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我们不搞施舍
反对党和西方媒体总是不断地批评和攻击我……他们抨击政府推行冷酷无倩的政策，不愿意补贴消费。在选举期间，要应付反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
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幸而我在历届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80年代，西方媒体才承认福利社会的失败。
我们信奉社会主义，相信人人平等。后来我们意识到要使一个经济体有效率，个人的积极性和回报不可少。然而人的能力本来就有大小，如果完全让市场来评估一个人的表现并决定报酬，大赢家将会非常少，中等赢家占多数，失败者也会相当多。人们觉得社会不公，局势难免紧张。
60年代，香港在殖民统治下竞争力强，强调胜者为王。这样的社会制度在新加坡不适用。殖民政府不像新加坡政府那样每隔五年须面对一次选举。我们必须确保国民收人适当地重新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下出现的极端后果。在诸如教育、住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供津贴，从而提高人民谋生能力的政策显然是必要的。可是，要为个人保健护理、养老金或退休优惠寻找正确无误的解决方案谈何容易。决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采取务实的态度，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滥用和浪费。
要是我们通过提高税率，重新分配做过了头，表现卓越者将停止发奋图强。我们的困难在于如何求取准确的平衡。
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我要建设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
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1963年9月我们在大选中获胜后，在还没脱离马来西亚之前，我通过建屋发展局公布了“居者有其屋”计划。建屋局是1960年成立的法定机构，目的是为工人们建造廉价住房。
1964年，建屋局向买主提供低息贷款，摊还期长达15年。当时计划推行得不成功，因为有意买房子的人筹不到相当于售价2％的首期付款。
1965年独立后，我对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心感不安。我注意到各国首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则政治就不会稳定。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我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
国防部长吴庆瑞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其他部长却认为居者有其屋虽有需要却不是关键。
中央公积金原来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创立的，当年只是个简单的储蓄计划：雇员缴交5％的工资，雇主同样替雇员缴交5％，55岁退休时雇员可以领回这笔钱。
作为养老之用，这个计划是不够的。我跟吴庆瑞决定扩大这一强制性储蓄计划，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基金，使每个工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住房。1968年，我们修改了中央公积金法令，把缴交率提高。建屋局也推出了经过修订的购屋计划。工人可以利用累积的公积金储蓄缴付2％的首期购屋款额，也可以利用正在缴纳的公积金，在20年内按月分期，缴还购屋贷款。
我跟职总领袖讨论过这个计划，他们对我有信心。我必须克服落实计划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以兑现让每个工人都有机会拥有住房的诺言。因此，我一直都很关注这个计划实施的情况，不时根据工资、建筑成本和土地价格的市场变化进行调整。
全国工资理事会每年都根据上一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建议加薪。我知道工人一旦习惯了有较多的工资到手，他们就会反对提高雇员的公积金缴交率，因为公积金缴交率提高了，他们到手的工资就会减少。于是几乎每年我都提高公积金缴交率，却使工人拿到手的工资仍然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这样做，工人并不觉得痛苦，这也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这条道路之所以走得如此顺利，是因为经济年复一年地高增长。由于政府兑现了诺言，通过让工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公平分享成果，因此劳资关系继续保持和谐。
