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管理局在金融监管方面一直保持专业水准，完全依据法律和条规运作。这些法律条规定期进行检讨和修订，以便跟得上金融服务的发展新趋势。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使外界对我们的刚直不阿、办事能力和判断能力有信心。我们的金融中心发展史所写下的是这样的故事：如何努力建立正直之邦的信誉，如何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官员，训练他们具有监管银行、股票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能力，以便把金融体制发生崩溃的风险，减至最低程度。
一开始，新加坡小规模地发展岸外亚元市场，相当于欧元市场；我们称之为“亚元市场”。当初它是银行之间在新加坡进行交易的市场，向海外银行筹集外币基金，以供本区域银行借贷，反之亦然。后来进一步进行外汇和外币标价证券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也从事财团贷款、债券发行和基金管理等活动。1997年，亚元市场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规模几乎等于新加坡国内银行市场的三倍。取得那么惊人的增长，是因为它满足了市场的需求。随着贸易和投资活动推向全球，涵盖亚洲，新加坡作为主要枢纽之一，它在国际间的金融交易量正节节上升。
早期，在1968到1985年间，本区域整个赛场完全属于我们。我们取消了非居民存款人在利息收人上的预扣税，以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前来投资。所有亚元存款也无须遵守法定流动资产和储备的规定。进入90年代，新加坡已成为全球规模较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外汇市场名列世界第四，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稍微落后于东京。新加坡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取得的成果，促使本区域其他国家，竞相朝向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努力，有些甚至实施比新加坡还优厚的税务奖励措施。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根基，建立在法治和司法独立，以及政府稳定、称职而清廉的基础上。我们执行稳妥的宏观经济政策，几乎年年都有预算结余。正因为如此，新元坚挺而稳定，汇率保持在足以舒缓输人性通货膨胀的水平。
70年代，我们跟伦敦的国际知名人物交锋。1972年3月，英国一名专门倒卖资产的投资家占美。史拉达到新加坡来见我。据报章报道，希思出任首相期间，把自己名下的资产和股票，交史拉达全权管理，因此他享有卓越的信誉。在这之前一年，我曾经在唐宁街10号希思做东的晚宴上见过他。我对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进军新加坡股票市场，表示欢迎。
后来在1975年，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瑞生告诉我，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涉嫌操纵新加坡挂牌公司虎豹兄弟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份。他们以不法手段抽取虎豹总公司和子公司的资产，同虎豹集团的某些董事中饱私囊，这种行为构成失信的刑事罪名。
他们是在欺诈虎豹集团和其他公司的股东。但是，要对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这么一位名人进行调查，万一证实不了，坏的是自己的名声。该让韩瑞生对史拉达采取行动吗？我最终决定，为了维护新办坡股票交易所以管理妥善见称的信誉，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
调查显示，这果然是个有计划的阴谋，目的是要一步步抽光虎豹集团的资产。
事情才刚刚露头，规模更大、涵盖面更广的诈骗活动还在后头。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的犯罪活动，从新加坡延伸到马来西亚、香港，直到伦敦――那是所有赃物的集中地。他们利用虎豹集团在香港的子公司，收购香港的上市股份，再把股份转售给史拉达华克执行级人员独揽股权的史派达证券公司，大家一起瓜分这些不义之财。
几个主谋是：史拉达、虎豹集团主席理查德。塔林和虎豹集团董事经理奥格尔维。
华生。华生早在事发前返回英国，后来逃到与新加坡没有引渡条约的比利时。史拉达和塔林还留在伦敦，我们要求把这两个人引渡回新加坡受审，但是英国当局不肯引渡史拉达。反而是经过伦敦法院长达三年的审讯后，英国内政部长才在1979年下令，仅以17项控状当中五项刑罚最轻的控状引渡塔林。法庭以其中三项控状，即刻意隐瞒有关虎豹集团1972年综合损益表的重要资料而将塔林定罪，每项罪名判入狱六个月。好几年后，已经卸任的英格兰银行行长戈登。理查森，在我的办公室里低声地向我表示遗憾，后悔自己当初无法协助新加坡把史拉达绳之以法。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向来以处事缤密坚定见称，信誉不佳的金融机构一概不受理。
