杂乱无章的景象。离开飞机到贵宾休息厅，车子经过一条条错综的车道。过后，我们驶上邋遢的大街前往奈茨布里奇酒店，沿途所见交通岛和路旁的草地未经修剪，杂草丛生。巴黎和伦敦的对比可说是相去天渊。
我的思绪回到1948年6月同之首次到巴黎。当时的巴黎是个邋遢破旧的后占领时期城市，跟同样受炮弹摧残，但还算干净整洁的伦敦比较起来，像个穷亲戚。当时的伦敦人充满自信，为他们曾经勇于挑战纳粹分子，拯救人类免受暴权蹂躏而感到自豪。我也记得1958年5月的巴黎骚乱，就发生在戴高乐东山再起，重掌总统大权组织第五共和国之前。通过他的文化部长马尔罗，戴高乐把巴黎街头巷尾清理干净，刮除建筑物上的污渍，建立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他们重建法国人的尊严，注人了新希望。伦敦则继续混沌度日，英国经济步履蹒跚，每每刚克服一个危机站起来，立即又陷入另一个危机。我相信革命改革具有一些缓慢渐进的英国宪制演化所缺乏的好处。英国人开会开了无数次，讨论在伦敦周围，包括在斯坦斯特德和盖特威克兴建新机场，但是都没有下文，因为地方上的利益团体不顾国家的发展，坚持保住自家范围内的设施，阻碍了策划机关执行任务。即使在撒切尔夫人下台后，希思罗机场仍然像尊古老的纪念碑保留下来，诉说着这座城市是那么地缺乏胆识和冲劲。
在我见过的法国领袖当中，估量政治趋势和性质不同的各个社会，最有洞察力的要算是密特朗总统。他谈论了苏联部队侵略性干预阿富汗所构成的威胁，承认苏联在越南和中东，尤其在叙利亚，有过成功的经验，但是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已经下降。他们送出的军火很多，朋友却没有几个。密特朗深信西方国家只要团结，就有能耐恢复均势。
在密特朗出任总统头两年，莫鲁瓦担任总理期间，密特朗沿袭一贯的社会主义政策――调低利率、提高贷款额以解决失业问题，同时把好些主要工业和银行收归国有。法国经济因此陷人困境。虽然年届古稀，但是密特朗在思想意识上并不是故步自封的人。他把总理换了，推行比较常规的经济政策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使法国经济重新步上虽不惊人但总算平稳的增长道路。在14年的总统生涯中，他的成就之一是教育法国社会党掌握治国之道。
密特朗纵论天下事1986年9月，密特朗乘坐的协和专机在樟宜机场加油时，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进行另一次较有实质内容的讨论。在礼节上我不需要同他见面，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态度认真的人。密特朗纵论天下事。他凭着莫大的洞悉力指出，以苏联帝国的处境，只要发生一起意外，就足以导致中欧从苏联分裂出来，苏联的控制权是以有利于它的势力均衡局面为基础的。然而历史显示，这个平衡点一定会移动，苏联的意识形态势力已开始转弱。第三代共产党人相信他们能从西方国家的经验中受惠，造成苏联的制度0 出现弱点。
密特朗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即欧洲若能同声同气，它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必会大得多。他的宏愿是建立一个拥有顶尖科技实力的3.2亿人口的欧洲。他相信英语和法语可以平分秋色地成为欧洲的共同语言，不过统一过程要慢慢来。如果关系到存亡，欧洲肯定会全面团结。但是另一方面，欧洲永远都会抗拒美国文化和文明铺天盖地的入侵。为了保留独有的欧洲特色，它会反抗到底。挟着快餐、流行音乐和电影而来的美国化浪潮，正在侵袭欧洲的基本生活方式。
他问起柬埔寨的局势，说那里好像陷入了僵局。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因为当时已有理由感到乐观。北越势力在西贡落入其手中时达到巅峰，之后在本区域已受到遏制。从那时候起，越南侵占柬埔寨的行为，以及它本身的极度贫困，已经摧毁了它一向描绘的理想。就如我向密特朗透露的，有亲戚从美国或法国寄来食物包裹，就足以叫当地人开心不已。密特朗对越南的生活水平低得这么吓人，感到很惊讶。
我说，越南人跟中国打仗犯了战略大忌。由于越南占着柬埔寨不放，它就得放弃经济增长，眼巴巴看着东盟国家个个突飞猛进。越南已经比东盟落后一代人，等他们找到办法放下柬埔寨这个包袱的时候，就会落后两代人了。
我在1990年5月进行官方访问时，再次见到密特朗。他走出爱丽谢宫到台阶上来迎接我。新加坡驻法国大使也留意到他所给予的礼遇。密特朗再度对“勇敢、想像力丰富和足智多谋”的越南人无法成功，表示意外。我补充说，越南人知道自己有本事，也看得到泰国人不如他们勤劳和具有组织能力，泰国却比他们成功。密特朗又回到苏联帝国瓦解的课题，并以超乎一般的预知能力预测“各种各样久经压抑的民族主义势力”将重新抬头。
