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哈佛的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台北发表演讲，把新加坡的模式同台湾的民主模式做了对比。他引述《纽约时报》的标题，总结出两种模式的差别：新加坡“干净而小气”，台湾“污秽而自由”。他的结论是：“李登辉向台湾引介的自由和创意，在他百年之后还会继续留存；李光耀带给新加坡的诚实和效率，则很可能伴随他入土为安。在一些情况下，专制体制短期内能有所作为，但是经验显示，惟有民主体制才能造就长久的好政府。”
美国人和欧洲人通过赫尔辛基协定要求实行人权与民主，成功地促使苏联解体后，理所当然地可以为胜利而耀武扬威。但是要想对中国也如法炮制，却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做法。中国人并不认为西方的文化准则是优越而值得模仿的。
1992年3月的一个晚上，前德国总理施密特在新加坡的一个晚宴上问我，中国是否会民主化，像西方国家一样尊重人权。坐在施密特旁边的芝听到了要12亿中国人（其中有30％目不识丁）投票选举国家主席的想法，忍俊不禁。施密特注意到，她这个不假思索的反应，显示了这种想法的荒诞性。我回答说，中国4000多年的历史，是不同朝代的帝王更迭，间中历经无政府状态、外强侵占时期以及军阀和独裁者统治的历史。中国人可从来没有体验过一个以计算人头而非以砍断人头治国的政府。要蜕变发展成为代议制政府，总也该有个渐进的过程。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前殖民地，历经数十年没有选举没有民主的殖民统治后，才接受前统治者现成的一套民主宪法。但是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荷兰和美国的民主体制，却花了整整n 年才告形成。
历史告诉我们，自由民主需要经济发展、学识文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和足以保障言论自由与人权的政治体制。它需要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公民社会，让观点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人民，愿意彼此合作共存。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公民在家庭和国家之间，还可能附属于一系列机构组织，例如为促进某种共恫利益的志愿团体、宗教组织、工会、专业组织，以及各类自助团体。我相信一个民族惟有培养起包容和忍让的文化，民主才行得通。在这样的环境里，少数人能够接受由多数人做主，直到下届大选为止，同时耐心地和平地等待机会，以说服更多选民支持他们的主张，使他们能够组织政府。把民主制度强加给那些传统上你争我斗，至死方休的国家是行不通的。韩国就是一个例子。不论当家做主的是个军人独裁者或者是民选总统，韩国人都要上街斗争到底。台湾则是会场里频频上演铁公鸡，街头也一再发生殴斗事件。这种种现象，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上的差异。每一个民族终究会形成各自具有不同代表性，符合本身习俗与文化的政府。
1994年，就在苏联解体不久，美国人踌躇满志之际，美国企图让海地在一夜之间民主化，重新扶植已被拉下台的民选总统。5年后，美国人悄然退出海地，私下承认失败。美国作家沙可基司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质问道：“究竟是哪儿出了差错？暂且不论海地领导层有多大的过失，华盛顿的决策人应该知道强行民主化会有多大的风险。海地民主不足月早产，它不可能在没有真正多党制度的情况下继续生存。多党制度不可能在没有稳固0的中产阶级的社会里建立起来。中产阶级要形成，不能少了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充满活力的经济体要存在，不能少了强大贤明、有能力率领国家走出谷底的可靠领导人。”美国政府不曾公开承认失败并表明失败的原因，因此，同样的错误仍会继续上演。我曾经于1992年3月在同一个交流会上向施密特强调，人权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科技把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带进世界村，大家都在电视上见证了同一暴行的上演。因为全世界的人民和政府都期望得到他国的尊重和崇敬，各国就非得逐渐改变有损形象和名声的行为不可。施密特过后再到中国时，我发现他竭力要求的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人权标准，而不是民主。后来，他在德国报刊《时代周刊》撰文说，中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西方可以在人权问题上施压，要求中国在这方面达到更能为世界所接受的标准。
美国、西方，甚至日本之所以对亚洲的民主与人权这么感兴趣，焦点并不在台湾地区、韩国、香港或新加坡，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美国要这些东亚之“虎”成为中国的榜样，让中国看看这些自由社会正因为拥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所以能有蓬勃的经济发展。其实不然。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择性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能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中国人民对“乱”
