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自70年代，新加坡就开始禁止一切香烟广告，主要目的是防止年轻人染上危险和令人讨厌的烟瘾。我们逐步禁止在所有公共场所吸烟――电梯、巴士、地铁车厢和地铁站，最后是所有冷气办公室和餐馆。加拿大人有什么行动我就跟，因为他们是这方面的开路先锋。美国人远远落在后面，因为他们的香烟制造业力量太大了。
我们每年也举行“无烟周”。“无烟周”开展的时候，我在电视上追述了个人的经历。我原来每天大约抽20支烟，1957年参加三个星期的市议会竞选活动，声音哑了，选举结果宣布时，我连憾谢选民的话也说不出来。既然控制不住烟瘾，我决定非戒掉不可。起初的两个星期很不好受。进入60年代，我对烟高度敏感，禁止人们在我的冷气办公室和内阁会议室吸烟。几年下来，多数部长都不再吸烟。拉贾拉南和巴克始终烟不离手，内阁开会，他们总会溜开10分钟左右，到户外走廊过烟瘾。
我们锲而不舍地跟香烟斗争。美国烟草公司的财力和打广告的资金雄厚，成了禁烟运动的强大阻力。尽管老一辈烟客已经减少，但是年轻人，包括少女，仍然沉溺于吸烟的恶习。这场斗争我们输不起。
受到美国大肆嘲笑的一项禁令，是禁止香口胶。早在1983年，国家发展部长便建议禁止香口胶，因为人们把吃过的香口胶塞进大门和信箱的钥匙孔，或粘在电梯按钮上，也有人把它随意吐在地上和走廊上，打扫的开支因此增加，也损坏清洁设备。起初我认为禁止未免太严。然而接着便发生了破坏分子把香口胶塞进地铁车门的传感器，地铁服务受到干扰的事件。那时我已经不再担任总理，吴总理和其他同僚在1992年1月决定禁止。多位上过美国大学的内阁部长说，有人吃过香口胶之后，随手把它粘在大学讲堂座位底下，粘上就清除不了，使座位脏得不得了。香口胶被禁止后，情况大大改善。在商店里的存货都搬清后，地0铁站和地铁车厢的香口胶问题已微不足道。
派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找不到涉及贪污和其他营私舞弊行径的大丑闻来报道，于是便报道新加坡经常落力推行这类“劝人向善”的运动，冷嘲热讽，说我们是个“保姆之邦”。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要是没有做出这些努力，劝人民改变陋习，新加坡的社会就会更不文明、更粗野、更没有教养。新加坡过去算不上是个有教养的文明社会。我们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实现这个目标，对此并不感到惭愧。我们先教育和规劝人民，待多数人都接受了，我们就通过立法惩罚叛逆的少数人。新加坡有了一个更加信人的居住环境。如果这就是所谓“保姆之邦”，我倒要为促使它的形成而感到自豪。
13、政府和媒体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我们必须想办法确保新加坡政府的声音不会在众说纷纭中被淹没。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府在大事上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的。
1959年至今的40年里，新加坡报界已经逐渐脱离殖民地政府所制定的标准。我们通过设定界限做到这一点，这些界限主要是为我们的英文新闻从业员而设的。过去，《海峡时报》集团的新闻从业员深受担任他们上司的英国主编和记者的影响。
多年以后，在80年代人行的年轻一代新闻从业员，才意识到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和西方的标准不同，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改变。不过，新加坡的新闻从业员跟美国的报刊有所接触，并受到它们的报道风格和政治态度的影响，美国媒体对当权者总是抱着猜忌和怀疑的态度。华文报和马来文报就没有遵循西方媒体的模式。它们的作风向来是对所认同的政策给予建设性的支持，不认同则有分寸地表示反对。
跨入80年代，不到40岁的新加坡新闻从业员都是从相同的新加坡学校毕业的。
但是英文、华文和马来文报界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三者之间的文化差距并未弥合，从各报的社论标题。对新闻和读者来函的选择，可见一斑。受华文教育的读者和受英文教育的一群，对政治和社会抱着不同的观点，前者把群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英文大报《海峡时报》在英国人当老板的时候，公开为英国人的利益服务。英国商行经常光顾它，给它大量的广告生意，殖民地政府也常常提供新闻和刊登官方通告，让它赚钱。没有一份本地英文报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及得上它的万分之一。
华文报却必须自力更生。办报的华族富商利用报刊谋求自己的利益。为了吸引读者，他们大肆报道关于中国、华文教育和文化以及在中国爆发的战争之类的新闻。
两大华文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为两个华裔豪门所出版，报刊编辑是右派投机分子，在他们手下办事的年轻华裔记者却以左派人士为主，好些还是共产党的干部。
