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偶尔在来访的专业人士或商家的集会上讲话以外，我对旅游业的发展做得很少。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个行业倒制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给许多空空如也的口袋带来一些收人。它固然使失业人数减少，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为此，我们集中精力，设法招商到这里设立工厂。尽管新加坡只有200万人口，国内市场很小，我们却保护本地装配的汽车、冰箱、冷气机、收音机、电视机和录音机，希望日后这些产品当中有部分会在本地制造。我们鼓励本国商家开设小型工厂，制造植物油、化妆品、蚊香、发膏、金银纸，甚至是樟脑丸！我们也吸引了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到这里来开设玩具厂、纺织厂和制衣厂。
多次失败的教训刚开始的时候情况并不妙。尽管我们花费了大笔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位于新加坡西部的裕廊工业区依然空荡一片。我们也有多次失败的教训。新加坡缺乏自来水，面积太小，经受不起沿岸海水受到严重的污染。尽管如此，经济发展局还是跟一个毫无制造业经验的商人搞合资企业，投入再生纸的生产活动。此外，在缺乏技术的情况下，我们也投资生产陶瓷用品。最后，这两宗生意都失败了。
我们跟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合资，创立裕廊造船厂，用来造船和修船。同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合作之后，我们开始建造14000吨的自由型轮船，后来造九万吨的油槽船。
但是新加坡既不生产钢板，又不制造引擎，这些东西必须从日本进口。在完成建造16艘自由型轮船和三艘油槽船之后，我们便停止了，最终只建造一万吨以下的小船。
造船无利可图，不像修船，需要很多工人。
在最初几年，任何厂商都受到欢迎。例如，1968年1月，我在伦敦讨论英军撤退问题期间，马克斯一斯潘塞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马库斯。西夫到伦敦的酒店来找我。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看到我。他向我提出建议时说，华人的手挺灵巧，新加坡可以制造钓鲑鱼的鱼钩和诱饵，这些产品的价值高，因为鱼钩所使用的羽毛必须巧妙地固定在钩子上。此外他说还有其他类似产品，不需要多少资本设备，却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而他的零售网可以协助销售这些货品。看来我在电视上的样子一定是可怜兮兮的，以致他抽出时间来见我。我向他道谢，但是这一次见面并没有带来任何成果。不久之后，挪威鱼钩制造公司马斯塔德前来新加坡投资设厂，雇用了几百个工人，生产各种各样数以百万计的鱼钩，但没有装上羽毛用来钓鲑鱼的那一种。
1968年至1971年，新加坡的经济因丧失了英军开支而蒙受重挫。这项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三万多份工作，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提供另外四万份工作。我下定决心，在面对英国的援助――应该说是任何外来援助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抱和马耳他人一样的心态，而要反其道而行之。
1967年，我前往马耳他考察当地人如何应付英军撤退后的生活问题，结果却大吃一惊。由于阿以六日战争在三个月前，即6月份爆发，苏伊士运河关闭了，船只不再通过运河，马耳他的船坞因此关闭。但是码头工人照旧领全薪，还把干船坞注满水，在里头打水球！我大感震惊，他们竟然指望英国不断施舍，他们是多么依赖外来援助啊！英国相当大方地给予裁员补偿，其中包括：被裁者过去每服务一年便能获补偿五个星期的薪金，他们也被安排到马耳他政府机构接受三个月的重新培训，费用也由英国支付。这么一来，自力更生的精神没养成，却养成了依赖性。
1967年，希利答应给我们提供“可观的援助”，以抵消英军撤退所将造成的经济损失。我深信，新加坡要成功，人民绝不能有依赖援助的心态，我们必须自力更生。所以有关英国援助的谈判尚未开始，我就在1967年9月9日在国会里指出：
“在基地建立起来，英军进驻之前，新加坡已经繁荣昌盛。如果我们做事明智，干劲十足，基地拆除之后，新加坡会变得更强大，经济上更依靠自己。”我的态度是：希望英国人尽早通知我们，他们认为哪些设施会变得多余，在仍然作为军事用途时移交给平民管理，例如海军船坞；其次，外来援助应该是通过工业给新加坡提供就业机会，而不是使我们对不断注人的援助产生依赖。我向新加坡的工人发出警告：“国际社会没有责任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不能够靠讨饭钵过活。”
我们最能干的常任秘书韩瑞生，提出了一份英国资产可以改为民事用途的清单。
英国人概述了将如何处理他们所占用的房地产，它们的面积共达15000英亩，占新加坡总面积的11％。至于那些作为经济和防务用途的土地，将免费交回给新加坡，其余的土地则请新加坡政府协助，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但是谈判还没有结束，英国就在1968年1月宣布将在1971年完成全面撤军。