有一种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庞大，领导人益发得分外谨慎，在引进或采用任何模式或原理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测试、调整、修正，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才把它融人本国的体制。
香港主权由英国归还给中国的问题，成了中美之间在人权和民主课题上争论的焦点。美国可以通过香港在经济上制衡中国，香港同中国分治的情况一旦无法令美国满意，它就会切断香港的个别出口限额和其他优惠。香港的600万人口并不能左右美国或世界的命运，但是中国12亿人民的命运（到2030年还可能增加到15亿）将对世界的势力均衡起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同中国牵扯上香港的“民主”问题，着眼点不在于香港的前程，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同样，美国自由派分子批评新加坡，也并不因为他们关心300万新加坡人口的民主与人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给中国树立了错误的榜样。
从1993年至1997年，克林顿对中国的政策出现剧变。这是1996年3月台湾海峡危机引发的后果。中国当时在台湾海峡举行导弹演习，美国随即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东部水域作为回应。两岸的对峙局面迫使中美重新检讨双方的立场，两国关系在双方的高层防务官员经过几轮深人密谈后，才稳定下来。江泽民主席1997年10月到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取得了成果。克林顿总统1998年6 月到北京回访，对江主席同意回应华盛顿的做法，允许记者会现场转播，大感意外。在结束对华访问后途经香港时，克林顿形容江泽民主席“是个才智非凡、活力充沛的人。他所具备的，是对历史的这一刻极其重要的素质：他有丰富的想像力，又深具远见，能勾画出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未来”。
可是不过短短几个月内，中美关系又再急转直下。负责调查核导弹秘密失窃事件的美国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发表了考克斯报告书，指中国进行谍报活动。考克斯报告书内容泄漏，在美国国会掀起强烈的反华情绪，致使克林顿无法在1999年4月中国总理朱槠基到华盛顿访问时，抓紧时机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达成协议。
不到两个星期后，美国在5月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犯下了悲剧性的错误。
中美关系跌人谷底。一边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另一边是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强的国家，双方的关系发展犹如过山车般险象环生，叫亚洲所有国家忐忑不安。
中美关系在1999年11月两国达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时有了转机。中国人世将使它在世贸的条例框架下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大为加强。这将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
美国政府偶尔也会很难缠，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任期（1993年到1996年）就是一个例子。迈克菲事件发生后，新加坡突然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跟随美国开出的自由秘方去建立一个民主发达的国家。但是，1997年7月金融危机爆发后，新美关系再度升温。美国发现我们是个有用的对话者。新加坡是本区域推一能够承受大量资金流出的国家。新加坡的法治和健全的银行条例，加上严格的监管，是它经得起大量资金流出本区域的冲击的原因。1997年11月在温哥华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会议上，克林顿总统接受了吴作栋总理的建议，答应为受影响的国家和七大工业国召开一个特别会议，讨论经济危机，协助受影响的国家重新整顿银行体系，恢复投资者的信心。1998年4月，会议终于在华盛财行，有22国的财政部长出席了会议。
随着印尼局势恶化，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的主要官员同我们的官员进行了密切的协商，设法制止印尼盾崩溃。克林顿总统在M 年1月派遣副财长萨默斯前往会见苏哈托总统之前，曾给吴总理打过电话。
