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曾根重提往事中曾根在同年稍后到新加坡访问时，我重提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当年，一手协助山下奉文策划攻占马来亚的杉田一次中佐（中校）（当时的退休将军），就在这同一个内阁会议室里，针对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所作所为向我致歉。1974和eqs 年，他率领幸存的伙伴重返新加坡，向我们的武装部队军人汇报当年日本进军马来亚的情况，以及它怎么一举攻下新加坡。山下奉文在攻陷新加坡后就住进去的总统府，如今是人事几番新。我告诉他，我们不能老是受历史牵绊，必须往前看，消除双方的疑虑。他同意我的说法，用英语表达了对我所采取的立场的“衷心感激”。
日本人民的内心深处，对于再次卷入一场不但赢不了而且代价惨重的战争，仍存有深深的恐惧感。中曾根加强防卫力量的政策也因此放缓推行。民意调查显示，在防卫问题上日本人都宁可保持低调。无论如何，就因为中曾根性格率直，在他卸任以后，我们每逢在东京碰头，总能一起吃饭，畅所欲言。
自民党的势力在80年代末开始转弱。35年来一直都行之有效的整个体制，再也无法应付国内外急速改变的环境。传媒接二连三地报道贪污丑闻，使自民党连连受到炮轰。日本传媒决心要拆散自民党领袖、大商家，尤其是建筑承包商以及高级官僚之间的相互勾结的关系。继中曾根之后于1987年担任首相的是竹下登。他个子瘦小却风度翩翩，是早稻田而非东大毕业生。他温文尔雅，待人处世拘泥形式。在笑容可掬的背后，他其实是一个政治暗斗的高手。他的领导作风跟中曾根截然不同，谨言慎行，但是却能履行自己的承诺。竹下登出任首相期间，正是日本要从苏联手中夺回千岛群旧（日方称为北方四岛）的情绪最高涨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急需国际经济援助，日本随时准备慷慨解囊，条件是要苏联归还原属他们的4个岛屿，或至少做出归还岛屿的明确保证。但是1989年12月我在东京裕仁天皇的葬礼上同竹下登重逢时，他却透露，苏联绝不放手。过后他给我传来口信，要求我在苏联总理雷日科夫于1990年初访新时，为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说项。我曾经问过三木武夫首相，为什么苏联疆土遍及欧亚大陆，却会对堪察加半岛外的4 个小岛如此在意。三木脸色一沉，激愤地直斥苏联人对领土贪得无厌。我问起岛上日本居民的命运时，他一脸厌恶地说：“一个都不留，全被遣返日本！”竹下登对收回4个小岛也有着同样强烈的意愿。所以雷日科夫总理访新时，我特别提起这个问题。他的反应完全在我意料之中：4个岛屿的主权根本无可争议，完全属苏联所有。在他的两年任期内，爆发了一起同雇佣公司“利库特”有关的贪污丑闻。竹下登的心腹涉嫌为达到政治目的接受贿赂。这个人后来自尽，竹下登悲痛欲绝，最终引咎辞职。
在闹出一连串贪污丑闻之后，公众极力呼吁清廉领袖上台。虽然海部俊树只领导自民党内一个最小的派系，但是他仍然成功地在1989年当选首相。海部受人欢迎，喜欢交际，有个“廉洁先生”的雅号。他不及宫泽多才，不如中曾根果断，又不比竹下登善斗。但是他却有亲和力。
海部在他的两年任期内碰到不少问题。换成中曾根，当会乐于当机立断。美国要求日本派兵到波斯湾参与对伊拉克之战，海部在征求了各党派领袖的意见后，最终不派一兵一卒，而选择提供130亿美元，作为日本对这次行动的贡献。
其实西方一直都确认日本的经济力量。从1975年在朗布依埃举行的会议开始，他们就邀请日本领袖出席五大工业国峰会。可是在争取扮演一个主要经济强国的角色的过程中，日本始终面对重重障碍。最严重的问题是，日本领袖对他们战时的暴行采取了不愿面对的态度。反观德国人，开诚布公地承认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同时表示歉意和对受害者做出赔偿。他们也教导年轻一代认识战争罪行的历史背景，以免重蹈覆辙。日本人则继续采取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我想，或许他们是不愿使人民士气低落，或不愿侮辱祖先和天皇。什么原因都好，总之历任自民党首相都没能勇敢地面对过去发生的事情。
但是，1990年5月，海部却在新加坡发表了一次突破性而且令人难忘的重要演讲，“对日本过去所作所为给亚太无数人民带来难以承受的悲痛，表示衷心的懊悔……日本人民坚决不再重复这类会酿成悲剧性结局的行动”，就只差一声道歉。无论如何，他的语气确实体现了他诚恳和务实的态度。
我向海部指出日本人和德国人对待战争记录所抱的不同态度。德国工业家和金融家呈交履历表，总会毫无隐瞒地把战争时期的经验―一列出：在斯大林格勒或者比利时的战役中出过力，曾是美、英或苏军的战俘，曾获颁什么军阶什么奖章。但是在日本人的履历表上，1937年到1945年期间永远留白，好像这段日子不曾存在。
