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75年，市中心在繁忙时间的交通拥挤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我看过一份建议书，要求规定在繁忙时间内驶人中央商业区的车子必须付费，借此缓和市区内的交通流量。我请有关人员研究这个建议，发现的确可行。他们建议在通往中央商业区的不同人口处竖立高架闸门，提醒所有驾车人士，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驶人限制区，就必须在车子的挡风镜上展示有效的执照。我通过媒体鼓励民众广泛讨论这个计划，前后长达几个月。我们不断调整和改善有关建议，例如允许载有四个人的车子无需执照也能驶人限制区，敲定每日执照费为3元，买月票则便宜一些。新措施疏缓了繁忙时段的交通堵塞问题，公众的反应也令人鼓舞。
我知道这只是短暂的缓解。人们的收人正在逐渐提高，每年注册的车辆数目直线上升。我相信真正的对策是限制车辆总数的增长，使这个数字不至于超越公路的负荷量而造成大规模的交通堵塞。再怎么大量兴建地下通道、高架公路、高速公路，它们终究会被不断增加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
我提议规定人民必须先投标申请证件，才有资格购买新车，车子才有权使用公路。每一年发出多少份证件供投标，取决于公路的容量。我们估计当时的公路每年可以承受的车辆增长率为3％。交通部长把有关法案交给国会特选委员会，听取各方的意见。最后，我们决定采用的制度是，人们必须投标购买拥车证才能购买新车，有效期为十年。
措施实行后证实有效，全国车辆的年增长率被限定在3％之内。拥车证的投标价格起初偏低，不久后直线攀上天文数字。1994年，一辆2000CC以上的车子，拥车证价格超过10万元，还不包括其他各项高额入口税。拥车证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有意买车的人不断写信在报刊上争辩，指责汽车代理商和投机者操纵投标价格，使它不断攀高。在公众要求下，政府后来禁止汽车代理商以自己的名义投标，再把标到的拥车证转让给客户，同时规定所有拥车证不得转让。但是这些调整收效不大。
经济腾飞之际股市大起，投标价格相对攀高，反之则下跌，正如1997至98年间新加坡在经济危机打击下出现的局面。
经过不断的摸索，我逐渐意识到要使各个层次接受一个重要的计划，就必须先把构想提出来跟所有的部长探讨，让部长们有机会跟常任秘书和各级官员进行讨论。
集思广益后，我们再把建议交给负责落实的人员去讨论。类似交通系统这些对广大群众影响深远的计划，我就会通过媒体让人民公开发表意见。因此在决定兴建地铁之前，我们用一年的时间，让民众针对地铁系统胜过以专用道路实施全巴士系统的论点公开进行辩论。我们也聘请两家美国顾问公司给我们提意见。他们使我们深信，以全巴士系统解决问题将不如地铁来得理想，因为碰上下雨天，巴士行驶速度会放慢，导致整个系统出现堵塞现象，地铁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地铁并未降低人民的拥车欲求。拥车证和限制区执照制度虽然控制了需求量的增幅，却无法阻止这个数字年年攀高。我们在1998年推出电子公路收费制。现在，每辆车子都在挡风镜后面安装阅卡器，车子每次从设于市区要道的闸门下驶过，一定金额的通行费就会自动正确扣除，收费多寡取决于使用的路段和时间。科技让限制区执照制度得以改进并延伸到所有产生堵车现象的公路，该付政府多少费用现在视个人的公路使用量而定。既然如此，我们就能以最大的限度让想买车的人在不堵塞公路的条件下拥有自己的车子。
谨慎处理马来人课题但总还是有些敏感的课题无法提出来公开辩论，其中之一是如何处置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聚居在英国当年指定为“马来人聚落”和其他地区生活条件恶劣的马来居民。新马在1965年8月分家时，东姑表示愿意在柔佛州免费提供土地给那些感觉受遗弃的新加坡的马来人。没几个人接受他的献议。不过，隔离而居致使马来族群众被孤立，并产生不满情绪，因为这类聚落大部分是萧条地带，长年下来变成了贫民窟：简陋的木屋用锌板或亚答叶盖屋顶，屋子之间的小巷没有铺砌砖石，弯曲又泥泞。最令人操心的是聚居在芽笼士乃的马来同胞，加上甘榜乌美和甘榜是万岸的居民，形成规模最大的马来人聚落，总共有六万多人。那里没有自来水供应或卫生设备，生活条件恶劣，居民必须到小巷旁边的公共水龙头取水，自己用桶把水提回家或雇用挑水工人。聚居地区内没有电流供应，但是有一些私营者非法卖电。1965年9月，新马分家一个月后，我告诉那里的居民说，他们的陋屋十年内将全部拆除，芽笼士乃将发展成为另一个女皇镇，环境有过之而无不及。
