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帮助我们策划建立海军，新西兰人训练我们的水兵操作第一艘高速巡逻艇，两年内我们就建立了两支各有三艘船艇的中队。之后，我们进而购买导弹艇。
以色列人不但在传授军事技能方面本领到家，在灌输训练所依据的教条方面也同样称职，他们所采用的方法跟英国人完全相反。英国人早年训练新加坡第一和第二步兵营，采用的办法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训练军官是从排长开始，然后是连长，15到20年后才训练营长和中校。以色列人却一开始便坚持新加坡军官必须向他们学习，并尽快取代他们担任教官。在肯尼迪总统时期，美国一口气便派出了3000到6000名“顾问”，协助吴庭艳政权建立南越的陆军。以色列人只派18名军官到新加坡来。他们执行每一项工作都指定新加坡人跟着学习，从排长、营长到参谋长。
我们挑选了一批有军事和准军事经验的警官、英国时期的前新加坡义勇军军官人伍，他们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来自私人企业界。我们让他们成为全职军官。英国陆军高度重视军事配备的擦洗和步操，以便培养守纪律和服从上级命令的意识，以色列人却着重训练军事技能和激发昂扬的斗志。新加坡武装部队接受检阅和表演步操时所表现的齐整，并非从这些“墨西哥人”那儿学来的，而是从早年主管第一和第二步兵营的英国军官那里学来的。
由埃拉扎里领导的以色列军官开始工作，待我们上钩之后，基德伦便要求我们付出代价：新加坡必须正式承认以色列，两国互派大使。基德伦坚持这两个要求，使我们不胜其烦。我告诉吴庆瑞，这是行不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马来穆斯林同情他们的伊斯兰教兄弟――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我们会激怒他们。哪怕以色列人决定撤退，我们也答应不了。当他们知道这行不通时，特拉维夫来电说他们了解新加坡的处境，还是愿意帮助我们，但是希望我们最终会允许以色列在新加坡设立大使馆。
1967年6月阿以六日战争爆发，以色列设战败，这使我们感到宽慰，否则新加坡武装部队会对以色列教官失去信心。联合国大会就谴责以色列的议案进行辩论期间，吴庆瑞来见我，要求我下令身为外长的拉贾拉南，指示新加坡代表团千万别投票赞成，否则以色列人会离开。拉贾拉南一向支持亚非国家，他全力赞成谴责以色列。
由于未能出席内阁会议，我把自己的立场写了下来：我们非支持一切小国的生存权利不可。所有国际航道，无论是蒂朗海峡还是马六甲海峡，都应该自由通航。
在敌对状态结束时，联合国就应该在维持和平或解决问题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即使新加坡投票支持亚非议案，相信以色列顾问也不至于离开。我主张投票时弃权，内阁赞同我的看法。结果我们在投票时弃权，以色列人也没离开。既然以色列人在新加坡已家喻户晓，我们于是决定让他们在新加坡派驻外交使节团。他们要求设立大使馆，我们决定让他们在1968年10月先设立商务处。1969年5月，新加坡和本地区的马来穆斯林都习惯了以色列在新加坡有官方代表之后，我们允许他们升级为大使馆。
后备军人改名称为了强调后备军人随时可以作战，我们在1994年把名称改为战备军人。他们每年都回营，到原来的单位受训几个星期，并建立情谊。每隔几年，他们就奉派到台湾、泰国、文莱或澳大利亚，参加旅级的野战演习或营级的实弹演习。
大家都认真对待回营训练，雇主也不例外。执行人员和其他雇员每年服务中断几个星期，雇主们得蒙受损失。要真有实效，新加坡武装部队必须动员整个社会参与防卫活动。我们通过“全面防卫”概念，让校长、教师、家长、雇主和社区领袖加入整个支援网络。这么做也提高了大伙儿的士气。
30年来，国民服役对新加坡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已成了我们男性青年的必经之路，也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从而把人们团结起来。我们的年轻人学会了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工作，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所有宗教，从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到基督教和袄教的习俗都受到尊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食物禁忌也受到尊重。无论你的父亲是部长、银行家、专业人士。劳工、的士司机还是小贩，你在军队中的地位都得看个人表现而定。
为使军队中有文武双全的人才，1971年我和吴庆瑞把一些最优秀的学生，引进新加坡武装部队。我们每年挑选几名最优秀的见习军官，颁发新加坡武装部队海外优异奖学金，让他们到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其他大学深造，修读完整的人文学科。理科、工科或专业课程。他们在深造期间领取中尉的薪饷，外加奖学金，能应付在国外留学期间所有的学费、住宿费和其他开支。他们签约，毕业后必须在武装部队服务八年，期间会被派到美国或英国再修读两个课程，往往是三个：先是接受炮兵、装甲或信号的特别训练；其次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中期到美国或英国接受参谋和指挥的特别训练；最后是到美国哈佛或斯坦福之类的一流大学，攻读公共行政或商业行政课程。8年结束后，他们可以选择留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或调到公共服务部门担任公务员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加入法定机构或转到私人机构。他们每年必须回营，参加两三个星期的国民服役训练。这个计划是我建议，吴庆瑞修改的。