华文、泰米尔文和其他语文的本地报刊，都是从读者的族群利益出发的，并无新加坡意识。以阿拉伯文（爪威文）出版的马来文报《马来前锋报》，则充当泛马来人和印尼人民族主义的宣传工具。
《海峡》几乎从一开始就非常仇视人民行动党，认定党内非共领导层是口操华语的共产分子的特洛伊木马。《南洋》、《星洲》和好几份华文小报鼎力支持行动党，是因为它推行左派政策，同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有许多华文报的新闻从业员是亲共分子。《前锋报》不曾因为我们同讲华语的共产分子关系密切而加以排斥，依然友善相待，原因是该报东主，也是总编辑兼董事经理的优素福。伊沙克和我有私交，并委任我为《前锋报》的律师。优素福后来当上新加坡首任总统。报界声称他们是维护真理和言论自由的守卫者，我个人早年在新马两地的经验影响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新闻自由其实是报社业主为谋求个人和阶级利益而鼓吹的自由。
在1959年5月举行的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大选迫近时，《海峡》对行动党的抨击变得益发猛烈，目的是要阻止我们当选成立政府。我们决定迎头反击。拉贾拉南曾经担任《海峡》的主笔，他证实了我们的看法，《海峡》的确是为英国人的利益服务的。该报由一个身材魁梧，长得像个恶棍，但是办事能力强的英籍报人比尔。西蒙斯主管。我公开表示要同该报对抗，并恫言行动党倘若在该报处处作对的情况下仍旧获胜，事后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西蒙斯对此不敢掉以轻心。报社开始进行筹备，万一被我言中，行动党获胜，编辑部人员在大选一结束就会迁往吉隆l 坡。我在4月中旬离投票日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开出了第一炮：《海峡时报》编辑部人员将会抱头鼠窜，跑到吉隆坡去，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我逐一列出他们的洋记者的报道，其偏见可谓已经到达明目张胆的地步，同时我也发出警告，他们如此猛轰行动党，我们日后会同样猛烈地予以回敬。
第二天，拉贾拉南紧接着在英文报《新加坡虎报》发动另一轮攻势。该报创办人是以虎标万金油（一种止痛止痒的万应药膏）驰名的华族百万富翁胡氏兄弟。《
虎报》决定改变立场，跟行动党为敌。原本担任该报副总编辑已有五年时间的拉贾拉南，被令改变办报方针或另谋高就。他选择了后者。
我说，我们必须容忍本地人创办的报刊批评我们，我们接受他们善意的批评，因为这些人终究得留下来自食改变办报方针的苦果。“管理《海峡时报》的候鸟之辈”却不然。他们会逃到马来亚，然后从那里大声嚷嚷，要为新加坡的新闻自由赴汤蹈火，死而后已。他们利用《海峡》最资深的本地职员欧亚裔人士莱斯利。霍夫曼反驳我的言论：“我不是什么候鸟。我对这份报纸的办报方针和编辑内容负责，并且准备留在新加坡，即使李先生和人民行动党当政，即使他们利用公安法令对付我……我的家还是在新加坡。”
话倒说得挺勇敢，但是在投票日前夕，霍夫曼已经动身到吉隆坡。在这之前几天，他在国际新闻学会于西柏林召开的常年大会上致词时说，我发出的威胁是“一群被权力冲昏脑袋的政客的大发作”。他扬言《海峡》是由“生于斯、长于斯，真正有民族主义情操和忠于他们国家的马来亚人撰稿、出版和控制的”。他知道这里头没有一句真话。他呼吁国际新闻学会“一劳永逸地制止某个公然表示要管制新闻自由的政党想要争取民众支持的用心”。可这正是我们有权争取的地方――寻求全民表决授权我们去严厉对付报界的外来利益团体，而这里涉及的是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我们公开主张报刊不能由外国人拥有。
西蒙斯前来求和我们在大选中告捷。《海峡》的东主和高级编辑一并迁移到吉隆坡，证实了我们的论点：他们是胆怯之辈，目的是要维护英国的利益，根本不是要捍卫新闻自由或获取资讯的权利。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海峡》迁回这里，它的立场出现180度的转变，不但不反对，反而支持行动党，我却未曾因此而对它稍微敬重。当马来西亚的亲马来人政策迫使《海峡时报》集团把吉隆坡的业务出售给当地执政党巫统时，是行动党政府允许英国股东继续在新加坡出版报纸和保有报章的控制权。西蒙斯前来求和，K 《海峡》的经营方针从此改为纯粹从商业角度出发，不再具有任何政治动机。莱斯利。霍夫曼没有返回新加坡，而是定居澳大利亚。
我希望新加坡报业有所竞争，因此鼓励其他报社成立。有好几家尝试过，但是都以失败收场。英国百多年的统治为《海峡》制造了垄断市场的条件。《虎报》在60年代结束营业。一份称为《东方日报》的报纸在1966年创立，创办人是虎标万金油胡氏兄弟之一的儿子胡蚊。他以花花公子而非报业巨子著称。他和某个设l 在香港的中国机关的高级人员暗地里洽商贷款300万新元，以低得不像话的0.1％年利分五年偿还，因为管理不当，该报损失惨重。1968年，该报又再获得一笔60万新元的资助金。我们在1971年揭发这个外国集团资助办报的“黑色活动”。胡蚊招认了，该报编辑部职员愤愤不平，颜面全失，结果全体辞职，报社终告关闭。
《新加坡先驱报》是另一份从事“黑色活动”的报刊，但是给钱的是非共者。
