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总统接过福特的指挥棒后，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重点突然有了变化。卡特对非洲的兴趣甚于亚洲。他宣布削减美国在韩国的驻军人数，让美国在亚洲的朋友和盟友深感惊诧。卡特相信，美国人民经历越战之后都厌倦不堪，希望把亚洲忘掉。他转而集中精神，调解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自己在非洲南部扮演的角色，是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巨大鸿沟筑起一道桥梁。他着重的不再是安全防务问题，而是人权。东盟领袖咬紧牙关准备度过4个困难的年头，等着看卡特能有什么作为。我在1977年10月跟他会面。他非常小心地预算好自己的时间。先是让记者拍照大约五分钟，然后是十分钟的单独会谈，接着才是双方代表团进行45分钟的讨论。他分秒必争地严格遵守他的时间表。而最让我惊异的是他在十分钟的单独交谈中所提的课题――为什么新加坡需要像改良型霍克地对空导弹那样的高科技武器？
这并不在我准备好的讨论课题中。前几任总统谁也没问起关于我们有限地向美国购买武器的事情，更别说是防卫性武器了。在卡特的议程中，他首先关注的是停止军备扩散，尤博是高科技武器。对他而言，改良型霍克导弹对东南亚来说算是高科技武器。我说明新加坡是个目标非常集中的城市，不得不实旧多重防卫。我们的猎犬地对空导弹已经过时，但是如果他不能售卖改良型霍克导弹给我们，我可以改而向英国购买轻剑地对空导弹，问题不大。为了缩短这个课题的讨论时间，我说我们不会申请购买这些武器。两年后，美国驻新加坡大使介入，力促白宫再出售改良型霍克导弹给我们。这位大使是卡特的支持者，前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州长。双方代表团的会谈持续了45分钟，同样准时结束。卡特在会议结束前15分钟，从胸前的衣袋里拿出一份清单，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谈过所有的项目。要不是重新看过会议记录，我实在记不住我们究竟讨论了什么课题，它们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在他之前的总统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谈问题总会从宏观的角度看：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然后是共产党国家如中国、越南，再来是美国的盟友泰国和菲律宾――亚洲会是怎样的局面。
卡特不谈这些。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为他描绘一幅宏观的图景，说明美国对这个区域的稳定和成长有多重要，美国怎么不应该转移焦点，因为这将削弱本区域非共国家对它的信心，这些国家又都是它的朋友。我不肯定自己说的话他是否听进去了。要不是早些时候，5月间在新加坡同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见过面，我也许根本不会有机会同卡特见这一面。霍尔布鲁克要在本区域找个人代为劝服卡特专注于处理亚洲事务，而我不巧就是他要找的人。
离开的时候，卡特送我一本套在绿色皮制夹子里头的竞选自传《为什么不曾尽力而为？》。他已经预先在书里题了字：“致我的好朋友李光耀，卡特”。我深觉荣幸；但是他在跟我见面以前就把我抬举为“好朋友”，让我受宠若惊。这一定是他竞选期间例行的交际手腕。
我浏览了他的自传，期望从中看出端倪。果然。他来自《圣经》地带，是一个再生基督教徒。自传中记录的两件小事至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他的父亲在他去上主日学的途中给了他一枚银币，他回家后把两枚银币放在梳妆台上。父亲发现后把他打了一顿。他从此不再偷窃了。我不明白这怎么帮助他赢得大选。另一件事谈他获配到核子潜艇上执行任务，接受里科弗上将面试。里科弗上将问他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班上考第几名，他骄傲地说是第59名。里科弗上将问：“你尽力而为了吗？”他答道：“是的，长官。”接着又改口说：“不，长官，我并没有一直尽力而为。”里科弗上将问他：“为什么不呢？”卡特说他怔住了。因此，他把自传题为“为什么不曾尽力而为”，并决定今后以这句话作为他的人生座右铭。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他参加马拉松赛跑，在接近终点时脚步踉跄，趔趔趄趄，几乎就要累倒。他不理会当时的体力状况如何。尽全力实现最好的志愿是他当时最大的推我在1978年10月再度跟卡特有过一次简短的会面。副总统蒙代尔接待我，卡特顺便前来让记者“有个照相的机会”。我们没谈上几句，他仍然对亚洲不感兴趣。值得庆幸的是，他的顾问说服他别从韩国撤军。卡特最大的成就，就是促成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化解战事纠纷。两国相持不下的每一口水井、每一堵围墙。每一道边界他都了如指掌，这让我深感惊讶。他掌握了所有细节。这使我联想到壳牌石油公司的评估方法――直升机素质，能全方位地看问题，又能调整焦点抓紧相关的细节。卡特就兼顾到了每个细节。
1979年，世界发生的三个重大事件，致使卡特在任期结束前，不得不全心全意处理亚洲事务。首先，邓小平在1月底赴美同卡特会面，以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卡特劝告已经众叛亲离的伊朗王离国他去。最后，12月24日当天，苏联鉴于阿富汗的共产党政权地位不保而人侵阿富汗。卡特为此大吃一惊说：“我总算擦亮了眼睛。”