有一位法国总理相当能干，那就是率领戴高乐派政府跟社会主义派总统密特朗并肩治国的爱德华。巴拉迪尔。之前，在不同场合我们有数面之缘。他的外交顾问曾经担任驻新加坡大使，跟我是朋友。我知道巴拉迪尔相当有本事，因此对于他竟然会有卜些古怪的贸易理论感到惊讶。他在办公室当着记录员的面，详述他的理论――什么自由贸易开放政策只在两个社会和经济结构类似的国家之间行得通，否则在条件相异的情况下，可能产生被人操纵和不公平的竞争。他举例说，再过10到15年，来自中国、中国的台湾和韩国的竞争，将导致法国纺织业的没落。我不赞成他的说法，反驳说任何一国若要保护国内的工业，非得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可。公司纷纷遵循环球化发展路线，是科技突飞猛进，尤其是在环球通讯方面促成的局面，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公司从一个国家找来材料，从另一个国家雇用劳工，在第三个国家设厂，在第四个国家销售产品。
虽然他大致上同意我的观点，却不得不采取保护主义的立场，惟恐公司一把工厂从法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人民就要面对失业。他赞同经济竞争应该诚实公平，并不忘指出日本汽车制造商没有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因为他们具备某些优势。这样的解释出自一个才智出众的人口中，我觉得不可思议。
希拉克也向我阐述了类似的论点。1993年底，他在新加坡跟我会面，当时他是巴黎市长。他在东京看过我于同年10月在朝日论坛上发表演讲的内容，认为我所提出的欧洲保护主义论点荒谬无稽。他说欧洲是世界上关税最低、最开放的市场。他辩驳说，真正的保护主义国家是日本和美国，因为欧共体委员会不肯放弃欧洲共同农业政策而怪罪法国，或怪罪该委员会阻挠乌拉哇回合谈判是不公平的。我回答说，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世界各国就要做好再开战一次的准备。中国人古时候建立帝国，是因为需要在大片疆土和多个民族之间维持秩序，以便人们能在帝国范围内自由交换货品和服务。当全球被分割成不同的帝国，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形时，争夺更多原料、更多市场、更多财富的结果就是战争。
我们接着讨论法国的农业和乌拉圭回合谈判。我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有关法国农民处境的节目，知道法国乡下遭受打击。可这是科技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不可能为了保留法国农民的生活原貌而世世代代保护他们。希拉克反驳说，法国有必要保护本国的农业，但是他要让我知道，他赞成我对自由贸易的看法，而为了法国本身的长远利益着想，自由贸易是惟一可行的途径。因此他说，法国是最没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国家。
我引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前总干事阿蒂尔。丹凯尔这位专家的话，说明法国存在着保护主义。当时的总干事彼得。萨瑟兰也这么说。希拉克打断我的话说，他对萨瑟兰没有信心。我说欧共体主席雅克。德洛尔对萨瑟兰有信心，希拉克马上回答说他对德洛尔也没有信心。
谁也说服不了谁希拉克说，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是存异为好。到了最后关头，他确实使巴拉迪尔政府在立场上做了一些让步，乌拉圭回合谈判也终于有个了结。自从1974年初次见面后，我和希拉克就成为朋友，能够开诚布公地无所不谈，不必担心会冒犯对方。
我发现希拉克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对中国和东亚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和吴作栋总理讨论了这件事，并建议他提出倡议，让欧盟和东亚双方的领袖定期举行会谈。美国通过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同东亚国家进行定期会谈，也通过许多组织同欧盟定期开会，欧盟和冻亚之间却没有正式的会谈渠道可以促进贸易、投资和文化交流。吴作栋向法国总理巴拉迪尔提起这件事，接着首次亚欧会议就于We年3月在曼谷召开了。许多欧洲领袖在赴会途中或会后到其他亚洲国家访问，结果发现东亚国家的工业变化超乎他们的想像，于是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欧盟和东亚领袖之间的会议。
我第一次遇上德国人是在1956年4月，地点在法兰克福机场。之前，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阿尔戈型飞机在罗马过境，我在那里听到扬声器传来播音小姐甜美但懒洋洋的声音，看到意大利搬运工人慢条斯理地推着行李。几个小时之后，一抵达法兰克福，我马上感觉到空气清新凉爽许多，似乎为了配合周围的一切，扬声器传出“注意！注意广的急促呼吁，然后播音员急切地发出指示，叫人不得不听。与此同时，德国搬运工人快手快脚地干着自己的活儿。这种情景使我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前线传来的急报如何形容德国军和意大利军的差别。我在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期整理电报时，看过盟军通讯社所做的有关报道。