报刊在1970年由外国股东独资创办，聘请本地人为主编，记者国内外人士都有。一开始我就满腹狐疑，两个有名无实的外籍东主为什么要创办一份英文报，通过社论和新闻报道渲染某些课题来跟政府作对。这些课题包括国民服役、新闻管制和言论自由等。该报当时在赔钱。内部安全局调查的结果是，报刊的最大股东是一家叫做希达公司的香港合伙企业，注册在两个挂名合伙人名下。报刊不久便耗尽230万新元的运作资本，美国大通银行新加坡分行随即提供180万新元无担保贷款。我们要求大通做出解释，结果银行主席戴维。洛克菲勒从纽约打电话给我，竟说银行第二副总裁兼新加坡分行经理不晓得银行本身规定不能贷款给任何报刊！我对这样的解释感到怀疑。
我向该报新上任的总编辑提出质问。他是新加坡人，以香港希达公司的名义为《先驱报》注入新资金。他回答说，他以为我知道投资人是马来西亚驻堪培拉最高专员兼前沙巴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也就是皈依伊斯兰教后的福阿德。史蒂芬。
我反问他是否相信史蒂芬甘冒失去150万元的风险，投资在一份跟新加坡政府作对的报刊上。他也同意事情叫人难以置信。
1971年5月中旬，我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披露了这一段谈话内容。在马来西亚时期就和我相熟的史蒂芬从堪培拉写信给我：“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我在《先驱报》投资的惟一动机是因为自己曾经是报业的一分子，同时也相信新加坡是一个投资能够得到保障的国家……我老大不小了，心想如果不久后退休就可以依靠在《先驱报》的投资过日子。”他没有解释为何不事先通知我有关这项投资以获得我的支持。
一份报纸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60年代中期有一个外国人英国报业巨子罗依。汤普森想在新加坡办报。他事先找我商量，我劝他打消念头，因为我不希望一个根基不在这里的外国人左右我们的施政方针。
就在《先驱报》资金消耗殆尽之际，香港女报人胡仙却出手50万新元相救，叫人猜不透个中原委。她是胡故的姐姐，却跟弟弟不一样，是个真正的女商人，办事精明求实，本身在香港拥有一份华文报。她向我出示了汇款收据，却拿不出任何股票证券。我问她是否打算把更多的钱投资在《先驱报》，她回答说不打算，然后立刻动身回香港。
附属国际新闻学会的亚洲报业基金会发表声明，吁请我们不要吊销《先驱报》的执照，同时邀请我在1971年6月到赫尔辛基向国际新闻学会的常年大会发表演讲。
我在启程前吊销了《先驱报》的印刷执照。
要是不出席大会，他们势必会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决议谴责新加坡。对于媒体在一个年轻新兴国家如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我在会上声明自己所采取的立场。
我需要媒体“巩固，不是削弱我们的学校和大学所灌输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态度。
大众传媒可以营造一种气氛，鼓励人民发奋学习发达国家的知识、技能和纪律。少了这些，我们根本没有希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追述报刊上的报道和照片如何在新加坡这个不同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共存的社会引发暴乱，造成人命伤亡，并举出两个例子。在1950年的玛丽亚暴乱事件（也称森林女郎暴乱事件）中，《虎报》当时头条报道一个由马来保姆抚养，并随保姆倩l 奉伊斯兰教的荷兰籍女孩，跪在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前面。1964年7月发生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反华人暴乱，导火线则是一份马来文报纸胡乱指责马来少数民族遭受华人多数民族压迫，不停地煽动，日复一日，终于酿成暴乱。
我说，我不接受报刊东主具有可以为所欲为，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利。报刊东主和属下的记者不像新加坡的部长，他们不是人民投选出来的。我在会上总结说：“报刊自由和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的首要需求，也须服从民选政府的首要职责。”由始至终我都坚定有礼地一一回答那些蓄意挑衅的发问。
数年之后，在1977年，我们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并且设立了一种称为管理股的特别股票。部长有权决定哪些股东能够获得管理股，并把报刊的管理股分给本地四大银行。因为银行业的商业利益使然，这些银行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保护国家的稳定和成长。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巨子决定选民每天该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那一套。
