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人之外，我的部长全是大学毕业生。不担任公职的话，我们深信自己能生活下去，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完全有把握，没有必要增加额外的储蓄以防万一。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妻子多数在工作。要是我们坐牢或不在，她们自己也有能力谋生，照顾家庭。这使得我的部长和他们的妻子，具有与别人不同的心理状态。部长获得人民的尊敬与信任，公务员也就能抬起头来，满怀信心地做出决定。
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所以一开始，我们便特别注意过去被人利用便宜行事权中饱私囊的领域，强化了能防止。发现或制止这种枉法行径的手段。
由英国人在1952年成立的贪污调查局，是执行这项任务的主要机构。英国人当年设立这个调查局，是要对付公务员当中出现的越来越猖獗的贪污行径，尤其是中下级的警察、小贩稽查员和土地管理员。这些下级官员必须采取行动，对付在街道上进行非法买卖，或是侵占公地非法建造住房的违法者。许多稽查员要么发出传票，要么在接受了满意的贿赂后假装没看见。
集中力量对付大鱼我们决定集中力量对付职位比较高的大鱼，于是向贪污调查局发出指示。对于小鱼，我们着手简化程序，印就清楚的准则，取消便宜行事权，甚至在比较不重要的领域取消发出准证或给予批准的手续。当检控一个人使之罪名成立遇到困难时，我们分阶段把法律修订得更严密。
1960年，我们修改了1937年殖民地时期通过的已经过时的防止贪污的法律。
“赏钱”的定义扩大了，它包括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修正案赋予调查人员更大的权力，包括逮捕、搜查，以及翻查嫌疑犯和他们妻子、儿女和代理人的银行户头和银行存折。当局不必证明受贿者能够给予行贿者所要求的便利。任何人一旦受到调查，所得税局局长就必须提供有关于他的资料。原有的法律本来规定，除非同谋的证据有佐证，否则不能置信。法律修改后，法官有权接受同谋提供的证据。
在1960年修订的最有效的法律条文，是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阔气，超过他的收人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是拥有同收人不相称的财产，法庭就可以以此作为被告已经受贿的佐证。在总理公署工作的贪污调查局局长由于嗅觉灵敏，又有权调查所有官员和部长，逐渐建立了令人闻之丧胆的名声，能把贪污读职的政府工作人员揪出来。
1963年，我们制订法律，规定任何证人若受贪污调查局传召，都必须前往据情实报。1989年，贪污罪的最高罚款从1万元提高到10万元。因提供假情报或误导性情报而被提控者，罪名一旦成立，最高罚款1万元，同时面对监禁的惩罚。法庭有权充公贪污者所获得的利益。
在某些领域，贪污读职一向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活动。1971年，贪污调查局侦破了一个由250名交警巡逻队队员组成的犯罪集团。罗厘车主每月“孝敬”5到10元给集团的每个成员，这些罗厘两旁都写上地址。不给钱的车主会受到骚扰，不断地接到传票。
关税人员如果放松检查走私违禁品的车辆，让它们容易过关，有“油水”可拿。
中央供应处（政府的采购部门）人员向投标者提供消息，然后收费。出人口部门的官员加速发出准证，就有钱放进口袋。承包商向工场的督工行贿，打桩工程便可以不必达到规定的深度。店主和居民付钱给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人，以便清除垃圾。一些华校校长和教师从文具供应商那里收取佣金。人们千方百计利用权力和便宜行事权营私舞弊。
要取缔这些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不太难。但是，要对付“投机性”的贪污活动就很困难，一发现就得取缔。
成为报刊头条新闻的是一些大案子。从60年代到80年代，有几名部长先后涉及贪污，每十年一人。陈家彦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直到1963年在大选中落选。50年代初期，他是马来亚航空公司工程师联合会的领袖，我是这个工会的法律顾问。我们委任他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1966年8月，在马航的一次董事会议上，陈家彦坚决反对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几天后一位林先生跟波音的银行第一花旗银行接触，表示愿意提供有代价的服务。他是陈家彦在商界的朋友。银行知道政府对贪污受贿立场严正，报告了这件事情。林先生不肯牵连陈家彦，因为政府控告不了他，可我深信背后的人就是陈家彦。尽管做出决定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甚至会感到痛苦，我发表文告说，作为在马航董事会里的政府代表，陈家彦执行任务未能做到无可指责的地步。我解除了他的董事和其他植物。后来林金山告诉我，由于遭人们唾弃，他潦到落魄，谋生无门。我觉得难过，但是我是不得不采取有关行动的。