从1955到1968年，公积金缴交率都保持不变。我逐步提高缴交率，从最初的5％直到1984年高达25％，这意味着总储蓄率相当于工资的5％，后来减到4％。对增加工人拿到手的工资，劳工部长通常最为热心，他因而促请我别把那么多钱归人公积金，我总是否决他的建议。我决心不让下一代人负担上一代人的福利开支。
1961年，河水山一场大火，使占地47英亩的非法木屋区化为废墟，大约16户人家顿时无家可归。过后我立即提出土地征用修正法案，规定任何非法木屋区发生火患后，即使木屋还在，政府也有权以无须包空的价格征购有关土地。在当时，这意味着政府所须付的仅相当于包空价格的三分之一。法案提出的时候，我说：
“让任何人从这场大火中得益，真是罪大恶极。让人们从中获利，实际上是引诱拥有非法木屋的土地的人放火。”
过后，我进一步修订法令，授权政府为公共用途征用土地。I 征用土地的赔偿标准以1973年11月3日的地价为依据。在政府利用公共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促使经济发展和土地价值上升时，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私人地主从土地的增值中获益。
随着新加坡发展得更加繁荣，我们不断更改赔偿标准根据的年份，从1986年1月、1992年1月到1995年1月，使它更接近市价。
购买新组屋的人数迅速增加，从1967年的大约3人增加到1996年的7万人。
在90年代，等待购屋的人当中超过半数已经拥有建屋局组屋，他们想换更大的组屋。
到IWe0年，在总共72.5万间组屋当中，只有9％是租赁单位，其余的都卖出去了，市价从最小三房式的15万元到公寓式的45万元不等。
我不时为改变建屋局政策的方向而直接进行干预。比如在1974年5月，我要求局长改善组屋的质量和设计，使新的组屋区不至于千篇一律。不久，建屋局推介了建筑上的变化，并充分利用地势、池塘等等与众不同的地形特点，以增加特色来加强新镇的独特性。
从1969年开始的头十年，新的组屋区坐落在市中心的边缘地带，包括中巴鲁、女皇镇、大巴窑和麦波申。1975年以后，我们开始在远离市区的乡村或农业地区建造新组屋。同经济发展局官员讨论后，我指示建屋局在这些组屋区内保留士地兴建工厂，以发展无污染的工业，这样一来，这些工厂便可以雇用大批住在附近的年轻妇女或孩子已经上学的家庭主妇。1971年，飞利浦在大巴窑开设第一家工厂，证明了这个概念是行得通的。现在大多数新镇都有工作环境清洁并装上冷气机的跨国公司工厂，像惠普、康柏、德州仪器、苹果电脑、摩托罗拉、希捷、日立、三菱、爱华和西门子，制造电脑外围产品和电子产品。这些工厂提供了15万多个职位，女雇员比男雇员多，她们多数住在组屋区，家庭收人因而增加一两倍。
把30年的演变压缩成几页的叙述，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简单直接。实际上，碰到的困难无数，特别是早期要把农民和其他人从无需租金，没有水电供应或现代卫生设施的木屋区，迁徙到设备齐全却需要每月付费的高楼单位。对这些人来说，不论是在个人、社交或经济方面都是痛苦的。
费劲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产生的结果不但滑稽甚至很荒谬。一些猪农因难以舍弃他们的猪只而把它们养在高楼组屋里。有的人还得哄猪上楼梯。一对育有12个孩子的夫妇，从甘榜小屋搬进旧机场路的一间全新组屋，就在厨房里养了12只鸡鸭。做母亲的还在厨房门口安装了木栅，防止鸡鸭走进客厅。12个小孩会在傍晚时分到组屋楼下的青草地寻找蚯蚓和昆虫I 来喂鸡鸭。他们就这样过了十年，直到再次搬家才不再这么做。马来人喜欢住得越靠近地面越好。他们在高楼周围种满蔬I 菜，如同从前在甘榜那样。有好长一段时间，许多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情愿爬楼梯也不搭电梯，他们并非为了做运动，而是对电梯怀有恐惧感。不用电灯而继续点煤油灯的大有人在。另一些则继续在他们地面单位的前房经营过去的生意，例如售卖香烟、糖果和日用品。大家都受到文化上的震荡。
成功也带来新的问题。眼看随着劳工成本、人口材料和土地价格的上升，组屋价格也逐年提高，等候新组屋的人开始焦急起来，希望能尽早拿到房子的钥匙。但是，再好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在1982年到1984年间犯了一个较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把兴建的组屋增加一倍。我刚在1979年委任建屋发展局局长郑章远为国家发展部长。
他向我保证可以满足更多住房的需求。结果他办到了，但是承包商对增加的工作量却穷于应付。由于施工质量较差，几年后组屋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导致居民极度不满。结果建屋局必须付出相当一笔钱来弥补，这也给住户造成不便。
我早该知道，超出能力所及的范围却仍一味迎合群众的要求，终究要付出代价。
可是在叨年代初期，我和同僚们却又犯下类似的错误。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人人都想卖掉旧组屋从中套利，然后换一间买得起的、更大的新组屋。我没有通过利用抽税减少他们的盈利来抑制需求，反而同意迎合选民增加建屋量。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因此越来越大，使得货币危机在1997年来袭时带来更大的痛苦。要是我们早些时候比如在1995年就抑制需求，情况会好得多。