女皇镇是新加坡当时最现代化的高楼住宅区。
我们没有食言。作为长远的计划，要重建新加坡，给每个人提供新住房，我们决定把华、巫、印和其他种族分散，使各族混杂而居，以免他们像过去受到英国人鼓励那样，重新聚居一处。徙置时，人们必须通过抽签的方式申请组屋。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另一场种族暴乱出现，我决定在芽笼士乃马来人聚居地修筑四条道路，布局就像威化饼格子那样，同时把小巷扩大，给那一带的街道装上街灯。在六七年的时间内，一大片贫民窟变成了九个小块。徒置计划的初步阶段在1970年2月展开，那是最棘手的部分。当我们宣布迁徙计划时，马来居民心理上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我们的马来议员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在政府官员和居民之间进行斡旋。报章和电台宣传政府为居民准备的赔偿配套和新住所。《马来前锋报》这时候已经停止在新加坡发行，因而无法在民间制造毫无根据的恐慌，就像它在1964年拿哥罗福徙置区大做文章那样。
在拆除工作中，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小伊斯兰教堂是最具政治敏感度的。每一座伊斯兰教堂，无论有多小，都有一群宗教长老和活跃分子组成委员会，负责收取税捐和捐款，作为维修的费用。就在我们准备拆除小伊斯兰教堂时，全体委员竟然占据伊斯兰教堂，不肯离开。在他们眼里，政府的行动是跟伊斯兰教为敌。1970年9月，我们的马来国会议员安排小伊斯兰教堂的委员和一般成员，在政府大厦我的旧办公室同我们见面，让他们向公共工程局和建屋发展局的高级官员表示他们的立场。
我们在马来议员的协助下，说服他们允许当局把旧的木建筑拆掉，并保证在原址附近兴建一座新的伊斯兰教堂。马来议员第二天连同新加坡伊斯兰教理事会（管理新加坡伊斯兰教社群的团体）的主席，在小伊斯兰教堂的群众进行星期五祷告之后，向其中200人发表演讲。马来议员拉末肯纳再度向群众保证，政府一定会兴建新的伊斯兰教堂来取代现有的。肯纳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前工会领袖，1964年在种族暴乱中被巫统领袖痛斥为“卡菲尔”或异教徒，但是他始终没有动摇。伊斯兰教堂的群众终于答应搬走。这起事件为马来人聚居地区内另外约20座小伊斯兰教堂的拆除和重建工程，铺平了道路。我们拨出地段给他们兴建新的伊斯兰教堂，也想出办法来筹集建造费。我把兴建新伊斯兰教堂的责任交给新加坡伊斯兰教理事会，并设立筹建基金，信奉伊斯兰教的工友每个月通过公积金捐献1元。这使得我们的马来群众感到自豪，因为他们用自己的钱来兴建自己的伊斯兰教堂。
要居民搬迁比较好办。按当初盖房子是否经过政府批准为根据，每户人家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赔偿，加上一笔350元的l “干扰津贴”。在那个年代，350元等于一个工人一个多月的工资。被迫搬迁的居民有搬到新组屋区的优先权，而且可以自由选择新居的地点。尽管有这些特别待遇，40户人家依然拒绝搬离住家，直到闹上法庭为止。
在芽笼士乃的道路终于完工，附近一带灯火通明后，有一晚我驾车经过那里，看到周围的治安和环境有明显的改善，心头总算放下了一块大石。继芽笼士乃之后，要结合其他马来聚落就容易多了。
尽管我们借抽签的方式把各族居民打散，却发现他们又重新聚居在一起。一旦屋主把现有组屋卖掉，能够购买任由自己选择的转售组屋时，同一种族的居民要不了多久便开始重新聚l 居。迫不得已之下，我们在1989年为同座组屋各种族居民的比l 例设限（马来族25％、印度族和其他少数种族13％），一达顶限，少数种族家庭就不能再申请购买同个邻里的组屋单位。
这个种族比例顶限限制了某些转售组屋的买主，导致这些组屋的售价被压低。
当同座组屋达到比例顶限的是华族家庭时，有意转售房子的马来族或印度族屋主就不能把房子卖给华族买主，这一来，组屋的售价必定低于市价，因为人数较少的马来族和印度族买主出价无法像占人口多数的华族买主一样高。虽然0如此，为了达到各族相互交融的大目标，这点小代价微不足道。