1975年。环联发展部政务部长莆循市和家人到印尼旅行，务员提意见。后来，他又接受了对方一座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并且以父亲的名义透支两笔总共30万元的款项，由对方担保，进行股票买卖的投机活动。自50年代开始，他就是我们忠心耿耿的非共工会领袖之一。跟他对质，听他那叫我无法信服的辩白，是痛苦的事。他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判监禁四年半。他提出上诉，罪名不变，不过减刑18个月。
1979年12月，我们突然面临另一次挫折。当时的职总主席，同时也是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彭由国，被控四项总共涉及83000元的失信罪名。他也在职工会法令下被控两项罪名，指他未经部长许可，动用工会的公款，在一家私人超级市场投资1.8万元。他获准依法保释。
当时的职总秘书长德万。奈尔跟彭由国关系非常密切，相信彭由国是无辜的。
德万。奈尔主张贪污调查局检讨这起案子，认为该局平白无故地控告彭由国，把一个人给毁了。我不同意。我看过调查文件，批准让调查继续进行。德万。奈尔深信彭由国是无辜的，并担心他将损失一名有用的职工运动干部。一个星期六，他和我共进午餐，谈话时非常激动。我在他面前打电话给贪污调查局局长，下令局长在我们的午餐结束之后，立即让德万。奈尔在保密的条件下看他手头上有关彭由国的证据。德万。奈。尔看过那些证据之后，没打电话给我。彭由国决定弃保潜逃，两名保人损失了5万元的保金。彭由国始终没有回来。最后听到的消息是，他逃亡到泰国，受到当地移民厅和警察局的敲诈，穷困潦倒。
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月，他的一个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l 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第一次是让一家发展公司保留一块地段。这块地段原已被列为政府将征用土地的一部分；
第二次是协助一名发展商购买政府的土地，供私人发展之用。有关的贿l 赂行为先后发生在1981和1982年。郑章远否认拿了钱，却企图跟贪污调查局高级助理局长讨价还价，要求他不再查下去。内阁0秘书向我报告事态的发展，并告诉我郑章远要见我。我说我必须l 等调查结束后才能见他。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86年12月15日早上，保安官员告诉我郑章远去世了，把一封他写的遗书交给我。他写道：总理：
过去两个星期，我感到非常悲哀沮丧。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您的忠实的郑章远我探望了郑章远的遗孀，也看了他躺在床上的遗体。他的遗孀说，他终身为政府服务，希望能保持自己的名誉，问我验尸庭能不能不进行研审。
我告诉她，只有在他的医生能够发出死亡证书，证明他是自然死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验尸庭免不了必须研审，最后判定他服食了过量的安密妥钠自尽。反对党在国会中提出这件事情，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我立即同意了。有关调查的报道使他的妻子和女儿面临更大的痛苦。不久后她们便离开新加坡，从此不再回来。
她们太没面子了。
我们已经建立起舆论的氛围：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郑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他怎么会拿那80万元，我始终弄不明白。他是个有才华的建筑师，自己执业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赚到数以百万元计的金钱。
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香港地区、日本和台湾地区都落在新加坡后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诚实政府的先决条件作为一个诚实的民选政府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要赢得选举，不需要大笔金钱。如果候选人需要花大笔钱才能当选，贪污的循环必然会开始。亚洲许多国家的祸根是，选举的费用很高。胜利者在花了一大笔钱竞选而当选之后，必须收回本钱，同时积累资金以供来届选举之用。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样周而复始。
叨年代的台湾，要当选成为“立法院议员”，每个国民党代表须花一两千万美元。
