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同美国打交道
对美国人，我感受复杂。我欣赏他们凡事“可以为之”的态度，却同意那个时期英国统治集团的看法，认为美国人聪明却莽撞，拥有丰富的资源却不懂得善加利用。解决问题并非光有钱财就行。许多美国领导人总以为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之间千百年来存在的仇恨、敌对和冲突，有钱有财自然能够迎刃而解。
1965年8月底，新马分家创伤未平，我又得突然面对一个个人问题。芝的健康出了问题，需要动手术。她的医生，妇科专家薛尔斯，推荐了这个领域中一位最优秀的美国专科医生。我设法要把这位医生请来，却说不动他。他要到瑞士办点事，要求芝到那儿去。我向美国总领事求助，通过他要求美国政府帮忙。他们不置可否，不是帮不上忙，就是不愿帮忙。我找英国人，要求薛尔斯推荐的一位最出色的英国专科医生飞来新加坡，这位医生立刻答应飞过来，对我在没法离开新加坡的情况下，不想让芝独自到外国求医表示体谅。这件事加强了我的直觉，总觉得自己很难跟美国政府合作，我对美国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英国人的了解来得深。
我感觉愤怒，情绪紧张。几天后，在电视上接受外国通讯员的访问时，我猛烈炮轰美国人。对美国政府不愿意协助说服国内的专科医生到新加坡来，为我至亲的人提供治疗，我表示不满，并第一次公开披露4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怎么派遣特务企图贿赂收买新加坡政治部的一名官员。
事发时是1961年。中央情报局答应给这名官员非常优厚的薪酬，保证万一他的行动被揭露或者惹上麻烦时，当局会把他和家人弄到美国去，他的前途会得到保障。
整套建议是如此吸引人，叫这名官员足足想了3天，才决定必须向上司柯里顿禀报。
柯里顿马上向我报告，我下令设下圈套。他们照我的话去做，结果把3名美国人逮捕归案。事发时3名美国人聚集在柑林路一间公寓内，正准备用测谎器测试该名政治部官员是否诚实，就在这个时候被逮个正着。其中一人是驻新加坡的美国领事馆人员，声称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另外两人都是中央情报局官员，一人派驻曼谷，一人派驻吉隆坡。我们搜集到的证据足以判两人12年徒刑。美国总领事完全不知情，在事后引咎辞职。
在同吴庆瑞、杜进才、拉贾拉南和王邦文讨论后，我通过英国专员薛尔克勋爵告诉美国政府，如果美国肯付1亿美元给新加坡政府供经济发展之用，新加坡愿意释放肇事者，也不会把他们的愚蠢行径公之于世。美方提出付给100万美元，对象却不是新加坡政府，而是人民行动党。这种严重的侮辱令人难以置信。美国人太习惯于在越南和其他地方收买和出卖太多的领袖了，以致他们以为这个方法到处都行得通。我们在1961年4月的一个晚上逮捕了这3名美国人之后，不得不释放享有外交豁免权的那一个；对其余两人，我们在紧急法令下发出了为期一年的扣押令。在薛尔克勋爵再三敦促下，我们在一个月后把他们放了，警告他们不得再犯。我们希望这番警告会受到重视，却怕说了也等于白说。
1965年我把整个事件和盘托出之后，美国国务院立即否认企图买通间谍的行动，并对我发表的谈话表示震惊，认为这是“不幸的，对事情毫无帮助，中了印尼人的诡计”。我回答说。“美国人愚蠢地否认了无可争辩的事实”，并且公开了事情的始末和洋情，同时发表了一封1961年4月15日由迪安。腊斯克亲笔签名的来函：总理阁下：获悉贵国政府发现美国政府的某些官员在新加坡从事不正当的活动，我感到非常痛心。我要让阁下知道，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因这次不幸事件而受损，令我万分遗憾。新政府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准备检讨这些官员的行为，采取适当的纪律处分。
腊斯克谨启我在1961年对美国和美国人的态度，在发给柯里顿的指示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彻查这件事，任何方面都不放过，追根究底不能罢休。但是时刻牢记，我们不是在跟敌人周旋，而是在处理朋友的该死的愚蠢行为。”
除了对不肯帮忙的美国人发泄怒气之外，1965年8月我愤而揭发有关事件，目的也在于向西方发出信号：如果英国撤出，新加坡也不会有美军基地，却会“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作”。我要英国人继续留在新加坡。我担心新马突然分家后，一旦印尼结束对抗，英国会选择撤军。
对美国人，我感受复杂。我欣赏他们凡事“可以为之”的态度，却同意那个时期英国统治集团的看法，认为美国人聪明却莽撞，拥有丰富的资源却不懂得善加利用。解决问题并非光有钱财就行。许多美国领导人总以为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之间千百年来存在的仇恨、敌对和冲突，有钱有财自然能够迎刃而解。（一些领袖现在还是这么想的，所以才会想方设法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建立和平、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
美国人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方法，始终没给我留下好印象。允许南越民族主义领袖吴庭艳被暗杀，美国显得毫无原则可言，先是支持他，当他拒绝俯首听命时就弃他而去，任由他手下的将领暗杀他。他们的本意是好的，但是过于专横，而且对历史缺乏认识。我也担心他们会因为中国是个共产主义国家，而把所有的华裔都视为共产党的支持者。
