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过程引发的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秘密组织（华人黑帮或私会党）插手政治，而且情况越演越烈。国民党同秘密组织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战前的上海，那个时候蒋介石将军利用这些人来对付共产党。这些秘密组织跟着蒋介石南下台湾。黑帮在台湾社会已深深扎根。只要选举不是通往实权之道，还是能够控制他们的。
80年代末政治体制开放，选举成了实权的竞争场，黑社会很快便悟出，他们可以自行涉足政坛，掌握权力。到了1996年，有10％的“国民大会”代表和30％的县市“议会议员”是黑社会成员，自成一股政治势力。贪污受贿和收买选票演变成一股根深蒂固的歪风。一旦当选，黑社会就得想方设法弥补开支。
台湾的新闻自由无法有效地监督贪污行为（“黑金”）或者抑制黑社会的势力膨胀，当地报界把黑帮和西西里的黑手党相提并论。黑帮的影响力非同小可。1996年一个臭名昭著的黑社会老大在敌对派系殴斗中被杀，李登辉的“总统府秘书长”
竟然亲自送上一幅传统挽轴，公开表示悼念，希望借此争取死者手下的支持。其他地位显赫的人全都出席了丧礼，有好几个反对党领袖也在场。黑社会渗透建筑业、农业合作社，连棒球队也不放过。他们也在上市公司的常年股东大会上和财源充裕的寺庙委员会内硬插上一脚，甚至开始在学校招募党羽。
1989年，李登辉到新加坡进行访问，我个人尽一切应有的礼仪欢迎他。虽然当时新中尚未建交，但我还是决定省去国家元首级的外交礼遇。没有国旗，没有军事检阅，没有国事访问的仪式礼服。一切官方文告中，我们不说他是“台湾总统”，只称他为“来自台湾的”李“总统”。尽管如此，那次访问还是大大提升了他在本区域的政治形象和地位。
首个历史性会谈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渠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选择了新加坡为1993年4月两岸首个历史性会谈的地点。会谈名为“汪辜会谈”，是以正式代表双方的“非正式”组织领袖的姓氏为名。我分别会见了汪辜两人，知道两岸领导人交托给他们的会谈议程各异――代表台湾的辜振甫只想解决纯技术性事宜，例如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挂号函件失落查询等；李登辉不希望他和中方讨论开放贸易，更别谈统一了。汪道涵则希望这些初步会谈日后将引向更具实质内容的两岸统一谈判。
不出所料，会谈并未促使两岸关系改善。
李登辉在台湾仍受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台湾的日本学校受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少数获选到日本大学深造的］台湾本省人之一，报读的是京都帝国大学，这所大学在日本的声誉仅次于东京帝国大学。战后他回到台湾，在台北完成大学教育。过后他到美国再考取两个学位，第工个是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很自豪地告诉过我，因为个人的偏好。他每天必读日本的四大主要报纸，通过卫星转播收看东京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的节目。即使书籍，也不看英文原著，反爱看日文译本，因为日文译本对他来说更容易阅读。他深深沉浸于日本历史和文化之中。对大陆，无论历史、文化，或者是现有的共产党领袖。他都不放在眼里，并且以日本栽培出来的精英的视角看待中国的一切。他根本瞧不起中共的领导人。公然把他们叫做“木头人”、“笨蛋”、“坏了脑筋的”。中国领袖从不加以回敬，但是我敢肯定北京负责两岸事务的部门，早已有人一字一句地把这些话全记录在案。
在我看来，他充满自信，博学，熟知一切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却因为台湾遭受孤立而无法理解世界领袖为何不能像日本一样同情台湾的处境。他视日本的同情和支持对台湾至为重要。他也深信，只要遵照美国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国会为民主与人权所开的药方，美国必定会抵御共产中国以保护他。
我摸不透李登辉的立场。他的一位老朋友向我解释说，他所受的日本教育和训练，向他灌输了日本的武士道的精神，同时他以为带领台湾子民前往“应许之地”
是自己的使命。这位友人补充说，李登辉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使他更立志要不惜一切代价，秉着武士道精神，执行上帝的旨意。