当选之后，他们要收回本钱，准备参加下一轮的选举，便利用对政府部长和官员的影响力争取合同，或是把规定作为农业用途的土地暗中改为工业或城市发展用途。
泰国的情形也一样。一位前政府部长形容这是“商业民主制度，以钱买权”。1996年，大约2000名候选人花了大约300亿泰铣（12亿美元）。一位首相以派钱给候选人和选民出名，人们管他叫“自动提款机”先生。他驳斥说他不是惟一的“自动提款机”。
在马来西亚，巫统领袖称之为“金钱政治”。1996年10月，在一次党大会上，首相马哈蒂尔医生指出，他发现好些竞选高职的候选人“贿赂和送礼给党代表们”
以换取选票。马哈蒂尔痛斥“金钱政治”，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促请党代表“别让贿赂摧毁马来种族、宗教和国家”。据马来西亚报刊报道，在1993年巫统代表大会举行前的竞选活动高潮期间，马来西亚国家银行面值1000林吉特和5000林吉特的钞票竟然一张不剩。
印尼的大规模贪污行动众所周知，当地媒体更给它冠以缩略词“KKN ”（即贪污舞弊、官官相护和用人唯亲）。苏哈托总统的子女、朋友和密友“以身作则”，致使“KKN ”成了印尼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媒体报道，在金融风暴削减其价值之前，苏哈托一家拥有420亿美元的资产。哈比比总统在任期间，贪污情况更为严重。新总统上任，部长和官员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充分利用所剩的时间中饱私囊。哈比比的助手累积大量金钱，购买选票以便进人人民协商会议。据报道，每张选票的价值超过25万美元。
在所有选举制度当中，代价最高的是日本的制度。日本部长和国会议员的薪水和津贴数额不算多。一名日本国会议员要照顾东京和选区的支援职员，加上选区选民生日、生孩子、婚嫁和丧葬，他都得有所表示，一年需要100多万美元，选举年则需要500多万美元。国会议员靠派系领袖提供资金。派系领袖权力大小要看本派系有多少名议员，所以必须在选举期间和选举前后筹集大笔金钱，以便资助追随者。
在新加坡，我们避免用金钱来赢得选票。早在1959年，作为反对党领袖，我便说服了首席部长林有福规定投票是强制的，并且禁止用汽车载送选民前往投票站。
掌握政权之后，我们清除了私会党在政治活动中的影响。我们最难应付的对手共产党人，并没有用钱收买选民。我们的选举开支数目很小，比法律规定的限额少得多。
人民行动党没有必要在选举过后补充财库，平时也没有送礼给选民。我们通过提供工作。兴建学校、医院和民众联络所，最重要的是建造让他们拥有的住房，使他们一再投票支持我们。这些是真正的实际利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使他们深信，为了自己和子女的前途。必须支持人民行动党。反对党也不需要金钱。他们若击败我们的候选人，那是因为选民决定要选一个反对党议员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做出更多让步。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过这样的论点：报刊完全不受约束就能暴露贪污，有助于使政府廉洁诚实。然而印度、菲律宾、泰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电视和报刊是亚洲最无拘无束，可以为所欲为的，它们却杜绝不了猖极和根深蒂固的贪污。关于媒体自由和媒体业主贪污的关系，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总理拥有一个媒体大网络，然而他本人后来却受到调查，被控在担任总理之前犯下贪污罪行。
另一方面，新加坡证明了一个廉洁、不涉及金钱的选举制度有助于维持政府的诚实。然而只有在诚实能干的人愿意参加选和经济放缓的局面，同时也是要以身作则。1970年新加坡失业情况不怎么严重，大家生活比较宽裕的时候，我把部长的月薪从2500元提高到4500元，自己却照旧拿3500元，以便提醒公职人员仍然必须节制。
每隔几年我就得提高部长的月薪，以缩小部长薪金同私人企业酬劳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
1978年陈庆炎博士是本地一家大银行――华侨银行的总经理，根据薪级，他年人可达95万元。我劝他辞职担任政务部长，薪水不到过去的三分之一，他还失去了各种额外利益，价值最高的是一辆汽车还有司机。交通部长王鼎昌在建筑业蓬勃的时期，不再当建筑师，也做出了牺牲。
出任内阁资政后，我于1994年在国会建议政府制订一个公式，使部长、法官和高级公务员的薪金跟私人企业界的报税额挂钩，自动进行调整。由于新加坡经济20多年来每年增长7到10％，公共部门的薪水始终落后于私人企业界两三年。1995年，吴总理决定订下我提出的一个公式，把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水，跟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的薪酬挂钩，以便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收入提高时，他们自动获得加薪。部长和高级官员的薪水，将改为等于私人企业高级人员在所得税报表上呈报的收人的三分之二。这个改变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在专业人士当中。他们认为，跟先进国家部长的薪水相比，这种做法太过分了。长期以来，人们惯于让公务员支取低薪。让部长不但行使权力，也根据工作的重要性获得薪酬的主张，他们认为不适当。
