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信息两位前总统所经历的审讯不只摧毁了他们和好些助手，同时也摧毁了协助创造现代韩国的人物。人民变得愤世嫉俗，对所有的官方机构都不再抱任何希望。韩国领袖要重新获得人民的尊重，看来得花上一段时间。他们两人是根据当时韩国的惯例和标准行事，而根据那些准则，他们算不上是十恶不赦之徒。卢泰愚之所以会让权力转移到金泳三手上，主要是受到美国舆论的压力，他们不赞成由另一名军人接班。其他国家军人出身的领袖将从这一连串事件中得到错误的信息，他们会以为把权力移交给争取群众支持的平民政治家是危险的做法。
1999年，我以韩国工业联合会国际咨询团成员的身分到汉城出席会议。咨询团在10月22日的一个论坛上与韩国众财团领袖进行讨论。这些财团是韩国版的日本财阀。日本财问取得成功的所有主要工业，韩国财团会以更低廉的人工和成本进场较量。他们同日本人一样，目的是占有市场，无视现金流动和生意底线。韩国国内经济尤其是工人的高储蓄率，是集团取得低利率资本随之专攻某些工业的基础。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
冷战结束后，外界情况起了变化。韩国也须像日本那样，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他们的财团共借贷了约1500亿美元的外币，在国内和国外――中国、东欧前共产国家、俄罗斯和前苏联的中亚细亚（中亚）共和国，迅速扩充发展工业。
这些投资并不是在预算有多少回报后进行的，它们大举扩张业务，旨在占据市场。
近1997年底，这些财团无法偿还贷款利息，韩元跟着暴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伸出援手，三个星期后，金大中在选举中获胜担任总统。
我告诉财团代表，韩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它不应继续采用日本的工业和经济模式，因为就连日本本身也走投无路，不得不放弃旧有的经济模式。韩国和日本现在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中的一分子，必须遵守美国和欧盟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定下的规则。它们必须使投资更具竞争力，如同任何美国或欧洲公司，着重盈亏。问题在于如果要具有竞争力，它们应如何从当前的状况发展到所必须达到的地步。这些财团已扩展成庞大的联合企业。如今，它们应专注于做得最好的业务，以它作为核心业务，放弃那些无生产效益的业务。接下来，要使业务蒸蒸日上，就需聘请具有企业精神的管理人员。当我表示儒家思想并不是导致它们崩溃的因素时，财团领袖都感到欣慰。他们的弱点是做生意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在意回报和生意底线。他们的制度不够透明、开放、公正，会计法也没根据国际标准，导致雪上加霜。也是儒家社会的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顺利渡过金融风暴，是因为两地履行英国法制，做生意的方法透明，会计法符合国际标准，公正平等地公开招标和商讨合约，银行贷款简易方便。韩国人必须采纳这些做法。韩国人做生意的手法跟日本人很相近，主要是靠非正式的关系，甚少注重规则和法律。财团领袖们明了重组的重要性，却不愿意放弃家族对过去40年来辛苦建立的大企业的监控。
他们也不舍得把属下的公司交托给管理人员，后者已习惯了让创办人为公司所有企业的策略做决定。出席了国际咨询团会议后，我到青瓦台拜会金大中总统。此时的他已70多岁，身材魁梧，比起他那一代的韩国人算是高大的。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据说1971年，韩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企图谋杀他，他的腿就是在当时弄伤的。他脸部表情严肃而且深沉，偶尔会笑一笑。会谈中，他井然有序地从南北关系开始，谈了一连串的课题，要我评价他的政策。从“阳光政策”说起，这个政策的目的一来是维持强硬的威慑姿态以防战争，二来是要在不破坏或威胁朝鲜的情况下实现统一，最后是要营造适当的环境，让两地的私人企业界能在经济和生意上密切合作。
我说，通过科技、管理和知识转移，并鼓励发展来帮助朝鲜改变，是合理实际的做法。这么一来，朝鲜就能提高本身的生活水平，减轻南方的负担。不过，与此同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更应有增无减，智囊团、大学和言论界的相互交流尤其重要，这样，思想看法才会改变。
我认为，把东北亚和东南亚结合成一个区域，指日可待。两个分区的经济体关系越来越紧密。
韩国媒体以为我们会谈到对亚洲（即儒家）价值观的歧见，以及民主和人权课题。我告诉他们，我们快80岁了，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看法，所以没触及这些课题。
历史将证明谁对儒家文化有较好的诠释。
从金大中身上，我看到一个人经历重重危机后脾气的转变。为了达到更高层次的目的，他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曾经在日本被韩国中央情报局逮捕，施以酷刑，要不是美国介人，恐怕已被杀害。然而为了赢得1997年的选举，他跟中央情报局前局长金锺泌结盟，选举胜利后肢委任金锺泌为总理。