1970年9月，我到波恩会见当时的德国总理维利。勃兰8特。我们早于1964年，社会主义国际成立100周年纪念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时见过面。我在会上发表演讲过后，他上来找我。就新加坡发生种族暴乱表示同情。暴乱是由中央政府的支持者策划的，他们存心要恫吓华人。他邀请我去找他。我把新加坡比喻成一个没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扶持的西柏林。身为西柏林前市长，他能够体会我的处境。在所有欧洲领袖当中，他最同情新加1坡的窘境。我设法说服他不要把东南亚撇在一边，因为我有信心我们将能解决叛乱威胁着本区域多个国家的问题。勃兰特具有个人魁力――体型高大，一张俊俏友善的脸，还有一把好嗓音。他对事物的反应往往感性多于理性，也许是因为他让自己的情绪支配自己的理智。他是个老派社会主义者，总是支持人人机会平等，同工同酬。
在1974年从勃兰特手中接过总理棒子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头脑清醒，讲求实际，对一切重要课题有明确的见解。他鄙视那些对东西方课题态度模棱两可的发展中国家领袖，他们不敢批评苏联。由于曾经担任国防部长，而后财政部长，坐在总理位子上的他对经济、国防和战略课题有透彻的了解。
他和夫人洛基在1978年10月到新加坡来访问。他们逗留了3天。这期间我们互相估量，结果发现大家有许多共同点。我们为一家德国电视台录制访谈节目时，访问我们的人很惊奇我们0对那么多课题的想法和看法如出一辙。
我向施密特建议成立一所德国――新加坡学院，专门开办先进的制造业和资讯科技课程来协助德国公司在本区域起步。他赞成这个建议，结果这所学院让德国投资家受益不浅，他们能够征聘到训练有素，水平足以比美德国标准的技师。后来，新加坡也在这所学院为来自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开办训练课程。
我在第二年的秋季访问了波恩和柏林。经过苏联战争纪念碑，看到他们的警卫员如雕像般地站在那里，这一幕提醒了我，是他们提供的武器给中南半岛带来那么多的苦难，也威胁着泰国。没有这些源源不断的武器供应，越南军队不会出现在柬埔寨临内，也就不会有柬埔寨难民逃亡到泰国……我们聊以自慰的是，他们的制度效率差到极点，根本没有办法为百姓提供货品和服务。森严的管制导致人们精神更加颓丧，一切变得更贫乏一作战的能力除外。时间一久，这种劣势就会越来越明显，连他们自己的人民都会发现这一点。如果西方国家不给苏联利用军事优势滋事的任何机会，到了90年代，他们的制度将承受极其沉重的压力。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我和施密特下一次见面在波恩，时间是1980年1月，苏联入侵富汗之后。我和一群领袖，包括亨利。基辛格、特德。希思和乔治。舒尔茨等人，在不设限的情况下讨论这件事，大家一致同意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苏联的侵略行动，并支援阿富汗人民。
施密特在1982年卸任，因为他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不支持他所要推行的金融政策，而他认为这些政策是恢复金融秩序的必要措施。之后，他依然保持活跃，在《时代》周刊撰稿，为国际行动理事会主持会议。这个理事会由一群前世界领袖组成，一年开会一次，大家无党派之分，以冷眼旁观的态度讨论长远的世界问题。我在1990年卸任后也加入了他的这个组织。
施密特的接班人科尔体型魁梧，那个时候大概是全世界最高大的领袖。1990年5月，我到波恩访问时，听他畅谈当时已快落实的德国统一大业。他说，德国重归统一势在必行，要使欧洲团结更须如此。他对应付统一所需的费用和问题有信心，根本不认为会出现“欧洲堡垒”的现象。德国不会容忍保护主义，而且他有信心使德国工业有能力同日本竞争。
我告诉他我所关注的问题：德国统一将耗费大量资源、精力和人力，到头来，剩余可供在亚太地区投资的，恐怕少得可怜。他向我保证不会对东亚失去兴趣。他很清楚重归统一的德国――大约2000万个东德人和6000万个西德人的大合并――将引起周围国家的担忧。他说，大家都希望统一的德国继续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虽然每一个人的动机不一定都是“友善”的，但是这样的结局有正面意义：“欧洲统一和德国统一是同一枚奖章的两面。”他对中国也有同样强烈的见解。他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一些0“笨蛋”因为天安门事件而主张孤立中国，这种处理方法是错误的。他0赞同新加坡同中国保持往来的政策。中国想在欧洲分一杯羹，尤其是德国，那里有全欧洲最多的中国学生，而这些学生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未来引0导人。