我协助总理为这个改变辩护。对那些指部长由于地位高，享有荣誉又掌握大权，因而获得的补偿已经足够有余的论点，我提出了反驳，也反驳了公职人员应该牺牲收人的看法。我认为这种超凡脱俗的看法不切实际，肯定会使部长不愿意长期做下去，而一位部长持续不断地在任以及由此所获的经验，一直是新加坡政府的重要长处和优势。政府做出决定所显示的经验和判断，都是来自部长的贡献。那是他们看得远，能从长计议和策划的结果。
在18个月后举行的选举中，反对党把部长薪水当做选举课题提出来，结果由吴总理领导的政府还是胜利了。人民要的是能拿出成绩的诚实廉洁的好政府，而人民行动党推出的就是这样的政府。从私人企业界招募人才，现在已经不那么困难。薪酬不调整，我们永远无法委任新加坡一些能力最强的执业律师担任法官。薪酬调整之前，最优秀的办案律师一年收人一两百万元，法官薪水则少于30万元。我们也让那些在政府部门服务的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薪水，跟私人企业界人员的收人挂钩。
这个薪水公式不等于年年加薪，因为私人企业界的收人时高时低。1995年私人企业界收入下降，1997年，所有部长和高级官员的薪水也随之削减。
为防在选举中出现反常情况，以致一群不够诚实和不正直的人当政，我在1984年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提议，新加坡应该有个民选总统来看管国家的储备金。如果总理刻意拖延有关对他本人、他的部长或高级官员涉嫌贪污的调查，这时候民选总统的权力就能够凌驾总理。此外，要是民选总统认为一些高职，如大法官、三军总司令或警察总监的人选不恰当，也可以否决委任。如此身负重任的总统，当然需要通过独立的选举，寻求选民的委托。很多人以为我是在为自己卸下总理职务之后的安排铺路。但是事实上，我对这个高位根本没兴趣，它过于被动，并不适合我的个性。1988年，政府提呈一份白皮书，让国会辩论这项建议和有关的问题。1992年，吴作栋总理修改了宪法，为民选总统选举做好准备。在总统的权力和总理及其内阁所拥有的合法决定权之间，我们必须取得平衡。
1997年，韩国、印尼等东亚国家都惨遭金融风暴蹂躏，贪污和朋党主义使它们的困难变本加厉。新加坡没有贪污和朋党主义，所以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金融危机。其他国家却为此蒙受数以万亿元计的损失。
正因为我们严于律己，促使吴作栋总理在1995年下令调查两处房产的购买过程，一处是由我的妻子代表我买下的，另一处则是我儿子李显龙副总理购买的。两处房产在购买时价格都打了折扣。发展商同样主动地给予它在试探市场的“预售活动”
中大约5到10％的买客5到7％的折扣。成交后由于房地产景气，有关房产价格立即飞涨。没有机会在预售活动中买下房子的人，向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委员会提出申诉（发展商是公共挂牌公司）。交易所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发展商的行动并未越权。
由于我的弟弟是公司的非执行董事，人们谣传我和我的儿子购买这两处房产不公平地占了便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进行了调查，向总理报告我们获得折扣没什么不妥。
对于有人指我们不当地获得折扣，芝感到愤愤不平。作为一名具有40年承办产权转让业务经验的律师，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指责，因为发展商在售卖房地产时给予折扣早已是惯例。我也同样气恼。为了消除市场上的流言蜚语，我决定公开宣布我们买下房产的价格和对方主动给予的折扣。我们把价值100万元的折扣交给财政部长（也就是政府）。总理认定我们获得折扣没什么不妥，政府无权接受这笔钱，因此下令把100万元还给我们。显龙和我不想让人以为我们是因为我的弟弟担任公司董事而受惠，于是把这100万元捐为慈善用途。
我也要求总理把这件事情提交国会辩论，彻底公开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辩论过程中，反对党议员表示根据他们的经验，给这样的折扣是市场的一般做法，购买房产过程没什么不妥。这些反对党议员包括两名执业律师，其一还是反对党领袖。
我们把有人认为这是不公平地占了便宜的经过，完全公开披露，结果第二年大选，它并未成为竞选课题。诚如我对国会所说，有关当局能调查我并针对我的行为提出报告，证明了我所定下的制度是无私和有效的。这次事件也再次证明没有人可以枉法。
12、城在花园中