当年负责掌管建屋局的印度族部长丹那巴南和同样是印度族的律政部长贾古玛，还有身为阿拉伯裔马来人的环境部长麦马德，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如果任由各族回复同族群居，无异于开倒车，不进反退。其他的马来族和印度族议员也都认同这种看法，因此政策执行起来就顺利多了。
80年代大功告成后，我认定有必要修改选举法律，让几个候选人共同竞选两个或更多选区。内阁商议了很久，最后才把这件事带到国会辩论。三四个单选区合并为一个集选区，由三四个候选人合成一组，其中必须包括一个少数族群的候选人―
―印度人或马来人，大家一起竞选这些集选区的席位。没有这样的安排，作为多数种族，所有选区的华族选民十之八九会一再推选华族候选人为议员。在五六十年代，选民投选的是党的标志，候选人是什么种族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到了80年代，当人民行动党已经奠定主流大党的地位，人们普遍认为它会蝉联执政时，选民开始针对候选人多过针对政党来进行投选。他们宁可选择能够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跟他们讲同一种方言或语言，并属于同一个种族的议员。这一点，参加过竞选的候选人再清楚不过了。一个马来族或印度族候选人要打败华族候选人，虽说并非不可能，但也不容易。到头来，国会里如果连一个马来族、印度族或其他少数种族的议员也没有，那将是有害无益的。我们必须改变规则。集选区制度的一个好处是，华族候选人不能诉诸华族沙文主义，要是这么做，他们势必丧失占25到30％的非华族选民的票数。他们的集选区竞选组合必须有一个马来族或印度族成员来争取少数民族的选票。
另一个困扰着我的种族敏感课题是，论比例，较多马来学生的数理成绩一直比其他种族的学生差。我认为我们无法长久把不同种族在考试成绩中显现优劣高下的差别保密，让大家以为每个小孩都有相同的学习能力，跟种族没有关连，只要机会均等人人都有条件考上大学。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最终只会造成那些落后的人不满，怀疑政府并未公平对待他们。我在1980年向马来社区领袖剖白实情，以便采取公开而敏感的方式来解决马来人学业表现逊色的问题。我把过去10至15年间的考试成绩交给这些领袖，包括新闻界的编辑过目，特别指出学业表现的差距早在战前英国统治新加坡的时期就已经存在，这并不是如今才出现的新问题。
马来社区和传媒领袖起初感到震惊，等他们回过神来，我们邀请他们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共商对策。我告诉他们，调查显示，只要家长和学生受到激励而付出加倍的努力，学业表现总会l 提升15到20％。他们反应积极。马来领袖在政府保证给予支持的情况下，于1982年成立了伊斯兰教社会发展理事会（简称回理会），由马来社区、文学、文化团体的代表和行动党的马来议员联合组成。我们提供会所，每个月从每个马来员工的公积金户头中扣除5角来资助回理会，情况跟当初成立伊斯兰教堂筹建基金相似。随着入息水平提高，捐款逐渐增加到2元5角，政府则提供1元对1元的资助。
在制定影响马来人的政策之前，我总是先请教我的马来同僚，包括奥斯曼握和拉欣依萨。他们看事情都讲求实际。涉及伊斯兰教课题的时候，我也向耶谷莫哈末讨教。他在吉兰丹当过传道士，是一个有宗教修养的人，备受尊崇。麦马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也认为这是取得成绩的最佳方法。
这种成立以社群为依归的自助团体的做法，不是所有老一辈的部长都能够坦然接受的。其中以拉贾拉南反对得最激烈。他是个十足的多元种族主义者，不把我的计划看成是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而认为是在开倒车。家长是最能激励子女的人，但他不希望通过同族之间的自然感情联系来推动家长这么做，担心这样会助长同族凝聚的力量。
我虽然和拉贾拉南有同样的理想，希望能推行完全没有种0族之分的政策，但是我必须面对现实并交出成绩。经验告诉我们，马来社区领袖对马来家长和学生的影响，无论华族或印度族政府官员都望尘莫及。这些领袖深得民心，加上本身真心诚意关心落后者的福利，能劝服家长和学生做出努力。受薪官员不可能有同样的献身精神和冲劲来培养起如此融洽亲密的关系，以便成为家长和学生背后的推动力量。
华族社区领袖不可能深人到马来家长和学生当中。凡事一牵涉到家庭和种族自尊等个人感情层次的问题，就只有种族大家庭的领袖才能深人民心，说服家长和他们的子女。