该局在70和80年代受到考验，它拒绝给国际信用商业银行发出在新加坡开业的执照，结果证明它能够站稳立场。国际信用商业银行欺诈事件从事发到结束，几乎影响所有大规模的金融中心。银行是由一个巴基斯坦人在卢森堡注册的，股东包括沙特阿拉伯、巴林、阿布扎比和迪拜四国的皇亲国戚，属下约有400家分行和办事处遍布欧洲、中东、非洲和美洲73个国家。1973年，银行向新加坡申请岸外银行营业执照，未获批准，原因是它太新（1972年才成立），资本总额也太低。1980年它重新提出申请，结果因为国际信誉不高而再次遭金融管理局回绝。
但是它并没有就此放弃。1982年，曾经协助新加坡建立亚元市场的范伊厄宁，问起有关国际信用商业银行申请执照的事情。好几家中央银行的主管人员告诉当时刚接任金融管理局银行及金融机构部门经理的高铭胜说，他们对国际信用商业银行都抱着保留的态度。所以当范伊厄宁和我见面时，我决定还是支持高铭胜的做法为妙。
几次碰壁，国际信用商业银行还是不死心，这回请来哈罗德。威尔逊。威尔逊的来信有一些让人想不通的地方。过去他总会在信末亲笔署上“哈罗德谨启”，这一次，“谨启”二字是打上去的，署名则成了“里沃的（哈罗德）威尔逊”。我的结论是，这是他应酬朋友而写的信。
国际信用商业银行的不诚实行为，导致其他银行蒙受巨额亏损。它在1991年7月被迫终止一切业务时，存款人和债权人索偿110亿美元。新加坡因为拒绝在标准上予以妥协，免遭池鱼之殃。
另一家未获金融管理局发出执照的是文莱国家银行。这家银行由新加坡颇有名望的华族商人邱德拔管理。他收购文莱国家银行，并安排文莱苏丹的弟弟莫哈末亲王以文莱国家银行主席的身分，在1975年写信给金融管理局，申请在新加坡设立分行。几个月后另一封来信通知我们，他的弟弟苏菲利亲王刚刚受委出任该行的执行副主席。邱德拔显然有文莱皇室在政治上给他撑腰，金融管理局因此向我请示。我支持金融管理局的决定，它在1975年回绝文莱国家银行的申请，1983年该行重新提出申请时，再度请它吃闭门羹。
1986年，文莱苏丹发布紧急法令，关闭文莱国家银行。消息一传出，银行立刻出现挤提。银行涉嫌在违反条例的情况下，拨出13亿新元贷款给邱氏集团公司。原来邱德拔一直在利用银行的基金，进行私人活动，包括设法夺取伦敦渣打银行的控制权益。身为银行总裁的邱家长子，在文莱被逮捕。新加坡的银行总共贷款4.19亿新元给文莱国家银行，其中以外资银行为主。邱德拔花了两年，才还清这些债务。
凭着严格的条规和缜密的监管，金融管理局在高铭胜的带领下，协助把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为了能够跟国际银行竞争，金融管理局鼓励本地规模最大的四家银行（统称四大银行）收购本地其他小型银行，进行合并，以进一步扩大规模和实力。四大银行都获得美国评级机构穆迪推选，跻身于亚洲基础最稳固、资本最雄厚的银行之列。
1985年，新加坡股票交易所陷入危机，金融管理局不得不介人为它解围。马来西亚炒家，尤其是陈群川，把他们手头的新泛电和另外几家马来西亚公司的股票，存入新加坡的股票经纪行，作为贷款抵押，而抵押价高过市场价格。他们保证在指定期限内以更高的价格赎回股票。后来股市滑落，他们的资金周转不灵，以致无法以原定价格赎回股票。因此，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属下好几家规模庞大的股票经纪行，无法清偿债务，交易所被迫关闭三天。金融管理局人员在高铭胜的率领下，同新加坡四大银行彻夜商讨对策，拨出一笔总额1.8亿新元的“救生艇”紧急基金，拯救濒临破产的股票经纪行。高铭胜这一番抢救行动，使新加坡股票交易所逃过股市全盘崩溃的厄运，挽回了投资者的信心。整个事件可谓杂乱如麻。
为了防止这类危机再次发生，我们修订证券业法令，要求股票经纪公司行事时须更慎重，以便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保障，避免因一些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成员股票行违约而影响大局。与此同时，这些成员股票行联合组成股份公司，使资本大大增加。
我们开始允许海外公司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成员公司加股，也批准能为新加坡引进所需专才的外国独资股票行，在新加坡设立。正因为我们谨慎地修订了法令，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在1987年10月19日才能安然渡过被形容为“黑色星期一”的全球性股灾。香港证券交易所则因此被迫暂停交易四天。
成立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是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另一大进展。1984年，原本只进行黄金期货交易的新加坡黄金交易所扩大交易范围，进军金融期货交易，重新定名为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为了争取国际金融机构的信心，我们以芝加哥商业交易顺为模式，设立公开叫价交易制度，同时说服芝加哥商业交易晰，跟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共同采纳相互抵消的制度，提供每天24小时全天候的金融交易服务。