这种现象充分反映了日本人根本不愿重提这段历史。因此，日本人和那些同他们来往的人之间总是隔着一道烟幕，疑虑重重，这是不足为奇的。我建议日本研究德国的方式。教育下一代避免重蹈覆辙。海部坦言我的意见让他深受鼓舞，同时强调日本其实已经在不断改变。他说自己是战后第一个没有军事背景的首相。1945年，他还只是个学生。到了60年代，他积极参与民主化进程。他愿意认真研究如何教育年轻一代认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重新检讨教科书的内容。可惜，他还来不及落实这个想法，就被宫泽喜一取而代之了。矮小调皮的宫泽，圆脸上总挂着探索的表情，一陷入沉思两道阔眉就会紧蹩，在阐明经过谨慎仔细考虑的立场之前，也总会先掀起嘴巴。他像学者多于政治家。要是选择投身学术界，担任母校东大的教授一定胜任有余，只是最后他却当上了财政部官员。传媒曾在1991年报道我说过的话：让日本人派兵支援驻守柬埔寨的联合国和平部队，简直就是“把含酒的巧克力塞给一个酒鬼一样”。宫泽在接任首相前夕，就趁一次我在东京和自民党领袖共进午餐时，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日本文化要改变谈何容易。日本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追求完美，做到极限，哪怕是插花、铸剑或者打仗，这种习性是根深蒂固的。如今中国已经拥有核子弹，我不相信日本还会重演1931年至1945年之间的历史。不过，日本若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就非得让邻近国家觉得它信得过，是个能赖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国不可。宫泽追问，海部的懊悔难道算不上是提供了某种宣泄吗？我说，这只能算是个好的开始，却并非道歉。后来宫泽出任首相，在1992年1月向国会发表的第一份声明中，就对亚太地区人民所蒙受的苦难表达了“深切的懊悔和歉疚”。中曾根是鹰，宫泽则是鸽。他一直支持美日联盟，反对以任何形式重建军事力量。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词汇丰富，因而易与他人坦诚交换。意见。他反应敏锐，一有不同意见，就立刻反击一一但总是彬彬有礼。早在他出任首相以前，我们已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富泽特别留意中国宫泽也特别留意高增长的中国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同佐藤（1968年）、三木（1975年）和福田（1977年）一样，宫泽花了颇长的时间讨论跟中国有关的课题。即使在中国采取闭关政策经济停滞时，日本领袖已经非常关注它的发展了。后来邓小平推行开放政策，日本更是格外留意这个每年增长8％到10％的邻居，因为它可能威胁到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显赫地位。宫泽担心的是少了民主制度和新闻自由的监督和制衡，中国崛起将对日本和东亚的安全构成威胁。大多数日本领袖相信，美日的防卫合作联系能给日本20年的安全保障。然而宫泽和其他日本领袖担心的，却是长远的局势发展，暗自害怕有朝一日美国军力将难以在本区域维持支配的地位，不愿再保卫日本。中国究竟会起着稳定的作用还是引起麻烦，没人说得准。
我认为最好是把中国纳入现代化的世界体制里。日本应该吸引中国优秀生到日本深造，让他们同日本的年轻一代建立密切的关系。同样，中国最杰出的顶尖人才如果能有机会到美日欧，就能开拓眼界，认清中国要繁荣富强，就不得不在国际上做个积极的成员。如果中国在推行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多方受到孤立和阻挠，它就会对先进国家产生敌意。
大多数日本领袖深信一到紧要关头，东盟国家都会跟日本站在同一阵线，惟独无法断定新加坡会有怎样的反应。他们不怀疑身为华人的我关心东南亚的利益，并且纯粹从一个新加坡人的角度看中国，相信冲突发生时我未必支持中国。但是对在新加坡占多数的华人，以及未来的领袖在中国的压力之下会产生什么反应，他们就说不准。我想我当时并没有成功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就在宫泽担任首相期间，田中一名年轻弟子小泽一郎率领党内一个势力强大的派系，在一次关键表决中推翻了宫泽内阁。宫泽毕竟有别于其他自民党派系的首领，他不是一个党内明争暗斗的能手。自民党输掉了随后举行的大选。自民党失去政权也有好的结果。细川护熙成为首位以毫不含糊的语言承认日本所犯战争罪行的首相。
自民党领袖一直对他们的战争罪行抱着强硬的态度，细川没有这样的思想包袱。日本要等到一位非主流政党领袖上台出任首相，才真诚地道歉。第二年，紧接着上任的社会民主党新首相村山富市再次道歉，还趁访问东盟之行分别对东盟领袖―一致歉。在新加坡，他公开表明，日本不能再逃避，必须正视过去的侵略和殖民统治。