不过，美国却是世界上惟一具备力量和意志，足以抵御这股无情的历史潮流，扭转趋势的国家。当时我需要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充作缓冲力量。要是新加坡变得跟西贡或马尼拉一样，日子就会很不好过。单靠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英国人，是不可能挡住共产党向东南亚挺进的攻势的。是美国人制止了中国和越南共产党的游击行动继续蔓延到柬埔寨和泰国。要制止共产主义继续扩张，美国是无可替代的后盾。
美国准备在任何受到威胁的地方，不惜任何代价，同共产党人对抗到底，这一点倒让我松了一口气。正因为美国坚决反共，跟共产党人势不两立，所以尼赫鲁、纳塞尔和苏加诺才有条件走不结盟路线。采取不结盟的姿态是很自在的，我也这样做了，一开始却并未意识到这其实是美国人付出代价后所提供的回旋的除地。没有美国，连同英国、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站在最前线抵挡苏联和中国，新加坡还怎么能任意地抨击其中一方或左右开弓。
我已经表明立场，支持美国介人越南。1965年5月，新加坡仍然隶属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在孟买的一个亚洲社会主义领袖会议上，对一群左翼听众发表演说。那个时候，印度的立场中立，但是也抨击美国在越南采取行动。我告诉他们：“身为亚洲人，我们必须维护越南人民的民族自决权，维护他们不受欧洲人支配的自由和权利。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坚持，南越人民有权不受武装力量和组织性恐怖活动的压迫，以致最终被共产主义所淹没。因此，我们不得不寻求一个方案，先让南越人民有可能重新获得选择权。眼下他们要么只能选择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要么是让美国的军事行动持续下去。”
我也多次在演说中强调，美国在越南进行干预，是在给东南亚国家争取时间，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时机，解决我们社会中存在的贫穷、失业和财富不均等问题。我并不知道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邦迪后来读了这篇演说。
1966年3月，我第一次在办公室接见他。他向我保证，美国有意扮演静默的角色，不想在马来西亚驻军。美国料不到会在越战中越陷越深，如今并不想再插手干预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事务。
美国希望英军继续留驻马来西亚，一方面基于历史因素，一方面也为了更好地实行“分工”。他们会放手把政策的主要执行工作交由英国人处理，在欧洲列强当中，也只有英国能负起这个责任。马来西亚若是有意向美国寻求经济援助，美国会乐于帮助，不过将低调处理。
我问他，假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发生种族冲突，美国会有什么反应。他坚持美国不想分人。我强调，美国不应该认为所有海外华人都一个模样，是受中国共产党人操纵的一个大群体。如果美国政策把所有东南亚华人都看成潜在的大陆间谍，东南亚华人将别无选择，只好成为华族沙文主义者。他问起我对越南的看法。我说，要打赢这场仗，南越人的抵抗意志是关键因素，这个因素眼下却不存在。必须让南越人民信服，他们绝对有机会打赢这场仗。
1966年初，新加坡同意让越南的美国军人到新加坡来消遣娱乐。第一批100人于We年3月抵达，到郊区一座租来的公寓里住5天。此后，美军每周3次，由包租的泛美航空公司民用客机从西贡载来，每年大约有两万人，占当时新加坡总游客人数的7％。对我们来说，金钱的利益不大，却悄悄地表示新加坡支持美国在越南的行动。
1967年3月，我再跟邦迪见面。我开始信任他。他说话直率，不哗众取宠，穿着不讲究，我甚至发现他穿了有破洞的袜子。但是他在不动声色间却流露出十足的信心。他知道我一直极力要求英军留下来，那也是美国的政策。他向我保证，美国会继续在越南撑下去，美军至今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他深信当时在野的共和党也拿不出其他办法，问题可能会变得非常棘手，但是约翰逊总统下了很大的决心，不会轻易放弃。因为美国深信他们在越南采取的行动，对东南亚的稳定有很大的贡献。
他邀我在深秋到华盛顿进行非正式访问，避开每年联合国大会开幕前后的人潮。
我将有机会同他们的决策人员与其他政府人士会面和交流。我说，英军正准备撤离新加坡的基地，我在这个时候到美国去可能让人以为我害怕了。
1967年7月，邦迪又写信给我，提到伦敦有报道说，我可能让“对东南亚生活现实了解不足的工党国会议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中，三言两语便直率地点出美国参与越战的重要性，他表示欢迎。他说，美国饱受新闻界抨击，声名狼藉，现在能有位不属于美附庸国的领袖挺身而出，站起来替美国这项不得人心的越南政策说话，让他们深感宽慰。邦迪建议我进行正式访问。