派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找不到涉及贪污和其他营私舞弊行径的大丑闻来报道，于是便报道新加坡经常落力推行这类“劝人向善”。的运动，冷嘲热讽，说我们是个“保姆之邦”。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
1976年，我第一次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主人同我们见面的会议室里摆着痰盂，有些中国领袖还用它。于是，1978年邓小平到新加坡访问的时候，我们在会议室内他的座位旁边放了一个明代的蓝白色痰盂，他却没用，也许是他发觉新加坡华人跟中国人不一样，不随地吐痰。1980年我再次访问北京，发觉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痰盂已经拿走了。几年后，我在新加坡设宴招待主管经济的国务委员谷牧，提到人们改变了习惯，不再在人民大会堂里使用痰盂。他笑着说，会议室里的是拿走了，办公室里却还用，老习惯改不了。
从60年代开始，我们便展开反随地吐痰运动。尽管如此，到80年代，还有许多的士司机向窗外吐痰，一些人也仍然在巴刹和熟食中心里照吐不误。我们通过学校和媒体传播信息，肺病等疾病会因随地吐痰而传染。现在很少看到人们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我们都是移民，离乡背井而来，但却准备摈弃陋习，在一个新的国家脱颖而出。这个运动成功了，促使我再接再厉把人民的其他陋习也改掉。
独立后，我千方百计要找出引人注目的办法，以向世人显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一样。最后，我选定了一个使新加坡成为清洁又葱翠的城市的计划。我的策略之一是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绿洲，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平，使来自发达国家的商人和旅客，把这里当成是到本地区进行商业和旅游活动的基地。改善有形的基础设施要比改变人民的习性容易。他们原本住棚屋，要方便不是在地上挖个洞，就是到放在屋外厕所的木桶去解决。如今搬进装置了现代卫生设备的高楼，他们的习惯却没有改变。我们设法使人民改变乱丢垃圾、喧哗吵闹、粗野无礼等坏习惯，并使他们懂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讲究礼貌。
我们从很弱的基础做起。60年代，部长和国会议员接见选民，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时段总是大排长龙。妻儿陪伴在旁的失业人士前来找工作，或要求的士或小贩营业执照，或要求在学校食堂售卖食物。这正是失业数据背后的现实情况。数以千计的人在人行道和大街上售卖熟食，完全不理会交通、卫生和其他问题。结果街道垃圾成堆，造成堵塞，腐烂的食物散发出恶臭异味，四处凌乱污秽不堪，市区的许多角落都变成贫民窟。
许多人当上霸王车司机，不但没有执照，也没保险。把破旧汽车租给他们的商人，趁机剥削他们。霸王车的收费较巴士车资高一些，却比有执照的的士收费便宜多了。要在哪里停车让乘客上下车，都由乘客决定，这样却对其他公路使用者构成危险。从最初的数百辆到数千辆，霸王车堵塞街道，也妨碍了巴士服务。
取缔非法小贩和霸王车司机我们无法取缔这些非法小贩和霸王车司机以整顿市容。必须等到1971年以后，当我们能够提供许多工作机会时，法律才得以执行，街道才得以整顿。我们发出熟食小贩执照，把小贩从人行道和马路上移到附近严格建造，备有输水管、阴沟和垃圾处置系统的熟食中心。到80年代初，所有小贩都获得徙置安排。他们当中有好些厨艺一流，游客闻风而至，几个还成了百万富翁，开马赛地，雇用传应生。正因为有这些具有企业精神、冲劲和才干的人民，新加坡才会成功。至于霸王车司机，在我们重组巴士服务，并且提供其他就业机会之后，他们才从公路上销声匿迹。
我们还未脱离马来西亚时，在1964年7月和9月发生了种族暴乱之后，整个市区十分混乱，民众士气低落，纪律松弛。有两件事使我采取了行动。1964年11月的某天早上，我从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窗外眺望，视线扫过大草场，看到几头牛在海滨公园的草地上吃草！几天之后，一名律师驱车经过市区边缘的一条主要公路时，撞到一头牛，不幸身亡。养牛的印度人把牛赶到市区，在路旁放牧，甚至把牛带到海滨公园。我召集公共卫生处的官员开会，订下立即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计划。我们给牛羊的主人规l 定了一个到1965年1月31日为止的宽限期。此后，这类走失的牲畜将被送往屠宰场，屠宰后的鲜肉将送给各个收容所。到12l 月，共有53头牛被逮着送往屠宰场。不久，所有牛羊都很快地回到棚里去。
为了在这个第三世界地区凸显我们的第一世界水平，我们着手把新加坡发展成为热带的花园城市，终年清洁翠绿。每逢民众联络所开幕，到各个机构访问参观或在交通圈主持公路竣工仪式时，我都会种树做纪念。所种的树有些长得茂盛，但是多数都枯萎了。要是我再到某个联络所，负责人会在我访问之前补种上一棵。我的结论是，树木种下后必须有个部门来管理，于是便在国家发展部设立了一个署负责这项工作。