德国不同于法国的是，他们的工业和银行在70年代初期就活跃于新加坡和本区域，远比科尔总理个人对这一带产生兴趣来得早。继荷兰之后，德国是新加坡最大的欧洲单一投资国，也是我们最大的欧洲贸易伙伴。科尔在1993年2月德国统一两年半之后，到新加坡访问。他承认统一东西德的费用比他想像中来得高。尽管如此，还是有40多个顶尖德国工业家陪同他前来。我敦促他千万不要把东亚市场拱手让给美国和日本。科尔说，德国基本上是向外看的，他希望同本地区建立更多经济和文化联系。他邀请我访问德国，以便保持联系，并希望德新两国的企业家一起到中国、越南和其他东亚市场投资。我在1994年5月报聘，让他了解最新的事态发展。他也提到俄罗斯，说欧盟对待莫斯科各个领袖没有给予他们应得的尊敬。俄罗斯人是自尊心很强的民族，这样的待遇使他们觉得受到轻视和冷落。他深信如果不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分子，迟早要重掌大权，然后“整个循环又会重新开始”。
1995年1月，科尔再次访问新加坡，并重提对俄罗斯的关注。他的欧洲伙伴不了解俄罗斯对欧洲和平举足轻重。他们必须协助俄罗斯变得更加民主和强盛，而不是开倒车，再次奉行独裁和扩张政策的路线。欧洲需要俄罗斯来跟中国抗衡。因为这个缘故，德国成了俄罗斯最大的捐助国，在1989年给予的援助高达520亿美元，超过国际援助总额的一半。科尔对美国不抱任何希望，因为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自扫门前雪。共和党“若非更不像样，也一样糟糕”，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像过去冷战时期那样，在总统选举年到欧洲访问过。
他要听听我个人对中国、日本、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菲律宾等国局势的看法，以核对他所接到的正式报告。我毫不掩饰地给予坦率的答复。当我说某某国无可救药时，他会说他不会到那里去投资，以示赞同我的看法。他为人冷静求实，而我们的见解往往不谋而合。
1996年6月，科尔带我和芝乘坐直升机飞越莱茵河，到拥有一座雄伟的11世纪教堂的施派尔一游。施派尔位于科尔家乡所在的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是欧洲的心脏地带。他曾经带密特朗、戈尔巴乔夫、撒切尔夫人和其他领袖走过这段他寄予深情的旅程，前往葡萄酒乡莱茵兰。科尔夫人在丈夫最喜欢的餐馆戴德沙伊姆苑同我们一起用餐。我们在那里尝了几道科尔最喜欢的菜肴。进餐的时候，科尔讲述了他跟一些东亚领袖见面的情形，有些是他喜欢的领袖，也有令他不敢恭维的，我听得津津有味。他觉得苏哈托没有一点架子，而后两人还成了密友。他还没当上总理以前曾经到苏哈托的官邸拜访。他在大厅里一面等候一面观赏水族池里的鱼。这时一个身穿汗衫和纱笼的男子走出来，同他一起赏鱼，然后彼此聊了起来。陪同科尔拜访的德国大使没有理会这个男子。过了一些时候，科尔才恍然大悟，他就是总统。
苏哈托邀请他们留下来吃午餐，一留就是四个小时。另一次，苏哈托带他去自己的农场看牛，科尔事后派人送去一头德国种公牛。下一次见到苏哈托时，对方握住他的手说，公牛的表现一流。科尔在我们一行6人一起游览施派尔的过程中，显示了他是一个重内容不重形式的人。我们乘坐的不是马赛地豪华轿车，而是福士伟根小型载客车。我在新加坡接待他吃午餐，他竟乘坐旅行巴士来。他告诉我，那样才能更清楚更舒服地欣赏狮城的景色。
科尔有宏图大志施密特和科尔交情不好，德国媒体对于我同两人都能融洽相处觉得奇怪。他们向我问起这件事，我说，我的任务是同任何一个领导德国的领袖来往，并且不偏袒任何一方。科尔经常被人们拿来跟他的前任施密特比较，而且往往给施密特比下去。施密特是个知识分子，经常提出新鲜的点子并在卸任后以尖锐清晰的笔调在《时代》周刊阐述自己的论点。另一端，科尔则被媒体形容为索然无味。
这使许多人低估他。他初掌权时，大家都料想不到他会成为梅斯麦之后任期最长的德国总理。等到我对他有进卜步的认识时，才发现他在庞大的身躯和显得笨拙的外形下，有着一颗思维清晰的脑袋和敏锐的政治触觉。他性格坚强，追求目标有着果敢和贯彻到底的意志。他有宏图大志，这使他能够勇敢地面对德国的过去，并决意不让历史重演。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心一意追求欧洲货币联盟的落实，并称之为关系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相信欧元一旦落实，欧洲合而为一的过程将启动，再也逆转不得。
科尔在1998年9月的大选中败下阵来。后人将记得他是个伟大的德国人，是他促成德国重归统一。他更是个伟大的欧洲人，一心希望德国融人超国家的一体化欧洲，以避免上一世纪造成生灵涂炭的欧洲战争再次爆发。他巩固了法德关系。尽管有许多人不看好欧元，甚至加以反对，在他的努力下，欧元却在1999年1月1日成功推出。如果欧元取得成功，科尔对欧洲一体化的贡献将是历史性的。虽然他招认曾经经手其政党的秘密捐款而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申报，他对德国和欧盟的贡献却不能因此而丝毫受到否定。
法国领袖令我钦佩的地方是，他们具备非凡的才智和精辟的政治分析能力。他们比德国人更有本事在世界舞台上突出自己，而且懂得在欧共体内取德国人的资源而用之。德国统一将对这样的安排形成一种挑战。可是，科尔总理心里再清楚不过：如果外界认为德国耀武扬威，可能会引起恐慌。