80年代，西方国家拥有的英文报刊在新加坡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随着学校里开始教导英语之后，新加坡的英文读者群也跟着扩大。新加坡向来禁止宣扬共产主义的刊物，却不见哪个西方媒体或传媒机构提出抗议。我们没有禁止过任何西方报刊，他们却经常拒绝让我们对错误的报道进行答复。我们在1986年决定对那些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销量或发行量的法令。我们检查这些刊物是否“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方法之二，是看他们在关系新加坡的课题上做了歪曲事实或一面倒的报道之后，愿不愿意刊登我们的答复信。我们没有封禁这些报刊，只是限制它们的销量。买不到刊物的人，他们大可影印或传真里面的文章。这会导致刊物的广告收人减少，却不会防止人们传阅它们的报道。它们不能指责我们担心人们阅读它们的报道。
第一份违反法令的是美国《时代》周刊。它在1986年10月发表一篇文章，报道一名反对党议员被控私自变卖资产，诈骗债权人，以及提供伪证，结果被新加坡法庭判决有罪。我的新闻秘书去信更正报道中三处不符事实的地方。对方拒绝刊登我们的答复信，反而提出另外两个版本的答复内容，而且两者都改变了原有的意思。
我的新闻秘书要求周刊把答复信原文照登，遭到拒l 绝。于是我们把它的销量从18000本减少到9000本，最后限制在12000本。在这之后k 时代》把答复信全文原原本本地刊登出来，峨们便取消限制令。那已经是八个月以后的事情。l 《亚洲华尔街日报》在1986年12月针对新加坡建议设立第二级股市（称为新加坡股票交易所自动报价股市）一事，做出不确实的报道。报道指责新加坡政府设立第二级股市是为了把不中用的政府企业转嫁给人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去信驳斥这些虚假的指责。该报不但拒绝刊登更正信，还声称报道公正无误，说这么一家不中用的政府公司的确存在，反指我们的更正信破坏了该报通讯员的名誉。金融管理局再次去信，指出该报复信中的更多错误，同时要求对方指明所谓的不中用的公司到底是哪一家，我方信件又是哪一段文字诬蔑了他们的通讯员。我们要求刊登双方的往来信件，让读者自己判断谁是谁非，结果两个要求都被拒绝。政府于是在1987年2月开始限制该报发行量，从5000份减少到400份，同时公开它和金融管理局之间的书信。本地报章发表了这些书信的内容。我们也表示，如果有关通讯员真的认为名声被诋毁，尽管提出起诉。但是他没这么做。使我们惊讶的是，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竟对该报和《时代》周刊发行量受限制表示遗憾。新加坡外交部要求国务院证实报道所言――如果确有其事，则等于“对新加坡内政进行前所未有的干预”。国务院发言人证实了有关报道，但是坚持美国政府在两起事件中不偏袒任何一方。我们询问国务院是否会同样基于公正无私的原则，对《亚洲华尔街日报》拒绝发表跟新加坡的往来书信表示遗憾。国务院重申它谁也不袒护，只是基于它“一贯秉持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才表示关注，也就是说，在这个原则下，“新闻界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登或不登某则新闻，即使这样做看来有多么不负责任或一面倒”。
新加坡外交部指出，新加坡没有义务遵循美国的新闻法令。新加坡有自己的法律，并坚持有权对错误的报道做出答复。外国报刊原本无权在新加坡销售或发行，是我们给予他们这种特权，但是他们必须遵守我们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答复的权利。国务院没有对此做出答复。
两个星期后，《亚洲华尔街日报》写信给新加坡交通及新闻部，献议免费派发报纸给所有因发行量受限制而无法阅读到该报的原有订户，表示愿意“本着协助那些抱怨想阅读本报却不得其门的新加坡商人的精神，牺牲卖报收人”。交通及新闻部表示同意，条件是报上不能有广告，以证明它要这么做的动机不是为了增加发行量以提高广告费。对方不接受，辩驳说广告是报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么做会造成额外的开支和时间安排的问题。我们表示愿意承担因取消广告而产生的一半的额外开支，该0报却拒绝。我们就此回应：“你们根本不是有心要计商界人士得到资讯。你们只是想要兜售广告赚钱的自由。”《亚洲华尔街日报》没有回应。
在1987年9月，美国人出版的周刊《亚洲新闻》借事讥讽我们。内政部长的新闻秘书去信指出周刊文章的错误。周刊把信件的部分内容刊登出来。写成一篇文章《你说是歪曲事实？》，作者署名内政部长新闻秘书。文内不但删除信件的重要部分，还擅自添加了470多字，把内容拉长一半有余。这一切都未经当事人许可，也没有向读者交代。新闻秘书写信抗议对方窜改他的信件，并要求把原来的信件和第二封抗议信一并全文照登，周刊不肯，于是我们把它的发行量从11000本减少到500本。过了一个月，它把信件内容原原本本地登出来。我们在一年后解除限制。