回理会步上轨道之后数年，经过马来社区领袖孜孜不倦的耕耘，加上开办夜间课外补习班，总算有了成果。马来学生考试及格的人数逐渐增加，数学成绩的进步尤其显著。1991年，一群年轻的伊斯兰教大学毕业生成立了伊斯兰教专业人士协会，宗旨同回理会相似，但是运作独立，不依赖政府。吴作栋总理以财务资助给予他们鼓励。有了更多本族群领袖帮助成绩较差的伊斯兰教青年，马来族群的成绩有了进步。
在1995年进行的第三次国际数学与科学调查中，新加坡的马来学生取得比国际平均水平更好的成绩。在1987年，只有7％的马来学生考上理工学院或大学，到1999年增加了三倍，达到28％，而全国的百分比只不过提高了一倍。1996年，一名获得奖学金的马来女生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英文系。199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的一名马来学生，考取毕业班第一名，赢得一面金牌。另一名在同一年获得政府奖学金到剑桥大学深造的马来学生，考获物理系一等荣誉学位，进而攻读博士学位。19981999年度，南洋理工大学学生理事会选出一名马来学生担任主席。现在，我们的中产阶级中有越来越多马来族成为跨国公司董事经理、资讯科技顾问、科技起步公司企业家、外汇交易员、银行经理、工程师、律师、医生或商人，他们从事旅游业、饮食业、承包业、家具业或服装贸易等行业。
回理会取得成功，使印度社群在1991年成立印度人发展协会。第二年，华族社群成立了华社自助理事会，帮助成绩较差的华族学生。这些学生论百分比少于成绩差的马来学生，但是总人数比他们多。欧亚裔人士协会不久之后也效法。
以法治国法律纲纪提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架构。我是律师出身，服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才能正常运作的原则。但是，我在新加坡经历了日治时期，之后又有英军政府尝试恢复法治初期局势动乱的经验，因此对犯罪和惩罚问题采取务实而不是空谈理想的态度。
1951年，在新加坡取得律师资格后，我承办的第一起案子是为四个暴民辩护。
他们涉嫌在1950年12月穆斯林针对白人发动的“森林女郎”暴乱事件中，谋杀皇家空军部队的一个中士。我给四人洗脱了罪名，心里却对陪审制度给新加坡的实际价值留下很大的疑问。一组七人的陪审团，以多数票做出判决，罪犯很容易获得无罪释放。印度也尝试过推行陪审制度，结果不成功而废除。1959年，我出任总理之后不久，即废除谋杀案以外一切刑事案的陪审制度。保留谋杀案的陪审制度是为了配合马来亚当年的司法制度。到1969年新马分家以后，我请律政部长埃迪‘巴克在国会提出动议，把谋杀案审讯的陪审制度也废除了。当年在新加坡名声最响亮的刑事诉讼律师马绍尔，在国会特选委员会听证会上宣称，由他进行辩护的每100起谋杀案当中，最终宣判无罪的多达99起。我问他是否相信那99个无罪释放的当事人被错误提控，他回答说自己的职责是替他们抗辩，不是去裁判他们。
《海峡时报》一名法庭记者观察过多次陪审制度的审讯，他也向同一个特选委员会供证说，迷信的观点，加上一般人都不愿意对重罚判决，尤其是死刑负责，结果造成亚洲陪审员很不愿意给罪犯定罪，反而选择让罪犯无罪释放或只判以比较轻微的罪名。这名记者说，只要陪审团里有怀孕的妇女，他猜得出谋杀罪名绝对定不了――否则孩子出世会受到诅咒。法案通过，陪审制度废除了，陪审员的情绪捉摸不定导致案子误判的事件从此减少了。
亲眼看过了日治时期人们在艰苦严酷的环境里的所作所为，我无法接受说罪犯是社会体制下的受害者的这种论调。那时候的刑罚严厉之至，即使是在1944至1945年那种吃不饱的年代里，白天不上锁，夜间不闭户，也没有窃案发生。那种阻吓作用非常有效。英国人过去在新加坡也以九尾鞭或藤条为刑具。战后，他们废除鞭刑，（以藤条执行的）答刑则保留下来。我们发现处以答刑比处以长期徒刑，更能发挥威慑的作用，于是规定凡与毒品有关，或走私军火、强奸、非法人境或破坏公物等罪行，一律处以鞭答。
1993年，一个15岁的美国学生迈克菲和他的一班朋友，肆无忌惮地破坏公路交通指示牌，在20多辆轿车上喷漆涂鸦。被提控后，他在庭上认罪，辩护律师代他请求法官从轻发落。法官宣判鞭打6下、监禁4个月。这起案子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美国媒体对自家男孩将在新加坡被残酷的亚洲人剥下裤子鞭打勃然大怒，闹得满城风雨，还劳动了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恳请王鼎昌总统赦免这个少年。新加坡陷人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只因为犯错的是美国少年，这一鞭就打不下去，那么对违法的国人，我们又怎能施以鞭刑呢？