为了避免在跟新镇比较之下，老旧组屋区看起来像个贫民区，1989年我向国家发展部长建议，是动用公款翻新旧组屋，使它们更接近新组屋的时候了。他同意并派遣代表团出国，考察如何在住户无须搬迁的情况下改善住房的质量。代表团在德国、法国和日本找到了可以借鉴的例子。建屋局于是推行了一个为旧组屋进行翻新的计划。在示范阶段，政府为每个单位付出5.8万元，屋主只付45元。组屋面积扩大了，例如多了一间杂用室、浴室或扩大厨房。组屋的外观和周围环境也获得改善，可以跟新一代的组屋比美。每个邻里增加的设施和私人共管公寓相近，组屋之间都有通道相连，有公共的场所让人们晚上举行集会，环境I 也美化了。翻新后的组屋价值大幅度提高。l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医疗保健。当工党政府在1947年推行国民保健服务时，我刚好在英国留学。他们相信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最好的医疗服务。这样的计划虽然合乎理想却不切实际，而且导致成本直线上升。英国的国民保健服务以失败告终。美国式的保健保险计划保费高，而且很昂贵，因为所有既浪费又奢侈的为诊断而进行的化验的费用，都由保险支付。我们必须找出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
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理想和人类的实际行为是互相抵触的，在新加坡肯定如此。
在处理政府诊疗所和医院提供免费抗生素的问题时，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当时医生每次免费配给病人抗生素后，病人服用了两天，觉得病情没好转，就扔掉剩余的抗生素。然后，他们向私人医生求诊，自己花钱买抗生素，吃完整个疗程的药，病就痊愈了。因此，我决定医生每开一次药病人须付5角钱。这项收费，后来随着工资和通货膨胀率上升而逐渐提高。
多年来我一直努力设法防止我们的医药卫生预算失控上涨。我跟几位内阁同僚商讨我所提出的建议：把一部分公积金存款拨进一个特别户头，让病人共同承担医药费。副总理吴庆瑞支持扣除二％的公积金以供支付医药费。他同意这比一般的医药保险制度好，个人得负责自己的医药开支，可以防止人们滥用医疗服务。
杜进才是当时的卫生部长，他认为这个计划应该暂时搁置。他刚到过中国北京考察。
推行保健储蓄计划1984年我们推行保健储蓄计划，当时每个公积金“特别户头”
都已累积了一笔可观的数目。1986年，我们把每个月拨给保健储蓄户头的款额提高到工资的6％，顶额是1.5万元。这个限额定期提高。任何超出这个顶限的款额将转人会员的公积金普通户头，他们可以利用这笔钱来摊还房屋贷款或用做其他投资。
为了加强家庭凝聚力和责任感，保健储蓄户头里的存款可以用来支付会员直系亲属包括祖父母、父母、配偶和孩子的医药费。
让病人分担医药费确实能防止浪费。一个在政府医院接受l 治疗的病人所付的医药费，可以获得高达8％的津贴，看他所选择的病房类别而定。随着收人的增加，越来越少病人选择享有最高津贴的廉价病房，他们转而住进更舒适却享有较少津贴的病房。我们曾考虑实行病人支付能力测验，以断定病人所能选择的病房类别，后来因顾及不易推行而打消这个念头。反之，我们通过明显区分不同类别病房的舒适程度，鼓励人们住进他们负担得起的病房。实际上，这就是由病人来断定自己的支付能力。提高使保健储蓄存款也增加，使人们觉得他们有经济能力选择设备更好的病房。
我们允许人们利用保健储蓄缴付在私人医院就医的费用，并为不同的医疗程序设下不同的限额，这使政府医院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因而致力于达到私人医院的服务水平。不过，病人不能利用保健储蓄来支付门诊或到私人诊疗所看病的费用。我们相信，要是人们可以利用保健储蓄而无须以常月预算款额付账，更多人就会动不动因轻微的病痛而去看医生。
1990年，我们推出一种非强制性的保险计划一e 保双全计划，以应付严重疾病的医疗费用，保险费可以从保健储蓄户头冲扣除。接着我们在1993年设立保健基金，帮助那些保健储蓄和健保双全保险已经用完，又没有其他直系亲属可以依靠的病人。
他们可以申请全免，由保健基金代付医药费。在确保人人都享有必要的医疗照顾的同时，我们并没大量地耗费资源，也没让病人须排长龙等候动手术。
我们还得解决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那就是当一个工人年纪老到不能工作时，可以得到什么样的退休优惠或养老金。欧洲和美国的做法是，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发养老金。我们则决定每个工人都应通过公积金积累储蓄，应付老年所需。1978年起，公积金会员可以利用个人储蓄进行投资。同年早些时候，政府改组了新加坡的巴士服务，成立新加坡巴士服务有限公司并让它上市，同时允许公积金会员利用不超过5元的公积金来购买挂牌时推出的新巴股票。我要让大多数人拥有股权，让利润回流到公共交通的主要使用者，也就是工人手中。人们因此不会执意要求把巴士车费订得低廉和要求政府津贴公共交通。