这个革命性的概念让投资者能够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开个盘口，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结算，反之亦然，无须缴付额外按金。美国商品期货贸易委员会批准了这个安排。互相抵消的安排自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成立以来，一直顺利运行。至今不曾有误。1995年，伦敦历史悠久的巴林银行在新加坡的期货交易分行，爆出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一名期货交易员尼克。利森进行日经指数投机买卖事件。利森一下子亏损了10多亿美元，使巴林惨遭横祸，但是这场灾难却不曾影响新加坡金融交易所，也没使交易所的其他成员或它1984年，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开始进行欧洲美元利率期货合约交易，不久后再扩大到欧洲日元合约。1998年。在该交易所上市的区域合约已有好几种，包括日本、台湾、新加坡、泰国和香港的股票指数期货。1998年，伦敦《国际融资评论》把全年最佳国际交易所奖项颁给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
该交易所第四次获得这个荣衔，也是亚洲惟一的得奖者。随着中央公积金局的积蓄（新加坡的养老金计划）和公共部们的余款增加，我们的金融储备相应提高。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没有拿这些资金进行长期投资以取得最高的回报。我请吴庆瑞检讨这个问题。他在1981年5月成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由我担任主席，他本人为副主席。韩瑞生和几位部长担任董事局成员。通过吴庆瑞同戴维。乐司财的联系。我们委任乐司财父子公司为顾问。他们调派一名经验丰富的职员来这里几个月，协助我们设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我们也聘请英美投资经理，协助我们开发适合不同投资种类的系统。杨邦孝受委率领管理层，成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第一个董事经理。他邀请詹姆斯。沃尔芬森担任公司的投资策略顾问。沃尔芬森日后当上了世界银行行长。慢慢地，他们建立起一支由新加坡专业人士组成的核心队伍，以金融管理局调来的黄国松和郑国评为首。到了80年代后期，他们两人和手下职员正式出任管理和投资要职。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一开始只管理政府的金融储备。到了1987年，它已经有能力管理新加坡货币局的储备金，同时兼顾金融管理局的长期资产。1997年，它所管理的资产价值逾1200亿新元，最重大的责任是把新加坡的投资在证券（公债和股票）、债券（主要是发达国家派发的债券）和现金之间，做出妥善的分配。解释市场运作原则的书籍有的是，但是没有一本能够打包票地指导读者如何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向，更别说保证回报。1997至1998年间，事事瞬息万变，日元兑美元狂跌，或德国马克对美元激升，就足以使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一下子亏或者赚好几十亿元。投资是高风险的活动。我的基本目标是为国人的积蓄保值，使资产得到应有的回报，不是要获取最高的回报。从1985年至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15年来的表现，一直在环球投资相关基准之上，所做到的已经远超过保持我们的资产价值了。
几次金融危机都过关不过跟香港比较，外界认为新加坡金融中心的管制过严。
一些批评者这么写道：“在香港，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在新加坡，没有明文批准就不可以做。”他们忘记了香港过去有英国国旗和英格兰银行做后盾。新加坡没有这样的保护网，我们不可能在跌得这么重之后，还能像他们那么样轻易地爬起来。
我们必须先靠自己树立本身的声望。来访的外国银行家以前常常告诉我，如果新加坡肯让他们把新的金融产品引进来，不必等其他地方率先试验使用，我们的金融市场将能增长得更快。我总是静静聆听，但是始终没有插手，因为我相信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建立新加坡的地位和声誉。
1990年卸下总理职务后，我有更多的时间深人探讨研究新加坡的银行业。我和一些本地银行家吃午餐谈公事，其中一人是林和纪。他是一个精明的外汇交易员，事业有成，在新加坡管理一家大规模的外资银行。他说服我重新检讨我们的政策。