通过这个计划，我们把一些最聪明的学生引进了新加坡武装部队。
要不是我们每年从最杰出的学生当中约吸收十人，新加坡武装部队就会缺乏精英，有再多再好的军事硬件配备也没能充分利用。
早期几批的素质都让人放心。到1995年，四名武装部队前奖学金得主都升到高层，之后踏入政坛，当上部长，他们是我的儿子李显龙准将，以及杨荣文准将、林勋强中校和张志贤准将。
新加坡幅员小，大大限制了武装部队的发展。随着我们的阵容越来越大，要部署一个旅以及后来的一个师的兵员，我们就必须有海外的训练场地。1975年，我冲破了障碍，蒋经国允许我们的步兵、装甲人员和炮兵到台湾受训。我们也在台湾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德国的一名退休将军西格弗里德。舒尔茨，在这些演习中陪同我们的高级军官展开临场训练，亲自给他们战斗策略上的指导。
空军方面，在70年代末期，马科斯总统和美国国防部允准新加坡空军部队，利用克拉克空军基地的美军训练设施。美军在叨年代离开克拉克基地后，我们就把训练地点改到澳大利亚和美国。我们要解决问题，得别出心裁，不能沿用老方法。
由于武器系统不断采用新科技，尤其是资讯科技，因此，一个国家的防卫能力必须不断地提升。这需要稳健的经济做后盾，以便有能力购买新式武器，并聘用受过高深教育和受过训练的人才，由他们把各种武器纳人一个系统，同时有效地进行操控。
拥有可靠的防卫能力，可以减低他国采取养撞的政治行动的危险。每当马来西亚领袖对我们不满时，他们总会通过报刊恫言要切断水供。
1990年，我卸下总理一职。国际防卫刊物《军事科技》写道：“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根本没有任何武装部队来保卫它。到了1990年，新加坡武装部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受尊重和专业的部队，它有现代化的防卫系统，有能力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那个时候起，新加坡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和备战状态，不断得到《简氏年鉴》和《亚太防务报道者》等防务期刊的高度评价。
1966年5月，我飞往伦敦希望能争取到首相威尔逊的保证：英军会在坡多留几年――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能有今天。
3、英军撤退
……英国一手承担本区域安全的时代结束了，今后维护安全的责任须由我们自己挑起。然而安全并不是我们唯一关注的问题。我们必须能养活自己，说服投资者把资金投在新加坡，设立制造厂和从事其他生意。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少了英军庇护和没有腹地的情况下生存下去。
1966年10月，我和吴庆瑞在伦敦要求希利卖给新加坡一中队的霍克猎人型战斗机，他摇着手指问我们到底有什么意图。他说英军会照顾我们。离开伦敦的时候，我们消除了疑虑，皇家空军将会留驻新加坡。
我们很需要英国驻军带来的信心。如果他们在我们还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土时突然撤离，我们恐怕难以生存。他们的留驻给人们带来安全感。没有这种安全感，我们便无法争取到外国的投资，更谈不上输出我们的货品和服务了。争取外国投资是我们能够制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以吸收我们的离校生和防止大批人失业的惟一方法。早在同年1月，我跟英国首相威尔逊就在拉各斯举行的紧急共和联邦总理会议上，讨论了在新加坡英军的前途，那次会议是为了商谈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问题而旧开的。威尔逊告诉我，他可能要调走驻守马来西亚的5万名英军之中的2.5万人。虽然他说他还没做出任何决定，但是这番话显示他正在减少驻军。
为了更了解英国的意向，1966年4月，我到伦敦去跟他们讨论防务计划。我发现，在工党、保守党以及在英国最著名的主笔和评论员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这使我感到不安。希利（在英国报界支持下）说，内阁里有人极力主张迅速分阶段撤退，带头的是地位仅次于威尔逊的第二号人物乔治。布朗。《新政治家》周刊主编保罗。约翰逊甚至透露了撤军日期，那就是1968年。这个主张极易争取到工党和工党议员的支持。保守党前部长，现任影子内阁财政与经济事务部长的伊恩。麦克劳德告诉我，党内有许多“欧洲人”（主张英国同欧洲结成一体者）渴望撤军。