那次售股计划取得成功后，我们放宽限制，允许会员利用公积金投资住宅、商业与工业房地产、信托股、单位信托和黄金。所赚的钱高于公积金利息的会员，可以从户头取出余额。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制定最低的保障，以防会员投资失败而丧失所有的储蓄。到1997年，已有15万名公积金会员投资购买证券和股票，多数是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第一级股市的“蓝筹股”。
让人民分享盈余政府在1993年让新加坡电信公司上市时。是以比市价低一半的折扣价，把大部分股票售卖给新加坡所有成年公民。过去那些年头，政府因经济稳定增长而累积了不少盈余。因此。计人民以低价购买股票，是为了让他们分享部分盈余。我们也要人民拥有一家主要的新加坡公司的股份。使新加坡人又多了一道跟围家成就息息相关的有形联系。
为了防止英国电信私营化时出现的情形在新加坡重演。也就是人们在公司上市后不久见高卖掉股票套利，我们规定只要持有人不卖出手头的股票，他们都可以在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六年获得红股。结果，拥有新电信股票的新加坡人占劳动力的将近9％，这个比例相信是全球最高的。
当我发现人们在照顾自己拥有的住房和租赁单位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时，就深信一个人的产权感是与生俱来的。5和60年代发生暴乱时，路人也会参加，向汽车的挡风玻璃扔石头，把汽车掀翻，放火烧毁。到60年代中期，当人们拥有住房和其他资产后，发生暴乱时他们的反应大不相同。年轻人把停放在路旁的史古打抬上组屋的楼梯。这种情况加强了我的决心，我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让他们去保护，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住房。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想法并没错。
我们选择通过让资产增值来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津贴消费。那些参加自由市场的马拉松赛跑而并未胜出的人，也会因为已经在人生的长跑中尽了力，参加竞争而获得有价值的奖品。他们要增加消费或花钱的话，可以卖掉一些资产。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很少人把自己的资产消耗掉。他们都保住甚至扩充他们的资产，只花费来自资产的收人。他们未雨绸缪，要保住资产，将来留给子孙。
1965年，公积金会员不过42万名。到1998年，会员已超过28万人，公积金存款高达85亿元，这还不包括被提出用来偿还组屋贷款、投资股票和购买私人房地产的8亿元。几乎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养老基金，他们终老后，公积金局会按照他们生前书面表明的意愿分配结余的存款，而无须经过向法庭申请的烦琐程序。
眼看英国和瑞典的福利制度使成本不断上升，我们下定决心避免推行这种消耗国家元气的制度。我们注意到70年代在很多由政府履行家长基本职责的先进社会里，人民追求成就和成功的干劲都被削弱了。福利制度也破坏了人民的自立本能，人们不需要为了家计而工作。施舍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人们的进取心和生产力都在不断下滑。人们缴税缴得太多，因而失去了争取成就的干劲，进而依赖国家照顾他们的基本需要。
我们觉得最好还是加强儒家传统，一个男人应该对家庭、父母、妻子和孩子负责。反对党和西方媒体总是不断地批评和攻击我，尤其是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
他们抨击政府推行冷酷无情的政策，不愿意津贴消费。在选举期间，要应付反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6和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包括个人表现差、增长率停滞不前和预算赤字提高。我们需要时间让人们积累公积金储蓄，让许多人买下住房，只有做到这点，他们才不会想要把个人的储蓄纳入共同的基金，以便人人享有同样福利的“权利”，人人可以买到同样的住房，或是住进同等的病房。我确信他们宁可付出额外的努力，以便能在住房的大小和质量以及住院的舒适程度方面，满足自己的要求。幸而我在历届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80年代，西方媒体才承认福利社会的失败。
中央公积金使新加坡变成一个不同的社会。人们有了可观的储蓄和资产，对生活的态度也改变了，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以及对自己和家庭应负的责任。
他们没有受到“自助餐症候”的诱惑，那就是在付了健康保险费后，便千方百计地进行各种医疗消费。
为了确保储蓄足够一个人养老之用，公积金存款或以公积金存款购买的任何资产，是不能在任何抵债或索偿行动中被扣押的。公积金会员用公积金购买的建屋局组屋，债权人不能打它的主意。只有建屋局才有权以没缴清抵押贷款的期款为理由，对屋主采取法律行动。