19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村山发表声明，再度表达他最深切的愧疚和由衷的歉意。他并且强调，日本必须对给亚洲造成的痛苦自我反省。村山也是首位到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蒙难人民纪念碑前献花的日本首相，虽然我们并未要求他这么做。他告诉我，希望这么做能维护本区域今后的和平与稳定。他仍能感受到本区域潜伏着的强烈的反日情绪，因此益发体会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这两名非自民党首相的道歉，削弱了以往日本政府绝不道歉的强硬立场。自民党并未道歉，表示歉意的是部分的村山联合政府。
1996年，自民党的桥本龙太郎继村山之后接任首相。他在同年7月庆祝诞辰的那一天，不以官方姿态而以私人名义，到靖国神社吊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日军亡魂，其中包括当年的首相东条英机将军，以及好几名因战争罪行而在战后遭处决的战犯。日本领袖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留下解答不了的大疑问。同德国人不一样，日本人没有进行导泻，以清除他们体制里的毒素，不以他们的过错教育年轻一代。桥本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2周年纪念（1997年）以及同年9月访华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深感忏悔”，尽管中国和韩国都希望日本领袖能道歉，桥本却没这么做。
他们不要道歉我想不通日本人为什么如此不情愿承认过去，坦然道歉，以从此迈步向前。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要道歉。道歉等于承认犯错，而公开表示仟悔更暴露了他们今日的主观感受。南京大屠杀，朝鲜、菲律宾、荷兰和其他妇女被拐骗或被强迫到前线充当日军的“慰安妇”，对活生生的中国、朝鲜、蒙古、苏联的囚犯进行惨无人道的生化武器试验：他们都矢口否认，直到一件件史实在日本的档案中被发现，他们才迫不得已承认。这种态度，又怎能不叫人对他们未来的意向生疑呢？
日本人现在的态度，可以视为他们日后行为的苗头。要是他们对过去感到羞愧，日后就比较不可能重蹈覆辙。因战争罪行而被联军处决的东条将军在遗嘱和供证中说，日本人是因敌众我寡而败北。以日本的面积和人口，它仍有潜能在高科技战役中建立实力。诚然，中日的任何冲突一旦升级，超出传统武器的层次，日本必定会吃大亏。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但是万一发生，日本的实力仍旧不容低估。一旦他们感觉到受威胁，石油或其他生存资源被切断，出口市场被封死，国家生存的命脉断绝，那我相信日本人必会再次进行恶斗，就像1942年至1945年一样。不论日本和亚洲的前景如何，日本人如果要推动经济现代化以及扮演联合国和平使者的角色，就必须先了结这个道歉的课题。亚洲和日本一定要往前看。为此，我们彼此之间都应有更大的信任和信心。
31、向日本人学习
纵使日本占领时期的经验历历在目，日本的民族性叫我至今心有余悸，我还是觉得他们有值得尊敬和佩服之处。他们的群体协作精神。他们的纪律、智慧、刻苦勤奋和为国牺牲的精神，促成了一支强大无敌和生产力强的队伍。日本人深知自己的国家资源贫乏，他们必将会继续格外努力。为人所不能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位日本社会的顶尖人物决意重建日本，振兴工业。
这个顶尖的领导班子，并没有被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美国占领军解散。当中共介人朝鲜战争时，美国人就决定改变政策，重建日本。日本领导人知道这是个大好机会，一方面保持深藏不露和谦卑的低姿态，一方面在纺织、钢铁、造船、汽车、石油化学工业、电子电气产品、照相机以至电脑等各个领域中，快马加鞭赶上美国人。日本有个同法国贵族学校一样的精英制度。前皇家大学和顶尖私立大学精选人才、造就人才，这些人才在公私部门的事业阶梯上逐级攀升。他们的行政官员和公司领导人，跟世界任何杰出人才一样能干。不过，日本的奇迹并不是单由少数最上层的人创造的，全体日本人民都有一种要证明自己济事的坚定意志。不管在哪一个阶层，他们都不忘争取最卓越的成就。
日本人敬业乐业70年代末，在一次访问四国岛的主要市镇高松时遇上一件小事，我对日本人敬业乐业的态度从此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日本大使在当地一家酒店宴请我，虽属三星级，却是当地最好的酒临。晚宴菜肴水平绝佳。水果和甜品时间一到，一名不过三十几岁的厨师一身洁白登场，耍弄着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子展示削柿子和日本脆梨的身手，呈献了一场让人惊叹的大师级表演。我问他这功夫是怎样练成的。他是从厨房助手做起，只负责洗碗碟，削马铃薯，切菜。5年后他以助理厨师的身分毕业，10年后升任酒店主厨。对自己的工作他引以为荣。正因为具有对工作的深切出豪感，以及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竭尽所能的高昂志向，哪怕是厨师、侍应生以至清洁女工，都具有最高的生产力；在制造业方面则获得接近零失误的工作成果。亚洲没有其他民族在这方面能及得上日本人。无论中国人、韩国人、越南人、东南亚人，任何民族都做不到。惟一的弊端在于日本人自视为特殊的民族。要不你就是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是这个魔术圈子里的一分子；要不你就一无是处。“特殊民族”的神话使日本人不论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机构，或者任何工作场所的一小组员工，都构成一股难以应付的力量。
