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悟透再明显不过的道理：人才是新加坡最珍贵的资源。像新加坡这样一个资源稀少，建国初期只有区区20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人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里的华族移民大部分是中国南方各省农民的后代，大多由劳工承包商通过契约招募而来，干的都是扛货物、拉人力车之类的粗活。早期的印度移民同样是契约劳工，从事割胶、修路、挖掘沟渠等工作，他们多属印度最低种姓。当时也有三五成群的印度商人和文员，最能干的是信德邦商人和印度教婆罗门人士，尤其是他们的僧侣。他们的后代同样不逞多让。马来人一般上则文比理强。
值得庆幸的是，在英国统治下的新加坡是区域教育中心，有优秀的学校和师资训练，以及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和莱佛士学院（有文科和理科）两所高水准学府一它们后来在新加坡合并为马来亚大学。马来亚和婆罗洲等地最聪明的英校生前来这里深造，住在基督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前来受训成为医生、教师和行政人员。他们是马来亚、婆罗洲和荷属东印度群l 岛一也就是后来的印尼一等地600多万个华族与印度族移民当中的精英。同样，我们也有本区域最优秀的华校。这一带的华族成功人士把子女送到这里接受教育，之后再升上当时仍以华文教学的南洋大学。直到日治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国政府兴起为止，华人在南洋各国之间自由迁移。有不少人因为新加坡的就业条件比较好而留下来，为新加坡注入了另一批人才。
最聪明的女性没结婚促使我决定发表那次“婚嫁大辩论”演讲的，是我桌上那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这意味着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最优秀的新加坡女件没有传宗接代，因为学历相等的男性不肯娶他们。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小姑独处。无论是华族、印度族或马来族，亚洲男人都宁可娶个教育程度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
对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与生育趋势，我们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不加以干预了。
我决定给新加坡的男件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从愚昧、陈腐、具破坏性的偏见中醒悟过来。我引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对好多对双胞胎所做的一项研究的结果：这些孪生兄弟姐妹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别由不同家庭在不同的国度带大，他们在词汇、智商、习惯、对饮食和朋友的好恶以及性格和个人特征等方面，仍有80％左右完全相似。换句话说。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
孩子的能力介于双亲之间，少数会超越或不及他们的父母。因此，大学毕业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等于没有充分制造让孩子能够升上大学的条件。我呼吁他们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件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
大学毕业的女性心里不舒服，她们的情况经我一提成了举国注目的焦点。非大学毕业的女性，还有她们的父母亲，怪我劝阻男性大学毕业生跟她们成婚。报章舆论排山倒海般向我袭来，抨击我是精英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的资质是遗传的，不受教育、饮食和培训等后天条件的影响。一对从事专业工作的夫妇对所谓低收入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不那么聪明的假设（其实我没有做过这种假设）提出挑战。“就说小提琴家李斌汉吧，他出身牛车水的平民区，当初如果不给他机会，他根本不可能发展本身的才华。”（从小在牛车水长大的李斌汉当年被耶胡迪。梅纽因发现，赴英国进人梅纽因的学校就读，后来成为曼彻斯特管弦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义的色彩。”另一个女读者写道：“我是一个未婚的成功专业女性，现年40岁。我保持单身，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有人竟然认为区区一点钱财奖励就能让我跟第一个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后为了新加坡的未来生育出一个天才儿童，这实在是莫大的污辱。”连当时身为人民行动党后座议员的杜进才也对我的想法进行嘲讽。他说，他的母亲从没上过学，父亲是个书记，只受过中学教育，如果必须依赖双亲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把过去几年以12、16和19岁三个年l 龄层在考试中成绩最好的学生的10％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开。