3月，克林顿委派前副总统蒙代尔为他的特使，向苏哈托解释局势的严重性。
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苏哈托不曾明白在他开放印尼的资本账户，允许印尼公司向外国银行借贷大约800亿美元的款项之后，印尼变得有多脆弱。
不受约束的经济体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深重之际，新加坡反而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放宽管制。我们这么做纯粹因为自己确信这是正确的做法，而这么做却恰好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提出的发展自由金融市场的因应之道不谋而合。美国人赞扬我们是个不受约束的自由经济体。
话虽如此，新美关系仍然会有起落，我们不可能总是遵循美国的那套方程式来发展行事。新加坡是个人口稠密的弹丸小岛，它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区域内，我们不可能以治理美国的那套方法来治理岛国。说到底，新美有再多的分歧吧，美国留在亚洲，仍对保障本区域的安全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形之下，新美之间的微小分歧其实是不足挂齿的。美国开放了国内市场，使我们能够把商品出口到美国，加速了经济增长。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胜利了，我们全都会沦为东洋奴隶。若是当年美国不插手第二次世界大战，继续由英国坐镇亚洲，新加坡和这个区域的工业化发展恐怕无法如此顺利地展开。英国向来不愿意让各个殖民地实行工业化。
美国人慷慨豁达的精神源自乐观进取的天性，他们总是乐善好施。可惜这种精神到了80年代末期逐渐淡化。美国面临日益庞大的贸易和预算赤字，为了扭转贸易和预算逆差，因而要求日本和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开放市场，调高币值，进口更多美国货，并且支付知识产权费。
自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人变得固执狂热，崇信教条。他们一味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输出民主和人权，就偏偏避开有损自己利益的地方，例如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半岛。不过，就算歧见再多，摩擦再大，东亚国家还是宁可让美国继续留在本区域，为维持区域势力的均衡扮演主要的角色。
我在60年代对于同美国人直接接触有所保留，原因是他们财大气粗，总以为有钱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美国官员大多轻率莽撞又经验不足，我却渐渐发现跟他们合作并不如想像中那么难搞。我无须通译也能理解他们的观点，他们同样能明白我的心意。当年要是我只以华语或马来语发表演说，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邦迪就不可能阅读这些演说的内容，也就不可能安排我在1967年10月同约翰逊总统会面。值得庆幸的是，我同多数美国总统和他们的主要助手，特别是国务卿，都能融洽相处，好几位甚至在卸任之后还维系着彼此之间的交情。我们为共同的目标彼此合作，学习相互信任，成了好朋友。
然而美国的政治过程往往让它的朋友深感不安。短短25年内两度发生总统遭弹劾事件，先是1974年的尼克松，然后是1999年的克林顿。所幸这两次的弹劾都不曾对整个国家造成太大的冲击。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华盛顿政策随主要人事变动而朝今夕改的现象。决策方向捉摸不定，国际关系也因此变幻难测。华盛顿一些友善的外交官总会说，新面孔能引进新观念新点子，能充任“冲涤机制”，避免统治精英死守政权、食古不化。我却认为也惟有像美国这么一个富有又安如磐石的大国，才经得起这种制度的多番折腾。
美国的政治过程尽管多么开放透明，地球那一端如果发生附么危机，谁也说不上美国会有什么反应。换做我是波斯尼亚人或者科索沃人，也一定不相信美国人当真会插手巴尔干的战事。他们却真的干预了，不在于维护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而是为了捍卫人权，为了终止一个主权政府对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违反人权的罪行。