欧洲团结的一大障碍是各国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施密特用英语跟德斯坦交谈，他告诉我，他们俩能够建立融洽的亲密关系。密特朗和希拉克则通过通译员跟科尔沟通。我总觉得，有个通译员夹在中间，要摸清楚交谈对象的想法就不容易。施密特。德斯坦和希拉克全用英语跟我交谈，比起通过通译员传达意思的密特朗和科尔，我更能够掌握前面三人的基本观点。要等通译员告诉我密特朗和科尔在说些什么，想观察他们的身势语言就更难。一个人用英语说话，即使文法不通或讲得不地道，我也大概能够摸清对方是怎么想的。在句子中间的一个停顿、一个犹豫，有时候会使语义起最微妙的变化；通译员必会剔除这些停顿，把大概的意思告诉我而去掉这些揭示对方有所保留的小痕迹。在欧洲人找到一种共同语言之前，论统一、论规模效益，欧洲都无法同美国匹敌。每个欧盟国家以第二语文的程度教授英文，没有一个愿意舍弃自己的语言，以英语或任何其他语言来取代。因此碰到大工程，欧盟的工程师和经理，不比美国人容易互调人员。
法国人渴望使法语成为国际一大外交语，却不得不向实用性的问题低头。到了80年代末期，说法语的人在国际会议上开始用英语演讲，以便在国际听众群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有了互联网，除非愿意付出沉重的代价，否则英文的优势由不得人们忽视。在90年代，听法国和德国公司的总裁用英语进行讨论已是平常的事。
26、看苏联怎么垮台
同中国领导人谈起戈尔巴乔夫，发现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他是个超级强国的领袖，却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敌方媒体称赞他时，他本应提高警惕才是，相反，他却在这时候接受规劝，通过实行“开放”，导致国家最终瓦解，正中敌人下怀……
1957年10月，当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被送人太空的消息传开时，我正在靠近英属北婆罗洲森林的亚庇（现在的哥打基纳巴卢）处理一场官司。苏联在科技上的优越性叫人惊叹。1964年4月，当苏联第一次把人也送上太空时，他们在我脑海中的形象益发膨胀。他们总说历史站在他们那一边，这一创举益发证实了这一点。
我对他们到底是怎样一个民族深感好奇。1962年9月到伦敦参加共和联邦会议后，我趁机到莫斯科走一趟。他们循例安排我在莫斯科四处游一圈，其中一晚还到大剧院观看斯特拉文斯基第一次返回苏联，为彼得鲁什卡芭蕾舞剧指挥交响乐团的演怕。苏联官方把我同街道上、店铺里、酒店内的人们隔离开来，除了官方人员之外，我谁也没遇上。
但是莫斯科和官方人员留给我的印象难以磨灭：阴郁、灰沉。他们的老太太的确跟我在书上读过的一模一样一一个肥胖妇女，坐在国营酒店（苏联最好的酒店，斯特拉文斯基也住在这里）我那层楼的电梯门口，无所事事。他们在铺了深色丝绒桌怖的桌子上，为我提供丰盛的早餐――鱼子酱、熏鱼、几片厚厚的火腿和肉、各色面包、牛油、咖啡、茶、伏特加和上等白兰地。那晚看完芭蕾舞表演后回到酒店客房，吃剩的食物全还没清理。而就如有人事先警告过我一样，浴缸和洗脸盆果然都没有塞子。我特地为此自备了一个坚硬的橡皮球，洗脸盆却用不了，还好浴缸用得上。那辆柴卡汽车（一种中型轿车）也糟透了。接待我的是文化部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官员，而我所见到的最高级官员是副外长库兹涅佐夫。莫斯科给我的印象是，氛围令人心悸，也许这只是我的想像。然而这是个强国，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所以我鼓励长子显龙学习俄文，理由是，既然他对数学感兴趣，学习俄文可以让他直接阅读许多苏联优秀数学家的著作。我当时深信苏联今后将对孩子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显龙用了5年时间学习俄文，先是跟一位在南洋大学教书的原籍捷克的教授学，接着先后跟塔斯社通讯员和在南大学中文的苏联青年学。最后在一位英国外交官的教导下，他参加了剑桥普通水准俄文考试，考获特优成绩。
新加坡在1968年同苏联全面建交，但是双方甚少接触。除了苏联渔船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所捕的鱼，他们并没有其他什么是值得新加坡购买的。苏联同新加坡的一家公司联营，把捕到的鱼交由我们包装成罐头，他们还在我们的船坞修船，趁停留时添置日用品和食物。反之，苏联对新加坡深感兴趣，原因是新加坡具有战略地位。
1969年1月当我所搭乘的飞机被迫在莫斯科中途停留时，他们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当时，我和芝搭乘北欧航空公司的班机前往伦敦，途经曼谷、塔什干、哥本哈根。机师在飞行途中宣布因为气候恶劣，飞机不能在塔什干降陆，降陆地点必须改在莫斯科。只是飞过塔什干时，天气看来还挺晴朗的。在莫斯科机场的停机坪上，苏联外交部的官员同即将赴任的苏联驻新加坡大使萨夫罗诺夫，正在等候。那是个天寒地冻的夜晚。因为之前未为此做准备，芝在结了冰的停机坪上差点滑倒。我的秘书冷得直打哆嗦，在贵宾室里喝上等白兰地取暖。他们这么大费周折，无非是要我见见他们即将派驻新加坡的首任大使。这却也是个再简单不过的方法，好让我知道他们的国土广袤，威力无比。