英国防务白皮书才公布不久，拉贾拉南便得宣布我到华盛顿访问的消息，他对此感到不高兴，认为这会暴露我们的惶恐不安。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去了。邦迪要我在那一年访问华盛顿，必有他的道理。除了在1962年曾经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废除殖民地特别委员会会议之外，我就没再到过美国。1967年以前，新加坡在华盛顿没有使节团，所以我匆匆忙忙到处找人上速成课，以便了解华盛顿时下的政治气候和主要政治人物的想法。我靠的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高专员。我致函当时担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盛顿通讯员的路易斯。赫伦。50年代他旅居新加坡时是我的好朋友。我所收集的所有资料当中，数他的最有价值。他是这么写的：“对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强国来说，除了苏联和中国，其他国家都是小国。相比之下，新加坡不过是个小娃娃。相信你不会介意我这样说。除了国务院辖下的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很少有人会留意新加坡。”然而他也让我安心，认为主要因为我对越南局势所持的立场，让我“享有明智、理性、稳健的名声”。中央情报局事件所引起的纠纷已经过去。“美国面对的问题有三重：政府、国会和报章。后两者论事，往往只从东方相对于西方的肤浅角度看问题：你要不就是个共产党人，要不就跟美国站在一起。
美国政府的角度就很不一样。天知道美国政府里傻瓜够多的了，可他们也有一流的人才。内阁以下的佼佼者有邦迪和他的一个副手，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巴内特，以及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斯托。”其他值得我注意的人物还包括巡回大使哈里曼，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他“见闻广博，不作声却有影响力”。
赫伦简要地描绘了约翰逊，那是我同这位总统见面以前看到的最好的资料。
“他是个怪人，老谋深算，善于操纵别人，有时候不择手段。话虽如此，我必须承认自己也是少数钦佩他的人之一，尽管我对他的钦佩是有所保留的。他有雄心壮志，要为国家谋求幸福，尤其为穷人和黑人谋求幸福……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也值得你信任。两人都很诚实，为人不错，按老式的说法，就是好人。”
1967年10月，我飞到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再续程到威廉斯堡，住进当地一栋修建过的房子，家具都是古典的，在威廉斯堡还是弗吉尼亚州首府的时期曾经流行过。
他们带我和芝乘马车游览威廉斯堡。车夫是黑人，穿上历史性的古老服装。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迪斯尼乐园式”之游。第二天我们乘搭直升机直抵白宫。白宫礼宾官员事先交代，因为约翰逊总统的右手缠着绷带，握手时得握他的左手。后来我走下白宫草坪，接受仪仗队的隆重欢迎时，像个守规矩的重军似的握住了约翰逊的左手。
约翰逊用了许多华丽的辞藻，把我形容为“爱国者、杰出的政治领袖、新亚洲的政治家”，说‘不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一样――凡是人们能努力争取自由、尊严的生活的地方，新加坡都为所能取得的成就立下一个光辉的榜样“。这种过度的赞扬有别于英国人的作风，还真使我难为情。我在做出回应时，间接支持他在越南的行动，却也想知道美国人民是否也相信，美军不在越南坚持下去的话，他们的后代还会不会继承这个美好的新世界。
欢迎仪式过后，约翰逊立即跟我单独会谈。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得克萨斯州人，声音低沉有磁性。在他身旁让人觉得渺小。他闷闷不乐，心情烦乱，却想听听我的意见。他正在努力遏制共产主义势力，阻止他们攻陷南越并在越南以外制造更多麻烦，如今找到这么一个来自东南亚，国家同越南毗邻的人，能了解、同情，并默默地支持他的这些举动，他甚感宽慰。
约翰逊说话直截了当。战争赢得了赢不了？他做得对不对？我告诉他，他做得对，只是在军事意义上，这场战争是赢不了的。不过他可以阻止共产党人取得胜利，这么一来，越南就会出现一个受到人民支持的领导层，那就是胜利了，因为这个政府会获得人民的支持，而且是非共的。我毫不怀疑，如果举行自由选举，人民都不会投票支持共产党人。他听了很高兴，哪怕只是那一刻的兴奋。当晚在白宫的晚宴上，我问约翰逊美国还能撑多久。他回答说：“是的，美国有决心、有能力熬过越南的这场斗争……没有什怕言辞能说得更清楚更有信心了。你们那个地区有句话，很贴切地表达了我们的决心。你们的说法是‘骑虎’，骑到老虎背上。你们骑过老虎，我们也会这样做。”
晚宴过后，几位参议员带我到楼上俯视白宫草坪的门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直接问我一个问题：吴庭艳遭暗杀，是好事还是坏事？他来自蒙大拿州，是民主党参议员，个子高瘦，脸色苍白。我回答说，这是坏事，因为并没有更能干的人来取代他的领导。要吴庭艳改变政策或者统治的方式，应该还有其他办法，干掉他只会使局面更加动荡。更糟的是，谁也不晓得今后任何肯站起来为南越而斗争的领袖，如果拒绝听从美国的劝告，还能不能生存下去。他掀起嘴唇说，是的，是坏事。他接着问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问题。我告诉他，根本没什么容易解决的办法，不能像西部片《正午》所描绘那样，以拔枪决斗的方式，一了百了地把事情解决。这将是一场艰苦冗长之战，不是什么风光的事，就是为了把这场仗打完，阻止共产党获胜，让南越领导层崛起，这就算是胜利了。但是这也意味着美国得在南越长期驻留下去。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要美国人同意这么做是非常困难的。