我在同一个月份回到新加坡，通过电台广播发表讲话：“新加坡如果是个软弱的社会，早就毁灭了。软弱的人民会推选答应以轻松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人，而事实上这种方式是不存在的。新加坡的一切都不是免费的，连用水也得付钱……英国人离开之后，这里会出现一个蓬勃兴旺的工商业和通信中心，历久不衰。”我强烈地感觉到，在未来争取新加坡生存的斗争中，人民的士气和信心将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成立基地经济改用局同年2月，我们成立了基地经济改用局，由韩瑞生主持。
我把这个机构交给总理公署管辖，使韩瑞生跟其他部门打交道时更有影响力。他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培训和安置冗员，接管英军正在撤离的土地和其他资产，并把这些土地和资产用在最需要的方面，同时就缓和撤军冲击的援助问题进行谈判。
在移交房地产和提供援助方面，最重要的是避免引起仇恨与摩擦，否则会打击人民的信心。同英国的关系一旦破裂，任何援助都弥补不了失去的信心。此外，我仍然希望1971年过后，依然会有部分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留下来。1968年2月，我告诉新来的英国最高专员阿瑟。德拉马尔爵士，英国政府给什么新加坡都接受，却不强求。我促请英国人把他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留下来给我们，而不是按照惯例把它们毁掉。这样不但卖了个人情，还可以便亲英情绪得以在新加坡保持下来。
到1968年3月，谈判结束了，英国答应提供5000万英镑的配套援助，只能用来购买英国的货物和服务，其中25％是赠款，75％是贷款。我们把半数用在发展计划方面，半数用来购买英国的防务配备。英国同意把三巴旺的海军船坞移交给新加坡，包括皇家海军原可轻易拖走的两座珍贵的浮坞，条件是新加坡政府签订为期五年的合约，委任斯旺与亨特公司为主管代理。1967年6月在伦敦的时候，我见过约翰。
亨特爵士。同年10月到斯卡伯勒出席工党大会之后，我参观了他在泰恩赛德的船坞时再次见到他。美国人渴望让海军船坞维持下去，月和2月派了陆军和海军代表团到来视察设施。1968年4月韩瑞生告诉我，从1968年4月到6月，美国会试用三巴旺的修船设施，提供四五百万新元的生意。那是最令人鼓舞的消息。
把海军船坞改为民用的计划成功了。斯旺与亨特在三巴旺船坞和新加坡的民用船坞发巴都生意兴隆。1978年两份五年合约期满后，公司的一名高级经理内维尔。
沃森决定继续留下来，在新加坡专为管理三巴旺船坞而成立的胜宝旺船厂有限公司任职，最终当上集团总裁。胜宝旺船厂的业务蒸蒸日上，日后多元化地发展成为胜科工业集团，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挂牌。
位于新加坡港口岸外，原来住着一营英国辜加兵的绝后岛，变成了旅游胜地“圣淘沙”（宁静之意）。温斯敏博士先后劝阻我把它发展成为军事训练区、赌场和炼油厂。这些建议是不同政府部门向韩瑞生主持的基地经济改用局提出的，即使没有人劝阻，我也不会答应。福康宁同样保留下来，山上有地道和地堡，在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前，英国陆军总部就设在那里。山上的建筑改建成俱乐部，供人们消闲玩乐。实里达机场改为民用，供货运小飞机和小型商用飞机起落。樟宜皇家空军基地通过填土工程进行扩大，发展成为有两条跑道的樟宜国际机场。巴西班让军事中心现在成了肯特岗新加坡国立大学26000）名大学生的校园。
韩瑞生以有条不紊和不大事张扬的方式，把英军的房地产改为经济用途。在经济发展局，他的手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前来，在前英军土地上开设工厂。房地产的移交过程从1968年开始，于1971年，也就是在石油危机爆发前两年完成，我们可说是相当幸运。当时世界经济繁荣，世界贸易每年增长8％到10％，新加坡因此更能得心应手地把前英军土地改为民用。
撤军工作是在双方都怀着善意的情形下进行的。我们从海外吸引到新加坡设厂的投资商，雇用了三万个被裁退的工人。待撤军行动于1971年结束时，老百姓心里是踏实的。失业问题解决了，没有一块土地或一栋建筑是荒废弃置的。英国的一营兵力和一个中队的直升机，加上澳大利亚部队和新西兰部队，组成了五国联防，使本区域得以维持稳定和安全。
1968年秋天，我拟订了丧失英军开支的对策之后，到哈佛度一个短期进修假。
我出任总理已有九年，该充一充电了，找些新点子，好好思考未来要走的路。肯尼迪政府学院颁发荣誉院士的名衔给我，还安排了早、午、晚餐的饭局和一系列讲座，让我和一大群大有来头的学者见面。在交流中，这些学者提出许多独到而有趣的见解。从书本里，从跟雷。弗农教授等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的谈话中，我汲取了许多关于美国社会和经济的知识。弗农让我了解到科技、工业和市场的性质如何不断改变，成本，尤其是劳工密集工业的工资又如何决定利润，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香港企业家之所以能够建立那么成功的纺织和成衣工业，原因就在于此。香港人灵活善变，随着时装潮流的改变而改变生产线、图样和设计，这是同台湾和韩国同样灵活与成本较低的制造商进行的一场永不结束的竞赛。香港的推销人员经常飞到纽约和其他大城市，征求买客的意见。弗农使我摈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原先以为工业是逐渐演变的，而且甚少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事实上，在海空运输可靠又廉宜的有利条件下，要把工业转移到新的国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关国家的人民遵守纪律，接受训练学会操作机器，政府又能保持稳定和高度的办事效率，方便外国企业家前来。