在内阁讨论之后，吴总理最终劝请总统把鞭刑减至4下。
美国媒体还不甘心。但是并非所有美国人都不赞同新加坡严惩破坏公物的人。
迈克菲事件成为新闻焦点期间，小女诗玲在新罕布什尔州超速驾驶，碰上警察，对方向她大闪蓝色警灯，她没停车，结果被捕。就在警员把她送往警局扣留的途中，她在问话时回答说自己来自新加坡，还认定对方必会为了迈克菲事件而对新加坡不满。对方却说，这个男孩活该挨鞭，然后就把她载回去领车子，还祝她一路顺风。
迈克菲挨了4鞭后返回美国。据美国报章几个月后报道，这个少年一晚醉酒夜归，把父亲推倒在地，两人扭打成一团。一个月后，朋友在他嗅吸丁烷时点燃火柴，结果他被严重烧伤。他承认自己早在新加坡的时候，就已经是个丁烷嗅吸者。
这种种措施使新加坡治安良好。新加坡被世界经济论坛的〈199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书》列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并被形容为“团伙犯罪不会严重损害公司营业”的国家。同样在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新加坡也被推选为最安全的国家。在这里，“人民都信心十足，认为个人的生命和财产有所保障”。
向资讯科技逐步迈进数码革命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由它衍生出来许许多多的产品，使所有要成为主流中的一分子的人，非得通晓电脑和互联网不可。
我是早期对电脑用途充满热忱的人之一，当时电脑已逐渐成为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因素。1973年，长子显龙在剑桥大学完成数学荣誉学位二级课程，我建议他在第三年改修电脑科学的研究生课程。我的看法是，这门课程在计算和储存数据方面非常管用。我也要求公共服务委员会为成绩出众的学生，提供修读电脑研究生课程的机会。张志贤是受益者之一，他在1997年以教育部长的身分推展了一个大规模的计划，让教师用电脑作为教学工具，每两个学生合用一台电脑。
我在1984年决定让政府部门通过“财路”转账系统支付所有雇员的工资。许多文员和工人宁可领取现款，说是不希望让他们的妻子知道他们赚多少钱。面对这些反对的理由，我给这些雇员在邮政储蓄银行开设了储蓄户头，让他们利用自动提款机提取现款。因此，每月两次的发薪日到来时，不必再劳动警员护送要发给雇员的现款。私人企业界随后效法，我们于是进一步鼓励人们通过“财路”支付税款和执照费。
虽然我率先推动早期的电脑化运作和电子转账付款制度，我自己却没有使用电脑的习惯，尽管电脑已经普遍使用开来。叨年代中期，年纪较轻的部长以电子邮件互相通信，我却把电邮打印出来，然后用传真方式回应。
感觉被“冷落”后，我在72岁时决定学用电脑。这对年老一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花了好多个月的时间才能独立使用“微软文书”软件和电邮，不必经常麻烦秘书。即使过了好些时候，我还是会因为按错了图标而弄丢了整个文件，又或者被电脑指责“进行非法操作”，面对电脑关机的威胁。在办公室里有秘书帮我，在家里出了问题，我就拨电话向显龙诉苦，然后由他一步步在电话上指引我找回花了好长时间准备，却被弄丢了的心血之作。再不成功，就得等到星期日才能找显龙来帮我搜寻电脑硬盘里的资料，找寻失踪的文稿，或帮忙解开其他谜底。一年多后，我才算步上轨道，获益的地方包括在撰写这部著作的过程中，能在个人电脑上轻易修改或重组句子和段落。现在出远门，没有膝上型电脑来阅读电邮，对我来说已是万万不能的了。
大法官和总综为宪制要职如大法官和总统挑出合适的人选，是至关重要的事，选择错误有可能会使国家蒙羞多年，带来没完没了的问题。要断定谁的本事最大，比预测谁的人格能不负所托来得容易。我跟大法官和总统都是多年深交，早在两人接受任命之前，我们就已经相识。结果，一个成了无懈可击的成功例子，另一个则是不幸的意外――一个原可避免的差错。
大法官是司法规范的确立者。1963年8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前夕，最后一位英籍大法官艾伦。罗斯爵士荣休，好让我推选第一位新加坡籍的大法官。为此我四处物色，要找一个社会观不至于跟我抵触的人。最重要的是大法官处理事情所依据的没有说明的大前提，以及他对一个好政府的目标的了解。