国务卿腊斯克深思寡言，与其说他是个政治人物，不如说他更像一名学者。我告诉他，希望下届美国总统能以漂亮的姿态赢得选举，让河内相信美国人民有耐心有决心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美国如果罢手，形势将不利于所有非共国家。泰国会改变立场，马来西亚紧跟着将被放到游击队的绞碎器中，受尽叛变行动的蹂躏折腾。
然后，随着各地相互结盟的共产党相继控制了大局，共产党人便会进一步摧毁新加坡。
副总统汉弗莱说话没什么保留。他深信除了少数不是鹰派就是鸽派的参议员，70％到80％参议员都支持总统的越南政策。反对的一派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2年来长大的一代人，他们没尝过战争的滋味，也没经历过真正的经济困境。他们是大学院校里的反战分子死硬派。像我这样既不结盟，又被公认为政治立场独立的人，应该公开发表意见，制止美国民意继续受到恶性的影响。除非像我这样的人能协助约翰逊站稳立场，否则，他担心约翰逊还未被越南挫败，就先在美国被击垮。汉弗莱讨人喜欢，政治上很精明，对他的强悍和坚定我却有所保留。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目光炯炯，精力充沛，态度积极。他认怕美国和新加坡两国的目标完全一样，都希望英军在新加坡留下来。美国人民并不想看到只有美国孤军作战。他说，英国购买F111战斗机，显示它跟美国关系异常密切，准备承担对东南亚的义务。那是1967年10月。一个月后英镑贬值，英国决定自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同参众两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进行讨论时，主要课题都是关于越南。我所给的回答并未能消除他们的忧虑。他们希望听到的是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可以在下届总统选举以前执行的解决方法。我提不出这类答案。访问哈佛大学时，我同一些大学生交谈，也会见了美国总统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里查德。诺伊斯塔特教授。我问过邦迪我能不能在美国度短期公休假，以便了解美国人和美国的制度。我认为自己非了解美国人不可。他们有跟英国人不一样的强处和弱点。美洲是个辽阔的大陆，美国的决策者并不全部集中在华盛顿或纽约，英国的决策人则集中在伦敦。美国决策人员分散在50多个州，各州的利益不同，要求也不一。邦迪安排我会见诺伊斯塔特。诺伊斯塔特答应为我在政治研究所安排一个课程，时间是在1968年秋季，为期一个学段。这次访美我每天马不停蹄，没完没了地向媒体发表谈话，也怕不同的团体发表谈话――纽约的亚洲协会和外交学会、哈佛的大学生、圣路易斯的大学生、芝加哥的外交学会以及洛杉矾的报界和电视台。甚至到檀香山在太平洋总部总司令家中做客期阳，我也得发表谈话。只有到达夏威夷一个大岛上的冒纳凯阿火山度假村时，我才算真正放松身心，成天打高尔夫球，并在晚餐过后观赏风景。新加坡驻华盛顿、堪培拉和惠灵顿使节团传来的报告都不错，但是吴庆瑞和拉贾拉南却因为我频频替约翰逊干预越南的行动辩护，显得太积极太亲美而焦虑不安，深恐这可能导致华族基层群众同政府疏离。他们劝我退一步，采取比较中立的立场。我回国后同两人对此交换了意见，措辞稍微改变，采取比较批判的态度，尽管仍然明确支持美国在越南的立场。我深信抨击美国的越南政策会伤害约翰逊总统，损害他在美国的地位。不符合新加坡利益的事情，我不干。
访美十天，使我留下了一些强烈的印象。正如我告诉内阁同僚所说的，新加坡跟美国的关系还很表面，不比我们同英国之间的交往。美国人总爱从国家的人口和幅员考虑问题。就东南亚来说，跟印尼人比较，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根本微不足道。美国泄了气回国之后，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而且有决定性的意义。英国让英镑贬值，1968年1月宣布提前于1971年撤军。两个星期后，北越发动春节攻势，在包括西贡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发难。电视对这次攻势的报道，动摇了美国民众的信心。事实上，越南的攻势是失败的。但是美国媒体当时说服了美国人，让他们相信，这是美国人的一场惨重的灾难，美国输了这场战争。两个月后，约翰逊在3月31日宣布：“我不会争取也不会接受党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从那时候起，美国泄了气，硬着头皮撑着，只为等待新任总统争取以不至于太不光彩的方式撤出越南。
1968年10到12月，我按原定计划，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度短期公休假，交由吴庆瑞主持大局。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逗留了几个星期。在那里的教员俱乐部做客时，我在电视上看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尼克松胜了之后，我从温哥华飞到握太华会见特鲁多，几个月前他刚出任加拿大总理。随后我以政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身分前往波士顿和哈佛。政治研究所附属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我住进哈佛大学的埃利奥特宿舍，同大约200名学生和10名研究员同住。我上了有关美国文化的专门研究课程。诺伊斯塔特安排我在各个领域里同美国学者广泛接触，这些领域主要是美国政府与政治、发展经济学、激发积极性和提高生产力。