1995年6月，李登辉展开一轮攻势猛烈的游说行动后，成功争取美国国会一致通过决议，发出签证让他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那次访问以及他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所造成的冲击的严重性，是美国国会始料不及的。我曾担心中国会有所反应，却没想到中国那么不信任李登辉，也没料到美国总统批准李登辉访美的决定，对中国而言有如此深刻的含义。就在那一年10月，我问李鹏总理，他怎能如此肯定李登辉要的是“台独”。李鹏回答说他们看过李登辉在康大演说的全程录像，李登辉完全不提一个中国，而是强调台湾，并把它称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这根导火线一点燃，终于在1996年3月引爆了两岸自1958年金门炮战以来最严重的对抗。中国调派大军到台湾对岸的福建省展开实弹演习，所发射的导弹落在台湾西岸重要海港附近的海域。为了缓和局势，1996年3月3日我发出这样的呼吁：“中国领袖说我是他们的老朋友，而我和台湾却是更老的朋友。任何一方受到伤害，新加坡都会蒙受损失。如果双方都受到破坏，新加坡的损失就加倍惨重。惟有”中台“双方繁荣富强，相互合作以争取共荣，新加坡才能从中受惠。”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深后来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两岸关系纯属中国内政，即使我比多数局外人更了解台湾，这件事也无须外人来插手。中方客气地回绝我劝和的好意，全在意料之中，这符合他们向来主张两岸纷争是“中国人”的家务事，非得由双方领导人直接去解决不可的基本立场。
与此同时，李登辉开始淡化台湾与中国的共同性。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8年蒋经国逝世，台湾学校和大学用国语（华文）教学，学生学习的是中国的历史和地理――台湾不过是其中一个省份。如今，学校教授的多是台湾史地，并已较少教导中国大陆的史地。早在1989年，即蒋经国逝世后不久，我就感觉得到大陆省籍的俞国华处境尴尬：他陪我到日本人旧日的温泉度假胜地台东度假。一天晚餐后一伙人上卡拉K 欢唱，台湾省籍的人唱的全是闽南语歌曲，俞国华却是半句也听不懂。
在12年内，李登辉公开抒发了一直在台湾潜伏着的分离主义情绪。他低估了中国大陆领导人和人民实现统一的意愿。李登辉的政策只有在美国的支持下才行得通。
他的所作所为好像台湾随时都会得到这样的支持，致使台湾民众相信他们不必针对台湾的前途问题认真地同中国领导人谈判。他对台湾前途的“贡献”，是促使统一问题成为北京国家议程中受到关注的首要事项。
2000年3月台湾选举来临时，中国领导人密切留意选情。代表民进党的候选人陈水扁的支持率逐渐高涨，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民进党由台湾省籍的民族主义者组成，他们多年来为台湾独立而奋斗，为此曾在蒋氏父子执政时代被国民党政府监禁和惩罚。2000年2月22日，北京媒体发表了中国国务院白皮书，向台湾提出警告，如果对方无限期拒绝讨论重新统一，中国将被迫动武――针对的正是陈水扁。3月15日，距离投票只剩三天，中国总理朱槠基在电视直播的记者会上警告台湾，中国会不惜以鲜血捍卫国土。
陈水扁结果以不到40％的选票击败得票36％的独立候选人宋楚瑜。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则惨败。外界都认为，李登辉为连战站台发表的演讲显得不尽力，摆明已经放弃了连战。何况李登辉的几名亲信也表态支持陈水扁。中国领导人因此对陈水扁更伽不信任。北京说会静观其变，对陈水扁听其言而观其行。正式宣布获胜之后，陈水扁发表了一些缓和局势的讲话，但是没有一句是承诺最终重归统一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说，两岸只有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才能恢复对话。陈水扁却说，一个中国可作为两岸谈判的议题。在5月20日举行的就职仪式上，陈水扁说：“双方的领导人一定有足够的智慧与创意……共同来处理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他没让中国有立刻采取行动对付台湾的理由，但是所言也不足以改变大陆领袖的想法：
他会延续“没有李登辉的李登辉时代”。
35、交棒的时刻到了
1988年，我决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总理的身分领导党参加竞选。大选获胜后，我要年轻的部长们自己决定拥护谁来当总理……年轻的部长们最后决定推举吴作栋作为他们的领袖。
1998年，苏哈托被迫下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政权移交给一位他认为没有足够能力继承他的副总统。每当我想起苏哈托那个时候的窘境，就不免要庆幸自己提前在1990年11月，仍然操控政治局势和蓬勃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卸下总理一职。当时，我的身体还很硬朗，但是不毅然退位的话，恐怕就得以每况愈下的体力和敏锐程度不如既往的头脑，疲于应付后来发生的金融危机。相反地，我用过去九年的时间，从旁协助我的接班人吴作栋和他那由较年轻部长组成的班子，顺利地完全接管新加坡政府。吴总理留我在内阁里担任资政。少了日常决策的压力，我更能着眼于较宏观长远的课题，协助政府寻求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因为对亚洲的发展情况有所认识，我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建立好政府，非有优秀人才不可。不论政治体制有多好，差劲的领袖仍会给人民带来伤害。相反，我见过好些社会，尽管缺乏健全的政治体制，却管理得很妥善，正因为有优秀强悍的领袖当政。