我和艾伦爵士有过一次难忘的交谈。60年代初，几个参与暴乱的共产党人即将在新加坡法庭受审之际，我担心审案的英籍法官可能对当时的政治情绪欠缺敏感，于是要求同大法官会面，并向他解释，要是真的出现这种情形，政府恐怕会被指控为英国政府的走狗。大法官椰榆地看着我说：“总理，我在锡兰当大法官的时候，必须代锡兰总督管理政府，当时局势动荡不安，他又不在。你大可不必担心会陷人尴尬的境地。”他完全了解具备政治敏感的必要性。
经过相当谨慎的考虑，我推举黄宗仁出任大法官。他当时是英国总督所委任的高等法院法官，出身中产阶级，跟我一样毕业旧剑桥。他信仰天主教，反共，重法治。艾伦爵士推荐他，说他够坚定，有办法维持法庭的纪律，能使全体司法人员服从他所制定的规范。
一直到1990年，黄宗仁才以72岁的高龄卸下大法官的职务。我延长他的任期，让他在历岁的退休年龄之后继续担任大法官，因为合适的接班人还没有着落。黄宗仁对法律了如指掌，在法庭里威严十足地审理新案和上诉案件。他属于英国殖民地时代的典型大法官，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审判工作和最高法院的运作上，对初级法庭或整个司法制度的运作不太在意。由于诉讼案激增，高庭。初庭都堆满案子。高庭的司法轮子缓慢转动，工作越积越多，案件往往要花上四到六年的时间才受理。大部分案件由初庭处理，运转几乎一样缓慢。
早在1988年，我就决定在1990年底卸下总理的职务。我知道接班的吴作栋跟法律界没有什么关系，要他决定合适的大法官人选恐怕会有困难。于是我在卸任前着手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挑大梁。我分别跟每一位法官会面，要求他们按功绩依次列出他们心目中的三个人选，但不包括自己。然后我又跟每位法官一起逐个评点法律界的人物。我们也考虑来自马来西亚的杰出律师。四位法官――AP拉惹、古玛拉三美、邓立平和陈锡强推荐杨邦孝为首选，给予他最高的评价。
杨邦孝当时在新加坡规模最大的银行华侨银行担任主席。1969年的吉隆坡种族暴乱过后，他放弃律师楼资深合伙人的地位，离开业务蒸蒸日上的律师楼，跟家人一起迁居新加坡，在这里一家新开业的商业银行担任主席。
我们在剑桥法学院同窗三年，他的功课怎么样，我很清楚。1946年第一个学期的课程我没上，于是向他借了听讲的笔记。那些笔记完整而井井有条，为我提供了清楚的课程概要。六个月后，1947年6月，我在第一年的法律考试中名列前茅，邦孝也一样。我们俩回国后仍保持联络。60年代末，他受新马两地政府委任为新马合资联营的马新航空公司的主席。华侨银行在1981年让他借调到负责管理和投资新加坡储备金的政府投资公司，在那里当董事经理。我在那个时候跟他恢复过去的密切来往。讲解某项投资的不同选择方案时，虽然他会表明个人的偏好，但是对每个方案的介绍却都同样透彻周详，一丝不苟，谨严公正。这是担任司法人员的重要品质。
我在1976年向他献议，请他出任最高法院法官。他当时是华侨银行的副主席，婉拒了这个献议。1989年，趁着同他共进午餐时，我请他考虑出任大法官。我向他游说，指出他已经登上新加坡最大银行的最高职位，在那里付出心血只能让数千名雇员和更多股东受益。出任大法官的话，他却能使执法工作追上时代，造福整个社会和新加坡的经济。如果他答应的话，就必须先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一年，重新融人法律界，然后才能出任大法官。他要我给他时间考虑。要是答应了，他的生活方式就会发生变化，还要蒙受金钱上的损失。他在银行支取200多万元的年薪，当法官的年薪却少于30万元，等于银行薪水的七分之一。考虑了一个月之后，他接受我的献议――是责任心驱使他这么做。新加坡给了他第二个家。
1989年7月1日，我委任他为最高法院法官。1990年9月，黄宗仁大法官退休后，我正式任命杨邦孝为大法官。他在日治时期和马来西亚种族暴乱期间吃过苦头，对通过司法维持社会秩序有强烈的看法。他对多元种族社会的看法，对于应该怎样去培养和治理这种社会，对处于这个区域的这样一个社会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法治的问题，跟我的见解没什么不同。