到这个时候他才看清苏联政权的真面目。那年较早的时候，他在维也纳签署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后，还给了勃列日涅夫一个拥抱。他当时相信苏联领袖都是讲道理的人，会对美国诚恳的和平姿态做出回应。不过，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却是美国权力中心一个让人放心的人物。他有宏观的战略头脑。他能够强有力地在任何一个论坛上表达自己的见解，却又明智地执行总统的外交政策，从不自作主张。
美国和许多伊斯兰教国家纷纷提供武器。资金和战斗军力，加强阿富汗抵抗部队的力量，最终抵抗部队以寡敌众，成功拖垮了强大的苏联军队。
越战惨败后，卡特一时冲动，准备大幅度削减美国的亚洲驻军，尤其是一下子将四万大军全由韩国撤出，所幸让霍尔布鲁克及时制止。就像我在1980年12月霍尔布鲁克卸任前写给他的信］上说的：“在美国政府、国会、媒体全要把东南亚遗忘了的那段日子，你不遗余力地协助区域各国，使它们对美国的军力和善意恢复信心。
比起1977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未来已不再如此动荡不安”
卡特是个虔诚的大好人，也许太好了，根本不应该当总统。美国人民对水门事件厌恶反感，投票支持他。但是4年来对美国的病态社会几经苦思冥想之后。他们如今准备拥戴里根。里根对美国人和美国的前途有着光明的憧憬，这使美国人精神抖擞、兴致高昂地度过了他接下来的两个总统任期。
里根的观点简单直接，是个坚强成功的领袖。后来证明他确实是个对美国、对世界都好的总统人选。美国人在1980年11月舍弃了一个种花生的农民，把选票投给一个好莱坞演员，那倒是一桩好事。
我在1971年10月第一次跟里根会面，当时他以加利福尼亚州长的身分到新加坡访问。随身带着尼克松总统为他所写的介绍信。加利福尼亚是尼克松的家乡，里根想必曾经在尼克松的助选活动中身负重任。在午餐前半小时的会谈中。我觉得他是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过后，在专为他和他的夫人、小儿子以及秘书迪弗而设的午餐会上。他的话题一首离不开苏联的威胁。他对有关的讨论深感兴趣，午餐后要继续谈下去。于是，我先让他的夫人和儿子离开，把他带回办公室，我们再谈了一个小时，谈的都是跟苏联和中国有关的战略课题。他的一些看法叫人吃惊，却非常鲜明。他说，柏林被封锁的时候，美国其实不应该把物资空运进去，反而应该同苏联以坦克相见，迫使对方遵守四强协议，打开通往柏林的道路。
不开路，就宣战。他这种是非分明的作风使我吃了一惊。
10年后，1981年3月，前总统福特到新加坡来，告诉我刚在11月间宣誓就任的里根总统希望尽快同我会面。后来我再接到他传来的口信，问我能否在6月动身。
我答应了。6月19日中午我抵达白宫，里根在他的办公大楼前面的门廊热情地欢迎我。我们在午餐前进行了20分钟的单独会谈，他希望谈谈关于台湾的问题。我告诉里根，让台湾取得成功，不断同大陆的条件形成对比，这种做法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样的对比，通过媒体和重要人物的互访传出去，将产生世界性的冲击，影响深远。
他接着问我蒋经国是否真的需要新一代战机。蒋经国在里根刚当选总统的这个敏感过渡时期，急着要求美国出售这些战机。里根在竞选期间曾经严厉抨击过中国，并且公开表明支持台湾。我知道，政策0上的任何突变都会使他为难，但是允许售卖新一代战机给台湾，0却意味着将使中美关系陷人更大的风险。我坦诚说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台湾并未立刻面对大陆的威胁，台湾现有的FS型战机并不缺乏，更何况中国并未增加军备。邓小平如今所要的，是为历经十年文革后意志消沉和物资匾乏的人民提供更多消费品。台湾的战机日后也许需要提升，眼下却没有这个必要。里根的主要顾问后来跟我们共进午餐，其中包括国防部长温伯格、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白宫幕僚长贝克、迪弗和国家安全顾问阿伦。我们主要谈到中国以及中国同苏联的关系。
里根问起中国怎么会在美国国务卿黑格访华后，立即就它和苏联的共同边界问题对苏联表示友好。我的看法是，中国走这一步，目的是要提醒美国别把什么事情都看成理所当然。再说，邓小平必须应付那些不愿意同美国靠得太近的人。我相信邓小S 平的政策不会轻易动摇，军事发展押后处理，优先目标是如何为人民提供消费品。
谈到波兰骚乱的情况，里根说，苏联人想必会担心战线拉得过长。我说，他们不惜让经济走下坡，就是为了维护他们“横跨欧亚的帝国”。里根一听到“帝国”
这个字眼，立时竖起耳朵，并告诉阿伦今后形容苏联的势力范围可以多用这个字眼。
里根在他的下一次演讲中就提到了苏联的“罪恶帝国”。
在午餐后最后十分钟的单独讨论中，他让我给蒋经国传个话，要蒋经国别在那个时候催促他售卖高科技武器给台湾，否则」会让他很为难。不过他也要我向蒋经国保证他不全背弃蒋经国。里根知道我同蒋关系密切，能缓和这番话可能引起的失望情绪。几天后我会见蒋经国，代里根传达了口信。告诉他台湾不适合在这个时候购买高科技战机。蒋问我怎么他的好朋友里根不肯帮他的忙。我大胆猜测，美国需要中国来维持环球势力均衡，西欧国家和日本都不会愿意如美国所愿那样。当机立断地增加军备开支，所以里根必须考虑。是不是应该为中国注人少量的科技，提升中国的军备。蒋点头表示同意。他接受了里根提供的理由，要我告诉里根：“我了解你。”蒋经国感到满意。他信任里根。