我也亲眼看着80多个前殖民地，虽有英国法国亲自为它们制定宪法，却多数以失败告终，原因不是宪制出了问题，而纯粹是由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这些国家无一拥有一个公民社会和受过教育的选民，人民也未曾具有接受在位者的权威的文化传统。这些民主传统要在群众中扎根，还得历经好几代人。在人民仍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对象的新兴国家里，诚实无私的领导人不可或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国家终究要失败。就因为这些继承民主宪制的领袖强势不足，终于导致国家走上暴乱、政变和革命之路。
新加坡最关键的发展因素，在于部长能力高强，并拥有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做后盾。起用能力不强的人掌管一个部门，我就必须不懈地予以督促，协助检讨问题，扫除障碍，最后总还是达不到理想的目标。反之，只要选对了人，就犹如卸下了肩上的一副重担。把部门交托给能人掌管之后，我只需清楚阐明目标，指定完成目标的时限，对方自有办法如期完成任务。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小国，新加坡人才不算少，这是新加坡的福气，因为我们有幸吸引了许多青年才俊到新加坡来受教育，他们过后留下来工作、投资，为本土原有的人才增添实力。我们努力不懈地在海内外招募人才，以弥补受过良好教育者家庭成员不多的不足。这是新加坡能够保持卓越表现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物色最优秀的人才作为政治领袖，接替我和年迈的部长。
60年代，我和同僚们着手发掘年轻人才，以便进行自我更新。我们无法在行动党支部的政治积极分子中找到理想人选，于是四处留意能干，可靠，冲劲十足，精明果断的人才。1968年的大选中，我们推举了好几位有博士学位的才俊之士，包括大学讲师、律师和医生等专业人士，甚至高级行政人员为候选人。1970年和1972年的补选中，又推举了好几位。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除了能够掌握事实数据，写好一篇博士论文或当一名优秀的专业人员之外，他们还需具备一些其他的素质。领袖素质何止才干那么简单。一位人心所向的领袖，必须兼具无畏之勇，有毅力有决心，有献身的精神、崇高的品格和过人的才能，使人们愿意追随他。领袖必须是积极分子，具备敏锐的判断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物色接班人的任务随着每一届大选的举行益发显得迫切，因为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身边的同僚行动越来越迟缓，魄力冲劲都已大不如前。
韩瑞生一番话让我吃一惊1974年某一天，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瑞生对我说，他希望我允许他在来届大选中退下来。他说，觉得自己老了。这番话让我吃一惊。他才60岁，怎么能让他走？他的工作谁来接替？那次午餐，就我们两个人，他所说的话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他说，投资者一直深具信心，就因为对我们的部长有信心，尤其对我有信心。但是他们也看出他年事渐高，开始从旁观察，在他之外之后，谁会接班，然而却看不出哪位年轻的部长有潜力升任财政部长。他认为我还能干好多年，却觉得自己撑不了多久了。他遇过不少美国大企业的总裁，他们全得在65岁退休，但是在退休前好几年，他们就必须向董事局推荐至少一名候选人，让董事局选择作为接班人。我决意不在这方面棋差一着，在退下来之前，必定要把新加坡安然交托在可靠的人手中。为此，我必须物色一组人才进入内阁，为新加坡提供一个效率高、有创意的领导层。要是完全听其自然，等着积极分子毛遂自荐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们根本不可能成功。我们决心要由最好的人才组成政府。难处在于说服他们进入政坛，当选为议员，并掌握激励和赢取民心的技巧。那是个漫长、艰难而且耗损率高的过程。成功能干的专业人士和执行人员，并不是天生的政治领袖，他们必须善于争辩、诱导，善于在群众大会上、电视上和国会中驳斥反对党的论点。招揽人才这张网该撒多宽多远，看看早期的内阁，最出色的恫僚有多少位并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就能得到答案。我的这班恫僚当中，四分之三来自新加坡以外的地区。