萨夫罗诺夫会说华语，曾经在中国工作，他的任务显然是要密切观察中国在新加坡可能发挥的影响力。他履任后不久，就带来了柯西金总理的邀请信，邀请我到苏联访问。
1970年9月，我由开罗搭乘苏联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莫斯科时已经过了午夜，在泛光灯照耀下受到一列身型高大的苏联仪仗队的迎接。仪仗队的动作像机器人一样，当我受提示用俄语说“你好”，向他们打招呼时，他们呐喊式地齐声回答。检阅礼过后，是个近距离的分列式，整个分列式以威慑的方式耀武扬威。这个安排是为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也的确印象深刻。
到克里姆林宫，我同身材矮胖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会谈并共进午餐。他谈到增进文化和经济关系的问题。他性格一般，没什么特征，因此在我的脑海里没留下什么印象。第二天，他们安排我们飞到索契。为了会见柯西金总理，车子从宾馆出发，沿着黑海海滨行驶了超过两英里的滨海小山路，把我载到坐落于皮聪大角的一栋度假大别墅。看起来严肃却不至于不友善的总理，就在那里接待我们。柯西金骄傲地带领我们参观他度假别墅的设施，尤其是那个一按电钮巨型滑门就会自动开关的室内热水泳池。我花了两个多小时，在晚餐前同他谈话。
柯西金对我们在怎样的情况下脱离马来西亚很感兴趣。他问我“新加坡究竟是否曾认真地尽过最大的努力，同联邦同生共息”。我向他保证，我们的确曾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在种族课题和政策上，彼此的政治信仰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柯西金问我，他假定我们仍未放弃同马来西亚组成联邦的想法，这么说对不对？我指出，两国无论在地缘上、在家庭渊源上，关系都如此密切，但是1969年5月吉隆坡种族暴乱发生以后，我不再认为重提加入联邦还有什么意义。吉隆坡的领导人一直对新加坡心存猜忌。接着，柯西金问我，新加坡的共产主义分子所得到的支持有多大。
我说，1961年和和1962年的高峰期大约有33％，现在则大约有15％。
很明显，从他的身势语言，从他频频问起北京对新加坡受华文教育者的影响力看来，他并不认为新加坡独立对苏联会有什么好处。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允许美国飞机和船只使用新加坡的军事维修设施，也让驻越南的美国服役人员到新加坡来度假。我反驳说，维修设施是商业性的，谁都可以使用。他有意使用我们的船坞，对过去英国的海军设施虎视眈眈，表示希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大新苏双边关系。
他准备派遣各种船只，包括苏联战舰，到新加坡进行维修。他的外贸部副部长也将访问新加坡，评估两国贸易联系的发展潜能。
我总觉得柯西金是个颇有城府的人。他没提起波德戈尔内主席在莫斯科向我提出的，有关苏联在亚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由于我表现得并不热中，柯西金只说，鉴于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它自然对东南亚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尽管某些国家并不承认苏联作为亚洲人的权利。
苏联外交部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贾丕才全程陪着我，大多数时候，讲话和进行试探的都是他。苏联对我殷勤招待，在从莫斯科到索契的飞机上，他们供应早餐后，又端上了鱼子酱、熏鱼、伏特加和上等白兰地。我说，我受英国人的影响，早上习惯只喝茶，他们就把食物和烈酒拿走。陪同我们的部长说自己也爱品茶，不断列举喝茶的好处。
苏联人在伏尔加格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树立了一座巨大的战争纪念碑，纪念的是为保卫这座城市而英勇献身的人民。我曾经在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当过电讯编辑，所以读过随军记者在1943年和1944年那次漫长战役中所做的报道。纪念碑上壮观的浮雕，反映了当年苏联军队和平民的许多英勇事迹。几乎同样具有纪念意义的是立于列宁格勒（今称圣彼得堡）的纪念碑和陵墓。这是个勇敢、刻苦和坚忍的民族，默默承受着纳粹德国国防军的一切摧残和折磨，伺机扭转劣势，最终反败为胜，把敌军一路赶回柏林的老家。
虽然他们友善殷勤，我和芝却老觉得房里像是装了窃听器似的。在莫斯科的第一个晚上，晚餐过后，芝在贵宾别墅的卧室里说：“奇怪，他们这么注意我，一定以为我很能影响你。对拉贾拉南（我的外长）他们倒不怎么留意。”第二天，东道主立刻把注意力由芝那里转移到拉贾拉南身上。他们的行动如此明显，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根本就是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在窃听我们的谈话。往后几天，我就连在厕所里也老觉得思想受人监视。