1967年10月，我第一次到美国进行官方访问，在芝加哥一个午餐会上，向50名商人详述了新加坡如何从1819年一个仅有1120人的渔村，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学：我们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质量也更好，否则便死路一条”。他们反应良好，因为我不是伸手向他们求援。他们对新兴独立国的领袖伸手求助，早已习以为常。我注意到，我这种“不靠讨饭钵”的作风博得他们的好感。
1968年11月，我到纽约经济俱乐部向大约800名企业高级决策人员发表演说。
我采取冷静务实的态度，分析新加坡的问题和本地区的危险，尤其是越南战争，这种基调博得了听众的良好反应。我尽力用务实而乐观的口吻结束演说，描绘出严峻局面中的一线希望。他们提出难以答复的问题，我―一坦诚直接地回答了。几个执行人员过后写信向我祝贺。那一晚之后，经济发展局的驻纽约代表曾振木发现，要会见美国企业界数一数二的执行人员，比以往容易多了。日后每逢我访问美国，他都安排我同20到50位执行人员会面，通常是在午餐或晚餐前喝上一两杯，进餐时在主桌跟重量级的公司总裁交谈，然后演说20分钟，随后是答问。曾振本向我解释，大部分美国企业的主要执行人员没有时间到新加坡走一趟，但是在决定前来设厂之前，总希望见见这里的负责人，加以评估。这类会面往往能交出一些成绩，因为温斯敏向我解释过他们的想法。他的儿子在美国一家颇具规模的商业咨询公司做事，十分了解美国人如何衡量商业风险：他们追求政治稳定、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良好的劳资关系，以确保为世界各地的顾客和子公司供应产品的生产活动不受干扰。
那年12月，我会见了远东美国理事会的另一批美国执行人员。原定只有100人准备出席，经过经济俱乐部那一夜，话传开去，说聆听我演讲是很值得的，出席人数结果增加到200.我在写给内阁的一张便条里抱怨说：“一面进餐一面谈话，又要保留气力，不敢大吃大喝，以免不够机警敏锐，那是相当吃力的事。这是为吸引美国投资而付出的部分代价。”
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企业身上。60初年代台湾人和香港人到新加坡设厂，带来了低科技工业，如纺织厂和玩具厂等等，它们属于劳工密集的工厂，但是规模不大。美国跨国公司到这里来设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厂，规模大，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它们够分量，有信心，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留在东南亚，它们的资产有所保障，不怕被人没收或蒙受战争的损失。
我的想法逐渐趋于具体之后，便订下双管齐下的策略，以打开不利的局面。首先是像以色列一样，逾越整个地区。我是在1962年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派来新加坡的一位专家讨论之后，产生了这种想法＊年我访问非洲的时候，在马拉维又遇到这位专家。他告诉我，尽管以色列面对的敌视环境比新加坡有过之而无不及，却能够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那就是逾越抵制他们的阿拉伯邻国，同欧美进行贸易。既然邻近国家一心要削弱跟新加坡的联系，我们就必须跟发达地区一美国、欧洲和日本挂钩，吸引它们的制造商到新加坡来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输往发达国家。
发展经济学学者当时普遍地把跨国公司看成廉价土地、劳工和原料的剥削者。
这类“依赖学派”经济学家的论点是，跨国公同延续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发展中国家把原料卖给先进国家，反过来向它们购买消费品；跨国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费者的选择，勾结所在国政府一起剥削和压制人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我和吴庆瑞却没有产生共鸣。我们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要解决，不能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我的第二步策略是，在处于第三世界地区的新加坡创造第