导致韩国目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困难重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从军法统治到完全自由的民主政治的转变太仓促了。他们没有早已确立的执法传统来控制公众集会，也没有任何条例管制工会，规定它们须在罢工或采取工业行动之前举行秘密投票表决。我们的情况就不同。1959年，我们接手管理新加坡的时候，英国留下了一套轻罪法规，因此在紧急法令终止后，碰上示威事件发生时，我们还能通过其他途径加以约束，以免示威府动超出可以容忍的范围扰乱治安。如果韩国能把民主进程的速度放慢一些，在那期间制定所需的法律来调控示威和抗议，或许人民在示威抗议时，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像愤怒的工人同学生跟警察对峙那样。领袖和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获得更新。他们有必要重建人民的信心，让人民知道不论是成功和较不成功的人、较优秀和受较低教育者，以及管理层人员和工人，都将获得平等的对待。为争取快速增长，各任总统遵循的政策对工业家、经理和工程师非常有利，工人却没得到什么好处。随着国内生产总值上升，贫富悬殊也跟着扩大。不过，我相信一旦制定了新的社会契约，韩国人将再次朝气蓬勃地稳步前进。他们充满活力，勤奋和能干。自强不息的文化，驱使他们努力争取成就。
几次尝试不果之后，朝鲜和韩国领导人终于在2000年6月13日在平壤举行峰会。
韩国人在观看电视现场转播时，大为惊讶。被形容为恶棍的朝鲜领袖金正日，显得热情、幽默和友善。韩国人都为此而兴高采烈。即使是疑心最重的人，对他也留下深刻的印象。
几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北京和汉城。在汉城，她表明美军将留驻韩国。但是，如果关系继续解冻，她必定估计得到朝鲜将会施压，要求美军撤走，而韩国人也会鼓动和支持。如果朝鲜停止发展导弹，美国也就没有必要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了。
就在峰会当天下午，我在北京会见了江泽民主席。他当时兴致很高，愉快地向我描述了他在电视上见到两位领袖握手的画面。江泽民有理由感到满意，因为金正日在峰会之前两星期，曾罕有地访问北京，同他讨论了这件事。
33、香港的回归
……商界和专业界精英开始在心理上进行调整，接受香港即将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的事实。香港中文媒体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即使是一份桀骜不驯的中文报纸也收敛了许多。
我在1954年乘搭意大利客轮亚洲号首次游览香港。客轮在当地停留了三个晚上，让我和芝有机会在这块殖民地上闲逛。面向海港的香港本岛是个摧班妩媚的城市，跟对岸九龙欣欣向荣的市镇遥相辉映。市中心背靠着海拔大约1000米的太平山，公路和房屋掩映其间，景致迷人。
香港人勤奋，货品价廉物美，服务一流。一天早上，有人带我到一家裁缝店定做两套西装，让裁缝师傅量身。下午回到小店试穿新装，裁好的西装当晚就送到船舱。这是新加坡裁缝师傅所无法做到的。当时我不曾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解放大陆，约有一两百万中国难民潮水般涌入香港，裹挟着大批来自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有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浙江、江苏和广东的。
这些大陆精英形成了一个厚实的人才基础，再加上一批较有创业精神和足智多谋的中国工人，他们携手把香港转变成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对全世界来说，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相似的华人城市，规模大小也差不多。对我而言，两地显著的差别不少于彼此的共同点。香港土地面积比新加坡大一倍，挤满香港本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地区的人口，也比新加坡多一倍。1949年的香港，无论政治或经济环境都是一片灰暗，纯粹依赖大陆的自我克制作为生存条件。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会开进来。但是，即使变数再大，即使有着朝不保夕的惶恐，香港仍然繁荣兴盛起来。
新加坡当时没有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我庆幸我们那时无须像香港那样面对极大的压力，生活朝不保夕。即使1957年马来亚独立了，新加坡在经济、地理上还是同马来半岛一脉相承，人民和商业往来不曾间断。直至1965年被迫脱离马来西亚，我们才真正面临相似的茫无头绪的未来。但是跟香港不同，我们没有大陆源源涌来的150万难民。也许如果能吸引到这一股难民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出色的企业家和最勤奋耐劳、足智多谋。干劲十足的人才，我们就能拥有同样的额外竞争优势。
事实上，1949年同样来自大陆的难民浪潮何尝不也助台湾一臂之力。若不是有这个浪潮，台湾不可能把1949年以前治理中国多年的顶尖领导人才，都吸纳过去。他们的行政，加上美国的援助，改变了台湾。当这一切在1949年发生时，我还不了解人才的重要性，特别是创业人才，也未曾意识到这些训练有素的人才，正是改变社会、提升社会的酵母。