汇集我们那一代领袖的那一张网，原是撒向汪洋大海，由中国南方横越马来西亚，到南印度和斯里兰卡。如今，我们像是在小池塘里捕鱼，人网的大鱼越来越少。这些年来，我们总以为通过一般的政治过程，在大学、职工会和党支部的积极分子当中，会冒出适当的人才，继续展开我们的工作。直到1968年，我们才意识到其实不然。我们原有的班子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和共产党人暴乱等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中冒出头的。那些软弱、胆怯和优柔寡断之士都在这个自然规律中被淘汰了。生存下来的证实他们有能力打倒反对势力而治国。坚定的信念让他们能够先后同英国人、共产党人和马来亚的马来极端分子周旋到底。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我们跟人民建立了深厚和始终不渝的感情。这种联系是经得起考验的。物色优秀的接班人，是我们的最后一项任务。毛泽东为了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把它当做又一次“长征”。我们不可能模拟一次日本侵略占领的行动，以及后来争取独立的斗争。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寻找具备高尚人格、能力强和有干劲的人才，希望将来在遭遇无可避免的危机时，他们经得起考验，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领袖。
1968年的大选是个政治上的里程碑，新候选人在58人当中占了18名。我们囊括所有议席，议员和部长的素质都有所提升。他们之中，40％以上受过华文或英文大学教育，55％受过中学或高中教育。未达到这个教育水平的，多半是职工运动者，因家境贫困提早辍学。从早期最艰辛的时刻开始就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我们的老同志，都得让位给新血。4月大选过后在一次国会议员会议上，我把党比喻成军队，它必须不断地引进新血。多数人担任新兵，有些担任军官。有些也许最高只能升为上士，也并非每个军官必定能成为将军。只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无论有无一纸大学文凭，都有机会获得提升。我必须让基层做好准备，以便进行一次内阁的大换血。
我通过国会养老金法令，保障了老忠臣的利益。凡在任至少九年的国会议员、政务次长和内阁部长，都有资格领取养老金。
在所有部长当中，韩瑞生是最善于发掘人才的一位。当初正是他发掘了吴作栋，起用吴作栋管理海皇轮船有限公司（我们的国家轮船公司）。当时海皇公司面对亏损，吴作栋却能够在数年内让它起死回生，转亏为盈。韩瑞生也引进了陈庆炎博士（日后出任副总理）。陈庆炎曾是新加坡大学物理系讲师，后来担任过新加坡规模最大的华侨银行的总经理。韩瑞生也提拔了当时任职于新加坡发展银行的丹那巴南（日后出掌好些重要部门），他们曾在经济发展局共事。我有系统地在新加坡所有领域的精英层次，包括专业界、商界、制造业、职工会，物色三四十岁的青年才俊，不论男女，说服他们挺身而出参加竞选。才干和能力，不难通过学业成绩和事业成就准确评估，品格可就没那么容易衡量了。偶有成功之例，但是失败的情况更多。
我的结论是，确定一个人的人格，比确定才干和能力更重要，也更困难。
1970年，美国宇宙飞船阿波罗13号在离地球将近30万英里的太空发生故障，我看着紧张的场面一幕幕上演。太空船里的3个人，任何一个工作失误，都足以使3个人就此在宇宙中漂浮，再也回不了地球。在整个紧张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保持冷静和镇定，临危不乱，一步步紧跟着地面指挥部的指示行事，把生命全然托付给指挥部的人员。这个实例，反映了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在地面就失重、孤立的环境所展开的心理和其他方式的测验，已经预先淘汰了所有可能在紧急时刻惊惶失措的人选。我决定隧请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精神病学家，也为我们的候选人进行类似的测验。他们对有潜质成为部长的行动党未来候选人，进行了某些心理测验，确定候选人的人格、智商、个人背景和价值观。测试结果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但是至少有助于淘汰明显不适当的人选，它也比只是通过两个小时的面试进行揣测的原始方式来得有效。我偶尔也不完全同意心理学家的分析，总认为某些候选人比面试官还聪明，懂得如何伪善而不露痕迹。
1987年，伦敦大学的心理学家埃森瑟教授到新加坡访问，加强了我认为评估个人智商和品格修养有用的看法。他指出，一家拥有四万名员工的美国跨国石油公司，就聘请了40名心理学家协助展开招募和提升计划。我们当时仍然缺乏足够的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无从对所有担当要职的人选都进行这方面的测试。那次交谈过后，我要求新加坡国立大学培训更多的行为心理学家，以协助挑选适合担任各种工作的人才。
我也向跨国公司的总裁讨教，了解他们怎么招募和提升高层人员。这当中，我认为英荷石油公司――壳牌――的任人方法最好。他们集中确定所谓“目前评估潜能”。这是由三种要素组合而成的：分析力、想像力和务实感。三种素质兼具，就形成一个人的主要特质，壳牌把它称为一个人的“直升机素质”，既能从宏观的角度鸟瞰事情和问题，又能确认关键细节，调整焦距对症下药。他们有一组评估人员，其中至少两位必须认识所有接受评估的人选，再共同按“直升机素质”给能力不相上下的执行级人员准确排名。我试行这套系统后，发现它是个实际可靠的方法，于是就从1983年起在公共服务部门正式推行，淘汰了原来沿用的那套英国系统。