只是这种政策能维持多久呢？它能放诸四海而指准吗？在非洲的卢旺达，这一套根本行不通。美国朋友一再提醒我，他们的外交政策考虑的其实并不是战略性的国家利益，而是美国媒体所关注的焦点。纵有再多的失误缺陷，美国还是成功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美国的工业表现在七八十年代不如日本和德国，却在90年代以叫人意外的活力回弹。美国公司在电脑和资讯科技方面领导世界潮流。它们充分利用数码革命把公司、企业打碎了再重组，把生产力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时成功抑制通胀率，增加利润，在竞争力方面领先欧洲和日本。人才苔苹是他们的强处，大专院校、智囊团、科研中心和跨国公司，都是培育人才的温床，而且有能力吸引中国、印度以及世界各地出类拔萃的才俊，在硅谷等新兴高增值领域服务。没有一个欧洲或亚洲国家，能像美国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吸引和网罗了大批的海外人才。美国就像拥有磁铁似的，把全球各个角落的顶尖人才全吸引到美洲大陆去。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优势。欧洲人花了好些时间才肯承认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特别是美国那套重视权益资本回报率的企业文化的价值。美国的执行人员坚持不懈地加强生产力和竞争力，为的是提高股陈的投资价值。这种论功行赏制度的代价，就是导致美国社会的分裂现象比欧洲和日本社会严重得多。欧日社会没有相当于美国社会的低下层阶级。欧洲企业文化重视的是社会团结与和谐，德国公司甚至委派工会代表进入管理局，这样做的代价却是资本回报率和股东投资价值偏低。日本人实行的是终身雇佣的制度，非常强调雇主和雇员彼此的忠诚。这样做的缺点是冗员过多，失去了竞争优势。
到了90年代，许多欧洲公司开始在纽约股市挂牌，这么一来，他们就不得不着眼于每一季的回报和股东投资价值。欧洲人接受了美国企业管理的标准，这等于欧洲对美国的表扬。
只要世界继续以经济为主导，只要美国还能继续在创新科技领域中保住领先的地位，那么欧盟也好，日本或中国也罢，相信谁也取代不了美国当今所拥有的超凡地位。
30、亚洲第一个奇迹
日本人现在的态度，可以视为他们日后行为的苗头。要是他们对过去感到羞愧，日后就比较不可能重蹈覆辙……日本的实力仍旧不容低估。一旦他们感觉到受威胁，石油或其他生存资源被切断，出口市场被封死，国家生存的命脉断绝，那我相信日本人必会再次进行恶斗，就像1942――1945年一样。
过去60年来，我对日本人的印象改变了好几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接触的是待人彬彬有礼的推销员和牙医。作为一个社群，他们爱干净，整洁，守纪律，自给不求人。因此，他们在1942年2月占领新加坡之后的残酷行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残酷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有例外，日本军政府有步骤的暴行，使日本人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冷酷无情的。我们忍受了3年半的恐怖和物资匮乏的生活。在东南亚沦陷区，数以百万计的人丢了性命。被他们俘虏的英国、荷兰、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都被迫服苦役，以致形销骨立，命丧黄泉。
1945年8月15日，天皇突然出人意料地下旨投降。日本人从作为我们的太上皇一下子变成了模范战俘，他们尽心竭力地打扫城市，认真刻苦地对待自己应做的工作和身分的改变。接着他们在我们眼前完全消失。我从书报上得知，他们重建日本历尽艰辛。
60年代，品质优良的日本电子消费品流入新加坡。到70年代，日本人又生龙活虎起来。他们擅长生产纺织品、石油化学制品、电子产品、电视机、录音机和照相机，加上现代化的管理和销售方法，他们摇身变成了别国不易应付的工业强国。随着国力日益增强，日本人在鞠躬时腰也没那么弯了。
这个国家从不道歉对我和我这一代人来说，日本人给我们留下的最强烈、最深刻的印象，是占领时期的恐怖。这些记忆是磨灭不了的。从此以后，我在更广的社交范围内认识了许多日本人，包括部长、外交官、商人、总编辑、作家和学者，有几位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通情达理。跟年轻的时候相比，我现在对他们了解得更多了。日本占领时期的痛苦使人产生恐惧和仇恨。战后我在书报上看到他们吃不饱和受苦受难，城市被炸平和烧毁，不由得幸灾乐祸。
这种感觉在看到他们坚忍不拔，有条不紊地着手从战后的废墟中重建家园后，不由得转化为尊重和敬佩。他们巧妙地避开了麦克阿瑟军事占领时期的政策目标，把许多使日本变得强大的特点保留下来。有一些人因战时犯下的罪行而被送上绞刑台，多数人却改头换面，有些还以民主政界人物的姿态出现，赢得了选举，当上了部长。
其他的人继续成为勤奋的爱国官僚，致力于把日本重建成一个和平的非军事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却从不悔悟，从不道歉。
战后我第一次跟日本人交涉，同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的一次冷血大屠杀事件有关。1962年2月，新加坡东部的实乞纳地区进行土方工程，工人无意间发现埋在一个大墓坑里的骸骨。挖掘出来的墓坑约有40个之多。这勾起了人们对20年前“检证”行动的全部回忆。在日军占领新加坡的头两个星期里，日本宪兵队抓了5万到10万名年轻华族男子，并杀害了他们。骸骨无意间出土之后，必须让人们看到我在跟日本政府交涉这件事。我也希望看看复兴的日本。1962年5月，我第一次访问还没完全从战争的蹂躏中复原的日本。
日本外交部安排我们住在帝国酒店。这座建筑物是由美国建筑师赖特设计的，后来拆除了。它是一座雅致、宽敞的低矮建筑物，看起来像西式建筑，却又很有日本风格。我从套房内约略看到了旧东京的景致，可以想像那准是一座曾经很迷人的城市。熙熙攘攘的新东京清楚地显示了经济正在复苏，但是却杂乱无章。它是从废墟中仓促赶建起来的。美国B29型轰炸机曾经投下燃烧弹，对它进行地毯式的轰炸，引发了严重的火灾，把整座城市给摧毁了。日本为紧急和杂乱的重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道路系统很差，街道都很狭窄，没有形成网络，而且出现了交通堵塞的现象。