我相信威尔逊已经做了承诺，至少在任期内会让英军继续留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美国必定提出了交换的条件，要求英军留下来。一些友好国家的大使告诉我，美国正在协助英国支持英镑的币值，条件是英军继续留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美国大有理由希望英军继续留下来。到1966年1月，派到南越的美军人数达到了15万名，美国空军正在轰炸选定的北越目标。后来，布朗向我证实，有关的条件是美国扶持当时估值过高并且面对压力的英镑。
希利才智过人国防部长希利是继威尔逊之后我必须会见的一位最重要的领袖。
我很欣赏这个人。他有过人的才智，有如电脑那样，当你给他更多资料时，他就会源源不断地提出新的解决方案，随时可以放弃自己原先的基本立场。他能言善道，头脑灵活，很诙谐，有很多有趣和我想多了解一点的人物的有用传闻，同他共进晚餐的人都会感到很惬意。但是，他对人的评断往往也很人骨。有一回谈起一位共和联邦国家的总理，他边指着自己额头两端边说道：“他从这里到这里都是木头。”
他向我介绍了工党每个部长的立场。他说，英国政府要把远东驻军维持到70年代是可能的，不过会相当困难。在内阁中，多数部长主张今后五年内分阶段撤退，只有威尔逊、斯图尔特和他本人――“一个很难应付的组合”，盼望在今后十年内，继续在苏伊士运河以东驻军。我见过外长斯图尔特，发觉他为人稳健可靠。
希利说，工党内部有一派强烈主张英军完全撤退，不再承担海外的义务。驻扎在远东的英军与其说是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工具，不如说是成了区域政府互相争吵时可以利用的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希利警告说，英国的远东军事政策可能改变，甚至会在现任工党政府任期内就改变。英军驻扎期限不定，一直使我担心我离开伦敦不久，工党便向威尔逊施加压力，要求削减海外的防务负担。在1966年6月举行的工党国会议员会议上，威尔逊不得不力图打动会众的社会主义情感：“坦白说，只需要考虑自己的话，我们将乐于尽快离开新加坡。然而我们不能像在亚丁那样说，当地政府和当地人民不需要我们。作为跟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人同样优秀的左派民主社会党人，李光耀肯定要我们留在那里。让我们记住，在共产党人渴望控制的东南亚，他在这个地区的政治斗争和他本人的选举斗争中，显示出跟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巨大勇气。
“按照我们对民主社会主义政府的了解，我们所认识的新加坡政府是东南亚惟一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府。
“他的社会记录，例如建屋计划，是最先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过去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比拟的。”布朗主张撤离东南亚离开伦敦后，我到斯德哥尔摩出席社会主义国际大会，同英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党领袖交流。我跟布朗共进午餐。他直率地说，他主张撤离东南亚，越快越好。他承认自己属于少数，却准备坚持到底。他说，威尔逊和希利颇能体恤我和新加坡政府的处境，他却对以此为借口留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感到十分厌恶。在1965年10月发表的防务报告中，他主张明确地宣布撤军，表决的时候却被挫败。我争辩说，如果他们真的撤军，美国当时就不会支持英镑，这将造成英镑的贬值，工党会在第二次选举中失败。他不满地嘟嚷说，长远来看，约翰逊一威尔逊协议对英国没有好处。
1966年7月，希利访问新加坡，告诉我驻新马的英军人数将削减到对抗之前的水平。他到过吉隆坡。他正经八百地说，他告诉了报界，吉隆坡没有反英情绪，英国之所以没有援助马来西亚，除了因为英国遭遇经济困难之外，并没有其他原因。
他眨眨眼睛说，马来西亚人发现，他们所谓马来西亚的“憎恨英国月”造成了坏印象，收到了反效果。马来西亚领袖气恼英国媒体批评他们的种族主义和语文政策，因此对英国人板起面孔。到他抵达的时候，已是“热爱英国月”。他心情愉快，态度温和，叫人安心。有些时候，我觉得英国将能继续逗留十年，直到进入70年代。
有些时候，我又感到威尔逊和希利时日无多。英国工党国会议员当时都是极力主张削减海外防务开支，把资源集中到英国本土的。
1967年4月22日，希利第二次访问新加坡。他表明到70年代末期英国将撤离亚洲大陆。我促请英国设法让人们对本地区的安全保持信心，不应有突如其来的变化。
希利表明，撤军决定是基于经济的考虑，不是基于军事，因怕不大可能改变。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英国的财政问题。人们担心英国会被卷人“越南式”的战争，越南的流血把英国人民吓坏了。
在两天后的第二次会谈中，他谈到将向新加坡提供大量的援助，设法减轻新加坡蒙受的打击。无论如何，他谈的是削减驻军而不是完全撤退。他认识到信心因素的重要性，会设法在这个问题上劝说他的同僚，但是他必须为英国防务订下长期的计划，而要零敲碎打地进行是不可能的。他问起新加坡对军港船坞有什么计划。我告诉他，新加坡准备让斯旺与亨特公司（英国一家造船公司）接管船坞，作为民事用途。我已经计划让它接管新加坡的发巴民用船坞，以便熟悉情况。
澳大利亚总理霍尔特和新西兰总理霍利约克都拍来电报警告说，英国正在考虑大量削减驻军，这将导致现有的共和联邦防务安排架构脱节和解体。