他认为这些政策过分谨慎，妨碍新加坡金融中心扩大发展，以致无法追上比我们发达的中心的活动。1994年年中，我也召集在外国金融机构担任管理要职的新加坡人士，举行数次献策会议。在他们的劝说下，我确信我们有太多国民积蓄存放在公积金户头里，而法定机构以及同政府有联系的公司，总是把余款存进银行的做法太保守了。他们大可通过新加坡有经验、资深的国际基金管理公同进行投资，取得更高的回报。这将扩大本地的基金管理业，招揽更多基金管理公司，从而吸引更多外资流入本区域进行投资。1992年之后，我对本地管制措施和银行作风的看法开始起了变化。前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这一年邀请我加入他所主持的JP摩根国际咨询委员会。JP摩根是美国一流的银行，每年总要召开两次最高层会议。在从这些会议上听到的汇报以及同银行高层的交流中，我见识了他们的作业方式，看到他们如何为银行服务的环球化运筹帷幄。委员会成员的素质使我惊叹，除阿JP摩根各个部门的主管外，他们还包括成功干练的企业总裁，以及来自全球各大经济区的前政治领袖，大家为委员会提供阿不同的见解。他们觉得我有价值，因为我了解本区域的情况。其他成员则就各自的区域或专长领域，带来鲜为外人所知的内幕资料。从这里我了解到他们在比较了拉丁美洲、俄罗斯、前苏联其他成员、其他东欧国家等新兴市场后，给东南亚怎样的定位。对于银行服务的创新和改革，他们表示非常欢迎并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在开拓资讯科技方面，这一点叫我心服口服。我断定新加坡跟他们相比，差别何止十万八千里。
作为政府投资公司的主席，我有机会跟欧美和日本大银行的总裁商讨一系列银行课题，因此知道他们怎么看待环球银行服务的未来走向。相比之下，新加坡银行倾向于闭关自守，董事部成员以新加坡人为主，主要执行员亦然。我向四大银行中的三家――华侨银行、大华银行和华联银行的主席，表达了我的顾虑。从他们的反应来看，我得出结论：他们尚未意识到，在环球化趋势快马加鞭的时代，排他、不放眼天下和缺乏前瞻性的心态有多么危险。他们的表现良好，没有竞争的压力。他们希望政府继续约束外资银行，使它们不能增设分行，甚至不能多设自动提款机。
我向他们发出警告，新加坡迟早因为同美国签署双边协议，也有可能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规定而不得不开放银行业，停止保护本地银行。
我决定在1997年打破这个旧框框。新加坡银行需要注人外来人才，同时改变心态。如果三大银行不肯向前，政府持有股份的新加坡发展银行只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经过一番物色，发展银行在1998年聘请了当时即将离开Jp摩根的资深高级执行人员约翰。奥尔兹担任副主席兼总裁，他把银行发展成为亚洲的主要银行之一。
不久后，华侨银行委任香港银行家欧肇基担任总裁。
30多年来，我一直支持高铭胜限制外资银行进入本地市场。我相信现在该是让国际劲敌加入竞赛，以迫使本地四大银行选择提升服务或丧失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了。
它们或许真有可能争不过人家，到头来我们落得失去由新加坡人持有和管理的银行的下场，一旦爆发金融危机，我们将无所依靠。这样的风险确实存在。慢慢地，我得出结论，金融管理局的银行及金融机构部门副董事经理高铭胜，没有赶上全球银行业大步跨进的发展。他过于保护我们的投资者。我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总裁杰拉尔德。科里根和英格兰银行前职员布赖恩。奎因请教，他们分别给予的意见是，新加坡能够在不降低要求、不增加系统全面崩溃的风险的情况下，改换监管银行的风格和方式。主要金融中心如纽约和伦敦，它们把重点放在保护制度本身，而不是忙着保护各自的临场业者或个别投资者。科里根和奎因说服我们应该让基础较稳、管理较好的机构享有更大的空间，承担较多的风险。我不想亲自整顿金融管理局，于是在1997年初得到总理的们意后，让显龙参与其事。他开始同银行家和基金管理人员会面，熟悉新加坡金融业的运作方式。一年后，在1998年1月1阳，当总理委任他为金融管理局主席时，他已经准备出击了。在几名主要官员的支持下，他对金融管理局进行改组，调整重点，以全新的风格管理和发展金融业。显龙和由他领导的小组改变了金融管理局对金融界的监管风格；手法比较宽松，也比较能够接纳业者的建议和意见。在管理顾问和各个行业委员会的指导下，他们修订有关政策，金融界上上下下无不受影响。他们也采取措施推动资产管理业和修订关于新元国际化的条例，借以刺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管理局鼓励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进行合并，并停止制约佣金收费率和交易所的服务管道。金融管理局批准外资特准全面银行增设更多分行和自动提款机，通过这个方法开放国内银行业。
该局撤销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地银行的股权限制，同时效法许多美国银行的制度，规定本地银行的董事部成立提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负责审查董事部和管理要职的提名名单，确保只有能干的人才会受委，而且受委者会顾全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单单照顾手握控制大权的大股东的利益。
各家银行相信，金融管理局放宽监管将能让它们发挥更大的创意来推出新的金融产品。或许我们早就应该推行这些改革。但是，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证明了它所建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年至1998年两次金融风暴的吹袭后，我才有足够的信心让新加坡朝“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方向推进。我们的审慎态度支撑新加坡渡过1997至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这里的银行稳步过关，没有发生放账过多的情形，股市也没有出现过热的泡沫现象。从o s 年第一次推出亚元市场至今，我们花了整整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妥善的信誉。