这些数字说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学业成绩优越与否的关键。我也公开了六七十年代的数据分析报告：大部分获颁奖学金的优秀生，家长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这些家长当中有管仓库的、做小贩的、开的士的，也有当工人的。我把这些数据l 和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对比，后期数据显示，首100名最杰出的奖学金得主当中，超过50％有个从事专业工作或自雇的父亲或母亲。由此得出明显的结论：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的奖学金得主的双亲，如果迟一个年代出世，身处教育普及，随时有多种奖助学金和贷学金可供优秀学生申请的时代，他们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西方媒体对这场风波大事报道。自由主义派的西方写作人和评论员借此讽刺我无知，认为我满脑子成见。但是有一位学者为我辩护――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赫恩斯坦。他在1989年5月份《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智商与生育率下降》一文中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说过‘智能水平将不断下降，经济将摇摇欲坠，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会困难重重，社会将出现滑坡’，原因在于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却娶没受过教育的女性，或者索性不娶。但是，李光耀是个例外，因为敢于公开谈论低生育率在素质方面产生影响的现代政治领袖没几个人。”数年后，赫恩斯坦与人合撰了《钟形曲线》一书，把资质来自遗传的证据摆在读者面前。
成立社交发展署为了缓和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的问题，我们成立了社交发展署，推动男女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社交活动。我还亲自挑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大局。当时她年近50，丈夫也是一名医生，两个子女在念大学。
她待人处事温文可亲，总有办法叫年轻人放松绷紧的心情，是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选。
社交发展署成立初期，大学毕业生不论男女，全对它不屑一顾。国际传媒再一次抓住机会大肆嘲讽我们牵红线的努力和它所组织的有关活动――有专题研讨会、讲座和电脑课程，也有游轮假期和地中海俱乐部的旅行。
实际上，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人数日益增加的现象已开始刚起家长们的恐慌，个个急得四处求助。1985年的一个夜晚，在总统府出席招待会之后，芝告诉我，跟她同一辈的女士们同病相怜地互相谈论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儿未婚的问题。她们感叹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在大部分女性没受过正统教育的年代，聪明的和资质较差的女性都有同等机会“出嫁”，因为没有所谓‘O ’水准或大学毕业的分级。如今相亲的做法已经无法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所接受。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外，他们的母亲何尝没有责任。非大学毕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传统的文化偏见总认为男人维护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怜又可笑的事，要改变这样的偏见谈何容易。华人如此，印度人更是如此，马来人尤其严重。
同样的问题其实在任何教育层次都有。一大批‘A ’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或者高级中学）毕业的女性，找不到学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愿意娶她们为妻。‘O ’水准毕业的女性也一样。女性只愿上嫁，男性只想下娶，结果是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们高，谁也不愿意嫁给他们。为了辅助社交发展署的功能，我促请人民协会理事长成立社交促进组，以中学教育程度的男女为服务的对象。社交促进组的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1995年时已增加到9.7万人，通过它所组织的活动而互相认识的会员中，有31％结为夫妻。
教育普及化摧毁了旧有的择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取代传统红娘扮演的角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来的数字也显示，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很多，这使我们的问题雪上加霜。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小学程度2.3，没上过学的4.4.为人父母者要生育2.l 个孩子才足以维持人口替代率。新加坡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长，教育水平较高的一群却连替代水平也达不到。
为了扭转这个生育趋势，我和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在1984年决定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