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军司令并未预料会提前撤军。在希利访问之后一个月，5月间我和吴庆瑞跟英国远东总司令卡弗爵士共进工作晚餐。卡弗今我们宽心。他说，新加坡国防部队扮演的主要角色，应该是防止由国内外策动的政变。万一出现持久的敌对行动，新加坡必须依靠盟友。卡弗的态度使我心安，他预计英军会在新加坡逗留一段时期。
但是为了预防他的政治主人想法不一样，或是受到压力采取不可思议的行动，5月26日我写信告诉威尔逊说，任何谈论“大量援助”的话都是不祥之兆。当人们知道英国决定在70年代中期撤退后，信心就会大受打击。跟这个严重的风险相比，经济失调的风险是次要的。威尔逊回信安慰我，并邀我到伦敦进行初步的会谈。
1967年6月，我和吴庆瑞在伦敦会见希利。他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清单，列明到1968年3月31日为止削减英军的安排，以及从1968到1971年撤退的情形。1971年以后，英国将在东南亚保留一支两栖作战部队作为“巡逻警察”。
有关经济影响的讨论由吴庆瑞负责。像我一样，他对安全问题比对英军撤离所将造成的经济影响更操心。我们两人都认为，如果安全有保障，人民的信心不动摇，我们总能想个办法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我向来自海外发展部，处理过英军撤离马耳他有关问题的一名官员提了一个问题：放弃的军用机场能不能转为民事用途。他说，按照英国的经验，放弃的军用机场不是改为农业用途，就是在少数情况下用来发展轻工业。我认为，在新加坡这样做根本没有前途。于是我说，在英军放弃登加机场、实里达机场和樟宜机场之前，应该尽早让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局派人前往视察，以确定它们未来的用途。他将修改条例。以便把它们交给新加坡作为培训和他用。
我们深信自己有能力在70年代中期解决新加坡地面对的问题。我还能要求什么呢？
斯旺与亨特公司已经让买三巴旺海军船坞发展前景美好，英国海军部、斯旺与了特和新加坡政府二方可组成委员会，策划如何把它改做商业用途。
同一天下午，我在下议院向工党后座议员发表演讲。我说，亚非局面已经迅速改变了，尼赫鲁已不在人世，苏加诺名誉扫地，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越南南方有50万美军。白人控制亚洲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些亚洲国家坚持必须以亚洲的方式解决亚洲的问题，也就是说，亚洲的大国能解决它们同小国之间的问题。小国有权要求它们的西方朋友协助纠正这种不平衡的状态。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设法说服威尔逊的部长们。当时担任财长的是卡拉汉，过去15年来我跟他有过几次晤谈。跟他的会面从原定的半小时延长到一个半小时。每次表决的铃声响起，他都到议事厅里去投票，却叫我留下来等他。最后他说：“我原本主张定下英军应该离开的日期，但是我会再仔细想一想你的话，现在暂时不做决定。”接着他促请我去见当时的内政部长詹金斯。詹金斯静静地听我把话说完，然后表示他会支持不定下英军撤离的日期，但是英国一定要在1975年撤离。
在所有部长当中，最反对我的就是当时的国会领袖克罗斯曼。在同他会面的整整一个小时里，他带着戏弄的语气斥责我误导和欺骗他的同僚们支持留在苏伊士运河以东。他刻意粗暴无礼，为的是要吓唬我。他一直都主张英国在1970年之前撤退。
他和同一阵线的议员们致力争取更多的养老金、更低的房屋贷款利率以及更多的支持选票。在激动之下，他脱口而出说：“你大可以不理会我，因为就目前来说我在内阁中属于少数，但我已开始赢得党员的支持，他们越来越认同我的看法。”
我们的最高专员n 拉惹当时也在场，他认为我提出的论点加强了那些要英军驻留的人士的立场，所以克罗斯曼才发那么大的脾气。
我认为这回新加坡不成问题，却不能保证英镑不会再受到冲击，导致英国内阁情绪低落，以致进行另一轮的防务检讨。
约翰逊总统的文件显示，1967年6月他曾经在华盛顿促＃威尔逊“别采取任何违反英国和美国利益。违反亚洲自由国家利益的步骤”。但是约翰逊没像他的助手在开会前问他主张的那样极力要求威尔逊避免这样做。早在1965年12月，约翰逊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经书面向约翰逊提出，美国对在远东地区驻军和承担义务的重视程度。
一个月后于1967年7月刊行的英国防务白皮书，宣布英国有意在1970／71年把东南亚的驻军削减一半，到70年代中期完全撤走。澳大利亚总理霍尔特感到沮丧。
他写信告诉威尔逊并让防知道：“我们认为英国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要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它在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大大减轻英国已经承担了多年的国际责任。”
澳大利亚人现在必须“重新考虑整个形势”。我会想到猫头鹰。观察越南局势的人必定认为形势凶险不祥，这样的局面原来并不是非发展到这个地步不可的。要表明立场的话，越南也许不是最明智的地方，它也不是在亚洲表明立场的最稳妥的地点。
但是越南人和美国人已经做出重大的流血牺牲。“对这些反对越战的听众来说，我只能点到这里为止，暗示要是美军撤退，会对东南亚其他地方产生严重的影响。