1962年5月我重游香港，映人眼帘的尽是高楼大厦和百货商店，足见香港在短短8年内已远远超越新加坡，走在前头。1965年独立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到香港走一趟，看看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难，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把香港当做获得灵感和启发的源泉，从香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刻苦奋斗的社会能有所作为。我也希望吸引香港商人，尤其是制造商，到新加坡设立纺织厂或其他工厂。但是这一番苦心却得不到香港传媒的善意对待，他们写了不少贬抑新加坡的报道，劝阻香港人离开。
1970年2月，香港大学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给我。我在致词时说：“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先驱，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充当催化剂，协助周遭的传统农业社会加快蜕变的步伐。”我希望“它们会成为集散地，不光是集散发达国家制造的精细产品，更重要的是也能传播社会价值观、纪律、技术和专门知识”。十年后，两地果然都做到了。那次访问香港之后，我致函经济发展局，说明因为有中国的因素以及99年英租新界合约在1997年期满所引起的政治变数，新加坡可以从香港引进入才和技工。
我们也可以在香港面对缺乏技能和信贷的时候，借出这些资源。香港人在每一次受挫后东山再起的能力，使我十分钦佩他们。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香港跟新加坡一样深受打击，香港人却能更迅速地自我调整。商品削价、员工接受减薪，香港仅有的几个工会组织没有跟市场力量对抗。新加坡的情况则不同。我们必须努力减轻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保护工友避免受到生活水平骤降的影响，并协助化解劳资之间的问题。
香港人依赖的不是政府，他们自力更生，靠自己靠家人。他们格外勤奋，沿街叫卖兜售，制造一些小巧玲珑的东西，或者买进卖出，做生意不放弃任何运气。香港人谋求成功的意念无比强烈，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分外密切。早在佛利民推崇香港为自由企业经济的模范之前，我已清楚认识到只设少许社会安全网。
甚至完全不设安全网的好处。这样的环境激发香港人力争上游。他们同殖民政府之间没有一纸社会契约。香港人和新加坡人不同，香港人既不能管也不去管防务问题，也不管群体利益。香港不是一个国家。
这就是港新之间的天渊之别。我们非是个国家不可。否则无法生存。教育、医药、住房，样样都得提供津贴，不过我也设法避免社会因福利主义导致衰竭。但是一谈到活力和干劲，新加坡人永远赶不上香港人。在香港，谁要是失败了，只会怨自己，自叹倒霉，然后重新振作，东山再起，希望下一次会转运。新加坡人对政府对生活的态度截然不同。n 他们选择就业保障，喜欢无忧无虎的0生活，若不成功就怪罪政府。因为新加坡人认为政府的责任就是确保他们生活得更舒适。他们期望政府不只提供公平的竞争场所，最好还能在竞赛结束时。对赛绩不佳的人也能提供一些奖品。新加坡人投票选出自己的议员和部长，并认为他们应该把所有的奖品分给自己。
一名移居新加坡的香港企业家向我一语道尽新港之别。他在70年代初到新加坡开设纺织厂和成衣厂，把在香港的几名管理人员带来，另聘几名新加坡籍经理。他的新加坡籍经理在1994情仍为他效劳，而来自香港的几名经理却已各奔前程，自立门户，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对这门行业的认识不比老板浅，没理由还得留下来帮他打天下。他们只需一笔小资本，一旦筹足本钱就走，头也不回。
新加坡人欠缺的正是这种肯冒风险争取成功，以成为大亨巨贾的企业家精神。幸好近年来情况有好转的迹象。随着区域经济迅速增长，向外发展的年轻专业人士也多了。他们总是先当个受薪经理，享有奖励性的股份选择权，在认清了风险所在，自信有能力应付之后，才放胆去闯天下。我们成功吸引了一批香港纺织业、成衣业、塑料业和珠宝制造业的企业家，几个玉器和象牙雕刻师傅以及一些家具制造商。六七十年代，香港投资商深受新加坡欢迎，因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为新加坡的商业环境注入了乐观的激素。他们当中最出色的人才仍选择留在香港，怎么说在香港赚钱要比在新加坡来得容易。但是如我们所愿，他们在新加坡开设了分公司，委派自己的孩子前来管理。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香港前途问题尘埃落定，我邀请一组香港商界和专业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在8月新加坡庆祝国庆的那一周前来访问。结果，一群香港商业巨子联合投资了20多亿新元，在新加坡兴建全国规模最大的会议展览中心和办公大楼，称为“新达城”。中心落成一年后，即1996年12月，我们在那里主办了世界贸易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这个会展中心，也是香港集团在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多个太平洋沿岸城市撒下的“留窝蛋”之一。香港媒体以为新加坡不过想要挖走当地的精英，它们却不曾了解，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后继续成功，才是真正符合新加坡的利益。要刮尽香港的人才只是一次过的事情，欣欣向荣的香港却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商业机会和好处。