日本人文化独特日本人具备令人钦佩的素质。他们有个独特的文化，像“乐高”
砌砖一样，恰如其分地相互配合拼凑成一个整体。一对一单挑，中国象棋也好，围棋也罢，许多中国人都不输给日本人。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特别是工厂里的生产队伍，任谁也难把日本人击垮。80年代，一家日本公司日存获颁生产力奖，我在颁奖给公司董事经理时问他，既然本地分公司和日本总公司使用同样的器材配备，以新加坡员工跟日本员工比较，他如何评价本地职员的表现。他给新加坡员工的生产力打了70分。原因是日本员工技术更纯熟，也是多面手，灵活性大，适应力强，跳槽和缺勤的现象少，更愿意终身学习和接受训练。谁也不把自己当成白领或蓝领，大家一律是灰领员工。无论是技术人员、小组组长或督工，都不会介意弄脏一双手。
我问他，本地员工还要多久才赶得上日本的水平？他认为也许在10年至15年后。在进一步追问下，他却表示本地员工恐怕不可能完全与日本齐步。他指出两个原因：
首先，日本员工总会在同事因其他重要事情离开岗位时，自发地暂代其职，新加坡员工则只顾分内的工作；其次，新加坡沿袭了英国的制度，基层和领导核心界线分明，理工学院或大学毕业生一参加工作必定直接高居要职。日本的情况就大不相同。
1967年到日本访问期间，我参观了石川岛播磨工业在横滨怕船厂，这家公司是新加坡裕廊造船厂有限公司的合伙公司。副总裁真藤恒博士是个出色的工程师，身强体壮，精力过人，精明能干，他带我四处走走。他跟其他工人一样，身穿公司制服，脚穿胶靴，头戴安全帽。在进入船坞之前，他拿一顶安全帽给我。他对船坞熟悉得不得了，边走边用英语向我解释。日本工人守纪律、勤劳、团结和有效率。
回到办公室共进工作午餐时，他解释了英国管理层跟日本管理层的不同点。日本执行人员和工程师在工厂里工作。他们必须了解最低层的工人，才能有效地领导他们，所以必须从基层做起，逐步上升。英国船坞执行人员坐在铺地毯的办公室里，从不去看看在车间或船坞工作的工人。对工人的士气和生产力来说，这不是好事。
同年较后时，我在泰恩赛德参观了斯旺亨特船坞。约翰。亨特爵士带我到船坞各个部门走走，得到的印象跟日本船坞形成了最强烈不过的对比。亨特爵士穿一袭裁剪出色的大衣，皮鞋擦得锃亮。我们一起乘坐劳斯莱斯汽车前去。行经油腻的车间地面时，我们的鞋子沾上油泥。在横滨的石川岛播磨船坞，我没发现油泥。快上车的时候，我有点犹豫，亨特爵士却满不在乎，在地上擦了擦鞋底，没把油泥擦干净便上车。在车里，他把油泥擦在地毯上，叫我也这样做。我必定是露出了诧异的神情，因为他说：“他们会用洗涤剂洗干净的。”接着车子便开动，不是到办公室去吃工作午餐，而是到戈斯福思酒店，先吃一顿美味佳肴，然后到酒店的高尔夫球场打了18个洞的高尔夫球。英国执行人员的生活讲究派头。
1975年5月，我在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后第一次访问日本。从不少报道中，我了解了日本人如何采取彻底而全面的步骤节省能源，每单位工业产量的石油耗损量都减少。这趟访日，我就发现他们的办公室和公共大楼，包括豪华酒店，全积极减少所使用的能源。即使夏日炎炎，我居住的酒店客房空调系统最低也只能调到25摄氏度，在那种季节算是挺热的。酒店内贴上通告，敬请房客原谅。客房清洁女工也总会在我们离开房间后，殷勤主动地把所有电灯和空调都关上。
我请公用事业局的官员研究日本人节省能源的方法。他们的报告显示日本人处理问题态度认真，不像美国人那样对危机情况总是不当一回事。所有使用电能超过特定水平的工厂，都必须委任能源经理，管制能源用量，而且必须每年向日本国际贸易工业部呈交进展报告。建筑业也采取节省能源措施，避免外墙和窗户散热。制造商提高了空调机、电灯、热水器等家庭电器产品和工业机械的效率，减低耗电量，并在每一件电器产品上面注明电能的使用功效。
装置节省能源仪器的公司，可获政府提供税务优惠。银行也愿意提供特低利率贷款，资助装置隔热器和其他仪器。日本在1978年成立了节省能源中心，通过展览、工业能源审查和研究工作，把节省能源的科技和知识传播开来。这就难怪日本每单位工业产量的耗电量是世界最低的。
我发动国内几位部长适当地采取类似的措施，电能消耗量总算下降了，但还是远远不及日本的成绩。进入70年代末期，日本从石油危机中复苏的经济奇迹，成一举世艳羡的焦点。就在西欧和美国不得不放慢脚步的时候，它却已重享高增长率。