这可是每一个家长梦寐以求的一种特权，却也是个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课题。内阁中由拉贾拉南率领的平等主义派勃然大怒，拉贾拉南对“聪明父母必出聪明子女”的说法予以驳斥。即使确实如此，他辩驳说，也没有必要去伤害人家的自尊。巴克也表示不满，不因为他同意拉贾拉南的看法，而是因为这种政策将冒犯资质较弱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年轻一辈的部长面对资深同僚三种全然不同的见解，也意见不一。
凡事求实的吴庆瑞赞成我的看法，我们两人坚持己见，认为非得把那些男性大学毕业生唤醒不可，以使他们摆脱不合时宜的下娶观念。最后，我们以大多数票通过这个决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学毕业母亲的不满原是意料中事，毕竟她们会比较吃亏。但是，令我和吴庆瑞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优先权。不过，年轻的男士们总算把话给听了进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进度始终快不起来。大选过后，我同意放手让继吴庆瑞接任教育部长的陈庆炎改变原来的决定，撤销大学毕业母亲所享有的特权。我已经唤醒人民，尤其是受大专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国家的处境毫不掩饰地摆在他们面前。但是，既然这份特权使女性大学毕业生感到尴尬，我想还是取消比较好。
已婚妇女获税务优惠取而代之，我给予已婚妇女特别所得税优惠――这次以大学、理工学院、‘A ’水准和‘O ’水准毕业生为对象，扩大范围，避免过于强调一小群精英。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体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得可观的特别税金回扣。这个税金优惠果然使更多妇女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许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责怪政府在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
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其实有利也有弊。没有这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增长，可能永无成功之日，佚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只可惜我们忽略了本应预说到的，那就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只生一两个孩子，教育水平较低者则继续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谈论家庭计划问题的西方写作人没有向人们指出这一点，因为这么做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要是我们自己早一点发现这个问题，整个运动就可以以不同的手法和对象来展开――在60年代开展家庭计划的时候，一开始就用奖励措施鼓励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生育三个或更多的孩子。只可惜我们被蒙在鼓里，一直到1983年，1980年的人口普查分析结果出来了，我们才看到不同社会和经济组别的人的不同生育趋势。
自从于1983年发表了那一次的演讲之后，我定期公开以全l 国会考成绩最优秀的10％学生为对象的调查结果，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统计分析。新加坡人已经接受一个事实：家长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达到同等的水平。我发表那一番演讲，旨在唤醒我们的年轻男女和他们的父母，要他们采取行动扭转当时已很严重的情况，随即引发的公开议论也使情况有了改变。吴庆瑞是受过训练的统计师，在我棒喝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后的数年内，不断研究有关数字。他告诉我，我们无法及时解决这个问题，以挽救大多数新加坡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命运。数字上虽然有好转的迹象，但是却也显示，要扭转这个趋势得花上好多年的工夫，情况对这些优秀女性不利，连带影响新加坡。到1997年，63％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来得高。也有越来越多女性大学毕业生愿意下嫁非大学毕业的男士，不再保持单身。要扭转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差，实在并非易事。理性的一面叫我不得不同意吴庆瑞所说的，要改变这个文化差异的过程非常漫长，感性的一面却叫我无法接受我们不能更快一些让男士们觉悟，消除偏见。
当富裕的西方大国改变对亚洲移民的政策时，新加坡人才匾乏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60年代美国在越南打仗，它不希望拒亚洲人于门外的移民政策使它蒙受反亚洲人之嫌，于是决定改变，允许亚洲人移民美国，扭转了一个多世纪来只接受白人移民的政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地大人稀的国家不久也相继效法。这些国家长久以来禁止亚洲移民入籍。他们改变政策，开始容纳素质和学历较高的亚洲人才，新加坡因此失去一大批来自马来西亚的华族和印度族人才。马来西亚许多中产阶级的华族和印度族专业人才纷纷移居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到新加坡来受教育的外国学生也减少了。各国设立了自己的大学，许多学生也有经济条件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深造。