从1997年7月开始，金融风暴随着泰铣贬值横扫东亚，一连串灾难把这个区域的货币、股市和经济都搞垮了，但是新加坡却没有一家银行受到动摇。投资者都急着撤离新兴市场，新加坡市场正好属于这个类别。当基金经理都存有掉入隐匿陷阱的顾虑时，隐瞒资料是不智的。我们决定尽量公开资料。为了方便投资者评估我们的资产价值，我们说服新加坡银行摒弃维持秘密储备和不公开不良贷款的一贯作风。
新加坡银行披露它们向本区域提供的贷款数额，为这些区域贷款大幅度制定另外的总体应付措施，预先处理可能出问题的账目，而不是坐待贷款变成呆账。由于金融管理局采取了有效率的措施应付危机，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得以巩固。
6、工会脱胎换骨
1968年初，我在职总代表大会上说服与会代表们相信，对新加坡的生存来说，劳资关系比加薪更重要。我们必须联手改善劳工运动，废除束缚手脚的惯例，制止滥用附加福利……我追述了英国码头在工潮中陷入瘫痪，平白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并导致1967年英镑贬值的事件，借此发出警告：“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
我的政治生涯一开始是为工会斗争，出任工会的法律顾问和谈判代表。到了50年代中期，工会一般都变得好斗起来。为了争取投资，并且教育工会领袖和工会会员，使他们了解，为了提供新的职位，我们非争取投资不可。不过，要这么做谈何容易。
4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工会引起数不尽的罢工、怠工和暴乱。从1961年7月到1962年9月，新加坡发生了153次罢工行动，创下本地记录。1969年，这也是战前以来的第一次，全年没有发生过一起罢工或停工事件。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不能杀死下金蛋的鹅英国式的工会作风毒害了新加坡的劳工运动。殖民地政府请来英国职工大会的杰克。布雷热等顾问。这些顾问把压榨雇主的种种不良做法传授给他们，不顾公司状况一味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福利。1966年7月，我在军部平民雇员联合会的会议上，呼吁英军雇员摈弃这些摧毁了英国经济的英国工会陋习。我承认，当我代表工会进行谈判时采取过好些类似的做法，因为当时工人受到太多的剥削。但是，那么做的后果很糟，失业问题更因此雪上加霜，我悔不当初。例如，公共假日三薪导致清洁工人故意在公共假日前夕积压垃圾，这样他们在假日就一定有工作。
规定公共假日的用意是让工人有时间休息，可我们的工人要的是更多的薪水，不是更多的闲暇。我促请工会领袖改变工会的一贯作风，破旧立新。
为了强调这方面的看法，我于1966年11月在国际劳工组织亚洲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当着该组织的职员和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工会领袖的面，重提这个问题。我告诉新加坡的工会领袖，他们不能杀死下金蛋的鹅，我们需要这些金蛋。我说，工会曾经是新加坡反英政治运动的一分子。政治领袖，包括我在内，答应过为工人争取独立。我们说过：“跟我们一起争取自由吧，英国雇主给英国工人什么样的待遇，我们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待遇。”许下的诺言如今无论如何必须兑现，但是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重新建立“监管制度、纪律和工作准则”，以提高工作效率。
每年有三万人离校找工作。我解释说，新加坡工会的行事作风迫使雇主走资本密集路线，投资添置昂贵的机器来进行生产，尽量少请工人，情况和英国大同小异。
这就造成一小批享有特权的工会会员领取高薪，而待遇太低和未充分就业的工人则越来越多。如果我们维持凝聚力和稳定，不重犯过去的愚蠢错误而动摇人们对新加坡的信心，我们应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新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报酬必须以工作表现而不是工作时间为根据。新马分家给工会和工人带来的震撼太大了，加上英军撤退后前途未卜，人心惶惶，因此他们接受了我这种讲究实际的做法。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危急，国家独立面临威胁。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职工总会秘书长何思明是我在工会服务时期的老同事，他对我的政策，例如取消公共假日三薪的决定，提出抗议。他和工会同仁必须应付基层的压力，争取工人群众站在他们那一边，以免被共产党的工会领袖盖过。我不得不对0他的抗议置之不理，但是私下里特地同工会领袖会面，向他们解释我的顾虑。这些非正式会谈使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必须建立新的架构，精简我们的劳动队伍。