一世界的绿洲。以色列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和周边国家处于交战状态。如果能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保健、教育、电信、交通和服务方面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准，新加坡就会成为那些在本区域有商业关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经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基地。因此，我们必须培训人民，使他们有能力提供具有第一世界水准的服务。我相信我们办得到。利用学校、工会、民众联络所和社区组织，我们可以重新教育新加坡人民，使他们改变想法和习惯。中国共产党人如果能够利用这个办法，消灭所有的苍蝇和麻雀，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协助人民改掉第三世界国家的习性。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1961年8月，新加坡立法成立了经济发展局。温斯敏建议成立一个一站式服务机构，使投资者不必跟许许多多的政府部门打交道，一切需要一概由这个机构处理――无论是土地、电力、水供还是环境和工作的安全措施。最初几个月，经济发展局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际劳工局的专家协助。它的主要工作是吸引外来投资，集中力量开发温斯敏在报告中提出的四个工业领域――拆废船和修船、五金工程、化学产品和电气设备与用具。
一切都是为了促进投资吴庆瑞选中了韩瑞生担任经济发展局第一任主席。韩瑞生有权在那些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大学学成归来，素质最优秀的奖学金得主当中，挑选自己的部下。在韩瑞生的领导下，这些年轻人个个受到激励。韩瑞生是个沉默寡言的杰出行政人员，在启发诱导属下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力特强。经济发展局的文化在他手中形成――官员个个兴致勃勃、不屈不挠，克服障碍总能巧运匠心，为的是促进投资，制造就业机会。他把经济发展局管理得如此成功，规模如此庞大，以致几个不同的部们不得不出来自立门户。工业区的部分成为裕廊镇管理局，金融发展的部分则出了一家新加坡发展银行，两者日后都成为各自领域中的翘楚。发展银行协助提供创业资本给新加坡的企业家，因为这里稍有历史的银行都只有提供贸易融资的经验，而且作风太保守，不愿意贷款给准备从事制造业的商家。
经济发展局的年轻官员四处奔走，设法使外国投资者对新加坡的商机感兴趣，游说他们派团前来亲自实地考察。这是吃力的“跑腿活”。曾振木开始访问美国公司的时候，它们的主要执行人员连新加坡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必须由他在地球仪上指出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末端的一个小点。经济发展局官员有时得拜访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一家有兴趣访问新加坡。这些官员工作起来干劲十足，永不言倦，因为他们觉得新加坡的生存要靠他们。当时年纪尚轻的经济发展局署长严崇涛记得吴庆瑞告诉过他，每当驾车经过一所学校，看到数以百计的学生蜂拥而出，吴庆瑞总会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不晓得在这些孩子离开学校后，如何给他们找工作。严崇涛后来出任贸工部常任秘书。
经济发展局的官员也服膺了部长们的价值观和态度，不耻下问，虚心学习，准备接受来自任何一方的协助。接受英文教育对他们的工作有所帮助。我们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了英语，以它作为新加坡的共同工作语言。后来我从经济发展局的能干班子中物色到三名内阁部长，他们是丹那巴南、李玉全和姚照东。另外好几名经济发展局官员成了出色的常任秘书，包括比莱和严崇涛。比莱也曾任新加坡航空公司的主席，凭他管理财务和做生意的手法，新航成为亚洲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严崇涛则担任新加坡发展银行主席。
温斯敏扮演重要角色作为新加坡的经济顾问，温斯敏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他为新加坡服务了23年，直到19M 年为止。他每年来新加坡两趟，每次逗留三个星期左右，我们负责他的机票和在这里的酒店费用，除此之外不必支付分文。为了协助他掌握最新的事态发展，负责同他联系的经济发展局官员严崇涛，定期把报告和每天的《海峡时报》寄给他。他习惯在抵达后的第一个星期跟我们的官员洽谈，接下来再跟跨国公司和一些新加坡公司的执行人员进行讨论，并和职工总会领袖见面。
他总是把报告和建议呈交给我和财政部长，然后，我们俩单独共进午餐谈公事。对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跨国公司的高层执行人员很快就领略其价值所在。他们无所顾忌地跟他谈论他们遇到的难题：政府管得太紧，新元币值节节上升，工人跳槽太频繁，外劳雇佣条例太多约束等等。温斯敏讲究实际，遇事亲力亲为，对数字应付自如，很快就能抛开烦琐的细节，抓住基本问题。最重要的是，他聪慧过人、精明能干。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尤其关于欧美执行人员思考问题和做事的方式。不来新加坡的时候，温斯敏总会在我到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或阿姆斯特丹公干时，约我见面。不过他得忍受一件事。