取得一些进展之后，我会见了各个部门和法定机构的所有高级官员，要他们大力推动绿化运动。我告诉他们，我到过将近150个国家和地区，也在接近同样数目的政府宾馆里住过，留下好印象的不是建筑物的大小，而是保养的水平。从建筑物无人照顾的情形一一脸盆破裂、水喉漏水、抽水马桶发生故障、建筑全0面失修以及花园荒芜――我就能知道一个国家和它的行政人员士气低落。到新加坡的贵宾同样会做出这种判断。
我们种植了上百万棵树，有棕榈树和灌木，教导人民如何爱护它们，而不是加以摧残和破坏。这个绿化行动提高了人民的士气，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产生自豪感。我们没把中产阶级区和工人阶级区划分开来。英国人过去把东陵和总督府一带列为白人区，这个地区的环境比本地人地区整洁、干净和青翠。民选政府这样做可得付出惨重的政治代价。我们也致力于消灭苍蝇和蚊子，疏浚臭气熏天的沟渠和水道。不到一年，人们便觉察到公共场所明显地变得更加整洁了。
人们的坏习惯是长期养成的，如随意践踏植物和草地，破坏花圃，有时又偷窃树苗，或把脚踏车和电单车靠在树身上，把树木压倒。要革除这些陋习，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有这种毛病的不光是穷人。一名医生看上了一棵颇有价值，刚刚种下的南美杉，把它从中央分道堤上移走，想把它移植到自己的花园里，被逮个正着。
为克服一开始人们对绿化所采取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让孩子们在学校里亲自栽种并照顾树木，辟设小花园，希望他们把绿化的信息带回家让父母也了解。
大自然并不钟爱新加坡。在新加坡生长的青草，不能像在新西兰或爱尔兰的那么青翠茂盛。应我的要求，1978年，一位澳大利亚植物专家和一位新西兰土壤专家，前来研究新加坡的土壤后提呈报告。我读后兴致勃勃，决定召见他们。他们告诉我，新加坡是赤道雨林地带的一部分，一年到头阳光强烈，雨水很多。树木被砍伐之后，大雨把土壤表层冲走，也把养分冲掉。草要长得青翠茂盛，非得经常施肥不可，最好是用不容易被冲走的混合肥料，外加石灰，因为新加坡的土壤酸性太强。管理人员根据这个意见在总统府的草地上进行试验，草果然碧绿起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处理所有学校的操场和其他体育场，结果是蔫黄的草坪和足球门柱旁一块块寸草不生的泥地都变成翠绿一片。整个城市逐渐绿化。在70年代，一位前来参加国庆酒会的法国部长兴高采烈地以法语向我道贺。我不会说法语，却了解“ver ure ”这个词的意思是青翠。美丽的绿化城市把他给迷住了。
当时多数亚洲国家甚少或根本不注意绿化，新加坡却与众不同，而且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走散的牛羊，这成了1969年门月美国《展望》杂志报道的新闻。香港新闻处处长大感兴趣，前来访问之后宣布，他将根据新加坡的经验，建议香港举行为期两年的反乱丢垃圾运动。
共和联邦总理会议定于1971年1月中举行之后，我号召官临们再加把劲，以便使客人对新加坡留下更好的印象。我们为所有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包括店员、的士司机、旅馆和餐馆工人举行了说明会，要求他们尽量在我们的客人面前表现得有礼和友善。他们对此都有很好的反应，而来访的各国总统、总理和他们的随员的反应也非常好。于是，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展开一个有礼服务的运动，鼓励售货员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从业员为顾客提供有礼的服务。我决定干涉。如果我们的服务业从业人员只对旅客表现得彬彬有礼，对国人则不然，那是很荒谬的。我召集了国防部、教育部和全国职工总会，通过它们分别向国民服役人员。50万名学生和数十万名工友传达一个信息：我们必须把讲礼貌当做我们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新加坡才会成为一个人人都生活得更加愉快的社会，而不单是为了旅游业。
最大的好处是东盟领袖决定不让新加坡专美而竞相为自己的城市展开绿化计划。
70年代，还没出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医生曾经在新加坡总统府别墅住过，他问我为什么总统府的草坪会那么绿油油的。成为首相之后，他把吉隆坡绿化了。70年代末，苏哈托总统在雅加达推行同样的计划，马科斯总统在马尼拉这样做，他宁首相也使曼谷绿化了。我鼓励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气候也不错，而且有更多的树木可供选择。
绿化竞争有积极意义对本区域来说，再没有其他作业比绿化的收益来得大。我们同邻居互相竞争，设法使绿化工作做得更好，让花卉长得更茂盛。绿化城市的竞争有积极意义，使大家受惠，对提高人民士气有好处，对旅游业、投资者也有好处。