某些人察言观色、看人用人的本领，与生俱来比别人强，能成为绝佳的人才评估人员。公共服务委员会在1975到1988年间，就有位非常杰出的主席陈德水。从来没有一个被他招募或提升的人才出卖了他的眼光。他智商之高毋庸置疑，这却同他看人用人的能力扯不上关系。这种本领还有赖于人脑中一个截然不同的部位的运作，它能透视掩藏在一个人脸部表情、声音和身势语言后面的品格。另一位有这个本领的人是林金山。他过去参加过内阁的遴选行动党竞选候选人的所有评估团，每一次的遴选工作，我都指定要他参加。他凭直觉多于理性分析，却往往准确无误。吴庆瑞就跟林金山恰恰相反。他非常理性，却少了透视人心的能力。每一回提携了某位官员或者某位得力助手，他总是兴奋难捺地夸赞这个人素质卓越，凭借的却只是对方提呈的辉煌的书面记录。然后不出一年半载，他又得开始找人替代。他就是怎么也看不穿一个人的品格。心理学家把这种能力称为社会智商，或者情绪智商。我要引进新血的计划并非毫无压力。数位老同僚对这种自哦更新的速度表示关注。杜进才要我别再老提老将们年老力衰，因为事实上他们并没老得这么快，一再提起使他们泄气。我不苟同这种看法。我们的干劲已经减退，全都老态毕露，我和杜进才怕不例外。内阁开会时，他总要把一架电子暖气机藏在桌子下，给双腿保暖。我从镜子里看自己，过去那种凡事都要亲自查个究竟，以及使用不尽的热忱和冲劲早已不复存在。我越来越依赖报道、照片和录像。杜进才和另外几名老将，要求新的领导层也必须走我们当年的老路，从党支部的积极分子当中选拔，而不是通过猎人头和直接招募让他们进入政坛。吴庆瑞、拉贾拉南、林金山、韩瑞生则不认为领导班子还有多少机会通过老方法自我更新。1980年12月大选，我决定向所有老将们发出明确的信息，领导层自我更新的过程势在必行，至于速度，就得取决于新议员如何在当选后证明自己的能力。大选过后，我把社进才排除在新内阁名单之外。我担心如果让他留下来，会使好些老一代同僚在他周围汇合成卜股势力，拖慢领导层自我更新的步伐。我能感觉到王邦文也跟杜进才一样感到不快，还有好几位老一辈的政务部长和次长，如李炯才、祁摄治、陈志成、曹焕英也如此。我必须放弃杜进才，以避免任何领导层的分裂。同他们共事了那么多年，这么做确实叫人心痛。我们能有今日的成就，老同僚厥功至伟，但是如何确保新加坡能够继续托付给能干、诚实和愿意献身的人才，是我们眼下共同的责任。老同僚都历经鼎盛时期，可惜岁月不饶人，我们都已步入暮年了。
新议员都受过高深的教育，年轻有为，他们获颁奖学金到本地和海外的知名大学深造，人党三四年就担当要职。老将们对年轻一代在从政道路上平步青云不能认同，他们认为应该让年轻一代多做、多学、多等。但是我深信有才干的年轻人等不了。他们要么就做出一番成绩，要么就另谋高就。
杜进才尤其耿耿于怀。我主动提出委任他为驻伦敦最高专员，他却为女儿的教育不愿离开新加坡。后来他在一家公司觅得一职，并在国会中多留了两个任期，时不时爱跟我和行动党唱反调，称不上对党不忠，却足以造成尴尬的局面。我实在不愿意当众让他下不了台。
淘汰了杜进才，我告诉王邦文，愿意让他担任多一届的部长，但是绝不容许领导层自我更新的进程受到任何的阻挠。他明白我的意思，大家终究没撕破脸皮。1984年12月在他退休时，我写了封信给他，肯定了他从1959到1984年来的贡献。我在信中补充说：“我也感激你鼎力协助党遴选新候选人来接替领导的班子，只是你始终有所保留。你曾经指出，路遥才能知马力，一个人的潜在缺憾也惟有在危机时刻才会凸显。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对领导层迅速自我更新的过程给老议员的士气带来的打击，你跟进才一样深感不安。自我更新以哪一种方法和什么速度来进行，我都必须负起全责，当然，吴庆瑞和拉贾拉南的支持给了我信心。由更年轻的部长和议员组成的班子，如今占了内阁和国会中的绝大多数，我们没有回头路了。我深信年轻领袖们都能胜任愉快，但是万一失败了，我必须承担责任，庆瑞和拉贾拉南也0会共同承担这个责任。”老部长纷纷卸任，最让我深感遗憾的是吴庆瑞。1984年年中，他告诉我他决定在任期结束时退下，不再参加下届大选。他吃个人的原因，觉得自己做够了，是走的时候了。退出内阁之后好几年，他仍继续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担任副主席，做出宝贵的贡献。他也一手成立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处理国家的积蓄和储备。老将们花了好一段时间才逐渐接受内阁需要新血的事实，却总还有几位不甘心看着新人跃升到自己头上。我能体谅他们的感受。例如邓摄治早在50年代行动党发发可危之际，已是党内的忠诚于部。1963年他当选议员，并于1981到1985年间担任政务部长。但是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能更上层楼，主观地认为是因为自己少了一纸大学文凭。其他老将如政务部长庄日昆和政务次长何家良则接受和支持新部长，同新部长合作无间，他们两人都是南洋大学毕业生。换班伤感情，但是实属必要。我没有其他选择，不管我个人有怎样的感受。1980年党大会过后，我提升了六名年轻的政务部长为部长，也借这个机会再引进更多新秀。我让具备部长潜质的人选担任政务部长，接受考验。除了“直升机素质”之外，他们也必须具备政治的敏感以及同基层领袖融洽相处的个性。具备这些额外素质的人后来成为内阁部长。
要物色一名适合的内阁人选，我和同僚得面试十多名候选人。要判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政治领袖，其实并不容易，人才耗损率相当高。因为纵有再多的心理测验，我们始终难以准确无误地评估候选人的人格、情绪和动机。要取得成功，候选人、他的伴侣和家庭，都必须准备牺牲个人的隐私，牺牲许多个人的时间来照顾选区，出席官方宴会，接受一份不比外头丰厚的收人。参政当部长其实早已不再是个深具吸引力的机会了。更何况，候选人最终必须具备一个附加条件：能够亲民，并有能力争取人民支持自己推行的政策。