随着汽车的普及，情况将会更严重。一个有着强烈的审美观的民族，却重建出一座没有吸引力的城市。他们错过了兴建一个有效率和雅致的首都的机会，他们原本是有能力这么做的。
高尚的高尔夫球运动显然风靡全国。外交部长小圾善太郎带我到他的“三百俱乐部”去打高尔夫球。这是日本最昂贵的俱乐部之一，只有300名会员，他们都是政界和商界的精英。高级主管们使用的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昂贵的高尔夫球和球杯。
虽然日本人当时已开始尝试制造球杆，但是还很差劲，挥杆时既无力道又没有感觉。
我错误地以为他们的技术和模仿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20年后，日本制造的好些高尔夫球杆却是全世界最好和最贵的。
解决“血债”问题我惟一的重要公事，是和首相池田勇人讨论他们的“血债”，要求日本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犯下的暴行做出赔偿。他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表达了“诚恳的遗憾”（不是道歉）。他说，日本人民要“为所做的错事向死者的灵魂”做出补偿，但是，希望这些事情不致妨碍日新两国人民增进双方的友好关系。
赔偿问题就这样搁置下来了。他们不想开先例，以免其他受害国也纷纷提出赔偿要求。池田和他的官员表现得极其友善，他们也急切地想解决这一课题，免得勾起过去的仇怨。我们终于在独立后解决了血债问题。1966年10月，双方商达的数目是5000万元，一半是赠款，一半是贷款。我期望同日本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吸引工业家到新加坡来投资。
虽然1967年4月，我再到东京是进行非正式的访问，佐藤荣作首相仍然会见了我。他从资料中得知我没有迫使他们进行赔偿，感谢我解决了“骸骨”问题。我邀请他到新加坡访问，他答应了。同年9月，他在夫人的陪同下前来，成为战后第一位访问新加坡的日本首相。佐藤在不微笑时，神色严肃而凝重，但笑起来的时候会开怀大笑。他的样子像日本武士，身材中等，体格结实，有着坚定的表情和姿态。
有一次午餐时，芝问他是否真的是武士的后代，他自豪地回答说是，并补充说他的妻子也一样。他讲话声音低沉，不多费唇舌。他的外长三木武夫每说三句话，他只说上一句，而且是更加有力的一句。他在战后的日本领袖当中，享有第一个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领袖的荣誉。我跟佐藤在一起时彼此都感到很自在。经过前些日子在东晾的会面，他知道我并不反日，而是要跟日本合作，使新加坡工业化。他在演说中提到日本占领时期的推一的一句话是，“亚洲历史上，有些时候我们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件”，真是轻描淡写之至。一年后，1968年10月，我又到日本回访。日本很讲究礼仪，他们坚持在机场的迎送仪式上，我应该戴黑色的霍姆堡毡帽和灰色手套，穿黑色的西服。他们非常拘泥于西方的礼服穿着。当时各地报纸都在报道英军将撤离新加坡的新闻，我发现阳本官员和部长们，包括首相在内，都期待我会向他们要求援助。他们知道新加坡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然而我没像其他到访的发展中国家领袖一样要求援助，这使他们大感意外。跟佐藤仅相和外长三木讨论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认为新加坡有效率高的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可以作为日本在东南亚进行经济活动的立足点。不过，要这么做的话，新加坡须跟印尼和马来西亚保持良好的关系。佐藤也为日本皇太子明仁和太子妃美智子成功访问新加坡而向我道谢。他知道我曾经亲自设晚宴款待他们，还带他们到总统府的天台去观赏在日本无法看到的南十字星座。皇太子夫妇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交谈甚欢。我和芝后来多次访问东京，他们都在私邸盛情款待。
感觉很特别的一刻由于是国事访问，天皇和皇后在皇宫设午宴招待我们。主要的宫殿被炸毁了，午宴设在比较靠外面的一座房子里。我们被带领进入一个客厅，地上铺了漂亮的地毯，家具陈设简单而优雅，摆了几张精致的小桌，礼物就放在上面。同这位半神的人物晤面，是我生命中感觉很特别的一刻。在日本占领新加坡的3年半里，他成了神。我在国泰大厦报道部当电讯编辑期间（1943――1944年），常得向东京皇宫的方向鞠躬。如今眼前站着这个身材瘦小，略微弯腰弓背的人，看上去毫无恶意，说真的倒是友善有礼，说话低声细气。皇后个子比较大，圆脸盘儿，长得讨人喜欢。礼宾官员让我们站到指定的位置拍照，然后宾主双方坐下来交谈。
谈话内容无伤大雅。在适当的时候，他对战争期间日本对新加坡人民所造成的苦难表示遗憾。我点了点头，一声不响。对这样的场面我毫无心理准备，认为最好是保持沉默。
日本人已经揭开了皇室的神秘面纱，要在他们心目中重新恢复过去对天皇的崇敬，谈何容易。皇位象征着什么，已经没什么神秘可言。坐在午餐桌的另一边，压低嗓子跟这位曾经被当做神一般的皇帝谈些大多无关重要的事情，未免令人扫兴。
坐在天皇身旁的佐藤首相对他有什么想法，倒叫我纳闷。佐藤毕竟属于把他当成神来敬仰的一代。