里根也同蒋经国一样，胆识过人，凭直觉行事，要不就信任你，要不就不相信你。他也是个对朋友绝对忠诚，对事业非常执著的人。他的顾问，包括国务卿黑格，都告诉过他中国在美国全盘策略中的重要性。他接受这个分析，却对中国共产党人感觉不自在。他继承的是同中国之间必须维持下去的关系，他也知道这一点。离开华盛顿的时候，我比在卡特当总统期间前去访问时更具信心。里根生性乐观，他使周围的人也充满了“可以为之”的精神。他看到每个课题光明的一面，并且随时准备捍卫自己的信仰。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尽管媒体往往并不站在他那一边。当我写信感谢他邀请我共进午餐时，里根的答复内容充实。第一段这么写道：“我要改善美国和北京的关系，而且会努力地去实践，却不会为此而牺牲我们台湾的老朋友。我也不希望你们这些我们在东南亚的伙伴，误以为我们把对华关系看得比对你们的关系更重要。”后来，里根政府宣布售卖武器给台湾时，并没有包括售卖先进的战斗机，理由是台湾“在军事上不需要这类战斗机”。
10个月后，1982年4月，副总统布什在访问中国之前，到新加坡跟我见面，他想听听我对处理台湾问题的看法。我说，这个课题非常复杂，我很肯定中国人也不以为布什这一次访华，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重要的是要注意遵照种种形式。中国想必已经彻底研究过里根的性格和观点。他们知道他曾经多次访问台湾，同蒋经国交情甚笃。又因为里根是里根，所以对中国人来说，访问的形式和实质的内容一样重要。他们知道不可能在短期内收回台湾，不过，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大原则不应该受到挑战，否则麻烦就来了。我很肯定邓小平需要美国。他在grg 年1月到美国去，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因为他需要美国站在中国这一边，或者至少在中苏发生任何冲突时保持中立。他也知道他面对的是里根这么一位意志坚定的总统。布什问我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否面对中国国内的反对压力？我相信中美关系是经过毛泽东亲自点头的，也不会有多少人会公开反对中国同美国维持良好的关系。邓小平不只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他甚至跨前一步，开放中国，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很多中国学生在美国念书。人才外流的情况将会出现，也许流失20％或更多，但是愿意回国的人必将带回一些新思想。中国政府知道开放门户得冒一定的风险，所以他们的决定意义重大。他们准备让留学生把一些激进的观念带回来，把改革的细菌带进来。问题的症结在于，里根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对支持台湾发表过强烈的声明，并且在布什1980年8月到北京访问后，还重复了这些话。布什在北京时请中国人谅解并尊重美国的立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只能采取渐进的做法。我相信中国人很重视诚信。
他们知道那些背叛朋友的人洞样会背叛他们。要是美国因面对中国施压而在台湾问题上让步，那反而叫中国感到惊讶。中国要的是美国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布什向我保证，里根绝不会开倒车而把中台看成两个国家，派驻两个大使。
我建议美国必须让北京相信他们一个中国的政策。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办法是让里根和邓小平会面，说服邓小平，这是美国的基本立场。布什同意我的说法，因为里根可以很有说服力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布什又说，中美之间其实有不少共识，因为里根“对有关苏联的一切事情都非常敏感，疑心重重”，波兰和阿富汗的事件又更加深了他的疑虑。里根并不喜欢共产主义，但是他看到了同中国建立关系的战略价值。
1982年7月我再访华盛顿时，舒尔茨已经接替黑格出任国务卿。70年代初期，他在尼克松总统任内担任财长时，我就已经认识他，后来成了朋友。黑格为寻求“战略共识”全力以赴，并同意逐渐减少售卖军火给台湾。舒尔茨正在推敲怎样的措辞才能适当地表达这个承诺。他向我抛出了几个问题。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军事上完全抛弃台湾，争取中国，确保美国无须推卸它对一个旧盟友所承担的义务。我同里根总统在午餐前又举行了一次单独会谈，没有人在场做记录。他知道我见过台湾海峡两边的最高领导人，他也知道我反共，却又是个务实主义者，所以想试探我对他的观点会有什么反应。我告诉他，可以暂且搁置台湾课题，就像邓小平针对钓鱼岛纠纷向日本提出的建议一样，把台湾问题视为现阶段解决不了的纠纷，留给下一代去处理。我建议里根应该向北京解释他是台湾的老朋友，这份友谊不能轻易一笔勾销。他问我他该不该到中国去访问。他本身不很愿意这么做，总觉得去了这一趟，就有义务在行程中也同时访问台湾。我听了万分震惊，力劝他切勿访台，尤其不能在同一个行程中访台。正如我事前对布什说过的，里根应该在访问中国之前，先邀请中国领导人到华盛顿去。访美之后，里根的回访将是个适当的反应。
里根后来来信说：“我们在7月21日午餐前的私人谈话让我获益不浅。我正期待得到你明智的忠告，果然就在那次会谈中大有收获。你的坦诚直率，证实了你我交情之深挚，这是我非常珍惜的。”
1984年初，中国总理访问华盛顿，强调中国希望同美国有更密切的经济关系。
5月，里根总统访问中国。过后，国务卿舒尔茨的助手沃尔福威茨到新加坡向我汇报里根的访问，并就访问中一些令美国人费解的问题同我进行了讨论。