课程排得满满的，早上跟一组人进行讨论，工作午餐跟另一组人在一起，下午有专家讨论会，晚上跟著名学者相聚，共进晚餐。我受邀观看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对垒的常年美式足球比赛，体会了美国青年进发蓬勃的年轻朝气，当然也包括挥舞着彩球的啦啦队。节目安排的效率使我留下了好印象。当局派了个研究生来协助我，替我找资料，也帮我安排不在原定计划中我所要求的其他约会。只是特工部为了24小时保护我的安全，把行动中心设在高级人员的公共休息室里，给埃利奥特宿舍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干扰。我跟学生、研究员和合监海默特在公共食堂一起用餐，师生之间无拘无束，这种现象令人瞩目。学生都绝顶聪明，一名教师就坦言，有时候跟某些学生争论问题，还真让人伤透脑筋。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的教师，跟英国剑桥大学不一样。40年代到60年代的英国教学人员乐于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远离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喧嚣。反之，美国教授喜欢跟政府建立关系，抬高自己的身分和地位。在肯尼迪政府任内，教授们总爱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之间来回穿梭。他们的兴趣和教学活动是以当今的世界，以眼前和未来作为对象的。那个时代的英国学者擅长的是孜孜不倦地研究过去，他们不研究眼前，也不研究假设性的未来。他们跟工商业相互之间没有直接交往，而哈佛大学商学院却恰恰为学术人员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美国人跟英国人不一样，他们不为了认真地研究过去而作茧自缚。调查现状、预测未来，是美国学术研究的强处。美国智囊团把对未来的研究称为“未来学”，它发展成一门受人尊敬的学科。
我最大的收益不是增长了知识，而是接触了学者，跟他们建立友谊。这些学者不光对当代事务见识广博，他们跟美国政府和商界的神经中枢也有密切的来往。我这个亚洲政界人物在执政十年后，以45岁的年龄抽空到学术界来充电求知，在哈佛大学成了人们好奇注意的对象。他们毫不犹豫地安排晚宴，让我有机会跟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物见面和交流，像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日本问题专家、前驻日大使赖绍华和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我也跟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学人员会面，包括中国问题专家卢西恩。派伊，他曾经在50年代研究过马来亚的游击队共产主义。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萨缨尔森，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以所编写的经济教科书闻名。他给我上了一课，专谈为什么美国仍然维持纺织业等低增值工业。同哈佛商学院的弗农之间的讨论算是最有意义的了。他对香港和台湾当代经济体的运作方式提出了许多实际精辟的见解，让我以后每隔几年总要到哈佛走一趟，向他学习更多的东西。
我在哈佛接触了不少新观念，听取其他一些绝顶聪明，但是看法未必总是正确的人物的见解。他们过于讲求在政治上不要有失误。哈佛大学坚决维护自由的风气，对于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之间是否有着遗传性的内在差别，学者们都不愿意表态或加以承认。他们相信人类都是平等的，社会只需要有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政府体制就能成功。他们太聪明了，叫我很难相信这些他们必须义不容辞地去宣扬的观点，也全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想法。
我在餐桌上碰到的哈佛教员，个个思想敏锐，讲话风趣，即使意见不合也能激发我的思考。加尔布雷思是最牙尘嘴利的一个。在一次晚宴上，我遇见了基辛格。
巧的是。当晚许多自由派美国人都大力抨击越战，我却抱着相反的看法。我说，东南亚的前途要维持非共，美国的立场至为重要。基辛格也为美国的干预行间辩护。