英国统治者治理香港，摆脱不了大英帝国的古老传统作风――孤傲自大，居高临下，以恩赐态度对待当地人，甚至对我也如此，只因为我是华人。早期的港督人选由英国殖民部升上来，这种现象在1971年以后有了改变。麦理浩原是英国外交部一名资深官员，在走马上任前，他决定先到新加坡访问。香港当时饱受贪污之风的困扰，他想了解我们怎么整肃贪污歪风，同时看看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工艺学院，因为香港当时并没有这类学院，在工艺教育方面几乎从未进行任何投资。
他也想参观这里的公共住房，希望在情况恶化之前，及时改善香港的住房条件。
港英政府尚算清廉诚实，只有麦理浩出任港督前的大约十年例外。在那一段时期，贪污猖撅，迫使他不得不采取以新加坡反贪污法令为基础而制定的严厉措施。
当然，殖民统治的游戏规则，难免对英国商人有利。汇丰和渣打是两大港币发行银行。英资财团“洋行”（大型贸易公司，后来都成了集团企业）都享有特权。只不过进入英国治理香港的最后十年，随着许多“洋行”逐渐由香港华人收购，原有的种种特权才渐渐丧失。
下一任港督卫奕信在1987年走马上任以前，也到新加坡走了一趟，借此了解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如何组织起来和解决问题。卫奕信也是外交官，是中国问题专家。他想了解新加坡争取独立的经验。我告诉他，我们的条件不一样。我们原已并人马来西亚，而后意外地取得独立，以致我们不得不主宰自己的命运。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受委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维护香港利益的同时，还必须了解中国，学会同中国领袖共处。
一直到1992年为止，英国采取的治港政策是在打算进行任何政策性基本改革时，必先寻求中国的意见，彼此磋商，然后才正式宣布。英国希望争取坐上所谓的“直通车”。换言之，确保这趟直通车开到1997年7月1日，届时香港回归中国后，不会更换车头或车厢。1989年天安门事件震撼全世界，待人们定下神来，英国政府深感有必要做一些超越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协议范围的事情，才能自我安慰地说已竭尽全力，为香港人在回归中国议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保障。天安门事件爆发6个星期后，我们主动提出为香港25000个家庭提供“原则上批准的永久居留权”，允许他们在必要时才移居新加坡。原则上批准的永久居留权有效期是5年；之后还能延长5年。这样的安排使香港不致在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还要面对人才外流的问题。
消息宣布后，港人在新加坡驻港专员公署门前大排长龙，等着索取申请表格，几乎酿成暴乱。1990年五月我在香港同卫奕信总督会面时向他保证，发出这类居留权绝非有意摧毁香港。香港若欠缺技能和信贷，我们定然惜出这些资源，反之亦然，让双方都能从彼此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中获益。引起如此纷乱激动的反应，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好些申请者因为缺乏必要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而过不了关。一年后，我们总共发出庄万张原则上批准永久居留权的许可证，比原定的多了一倍。到1997年，仅有8500人移居新加坡。香港很快从天安门事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迅速上了轨道。在香港赚钱要比在新加坡或其他地区容易得多。事实上，许多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香港人，后来都回流了，不过多数把家人留在国外。彭定康也跟前任总督卫奕信和麦理浩一样，于1992年7月赴港走马上任途中，先在新加坡停留。经过一个小时的会谈，我感觉到他有意逾越中英协议的范围，于是问他：“你手上有什么牌？有什么新东西？”他没有回答，反而重复了我的问题：“有什么新东西？”对他满脑子尽是抵触中英协议的改革计划，我深感不自在。香港记者专程来新加坡，准备在会谈结束后访问我。然而为了确保传媒不会错误报道我的立场，我没有接受他们的访问，而是发表声明：“我相信，如果他（彭定康）定下来的目标，不逾越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的架构，他能争取到治理香港的强有力的支持，并在既有的基础上发展……对他的治港政绩进行评估的最好标准是，他为香港遗留下来的制度能不能在97之后继续顺利运作。”
1992年10月，在一次访华之行后，我取道香港。当时彭定康刚宣布将扩大工商、专业和其他特殊利益团体等功能组别的选民人数，使功能组别代表的所有雇员都成为合格选民。我在接受媒体的访问时说：“彭定康为深化民主提出一套想像力非常丰富的建议……创意十足。他的建议专定基本法和联合声明的漏洞。”但是我不忘补充：“（彭定康）这份蓝图，与其说是即将卸任离去的殖民政府总督的告别之作，倒不如说像一份民族主义领袖发动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行动纲领。”后来在总督府同彭定康会面时，我私下提醒他，把原本只包括专业人士或法人的功能组别范围无限制地扩大，把所有受雇于这些专业人士和法人的员工也包括进去，他这么做，是背离“功能组别”的原意的。