一个必须解开的结那次访问很有成果，经济上的确有了实质的进展。在一些环球性课题上，同中国人意见相左的时候，里根没有做出让步。邓小平强调台湾是美中关系之间一个必须解开的结。我说，让邓小平有机会亲自同里根接触是好事。这么一来，中国人就会明白他们同里根交往不只是一任的事，而是两任。的确，里根连任了。
里很重新当选后，国务卿舒尔茨建议我在1985年10月初到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
我发现里根状况很好。他历经4年的任期，还曾经让子弹穿胸，险些击中心脏，看起来却充满朝气，头发乌黑浓密，声音依然洪亮。里根并不善于记住细节。其实，他清楚表明他不想被细节困扰，以致因小失大。他的强处是对目标贯彻始终、不屈不挠。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确定目标之后，会聚集那些跟他志同道合又在各个领域中表现杰出的有识之士，争取达到目标。他处处表现出自信而乐观的精神。里根担任总统的8个年头，是美国的好年头，也是世界的好年头。他的“星球大战”
计划使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招架无力，最后促成了苏联的解体。
同过去一样，我们再进行一对一的会谈，他再次就台湾问题
征询我的看法。他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走在两岸之间的钢丝上。他向中国表明美国不会背离台湾，“美国是双方的朋友，而且会继续维持这个立场”。他接着要我说服蒋经国，在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以后，尽管台湾的名义必须改为“中华台北”，还是应该让台湾继续留在亚洲开发银行中。蒋经国原本有意退出亚洲开发银行，美国国会却发出威胁，表明如果台湾被“逐出”，国会将不发放美国对亚行的捐款。我过后在台北尝试向蒋经国说明里根的立场时，费了好一番功夫，不过最终理性占了上风。1986年1月，中国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台湾则改称“中华台北”。
里根在前一年到中国访问时，看出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给予机会，让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我说，这其实是美国让资本、科技、专门知识、货品和服务在台湾自由流通所取得的成就。我肯定邓小平看过有关台湾经济腾飞的报道，也一定在思索，一帮在他看来是“软弱、贪污和不中用的土匪”，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邓小平一定认为是美国在资金、科技和技术方面帮了这些“土匪”一个大忙，他现在热切希望美国也能把这个方程式传授给中国。他知道美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将无可限量。
在这次的正式访问中，我很荣幸能向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这个世界最大的强国的立法人员，给了我这个小国的领导人一个说话的机会。我们的驻美大使许通美透露，里根和舒尔茨都鼓励众议院议长奥尼尔邀请我演讲。我的演说主题是美国人当时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保护主义，以便保障就业机会，确保美国同东亚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逆差不至于越来越大。在20分钟的简短演说中，我说明自由贸易这个课题对整个世界来说，其实是个战争或者和平的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盛有衰。我说，一个国家如果国力正盛，有旺盛的精力，却不获准出口它的货品和服务，那么它推一的出路就是扩张和侵占领土，把他国领土上的人民纳入自己的版图，组成一个更大的经济单位。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一些国家拥有的帝国足以组成一个贸易集团。这种争取成长的做法，曾经屡试不爽。这个世界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摆脱这种做法了。就因为有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种种新条例，尽管德国版图大幅度缩小了，还得同时应付从东欧回归的大批人口，德国却还是能够生气勃勃地发展兴盛。日本人也一样，他们必须离开韩国、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回归到几个日本岛屿上。德国人和日本人都能够留在自己的疆域里，通过贸易和投资继续成长。它们跟其他国家合作、竞争，可以不通过战争而依然蓬勃发展。反之，货品和服务的贸易往来一旦被禁止，中国就会重蹈历史覆辙，回到战国时期相互吞并的局面，争取扩张领土增加入口，并入一个庞大的大陆帝国。这个严谨扼要的逻辑分晰，理智上也许能让议员们信服，但是感情上有许多人却难以接受。里根在我们的讨论中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菲律宾。