他措辞谨慎，身处于鸽派人士当中，他小心翼翼，以免显得自己是鹰派分子。他慢条斯理地以那浓重的德国腔英语讲话。给我的印象是，他不是个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人。不久后，尼克松政府宣布基辛格将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当时他已经离开哈佛。那年12月飞回新加坡之前，我在纽约同他会面，鼓励他把对越南的政策贯彻始终。我希望拜会约翰逊总统。邦迪对我不是急着要见当选总统。而是要求会见前任总统感到意外。我说，尼克松需要时间部署班底，拟定议程，我可以在他安排好工作之后再去见他。我见到的约翰逊凄凉而消沉。他说，他已经孤注一掷地把一切全投进了越南。他的两个女婿都在武装部队里服务，双双被派往越南打仗，他的付出比谁都多。我离开时，留下他独自黯然神伤。毛泽东只有一生的时间我下一次访问美国是在1969年，5月12日我拜会尼克松总统。1967年4月他曾经在新加坡同我见过面。他当时正在东南亚进行巡回访问，为翌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做好准备。他是个一丝不苟的思想家，对亚洲和世界事务非常在行，凡事都希望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我在办公室里回答他的提问，前后超过一个小时。当时正逢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巅峰期，他问我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新加坡惟一直接的消息来源，是从获准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两省探亲的老一辈华人那里得到的。据我们了解，毛泽东要改造中国。毛泽东要擦去旧中国，描绘一幅新中国。然而毛泽东却试图在瓷砖上镶嵌着的旧中国画面上画画，雨水一来，毛所描绘的画面就会被冲走，镶嵌在瓷砖上的旧画面又会重新浮现。毛泽东只有一生一世的时间。（好几年后，尼克松不再担任总统时，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引述了我说过的这番话。他也引述了我说过的有关日本人的话，认为他们有冲劲、有能力，并不是只会制造和出售半导体收音机而已。这时候，我才晓得他跟我一样，在进行了严肃的讨论之后，有做笔记的习惯。）
尼克松问起关于中美两国不和的问题。我告诉他，两国之间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或者根深蒂固的纠纷。中国最理所当然的敌人是苏联，两国有着一道长4000英里的共同边界，边境形势只是到近百年来才变得对中国不利，双方有大笔旧账要算。
美中两国的边界线是人为的，就划在台湾海峡的海域上，这是暂时性的，会随着时间消失。
1969年我在华盛顿遇见尼克松的时候，他再向我提出有关中国的问题。我的基本分析是一样的二我当时不知道他已经集中精神，准备在中国问题上取得突破，借此增加同苏联对抗的筹码。
我们花最多时间讨论越南问题。他说，美国是个强盛富裕的大国，进行游击战的对手越南则是个落后、贫穷，几乎没有科技可言的国家。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投下了数十亿美元，32600名美国人丢了性命，20万人受伤。这场战争，美国人民和国会议员几乎竭尽所能，要求美国尽快撤离越南的压力一日比一日高涨。可是，美国撤退对南越人民、政府和军队的影响，对越南的东南亚邻国的影响，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韩国和泰国等美国盟友的影响，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他都非考虑不可。问题是美国的承诺到底可靠不可靠。尽管国会受到国内舆论的压力，他必须确保问题能以最好的方式解决。我总觉得他要结束越战，是因为顶不住国内的反战压力。但是他并不想成为第一个打败仗的美国总统，他要体面地脱身。美国人民对越战失去信心，我感到惊讶。突如其来地结束越战，不但会在越南，也会在邻近国家造成意想不到的危险后果，对泰国尤其如此，因为泰国在越南问题上一直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撤军行动必须谋定而动，逐步进行，让南越军队可以负起更多的战斗任务。必须力促南越人民这样做，关键是找一批有献身精神的南越领袖，具备像越共那样的献身精神和责任感来处理他们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让南越也能像韩国一样，有3万――5万名美国驻军，同时确保韩国武装部队可以一年年地增强军力。要成功落实这样的撤退方式，必须让河内和越共得到一个信息：美国有充分的时间按部就班地逐步撤退，总统不会向压力低头而匆匆忙忙地把美军撤走。河内当时其实是在华盛顿进行斗争，许多国会议员却在媒体的鼓动下无意中帮了越南。
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协助南越人自行战斗，条件是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装备保卫自己，那么万一战败了他们也怪不了美国。换句话说，就是让战争越南化。
尼克松对此深感兴趣。原定半个小时的会谈持续了一小时又一刻钟。尼克松需要寻找理由来相信自己脱得了身又不算战败。我相信这是绝对可能的。这使他感到宽慰。
我在1970年11月5日再度会见尼克松时，他刚经历了一场劳心费神的中期选举活动，显得疲惫不堪。他重新谈论了在越南问题上能有些什么选择，然后把话题转向中国。
我建议美国向中国打开门窗，开始进行非战略物资贸易。如今已有三分之二的联合国成员国准备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不应让人觉得它有意阻挠。我再次指出，美国不像苏联，它跟中国并没有共同的边界。