尽管许多文章和全球最畅销书籍纷纷称颂它的成功之道，世界对日本人依然抱着根深蒂固的观念：工作起来像蚂蚁似的不眠不休，居住在兔子窝里，坚持封闭自己的市场，然后把钢铁、汽车、零失误的电视机和电子产品，源源不绝地输往外国。从日本人身上我得到一个启示：通过员工和管理层紧密合作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性――
这才是人力资源发展背后的真正意义。新加坡在1972年成立国家生产力局，此后日渐步上正轨。自从一名曾在新日联营电子公司担任董事经理的行动党议员黄贵祥也参与工作后，我逐渐认识到日本管理方式的好处。这名议员协助生产力局成立国家生产力委员会，邀请私人企业参与提供咨询。我也要求日本生产力中心协助新加坡成立类似的中心，还同日本中心主席乡司古平见了面。乡司先生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七十五六岁。他是个苦行者，浑身充满真诚和热忱。他认为生产力就好比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跑。此后十年，在他协助下，我们建立起一个高效率的生产力组织，一步步把工会和管理层集中起来，齐心合力提高生产力。日本经理总会全力以赴不管获配什么职务，日本经理总会全力以赴，尽心尽力。70年代，日新合作的裕廊造船厂的一名日籍工程师，因在计算成本时出差错，导致公司失去一项重要的石油贮存库工程。他把公司那年盈利的滑落归咎于自己的失职，愧疚之下以死谢罪。我们非常震惊，无法想像任何新加坡人会对自己的工作具有如此强烈深重的责任感。
我在所到的中国和越南各大城市，总能见到日本的大型贸易公司派驻代表在当地实地考察，决定什么东西可以买下来转售到世界其他地方，或者当地需要什么产品可以由日本从世界各地买进来。他们勤奋卖力，孜孜不倦，随时为日本公司提供最新的资料。新加坡公司要委派年轻的执行人员到中国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去，肩负比较艰巨的外务，却总是困难重重。
正因为自我要求高，日本公司难以找到及得上国内水准的新加坡管理人员。在裕廊造船厂有限公司，自60年代同我们联营20年来，无论总裁、财务总管、总工程师，全是日本人。几乎所有美国跨国公司在开业十年后，都大胆起用新加坡人出任总裁。新加坡执行人员和工程师都晓得，要在日本跨国公司获得升职和认同难如登天。
责任感、可靠性、专业性或者掌握日语的能力，都是非日本人在日本公司掌权的重重障碍。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但是很缓慢。一家主要日本跨国公司“日本电气”
（NEC ），在90年代首次委任新加坡人为总裁。同时期，超过8成的美国公司和半数欧洲公司，都已起用新加坡人担任总裁一职。日本公司的文化不一样。这给海外的日本公司带来许多问题，它们无法使他国人轻易地融入它们的制度。在经济环球化的大趋势下，除非它们向美国人和欧洲人学习，吸纳外国人让他们融人自己机构的文化，否则日本跨国公司跟后者相比，就难免处于劣势。
不少新加坡的华族商人和金融家，就算在日本住上好几十年，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也能入乡随俗，却始终未能跟日本同事建立深交。大家可以在公共场所一起吃饭、应酬，登门造访的情况却几乎完全没有。
日本公司总会把商业机会保留给自己的银行，肥水不流外人田。新加坡银行在日本做生意，靠的全是新加坡人和其他外国人。日本大公司在新加坡投资时，都会从日本引进辅助公司来应付各种需求，包括日本超级市场、餐馆和各种符合日本生活方式的供应商。
以前他们完全同西方科技隔绝，只能通过倒序制造（即仿制）一步步跟上，所以特别吝于输出科技。台湾地区、韩国和东南亚都察觉到这一点。也正由于眼前的财富得来不易，他们尤其厌恶把财富分给挥霍无度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任由这些国家的领袖随意糟蹋，富了自己却救不了人民。日本最终在美国的劝说下，一反传统晋身为世界最大的援助国，也算是个小小的奇迹。新加坡同样是一路艰辛走过来的，所以我能感同身受，宁以提供训练和技术协助的方式提供援助，而不是提供捐款，以免它被滥用。
1980年，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的官员到日本同深具影响力的国际贸工部工作伙伴会面，当时国际贸工部已为日本拟好战后工业发展的总方向，整份报告书深具启发性。日本人高瞻远瞩，懂得放眼未来而不一味墨守成规，缅怀过去帆船、武士的朴实年代。报告书主要讨论的课题是节省能源，开拓可以取代石油的能源，同时转向创意知识工业，作为突破钢铁、汽车和电子产品保护主义的策略。他们过去是靠一路追赶取得进步的，如今他们要靠自己创造新科技和新产品向前迈进。国际贸工部为日本勾勒出80年代的前景：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国家，倾全力汲取和开发新知识，为人类和社会的需求服务。