12月中，我再次赴港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讲。彭定康以港大校长的身分担任讲演会主席。有人针对他的政治改革方案向我提问，我当场引述两位前任港督麦理浩和卫奕信在上议院发表演讲的部分内容，以及曾经同中国进行谈判的撒切尔夫人的政治顾问珀西。柯利达爵士的访谈。3份记录清楚显示，彭定康的行动方向，已经违反了英方代表同中国政府商谈后达成的协议。我原以为在他面前清楚表明立场，能给他一个回应的机会，岂料他竟默不作声。彭定康就这样消磨了英殖民政权的最后5年，同中国政府纠缠不清。彭定康的行动激怒了中国。英方若是一意孤行，中方随时准备取消整份协议内容。中方宣布，彭定康的任何政治改革都会在97香港回归后一笔勾销。1993年7月，中方成立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为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做好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94年8月表决通过议案，支持把根据彭定康政改方案产生的香港的立法局、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和区议会全部撤换。彭定康和英国政府不把中方否定这些机关当一回事。彭定康在1995年9月举行立法局选举，包括设立9个新的功能组别议席，并把合格选民的范围扩大，涵盖了全港270万工作人口。中方领导人声明绝不承认选举结果，表明英方一手建立的政治体制完全不符合基本法和联合声明，的年香港回归后必须解散，立法局也要改组。彭定康满以为中国政府最终会默许这些政改，因为不这么做便是违背人民的意愿行事，在国际社会得付出重大的代价。
1993年5月，我同当时担任英国国防部副部长、后来当上外长的马尔科姆。里夫金德进行了一轮详谈，对英国官方的想法有了一点了解。英国人觉得他们有义务确保在97来临时，民主成了香港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我说，要使香港继续繁荣发展，最好的解决办法正是让香港行政人员和有潜质进入领导班子的人士，认识和了解中方领袖，并学习如何保护香港的特殊需求。里夫金德指出，英方不过想在香港奠定更稳固的宪制，使中国不致那么轻易地摧毁香港的民主，实际上就是希望在香港建立起西方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保障制度，保障香港人免遭逮捕和有出人境之类的自由。如能巩固这样一个制度，中国就更难加以摧毁。我却认为，再怎么费尽心机都徒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不可能不以中国利益凌驾一切的要求，顺应行事。要在仅剩的4年内，在香港鼓吹和注人百年来从未存在的民主价值和文化激素，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是一场意志之战，英方不可能获胜。
我得出的结论是，英方一直指望美国人抓住人权和民主两个问题对付中国。美国手中有两张王牌，一是由1992年的200亿美元激增到1997年4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另一是每年更新给予中国出口产品的最惠国待遇。但是，中国也能以牙还牙，在禁止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扩散方面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西方媒体想借助香港使中国民主化，或至少通过在香港推行民主政治改革以向中国施压。西方媒体一致站在同一阵线，支持彭定康来迟又一厢情愿的政治改革。
香港一些政界人士因此受到鼓舞，以为他们大可为所欲为，好像香港真有可能独立似的然而比英美和中国各执一词并采取一连串政治动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局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发展。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西方投资者对中国退避三舍，港、澳、台三地的华商却在这个时候进军内地，三年内业务发展大好。他们向疑虑重重的世界证明了，要在中国经商，所谓的“关系”――说同一种语言、源自同根文化、不按章行事――能弥补缺少法治的不足。这些华裔的成就锐不可当。
1989年天安门事件引起的惊骇，使香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在人人谈回归色变的情况下，溃不成军。8年后，中国的经济前景有了180度的转变，香港如今殷切期望同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一起成长。随着1997年7月1日的临近，香港房地产和股市反而稳健上升，反映了谁也预见不到的信心。选择留下来的港商，几乎占了全数，他们开始接受现实：自己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良好关系。在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设施尚未建设完善以前，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进行的商业活动，将是确保香港继续繁荣兴盛的要素。