并非每一个领袖都同意我对这种政策改变所带来的负面影l 响的看法。我在70年代初期告诉马来西亚首相敦拉扎克，马来西亚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华人和印度人纷纷移民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马来西亚蒙受人才外流的损失，他却回答说：
“这不是‘人人才外流’，是‘麻烦外流’，把麻烦都排出马来西亚。”70年代末期以后，人才短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约有5％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开始移民海外。
太多优秀的学生选择从医，他们当中不少人发觉所得成就跟他们的专业资格不相称时，最终选择移居国外。也有一些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深造的学生一发现国内的事业和发展前景不如预期中的快，便移居这些国家。我们的学生和日本人与韩国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受的是英文教育，到海外定居没有太大的语言障碍或文化震荡。
为了确保有足够的人才，以应付日益增长的经济所制造出来的工作，我开始计划引进和留住人才――企业家、专业人士、艺人、技术高度熟练的工人等。1980年，我们成立了两个委员怕，其中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物色人才，另一个负责协助这些外来人才在新加坡安顿下来。我们的官员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招揽人才，在驻各国新加坡使节团的学生咨询员的协助下，他们在大学校园里同有潜质的亚洲学生会面，设法引起他们对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兴趣。委员会以亚洲学生为主要招揽的对象，因为新加坡也是一个亚洲社会，但是生活水平和素质较高，亚洲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融入这里的环境。有系统地在世界各地招揽人才，每年为新加坡引进数百个大学毕业生，填补了新加坡受高等教育者每年有5％至10％移居到工业国所留下的空缺。
至于特别聪慧的学生，委员会仿效美国跨国公司的“提早收割”法，根据学生在毕业考试之前的学业表现，招募尚未毕业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工作。进人叨年代，积极招揽引进的人才是流失者的两倍。我们也开始为来自中国、印度等区域国家的亚洲优秀生提供数百份奖学金，希望这些学生会因为这里的就业机会比较好而留下来。选择回国的学生，日后还是可能对到当地去发展的新加坡公司有帮助。
我们也成立两个工作小组，负责吸引来自印度和本区域的人才。招揽印度族人才比招揽马来族人才的行动收效较大。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土著因为家乡给予的优待太多，都不愿意移居新加坡。
一个新现象是，有越来越多男性白人娶新加坡女性，尤其是受过大专教育的女性，因为新加坡男性大学毕业生对她们敬而远之，大学毕业的白人却不介意。新加坡法律规定，男性公民所娶的外国妻子可以人籍新加坡，反之则不然――除非她们的外籍丈夫在新加坡已有一份固定职业。许多女性因此不得不移民海外。1999年1月，我们改变了这项政策。这将为新加坡的国际性特色增添更多新色彩。此外，好些海外的新加坡男性也娶了在大学认识的白人女性或日本与其他亚洲女性为妻，他们的子女充实了新加坡的人才宝库。随着人们经常出国公于或被派驻国外，同当地人频繁交往，不同种族通婚的旧有障碍不再那么明显了。我们必须改变态度，对以往被视为外来者而加以排斥的人才善加利用。陈旧的偏见非得摈弃不可，否则它将成为新加坡朝国际贸易、工业和服务中心发展的道路上的绊脚石。
除了保守的心理障碍，我们还得面对人民担心工作竞争的问题。无论在专业或较低的层次，一般人都抗拒外来人才的拥人。新加坡人明白外来人才越多，就业机会就越多的道理，但是大家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内。
没有外来人才，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我所组织的第一个内阁，十人当中，我是惟一在新加坡出生和接受教育的。吴味瑞、杜进才在马来亚出世，拉贾拉南出生于斯里兰卡。现任大法官杨邦孝和总检察长陈锡强来自马来西亚，其他海外人才不胜枚举。还有成千上万个外来工程师、经理和其他专业人士在推动新加坡的发展。把新加坡比喻成一台电脑，他们就是这台电脑里的额外兆字节。如果不以外来人才填补不足，我们永远无法脐身一等一的行列。
10、一种共同语
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因华文教育的精髓……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推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不过，看来它的确造成我们的学生文化失调，使他们变得冷漠。
我和芝都出身英校。在英国深造期间，我们遇上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意识到自己文化失落的程度，几乎就跟来自加勒比海国家的华族学生一样。以次母语受教育，又没有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使我们若有所失。我个人感觉到，自己跟讲方言和华语的华族群众有隔阂。课本和教师所讲述的世界，同我生活的现实世界完全扯不上关系。同其他数以百计的莱佛士学院毕业生一样，我们没有学到本身的亚洲文化，又不属于英国文化，结果迷失在两种文化之间。