只不过在六个星期后，1967年u 月18日星期日这一天，吴庆瑞突然接到财长卡拉汉拍来的电报，通知说英国把英镑贬值，从1英镑兑2.80美元贬到兑2.40美元。
想必他也拍发了类似的电报给所有的共和联邦财政部长。这意味着我们存放在伦敦的英镑储备，损失了14.3％。自从1964年工党政府上台后不久，英镑便一直受到抛售的压力，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储备移走。英国的军队在保卫我们应付印尼的对抗，我们不想被人怪罪说，我们促使英镑的币值下跌。同一天傍晚，威尔逊发表电视广播说：“现在我们对自己负责，这意味着最先考虑英国的利益。”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可是，11月27日希利在国会的讲话却叫人放心。他说：“相信整个政府都抱着跟我相同的看法，那就是，在削减防务开支时，我们尤其必须对我国的部队和盟友保持信用，决不能改变7月的决定……所以财长才在上星期一说，削减防务开支的行动必须在今夏宣布的防务政策架构内进行。让我告诉财长阁下，削减防务开支并不意味着会加速撤军或加速重新部署我国的军队。”
我写信给希利，感谢他做出保证。可是我错了，希利代表不了政府。威尔逊首相一心要挽救他的政府，他说要“最先考虑英国的利益”是当真的。威尔逊也说，“不能把任何开支领域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于是我在12月18日写信给威尔逊，追述新加坡政府忠诚地支持英镑，结果在这次贬值行动中损失了1.57亿元，其中货币局损失60万元，新加坡政府6500万元，法定机构2300万元。信末我写道：“我不愿相信暂时的困难会使我们怀疑彼此的诚心善意和不再互相信任，我将信守在斯卡伯勒的承诺。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最后一批英军在70年代中期离开基地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们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但这是很渺茫的希望。威尔逊正陷入他领导的政府所遇到的第一次严重的危机之中，没时间拯救朋友和盟邦，哪怕他们忠心耿耿。
他没有回信，却派共和联邦关系部长乔治。汤姆森于1968年1月9日来见我。
汤姆森满怀歉意，进行辩解。英镑贬值使英国政府有机会一劳永逸地扭转经济。削减防务开支意味着，英国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和它的长期防务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
英军将留在欧洲，不过它的能力也可用以协助欧洲以外的盟友。我问起希利所说的在新加坡的两栖作战能力。有关计划会取消，1971年以后海军不会驻扎在东南亚。
我问，在1971年之前撤退的决定有多坚决？汤姆森说很坚决，虽然他们会考虑共和联邦伙伴的看法。汤姆森的态度文雅友善，他很同情我们。威尔逊付托给他的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为了减轻打击，威尔逊邀我到英国首相别邸契克斯别墅会谈。
对于曾经郑重做出的保证，英国全然不放在心上，我感到失望和愤怒。我说，我们也可以最优先考虑新加坡的利益，通过从伦敦提出英镑储备的方式保护新加坡的储备。尽管如此，我决定到伦敦走一趟，在契克斯别墅会见威尔逊。
后来，威尔逊把会谈地点改到唐宁街10号，日期是一个星期天。下午5点30分当我抵达的时候，他的三位高级部长希利（国防）、布朗（外交）和汤姆森（共和联邦关系）已经在场。威尔逊说，内阁已经同意，在我会见他之前不做最后的决定。
这使事情还有点希望。
我说，宣布提前到1971年把所有英军从亚洲大陆撤出，将会动摇投资者，特别是香港投资者的信心，使他们转到更远的地方去。为了恢复信心，新加坡必须花费大笔军备开支，建立确实有效的国防力量。我指出，英国武装部队在新加坡有价值不菲的房地产，那就是住房和营房，总值超过5500万英镑。撤军分三年进行的话，在公开市场可能卖不到一半的价钱。
威尔逊强调说，一年前希利在新加坡已经告诉我，撤军的决定是基于经济理由，改变不了。对1971年3月这个期限的决定，内阁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在场的部长代表了内阁的意见。他渴望讨论援助的问题，因为援助能真正了解新加坡的经济问题。我表示，我关心的主要是安全问题，因为没有安全就没有投资，新加坡对投资的需要比对援助的需要大得多。
后来威尔逊让希利来提出提前撤军的论点，自己则坐下来抽烟斗，摆出同情的姿态。从威尔逊的身势语言看来，我知道要他遵照原来的保证，把撤军延迟到70年代中期，已是不可能的事。
所有的英国部长都同情我的处境，对我最表支持的是外长布朗。记得1966年跟他在斯德哥尔摩社会主义国际大会上会面时，他极力主张英军撤出新加坡，如今他主动问我需要多少时间，叫我喜出望外。我提出了1973年3月31日这个日期。多年之后布朗告诉我，美国约翰逊总统相信在越南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时候，美军取代不了在阿拉伯海湾和新加坡的英军，而英国在政治上的贡献是非常宝贵的。
晚上七点左右，取代卡拉汉的新财长詹金斯到了。他提出了一个性质相似的课题，那就是：新加坡的经济情况跟本地区其他国家不同，还算不错，英国的情形却相当严重。他引用英国和新加坡的储备数字，说明英国的人均储备比新加坡少。他批评新加坡政府把财政盈余投资在别的地方，而且没有通知英国政府。他采取的是进攻的姿态。新加坡从没提取任何英镑储备，却从未保证财政盈余要以英镑储存。