同年12月，美国人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的一篇文章报道我和新加坡天主教会大主教见面，商讨22个涉及马克思主义阴谋的人士被逮捕一事。报道是根据一个不在场的神父所言撰写的，这个神父本身是一个叛教者。《评论》说我在大主教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记者会，诱骗他出席，并阻止报章刊登他的一段评语，还说逮捕事件等于是对天主教会进行攻击。
我的新闻秘书去信质问对方怎么会以一个不在场者的话为凭据，又没有先向大主教或我本人查证就登出这样的文章。《评论》主编德里克。戴维斯发表了这封信，但是没有答复问题。我们去信追问同样的问题，主编也同样发表了我们的信件，同时补上一句：有关神父说的是实话。他宣称在法律上，报章有权发表任何消息――
不管是真是假，只要它能引述确实提供了有关消息的来源。报章没有义务查明事实以确定消息来源的虚实，或向其他目击者查证消息；同样地，它也没有必要对所刊登的任何谎言或诽谤性言论负责。戴维斯摆出不恭的态度。我们下令把《评论》的发行量从9000本减至500本。我也入禀法庭，控告戴维斯和该周刊诽谤。
戴维斯接着发表上述神父的另一封信，就我和大主教的见面过程提出另一个故事。我们去函询问到底哪个版本才算正确。对方刊登了我的新闻秘书的信，但是内容经过修改，有相当大的篇幅被压了下来，说是信内提到的事件还在审理中。然而新加坡政府出钱在周刊上购买广告版位刊登信件，他们却照单全收，什么案件尚在审理中的借口都不管了。
我提出的诽谤诉讼在1989年审结，戴维斯没有出庭供证或接受盘问，我获判胜诉。不久后他就离职了。
同《亚洲华尔街日报》还在争执期间，我受邀在1988年4月赴华盛顿，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我接受邀请，并在会上引述美国国务院备忘录的一段文字：“在媒体享有自由之处，这种各派思想争鸣的场所将识别不负责任和负责任的论调，并奖励后者。”我也指出美国的模式并非举世通用。菲律宾新闻界是以美国的模式为准的，到头来，自由是享尽了，却没有尽到对人民的责任：“党派分明的新闻界助长菲律宾政客发条莫衷一是的杂沓言论，混淆和愚弄了人民。以致大家无法着清，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到底什么才是关键性的利益。”我表明我的立场：“新加坡的内部争论是新加坡人自家的事。我们容许美国记者留在新加坡，以便他们向本国同胞报道新加坡的消息。我们允许他们的报刊在新加坡发售，以便了解外国人到底读了关于新加坡的一些什么信息。但是我们不能容许他们在新加坡扮演像美国媒体在美国所扮演的同样角色，对政府诸多监视、反对和质疑。从来没有外国电视台宣称有权在新加坡播映节目。实际上，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明文禁止外国人拥有任何一家电视台或电台超过25％的股权，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有权控制影响民意的行l 业。因此，鲁珀特。默多克先入籍美国，然后才在1985年收购大都会媒体集团旗下的独立电视台。”
通过这些事件，新加坡人才明白外国报刊不过是要向逐渐0扩大的新加坡英文读者群兜售他们的刊物。他们不顾事实进行有争议性的报道以便达到目的，当然不希望这些立论偏颇的文竟被纠正。当他们发现向我们施加压力，我们也有能力反击时，立论偏颇的报道就减少了。
1993年7月，英国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周刊发表文章，批评我们以官方机密法令起诉一名官员和一份报刊的总编辑与记者。我们去信周刊主编更正报道中的错误。周刊把信发表了，宣称内容“几乎没有更动过，简直是全文照登”。但是它却故意漏掉一个关键性的句子：“政府不会默许任何触犯官方机密法令的行为，也不允许任何人蔑视、挑战，进而逐步改变法律，一如在英国发生的克莱夫。庞廷案件和彼得。赖特撰写《捕谍者》那样。”
这正是全信的要点。我们不准备任由本地新闻界引用先例来挑战，进而逐步修改管制官方机密的条例。英国新闻界就是利用了以下两起事件而得逞：公务员克莱夫。庞廷透露有关阿根廷战舰“贝尔格拉诺号”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被击沉的机密资料；军情6处（M 6）官员赖特出书，触犯了保密条例。我们致函《经济学家》主编，要他补登被删除的句子。他含糊其辞避开正题，拒绝补登。我们宣布把它的发行量限制在7500份，并清楚表明会进一步逐渐削减这个数字，同时公开双方的来往书信。《经济学家》这才发表我们的原信，包括上述句子。隔了一段合理的时间，我们便撤销限制令。
除了在媒体对抨击我的文章做出答复，我也随时准备跟批评我的人当面对质。