平日他烟不离手，我却对香烟敏感，所以跟我吃饭谈公事，简直是牺牲重大，只要情况允许，我们都在户外用餐，这样他就可以过足烟瘾。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虽然语法有毛病，荷兰腔也很重一一说话声音深沉粗重。他脸部皮肤粗糙，前额和面颊上皱纹很深，戴一副角质眼镜，头发向后脑直梳。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解释不了自己为什么对韩瑞生和我特别有好感，只能得出结论：“加尔文主义和儒家生活哲学有相似之处”。无论是什么原因，他喜欢同我们合作是新加坡的福气。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新加坡政府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我们修建基础设施，提供精心策划的工业园，参与工业投资，采纳财务奖励措施并推动出口。最重要的是，我们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制定了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这些基本措施使私人企业能够顺利经营。规模最大的基础建设是发展裕廊工业区，它的面积最终达到9000英亩，无论是公路、污水处理和排水设施、电力或水供，区内设备一应俱全。它的发展在开始时相当缓慢，到1961年的时候我们只发出了12张新兴工业证书。（在1963至1965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期间，吉隆坡中央政府一张证书也没批准。）吴庆瑞在那个时候以财政部长的身分，经常先后为工厂主持奠基礼和开幕礼，使同一家工厂有两次宣传的机会，即使是最小型的工厂，如只雇用很少几个工人的樟脑丸厂也不例外。吴庆瑞本人在外来投资开始流人后追述，裕廊镇基本上空着的那几年，人们把它称为“吴（庆瑞）的愚蠢之作”。不过，当这里还是荒芜一片时，他可没有心情自嘲。
然而到1970年底，我们发出的新兴工业证书已经有390张，持有这张证书的投资者可以免税五年。1975年之后发出的证书把免税期延长到十年。裕廊镇这时生气勃勃。1968年10月，局面有了突破，德州仪器公司到新加坡来，考虑在这里设厂装配当时属于高科技产品的半导体。他们在做出决定后50天内便投入生产。紧跟着而来的是国民半导体工厂。
在这之后不久，德州仪器的对手惠普派人来新加坡探听情况。我们的经济发展局官员曾经在这个人身上下过功夫，对方要什么资料便立刻提供，直到他同意亲自前来看看才肯罢休。这个人和德州仪器的人员一样眼界大开。一个负责具体计划的官员奉派接待惠普代表团，使一切都方便快捷。惠普要一块地建厂，谈判进行期间，它决定先租用一栋六层楼建筑的最高两层。大厦内用来承载重型机器的电梯必须安装大型的变压器，但是体利特（惠普公司老板）本人来访的时候还没准备好。为免让他走六层楼梯，经济发展局从邻座建筑接驳了巨型电缆，在体利特到访当天，使电梯操作顺利。惠普公司决定在这里投资。这些故事在美国各家电子公司的会议室流传开来，其他美国电子公司不久便接踵而来设厂。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疯狂的动荡时代。许多投资者认为台湾和香港太靠近中国，纷纷转到新加坡来。谁来我们都欢迎，但是一找到有增长潜能的大投资家就绝不放过，必定竭尽所能协助他开业。
70年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哈泼斯》月刊、《时代》周刊等美国杂志，都刊登了有关新加坡的报道，热烈赞扬新加坡的辉煌成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这里开设六家不同的工厂。生产电气与电子产品、断路器和电动机。到70年代快结束时，通用电气成了在新加坡雇用劳工最多的企业。美国跨国公司为新加坡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尽管当时我们并未料到，但事态发展的结果是，电子工业解决了失业问题，把新加坡转变成80年代一个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
这些公司后来从新加坡把业务扩充到马来西亚和泰国。
来访的执行人员做出投资决定之前总要先来找我。我认为，好好保养从机场到酒店和到总理公署的道路，在两旁种满灌木和乔木，使道路整洁美观，这是说服他们进行投资的最佳办法。他们驾车进入总统府的范围，便会看到市区中心这一片占地叨英亩，由起伏的草地组成的绿洲，其间是九洞高尔夫球场。我们一句话也不用说，他们便知道新加坡人民能力强、有纪律又可靠，很快就能把必要的技能学上手。
美国在制造业的投资不久便超越英国、荷兰和日本。
我们从1959年第一次执政开始，便一直扛着失业问题的包袱――那么多的年轻人在寻找工作，却没有工作可以应付他们的需求。可是到了1971年英军撤离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已经渡过难关。虽然英国人解雇了三万人，另外四万个替英军服务的工人也连带丢了饭碗，但是失业人数并未增加。几家美国电子公司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失业已经不是问题了。接着1973年10月爆发阿以战争，阿拉伯国家随之突然实施石油禁运，油价猛升三倍。使世界经济蒙受严重的打击。我们促请国人节省能源，减少燃料和电力的消费。我们束紧腰带，但还不算吃苦。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从13％（1972年）下降到4％（1975年）。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从2.1％（1972年）提升到22％（1974年）。幸好就业机会并未大量减少，失业率依然保持在4.5％上下。