我们并未尽力帮助英国，因此现在不能指望受到特别的考虑。这点他占了上风。
我们一边用晚餐一边谈，无节制地喝着詹金斯喜爱的法国红酒，不断重复着各自的论点。经过五个半小时，讨论在晚上10点50分结束。威尔逊总结了谈判结果。
英国政府同意必须协助维持人们对新加坡的信心，却强调除非跟其他共和联邦国家建立范围更广的区域防务协议架构，否则新加坡不可能有永久的安全保障。在进一步详细探讨这种安排的可能性之前，新加坡最好不要就购买军事配备的事情迅速做出决定。英国政府将在不背离英国的最重要目标（到1971年全面撤军）的前提下，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协助新加坡维持安全。他希望新加坡政府充分考虑英国的忠告。
第二天，也就是1968年1月15日星期一，希利在下议院宣布，驻扎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英军将在1971年撤走，却把最后撤退的日期从1971年3月挪后到1971年12月。九个月的差别意义重大，因为英国大选必须在1971年12月之前举行。换句话说，他们决定了，撤退的最后日期要么由新的工党政府确认，要么由保守党政府推迟。
我应该对工党的这种让步感到满意。报道希利讲话的防务通讯员指出，希利留下了这个回旋的余地。我的伦敦之行没白跑。
但是威尔逊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辩论过程中，他引用了吉卜林《退场》的诗句：“我们的海军威名已陨，沙丘和海角炮火消沉。
看哪，往日的盛况，全跟尼尼微和蒂尔一样湮没无闻。“
在1968年1月的那五天里，我在伦敦尽力争取延长英军的驻留期限。除了跟威尔逊讨论之外，我也游说保守党领袖，主要是跟希思、莫德林和麦克劳德谈。他们非常同情新加坡的处境，也支持新加坡的立场，如果掌权的话，他们愿意驻留更长的时间，不提出撤退的日期。这就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英国的电视台和报刊大量报道了我的消息。我诉诸情理，而不是宣泄愤懑，这牵动了英国人民的心，使他们觉得双方长久和有利的关系，不应该草草结束，从而损害到新加坡的前途。我尽量保持镇静自若。在我之前飞回国的吴庆瑞，却在新加坡机场对媒体大发牢骚：
“工党出尔反尔……我认为这是背信弃义的不光彩的行径。”
我认为发脾气不管用。我的其他同僚，像拉贾拉南、杜进才。韩瑞生等人都大失所望，而且担心新加坡的安全和经济会因而蒙受不良的影响。但是他们没有责骂英国人。气话会惹恼英国的部长，也会激怒驻新加坡的英军司令，他们毕竟是忠于国家的英国人。我需要英国方面的善意和合作，以便尽量减少撤军过程的摩擦，加强善意，以免发生像法国人在60年代对付几内亚（西非）一样的事情。法军在离开时，把军事工场的设备都拆个精光。
事态的突然发展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压力。经济问题会增加，失业人数也会增加。
由于需要建立一支空军部队，我们的防务问题已经变得更艰巨。如何从零开始建立空军部队，到1971年底有一中队的战斗机能够作战？为了购买霍克猎人型战斗机，我们第二次跟希利见面，这次他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表示会协助我们加强操作战斗机的能力。这和不到两年前的1966年10月，我们第一次向他提出时的反应截然不同。
当时，他对我们摇指头，指我们心怀不轨。
对于新加坡的前途，英国媒体都很同情，但却表示悲观。没了英国军队的开销，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20％左右，而少了英军的防卫，新加坡的未来发发可危。《每日镜报》报系主席塞西尔。金出席了我在1月返回新加坡之后的记者会，他告诉我的新闻秘书阿历佐西说他全心全意支持我，但是情况看来无望。失业率高加上英军撤退后没有安全感，新加坡的经济必定会走下坡。对新加坡前景抱着悲观态度的，不只塞西尔。金一人。
为填补英马联防协议终止所形成的真空；英国提议建立以咨询为主而没有约束力和防务义务的五国联防系统。我知道澳大利亚人的顾虑，印尼可能会误以为五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要联手对付他们。1968年2月，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哈斯勒克在新加坡告诉我，澳大利亚会一直维持原来的军力直到1971年底，之后他的政府就难以做出任何保证。换句话说，他们有可能会跟英国一起撤退。我强调，有必要让每个人都清楚认识到，西方盟国无意在1971年以后在这个地带留下军力真空，而任由苏联或中国或任何人来填上。哈斯勒克强调，澳大利亚在策划防务安排时的一个基本考虑因素就是新马合作关系。对此，我促请他放心，因为马来西亚遭受任何侵略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威胁。但与此同时，我鼓励他向马来西亚表明，它跟澳大利亚签署任何双边协议时都不应把新加坡排除在外。我向他追述，1967年12月敦拉扎克和我虽然乘搭同一班机前往墨尔本出席霍尔特总理的追悼会，但在整个旅途中他却完全当我不存在。后来敦拉扎克向在约翰。戈顿接任之前担任澳大利亚代总理的副总理麦尤恩提出想要签订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双边协议，被后者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于是，敦拉扎克立即变得和气通达，在飞机上花了三个小时跟我讨论了马来西亚的国防与安全问题。从此以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防务上的双边关系便大大地改善了。