1967年1月，卫生部开始推行新的清洁工人工作制度。同年2月1日，公共日薪雇员联合总会属下的公共日薪清洁工友联合会大约2400名工人发动“野猫”式（指未经工会批准或自行发动的）罢工。
这次罢工是新加坡劳资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换点。政府针锋相对地应付罢工行动，赢得公众的支持，也导致工会文化产生了变化从目无法纪转为讲理并互谅互让。我把公众舆论进一步扭转过来，通过向工会发表一系列演说，使工人对我们计划修订劳工法令有心理上的准备。我们完全禁止某些重要的服务部门进行罢工，并规定每个法定机构成立本身的工会。
1968年初，我在职总代表大会上说服与会代表们相信，对新加坡的生存来说，劳资关系比加薪更重要。我们必须联手改善劳工运动，废除束缚手脚的惯例，制止滥用附加福利。我指望他们以领袖的身分开创以讲究实际的策略见称的新劳工运动。
我追述了英国码头在工潮中陷入瘫痪，平白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并导致1967年英镑贬值的事件，借此发出警告：“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并采取行动对付罢工领袖，过后把他们控上法庭。我会立刻让港口恢复运作。新元决不会贬值，我想人民是希望政府做出这一保证的。”我特别指出“地位稳固的劳工自私自利的行为”。新加坡港务局1967年处理的货物增加了超过10％，雇用的工人却没有增加，因为额外工作都成了超时工作。在僧多粥少的非常时期，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我对工会代表说，一定要使新加坡摆脱英国工会的一切有害陋习。
为了求取平衡，我在一个雇主会议上指出，他们要工人付出最大的努力，就必须公平对待工人；工会和雇主的基本目标相左，结果只会摧毁国家的经济。我敦促本地雇主尽自己的本份，这样工人才会付出最大的努力，争取最高的报酬：直接报酬来自工资和工作福利，间接报酬通过政府的收人获取，包括属于自己的住房，还有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
1968年1月，英军宣布撤退，加深了人们的不安。我抓紧时机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革除那些导致雇主的特权被剥夺、资方统筹业务的能力受侵蚀的工会陋习。
1968年4月大选高奏凯歌之后，国会在同一年立法通过雇佣法令和劳资关系（修正）法令，后来又修订了职工会法令。这些法令制定了最基本的雇佣条件，以及裁员赔偿、超时补贴和附加福利的项限，划一周假、公共假日、工作日、年假、产假和病假的条规，让资方重新掌握聘用、开除、播升和调动雇员等在工潮迭起的年代被工会侵占的功能和权力。它们奠定了劳资关系和谐的基础。
我们规定工会必须先通过秘密投票才能采取罢工或劳工行动，否则将当违法论，工会和工会职员可被提控。这项规定废止了公开举手表决的投票方式，使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再受到胁迫而默默屈从。
我在工会服务时期的另一个老友，也是人民行动党议员的职工总会领导人余美国，反对雇主在雇用和开除员工方面享有那么大的自由。不过，他接受工会在态度上应避免动辄对峙的做法，以便创造较有利于外来投资的环境。我也采纳防范措施，避免发生滥用权力的事件。雇佣和劳资关系条例与惯例经过修订和改变，产生了具体的效益。不出一年，新加坡有52家新工厂落成，在1969年制造了17000份职业。
第二年，新投资提供了两万0个新的就业机会。工人的收入也增加了。
1972年，我们成立了由劳资政三方代表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理事会每年利用政府收集到的精确资料，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就新一年的加薪和其他服务条件，提出大家能负担又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联合建议。这些建议被采纳为一切劳资谈判0的指导原则，不同的领域再根据个别情况进行调整。从成立之初起，各方便同意遵守一个原则：加薪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力的提高。
由于全国弥漫着深重的危机感，我才有办法在几年内扭转工会的态度。英军即将撤退可能造成经济崩溃的危险，改变了国人的情绪和态度。他们意识到除非新加坡来个180度的转变，摆脱罢工和暴力，转而向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方向努力，否则无异于束手待毙。
我让资方扮演新的角色，由他们自己争取工人的合作，否则生产力不可能提高。
定严规，说硬话，单单这些起不了作用。是政府的总体政策使工人和工会领袖支持我们的大目标，使国际社会对新加坡有信心，从而吸引外国前来投资，提供就业机会。不过最终还是我和工会的多年交往赢得他们的信赖，好斗、对抗的劳资关系才转变为合作的伙伴似的关系。工会不再那么好斗1969年，德万。奈尔在我敦促下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德万。奈尔在w 年获选出任马来西亚国会议员，之后便一直留在吉隆坡。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有德万。奈尔出任职总秘书长使我受益不浅，他为我协调和调整政策，向大小工会灌输积极的工作态度。从TO年开始，他领导职总，直到1981年国会推选他为新加坡总统为止。在这期间，他以职总领袖的身分劝服工会领袖面对世界市场的竞争挑战。温斯敏每次来新加坡，总会跟负责联络工作的官员严崇涛一起会见德万。奈尔，向他汇报当前的经济和就业情况。是德万。奈尔教会工会领袖基本的经济原理，使三方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有所建树。