1975年经济复苏后，我们就有条件精挑细选。经济发展局官员曾经询问，为保护本地一家公司所开设的汽车装配厂而征收的保护性关税，还得维持多久。马赛地公司的财务主管粗暴地回答说是“永远”，因为新加坡工人的效率不如德国人。我们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取消保护性关税的决定，让装配厂关闭。随后不久，我们也逐步停止保护冰箱、冷气机、电视机、收音机和其他电气与电子消费品的装配厂。
70年代末，我们已经把缺乏投资和就业机会的老问题抛在后头。接着而来的新问题是，如何改善新投资项目的质量，以及如何提高工人的教育和技术水平。我们在欧美和日本找到我们的新腹地。现代通讯和运输使我们能够跟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国家挂钩。
1997年，新加坡有将近200家美国制造公司，投资账面价值逾190亿新元，在所有外来投资国当中高居榜首。不但如此，他们还经常提升本身的科技和产品，单位劳工成本因此降低，这使他们有能力支付较高的工资而不至于丧失竞争力。
在60和70年代，日本投资少之又少，远远落在英国和荷兰后头。我想尽办法引起日本人的兴趣，不过，他们一直没有大批到东南亚来设厂生产出口货。那段时期，日本人在海外投资仅限于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新加坡的市场小，所以他们投资不多。不过后来美国跨国公司的成功鼓舞了日本。他们的商家到新加坡来从事制造活动，以便把产品输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很久以后才开始出口到日本。中国在80年代开放门户，日本投资随之开始逐步流入。1985年普拉扎条约推高日元对其他强国货币的汇率，日本于是把中等科技工厂迁移到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把基础科技工厂转移到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当他们发现在这些亚洲国家投资的回报比在欧美来得高时，东亚便成了他们的主要投资地点。进入叨年代中期，他们已经成为东亚制造业的最大投资者。
新加坡最早的投资者是英国人。英军撤出新加坡之后，许多英国公司也随着英国国旗撤出。我极力争取英国公司在本地投资，但是他们害了退缩症，纷纷从帝国退回安稳的本国。其实当间他们在本国面对工会问题，这样做是不符合他们的经济效益的。只有到70年代末期，新加坡证明自己有能力交出成绩，英国投资者才急切地回来，这回不是搞原料加工或贸易，而是制造药品等高增值产品。美占制药厂在新加坡设厂，以先进技术制造半合成盘尼西林供应亚洲市场，特别是日本。
其实最早来到这里，并通过帝国统治把本区域国家引进国际社会的正是英国、荷兰和法国。但是这些前帝国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适应后殖民时代的贸易和投资新局面，把自己犁过的土地白白送给美国人和日本人来播种。
几家设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尽管基础稳固，仍不免受到全球结构调整、科技发明和市场变化的冲击。在我记忆中有一个例子最明显，那就是争取了好几年之后，经济发展局终于说服德国相机制造厂罗莱把业务转移到新加坡。当时，德国工资高使他们丧失竞争力。1970年，我到不伦瑞克访问罗莱工厂，随后不久，罗莱便开始把整个生产活动迁移到新加坡，在这里制造相机、闪光枪、放映机、镜头和快门，同时替德国其他著名的相机制造商生产相机。罗莱跟经济发展局携手设立了一个中心，在精密机械、精密光学、工具制造和电动机械方面培训工人。罗莱（新加坡）公司制造的相机堪称一流，然而却因为市场和科技多变而无法畅销。罗莱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在德国进行，新加坡则成为生产基地，这使策划和协调工作无法顺利展开。
公司的研究与开发工作集中在市场较呆滞的专业摄影器材方面，日本却发展操作越变越简单的相机，安上取景器和自动聚焦、测距仪等精巧装置一一十这全拜集成电路片的开发所赐。德国人在这方面手脚不比日本人快。11年后，德国和新加坡两地的罗莱公司都处于破产状态。一次重大的打击罗莱的失败，对新加坡的工业化努力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因为欧洲投资者认为，这是欧洲无法把技术转移给新加坡的例子。经济发展局费尽唇舌向他们解释，罗莱的失败是科技和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所致。
值得安慰的是，它的4000名受过精密工程培训的工人，成了80年代出现的磁盘驱动器工业的宝贵建设资源。经济发展局一直是负责吸引投资的主要机构，所招揽的投资项目源源不断，增值性越来越高。这么一来，虽然工资和其他成本逐渐提高，新加坡却仍然能够保持竞争力。经济发展局的官员依然是新加坡最优秀的大学生，大部分留学欧美和英国，现任主席杨烈国更是跨国公司的总裁们所熟悉的人物，他以干劲十足和靠得住见称，言出必行。