天皇的葬礼此后我和芝又几次会见了天皇和皇后。我作为总理的最后活动之一，是于1989年2月参加他的葬礼。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贵云集东京，向这个复兴和成功的工业强国的元首致哀。那是个肃穆的传统仪式。新宿皇家公园内筑起一座宏伟的神道神坛，它是用精致的白松木搭成的，没用一颗钉。人人都穿着深色的西服，另加外套并戴着手套，不然就穿传统的民族服装。我们就坐在一个开放的大帐篷内，面向神坛，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吹来，叫人直打哆嗦。那是前后两个半小时的彻骨严寒。日本人的安排却周到万分。跟帐篷毗连的是个围了起来的接待处，既温暖，来往又方便，有热腾腾的饮料和小吃供应，洗手间的马桶是保暖的。参加葬礼的来宾，人人都获得可以御寒的毯子和大大小小的特制小袋，只要把塑胶包装扯开，氧气就会使化学过程产生效应，把这些袋子变成保温垫子。我把小的保温垫子放在覆盖着足背的鞋面下面，大的放进短上衣、裤子和外套的口袋里。可怜的芝，旗袍没有口袋，无处可放。邻座的人把多个保温垫子放在座位上，让臀部保持温暖。这种刺骨严寒比在新加坡国泰大厦天台上向天皇鞠躬还要难受。当年我根本无法想像将来会有一天代表新加坡，跟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的菲利普亲王一起参加天皇的葬礼，向他致哀，而美英两国正是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偷袭的两大强国。所有的大国和许多获得援助的国家的总统或总理都出席了，有些则由国王代表，全世界聚集在一起，赞颂日本的特出成就。
过去的35年，我对日本和它的领袖有更深人的了解。我们需要他们帮助新加坡工业化。在他们眼里，新加坡是东南亚的战略要地，可以从这里出发把经济活动扩展到整个区域。我们也是从波斯湾到日本的海路枢纽，是日本油轮必经之地。我和日本首相们经常反复讨论的课题包括：在马六甲海峡自由航行的权利，日本在新加坡和东南亚的投资，本区域的安全问题，中国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亚太区的经济合作关系。
60年代和70年代，我所见过的所有日本领袖所最关注的，就是在马六甲海峡自由航行的权利。佐藤最先于1967年表示担心马六甲海峡部分航道海水太浅，大油轮恐怕过不了。我告诉他，只要用有灯光的浮标或灯塔标明浅水的地方，就不会有危险。有了先进科技，可以疏浚马六甲海峡，用灯光浮标做航道标志。我对这个问题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使佐藤受到鼓舞。他老惦记着日本是靠海路输入像石油这类原料的，就是这些原因促使他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当时拥有足够的军力发动攻势，现在却没有这个能力。1973年5月，接任的首相田中角荣跟我在陈京会面时，也提到这个课题。我强调，日新两国应该合作，以确保自由通航得以继续，同时抗拒本地区其他国家建议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他显然感到安心。两年后我造访三木武夫首相时，他提起不久前在新加坡海峡发生的两起日本油槽船意外事故，对新加坡政府的全力协助，表示真诚的感谢。这两起意外事故曾激起新加坡邻国的强烈反应。日本超级油槽船“祥和九”先于那年1月，在离新加坡几公里外的水牛礁附近搁浅后泄漏原油，在海面上留下了长达20公里的油渍。各国都担心有关事故会严重污染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海岸线。新加坡港务局立刻出动防油污船艇到海面喷射清洁剂，防止油渍扩散，化解油渍。随后于4月间，“土佐丸”
在圣约翰岛附近水域同另一艘油槽船相撞，断成两截。这回事发的地点距离新加坡本岛更近。所幸“士佐丸”已经卸下运载的原油，这才避免酿成另一次严重污染。
尽管如此，马印还是公开呼吁，向往来船只征收航道使用费，以补偿沿海国家蒙受的损害，同时为航行于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设定吨位限制。这个问题对日本太重要了，因此副首相福田赳夫和外长宫泽喜一过后都在和我会晤时，分别当面向我致谢。同其他强国相比，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对他们是否具有经济价值。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他们对我们的评价很低。为了得到他们的帮助，比如投资石油化学工厂，我们必须不响提醒他们，要是新加坡也支持其他沿海国家一印尼和马来西亚，向往来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征收航道使用费，他们将遇到很多麻烦。自由通航对日本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直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大会阐明各国有这个自由航行的权利时，日本才放下它的心头大石。
设法吸引日本投资担任总理期间，我一直都设法吸引日本公司到新加坡来投资。