我和芝决定不让三个孩子吃这个文化亏，于是把他们送进华校，让他们融入生意盎然、充满朝气和自信的华社群众当中，即使英文程度受影响也在所不惜。为了弥补这一点，芝跟他们讲英语，我跟他们讲华语，借此提高自己的华语水平。
这种栽培方法使三个孩子都受益。他们受的是华文教育，潜移默化的价值观使他们成为孝顺的孩子和国家的好公民，他们说起英语来也照样通畅流利。他们在学校成绩突出，频频获奖，校方和华文报章拿他们做宣传，以鼓励其他家长把儿女送人华校。这促使讲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深信，我并不是一个对华文教育赶尽杀绝的人。
那些在单一民族的社会成长的人也许不能够理解，我选择以什么语文源流让孩子受教育，是会引起政治反响的。
新加坡从未有过一种共同语言。在殖民统治时期，它是个多0语种社会。英国政府任由人民选择如何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创办了屈指可数的几所英校，专门训练学生日后担任书记、仓库管理员、制图员之类次等的职位。马来人有马来小学，印度人有自己办的泰米尔和其他印度语种学校或课程，华人有本族成功人士出钱兴办华校。各族学生在校学的是本族的语文，因此对母语有l 深厚的感情，情况如同魁北克500万居民，身处有三亿人说英语的大陆，却紧紧抓住法语不放那样。
在1959年成立政府时，我们决定用马来语作为国语，为新马合并做好准备。后来我们认识到在工作场所和人民相互沟通时应该用英语。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社会，如果使用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的话，根本无法谋生。使用英语就没有任何一族会占优势。不过，这个课题太敏感，我们不能立即实行变革。各个族群当时都热切维护各自的母语，要在这种情势下宣布人人都得学习英语，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的做法是维持原状，让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共存。
各族之间要有共同语。
各族之间务必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一点在新加坡武装部队中尤其明显。军队里的方言和语种多得可怕，即使得一起上战场，彼此也不能以任何一种官方语言沟通。许多国民服役人员只会讲方言，军队里不得不特别为他们成立福建话兵团。
在家里，华人说的是新加坡不下七种华族方言当中的一种，在学校里学习的华语和英语都不是在家中使用的语言。
在语言问题上，我不希望再引发另一轮争议。我先为英文源流学校引进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三大母语教学。这一步受到所有家长的欢迎。我也为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学校引进英文教学，以平衡整个局面。马来和印度家长欢迎这个措施，但是选择把孩子送人英校的家长依然日益增加。一些死硬派华校生对引进英文教学不表赞同，认为这么做是要把英文定为新加坡的共同工作语文。他们在华文报章上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新马分家后不到8个星期，中华总商会就公开要求政府确保华语作为新加坡官方语言之一的地位。合并前已经积极拥护华文的总商会财政康振福强调，新加坡80％以上的人口使用华语。我不得不防患于未然，防止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因为中华总商会一带头，所有华校董事会和两个华文教师会便会鼓起民众的情绪。10月1日，我重申新加坡四大语言都是官方语言，地位平等。我提醒中华总商会的激进分子如康振福等人说，当初新加坡受马来西亚警方和马来军团管制时，他们对语言和其他重要课题始终三缄其口，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5天后，我召集四个商会的全体委员，在电视摄像机前毫不含糊地告诉华族代表们，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华语的地位问题政治化。他们争取提升华文地位的种种努力，至此终告结束。
尽管如此，华文学府南洋大学和义安学院的学生依旧跟我们作对。1966年10月，200名学生趁我为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一个图书馆主持开幕仪式时示威。过了几天，义安学院的学生在我的办公室外面示威，跟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在校园里静坐抗议。在我把参与两次示威活动的马来西亚籍学生领袖递解出境后，学生的骚乱便逐渐平息。
我们耐心等待，年复一年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把孩子送人英校。华文教师总会，华校董事会华文报社的老板、编辑和新闻从业员以及宗乡会馆和中华总商会的领袖们，则继续坚持对抗到底。每年一到家长为孩子报读小学的时候，这些团体就以保存文化和本族认同的号召发起运动，呼吁家长让孩子报读华校，并痛斥那些选择英校的家长见钱眼开，目光短浅。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意结，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英国人统治下他们的儿女能完全接受华文教育，在自己的民选政府管理下却必须学英文。但是为了儿女日后出路较广，他们多数选择把儿女送进英校。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使群众很容易被煽动。
接近1970年底，华文大报《南洋商报》转向疯狂亲共和亲华族语言与文化的立场。它谴责政府试图压制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把我描绘成“数典忘祖的二毛子”