有好多领域的竞争不但有害，甚至是致命的。所以与其在其他领域竞争，不如争相成为亚洲绿化最好最清洁的城市。
1971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我们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植树日，所有国会议员、民众联络所和它们的领袖都参与。自那以后，每年的植树日我们都进行植树活动。
11月种下树苗，雨季在这个时候开始，浇水的工作少之又少。
由于乔木、灌木和匍匐植物的品种不够多，我派研究人员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植物园和公园考察，挑选亚洲、非洲、加勒比海诸岛和中美洲气候相似的国家的植物新品种，把许多自然开花的植物和树木的新品种带回来，在新加坡的气候和土壤条附下试种。有时我们会大失所望。来自加勒比海诸岛的树木原本会自然地开出美丽的花朵，到新加坡却不开了，因为这里没有它们所需要的凉快的冬天。来自印度和缅甸的树木在新加坡不常开花，因为这里跟它们生长的本土不一样，每年在不同的季候风季节之间没有长期的旱季。新加坡的植物学家到世界各地收集树种，引进了8000个不同的品种，但是只有2000多种能在新加坡繁衍生长。他们在全岛各处种植这些生命力较为坚韧的品种，使我们的绿阴更加多姿多彩。执行我的绿化政策的一个主要人物是能干的官员黄尧。这个造林学出身的马来西亚人，原本打算在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和油棕园工作。他利用专长，为我们解决了种种问题，包括在路边种植乔木、灌木和其他花草，以及在市区里辟设公园和铺设公园连道。面对我接连不断的便函和永无止境的要求，他勤奋地一一回应，而且还成功地推行了其中的许多计划。他的接班人蔡善英的专业是农学，却成为一名树木专家，表现也一样好。
每逢我出国几个星期后回到机场，驱车沿着东海岸公园大道进入市区，看到苍翠的树木、棕榈、绿油油的青草和繁花似锦的灌木，我就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在我推行过的所有计划之中，绿化计划的成本效益最高。
我们之所以非使新加坡清洁不可，一个不得已的原因是，新加坡必须尽可能收集每年95英寸的雨水。我要求土木工程出身的防止污染组主任李一添制定计划，修筑堤坝把所有小河与溪流的水拦截起来使用。这项计划花了约十年的时间才落实。
他必须使来自住家和工厂的所有污水全部流人阴沟，只允许屋顶、花园和空地的干净水流进明沟，再流进被拦住的河流。到了1980年，每天能收集到6300万加仑的水，约相等于当时新加坡每天用水量的一半。
雄心最大的计划是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把鱼儿引回这两条河。1977年2月我最初公开提出这个建议时，许多人，尤其是工业家问道：“干吗要清理？梧槽水道（它注入加冷河）和新加坡河向来都是脏兮兮的，这是新加坡传统的一部分！”
这样的看法我绝不能接受。两条水道发出刺鼻的恶臭。芝的律师楼有个失明的电话接线生，每次乘巴士快要来到新加坡河时，嗅到河水的特有恶臭，便知道到了什么地方。新加坡的水道污染问题一半是由工业废水造成的。我们必须确保每条溪流、阴沟和小河都不0受污染。当时的建屋发展局局长郑章远打趣说：“每星期买鱼放进河里，开支会要比这样做少得多。”李一添并没有因为被泼冷水而退缩，他跟我密切合作过，知道这是做得到的，因为我会支持他排除一切障碍。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是大规模的工程，这意味着必须为整个新加坡岛铺设地下水道。在市区，由于建筑物成群，这样做尤其困难。我们不得不徙置大约3000户家庭小工业，让它们搬进有控制油污和其l 他废物设备的正式工业区。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驳船和就在新加坡河上川流不息，船上人员生活在河上，在河上烹饪和洗澡。我们必须把他们迁移到西海岸的巴西班让，加冷河两岸的小船厂则搬到大士和裕廊河边。
另外让5000名街边熟食小贩搬进经过精心设计，清洁的熟食中心。小贩惯于在路旁做买卖，不必缴租金，方便顾客。他们抗拒到有盖小贩中心去，因为生0意未必那么好，还要交租金和水电费。我们不温不火地却也丝毫不放松地协助他们搬迁，津贴租金。尽管如此，一些小贩还是经营不下去。
我们逐步淘汰8000个养了90多万头猪的养猪场，因为猪的粪便污染了溪流。除了14个开在农业科技园里的鱼塘以及三几家钓鱼场外，其他鱼塘都关闭了。鲜鱼现在是在柔佛海峡的浅水网箱和南部岛屿的深海浮动网箱养鱼场里生产的。
我们成立了一个徙置署，应付徙置过程中涉及的争论不休和讨价还价的问题。
无论小贩、农民或家庭小工业者，他们永远不喜欢搬迁和转行。这是个有政治风险的任务，非得小心并采取。恫情的态度处理不可，否则在来届选举中会失掉很多选票。我们成立了一个由官员和受影响选区的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来控制局面，以便减少政治上的不利影响。