日本首相佐藤在1967年9月访问新加坡时，我公开地对他说：新加坡人对日本的资金、科技、经理和专家的流入，并无顾忌，而日本肯定将领导亚洲朝进一步工业化的目标前进。我告诉经团联（日本大工业家的协会）的工业家，新加坡欢迎任何觉得搬到新加坡来能在工资或货运成本上占优势的工业。第二年，经济发展局在东京设立办事处。然而对年代初的日本人，还没有做好把工厂迁移到国外的准备，他们还在加强国内的工业生产力。直到80年代，由于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越来越大，受到美国的压力，他们才开始在美国生产。后来当欧洲也决定不进口他们的产品时，日本才开始在欧洲，尤其是英国设厂生产，把产品出口到欧洲经济共同体。
精工表决定在新加坡设厂的过程，反映了日本公司在海外投资时典型的小心谨慎。我们在70年代初花了3年多的时间，才说服精工表在新加坡设表厂。当时在东京代表经济发展局的黄名光，毕业自一所日本大学，充分掌握和了解他们的语文和文化。精工表不认为东南亚有任何地方能符合他们的精细工业的要求：有支援工业和足够的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工作队伍。黄名光竭力使他们相信，应该未雨绸缨，准备有一天石英表价格下跌，在日本制造变得不经济，因此应该考虑到新加坡来。
同时，他也跟该公司的科技与生产主管打交道。我们提交了多份可行性报告，再无数次地给予承诺，保证会尽力协助他们之后，他们才终于决定投资。1976年，我为他们的工厂主持开幕仪式。在决定投资之前，他们小心翼翼，一旦决定投资，他们就全力以赴，确保计划成功。不久后，他们对新加坡员工素质的疑虑一扫而空，进而发展生产精密器具、工业机械和自动化系统。
1969年，我们对一个石油化学计划深感兴趣。首先，我向三木提出我需要他的政府支持。日本跟美国或欧洲不一样，凡事不能少了政府的支持，政府在投资计划方面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1975年5月我会见了住友化学公司总裁驰川纪成。他很愿意对新加坡这个计划做出投资承诺，但是说日本政府并不支持。他希望我跟日本首相会面时，能促使政府公开对这个合作计划做出承诺。三木首相起初犹豫不决，原因是我们那拥有丰富石油资顺的邻国印尼，也希望日本能把石油化学厂设在那里。
我吁请三休表明立场，日本不应向资源大国的压力低头，而不做妥当的投资决定。
我提醒他，上回在两起日本油槽船意外事故中新加坡政府给予全力协助，希望他能对住友公司的计划表示支持。他过后波表一个简短声明说：“虽然这是个私人投资计划，日本政府仍深感兴趣，并准备竭尽所能协助推动。”直到两年后，即1977年5月，接任首相的福田赳夫才确定新日石油化学计划并由住友带头。要不是福田，这个工程未必能落实。那时候，10亿美元是非常庞大的投资，石油化学对当时的新加坡来说，也是过于资本密集和高科技的工业。虽然达成了协议，但是这个计划却得在中曾根康弘于1983年访问新加坡时，才真正付诸实施。不久，石油化学厂计划终于在五五合作的基础上正式开展。这个计划起步慢，投产时碰上供过于求的问题。
但后来还是有利可图，而且还衍生出数个大规模的下游产品投资项目。我所接触过的日本首相，从他年的池田到1990年的宫泽，都可说是有才之士。然而其中一位可谓真人不露相，外粗内秀。1973年5月，我在东京同田中角荣会面。他被誉为推土机，并且具有强有力的电脑般的头脑。他是从建筑承包商起家的。以日本人的体型来说，他身材中等，肩宽腰粗，浑身是劲。他的作风粗扩直率，跟其他日本首相大不相同。他们多是东京帝国大学或其他著名学府的毕业生，先从公务员做起，升任高级职位，然后进入自民党领导层。尽管田中不是大学毕业生，担任首相却绰绰有余。
同这位对敏感课题，包括东南亚的反日情绪课题也坦率直言的日本领袖交谈，令人耳目一新。当时日本在曼谷遇到麻烦，学生示威反对日本的经济剥削。我指出，派国际贸工部长中曾根前去安抚泰国人是不够的。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再出现，他必须向泰国人、印尼人和菲律宾人表明，日本不只是对撷取它们的原料有兴趣，比方说可以献议协助它们工业化。我后来也曾对其他日本首相提出这个建议，但是他们不为所动。
8个月后，我在新加坡机场迎接田中，那是1974年1月的事。他步下舷梯的时候，我发现他脸部歪向一边，嘴唇和面颊也这样。他一点也不感到难堪，解释说是脸部神经出了问题，需要过些时候才会复原。他显露出极大的自信心。
1974年末，他由于涉及购买洛克希德飞机的贿赂案而辞职，但在自民党里他依然举足轻重，操纵着首相人选，直到1993年逝世。
福田身材瘦削修长但是结实，瘦小细致的脸上总带点顽皮的神态。他担任首相后，我于1977年5月同他见面。之前跟身为部长的他见过几次面时，已觉察到他思想敏锐，兴趣非常广泛。某次午餐时，他还随手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本很厚的记事簿，当场念出日本和美国各自的延伸经济区，以说明日本是如何地处于劣势。他记录下所有有用的事实和数据，包括海洋法所规定的，各国所拥有的延伸经济区的平方英里面积的大小。同年8月，福田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后，续程到新加坡访问。他同我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心腹会谈”旧本人所谓的坦诚交谈）。双方部长同意成立日新训练中心，让那些赞助训练中心的日本公司享有免税优待。日本也要求新加坡在对航经马六甲海峡的日本油槽船实施“龙骨下水深”制度之前，支持给予5年的过渡期。新、马、印曾达成协议，规定龙骨下的水深必须达到3.5米，并在3年半内实施。我答应设法延长到5年，结果事成。我也向福田提出抗议。他的官员曾指新加坡为工业化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因此日本不能为新加坡提供低息贷款。