1990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伯纳德。莱文撰文对我进行猛烈的抨击，同时批评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他指责我“治国不当”，“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要在英国，一个认识我的人不多又没有我的选民的国家起诉莱文，将是毫无意义的事。我改而写信邀请他针对这些指责，跟我在伦敦来一场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莱文的主编回信说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为防这一招，我事先已经致函友人英国广播公司主席马默杜克。赫西，他答应腾出半小时的节目时间和提供一位中立的辩论主席。当我告诉《泰晤士报》英国广播公司有此献议后，该报主编代莱文打了退堂鼓，辩称我应该通过莱文抨击我的同一个媒介，即《泰晤士报》，做出回应。我去信对莱文不肯同我当面对质表示遗憾。《泰晤士报》拒绝刊登这封信，我于是在英国日报《独立报》买下半版的广告版位把它登出来。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节目访问我时，我说：“在我的国家，提出指责的人如果不肯面对他所抨击的对象，就什么都不必说了。”莱文从那个时候起，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我或新加坡的文章。
另一回我一口答应接受评论员威廉。萨菲尔的录音访问。萨菲尔向来敢怒敢言，多年来不断谴责我和萨达姆。侯赛因一样是个独裁者。1999年1月，趁我们俩都在达沃斯，他接连向我发问了一个小时，之后根据这次访问，在《纽约时报》撰写了两篇文章，还把访问内容一字不差地上载到该报网站。本地报刊转载了他的文章。
上网阅读访谈全文的有美国人，也有其他国家的人士，从他们留下的评语记录判断，我在访谈中并未处于下风。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
资讯科技、卫星转播和互联网的日新月异使西方媒体网络有机可趁，能够把他们的报道和观点向本地观众大量灌输。那些尝试阻止人民使用资讯科技的国家必定会吃亏。我们必须学习处理这些排山倒海般无休无止地涌来的资讯，确保新加坡政府的观点不被西方媒体所掩盖。继货币危机之后，1998年爆发的印尼骚乱和马来西亚不靖，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外国电子和印刷媒体网络在这些国家的内部争论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想办法确保新加坡政府的声音不会在众说纷纭中被淹没。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府在大事上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的。
14、拿起指挥棒
执掌政府和指挥交响乐团不无相似之处。少了贤能的班子，任何总理都成不了大事。指挥本人未必得是个出色的演奏家，却至少必须对主要乐器。如小提琴、大提琴以至法国号和长笛，有足够的认识，否则无从知道不同的乐器能奏出什么样的旋律来。我的作风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选掌管当时最重要的部门。
我和我所领导的内阁部长们维持着朋友兼政治同僚的关系，长达三四十年。当中有好几个人是我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的，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未来，之后大家回国，在工会和行动党里并肩争取群众的支持。对彼此、对共同奋斗的事业，我们信誓旦旦。我们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否则不可能冒险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我们早期在一起奋斗，常常好像就快被锐不可当的势力所消灭，那时候我们就建立了最强有力的联系，这种联系把我们紧紧扣在一起。政策上有歧见我们从不外扬，只在内阁中讨论，直到分歧化解并达成共识，我们才提出容易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明确立场。一旦内阁做了决定，我们就努力贯彻到底。
我们知道彼此的优缺点，是一个搭配无间的组合。元老级部长如果对某件事情表示赞同，其余的内阁成员通常不会有异议。我和同僚们关系融洽，能够针对他们职责内的事务提意见而不至于引起不满。他们知道，到头来是我得站在选民面前，说服他们授权内阁连任，而我需要有能够叫选民信服的理由。
执掌政府和指挥交响乐团不无相似之处。少了贤能的班子，任何总理都成不了大事。指挥本人未必得是个出色的演奏家，却至少必须对主要乐器，如小提琴、大提琴以至法国号和长笛，有足够的认识，否则无从知道不同的乐器能奏出什么样的旋律来。我的作风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选掌管当时最重要的部门。除了独立初期防务吃紧以外，财政部一直在各个政府部门列居首位，而部长首选非吴庆瑞莫属。居次的人选受委掌管重要性次之的部门。我把我的期望告诉有关部长，然后放手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执行任务，遵循的是目标管理法。只要受委者足智多谋，碰到未能预见的新问题时懂得革新，这种管理法就能收取最大的成效。我只需要在政策问题上插手。