会见董建华香港回归前一个星期，我身在香港，还会见了董建华。当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半年来，他在候任期间经历了很大的转变，从一个把毕生精力投入家族船务业，生活非常低调的人物，一跃成为传媒注目的焦点，经常要应付刁钻记者抛来的尖锐问题。他同意，要香港成功，中国必得先成功。这是治理香港一个合情合理的原则。我发现商界和专业界的精英开始在心理上进行调整，接受香港将要成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事实。香港中文媒体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即使是一份禁骛不驯的华文报纸也收敛了很多。新闻界开始懂得拿捏分寸。
惟有彭定康继续跟北京纠缠到最后一刻。临时立法会的宣誓就职仪式，英方领导人以不符合联合声明为由，采取抵制行动。中国领袖没有受邀出席英国的告别仪式，其实他们根本不打算出席。中国原想安排军装笔挺的解放军，在江泽民于6月30日午夜抵港主持移交仪式之前进驻香港。英方起初反对，最终同意让500名携带轻型武器的解放军在晚上9点提前进入香港。在移交期限前一天，中方宣布将在7月1日凌晨四点另派4000名解放军到香港，末代港督就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进行谴责。但是一切已经无济于事。香港终究会在6月30日午夜12点整回归中国。
奇怪的是，香港人的情绪是淡漠的。自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以来，香港人有足足13年的时间为这一刻做好准备。无论是在告别检阅仪式上，或者是在皇家游艇不列颠号收起铁锚，载着末代港督徐徐驶离码头的时刻，都没有人为英政府的离去表现出哀伤之情，人群中也不见有人依依不舍地向前殖民主子告别。彭定康在英政府统治的最后五年里经常同中国针锋相对。中方本来同意遵守“直通车”协议，让1995年选出来的立法局于1997年香港回归后继续运作，但是彭定康却把这列“直通车”弄出轨。
1997年7月1日，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他的领导班子接管香港时，跟东南亚金融危机撞个正着，只是他们要到1998年才真正领略到。泰币在7月2日贬值，颓势一发不可收拾并蔓延到整个区域，继而扩散到俄罗斯，以至巴西。由于港币和美元挂钩，迫使香港不得不提高利率。房地产、股票，一切不动产的价格随之狂跌，导致经济衰退，带来失业。香港爆发由罕见病毒引起的禽流感，老年人和儿童尤其受到生命威胁。当局不得不宰杀上旧万只家禽，鸡农鸭农要求赔偿，结果如愿以偿。
红藻破坏渔民的生计，渔民同样要求赔偿，也同样得偿所愿。接着当地一家投惯公司破产倒闭，把股票存放在公司的投资者，照样得到赔偿。
彭定康企图巩固通过民选途径成立的立法局，结果失败了。香港还在英殖民统治下选出的立法局被解散。受过高等教育的精天之问对如何而进、如何便现有制度发挥功能，有着极大的分歧。过去英国人治港的旧制度被削弱后。根本无法应付新的政局。一方是务实派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他们希望同北京政府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强烈反对彭定康的政策：另一方是学者、媒体和另一派专业人士，他们要建立一道宪制防线，越稳固越好。但是没有几个人肯站出来当群龙之首，因为这么做就得面对现实：香港领导人必须调整政策和立场去争取北京的支持，惟有这样才能促进香港的利益。
34、台湾何去何从
在12年内，李登辉公开抒发了一直在台湾潜伏着的分离主义情绪。他低估了中国大陆领导人和人民实现统一的意愿。……他对台湾前途的“贡献”，是促使统一问题成为北京国家议程中受到关注的首要事项。
台湾早年因为孤立而渴望同新加坡建立联系。我们这方面则急于避免在军事训练上完全依赖以色列。初步讨论从1967年开始，台湾委派一位高层代表前来，跟我和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会面。同年12月，他们提交了一个建立空军部队的计K.我们渴望在台湾训练我们的空军机师和海军军官，以色列无法提供这类军事设施。
台湾表示乐于协助新加坡，却不时暗示，他们在防务上帮助我们，必会要求新加坡在外交上给予台湾某种形式的承认作为回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清楚表明我们不能让步。当台湾驻新加坡“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办事处”终于在1969年设立时，双方明确达成协议，进行商务往来不等于彼此承认国家或政府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它是整个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并不想卷入旋涡。
一个中国立场不变在联合国提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案时，新加坡投票支持接纳中国，却在驱逐台湾的表决中弃权。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中国”的立场不变，视中国统一为中国内政，必须由海峡两岸双方自行解决。