中央公积金使工人能以自筹资金的方式获得社会保险基金。公积金使他们获得了等于任何养老金或政府津贴计划的社会保障，而同时又没把付款的责任推给下一代的工人，这是比较公平和理想的。每一代人对自己的需求负责，每个人储蓄自己的养老金。公积金和居者有其屋计划确保了政治稳定，使新加坡持续不断地发展了3多年。没有这些计划，新加坡人将像香港、台北、汉城或东京的人民一样。
在这些城市，工人工资高，却须花大钱租小房子，而且这些房子永远不会归他们所有。新加坡的选民如果也是这样，就不可能在每次选举中以大多数票一再投选人民行动党。
像公积金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要行得通，必须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利率则高于通货膨胀率。人们必须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储蓄不会因通货膨胀或新元对其他货币贬值而化为乌有。换句话说，财政政策和财政预算政策健全，是中央公积金成功的先决条件。
当初如果我们不重新分配人们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竞争所创造的财富，必然会削弱新加坡社会的团结，也就是人们同舟共济的意识。东方人的阴阳象征，我想最能说明个人竞争和集体团结之间的平衡。阴代表女性，阳代表男性。社会阳性越强，竞争越激烈。以胜者为王为基础，竞争越激烈，集体团结的精神就越I 弱。阴性越强，通过津贴和福利照顾使报酬平等化，社会就越温馨，集体团结的精神就越强，可是整体表现会下跌，因为竞争能力会较差。
在我们这个亚洲社会，父母总希望子女的人生起点比自己好，比自己强。
由于几乎所有新加坡人都是移民，他们渴望自己和子女的生活能有保障。拥有资产而不是给予福利照顾，是让人民有权自行决定自己的钱应该怎么花，并负起这个责任。
当然，社会上总会有一些不负责任或能力不足的人。在新加坡，这些人占人口5％左右。对这5％的人来说，任何资产，无论是房子还是股票，都会化为乌有。
我们尽量设法不让他们最终住进收容所，而是尽可能让他们能够独立生活。更重要的是，设法拯救这些人的子女，使他们不再重复上一代那种什么都不在乎的生活方式。我们做出适当的安排，以确保只有那些十分需要援助的人才获得福利照顾。
西方人的态度却跟我们完全相反。自由主义者积极鼓励人们向政府索取津贴，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导致国家福利费用过度增加。
新加坡采取的政策促使人民力争上游。币值稳定、预算平衡和税率低，促使投资增加，生产力提高。除了强制把工资的4％存人公积金户头以外，许多人也把钱存进邮政储蓄银行（后改称储蓄银行）。政府利用这些国内储蓄来建立基础设施，如公路、桥梁、机场、集装箱码头、发电厂、蓄水池和一个地铁系统。由于没有不必要的开支，我们得以把通货膨胀维持在低水平，也不需要对外借贷。自60年代以来，除了1985至1987年经济衰退时，财政预算每年都有盈余。政府开支平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七大工业国平均是33％。另一方面，我们的发展开支则始终比七大工业国高。
我们的目标是每年尽可能筹集足够的岁人作为运作和发展开支，同时使税收制度在国际上具备竞争力。1984年，直接税占了新加坡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二。我们一直降低个人和公司的所得税率，到1996年，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只占税收总额的一半，七大工业国是四分之三。我们从征收所得税转向征收消费税。个人的最高所得税率在1965年高达55％，1996年降到28％。4％的公司税在同时期降到26％。新加坡不征收资本收益税。消费税是3％，进口关税是.4％。
起初我们沿用英国人的社会主义哲学，向富有者征收重税而制定惩罚性的遗产税率，不过，富有者有很好的税务律师和会计师协助减轻自己的纳税负担。1984年，新加坡的遗产税从最高的6％锐减到5％至1％，视遗产价值多少而定。当富有者发现他们再也不值得逃缴遗产税之后，我们也因此征收到更多的税金。我们的非税收收人来自多方面的服务收费，目的是要抵消部分或所有由国家提供的货物和服务成本，这能防止过度使用获得津贴的公共服务，也能避免出现资源分配不当的情况。
持续的增长使局面益发稳定，稳定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制造更多的财富。幸好我们在建国初期实行了艰难的决策，才能形成l 现有的良性循环：开支少，储蓄多；福利少，投资多。过去30年因为经济增长强劲，我们累积了许多资产，人口相对年轻。
在20年之内，人口会老化，经济增长会慢下来。随着纳税人的百分比下降，个人储蓄会减少。由于老人越来越多，国家的医疗照顾开支将会大幅度上升。只要提早确保老年人有更多的保健储蓄，就能减轻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过，吸引受高深教育和技术熟练的移旧，扩大我们的人才来源，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和岁人，会是更完善的应付策略。此外，政府必须为更多社区福利团体提供财政和行政支援，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义工来推动和监督这些社区的福利事业。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义工来推动和监督这些社区的福利事业。