回顾过去，我不敢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成就，是按照预定计划发展出来的成果。分家前拟定的早期计划是以新马建立共同市场的假设为基础的。健力士已经付了按柜金，要在裕廊的一个地段兴建酿酒厂，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却告诉公司的董事主席阿伦。伦诺斯克。博伊德，他连一瓶黑啤酒也不会批准进口。博伊德于是在吉隆坡兴建酿酒厂，并表示愿意让我们没收按柜金。我们把按柜金退还给他。几年后我们照样回敬陈修信，拒绝削减马来西亚健力士酿酒厂酿制的黑啤酒的入口税。健力士只好发出许可证，让新加坡的一家酿酒厂替他们在本地生产黑啤酒。
我们把大部分筛选工作留给跨国公司，是它们把各种工业带进新加坡，就由它们自行选择它们认为能成气候的工业。一些工业，比如修船、炼油和石油化学、银行和金融等是由经济发展局、财长韩瑞生或我本人挑选的。贸工部相信生物科技、电脑产品、特制化学品、电信仪器和服务等行业，日后可能大有作为。当峨们不能肯定新的研究与开发领域会有怎样的发展时，便采取分散风险的做法。
我们的任务是广泛拟定经济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期限。我们定期检讨这些计划，并按照时局的新变化进行调整。建造基础设施以及培训与教育工人来满足雇主的需求，必须提前几年预先策划好。我们不像香港那样有一批现成的企业家，在中共接管大陆的时候，从上海、广州和其他城市逃到香港。他们都是中国的工业家和银行家。如果我们等待我们的商人学习当工业家的话，我们早已饿死了。有论者在90年代提出，要是我们当初培养自己的企业家，就不必过度仰赖飘忽不定的跨国公司。
这种说法是荒谬的。香港即使从中国难民当中得到富有经验的商业人才，当地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还是比不上新加坡的跨国公司。
政府率先投资发展新工业，例如钢铁业和服务业，促使大众钢铁厂以及属于服务行业的海皇轮船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应运而生。有两位部长因拥有多方面的才于脱颖而出。韩瑞生为新加坡发展银行、新加坡保险公司和新加坡石油公司铺下成功的发展道路。设立船务公司是吴庆瑞的概念，他通过巴基斯坦政府聘请了一位名叫赛义德的船长来成立海皇轮船公司。他也借助于澳大利亚军械生产专家劳伦斯。
哈特尼特爵士，创立了新加坡特许工业公司。这是一家铸币厂兼生产小型军火的兵工厂，因为两者都需要森严的保安措施和优良的生产机床，所以凑合在一起。新加坡特许工业的执行董事王家国做事脚踏实地，为人足智多谋，在他的管理下，这家企业也取得成功。后来，当时年纪尚轻的常任秘书杨烈国，接替王家国掌管新加坡特许工业，成为企业主席，给它增添了新业务，而在日后衍生出新加坡科技公司。
这家高科技公司业务甚广，其中包括同顶尖的跨国公司合资设立晶圆装配厂。
新加坡必须仰赖为人正直，有头脑，有干劲，有魄力，但是商业嗅觉还有待考验的年轻官员。名列前茅的新加坡奖学金得主是从每年最优秀的学生当中挑选出来的，保送他们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顶尖大学受教育，后来我们有了能力，把美国大学也包括在内。我们把他们训练成企业家，由他们率领创立海皇轮船和新航等成功企业。我原本担心这些公司到头来沦为需要政府津贴、不赚反亏的国营企业，跟许多新兴独立国家的情况一样。韩瑞生对手下的年轻官员了解得很透彻，他向我担保公司一定会成功，那些官员比得上同类公司的竞争对手。他们都得到清楚的指示，这些公司必须赚钱，否则就得关门大吉。我跟吴庆瑞和林金山讨论了这些大胆的计划，鉴于新加坡商界缺乏企业家人才，他们两人都认为值得冒险一试。我靠的是韩瑞生的判断。担任要职的官员是他挑选的。这些项目旗开得胜，许多新公司随即纷纷在其他部长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崛起，结果也连连报捷。于是我们让国营垄断机构如公用事业局、新加坡港务局和电信局独立运作，摆脱政府部门的控制，像公司一样以讲求效率、盈利和竞争力的方式经营。
成功的关键在于管理人员的素质。我们的高级行政人员并非个个都具有商业才干。有这种无形天赋的人寥寥无几。侯永昌就是其中之一，他担任大众钢铁厂董事主席。另一个是沈基文，担任吉宝企业首脑。还有一个是比莱，担任新加坡航空公司总裁。在他们的领导下，三家公司成为无人不晓的企业，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第一级股市占主导地位。新航改为私营的时候，我们几经困难才找到可以取代比莱的顶尖的行政人员，由此可见本地企业家人才有多缺乏。
要我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我们为什么会成功的话，我会选择“信心”。就是因为外来投资者对我们有信心，他们才会以新加坡作为开设工厂和炼油厂的地点。1973年10月石油危机发生后几天，我决定向几家石油公司发出明确的信息，我们对这些公司储存在新加坡炼油厂的石油，不要求有任何特权。如果我们阻止这些存油出口，新加坡将有足够的石油可供两年的消费。但是这样做将显示我们毫无信誉可言。1973年11月10日，我会见所有炼油公司――壳牌、无比、埃索、新加坡石油和英国石油的首席执行员或董事经理，公开向他们保证：基于有难同当的原则，如果它们对客户削减石油供应量的话，新加坡也会跟其他客户一样，不会有例外。它们的客户，除了本区域的以外，还有远远分布在阿拉斯加、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等地的。