手里多了一张牌稍后我在白宫的附楼里会见了基辛格，他问我有关苏联人准备利用新加坡海军基地船坞的事。如我所料，他从希思那里听说，在英军离开后，柯西金对利用新加坡的军港有兴趣。我在早些时候向希思披露这件事，是要确保他不会匆匆忙忙地撤离军港。我向基辛格保证，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会先照会他和英国人。苏联的行动使我手里多了一张牌。我希望美国人会鼓励澳大利亚军队继续留在新加坡。在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马来西亚组成的五国联防安排下，我感到很放心。我循着澳新运行，澳新循着美国运行，这种形势对新加坡来说好得很。基辛格补充说：“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我说，由于没接受美国的援助，新加坡在东南亚可以以不结盟的中立地位就世界事务发言。基辛格同意，这样做对美国和新加坡是最好不过了。
在这期间，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人悄悄地跟北京领袖进行了接触。1971年他秘密地访问了北京，安排尼克松在1972年2月访华。尼克松1972年回月宣布这个消息，震撼了全世界。事前他没通知任何亚洲盟友，包括日本以及他们的台湾盟友，这使我感到不安。他这次访华，的确有如他自己所说的，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另一方面，1973年4月我再度访美时，越南的战情看来并不乐观。伤亡人数继续增加，还看不到胜利。美国国会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完全退出东南亚。我和芝到乔治敦区当时的世界银行主席麦克纳马拉家中，跟他们夫妇俩共进午餐。麦克纳马拉在午餐时透露，有令人不安的报道说，尼克松涉及掩盖水门事件，事态发展可能变得很棘手。说这话的时候，他脸色凝重。我有预感，尼克松和东南亚今后都会有麻烦。
4月10日早上抵达白宫的时候，尼克松在前门门廊迎接我。对于我不时公开支持他对越南和柬埔寨所采取的孤独立场，他特别表示感激，待我热情友好。为了拍照，他跟我在白宫的玫瑰花园中散步，大谈当时正在盛开的玫瑰和草原海棠。在白宫内会谈时，尼克松说，他认为中国并未立即构成威胁，只有在10年至15年后，当中国的核计划大功告成时，它才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问我对越南和停火条件的看法。根据停火条件，美国答应提供援助重建北越。我说，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顶多也只能如此。拉拢北越，使它不再依赖苏联和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美国要是不提供援助的话＊越对苏联和中国的依赖会越来越大。尽管选举刚结束，外加水门事件正在酝酿，公务繁忙，尼克松还是在白宫设晚宴招待我。白宫晚宴有个仪式显示总统的排场。我和芝在好几位穿着金色肩带制服、佩戴奖章的侍从武官陪伴下，跟总统和夫人一起走下白宫的楼梯。嘹亮的喇叭声吹起，吸引会众的注意，我们在平台上稍微驻足。接着，我们缓缓走下0楼梯的最后几级，现场顿时鸦雀无声，大众举头望向我们。接着总统、总统夫人、我和芝排成一行，迎接来宾。1967年约翰逊总统设晚宴招待我，也举行过同样的仪式。但是尼克松的作风不一样。他跟所有来宾―一热烈握手，说些得体的客套话：“再见到你憾到高兴”，“见到你很高兴”，“赏脸了”。当我跟来宾握手的时候，他偶尔会从旁插嘴，称赞或评论几句。中途他拉我到一旁说：“别说错话，例如‘你好吗’。因为也许你见过他，这显示你忘了，他会生气。应该总是用中性的话语，像‘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多好’。认出对方就说‘久违了’，‘再见到你多好’。”他的确够专业，却很少闲谈，从来不说笑话，跟里根总统不一样。里根谈话的呐候，闲言笑语总是层出不穷。
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问我，对美国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主动有什么看法，他指的是尼克松1972年2月的中国之行。我说，除了令人感到意外之外，没什么好挑剔的。要是不致引起那么多人感到震惊和意外，所取得的辉煌成果还可以锦上添花。意外的因素使日本人和东南亚人产生疑虑，担心强国喜欢突然改变政策，可能使它们站错队。
格林解释说，日本人很难守得住秘密，他们自己也这么说。他强调，美国建立新的对华关系，并未改变美国对这个地区任何其他国家的政策。从一开始台湾就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情形现在一清二楚，美国仍然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韩国原来也表示担忧，如今却意识到韩美关系根本没改变。一句话，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并不损害到任何国家，结果是亚洲更加稳定。
我说，跟西方文明和科技多接触，肯定会对中国产生影响，现有的孤立状态维持不下去。例如，由于中国人民跟外界完全隔绝，访问新加坡的中国乒乓队除了乒乓球，什么也不愿意谈。我相信，中国经济一越过“最起码的必需品的界限”，就会面临苏联目前的问题。对于买得到的产品，中国人民要能有所选择，有了选择，他们就会失去对平等主义的热忱。