流放海外的反对党领袖阿基诺在1983年8月从美国返回菲律宾，却在马尼拉机场遭枪杀，这件事使马科斯总统陷入困境。马科斯曾经是里根的好朋友和支持者。舒尔茨早些时候跟我谈起这件事，我提醒他，马科斯已经不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反而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舒尔茨要我坦白地向里根说明这一点，因为里根一直对可能必须背弃一位老朋友而耿耿于怀。因此，我以最婉转的方式，怕里根形容马科斯怎样从60年代一个年轻反共的社会改革者，变成一个自我沉溺的年老统治者，并且怎么纵容他的妻子和朋党巧妙地通过垄断和专利权，把国家洗劫一空，使政府负债累累。
菲律宾和马科斯政府，已经声誉扫地了。
里根听完了我的评断之后非常不高兴。我说，现在的问题是寻找一个干脆利落的方法，让马科斯体面离开，同时组织新政府，以便着手收拾残局。里根决定派遣特使去见马科斯，对日益恶化的局势表达美国的关心。
菲律宾的局势到了1986年2月15日终于失控，马科斯当天再度当选总统，选举却被指出现舞弊。美国大使罗伊奉命征求我的看法。我说，无论马科斯是不是在合乎宪法的情况下上台，美国都不应合他而去，但是同样不该置大部分的菲律宾人民于不顾，投选科拉松的民众不算少。美国不应该接受舞弊选举的投票结果，应该向马科斯施压，为的不是要双方撕破脸皮摊牌，而是重新举行大选。美国应该让科拉松势力继续维持“动力和干劲”，因为这是“一股为善的力量”。美国不应该让她感到沮丧失望。
第二天，2月16日，科拉松宣称选举胜利，并宣布展开全国性非暴力抗议活动，要推翻马科斯政权。菲律宾的五个东盟邻国一致行动，发表相同的声明，对菲律宾可能出现流血事件和引发内战表示关注，并呼吁当局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
我告诉罗伊大使，应该让马科斯知道他出国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否则，他可能会因走投无路而被迫杀出一条血路来。2月25日，罗伊大使回应说，美国政府同意我的看法，问我是否愿意挑起协调的责任，促使东盟出面为马科斯提供庇护。我的外交部长拉贾拉南说，要五国一致同意并不容易。我立刻通过新加坡驻菲律宾大使邀请马科斯到新加坡来。这个邀请一旦被接受，就有助于缓和当时箭拔弩张的危险局势。与此同时，里根亲自传信，要马科斯别动用武力，并说已经为马科斯、马科斯的亲戚与亲信做了安排，由夏威夷给予马科斯庇护。在夏威夷和新加坡之间，马科斯选择了到夏威夷避难。同一天，即2 月25日，科拉松宣誓成为菲律宾的新总统。
马科斯抵达檀香山几天后，他的行李，包括几箱菲律宾的新钞票，全被美国海关人员搜查。他意识到自己会有麻烦，传信告诉我他想到新加坡来。刚就任菲律宾总统的科拉松提出反对。马科斯只得继续留在夏威夷，面对多重官司诉讼。美国同科拉松总统之间有个问题，就是该不该更新美国在菲律宾基地的租约。科拉松向来对美军基地采取强烈的反对立场，希望借此从美国人那里换来更多优惠。岂料她却因此惹火烧身。当她总算接受了美国开出的条件之后，这个决定却被菲律宾参议院推翻，理由是美国基地有损国家尊严。美国参议员卢加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领袖，对防务特别感兴趣。1989年1月，卢加在马尼拉同科拉松总统会谈后，到新加坡同我会面。卢加问我，如果美军必须离开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新加坡可愿意援之以手。我说，我们可以让美国利用我们的基地设施，但是提醒他，就算开放整个新加坡，面积都远比美国在苏比克湾使用的地方来得小。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让美国的军人留驻。我促请他让美国基地继续留在菲律宾，不过补充说，如果新加坡公开允许美军也使用我们的基地，能使菲律宾政府觉得在国际上不至于那么孤立而更愿意让美军在基地继续留驻，那么新加坡很愿意这么做。我让驻马尼拉大使向菲律宾外长曼拉普斯提出这个建议。慢拉普斯说，他欢迎新加坡公开发表这项声明。
我请外交部政务部长杨荣文在1989年8月间公开表明，我们愿意让美军更频密地使用我们的基地。这项声明发表之后，曼拉普斯做出回应：“我们要特别提到新加坡。
对它明确的立场表示感激。”科拉松总统后来也告诉我，我们的立场对菲律宾很有帮助。
马来西亚和印尼对此却没有多大兴趣。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利道了说，新加坡不应该允许更多外国势力进驻本区域扰乱现状。印尼外长阿拉达斯希望新加坡会继续支持把东南亚发展成无核区的概念，并说如果新加坡的做法导致本区域增加一个新的军事基地，印尼将提出反对。
1989年8月20日，我在电视直播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说，本区域将不会出现驻有大批美军的新基地，新加坡并没有足够的空间。我们不过是开放现有的基地供美军使用，这些基地依然归属新加坡政府管辖，它们不会成为美军基地。我也同意建立印尼所建议的无核区，以及建立马来西亚所建议的和平、自由与中立的地区。可是，一旦在南沙群岛发现石油和天然气，建立和平地区的计划就不太可能实现了。我刚于8月初在文莱同印尼总统苏哈托和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医生见过面，对我向美军提供基地的面积和性质，都做了澄清。
美国政府接受了我的献议。1990年11月13日，趁着在东京参加明仁天皇的登基典礼时，我同美国副总统奎尔联合签署了备忘录。那正好是我辞去总理职位前两个星期。这份备忘录的实际价值比美国和新加坡原来所估计的还要高。美军在1991年9月撤离菲律宾的基地时，新加坡的基地设施成了美军在东南亚仅剩的立锥之地。