这项决定提高了国际对新加坡政府的信心，它显示新加坡明白，它的长远利益取决于提供一个可靠地点来进行石油交易和其他业务。结果石油工业满怀信心地扩展业务，在70年代末扩展到石油化学的领域。90年代新加坡的炼油总量每天达到120万桶，成为仅次于休斯顿和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也成为继纽约和伦敦之后，世界第三大石油交易中心。此外，新加坡还是世界船用燃料油的最大市场，也是石油化学品的主要生产地。
为了克服先进国投资者一向对新加坡工人素质所抱的怀疑态度，我要求日本、德国、法国和荷兰分别在新加坡设立培训中心，由他们本国的指导员前来提供训练。
有些中心由政府资助，其他中心由飞利浦、罗莱、达达等公司共同设立。经过四到六个月的训练后，工人由于在犹如工厂的环境里受训，对不同国家的工作制度和文化变得很熟悉，结果成为投资者心目中理想的员工。上述国家的投资者，若要知道新加坡工人跟他们本国工人比较水准相差多少，这些中心便成为他们查询的地方。
他们证实新加坡工人的水平一点也不差。
5、金融中心的故事
……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证明了它所建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至1998年两次金融风暴的吹袭后，我才有足够的信心让新加坡朝“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方向推进。我们的审慎态度支撑新加坡渡过1997年到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从1968年第一次推出亚元市场至今，我们花了整整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妥善的信誉。
1965年新马刚分家的时候，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被当成疯子。市中心一座座闪闪发亮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通过一组组电脑把新加坡同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和其他主要金融中心联系起来，这是怎样发生的呢？
故事要从1968年说起，那是一个最奇异的开始。温斯敏博士在口述历史档案中忆述同友人的通话内容，对方是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副总裁，他当时人在伦敦。
温斯敏说：“听我说，范伊厄宁先生，我们（新加坡）要在十年内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范伊厄宁回答：“好，你来伦敦，五年内就能把它发展起来。”温斯敏立刻启程到伦敦。在那里，范伊厄宁把他带到一间会议室，来到一个巨型地球仪的面前对他说：“你看这里，整个金融世界的活动，由苏黎世开始。苏黎世银行上午九点正开市，接着是法兰克福，然后是伦敦。到了下午，苏黎世先闭市，随后是法兰克福和伦敦接着闭市。这个时候轮到纽约开市了，金融交易活动于是由伦敦转到纽约。纽约下午闭市时，金融交易又转到旧金山。直到旧金山下午闭市，整个金融世界就仿佛落了幕，无声无息待第二天瑞士时间九点正瑞士银行开市后，它才又活跃起来。如果把新加坡置于二者之间，新加坡就会在旧金山闭市之前接手到自己闭市时就把金融交易活动转交苏黎世。这将是开天辟地以来，银行和金融活动第一次全天候不间断地在运作。”
范伊厄宁在温斯敏的要求下，针对上述课题做了一份报告，提交给当时的经济发展局主席韩瑞生。韩瑞生也是温斯敏和我之间的特别联络人。韩瑞生来见我，向我建议解除新加坡同非英镑区国家和地区之间所有货币交易的一切外汇限制的措施。
当时，新加坡依然属于对资金流动必须实行外汇管制的英镑区。韩瑞生向英格兰银行一名职员打探消息。以了解在新加坡建立像香港那样的外汇市场，以便为新加坡开拓“亚元”市场铺路的可能性。对方告诉他，香港之所以能够有此系统，同它特殊的历史因素有关。对方也提醒韩瑞生，新加坡可能得脱离英镑区后才能落实这个计划。我决定不惜冒险一试，吩咐韩瑞生大胆地去进行。由于英格兰银行没有追究，新加坡也就无须脱离英镑区。无论如何，英国四年后取消了这个制度。新加坡不像香港，既不能凭借伦敦市的名气，又没有英格兰银行这个后盾――前者是历史悠久，在国际银行交易方面经验丰富的金融中心，后者在金融界是行家和信誉的象征。新加坡在1968年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必须向国外银行家保证，能够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社会条件，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能发挥高效率的基础设施，以及一群技能高、适应力强的专业人才。另外还得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我们的货币局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有能力监管银行业。早在1965年独立后不久，我和吴庆瑞就认定，新加坡不应该设立兼具印制和发行货币权的中央银行。我们决意不让新加坡货币在强国货币的挑战下贬值，对美元尤其如此。因此货币局保留下来，只在拥有等额外汇储备做后盾的情况下，才发行新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则拥有中央银行的一切权力，但没有货币发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