实际上，敦拉扎克在1968年3月告诉林金山和吴庆瑞，我们两国的安全问题是分不开的，而马来西亚也负担不起巨大的军事开支。他认为，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最容易被偷袭，所以应该着重加强空防能力，拥有长海岸线的马来西亚则应该集中发展海军力量。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相辅相成，互补不足。他说：“我们代表两个不同的领土，双方是平等对话。可以达成协议的，我们就携手合作。谈不拢的，就暂搁一旁。”
1969年5月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事件，接着马来西亚国会中止后不久，敦拉扎克代表马来西亚到堪培拉出席五国联防总理会议，以讨论英军在1971年撤走之后的防务安排。会议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常任秘书通知我们戈顿总理不会出席会议。负责外交事务的常任秘书在私下会谈中对我说，戈顿怀疑马来西亚政府有能力控制当时的局面，并认为更多的种族麻烦会接踵而来，而新加坡将会被“卷人”这场争端之中。戈顿对马来西亚已完全失去信心，他不愿意跟马来西亚有任何的防务合作。
英国人要撤出本区域已使澳大利亚人非常不快，他们不要再负起防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责任。戈顿预见要是澳大利亚再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做出新的防务承诺，大祸就会临头，他担心选民会有不良的反应。
然而戈顿却在最后一刻出现为会议主持开幕式，但是在致词后就离席。他强调有必要维持本地区的种族和谐，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有必要表明两国的防务是不可分割的。敦拉扎克和在场的马来西亚官员的脸部表情显示他们极度沮丧。
当晚，我到敦拉扎克的酒店客房跟他会谈。我决定把歧见抛在一旁，全力支持他所争取的，即1971年以后，五国联防防务安排的司令官应对五国联防的代表负责，而不是如澳大利亚所提议的，只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负责。敦拉扎克顿时振作起来。
会议接近尾声时，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弗里斯澄清说，如果马来西亚遭受攻击，他们可以派遣澳大利亚军队到东马或西马去。
英国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保守党大表震惊。197年1月，希思以英国反对党领袖的身分访问新加坡。在我的安排下，他跟所有主要部长会谈，以便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政治现状、社会怕况以及建立防卫兵力的进展，有个全面的概念。我同时也请皇家空军派出一架直升机，载他到空中观赏新加坡的景色。这使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诉报界，他将“制止”工党推行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的计划。他说：“英军撤退后再回来的问题根本不存在。问题是英军仍然留在这里，保守党政府一上台，将制止撤军行动。”他还补充说，他“对这个小岛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成就都建立在对未来具备信心以及整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上”。我希望英军司令注意到这句话，不要急于把军队撤走。
五个月后，1970年6月，希思领导的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他本人出任首相。
希思的国防部长卡林顿勋爵在同一个月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宣布英军将依照原定计划撤走。不过英国将在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平等的基础上，在新加坡保留一些军队。
他私下告诉我，英国不会留下任何中队的战斗机或运输机，只留下四架宁录型侦察机、一小队大旋风型直升机和一营军队驻扎在义顺军营。此外，在整个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地区，将部署五艘快速舰／驱逐舰。至于英马联防协定将由“协商性质的政治承诺”取代。很显然地，英国希望以伙伴的身分，“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五国联防，而不是以领袖自居。