台湾和新加坡国防部之间建立联系之后，台湾方面借调了一些军机飞行指导员，还有几名技术人员和机工到新加坡，协助我们把军机维修部门建立起来。后来，我接受了台湾相关人士的建议，同意在1973年5月到台北，同蒋经国会面。蒋经国和他的苏联籍夫人到机场迎接我和芝，把我们送往圆山大饭店，亲自引领我们到套房休息。第二天，我们随他乘搭波音707私人贵宾客机，飞往空军基地，观看了由台湾空军部队单位呈献的半小时紧急起飞示范表演，接着再一起驱车前往度假胜地日月潭，共度了两个假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在台北举行的晚宴上，我会见了蒋经国身边的高层亲信。同他的密切交往，除了因为彼此谈得来，还在于双方的反共立场一致。
蒋经国讲英语结结巴巴，一口浓重浙江口音的华语叫人不容易听懂。还好他能理解我说的英语，加上我也会说华语，双方可以在无须通译的情况下交谈。语言相通有助于彼此产生共鸣，进而升华成友好的关系。我谈到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向他解释了新加坡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民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一脉相承，由不得我们否认，但是我们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心，足以向世人保证，新加坡绝不会成为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据新加坡驻台北商务代表过后报告说，蒋经国对新加坡、对我，印象都不错，也很高兴能亲自会见我。
双方在1975年4月达成协议，让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星光演习”的代号下到台湾进行军事训练。起初有效期只限一年，我们获准在台湾训练步兵、炮兵、装甲部队和突击连队，受训军人被分配到全台湾各训练同类部队的基地。台湾当局只对我们所消费的物资收费，其他分文不收。
蒋经国有张白皙圆润的脸，戴着副厚厚的角质眼镜，身材圆滚滚的，为人沉默冷静，说话低声细语。他从不摆出思想家的模样，但是想法务实，社会知识丰富，很善于看人。他确保留在身边的都是可靠之士，随时愿意坦诚提出己见，哪怕是逆耳的忠言。在开口前，他必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绝不信口开河。他不方便自由访问各国，我于是成了让他掌握美国和世界整体发展动向的另一个提供消息的人。针对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他总会热切和追根究底地提出问题。80年代中期，蒋经国健康状况转差以前，我每回访台，他总会尽地主之谊，抽三四天陪我四处逛逛。
他通过彼此无拘无束的交流，印证他在阅读和听取汇报后对政治事件所得出的结论和见解是否正确。他深感在国际上孤立无助。
1973年至1990年间，我每年总会访台一两次，几乎每次都在香港停留。台湾每年取得8％到10％的经济增长，在经济、社会方面不断进步，这对我有一定的启发和鼓励。他们由一个仅集中于农业和制造纺织品、成衣和运动鞋，工资低微而劳动密集的经济体，稳健转型，进入高消费市场。起初他们仅懂得盗版珍贵的医药、法律和其他种类的书籍，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大平卖。80年代，他们开始自行申请版权，用质量高的纸张和厚皮封套装帧出版。进入90年代，他们投入电脑晶片、主板机、个人电脑、便携电脑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我注意到香港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也同样地不断提升的相同趋势，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我从港台的经验中得到启示。既然他们做得到，新加坡也一样能做到。台湾工人主动自觉台湾少了样样由“中央”
策划的经济体制，正像奔马一样往前驰骋。台湾如同香港，社会福利微乎其微。直到90年代初期实行直选制，情况才有所改变。反对党向当局施压，要求当局推行医药、养老和其他社会福利保障，结果导致预算出现赤字。面对“立法院”内部动辄起哄的反对党，90年代的台湾当局即使要提高税率来平衡预算，也是困难重重。所幸台湾工人主动自觉，到目前为止依然比西方工人更胜一筹。
最让蒋经国和“部长们”深感自豪的，是台湾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每个学生至少受过9年的中小学教育，90年代有大约30％的学生大学毕业。然而人才大量外流的现象却叫管财政的李国鼎叹息。自60年代起，每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平均多达4500名，学成后回台的却只有区区500人。随着台湾的世界经济地位节节上升，李国鼎全力出击，希望吸引一些曾经在世界顶尖研究室和大型电子跨国公司服务的台湾优秀人才，回台服务。李国鼎在台北市附近发展科技园，为回流人才提供低息贷款，协助他们开创半导体业务，结果台湾电脑业起飞了。这些回流人才在美国电脑业建立起了联络网，掌握了有关技术和专业知识，这使得他们能随时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有效地促销产品，并得到台湾当地栽培出来的工程师和技工的支援。
当年跟随蒋介石将军的部队，由大陆过海的两三百万大陆人当中，有一层厚实的知识分子、行政人才、学者和企业家，是他们催化台湾蜕变为经济一强的。