他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工会斗争减少导致会员人数也减少了。为了应付这个趋势，德万。奈尔在1969年11月举办现代化研讨会，在会上说服与会代表相信有必要使工会的功能现代化，以适应今非昔比的环境。他们成立了几个工会合作社企业。
职总在1970年成立一个的士合作社，称为‘“职总康福的士工友合作社”，协助打破60年代“霸王的士”横行一时的局面。康福刚开始时只拥有200辆摩里斯。奥克斯福德的士和200辆英国奥斯汀小巴。这些是用英国提供的援助贷款配套支付的。
到了1994年，康福拥有一万辆的士和N 辆学校巴士，它在这个时候进行企0业化管理，然后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康福集团有限公司”。职总也以减低会员的生活费用为出发点，在T3年成立“职总消费合作社”，开办商店、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后来0它改名“职总平价合作社”，成了家喻户晓的连锁超级市场，尽可能把基本消费物价维持在接近批发价的水平。1970年，“职总英康保险合作社”
开始受理寿险业务，然后扩展到车险和其他领域，雇用的是专业精算师和富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工会领袖受委加入这些合作社的董事会，负责监督管理这些企业的专业人员，他们本身很快就明白健全的管理制度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不断更换领导人才使职总能够和年轻一代的工友并肩前；进。1981年德万。奈尔卸下职总的职务出任总统，由37岁的政治秘书林子安接任秘书长。林子安在1977年当上国会议员后，0曾在德万。奈尔手下工作过。他是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的一级荣誉学士。他把良好的管理方式引人工会，但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却不及德万。奈尔。老一辈的工会领袖对他产生了误解，在他们眼里，林子安少了那一点亲和力。每当领导权转移涉及领袖换代时，我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子安比德万。奈尔年轻20多岁，属于德万。奈尔那一代的工会领袖习惯了德万。奈尔的作风，对子安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无法欣赏。基本问题在于上一代领袖不欢迎组织里突然出现年轻的生力军。子安在我的建议下引进数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帮他忙，这使上一代工会领袖更加不自在。我得出的结论是，他很难跟他们继续相处。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失败，因此毅然在1982年退出政坛，加入私人企业界，在同新加坡政府有联系的最大公司之一吉宝企业任职。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他交出漂亮的成绩，成为沈基文身边的支柱人物。沈基文这时已卸下公共服务领导人的职位，改任吉宝企业主席。
我和德万。奈尔一致认为，当时的交通兼劳工部长王鼎昌能够跟老一辈的工会领袖合得来。他40多岁，比子安年长9岁，我相信他和老一辈领袖们比较没有代沟。
我游说鼎昌执掌工会事务，他答应了。1983年，他被推选为职总秘书长，同时继续留在内阁。这样的安排效果不错，因为有人在内阁替工会说话，反过来说，政府在讨论政策的时候也能考虑到工会的观点。鼎昌是阿得雷德大学培养出来的建筑师，能讲流利的英语。华校出身也使他兼通华语和自己的母语福建话。他同工会领袖和一般会员相处融洽，并把职总带人新的领域，为会员提供更好的消闲设施。在这方面，我鼓励他，但是他实在并不需要什么外来的推动力，他所需要的反而是资金和政治后盾――这些我都为他提供了。
职总把业务扩展到医疗、托儿、广播电台等服务，也经营为工人服务的海滨度假酒店“白沙度假村”，还有在实里达下段蓄水池畔开辟设有高尔夫球场的“胡姬乡村俱乐部”。职总也建造高质量的共管式公寓让会员购买。这些新的合作社企业让更多工会领袖有机会亲身体验管理企业的情况，并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工会新领袖，使他们掌握良好的管理技巧。这些俱乐部、度假村和其他设施为工人提供以往只有较富裕者才享受得到的生活方式。工人自叹出身比人寒微，他们感受到自己不能享受只有成功人士才能享有的生活方式，我相信，这种感受会因为有了这些设施而不至于那么强烈。为了使工人能够负担使用设施的费用，政府以象征式的收费提供国有土地兴建这些设施。
多年来我一直敦促职总成立劳工学院。鼎昌在1990年终于请来拉斯金学院的院长，协助新加坡创办劳工研究学院，开设劳资关系和发展领导能力方面的课程。