8、中流砥柱四十年
我和同僚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人，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继续运作？
我有所怀疑……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来会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主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享有更大参与权的欲望。
1959年至今，40年来人民行动党连续十次赢得大选，始终没有变得臃肿懈怠。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批评新加坡的人相信行动党能够屹立不倒，是因为我们对付敌对者向来毫不留情。然而这样的解释未免简单化了。如果我l 们违背了同人民缔结的信约，早就被踢出局了。我们在60年代领导人民走出绝望的深渊，进人前所未有的增长与发展的时代。我们利用世界贸易与投资增长作为垫脚石，只用一代人的时间便从第三世界晋升到第一世界的水平。
在最难应付的政敌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的反对党领袖走访选区是为了试探他们在哪一区会有所作为――凭的是人们在小贩中心、咖啡店、食阁、超级市场等场所对他们做出怎样的反应，以及接不接受他们分发的传单等等。我从来不信这一套。我跟政敌之间有过许多次不愉快的交手，从中认识到了选旧的总体情绪固然重要，关键其实在于争取民众支持的机制和组织网络。当年我们到共产党人的地盘访问，结果遭当地的居民冷落。选区里的主要人物，包括工会领袖，以及零售商或小贩公会、宗乡会馆、校友会等等的理事，全被共产党干部拉拢到同一个网络中，使他们感到自己属于一支稳操胜券的队伍。碰上他们，不管我们在竞选期间付出多少心血，仍始终无法取得显著的进展。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基层，惟一对付他们的办法是年复一年地在大选与大选之间，坚持不懈地在同一基层下苦功。
为了同亲共产党工会和协会开办的夜间进修班竞争，我们成立了人民协会，把多个宗乡会馆、商会、消闲俱乐部，以及从事艺术、业余与社交活动的团体收编为团体会员，让它们在我们设立的100多个民众联络所提供咨询与服务。这些联络所主办中英文识字班、缝纫班、烹饪班，还开班教人修理汽车、电器、收音机、电视机等等。我们同共产党一争长短，进而超越他们，借此逐渐夺回部分共产党人培养的基层。
1962至1963年间，走访各个选区时，我召集了全岛各个小村镇的活跃分子。他们是各种社团和俱乐部的地方领袖，各自组成本地区的欢迎委员会来跟我和我的一组官员讨论改善道路。安装街灯和水龙头、疏浚沟渠以消除水患等事务。访问结束后，我们拨出款项让工作小组负起后续的工作，落实这些项目。
1964年，当我们还是马来西亚的成员时，发生了种族暴乱，过后，我们成立了“亲善委员会”，以防再度出现种族关系失控的局面。委员会委员是由同一地方上不同社群的基层领袖组成的。
我以这些“欢迎”和“亲善”委员会为基础，吸收比较活跃和有潜能的委员，为联络所管委会和公民咨询委员会服务。联络所管委会主办消闲、教育和其他活动。
公民咨询委员会则利用我们提供的款项，展开改善地方设施的小规模公共工程。他们也自行筹款，为穷人提供福利金和助学金。
当时的社区领袖不愿意，甚至害怕公开跟某个政党认同，宁可跟政府站在一起。
这是殖民地时期，尤其是宣布“紧急状态”期间留下来的后遗症。当时共产党人非常活跃，谁跟那些同马共敌对竞争的政党认同，都会受到惩罚。通过成立联络所管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之类的半官方组织，我们动员了多个领域的长者，他们在各自的社区都是德高望重的人物。每次大选过后，他们总会跟我们的议员合作。尽管其中一些长者在大选期间保持中立，不积极助选，他们的支持和影响力却对选民产生作用。
后来，随着越来越多人搬进组屋，我成立了居民委员会，让每个委员会为六到十座组屋服务，基层领袖和居民之间因此有更密切的交流。这样，每个建屋局新镇都有一个网络，把居委会同联络所管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联系起来，进而同网络的神经中枢――总理公署相联结。因此，反对党领袖走访居民，往往是在获得细心管理和照顾的行动党地盘活动。社区里自然会有游离选民存在，但同时也有一股由地方领袖组成的中坚力量――他们知道行动党议员得到政府的支持，不论大选期间或大选过后，都会照顾居民的需要。
英国宣布从新加坡撤军后不久举行的1968年大选，是一个转换点。我们以压倒性票数赢得了所有议席。到了1972年，也就是四年以后，我们几乎创造了奇迹，令人民放下心头大石，转忧为喜。尽管英军撤退，国内生产总值随之下跌20％，工作岗位也减少了五万个，我们却能取得高增长。并降低失业率。美国跨国公司制造了数以千计的电器与电子厂的工作职位。我在同年9月举行大选时，65个议席当中，反对党候选人同我们竞选57个，结果我们以70％的得票率赢得了这57个席位。