1971年4月中，五国总理在伦敦会聚，敲定取代英马联防协定的政治安排。其中关键性的字句是：“今后马来西亚或新加坡若遭受外国策动或支持的武装攻击或威胁，有关政府将立即聚首会商，以决定采取什么共同或个别的措施应付这种攻击或威胁。”“立即会商”总比完全不会商好。
1971年9月五日，五国联合空防系统建立起来。同年10月31日英马联防协定由五国联防协议取代。英国一手承担本区域安全的时代结束了，今后维护安全的责任须由我们自己挑起。
然而安全并不是我们惟一关注的问题。我们必须能养活自己，说服投资者把资金投在新加坡，设立制造厂和从事其他生意。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少了英军庇护和没有腹地的情况下生存下去。
4、绝处求生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囹。
1965年独立后几个月，一位奉派前来协助新加坡的印度政府经济策划官员，交给我一份厚厚的报告书。我看了看摘要，在确定他的计划是以新马建立共同市场为基础之后，便向他道谢，然后把报告书束之高阁。他不了解，当初新马尚未分家时，马来西亚尚且不愿意跟我们建立共同市场，现在我们独立了，机会更加渺茫。我们原本扮演英帝国在东南亚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中心的角色，如今这个角色被剥夺了。
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新腹地，并且跟这个腹地保持联系，否则前途将是很暗淡的。
在这之前几个星期，我见过我们的荷兰籍经济顾问阿尔贝特。温斯敏博士。他描绘的局面严峻暗淡，却并非绝望。由于印尼的对抗，失业人数上升了。没有新马共同市场，跟印尼又没有贸易往来，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到1966年底，失业率预计将超过14％，这意味着新加坡社会可能出现动乱。他说：“新加坡正走在刀刃上。”他建议同马来西亚签署共同市场协议（那是行不通的），并以物物交换方式恢复同印尼的贸易。他也建议我们设法争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同意，让新加坡的制成品以比较优惠的条件输人它们的市场。
196年，温斯敏首次率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个调查团，到新加坡来指导新加坡实现工业化。记得他在1961年向我提呈第一份报告的时候，给新加坡的成功定下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消灭共产党人，有他们在就无法有经济发展；第二、不要拆除莱佛士的塑像。1961年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势力正膨胀到了极点，天天都在设法摧毁人民行动党政府，在这一种时刻告诉我应该把共产党人消灭，对这个荒谬之至的简单解决办法，我不禁哑然失笑。保留莱佛士的塑像倒不难。我和我的同僚无意改写历史，无意重新为街道和建筑物命名，或是让自己的面貌出现在邮票和钞票上，名垂千古。温斯敏说，我们需要大规模地获取欧美的科技、管理、企业和市场知识。
投资者想看看新加坡的社会主义新政府将会如何处置莱佛士的塑像。把它留下将被视为一种象征，显示公众接受了英国的遗产，这样做可能产生正面的影响。我过去不曾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却乐于让这座有纪念意义的塑像留下来，因为莱佛士是现代新加坡的创建者。要是莱佛士1819年没有到这里来建立贸易站的话，我的曾祖父就不会从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大埔县移民到新加坡来。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商业中心，让他和成千上万个像他那样的人，有机会过比国内好的生活。随着清朝的没落解体，他们的家乡正在经历一场大动乱。
1965年，我们同样面对暗淡无比的前景，以致我得指示当时的财政部长林金山派遣贸易代表团，怀着“也许还能招到一点生意”的渺茫希望到非洲访问。代表团由新加坡四个商会和厂商公会的成员组成，他们访问了东非和西非多个国家，做成的生意却不多。
我们从1959年第一次执政以来，便尽力解决失业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的内阁同僚们都知道，要生存的惟一的办法是推行工业化。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已经到达顶限，往后会进一步式微。印尼仍然跟我们对抗，马来西亚决意避开新加坡。我们想方设法，愿意尝试任何切实可行的点子，只要能制造就业机会，我们不必负债过日子就行。一位饮料制造商向我建议推动旅游业。这种行业属于劳工密集型，需要厨师、女佣、侍应生、洗衣工人、干洗工人、导游、司机和制造纪念品的手工艺人，最理想的是发展这个行业所需的资金很少。我们设立了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并委任电影业巨子邵氏兄弟公司老板邵仁枚为主席。邵仁枚是最适合担任这个职位的人选。他出身于电影界和娱乐界，对视听娱乐项目的包装和宣传了如指掌，对如何让游客在陌生的地方享受乐趣也知之甚详。他请人设计了一个狮身美人鱼鱼尾的标志，称为“鱼尾狮”。标志用混凝土制成，矗立在新加坡河口，由我主持了启用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