1970年以后，除了苏联副外长费柳林在1974年至1980年间曾经4次到新加坡访问之外，我们再也没有高层的接触。我责怪费柳林在连中国都倡议支持东盟的时候，苏联仍然拒绝肯定东盟。苏联怀疑东盟是个反苏亲美的组织。费柳林是个绝顶聪明而且好说话的人，但是他没有决策的权力。我们在1980年4月间后一次见面，当时苏联团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并举兵入侵阿富汗而臭名昭著，费柳林正在极力修复苏联的对外形象。他说，苏联希望同世界其他国家缓和关系，并指出越南领袖最近到东南亚国家的首都访问，标志着苏越都有意寻求和平。越南愿意对如何建立一个和平自由的繁荣圈进行谈判，苏联也支持这个概念，并会竭尽所能维持和平、安全以及互相信任的关系。我很不客气地反驳了他的说法。我认为越南的侵略行动惊动了所有东南亚国家，苏联真要和平的话，早该让越南结束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动。我强调，苏联在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致使东南亚所有旧家都对苏联的意图感到万分不安。
大约同一时候，我们发现新加坡驻苏联使馆的密码翻译员被一名苏联女子引诱，向她泄漏了大使馆的电报内容。不论是友是敌，这大概是他们在所有大使馆内例行的勾当。他们到底要从我们同新加坡大使馆之间的通讯记录中得到什么消息，我非常困惑，因为对我们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根本不想去招惹他们。
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苏联对新加坡的政治宣传开始充满敌意。他们谈到有2500万名华人居住海外，充当中国的代理人，在各个侨居国内组成危险的第五纵队。我提醒费柳林，苏联在新加坡设有大使馆，中国反而没有。
在苏联侵占阿富汗之后，我们加入了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行动，冻结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计划，把所有苏联经济代表团的访问日期延后。我们也不允许他们的军舰和后勤舰艇利用我们民事船坞的维修设施，或者为船只添加燃料。我们也不准飞往印尼的苏联飞机飞越新加坡领空，或者技术性过境停留。
双方关系冻结了将近十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才解冻。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在1990年2月访问新加坡时，他所代表的已是个迥然不同的政府和国家。他不再显露那种超级强国领导人的自信和妄自尊大。他向副总理王鼎昌商借一笔5000万元的贷款来购买新加坡的消费品，我不同意，要王鼎昌别答应他。苏联总理槁到这等地步，得开口向小小的新加坡商借5000万元贷款，可见必定已经耗尽了所有大国提供的信用贷款。苏联所负的国债是毫无价值的。
我把雷日科夫带到全国职工总会经营的平价合作社超级市场参观。当晚在总统府设宴招待他时，对新加坡工友有能力购买他所见的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肉类、水果和蔬菜，他表示诧异。苏联当时正面对食物短缺的问题，才使这个现象益发引他深思。
雷日科夫是个说话温和，友善和蔼的人。他承认苏联在原体制下强行实施的计划经济和采取的孤立政策，造成了破坏。他的政府已经改弦易辙。如今他们看清楚了世界各国相互牵连的密切关系，决定不管国家实行的是什么制度，苏联都要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他邀请我访问苏联。那年9月我去了。这一回在莫斯科机场的欢迎仪式同1970年的大不相同。仪仗队不再是清一色身高1.92米的军人，队员个子高高矮矮参差不齐，乐队队员也身材不一。步伐一致、分毫不差的军事规律和精确性不见了。他们不再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人而煞费心思。
雷日科夫在同我会谈的时候迟到了，频频道歉。他在最高苏维埃耽搁了，苏联经济要过渡到开放市场制度，出现了两套截然林同的建议，他们正忙着寻求折中的办法。雷日科夫对他们的制度完全失去信心，也对要如何转而推行市场经济制度感到访惶。雷日科夫说，他的政府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新加坡，因为他们现在正准备过渡到市场经济，深为新加坡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所吸引。他们也研究许多国家的经验，汲取别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积极因素。我心里想，像苏联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在濒临瓦解的危急时刻，还在谈论怎么向其他国家学习推行市场经济，真是叫人悲哀。