我们还没有工业化，如果他们把我们当工业国看待，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一定会步其后尘，迫使新加坡在还没来得及做好充分准备以平等条件竞争之前，就丧失普遍优惠制度和其他特权。福田表示会注意，后来他们就停止再提这件事。直至数年后的80年代中期，倒是设在布鲁塞尔的欧共体执行委员会，对新加坡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质疑。卸下国会职务后，福田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并没有因此消怯。他的儿子赢得了他留下的席位，日本人对他们的领袖可谓忠贞不渝。1995年福田与世长辞，日本失去一位精明练达的领袖。他对20世纪末的世界所面对的问题了如指掌，也深知日本不能孤立生存。
1979年10月，我再次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那时，大平正芳已接替福田出任首相。日本的外交礼仪已随着时代改变，他们不再坚持要我戴上黑色的霍姆堡毡帽和灰色手套了。我们住进接待宾客的赤报宫。午餐由裕仁天皇和皇后宴请，晚餐则是首相所设的燕尾服饰正式国宴。
大平有张宽大、笑盈盈的脸庞，双颊丰满，笑容可掬。这名一桥大学毕业生曾任职于财政部，是位谨慎和能干的领袖。我特别向他指出，新日合作模式对我们的邻国能起示范作用，例如日新训练中心、电脑软件训练中心、新加坡大学日文系、新大工学院和日本工学院结成姐妹学院等计划，都是如此。我们的邻国都在认真研究这些合作模式。由于新加坡成功，他们认识到训练和知识的价值。这么一来，他们就更可能同新加坡和日本合作。我向他提出协助开发人力资源的要求时，他一口答应，并表示这也是他个人关心的课题。一年后大平猝然逝世，我失去了一个朋友。
接任首相的铃木善幸于1981年1月到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访问。我促请日本像欧洲在洛美协定中对非洲大陆的态度一样，给予东盟更大的关注。对此他毅然表示同意。传统上日本首相上任后的首次海外访问，一定先到华盛顿，他却一反传统，决定以东盟为第一站，然后才续程到美国，再到握太华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他声称日本是亚洲的真正成员，而作为亚洲惟一的高度工业化国家，日本任重道远，决意同亚洲一起努力。
铃木重视东盟这次姿态上的改变意义深远。一名日本首相要在没有强大官僚的支持和建议下，独自进行如此重大的变革，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为了强调对东盟的重视，他追述了苏联曾经要求日本对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提供援助一事。尽管苏联希望日本把经济和政治区分开来，但是日本坚持除非苏联改变对阿富汗和越南的政策，否则不会给予西伯利亚任何经济援助。我鼓励他坚持这个立场，指出如果日本、美国和欧洲继续为苏联掩盖其制度的失败，苏联就会继续给世界制造麻烦。得不到外界支援，苏联在15――20年内一定要面对比波兰更严重的问题。铃木同意。
铃木毕业于水产训练学院（现为东京水产大学），可说是这方面的专才。一次在用晚餐时，他为我揭开水产的奥秘，介绍日体的渔业，非常尽兴。他所用的比喻几乎都和鱼有关。我建议日体集中发展人力资源，把东南亚人民训练成跟日本人一样熟练而生产力高的员工。他同意我的说法，还引述了一句谚语：“给人卜条鱼，只够他吃一餐；如果教会他钓鱼的方法……”他后来拨出1亿元，在每个东盟成员国，还有冲绳。个别设立一个训练中心。他说，开启现代知识大门的钥匙是训练，不是资助和软贷佐藤下台之后，接连出现了多位任期不超过两年的首相，要跟他们建立较深厚的私人交情谈何容易。在这期间，日本经济一直获得高增长。首相和部长的更迭对经济稳定和增长似乎毫无影响。外国评论员认为这是由于官僚权大和能干，却低估了出任首相和部长的人物的能力。这些人全是自民党派系的主要成陨。
他们个个办事干练，经验丰富，有着共同的看法。铃木善幸的继承人中曾根康弘的任期却超过两年，自1982年起当了5年首相。他虽能说流利的英语，却带着浓重的日本口音。说起话来声音洪亮、生气勃勃的他，曾是日本帝国海军自卫队的尉官，对此他引以为豪。他身高1.86米，在日本人当中算是挺高大魁梧的了。他额头高凸，头发半秃，看来是个精力充沛又严加自律的人。每个星期他必得到寺庙中以上身挺直，双脚交叉的莲花式坐姿静坐两个小时。他鼓励我也这么做。我接受了他的健议，通过一个信奉佛教的西医朋友，我开始学习静坐，每次半小时。后来静坐成了日常作业，效果比镇静剂更好。中曾根没有其他日本领袖自我谦让的作风。1983年3月我到日本访问时受到他的热烈欢迎，他还不断强调能实现在首相署接见我的心愿，是件多么值得他高兴的事。他十分关注东盟各国对他所谓的“日本国防开支稍微增加”的反应。众所周知，早在他掌管防卫厅的时候，他就已表明他的鹰派主张，认为日本应该建立自己的国防力量。随着美国参议院通过议案呼吁日本增加防务开支，他就更加振振有词了。面对忧心忡忡的邻近国家，他希望做出保证，日本加强自卫队的力量，纯粹是为了在紧急时刻守得住日本岛屿周围的宗谷、津轻和对马三道海峡，日本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军事强国。他声称这其实是历届内阁的一贯政策，只是未曾公开声明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