国际贸工部当时给新加坡官员的劝告是，凭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我们可以充当知识和资讯中心，跟东京相辅相成。日本人相信这样的中心要取得成功，非得有可靠和可以信赖的人民不可。这些话我们牢记在心。对发展成为知识和资讯中心的必备条件进行认真研究后，我们加倍重视学校里的数理和电脑教学。政府部门为私人企业树立榜样，率先全面电脑化，并通过电脑的加速折旧提供所得税优惠。
这个决定使我们走在邻国前头。“智慧岛”计划正是在这个时候播种萌芽的。通过光导纤维在岛内建立四通八达的网络，再把小岛同东京、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等主要的知识和资讯中心，以及同吉隆坡、雅加达、曼谷、马尼拉等邻近城市连接起来。
日本人的企业哲学跟新加坡的日本商会代表会面，使我认识到他们是通过不间断的投资使他们的企业推陈出新的。他们相信要跟世界竞争，工业必须随时具备最先进的科技。不过最让我折服的还在于日体人对操作这些先进机器的人员的重视。
他们不断为员工提供训练和再训练，使得先进的机器能发挥最大的功用。日本人的这套企业哲学，确保他们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日本国际贸工部官员跟我说过，企业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更何况员工都是终身受聘，所以他们愿意在雇员身上投资。
新加坡人都是移民的后代，我们的员工沿袭了英国制度的求职态度，哪个雇主出价高，员工就往哪里跑。日本公司给员工额外补贴的方式，包括津贴、加班酬劳、花红和公司福利，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像新加坡的做法，日本公司提供的补贴往往比员工的基本薪酬还多。就因为日本员工所获的额外补贴高，国家一旦面临经济不景，公司利润下降，雇主就能立刻削减花红和津贴，把薪金成本紧缩40％到50％。只要公司营业额一恢复，补贴自然又增加。这么做才能实行终身雇佣制。劳资双方分享利润，也共渡难关。在艰苦时期，即使公司赚不了钱，员工也清楚知道公司的长远利益是他们终身饭碗的保障，包括薪酬之外附加的种种福利：医疗和牙齿护理、单身宿舍、高津贴的住房贷款、家庭消闲设施。雇员子女教育费、迎新和欢送茶会、长期服务奖、雇佣股票选择权、红白事津贴……员工与公司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当然，只有大公司和公共部门才能推行这样的终身雇佣制度。经济滑坡时，裁员的是小公司，也就是大公司的供应商。我还真希望能向日本学习，可惜同新加坡的雇主谈过几次后，却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新日两国的文化根本不一样，新加坡雇员对公司不像日本人那么忠心耿耿。更何况，新加坡有许多大雇主是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它们的公司文化各不相同。我尝试探讨日本有什么制度上或方法上的优点，值得我们仿效和沿用。从日本人成为我们的军事统治者开始到现在，这50年来，我同日本总裁、工程师、部长和其他优秀的日本官员有过无数次的接触，我逐渐相信西方心理学家的研究报告所说的，日本人的平均智商，尤其是在算术方面，比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来得局。
纵使日本占领时期的经验历历在目，日本的民族特性叫我至今心有余悸，我还是觉得他们有值得尊敬和佩服之处。他们的群体协作精神，他们的纪律、智慧、刻苦勤奋和为国牺牲的精神，促成了一支强大无敌和生产力特强的队伍。日本人深知自己的国家资源贫乏，他们必将会继续格外努力，为人所不能为。
独特的文化价值观使他们在即使发生任何突变的情况下，也能成为灾难的生还者。地震、台风、海啸，自然界某些不可预测的力量，时不时会给他们带来灾难，但是，他们随时勇于面对任何损失与伤亡，从废墟中抖擞精神，振作起来，重建家园。1995年神户那场大地震过后，日本人民的举动和反应，比起1992年洛杉矾一场破坏性较小的地震过后，暴乱、掠夺到处发生的混乱场面，益发值得我们佩服和学习。神户完全没有发生掠夺或暴乱事件。日本公司自己采取拯救行动，提供食物、救济所。衣服；志愿组织自动请缨提供援助。就连日本黑社会也义不容辞地加入拯救行列。政府方面的拯救工作显得缓慢，铁路、公路、电话不能使用，水电服务全部中断。但是，没有人陷人悲痛绝望而一蹶不振，哪怕失去的家人、财产再多。
1996年11月大地震过后一年半，我到神户访问时，惊讶于生活如此迅速地恢复正常，神户居民从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如常生活。日本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民族。但是，他们却不得不进行足够的改变，以便融人由许多不同文化的人组成的世界。