无论如何，我对各个部门的职务必须有足够的了解，碰到认为重要的课题――
刚起步的航空公司、扩建机场、交通堵塞。分散种族聚居地、提高马来同胞的学业表现和法律纲纪等，便不时加以干预。有些干预行动举足轻重，若不是我进行于预，也许兔不了要出乱子。毕竟政府行差踏错，责任最终须由总理承担。
任何企业只要能有增长和提供就业的潜能，我们就得加以扶持。在航空业方面，我怀疑马来西亚有意使新马联营的马新航空公司（MSA ，简称马新航空）分家。
东姑很不高兴1968年9月，东姑告诉报界，新加坡独占了马新航空的所有外汇收人，在吉隆坡又没有设立工程和其他方面的设施，航空公司任用的新加坡籍职员人数，更是远远超过马来西亚籍职员。这一切令他很不高兴。
我通过报界做出答复：双方政府达成的协议指明，航空公司必须“根据有效益的商业原则”来经营。公司赚取的外汇根据所持股份派发了盈利给股东，设施和职员则反映公司的发源地，也就是新加坡。其实真正引起争执的是，新加坡不愿意经营一些不符合经济效益的马来西亚内陆航线――除非马方愿意承担损失。
这场公开争议发生时，正值英国对马来西亚的防务承诺协议即将约满的紧要关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又尚未确定立场。加查利。沙菲为了这场争执写信给我。他是马来西亚外交部常任秘书，办事能力强，但失之浮夸，跟东姑和敦拉扎克关系亲密。当年我跟马方谈判合并问题时，他帮忙解决了不少难题。我回信说，航空公司的问题本身其实没那么重要。不过，双方如果为此争执下去，那将威胁到两国的安全，因为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在12到24个月内决定在1971年之后采取什么样的防务立场。我建议他出手相助，使双方政府能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冷静务实的包容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以便鼓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在1971年之后继续在这里维持一定程度的军力。加查利确实伸出了援助之手，使这场公开争论得以降温。航空公司找来双方都能接受的新主席，照常营业。但是东姑显然要马新航空公司分家，让马方以自己的航空公司经营马来西亚各州首府的航线。于是，我同意协助他们在吉隆坡机场设立修理厂，训练他们的工人维修内陆航线使用的福克友谊型客机。
我特别留意马新航空公司的问题。我知道这家联营航空公司拆伙后，马来西亚必会想尽方法避开新加坡。我们这个弹丸岛国只有巴耶利巴国际机场和樟宜、登加、实里达三个皇家空军基地，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惟有走国际路线。早些时候我已吩咐公司管理层着手建立国际航空目的地。我和公司内的新方人物林振明经常会面。
他当时担任的职位是马新航空行政与顾客服务署署长。为人稳重可靠，对航空业有透彻的了解，1971年获升怕董事经理。他也知道马来西亚想拆伙，使我们在马来西亚境内除了吉隆坡以外，哪里都飞不成。他为新加坡努力争取更多地区的降陆权，以便日后经营有利可图的国际航线。与此同时，他还得维持机师和员工的士气，使他们对新加坡独资经营，以新加坡为基地的航空公司有信心。公司的主席和董事经理无时无刻不l 面对来自新马双方的压力。直到1972年10月，马新航空分裂成新加坡航空公司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后，这种压力才得以消除。我们双方达成协议，马航将包办所有内陆航线，新航则接过；所有对外航线。1966年，我们取得香港的降陆权，1967年获准在东京和悉尼l 降陆，1968年在雅加达和曼谷。最重要的目的地要数伦敦，但是l 英国不愿意给新加坡降陆权。我在1970年8月后程赴卢萨卡出席不结盟峰会前，向交通部常任秘书严崇涛问起跟英国谈判允许新加坡客机在伦敦降陆的进展如何，他回答说很困难。我于是吩咐他把情况告诉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德万。奈尔。德万。奈尔曾经建议，如果英方谈判代表为难我方，他将发动机场工友职工会对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机服务实行怠工，向英国施压。我同意他的办法。
全国职工总会在巴耶利巴机场一展开对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客机的怠工行动，英国最高专员阿瑟。德拉马尔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见我。我要求他说服英国政府做事公道一点，英国航空公司的客机既然可以顺利在新加坡降陆，新加坡的航空公司没有理由不能在伦敦享有同样的权利。不出几个星期，我们，便争取到了在伦敦降陆的权利，正式开通伦敦一新加坡一悉尼这条世界主要航空干线，为新航向国际发展跨出了第一步。也许因为当年爱德华。希思是英国首相，所以事情比较容易解决。