1988年，我决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总理的身分领导党参加竞选。大选获胜后，我要年轻的部长们自己决定拥护谁来当总理。我告诉他们，当初我协助挑选他们进入国会，接着委任他们为部长，我要未来的总理接班人选获得同辈同僚们的支持。
年轻的部长们最后决定推举吴作栋作为他们的领袖。不是天生的政治家吴作栋不是个天生的政治家。他身材高大，举动不够灵活，说英语难脱浓浓的福建口音。1976年刚当选议员的时候，他显得腼腆，不善于在公共场合讲话。
他能干，有抱负，有干劲，喜欢接近民众。我把他引进内阁后不久，劝他努力改善自己的英语会话水平。我们请来了一位英国妇女给他和几位年轻部长上课，指导他们说自然流利的英语。我怕己有过学习华语和福建话的经验，知道要改变自小养成的语言习惯并不容易。我跟他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验，告诉他我怎么长年累月地利用工作之间的空档，通过补习老师，提高华语和福健话的流利程度。我那几位比较年长的语文老师给吴作栋介绍了华文教师，他专心致志，锲而不舍。下过一番苦功之后，吴作栋逐渐成为更有效的演说者。
1990年，跟吴作栋合作的内阁同僚包括王鼎昌、丹那巴南、陈庆炎、杨林丰、李玉全、贾古玛、胡赐道、黄根成、李显龙、姚照冻、麦马德以及杨荣文。我把一群品格才干兼具并愿意献身社会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再让他们同老部长合作几年，他们已经准备就绪。我在那年11月辞去总理的职务。
我担任总理31年了。继续连任，除了证明自己老当益壮，还能办事治国之外，丝毫没有意义。反之，如果能在退下来之后的有生之年协助接班人站稳岗位，继续争取成功，这将是我对新加坡的最后一项贡献。我不曾经受任何引退后的官瘾的困扰。吴作栋没要求搬进我在总统府附属楼宇中工作了整20年的旧办公室。那是20年前我搬离政府大厦后的办公室。他给自己选择了一间新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办公室上面。我继续通过参与内阁会议的讨论，以及同总理和其他部长举行的非正式会议，贡献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吴作栋的作风以及他跟同僚合作的方式跟我截然不同。他小心翼翼、按部就班地进行策划，一步步赢取人民对他所要实现的目标的支持。结果证明他成功了。在1997年1月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在有对手角逐的36个议席当中，总得票率由61％提高到65％，并夺回1991年失去的四个议席当中的两个。吴总理和新的领导班子如今全权指挥大局。
1998年年中的那场危机，给了吴作栋和他的班子一次重大的考验。随着邻近国家的经济体―一崩溃，新加坡币值下降，股市和房产价格猛跌了40％。新加坡的跨国企业纷纷裁员，把工厂迁移到商业成本更低的邻国去。这种情况跟1985年的经济萧条时期相似，当时我们就因为工资、费用、赋税以及其他成本比其他国家高，导致新加坡经商成本偏高。那个时候我们实施一系列缩减成本措施作为对策，包括把雇主对员工的公积金缴交率降低15个百分点，同时下调商业费用和税率。吴作栋的班子如今也制定了一套相似的计划，一方面降低税率，另一方面把雇主的公积金缴交率由20％降到10％，借此削减商业成本。裁员情况缓和下来了。到1999年年中，经济开始复苏。吴作栋和他的班子在处理危机时采取了坚定而妥善的政策，成功赢得了国际基金经理和投资者的信心。
36、我的家庭
我的弟妹们跟我特别亲密……直到今日，弟妹们还是把我这个大哥视为一家之主。我们的大家庭每年至少聚会两次。一次是在农历除夕吃团圆饭，另一次是在阳历新年。他们会到我的欧思礼路住家探望我。举几家里有什么大事，比如添了个孙子，我们都会互相通知，保持联系。
共产党人一向很重视未来领导干部的伴侣，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了解妻子对一个男人的可靠性和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都能起很大的作用。我的政治秘书易润堂跟他的亲密女友来往，就遭到共产党人的反对。从政治角度来看，他们认为她不适合他。易润堂不理会他们的反对，结果，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把他开除出他们的细胞组织。共产党人的观察是对的，易润堂的女友并不支持他们的事业。
我很幸运。不论后果如何，我的妻子芝，对于我的持续斗争，从来不质疑或有所犹豫。她说她对我的判断绝对有信心。对我而言，她是力量和慰藉的泉源。判断一个人，她有敏锐的直觉，我却是经过选择分析和推理之后才做决定的。凭“感觉”
来下定论的她，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本领，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笑容和友善的言语，感受对方的真正想法和立场。在评断谁不能信赖方面，她经常准确无比。不过，她却不太能解释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定论，也许是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脸部表情、微笑的样子、眼神或者是身势语言。无论如何，只要她对别人的看法有所保留，我都会认真对待。早在1962年我跟东姑会谈加入马来西亚的问题时，她就对我们是否能跟东姑、敦拉扎克和其他的巫统和马华公会领袖合作有所保留。她对我说，他们不论在脾气、性格或社交习惯上都很不同，她不以为人民行动党的部长们能跟他们合得来。