1981年6月我初见布什，他当时是里根的副总统。他当上总统后，我们的良好关系没有改变。我所认识的布什是一个非常热情友善的人。回想起1982年，他一知道我将前往华盛顿会见里根之后，就盛情邀我到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在他夏季度假的地方跟他同住。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因为小女玲玲当时在波士顿的麻省医院从事研究工作，我准备去同她见面。布什传来口信说，让我带她也一块儿去，而且句句真诚，所以我们应邀到他那里去度周末。玮玲、我，以及布什和他的保镖一起去跑步，畅谈政治，非常轻松自在。布什夫人跟先生一样，外向、好客而热情，毫不造作。他们都为有朋友来同他们共度周末而由衷欣喜，让我们宾至如归。
1990年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之后，美国为了增加在波斯湾的军力，必须迅速调动50万人到那里。虽然备忘录还没签定，我们还是让运载人员和物资的美国飞机和海军军舰横渡太平洋，在新加坡过境。新加坡派出一支医疗队伍到沙特阿拉伯，对波斯湾旧动表示支持。印尼和马来西亚保持中立，两国人口中占多数的穆斯林教徒，同情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拉克人，跟伊斯兰教世界同声同气。我在1991年1月21日到白宫会见布什。那个时候，美、英。法军队团团包围了伊拉克军队，“沙漠凤暴”
行动即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漂亮收场。当天傍晚，我们在布什的私人住宅泛谈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局势。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也在场。我恭祝他成功地召集了多国的部队组成盟军支持这次行动，盟军包括来自埃及、叙利亚、摩洛哥和波斯湾国家的军队。不过我提醒他，虽然萨达姆。侯赛因不对，穆斯林教徒还是支持萨达姆。侯赛因的。以色列人不断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更多移民区，惹火了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教徒，美国的盟友和朋友为此感到不安，两种极端的情绪迟早会引发爆炸性的后果。我促请美国公开表明支持一个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公平的中东问题解决方案，以显示它并没有偏袒以色列，无论以色列是对是错。
1992年1月，布什总统前往澳大利亚和日本访问，途中在新加坡停留，跟我又见了一次面。1989年6月4日后，中国的问题越来越棘手。这是大选年，布什甚至必须面对自己共和党内自由派分子的压力。为了维持他一贯的中国政策，他需要中国在一些方面做出让步，例如释放被扣留的示威者、核武扩散、远程导弹和贸易。
要继续对国会撤销中国最惠国地位的决议行使否决权，他面对的阻力越来越大。由于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即将到新加坡访问，布什希望我请杨尚昆让中国采取单方面的行动释放被拘留者，以示和解。
两天后我见到杨尚昆主席，传达了这个口信。杨尚昆回答说，美国不断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其实是要借此把自己那套自由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强加给中国，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那年11月，布什在大选中败给克林顿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必须准备应付美国在态度和作风上的改变。从克林顿许多支持者的行动看来，他们简直把中国当做一个等着接受援助，并会为此屈服于外交和经济压力的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对美国，往后的日子恐怕都不会好过。
29、冷战后的分歧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初露端倪。然而这个地缘政治变动的影响，却要到1993年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才真正凸显出来。随着反越战的一代人人主白宫，人权、民主，这些过去被认为次要的问题，一下子都变成头等重要的了……美国怎么对俄国。我们都没有意见……但是对美国以充满敌意的言辞针对中国的做法，我们不以为然。
新加坡和美国的关系可以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后。苏联对美国和世界还是个威胁的时候，我们同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政府，都维持良好的关系。从60年代约翰逊总统在任到90年代布什总统掌权都如此。新美彼此的战略利益完全一致。美国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我们也是。对美军继续留驻东亚，我们也给予大力的支持。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初露端倪。然而这个地缘政治变动的影响，却要到1993年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才真正凸显出来。随着反越战的一代人人主白宫，人权、民主，这些过去被认为次要的问题，一下子都变成头等重要的了。美国政府支持叶利钦总统领导下宣称要实行民主改革的俄罗斯联邦。他们把俄罗斯当做盟友，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美国怎么对俄国，我们都没有意见，哪怕对俄罗斯的民主前景存有再多的疑虑。但是对美国以充满敌意的言辞针对中国的做法，我们不以为然。