正因为如何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的激烈讨论一个接一个展开，搞得戈尔巴乔夫分身乏术，同我的会晤一挪再挪。苏联礼宾官员对此深感抱歉，我却请我的大使别太担心。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帝国的终结。在这方面我占了优势，因为早在1942年二月日本攻陷新加坡时，我已先看到了大英帝国的衰亡。我终于被带到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他总算摆脱了没完没了的会议，同我会晤半小时。我们以小组形式会面，所有礼节全免了。他只跟他的内阁秘书长和一个通译员一起，而我们这一方只有我和副总理吴作栋以及外长黄根成。
严重的错误要解决这些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举棋不定。
我暗想，他在重整经济以前先实行政治开放是个严重的错误，邓小平的做法则正好相反，明智得多。戈尔巴乔夫说，每个国家都是独特的，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以军事力量支配另一个国家。说这话时他看来镇定、冷静而诚恳。他说，苏联正忙于改革，面对棘手的抉择问题，究竟要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如何抉择，做出抉择之后又该怎么进行。苏联曾在1917年尝试推行改革，结果却不如所料。现在他要试着从头做起。他明白新加坡的改革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开始了，他也很珍惜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
我说，苏联的改革能在那么和平的情况下进行，简直是个奇迹。如果能在没有暴力冲突的情况下和平地度过今后的三五年，他必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我对他不通过军事途径解决问题表示敬意，否则这必将给世界带来灾难。他回答说，任何国家无论处在经济或文化发展的哪一个阶段，都说不上谁是第一等，谁是第二等，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独到之处。
同中国领导人谈起戈尔巴乔夫，发现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他是个超级强国的领袖，却被敌人牵着0鼻子走。敌方媒体称赞他时，他本应提高警惕才是，相反，他却在这时候接受规劝，通过实行“开放”，导致国家最终瓦解，正中敌人下怀。戈尔巴乔夫被自己的人民所唾弃，在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只有不到1％的人投他一票。中国人，不管是领袖0还是普通老百姓，没多少个会同情他。在中国领袖和人民眼中，是戈尔巴乔夫一手瓦解了苏维埃帝国，这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乐于看到的结局。
苏联瓦解对新加坡影响不大，毕竟我们同他们的经济联系并不多。第一次有迹象显示苏联的制度濒临崩溃，是他们的捕鱼船队抵达的时间不定，也没有规律。渔船船长纷纷到其他地方卖鱼，有时在公海上，以支付船员的酬劳以及收费比新加坡船坞低廉的修船厂的修船费。莫斯科的中央集权也守不住了。他们的航空公司“苏联航空”也陷人类似的困境，没有足够的现款偿付飞机的燃油费，还得向新加坡的莫斯科银行乞讨小额现金，才付得起燃油费飞回莫斯科。
尽管混乱的局势不断恶化，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仍然一趟又一趟地满载苏联旅客，前来选购电器用品，东西一过了莫斯科关卡，就能以高出成本好几倍的价格卖出去。对这些搞贸易的个体户来说，新加坡之旅还真是有利可图的一门生意。渐渐地，来的苏联女子比男子还多。坊间流传的说法是，她们仅需自备机票和从机场到酒店的的士费，自有男顾客在酒店里等着为她们提供购买电器用品的一切费用，让她们在短期逗留后带着回国。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是个正人君子，他不同意这种做法，亲自到苏联内政部去，要求当局别再发出护照给这些妇女。但是这些深具生意头脑的年轻苏联女郎还是源源而来。
回想1970年9月到苏联访问，在黑海的度假别墅同柯西金总理会面的情景，当年的苏联领导人意气风发、咄咄逼人，对未来胜券在握、踌躇满志。眼看这么一个控制严密的泱泱大国先是颤动，继而失控，最终瓦解，真叫人瞠目结舌。清朝最后的数十年，中国一定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不同的是俄罗斯仍然拥有一个最强大的威慑力量――核子武器，它能轻易吓阻任何想趁机摧毁它的掠夺者。谁若是以为俄罗斯民族强盛不复，也许都不应该忘了这个民族即使在一个苟延残喘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仍然造就了一批批的核子和太空科学家、国际象棋大师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俄罗斯民族可不会像苏联官僚那样，甘于就此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