日本赶上西方国家的模式已经瓜熟蒂落了。80年代末是它的高峰期，当时东京股市的市值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市值相等，东京的地价也比纽约来得高。可是，当日本中央银行在1990年喇破经济泡沫后，它的经济就开始长期下滑。在这同时，通过精简化和重组，充分利用数码科技革命的成果，尤其是互联网，美国经济进行了转型。它把日本和欧洲经济远远抛在后头。日本人正在试图拟出新的模式。它必须接受数码科技革命，也必须同美国公司一样，加强股本的回报率，着重股陈投资的价值。随着经济环球化，日本已被迫开放它的国内市场。许多历久不衰的做法，例如终身雇佣制也必须有所改变。但哦见识过日本人民的能力以及他们的教育素质。
虽然他们不像美国那样成功鼓励许多企业家自行创业，但日本的年轻男女并不缺乏想像力、创意和创新的点子。5到10年内，日本人必将卷土重来。
32、韩国人自强不息
……卢泰愚和全斗焕都因被控叛国和贪污纳贿罪，结果被判长期监禁，全斗焕还被控谋杀。他们在1997年12月获赦，1998年2月出席了总统就职典礼。金大中在宣誓就职后跟全斗焕和卢泰愚握手，总统发言人说，这表示韩国社会的修好与和谐。
这一幕在4万群众面前上演。人民是否会因这幕政治演出而对政府的制度重拾信心，还是个未知数。
过去，我对朝鲜人的印象并不好，因为第一次见到的朝鲜人，他们穿着日本军服。当时，日本人带了两批雇佣兵到新加坡来，除了朝鲜人，另一批是台湾人。朝鲜人跟日本军人没两样，粗暴而且出手重。台湾人则充当福建话通译，那是新加坡华族的主要方言。战后，韩国发展经济的冲劲消除了我以往的成见。1979年10月，朴正熙在官邸――青瓦台接待我。他外表严肃，身材矮小结实，脸尖鼻窄。朴正熙希望我能帮助促进韩国同东盟的关系。他说朝鲜半岛的和平前景并不乐观。南方不愿再陷人另一场战争，认为和平第一，统一第二。但是北方却要以武力达到统一。
我问他美国是否会在1981年后继续履行承诺，卡特总统曾经宣布美军将在那一年开始撤出。朴正熙说卡特的国防部长布朗已答应会在1981年以后，继续负起防卫的责任，而且曾公开表示韩国的安全对美国至为重要。我提醒他，卡特在1976年的竞选宣言是从韩国撤军，这讨得美国人的欢心，如果这么做又再受美国人欢迎，卡特可能会有改变。他同意我的分析，并说美国推行的政策受4年举行一次的选举周期影响，令他感到不安。当晚在整个餐会上谈的都是正事，没有闲聊的机会。朴正熙那20来岁、说英语的女儿热情招待我们，确保没有冷场。朴正熙说他接受的是军官训练。他委任各个领域的专家担任部长和长官，在做出重大的决定之前，他都会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朴正熙的总理崔圭夏很能干，受日本教育。总理夫人也在日本受过高深教育，跟夫婿一样聪明。夫妇俩仍旧阅读日本小说和报章。韩国的知识分子跟台湾知识界一样，深受日本人的影响，程度同我受英国人的影响不相上下。
韩国人民决心追求经济现代化，因此，掌权了18年的朴正熙，得以带领团结一心和严守纪律的人民，把经济发展得蓬勃繁荣。在经济策略上，他也紧随日本人的作风，小心翼翼地保护国内市场，同时大力推动出口。朴正熙鼓励甚至强迫韩国人节俭，不许人民享受如彩色电视机这样的奢侈品，而韩国彩色电视机的出口量却与日俱增。
他要韩国成功而展现出的坚定和顽强的意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少了朴正熙，韩国也许永远也不会发展成为工业国。我离开韩国5天后，朴正熙被他最亲近的助手、也就是情报局局长暗杀了。韩国政府说，这起行刺事件是密谋夺权计划的一部分。
据当地报章报道，情报局局长一直很担心会被他人取代，因为朴正熙曾经批评他没有处理好釜山学生和工人同警察殴斗的事件。
那一次的访问肯定了我对韩国人的看法，他们很强悍，能够承受极大的痛苦。
相继而来的人侵者横扫整个中亚大草原，但是来到这个半岛却止步。他们属于蒙古人种，脸型和体型突出，不容易把他们误认为华人或日本人。他们为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主人把我带到庆州，那是他们古老的文化中心，七世纪新罗王朝的国王都葬在那里，从这些陵墓中出土了许多精致的黄金和宝石手工艺术品。
极度憎恨日本人他们十分憎恨日本人。受日本统治的35年里，他们的任何反抗行动都受到无情的压制，这在他们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清楚记得在过去500年中，日本人对他们进行过无数次的侵略，而每一次他们都会击退敌人。即使是那些最日本化的韩国精英，包括崔总理和他的夫人，他们精通日语、日本文学和文化，但是心底里还是厌恶从前的统治者。当年朝鲜人抗拒殖民主义和支配式的统治，因此日本人对他们采取了强硬的手段。他们也抗拒中国人的君权，长达1000年，只不过没有像对日本那样反感。他们采用汉字，因而吸收了儒家思想。美国大学的韩国学生证明了他们不比日本人或华人逊色。然而尽管韩国人身体比较强壮，他们的凝聚力和对公司的奉献精神却不如日本人。实行军法统治时，韩国工人和工会都处于静态。军法统治取消后，工会变得激进，经常怠工静坐和罢工，无视出口市场出现问题，仍然要求加薪和更好的待遇。韩国工会不可能像日本工会那样，跟它们的雇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论跟雇主的矛盾有多大，日本工会绝对不会破坏公司的竞争力。韩国人令人生畏。一暴动起来，他们跟镇暴警察一样有组织、有纪律。跟他们对峙的警察，像古罗马的斗士般戴着有塑料面罩的头盔，拿着塑料护盾。当工人和学生跟警察当街冲突时，他们俨然就是在战场上的士兵。罢工者蹲在地上聆听演说的同时，也有节奏地挥动着拳头。他们是相当火暴的一群，不愿妥协。反对当权者时，他们既凶且狠。