我们担心在言论和行动上仇视中国，只怕真会迫使中国变成仇敌。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说到底，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会冒这种风险，同中国反目成仇。这个时候，正是美国希望在东南亚缩减军力的时候，新加坡对美国的重要性，也就大不如前了。
很多美国人自以为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后，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必也再难以支撑下去。让它尽早了结，是美国当仁不让的道德义务。要达到这个目标，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布什总统主张的，通过建设性的接触，逐步改变中国；另一是国会所支持的，实行制裁措施，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迫使中国进行人权和政治改革。布什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制裁行动，但是不久之后就面对压力，该不该让中国向美国出口货品，享有最惠国地位，引起了国会的争论。国会通过决议冲国不改善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美国就不给予中国最惠国地位。布什当时也在场的美国大使霍尔德里奇，20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李光耀，我曾经在多个场合听他把自己形容为‘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他肯定是一名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多年来连同支持者致力于向新加坡的年轻一代灌输儒家价值观。相反，德里安是美国南方民权运动的宿将，她的理想是为体现美国宪法固有的‘人类权利’而进行斗争，民权运动示威者就经常同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她全盘否定李的观点，不同意社会福扯必须置于个人权利之上，认为新加坡的政治犯，只要誓言放弃暴力斗争就应获释。这两个人在两小时的会面中，大半时间都各执己见，双方的想法简直南辕北辙。”
但是这种意见相左的情况当时并没有公开，我们两国的战略利益关系比什么都重要。
再举一个例子。1988年6月，我们要求美国调走派驻新加坡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理由是他干预新加坡的内政。这名官员唆使前副总检察长招揽那些心有不满的律师，一起在来届大选中挑战人民行动党。这名外交官还安排这位律师到华盛顿的国务院同他的上司见面，并向律师保证在必要的时候将给予政治庇护。国务院否认所有指责，并且要求调走刚赴美就任的一名新加坡外交官，以示报复。国会就这件事情进行辩论时，我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给一个中立而称职的国际委员会去解决。委员会可以由3位专家组成，如果它发现美国外交官所进行的是合法的外交活动，那么新加坡政府将收回抗议并道歉。国务院发言人欢迎我重申新加坡希望结束这场纠纷的讲话，但是对我所提的建议保持缄默。这件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到了90年代，美国人把人权和民主，以及西方同东方的价值观，列为议事日程中的首要课题。美国硬是要日本把它所提供的援助计划，同受益国的民主与人权记录挂钩。《朝日新闻》这份自由、反战、主张民主的日本报章，邀请我于1991年5月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一个论坛，同主导舆论的美日重要人物讨论人权和民主课题。
我说，英法两国分别让40多个前英国殖民地和25个前法国殖民地相继独立，并为这些国家制定西方式宪法，迄今已有50年了。不幸的是，它的结果在亚洲乃至非洲都很糟糕。就连美国，也无法成功地让菲律宾这个殖民地，在1945年回复自由50年后的今天，成功推行民主制度。我认为，任何社会要成功推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它的人民必须先得在教育和经济上达到高水平的发展，有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再只是为了基本求存而斗争。第二年，《朝日新闻》再度邀请我去讨论民主、人权，以及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说明千百年来，不同社会以迥异的方式各自发展，理念和准则自也迥然不同。因此，坚持要把美国或者欧洲在20世纪末的人权标准强加于全世界，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了向全世界广播的卫星电视，任何政府想要隐瞒残酷对待人民的事实，将越来越困难。渐渐地，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国际社会必定会在不干预他国内政和坚持所有政府必须更加文明、人道地对待本国人民的道德原则之间，取得平衡。