但是大陆籍精英阻白，长远来说，他们在台湾处境困难。他们是人口中的少数，只占大约15％。原本由大陆人和大陆人的后代占绝对多数的武装部队官兵，逐渐由台湾本省人取代，这个趋势已是无可逆转的了。本省人在全人口当中占了85％，蒋经国和他的资深亲信何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选用本省人的时候格外谨慎，只用最可靠和信得过的人才――愿意延续他们的政策，坚决同大陆共产党对抗，却绝不主张分裂争取“台独”。对大陆人来说，“台独”是不能容忍的。
到了80年代中期，受过高深教育的年轻一代台湾人在官场中步步高升。新加坡也换了个能说台湾福建方言闽南话的代表驻台北商务办事处，我们的原任代表来自浙江，跟蒋经国还是同乡。大家都看得出台湾正在蜕变。
我们必须结识台湾官场中一些跟国民党有联系的本省人，但又要避免跟主张“台独”的异议分子扯上关系。后者全属非法组织的成员，好几个还因煽动叛逆罪名遭监禁。
80年代中期几次访台，发现蒋经国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他无法再伴随我四处出游了。从交谈中推断，美国媒体和国会必定向他施压，要他进行政治制度民主化。他解除了戒严令并着手推行政治改革。那个时候，他的儿子蒋孝武担任驻新加坡的台湾商务代表，他让我知道了他父亲的想法。我告诉蒋经国，要保障台湾的安全，他就不能只争取里根总统继续站在他那一边，还得争取美国国会和媒体的支持，这是里根背后少不了的两股支撑力量。后来，蒋经国也放手让原本不被当局承认的反对党组织参与选举。
蒋经国在1988年1月与世长辞。他生前在台湾内地建立起德高望重的领导地位，使他有办法驾驭因解除戒严令而发放出来的各种势力。我出席了他的丧礼。前往凭吊的还有美日多位领袖，他们全是历届政府首长和高官，没有一位是在职领导人。
丧礼以中国传统方式进行，蒋经国的遗体送往台北市郊的一个停放处，像他父亲蒋介石一样，以便最终迁葬上海以南的浙江省家乡。
接管政权的是李登辉。蒋经国在1984年指定李登辉为候选人之前，也考虑过国民党另外几个本省籍人选，但是觉得无一比阵登辉更合适。我假设蒋经国事前必定十分肯定他是个可靠的人才，相信他会延续自己的政策，绝不走“台独”路线。最初几年，李登辉坚持国民党既定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主张台湾独立。他成功地在党内争取到一些元老和几个外省籍年轻领袖的支持，牢牢地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
所有跟他意见相左，提出逆耳忠言而身居要职的高官，不久后―一被铲除，包括郝柏村和钱复。钱复在1995年劝李登辉不宜访美。李登辉加速推行政制民主改革，委任更多台湾本省人担任要职，巩固了自己对国民党和台湾的控制。国民党元老早些时候告诉过我，这原本是大势所趋，他们都预见得到，也愿意接受。然而叫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李登辉竟会如此迅速地通过民选制度，由“国民代表大会”贯彻到“立法院”，把政治权力重心一下子转移到占全人口85％的台湾本省人手中。他彻底地改变了国民党，最终搞到许多党员群起退党成立“新党”，也因此使国民党元气大伤，权力大为削弱。李登辉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之后，便开始把自己的意愿发乎言辞。他的言谈使北京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要把台湾跟中国大陆隔开，而且越久越好。1992年，李登辉为统一开出条附。他把一个中国解释为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一，必须在一个“自由、繁荣而民主的中国”的大前提下才能成立――换言之，共产党中国必须先发展成为跟台湾一样的社会。我当时不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并非作为商谈的起点，而是蓄意地把两岸锁定在一个从此难以衔接的位置上。
1994年4月，李登辉接受日本一位知名记者司马辽太郎的访问，访谈记录刊登在日本的杂志上，受访者从来没有否认过它的内容。李登辉在访谈中口口声声把国民党称为外来政权，大谈台湾人在包括国民党政府的外来政权统治下，吃了极大的苦头，认为“摩西和他的追随者眼前将有洪水横流……‘出埃及’也许会是个最好的结局”。身为台湾“总统”竞大谈摩西带领他的人民到应许之地，这是中国所不能置若罔闻的。
台湾本省人因“二。二八”事件对大陆外省人有满腔仇恨。1947年2月28日前后，台湾本省人抗议国民党接管台湾，指他们非但不像解放者，倒像是霸主，结果数以千计的本省人死于国民党政府军队的枪下。事后，一切有关这场惨剧的公开讨论，一律被强行压制下来，但是台湾本省人的记忆却不曾淡化，等到一个本省人就任总统时，所有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
民选制度总是把旧创伤重新揭开。加深了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为了争取90％多数选民的支持，政客往往向选民强调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省人，在竞选活动中以上语闽南话发表演说，讥讽敌对的大陆人不懂得说闽南话。他们有些甚至就大陆人对台湾的忠诚质疑。
由大陆人组成的老领导班于对这类分化民心的攻击，深感心灵受到伤害。当年正是来自大陆的学者协助创办大学，为台湾培育了许多能干的本省人。孙运培、俞国华，以及李国鼎等等杰出的大陆省籍领袖，雕琢了台湾的发展政策，把台湾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台湾日后能取得相当骄人的成就，正是这些人给它奠下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