格林向我保证，美国完全准备继续在亚洲扮演稳定局面的重要角色。“美国会保留这个地区的驻军，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他提醒我说，威尔逊和希利早些时候都重新保证英军会继续留在新加坡。我自我安慰，心想美国跟英国不同，它并不是靠殖民帝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因此，它也应该不会因为受到同样的经济压力而退出亚洲。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为避免因为水门事件面对弹劾而引咎辞职，叫我替越南南部担心。尼克松以总统身分采取的最后一项行动之一，就是签署一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规定在今后11个月内，美国对越南南部的军授最高限额是10亿美元。
他辞职几天后，众议院表决削减为7亿美元。行刑斧落了下来，搁在断头台上的脖子，是阮文绍总统的。
1975年4月25日，阮文绍离开西贡。4月30日，北越军队开进西贡市的时候，一架美军直升机从大使馆屋顶起飞，惊惶失措的南越人死死抓住起落架不放。那一幕，凝成了让人永生难忘的画面。那一天迟些时候，北越坦克开到总统府，象征性地把大门撞倒。虽然美国介入越南失败了，它却为东南亚其他国家换来了缓冲的时间。1965年，就在美国军队大举进驻南越之际，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面临武装的叛乱活动的内部威胁。地下组织在新加坡还很活跃。在一次政变失败后元气大伤的印尼，对新马实行“对抗”，等于是暗地里宣战。菲律宾则正在争取东马的沙巴。生活水准太低，经济增长缓慢，美国的行动却允许东南亚非供政府有时间清理自家。到了1975年，各国都更有能力应付共产分子的威胁。要不是美国决定介入，东南亚国家对抗共产势力的毅力和决心恐怕早已消失殆尽，东南亚也将无可避免地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东盟繁荣新兴的市场经济体，正是在越战的那几年间孕育成形的。另一方面，西贡失陷前几个星期，一大队载满难民的大小船只向南中国海驶去，其中许多开向新加坡。好些难民装备着武器。代总理吴庆瑞寄发紧急报告到华盛顿，告诉我近百艘小船载来了好几千名难民，要我立即做出政策上的决定。我通知他应该拒绝让他们上岸，要他们继续上路，到幅员更大，有条件收容他们的国家去。于是大规模的行动在5月6日展开。新加坡武装部队给的艘载着8000多名难民的越南小船进行修理，增添燃油，补充粮食，然后把它们送往大海。为了避免被送走，许多小船的船长故意把引擎弄坏。
就在大规模行动进行的同时，我在1975年5月8日中午，也就是西贡失陷后的第八天，会见了福特总统。当时国务卿基辛格跟他在一起。福特显得心烦意乱，却并不沮丧。他问起东南亚地区对越南南部失陷的反应。4月底西贡失陷前，我刚到过曼谷，泰国人紧张不安，印尼人也一样。苏哈托却一声不响，牢牢地控制着局面。
我说，美国国会决定于预，制止轰炸，却促成了越南南部的陷落。要是没发生水门事件，轰炸行动继续下去，南越军便不会失去斗志，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轰炸行动一停止，援助大幅度削减，越南南部的命运便无可挽回了。
福特问我美国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说最好先让尘埃落定，看看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形势发展。老挝相信会由爱国阵线党接管，属于越南人控制的范围。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反共人士。（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杀人不分青红皂白，不光杀害反共的人，连所有受过教育，没参加农民革命的柬埔寨人也不放过。）泰国为了防止越南共产党人人侵，会拉拢中国。基辛格问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帮助泰国。我认为会。我建议最好是保持冷静，看看事态发展如何。如果在下届选举中，选出的是像麦戈文那样的总统，向共产党人低头，局面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有人曾经形容福特笨手笨脚，经常跌跌撞撞，是个头部伤痕累累的橄榄球员。
我却发现他精明能干，有知人之明。他待人确实友善，无拘无束。晚餐后我想上洗手间，请求退席，他坚持要带我到他的私人住处。于是我们乘搭电梯，特工处的保嫖跟在后头，一起到他的私人住处去。那里有个私人的大浴室，运动设备和最新的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洗涤盆上放着各种化妆品和电剃刀。这是他的私人洗手间。很难想像欧洲、日本或第三世界的领袖会带我到他们自己的私人浴室去梳洗。他这么做无非是出于友善，对有机会招待我感到高兴，也是为了感激在美军仓皇撤出西贡，美国股市大跌的时候，东南亚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为美国辩护。他并不是为了给我留下好印象，但是他的稳重可靠的个性，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8、冷战后的新世界
……布什在大选中败给克林顿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必须准备应付美国在态度和作风上的改变。从克林顿许多主持者的行动看来，他们简直把中国当做一个等着接受援助，并会为此屈服于外交和经济压力的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对美国，往后的日子恐怕都不会好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