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不同社会终究会汇集形成一套人人接受的共同的世界准则，惨无人道、残酷野蛮的手段也将受到谴责。（正如在科索沃战争中，国际社会不可能在未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认可之下，对干预行动达成一致的共识。其中，代表全球人口40％的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就对北约1999年的轰炸行动提出强烈的谴责。）我接受美国《外交》季刊这份备受尊重的期刊的访问，访谈呐容在1994年2月间发表，对“亚洲”同“西方”的价值观的辩论深感兴趣的美国人，为此起了一阵骚动。在答问中，我避免使用“亚洲”价值观这个词儿，毕竟对“亚洲”价值观的解释不一而足。我谈的是“儒家伦理”，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凡是使用汉字系统，儒学经典流传的国家，都深受儒学价值观的影响。而散居怖南亚的近2000万名华裔，所推崇的也是同南亚、东南亚所奉行的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不同的儒家思想。
我说，没有所谓的亚洲模式，但是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个社会，而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西方社会则大多相信政府无所不能，在家庭结构崩溃时足以履行家庭固有的义务，未婚妈妈的现象就是一例。东亚人不行这一套。新加坡仰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产力的人民，推动了经济增长。
我强调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一个斗争不断、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混局，自由不可能存在。在东方社会里，最重要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最大的自由。当代美国社会的一些东西，是完全不能为亚洲人所接受的，枪械、毒品泛滥，暴力犯罪活动，人们居无定所，粗野的社会行为，处处反映了公民社会的崩溃。美国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的制度强加于别的社会，这一套在这些社会根本行不通。
东方人不相信这一套人要有辨别是非的道德观。有种东西叫做邪恶，而人之所以邪恶，并不纯粹因为他是社会的受害者。我在接受《外交》季刊的访谈时说，美国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道德基础被削弱，个人责任越来越不受重视的结果。美国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论是，他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为先进的阶段，只要让每一个人随心所欲，对大家就会更好。这一套说法只能鼓励美国人更理所当然地背弃社会的道德准绳和伦理基础。
换成冷战时期，这次访谈只会被当成一篇知识性的讨论一笔带过。如今，我的见解反而凸显了美国人和亚洲人对犯罪与刑罚，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在观点上的巨大分歧。
一些美国人认为我是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经济开始起飞之后，才形成这些看法的。其实，早在50年代初期，当我发现新加坡的受华文教育者与受英文教育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时，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尊崇华族价值观的民族，比较守纪讲礼，也更能敬老尊贤，社会自然就更有秩序。这些价值观一旦为学校实行的英文教育所淡化，结果是学生的活力、纪律都散漫得多，行为也比较随便。更糟的是，受英文教育者因为所讲的不是自己地道的语言，一般都缺乏自信。共产党领导的华校中学生同我领导的政府之间的激烈对抗，确确实实反映了在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体系里，文化和理念上的实质分歧。
美国的自由派学者开始批评我们控制在新加坡发行的西方报章。我们并没有遵照他们那套发展和进步的模式。他们总以为一个国家在发展自由市场经济而繁荣兴盛之际，理所当然地应该更像美国，民主而自由，对新闻不加限制。就因为我们不愿遵照他们定下的准则行事，所以他们不接受这个新加坡人民年复一年投票选出的政府也会是个好政府。
但是没有一位美国评论员找得出新加坡政府贪污、任人唯亲或道德败坏的任何岔子。1990年以来，像香港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等多个商业风险机构，好几年都把新加坡列为全亚洲贪污情况最微的国家。根据柏林国际透明度机构的报告，新加坡的清廉程度排名世界第七，在英国、德国和美国之前。无论过去或者现在，新加坡同他们口中冠以“专制政权”的“香蕉共和国”根本是两回事。美国媒体为了表示不能苟同，一味地形容新加坡是“经过消毒的整洁”，新加坡办事效率高，却被说成“毫无灵魂地讲求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