1976年我们再度囊括所有席位，37个无对手，38个竞争席位全胜。行动党领袖的崇高地位，加上我们取得的成就，令反对党难以招架。人民对行动党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不想要反对党。他们一心要经济继续增长，离开陋屋，找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佣逐渐提高的薪金购买新组屋，把孩子送人我们当时正在兴建的设备较好的学校。大家犹如跟着潮水般不断升涨。我们在1980年第四度席卷大选的所有席位，37个没有竞争对手，38个以77.5％的得票率赢得。我的政敌总是等到大选期间才造谣诬蔑，希望能令我蒙受最大的打击。如果不诉诸法律行动，人们就会相信这些无稽的指控。西方的自由派评论员说，我的名誉无懈可击，没有人会相信冲我而来的一派胡言，因此我应该宽宏大量，不加理睬，不该怀恨在心，提出诉讼。但是人们之所以不相信这些胡言乱语，惟一的原因就在于我总是严加驳斥。如果不提出诉讼，有人就会拿这些做证据，说我心虚。在邓亮洪案件中，我购买两间公寓一事有好一阵子在政坛L 闹得沸沸扬扬。如果在邓亮洪于《亚洲周刊》发表那番谈话之后不控告他，他会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肆无忌惮地进行更多荒谬的指责，到那个时候要反驳他为时已晚，连行动党的支持者也会猜疑我有没有犯错。不过，因为新加坡人民知道我对任何不符事实的诽谤言论必会提出挑战，因此邓亮洪在诋毁我的时候，立刻把资金调离新加坡，为接踵而来的后果做好准备。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使我必定起诉诽谤我的人：自50年代以来，我们建立的政治环境要求政界人士一旦面对有关行为不检或做错事的指控，务必站出来自我辩护。
反对党议员如果遭人中伤，同样会采取诉讼行动。詹时中曾经起诉两名行动党部长，侯永昌和丹那巴南，结果对方给予赔偿，庭外和解。拉贾拉南在1981年起诉当时担任贸工部长的吴作栋，但是败诉。他上诉到枢密院，结果还是一样。在选民心目中，任何有关行为不当或不诚实的指控，都必须对簿公堂，这已成为不争的原则。行动党的部长向来深得人民敬重，就是因为他们随时准备出庭为任何行为不当的指控接受检查和盘问。有人批评我采取诉讼行动是要堵住反对党的嘴巴，使他们吭声不得，但是这些人不明白，在一个贪污、朋党与裙带风仍然猖撅为患的区域，人们会多么轻易相信任何关于不诚实或贪污的指控。
一些评论员声称新加坡的法官对我惟命是从。主审我的案子的都是资深法官，他们有自己的地位和名誉要维护。他们的判决发表在法律报告中，日后将成为其他案件的判例，任由律师界2000多名律师以及国立大学法律系师生如何钻研，都经得起考验。
这类关于我们利用诽谤诉讼使政敌破产的指控，在1994年10月7日达到了沸点。
《国际先驱论坛报》当天发表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美籍讲师克里斯托弗。林格尔执笔的一篇文章，对我进行这样的抨击：“本区域一些容不下异己的政权在压制歧见方面，展示了相当精妙的手段……其他比较含蓄：依靠惟命是从的法官替他们把反对党政治人物整到破产。”该报的主编、出版人、作者全被我起诉。尽管有外国媒体全体出动为他们的案件大事宣传，但是该报的主编和出版人却宁可通过律师承认文章所言不实并道歉。法庭判《国际先驱论坛报》支付损失赔偿和诉讼费。至于林格尔，为了避免在法庭上遭盘问，传票一发出，他便逃离新加坡。
反对党或报刊对我的名声做出不公道的抨击，我不但没有压制他们，反而是每一回上法庭当原告都把自己的私人和公家生活一概赤裸裸地摊开，任由审查。要不是记录清白，这可是不必要的冒险。正因为我选择了这么做，而且把赔偿金捐给需要帮助的慈善团体，所以一直有办法维持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要砥柱中流和赢得选举，政治议程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要做到这点，同评论员辩论就绝不能被驳倒。
他们埋怨我过于压制0他们的言论，可是观点有错就必须受到挑战，否则会影响民意，制造麻烦。那些为了一逞聪明而为难政府的人，一旦被我以同样尖锐的言论还击，可怨不得人。0与此同时，行动党也尝试同党外人士建立联系，同教育程度较高，见闻较广，希望参与国家辩论的新一代新加坡人沟通。行动党在国会中占绝大多数议席，加上反对党议员素质低，导致公众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另一类观点在国会中总是得不到充分的l 抒发。我们在1990年修改宪法，让一小批非民选议员进人国会，以反映独立或超党派的观点。这些议员称为官委议员。这个计划很成功，它让非行动党出身的杰出人士进人国会。官委议员一直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他们对政府的政策经过慎重考虑后，提出认真的批评。政府也同样认真对待他们的意见。
其中一位官委议员温长明还以无公职议员的身分提出一项议案，并获国会通过，成为后来的赡养父母法令。