80年代，我两度访问韩国，先后同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见过面。1996年，我在新加坡同金泳三总统见面。从朴正熙到金泳三，4位领袖都深切关注由于夹在中、俄、日三大强邻之间，韩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脆弱性。
1986年，我在汉城会见全斗焕。他对朝鲜的专注和忧虑，令我惊讶。我觉得很纳闷。他们的人口比朝鲜多一倍，也富有得多，还获得美国供应更好的军事配备。
虽然朝鲜的经济捉襟见肘，跟我见过面的韩国外交部长，却都流露出对朝鲜军事威力的畏怯。
跟韩国领袖会谈，我们讨论的另一个重点课题是新兴工业经济体（包括韩国和新加坡）跟欧洲的发达国家和美国的贸易与投资关系。1686年，我向全斗焕总统提及在美国和欧洲不断滋长的保护主义情绪。我说，要是我们这些新兴工业国不开放市场，回应美国和欧洲给予我们自由进出市场的权利，久而久之，他们会觉得难以容忍保护主义思想必会蔓延。他同意新兴工业经济体应该开放市场，并强调韩国准备花两年时间，按部就班地实现这个目标。我指出尽管开放了市场，韩国关税仍然高达16％至20％。对此，全斗焕回应说韩国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人均收人仅对2000美元，比新加坡的人均收人还少。除了国防方面的负担，它还负债465亿美元。
1986年，我在汉城的一个午餐会上向韩国的四大商会发表演说，发觉他们非常不愿意开放他们的市场。两年后，我再次跟同样的四大商会的代表共进午餐。我谈到他们需要增加进口，促请他们连同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工业经济体，商讨如何缩小相互贸易上的不平衡。他们也认识到不可能长期守住当时的地位，所以那一次比较能接受我的意见。
在全斗焕担任总统期间，工人经常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暴动，使汉城不时停顿下来。到他即将卸任时，局面已经演变得不可收拾。他的得力助手卢泰愚很巧妙地缓和了紧张的局势，在获得支持之后，卢泰愚参加竞选并当选为下一任总统。
卢泰愚是个温文又严肃的人。我们在1986年7月初次见面时，他是全斗焕内阁中的部长。他当时就对廉洁的新加坡政府给证明，即使在大选前，他仍然能冷静地应付大规模的暴动和骚乱，同时展现了他谦恭的一面。这些资产就是他发展政治事业的基础。
卢泰愚把两大反对党领袖之一的金泳三吸收到他的学旗下，从而促使金泳三在1992年当选为第一位平民总统。他的主要竞选课题是肃清贪污和舞弊行为。由于分别涉及不同的贪污事件，3名刚上任数星期的部长被他拉下了马。他也撤换了好几个高级法官肥一些高级军官开除并监禁起来。军方默许他的规定。韩国几家电视台和报章的记者先后到新加坡来。制作记录片和撰写报道文章，介绍我们的反贪污法律和执法制度。
1996年，金泳三总统访问新加坡。衣冠整齐的他自豪地对我说，他每天早晨都会慢跑好几公里。他还说，我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比如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建立社会网络对家庭给予支援。我补充说，我们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确认美国在亚洲地区保持影响力，这在战略上是极其重要的。
金泳三总统在上任时曾表明他不会旧事重提。然而随着国内压力日益加强，他不得不在1995年底改变初衷，国会通讨了一项特别法令，取消对1979年的政变和任何跟1980年光州大屠杀有关的谋杀、煽动骚乱、贪污和其他罪行讲行调杏的限制。
结果，在他之前的两位总统都被逮捕和定罪n 在电视卜着到他们两人被羞辱，还身穿囚衣被带上法庭。我吓了一跳，感到十分惊讶。全斗焕和卢泰愚因1979年的政变和1980年的光州大屠杀事件，分别被判死刑和坐牢22年半。两人也因在任期间收取贿金而被罚款。上诉后，全斗焕的刑罚改为终身监禁，卢泰愚坐牢17年。
不久后，金泳三总统本身也卷入一桩涉及大笔款项的贪污丑闻。韩国一个大财团韩宝在数家国有银行欠下数十亿元，宣告破产。金泳三的儿子被控收取700万美元，后被判入狱3年，外加罚款150万美元。反对党趁机声称金泳三本人也接受过韩宝的贿赂，在竞选中的花费明显超过法律上的规定。金总统虽然在电视上公开道歉，却拒绝透露详情。多起贪污丑闻经过媒体大事报道，加上经济管理不当，现任总统和执政党的声望已被摧毁。不翻旧账，他们的政治制度所受的损害就不会那么大。在南非，要是人们承认在实行种族隔离体制时干下暴行，调查与和解委员会就会原谅他们。虽然这样做不一定促进和谐，但是至少没使分裂尖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