徒置农民最为棘手。我们定下了赔偿率，根据的是农场建筑的面积、农场范围内铺上混凝土的空地面积、果园里的果树数目和鱼塘数目。随着国家经济繁荣，我们提高了赔偿额。但是连最慷慨的赔偿也不够好。上了年纪的农民不晓得该怎么办，也不会使用赔款。他们不得不住进组屋，对过去给他们提供了免费粮食的猪、鸭、鸡、果树和莱地怀念不已。甚至在被安排搬迁到建屋局新组屋区15到20年后，许多人依然投票反对行动党。他们认为行动党政府摧毁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1987年11月，我欣然主持加冷盆地和新加坡河的清河纪念仪式。这两条水道一直是新加坡市区的天然下水道。我颁发金牌给执行计划的官员，表扬他们的成就。
之后，我们建了八个新港湾蓄水池，其中一些用做划船和消闲钓鱼的场所。每天能收集到的食水猛增到1.2亿加仑。每一项成功的工程都由一个能干和富有献身精神的官员指挥，他们出身于相关的专业，应付新加坡的独特难题时懂得学以致用。没有李一添，新加坡不可能会变得这么干净和翠绿。我概括说明了概念上的目标，他必须研究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后来他升任公务员首长。
1993年温斯敏到新加坡河钓鱼，真的钓到了一条。河流清洁了，人们的生活素质也有所改变。全岛各地的地价都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在市区与河流和水道附近的地段。我们向印尼买沙，覆盖了加冷盆地沿岸的泥土。如今人们可以在加冷盆地晒太阳和滑水。在河畔，共管式公寓取代了难看的小船厂。新加坡河两岸都铺设了人行道，河边的旧店屋和货仓翻新了，成为餐馆、咖啡座、商店和酒店。人们在河畔饮酒用餐，华族的传统驳船晚上停靠在河边，也成为露天用餐的地点。对那些仍然清楚记得新加坡河作为下水道的人们来说，这一切改变有如一场梦。
从一个城市的植物可以看出它的污染程度。失修的汽车、巴士和柴油罗厘喷出过量废气，灌木蒙上黑色的烟灰粒，就会枯萎凋谢。1970年的秋天，我在波士顿看见车辆沿着前往加油站的方向大排长龙，感到诧异。司机告诉我，当天是让车辆更换下一年执照的最后一天。要更新执照，车辆必须给经授权的加油站进行检查，看看是否适宜在路上行驶。之后，我决定在总理公署设立防止污染组。我们在繁忙公路两旁安装监察仪器，测量车辆排出的尘埃、油烟的浓度和二氧化硫的含量。在其他城市，经济情况较好的人可以搬迁到干净和翠绿的郊区，远离城市受污染的地带，新加坡的土地面积却迫使我们在同一个小地方工作、消闲和居住。所以不论是富人或贫民，我们都必须为他们保护环境，保持清洁和优雅。
1971年我们在裕廊镇的中心开辟了飞禽公园，四周是数以百计的工厂。当初如果不坚持和保持严格的防止污染标准的话，来自世界各地的飞禽就不可能在裕廊繁衍成长。我们也在裕廊工业区内进行绿化，在发出证书允许工厂开工以前，要求它们美化厂区并植树。
尽管新加坡已经解决了国内主要的空气污染问题，可是，在1994年和1997年，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发生森林大火，烟雾笼罩了整个新加坡和它的周围地区。大火是因为种植园公司在砍伐宝贵的木材之后，放火烧掉其他树木，以便清理土地来种植油棕和其他农作物而造成的。在干燥的季节里，大火能连续烧上几个l 月。1997年年中，浓厚和有毒的烟雾笼罩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导致机场关闭，数以千计的人病倒。
旧时的新加坡也遭受车辆和诸如建筑工地打桩，以及露天娱乐活动的扬声器、电视机和收音机传出的噪音污染。我们按部就班地慢慢实施新条例，促使人们把音量放低。最危险最吵闹的是华人的习俗，在农历新年期间放鞭炮。人们受到严重的灼伤和其他伤害，尤其是儿童。木屋经常失火，甚至整个非法木屋村化为灰烬。1970年华人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一场规模极大的火灾，五个人丧生，许多人受伤。我决定明文规定放鞭炮是犯法行为，禁止了这个长期延续下来的华人喜庆传统习俗。两年后，两个没有武装的警察试图拦阻一群人放鞭炮，却遭到残酷殴打。于是我完全禁止鞭炮进口。当我们住在10层20层高的楼房时，各种不适合高楼生活方式的传统习俗都必须停止。
60年代，城市重建的步伐加快。我们致力于重建陈旧的市中心，历史不断地被抹掉。到了1970年底，我们对这样的做法深感不安，于是在第二年设立古迹保存局，负责确认和保存在历史、传统、考古、建筑设计和艺术性等方面，对新加坡历史来说具有意义的建筑物，其中也包括行政、文化和商业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包括老旧的华人庙、印度庙、伊斯兰教堂、圣公会和天主教堂、犹太教堂、19世纪传统华族建筑物以及在旧行政中心的前殖民地政府办公楼。过去殖民地时期英国总督办公的总督府，是目前总统和总理办公的地方，已改称为总统府。
我们设法保留新加坡独有的特色，使得新加坡人能够饮水思源。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拆除牛车水、小印度和甘榜格南的历史区，后者是前苏丹皇宫所在地。新加坡河畔的旧建筑物也保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