的政府里的压迫者。我们不得不逮捕该报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全道章和高级社论委员李星可，因为他们宣扬共产主义，利用华族语言和文化课题挑起民众的沙文主义情绪。同一份报章的马来西亚版没有刊载支持这股运动的文章，证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仅仅针对新加坡。
南大毕业生是另一股反对势力。他们在1972和1976年两届大选中都提出了华族语言和文化的课题。当我尝试把南大的教学语言从华语改为英语时，南大学生会会长何元泰唆使同学不要使用英文而改以华文在考卷上作答，结果被校方革除了会长的职位。毕业后，他以工人党候选人的身分参加1976年大选，指责政府扼杀华文教育，号召讲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反对政府，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文化。他知道我们不会在竞选期间对他采取行动。结果他只获得31％选票，一落败就逃往伦敦。
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留华文教育的精髓。我在50年代为华文中学的学生领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时，为他们富有朝气活力、守纪律以及具有献身社会和政治的精神所折服。与此相反，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一副冷漠、自私自利和缺乏自信的模样，我看在眼里感到失望。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惟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不过，看来它的确造成我们的学生文化失调，使他们变得冷漠。
然而在英校体制下受教育给了我一种政治优势――无论跟受英文教育还是受马来文教育的群众接触，我都感到很自在，没有被局限在讲华语或方言的社群当中。
国人比较容易接受我作为华族和其他所有种族的领袖，因为马来人和印度人把我视为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又视为新加坡的民族主义者，不是华族沙文主义者。
加上我后来学了华语，能跟受华文教育的人沟通，使他们接受我作为他们的领袖。
我煞费苦心学习华语和福建话是他们有目共睹的，结果令人满意。
50年代中国和华文复兴使华校生的自豪感膨胀起来。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因为朝鲜战争刺激了橡胶的销量而发了大财。1953年，总商会提议在新加坡兴建一所华文大学，招收东南亚一带的华族子弟。他们深信，由于华文中学毕业生不能到中国去深造，在新加坡设立这么一所大专学府必能吸引许多学生。这个建议获得新加坡、马来亚和婆罗洲地区华商的支持，主要倡议人是橡胶富商陈六使，他个人捐出o000万元。南大创办工程涉及整个华社，在民间激起一股极大的热忱，的士司机、小贩、三轮车夫等等全把一天中所赚的钱捐献出来。1956年3月英国总督为南大主持开幕礼，当天车辆从市区一路紧挨着排成长龙，直到西北部20英里外的裕廊校园。南大成了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
可是南大碰到了问题，它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随着学生逐渐转进英校，越来越多人报读以英文教学的新加坡大学（简称新大），成绩较好的华校生以私人考生的身分参加英文剑桥会考，以便考上新大或考取政府奖学金留学海外。为了挽救颓势，南大降低人学和及格标准，也进一步降低了它的学术声誉和学生的市场价值。
人民协会的汇报使我决定采取行动。汇报显示，南大生在求职时，宁可出示中学毕业证书而不出示南大的学位文凭。
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我决定把南大的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1975年，在南大理事会一致同意下，我委派当时的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出任南大校长。李博士受过华文教育，在伦敦大学考取工程系博士学位。他的任务是把南大办成一所英文大学。
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个目标太难了。讲师无法适应，难以用英语教学。他们虽然是华校出身，到美国大学考取博士学位，却因为多年来恢复以华语教学，以致英语变得生硬不流利。
局势发展到1978年已经恶劣不堪，南大毕业的议员吁请我在他们母校水平跌至谷底乃至于最终垮掉之前插手干预。经过哆年的接触，有一个人的判断是我所信赖的，他就是当时担任政务部长的庄日昆。庄日昆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很有一手，跟我又密切合作多年。包括协助我照顾选区。他使我深信，要让南大保持原状继续下去问题会更多，许多学生的事业前途将因此葬送，到时候。讲华语或方言的人定会责备政府袖手旁观，听任南大消亡。庄日昆的看法获得何家良、钱翰琼和李玉胜三位都是南大毕业的政务次长的大力支持。
内阁同僚多数认为政治代价太高，反对我插手，态度最坚决的是杜进才和巴克。
连向来立场坚定又有主见的吴庆瑞和务实的林金山也意兴索然。我要坚持干预，他们会支持我，但是河舌l 去捅马蜂窝自找麻烦？60年代华校和南大发生的风波，他们记忆犹新。连毕业自吉隆坡尊孔中学的华校生王邦文，也表示有所顾虑。这使我大感意外。他和南大毕业的议员同样认为事态严重，却也担心新马两地的南大捐款人和支持者会做出强烈的政治反应。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每年有好几百个学生的前途自由被糟蹋。既然南大无法把教学语言改为英语，我于是说服南大理事和评议会成员，把整所大学连同师生一起迁入新大校园。当年在武吉知马的新大校园，说英语的教师和学生人数众多，南大师生全面融人这样的环境，自然会被迫使用英语。