他明白要挑起新的工作重担，从最初级的法庭到最高法院，那些过时的办事方法必须废除，重新制定新程序，才能迅速处理一切案件。我建议他亲自到初庭走一趟，并同推事、地方法官一起坐下来，听他们汇报工作情况，以便掌握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评估他们的能力，抓紧制度的运作，并招揽更多人才。司法界必须重建工作纪律。有些律师向我投诉说，一些推事和地方法官把车子停放在限制区外围地带，以避免支付繁忙时间收取的小额收费。等限制时段一过，他们就休庭把车子开入市中心。司法制度的纪律不严，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证明杨邦孝是个出色的大法官。他为全体法官提供领导，为法律界开创了高尚的新风气。“不消几年，他改革了法庭和司法程序，使制度赶上时代，搁置待理的工作和案件因此减少，候审案件也更快得到处理。他修改条规和惯例，防止律师利用这类条例拖延案件的审理工作或使得审讯展期。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诉讼案，他建议委任更多的最高法院法官，同时根据工作量聘用更多的司法委员（执行法官职务的资深律师）。他挑选人手的方式公正而有系统：先同被视为法律界佼佼者的人会面，从中初选20个，然后请教当时在司法界服务的每一位法官和司法委员，参考他们对这20个人的看法――整体上的正直感、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和”司法方面的脾性“等等，接着才向总理推荐。
至于上诉庭法官的人选，他要求每一位法官和司法委员，从同行当中推荐两个他认为最适合的人，但是不包括自己。杨邦孝最终推荐的两个人选是他们同辈所一致认同的。所有法官和资深律师都清楚他挑选人手的方式，这种方式促使全体法官和司法委员的地位和声誉得以提高。
他把资讯科技引人法庭，以便工作加速完成。律师现在大可以利用电脑把诉讼文件提交法庭并寻找资料。到1999年，新加坡的法庭闻名遐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法官和律师，都慕名前来考察杨邦孝的改组成果。世界银行向其他国家推荐这里的初庭和高庭制度，作为它们学习的典范。
世界评级机构也给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打了高分。在90年代，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出版的《世界竞争力年报》，年年在“社会人士对司法公正的信心”这一栏，把新加坡列为亚洲国l 家之首。1997至1998年，新加坡名列同一栏目的全球十大排名榜，领先美国、英国、日本和大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1995年，香港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开始评价亚洲国家的司法制度，就这方面它一直把新加坡排在亚洲榜首。
在挑选总统的人选方面我就没有那么幸运。我从1954年起就和德万。奈尔共事，并于1981年在国会提议推选德万。奈尔怕任总统。1985年3月15日下午，有人告诉我德万。奈尔出访东马沙捞越州的古晋时行为怪诞，令我十分惊愕。沙捞越的州政l 府医生在3月14日拨电通知德万。奈尔的私人医生JA淡比雅，要他把行止有异的总统接回国。德万。奈尔对每个女人都显得情不自禁，包括在车里陪同他的一位副部长的夫人、宴会上的女士和照顾他的护士等。他对她们不规矩，向她们提出猥亵下流的要求，抚摸和非礼她们。淡比雅医生通知了新加坡医药总监之后，立刻飞往古晋，结果在那里发现德万。奈尔已经崩溃了，不l 能自已。他在3月15日陪同总统一起回国。
当天晚上九点左右，我在总统府的寓所会见德万。奈尔夫人。我带着内人芝一起去，因为她和德万。奈尔夫人相熟，由她帮我向德万。奈尔夫人披露这个不愉快的消息。第二天我通知内阁，文件说：“德万。奈尔夫人听说德万。奈尔在古晋行为不检而且精神崩溃后，态度镇定，勉强压抑住心中的厌恶和愤怒。她告诉我和内人，德万。奈尔已经变了，说他时不时狂饮，而且过去几个月来，每天晚上都灌下一瓶威士忌。她每晚提早把佣人打发回去，就是为了不让佣人知道他喝得烂醉如泥，并经常在这种情况下殴打她。她早料到这样的事情会在沙捞越发生，所以拒绝同行。
“在出访沙捞越之前的几个星期，德万。奈尔常常一个人驾车离开总统府。他戴上假发乔装改扮，在没有保安人员或司机的陪同下，独自前往会见一个德国女郎。
有一天早晨，德万。奈尔夫人在他彻夜未归之后，到樟宜别墅去查看，结果发现了空酒瓶、沾上唇膏痕迹的酒杯和一些香烟。德万。奈尔也曾带那个德国女郎到总统府的寓所共进晚餐。当德万。奈尔夫人进行规劝时，两人大吵起来，他还出手打她。
他狂饮起来就控制不了自己，无法抑制自己的脾气。”