亏了钱就得关门1972年7月，在新航即将开幕前，我在一个晚宴上向所有工会领袖和资方高层领导人明明白白地指出，新加坡的航空公司必须具备竞争和自给自足的能力，否则亏了钱就得关门大吉。我们不能像其他国家，经营航空公司就为了亮出国家的旗帜，我们没有那种本钱。从一开始劳资双方就很清楚，公司存亡取决于它能不能赚钱。双方携手合作协助新航步上成功之路。
摆脱了吵闹不休的日子，新航总算能全心全意投人经营国际航线的业务，而且一年比一年飞得更远。到1996年，它已经成为亚洲国家当中拥有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波音与空中巴士机队的航空公司之一，飞行目的地几乎遍布各洲。它也是亚洲国家当中盈利最高的航空公司。就规模而论，算是全球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之一。
我决定兴建樟宜机场是新航业务蒸蒸日上的关键。1972年2月，内阁接受一家英国航空顾问公司的建议，要在巴耶利巴机场兴建第二条跑道，预定1977年或1978年启用。要建造这条跑道，实龙岗河就得改道腾出地方来。河床下泥土的承受力令人置疑，跑道工程将产生技术性问题。但是采取这个方法的土地成本最低，涉及的重新徙置问题也最少。建议书也提到，如果我们把机场由巴耶利巴搬迁到位于樟宜的前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就不可能在1977年之前让两条跑道同时启用。接着发生了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燃料价格上涨，机票价格相应攀高，全球经济发展的步伐慢了下来。我要求重新评估机场计划，这一次请来美国的顾问进行这项工作。对方建议我们保留在巴耶利巴建造第二条跑道的原定计划。我不满意这个结论，要求重新考虑把机场0搬迁到樟宜的可行性。
我到过波士顿的洛根机场，对于让飞机升降噪音融入水中的设计概念留下深刻的印象。反观在巴耶利巴建造第二条跑道，；无异于让起起落落的飞机直接穿越新加坡市中心的上空。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研究了第二个做法，就是于1977年以前在樟宜建造两条机场跑道，结论仍然是，在巴耶利巴建造第二条跑道较为妥当。但是跑道一建成，我们就得长期面对噪音的问题。我要有关人员再次彻底评估整个计划，然后才考虑放弃樟宜。于是我委任有“推土机”之称，当时担任新加坡港务局主席的侯永昌，率领一个高层委员会负责这项任务。
1975年4月，我在华盛顿接获代总理吴庆瑞的来信，他说l 委员会相信樟宜第一条跑道可以在1980年完工，第二条跑道在1982年建成。巴耶利巴第二条跑道则最快要到1984年才能竣工，因为实龙岗河需要改道，河床也必须加固。那时候西贡和南越刚沦陷不久，随着共产分子的叛乱行动蔓延到整个区域，东南亚的经济增长步伐很可能放缓。但是如果凡事都往坏处想，反而真的可能应验。我反复斟酌了好几天。在樟宜兴建新机场得耗资10亿元，另外还得拨款4亿元，在1975至1982年间扩大巴耶利旧的搭客和空运处理设施。我给吴庆瑞回话，要他展开樟宜机场兴建计划。
以新机场那样的规模，一般要花上十年才能完成，我们却在六年内就把樟宜机场建好。我们拆除了好几百栋楼房，挖掘了数l 以千计的坟墓，清除沼泽地，往大海填土。1981年7月新机场开幕，成为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机场。我们注销了投资在旧机场的18亿余元，另外投下15亿元建造有两条跑道的樟宜机场。第二条跑道在1984年启用。
樟宜是岛国东端景色迷人的一隅。由东海岸驱车进入市区，走的是一条通行无阻长达20公里填土建成的全新高速公路，一边是美丽的海景，另一边是由鳞次林比的组屋和私人公寓构成的岛国风光。崭新的机场和那一段朝市区行驶20分钟，一路上令人心旷神怡的路程，让游客留下最美好的第一个印象――这是新加坡投资得最有价值的15亿元。樟宜机场使新加坡晋升为区域机场的枢纽。不过，竞争是激烈而没有止境的。更新、更豪华和拥有先进设备的机场相继在吉隆坡和香港落成。樟宜机场必须不断提升和翻新才能保持竞争力。
樟宜机场取得成功，有两个人功劳最大。侯永昌执行政策果敢坚决。他向我保证他的工作人员能及时完成任务，鼓励我把机场从巴耶利巴迁往樟宜。利用新加坡港务局的资源，在港务局首席工程师维吉亚勒南和当时备受看好的公务员林福山协助下，侯永昌说到做到。工程在林福山监督之下展开，他在1980年出任民航局局长。
1981年，我受邀为新机场主持开幕典礼，我请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侯永昌代我赴会，他的名字理应被镌刻在碑文上。
另一个有功的人是沈基文，他是新加坡常任秘书当中最精明的一个。他负责组织起机场的管理制度。许多富有国家通过聘用外国承包商建造了漂亮的机场，可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妥善地管理机场，让搭客能够快速顺利地通过海关和移民检查，领回行李，然后搭车进城去。要转机的话，搭客有休息的地方或消闲、办公的设备。
这一切樟宜机场都有――供休息的、沐浴的，还有一个游泳池，几个商业中心、健身室，以及一个让儿童学习科学知识和游乐的场地。身为新加坡民航局局长，沈基文把樟宜机场推上世界级机场的行列，使它几乎年年登上旅游杂志的评选榜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