不管他们有多忧虑不安，1978年的新学年一开始，南大师生还是全面融入了一个讲英语的环境。大部分说华语的家长和学生接受了南大从华文转为英文大学是势所难免的事实。最情绪化的反应来自南大校友。在新加坡的校友纵使没有公开支持，也能够了解这种改变是大势所趋。在马来西亚的校友却依然愤愤不平，把它看做一种背叛行为，痛心疾首地猛加谴责。个人方面，我却为不能更早一点采取行动而难过，否则数千名南大毕业生就不至于为英文不精所累而在经济上屈居下风。
这是个惨痛的调整，学生比教师更难适应。在南大教师流利地使用英语的能力恢复之前，新大教师接过大部分的教学工作。我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跟学生谈话，对他们的困境表示同情，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最终约有70％南大生在两校的联合毕业考试中过关。我展开调查，以便了解毕业生想要获颁新大学位、南大学位还是两所大学联合颁发的学位。绝大部分的人选择了新大学位。我决定把两所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这批毕业生都获颁国大学位。南大校园成了附属国大的南洋理工学院的院址。1991年它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一些南大校友要求复名南洋大学。这已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课题了。要是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毕业生都有相同的意愿，恢复旧名绝对不成问题。雇主们都知道，目前的南洋理工大学毕业生，不管所读学府起用什么名字，他们的素质依然维持在高水平。
我之所以拥有去改变南大局面所需的政治力量，是因为我跟许多宣称捍卫华文却把孩子送进英校的人不同。我的三个孩子从小在华校受教育。60年代末，我在南大校园向全体师生发表讲话时，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从来没有为了政治目的而牺牲子女的教育。我深信华校能让他们受益，因为他们能够在家里学好英文。但是，谈到大学教育，我表示不会把他们送人一所华文大学。他们的将来取决于他们能否掌握最新课本的用语，也就是英语。做家长的不管是受华文或英文教育，人人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我在南大发表了这一番讲话，报章加以报道，因而能影响家长和华校生进人大学的抉择。
问题全在于“面子”
要是我的子女没有在华校考取优异的成绩，我说起话来就不会那么有分量。多年以后，我问他们三个可曾后悔就读华校而非英校，他们一致认为上华校使他们获益更大。
南大总共培养了12000名毕业生。他们当初要是都接受英文教育，事业发展就会更称心，对新马两地的贡献也会更大。问题全在于“面子”。当初创办南大，人人对它充满憧憬，寄予厚望。只可惜历史潮流不从人愿。没有一个东南亚国家愿意看到一所华文大学冒起。相反地，各国纷纷逐步关闭境内的华校。华校出身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迅速减少，就连华族银行为了生存也舍弃华语，改用英语。
两所大学合并后，我把全国华文中小学改成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华文作为第二语文。受华文教育的人，包括行动党议员因此开始反思。他们都同意学生必须掌握一定水平的英语，才用不着多花一年的时间恶补英文，以便升上理工学院和大学继续学业。但是要为此减少学校里的华文教学时间，任谁也不愿意接受。我同情他们面对的窘境。这是他们接受以英文作为我们的工作语文之后必须承受的后果。
随着这些改变的逐渐落实，我却开始担心我们在逐渐失去华校的一些可贵的东西。我希望能保留华校的优点：秉承中华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向学生灌输纪律观念、自信心、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我们必须把这些美德传给新的双语学校的学生，否则最终会导致学生丧失自己的文化。在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校里，学生在家中秉承的儒家价值观并未得到巩固，因为教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种族，所用课本的语文不是华文。
除此之外，国人和西方媒体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跟那些到本地旅行的外国游客也有交流，加上自己有机会出国，这一切都使新加坡学生的传统道德观不断受到侵蚀。由于我们推行英文教育，所以美国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在新加坡社会弥漫的速度，比在本区域其他国家都来得快。
年轻教师的态度和价值观有所改变使问题更加复杂。上一代教师吃过苦，了解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得来不易。诚如我在1979年给接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写信时指出：“它们教的是人生观，给学生灌输自强不息的信念和责任感，它们的教师比多数英文媒介教师有更大的热忱和干劲。”年轻一代的教师都是以华文为第二语文的英校生，本身受传统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的程度已不如前人。