1984年的大选过后，我们成立了民意处理组，提供管道让公众通过论坛和反馈会议，对一些政策发表意见。议员以同情聆听的态度主持这类会议，目的是收取民意，不是笼络人心。这使得人民大胆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不是所有相左的意见都会令我们改变或撤销条例，但是这些反馈有助于政府改进政策。继1965年新马分家、1968年英军开始撤退之后，大选便成伪行动党探测支持度的全民表决，不再是输赢的问题。行动党的l 得票率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主要原因是人数逐渐增加的年轻选民未曾经历过早期的挣扎，对行动党的忠诚不比上一代人。他们要有一个反对党的声音同行动党抗衡，向政府施压，以获得更多优惠，同时使强硬政策软化。这么做迟早会造成无能之辈当选。这种情形确实发生了。
吴总理在1991年宣布举行大选时，反对党改变策略，不再派出更多能力差的候选人上场，而是在提名当天，故意让行动党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赢得大多数议席。
他们知道，人民希望国会里有一些反对党代表，但是也希望行动党稳操执政大权。
反对党说这是他们的补选策略。这一招果然奏效。南洋大学毕业，本身是潮州人的刘程强，为工人党在潮州人居多的后港选区取得胜利。结果显示他是一个称职的基层领袖。詹时中领导的民主党赢得三个议席，成为国会里最大的反对党，詹时中也正式成为反对党的领袖。新的民主党议员表现平平，有负众望。詹时中有建设性，然而缺乏慧眼，否则他应该有能力建立一个规模可观的政党。1992年，他满怀信心地引荐一个貌似可信的年轻讲师作为他的红牌候选人，推荐他去参加补选。不到两年，这个得意门生却把他驱逐出党，迫使他不得不另起炉灶。
1997年大选，行动党在83个议席当中只输给了刘程强和代表一个新政党的詹时中。行动党获得有效投票率的65％，上升了四个百分点，也扭转了得票率下降的趋势。我们击败了在1991年中选，但之后表现令选民大失所望的两个民主党议员。为了对付反对党的“补选”策略，行动党亮出竞选之饵：在推行公共住房翻新计划时，将根据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率来决定某个选区是否享有优先权。美国自由派人士批评这种做法有欠公平，听起来好像政治拨款的把戏在其他地方并不存在似的。
现任行动党领袖正处于同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建立心连心的联系的过程。1997至1999年的区域金融灾难对从没吃过苦的这一代人来说，是个考验。人民、领袖双方面共同克服了困难而变得更加坚强。这场危机以及同马来西亚时而发生的摩擦，使新办坡人高度警觉地认识到，生活在东南亚的现实环境中是怎么一回事。我和同僚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人，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继续运作？我有所怀疑。
科技与环球化趋势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新加坡人将有新的工作方法、新的生活方式。在资讯科技时代里，作为知识经济的一个国际枢纽，我们受到外来影响的程度将是史无前例的。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来会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生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享有更大参与权的欲望。新加坡可走的路不多，所以即使政见不同，在为我们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将不至于无法达成共识。
9、婚嫁大辩论
许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责任政府在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其实有利也有弊。没有这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增长，可能永无成功之日，失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只可惜我们忽略了本应预见到的。
1983年8月14日晚上，我在常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料的讲话，通过两个电视波道全部现场直播。那是观众最多的时刻。我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后来，人们称那次的讲话为我的“婚嫁大辩论”。不出我所料，这番讲话引起很大的回响。内人芝事前就警告过我，教育水平只有“O ”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准）的女性人数远超过大学毕业的女性。这件事导致人民行动党在次年l 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12％，比我所预料的还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