我告诉她，我们不管怎样，都得同他们合作，这是客观的需要。要建立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合并，把基础扩大。短短3年内，1965年，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准确无误。
我们跟他们格格不人，结果他们叫我们脱离马来西亚。
在同外国领袖的夫人会面后，她都会告诉我她的看法。通过观察这些夫人的言行举止以及她们跟她说话交流的态度，她可以看出她们的丈夫态度是否友善。虽然我从来都不会把她的看法当做定论，却会重视这些意见。她为我省却了很多时间和烦琐的工作，替我修改我口述的演讲草稿以及我在国会和访问中讲话的文字记录。
由于她很熟悉我的用词，所以速记员抓不到的字眼，她也猜得出。不过，我刻意不跟她讨论制订政策的事情。她对那些具有敏感性的记录或传真文件的态度也是严谨的，避而不看。
她有自己的法律专业，如果有必要的话，她照顾得了自己甚至能够一手把孩子带大。这使我无须挂虑他们的将来。他们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在她的调教下，孩子们品行端正，虽然是总理的孩子，却从来没有仗势欺人。她的办公室在马六甲街，离我们在欧思礼路的住家只不过是7分钟的车程。她几乎从来不同客户共进“商业午餐”，而是回家跟孩子一起吃午餐，跟他们保持接触。在办公时间里，她有可靠的“黑白”广东老女佣（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她们都穿白衣黑裤）看顾孩子们。
每当孩子们特别顽皮或不听话时，芝会动用藤条。我从不体罚他们，严厉的责备已足以收效。我的父亲喜欢动粗，所以我一直都反对使用暴力。1959年我出任总理时，就决定不要在总统府范围内的斯里淡马锡，也就是我的官邸里生活。孩子们年纪都还小，我们不想让他们在有管家和清洁工人服务的舒适环境中成长，以致对这个世界和他们在社会上的位置产生不实际的想法。看着他们一天一天地成长，我不时提醒自己，必须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一个安全和有益身心的生活环境。
他们三个，显龙（1952年出生）、玮玲（1955年出生）和显扬（1957年出生）
都在华校受教育，先是南洋幼稚园，然后在南洋小学读了六年。两个儿子先后在公教中学和国家初级学院求学。玲玲则继续升上南洋女子中学，之后到莱佛士书院读高中。他们的学业成绩很相近，科学和数学成绩优异，华文中等，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都不好。我们老早就表明立场，他们也晓得必须靠自己争取成功。三人都获颁总统奖学金，这个奖项是颁给每年五到十个表现最佳的水准考生的。两个儿子也获得了新加坡武装部队奖学金。作为这份奖学金的得主，他们在大学放长假时，必须接受军训，毕业后还得为武装部队至少服务八年。我和芝从没鼓励他们念法律，我们让他们自己确定本身的强项和兴趣。显龙喜欢数学，打算在大学修读这一科，却相当肯定不要把它当做事业来发展。于是，他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修读数学，花两年时间（一般需要三年）考获数学一等荣誉学位，之后还考到优等星级电脑科学专业文凭。他在俄克拉何马州西尔堡接受野战炮训练，过后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受训一年，再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修读了一年的公共行政。显扬心属工程。在他哥哥远赴英国五年后，他没被哥哥的学业成绩所吓倒，同样进入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还考获双料工程一等荣誉学位。之后，他到诺克斯堡接受装甲训练，接着在英国坎伯利接受参谋与指挥训练，再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修读一年的商业行政课程。
玮玲很喜欢狗，一直都希望能当兽医。芝向她形容一个在新加坡当兽医的朋友的工作情况：在屠宰场检查将被宰杀和宰杀好的猪，确保它们适合人们食用。讳玲终于改变初衷。当她获颁总统奖学金时，她选择在新加坡大学攻读医科，考获荣誉学位，是同届毕业生当中最优秀的一个。她的专科是儿科神经病学，被委派到马萨诸塞综合医院实习三年，之后在多伦多儿童医院待了一年。显龙一向对政府和国家大事深感兴趣。当他还是11岁的小伴生时，他就陪着我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前的几个月到选区访问，争取人民的支持。1964年种族暴乱发生时，他已经12岁了，所以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惊慌和骚乱的情形。有一次紧急戒严，他被困在位于奎因街的公教中学校园内，心中着急，不知道怎么回家。幸好家里的司机够冷静，驾着我父亲的莫里斯牌小汽车，在交通混乱中把他载回家。显龙从5岁起就开始学马来文，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后，就开始学看爪威文，也就是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马来文。