我们要保留新加坡不同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日本人虽受美国的影响，却能保持基本的民族特色。他们的年轻一代生活富裕，对自己所服务的公司似乎少了父辈那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但是在本质和精神上仍然是日本人，比欧美人民勤劳，更愿意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做出贡献。我相信，日本人做得到的，我们也做得到。
我决定推出“特选中学计划”，保留九所最优秀的华文中学，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特选中学”。这些学校录取全国小学离校考试中成绩最佳的10％学生。它们教导第一语文水平的华文，但是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仍以英语为教学媒介。我们为特选中学提供额外的师资，通过语言特别课程协助学生掌握华、英两种语言。
特选中学成功地保留了传统华校尊师重道、守纪律、讲礼貌的优点。无论是过去或现在，这些学校的校风，是纪律和礼仪等比较散漫的英校远远比不上的。今天，大部分特选中学，包括一度受共产分子控制的华侨中学，是顶尖名校，既拥有现代0化的设备，也有骄人的历史和传统。
南大在1978年迁入新大校园进行联合教学之后，我认为鼓励华族人民放弃方言，改说华语的时机成熟了。我相信学生若能免除在家中用方言沟通的负担，他们在学校里将会更易于掌握0英语和华语。在家中讲华语对学生在学校学习华语将有所帮助。于是，我发起“推广华语运动”，每年为期一个月。
为强调推广华语的重要性，我不再以福建话发表演讲。我们也取消了电视台和电台所有的方言节目，不过，为老一辈着想，仍然有使用方言播报的新闻。可惜到了选举的时候，为了不让反l 对党候选人占优势，我们还是必须讲方言。直到1997年1月的大选之前举行的群众大会，引起选民最热烈反应的一些演讲仍然是用福建话发表的。对老一辈的人来说，方言才是他们真正的母语。
要改变华族家庭的用语习惯谈何容易。到70年代为止，八成左右的华人在家中依然说方言。华族方言和华语不同，它对人们学习和使用华语造成干扰。我在电视上发现年轻工人在受访时，说起华语来并不流利，因为他们一回到家中和工作场所就使用方言。我以自己对人民的影响力规劝他们改变沟通的语言。人们知道我的三个孩子兼通华、英、巫三种语言，对我的教子之方总有几分敬意。我和芝到公园散步时，通常注意到家长总是用方言跟孩子交谈，直到他们发现我们在场，才一脸难为情地改用华语。他们心里明白，让子女使用方言并非正确的做法，他们为不理会我的劝告而觉得不好意思。这种改变尤其难为了祖父母一辈，但是大多数人应付得不错，他们用方言跟孙子谈话，却也听得懂孙子用华语的回答。我们倘若不积极推广使用华语，双语政策就不能在华族学生身上奏效。讲华语的家庭从1980年的26％增加到1990年的60％，数字还在不断上升。然而与此同时，讲英语的家庭也从1988年的20％上升到1998年的40％。
使华族人士改变学习华语的态度，关键因素是中国的逐渐对外开放。不管是专业人士或督工，兼通中英双语的人都占有优势。再也没有人抱怨使用华语而非方言了。1965年独立之初，我们决定推行华文为第二语文的政策是正确的。新加坡华族讲七种中国南方的主要方言，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说服大家一起改用华语。要像香港，有95％的人说广东话，别说是棘手，简直办不到。对许多新加坡华人来说，方言是真正的母语，华语不过是次母语。不过，再过两代人，华语就会成为新加坡华人的母语了。
对我们的子女来说，要兼通英语和母语（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是吃力的事。这三种母语跟英语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如果只通晓自己的母语，新加坡就无法生存。只懂英语的后果则是倒退，我们会丧失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失去那份内心的自信――是这种自信，让我们明确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无论如何，我们也绝对没办法说服国人舍弃母语。
因此，推行双语政策是前进的最佳策略――尽管有人批评这种政策导致新加坡人民两种语言都不到岸。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使新加坡的不同种族避免了因语言问题引起的冲突。掌握英语也使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商业。
外交和科技的语言。没有它，新加坡今天不会有全球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和200多家数一数二的国际银行在这里营业，国人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电脑和互联网。
11、铁腕护廉洁
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
在1959年5月大选之前，我们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突出了我们反对贪污的立场。
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月，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人民期待着我们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决心不辜负他们的期望。亲共分子穿皱巴巴的衬衫和裤子，搭巴士和的士，睡在工会会所后面的房间里，受的是华校教育，以此显示自己的工人阶级身分。他们嘲笑我在办公室和家里装冷气机，开大型的美国别克汽车，打高尔夫球，喝啤酒，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在剑桥受教育。但是，我和我的同僚帮助过工人和工会，他们却不能指责我们因此捞了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