工运迈入新领域鼎昌在1993年的全民投票中获选为新加坡总统，比他年轻12岁，当时担任贸工部第二部长的林文兴接过职总秘书长的棒子。文兴毕业于坐落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大学，修读造船学，1981年起就开始和工会打交道。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纯熟，在工会很吃得开。他把一批受过高深教育，才华出众，年纪二三十岁的年轻后辈引进职总。这些年轻人在海外大学的成绩骄人，有满脑袋的点子。这批新血的注人革新了工会领袖的想法和心态，使工会能够交出好成绩来。文兴和鼎昌一样，继续留在内阁，工会同政府合作的方式就此定型，这种合作方式一直都对新加坡有利。
我在80年代初期推展生产力运动，因为在日本推行这套制度的企业成绩骄人，叫我为之赞叹。我鼓励职总同资方一起推出品管因制度。在这套制度下，工人组成小组，共同针对如何改善工作、节省时间和成本，如何使每一件产品完美无缺等提出建议。这方面的进展缓慢。我们效法日本公司，哪个品管因提出的建议能够为公司节省金钱或改善运作，它的成员的照片就张贴出来，同时颁发一些小奖品、小红利给他们。日本生产力中心提供专家、培训奖学基金、训练材料、仪器和软件支援我们。我时不时都会在颁奖礼上发表演讲和颁发常年生产力奖。
1987年，有一次，我在颁奖给一家日本公司的董事经理之后问他，为什么他们在本地的工人和日本工人使用了同样的机器，生产力却不及日本。他老实地回答，日本工人论技能、技术的多元化、灵活性和应变能力，都胜过本地工人，而且缺勤和跳槽的情况较少见。新加坡的技师、领班和督工不愿意动手做脏活。相比之下，他们的日本同事不把自己当成白领或蓝领工人，而是灰领工人，随时愿意出手帮助操作或修理机器，因此更能了解工人的难处。
德万。奈尔为日本工会的成就所折服。他把两个势力扩张，有如八爪鱼似的工会联合总会重组为九个工业生产工会（产业工会）。1982年，当时担任职总秘书长的子安倡导把产业工会改为企业工会，这使工会领袖和工人之间的沟通得到改善，工会领袖也更能专心处理各自公司具体的劳资课题和问题。1983年，职总被说服了，他们相信企业工会确实有它的好处，于是决定予以支持。
大部分企业工会成立后，工会的会员人数增加了，它们鼓励有关各方开诚布公，互相信赖，有利于维持劳资关系。不过到了90年代，林文兴发现，本地企业工会所发挥的效果不比日本好。新加坡公司的规模太小，大部分的员工人数不到1000，日本公司的员工却是以万人计。更何况在日本，执行级人员、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士都能参加工会，不像新加坡，这里的企业工会缺乏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士担任领导职位。它们同资方谈判必须依靠职总帮助。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确保不分行业的工会所产生的弊端不会再起作用。
新加坡工会这些制度上的改变是在鲜少发生罢工或工业纠纷的情况下完成的。
1962年，继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在1961年脱离新加坡职工总会，自立门户，造成非共派工会缺乏高明的谈判代表之后，我从政府行政服务体系调派几个忠于职守的能干官员到职总的劳工研究组。这些官员在协助职工运动和工会领袖趋向成熟方面要记上一功，其中之一是曾经当过社工的纳丹。他的判断力强，跟工会领袖合作融洽。
他后来出任外交部常任秘书和新加坡驻华盛顿大使，并在1999年当选总统。另一个被调派到职总的官员是徐籍光，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行动派人物，后来当上新加坡所得税局局长。他们协助非共工会领袖进行集体谈判，也在工业仲裁庭上助以陈词。
他们教育工会领袖了解有关新加坡经济求存的现实情况，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职总领导层塑造成踏实而不好高骛远的一群。90年代，我鼓励一些拿奖学金到国外深造归来的优秀青年在职总全职发展他们的事业，以加强职总的研究和谈判实力。到那个时候，在教育普及又有无数奖学金可供申请的情况下，出身贫寒但是生来聪明的孩子都有办法上大学了。工会里从普通会员起家，一路坐上领导位子的能干领袖变得少之又少。
为了维系行动党政府和职总之间的共生关系，我鼓励职总安排一些国会议员全职负责工会事务，并委任另一些议员到各个工会担任顾问。这些议员在国会提出工会的课题。有了他们的额外支援，工会的人力阵容在素质上就大不相同了。这些议员提意见有分寸而不乏深度，又容易跟部长接触。没有他们，工会不易在表明立场的时候，既能引起广泛的注意，又能时不时促成政府修改政策。
我们制定了公平的架构监管劳资关系，一方面对工会过火的行为加以节制，另一方面通过协商和仲裁程序，让工会能够保护工人的利益，以便平衡整个局面。社会要和谐太平，关键就在于制度必须公正无私，人人都能分享进步的成果。
职总以积极的态度处理问题，使失业率从1965年的14％下降到1997年的1.8％。
从1973到1997年，25年间的实得工资每年平均增长近5％。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们受到挫折：失业率在1998年上升到3.2％。为了恢复竞争力，工会同政府达成协议，从1999年1月1日起，推行一整套措施，把工资和其他成本削减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