为了练习，他看巫统出版的爪威文报章《马来前锋报》，这份报纸经常毫无根据地指责人民行动党和我是种族主义者。政治是他课外教育的一部分。
自剑桥求学时代开始，他已决定参与建设新加坡的决策过程，也愿意进入政坛。
在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后，三一学院的导师就力劝他重新考虑是否要回国为新加坡武装部队服务。显龙的表现异常出色，导师希望他能够留在剑桥发展数学事业。
新加坡牛津与剑桥学会的会长把1974年最杰出新加坡学生奖颁给显龙时，曾提到三一学院的另一位导师所写的一封信，信中说显龙“比排第二名的一等考生取得多50％的A 等分数”，而“在剑桥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历史上，并不曾有过最特出学生和第二名考生的成绩有这样差距的记录”。后来，我在他的毕业礼上碰到这位导师，他告诉我显龙在1972年8月写了一封最理智、透彻和经过深思熟虑的信给他说，不论在数学方面有多好的表现，自己都不会往这个领域发展。稍后，我要求这位导师把那封信的副本给我。内容如下：“现在，让我说明我不要成为专业数学家的原因。不论以后做什么工作，我留在新加坡是绝对必要的。这不单是因为我的特别身分，如果‘人才外流’，将严重打击新加坡的士气，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属于新加坡，我也要留在新加坡……而且，对于世界变成什么样或者国家往什么方向发展，数学家所能做的实在有和人民行动党助理秘书长吴作栋，邀请他在19M 年12月的大选冲角逐国会议席。显龙当时是新加坡武装部队参谋部的上校。身为他的部长，吴作栋认为他有很大的政治潜能，显龙却担心自己身为鳏夫，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又没再婚，参与政治将使他更少有时间处理家庭的事务。他跟我和芝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告诉他，要是他不参加来届大选，那就得等上四五年才有机会从政。一年年地过去，要适应政治生涯将会越来越难，尤其是学习如何在选区和工会跟人民合作。
最关键之处是，他须能深切了解人民的感受，能向他们表达他的想法，并能使他们支持他。显龙决定离开武装部队，在12月的大选中竞选。当年他32岁。他高票中选，是得票率最高的候选人之一。
政治上一大考验我委任显龙担任贸易与工业部的政务部长。那时是1985年，我们刚陷入经济严重不景气的境况，他的部长立即委任他领导一个由企业界人士组成的经济检讨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建议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减低商业成本和加强竞争力。对显龙和其他部长来说，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考验。1990年11月，我卸下总理的职务，显龙获总理吴作栋委任为副总理。
很多批评我的人说这是任人唯亲，他们说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得到过分的器重。这跟事实正好相反。1989年，也就是我辞去总理一职的前一年，我在党大会上说过，要是显龙接替我，这对新加坡或对他本人来说都不是好事。我不要让人们把他看做我的接班人，他应该凭自己的实力坐上那个位子。他还年轻，由另一个人来继承我的职位当总理会更理想。如果将来显龙表现称职当上总理，到时大家都会很清楚他靠的是自己的政绩。
接下来几年，吴作栋一直忍受着外国批评者的嘲笑，他们说他是为显龙暖席。
然而随着1997年吴作栋赢得第二次大选，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那些椰榆都停止了。
在协助吴作栋的时候，显龙也以自己的能力奠定了政治领袖的地位：在处理政府各方面的问题时证明自己是个果断、高效的多面手。不论是什么部门，几乎每一个艰难或棘手的问题他都会注意并加以解决。部长、国会议员和高级公务员们都知道这一点。其实，我大可再留任几年，等他取得成为国家领袖的足够支持时才卸任。
但是我没这么做。
1992年10月，我和芝到约翰内斯堡去。当我在一个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显龙从新加坡给我们打来长途电话。我赶紧回电，担心有坏消息。结果，消息令人震惊。
他的结肠长了息肉，医生化验后证实是癌性淋巴肿瘤。接着传来的消息让我们稍微放心。显龙患的是中期淋巴肿瘤，化疗通常会有很好的效果。于是，显龙接受三个月的密集化疗，癌细胞完全清除了，病情得到缓解。专家说，只要淋巴肿瘤五年内不再复发，那就算完全痊愈。我们焦虑地等着五个年头的流逝。1997年10月来了，又走了，没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显龙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