新加坡七位最杰出的专科医生给德万。奈尔进行检查和治疗，最资深的一位是心理医生R 纳古连德兰，他在3月23日的一l 份报告中写道：“他（德万。奈尔）酒精中毒，特点是：喝酒多年，间。歇性地不断狂饮，对酒产生心理上的依赖，时不时丧失记忆力，间歇性地产生幻觉，性无能，性格改变，以及婚姻和谐受到破坏。”
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被控以任何罪名。万一总统在受酒精影响下驾车撞死人，肯定要引起公愤。内阁几次开会讨论事态的发展，最终决定非要他在出院和恢复活动前辞职不可，否则国会将不得不废黜他。元老级部长，尤其是拉贾拉南、巴克和我，为必须把高居如此显赫地位的老同僚罢免而苦恼。对德万。奈尔家人的处境，我们感同身受，但最后还是觉得别无选择。让他继续留5任只会带来更多害处。
待德万。奈尔情况稳定下来，能够明白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时，我和拉贾拉南在3月27日到新加坡中央医院去看他。他犹豫了一阵子，然后答应自动辞职。
第二天，也就是28日，德万。奈尔写信告诉我：“大约一年前，我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酗酒者。从那个时候起我才开始隐瞒真情。偶尔想向你吐露真情，但总是临阵退缩。最后一次几乎就要向你告自，是大约两个星期前在我的办公室同你见面时，当时我尚未启程到古晋。我错过最后一次吐露真相的机会，结果毁了自己。”
两个星期后，德万。奈尔在另一封写于4月11日的信中说：“此外我还记得其他一些事情，包括启程到古晋之前两个星期在新加坡发生的一些怪诞行为。不过令我感到可怕的是，我无论如何都记不起大部分关于我在古晋如何行为不检的报道的内容。然而它们必定是真实的，因为有几个目击者出面证明我做过那些事、说过那些话。令我更加感觉混淆的是，至少有两个场合我记得很清楚，而报道所言跟我的记忆有出人。我不是一个爱说谎的人，可当时又有目击者。或许其中一些目击者在撒谎，我是倾向于这种看法的，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撒谎。以前人们总爱说某某人中邪，难道我是鬼上身了？又或者是‘化身博士’在作怪？
“也许是脑袋受创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我的脑功能一定是损坏了，损坏到什么程度尚待分晓。损坏的部分有多少能够治愈或恢复，同样要日后才能知道。”
我有两个角色得扮演：第一、身为总理，我有责任保护总统职位的尊严和新加坡的声誉；第二、作为他的私交，我希望能挽救他。他在医院住了几天，过后我们把他送到樟宜别墅，协助他戒酒。他坚持要到印度“静修”打坐，以印度教的方式治好自己。我不认为那种方法会使他复原，于是敦促他接受治疗。经过拉贾拉南、巴克和另外几个老朋友，包括当年在职总便和他交情甚笃的SR纳丹（后来出任新加坡总统）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告之后，他总算答应到美国的卡伦基金会接受治疗，一个月后似乎痊愈了。
德万。奈尔坚持要我们发给他养老金。根据宪法，总统无权享受任何养老金。
内阁决定基于人情拨出一笔养老金给他，条件是他必须不时接受政府医药小组的复诊。巴克同德万。奈尔谈妥条件，并在国会提出有关决议。待国会通过之后，德万。
奈尔又回绝，并否认曾答应接受有关条件。政府始终没有收回条件，德万。奈尔因此老羞成怒。
一年半以后，他在《远东经济评论》1987年1月29日刊发表的一封信件中，说自己从来都不是个酗酒者。卫生部常任秘书把一封写于1987年2月14日的信寄给德万。奈尔和《评论》，上面有七名在1985年三四月负责处理德万。奈尔病情个案的医生的签名，他们证实对德万。奈尔的诊断结果是酒精中毒。从未有医生对这个诊断结果提出相左的意见。
1988年5月，德万。奈尔插手前副总检察长萧添寿被调查一案。后者承认获得美国国务院官员保证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庇护。德万。奈尔抨击我说，这跟我在马来西亚对抗马来极端分子时，争取国际支持的做法无异，言下之意是，当年如果遇上麻烦，我也会逃离马来西亚。德万。奈尔拒绝撤销他的指控，我于是提出诉讼，并向国会提呈报告，包括德万。奈尔酒精中毒的有关文件。
这些文件发表后，德万。奈尔离开新加坡，至今不曾回来。过了11年，他在加拿大接受访问时说，医生对他诊断错误，并指责我吩咐医生给他服用迷幻药，使他看起来像个酗酒者。诚如纳古连德兰医生所警告的，他会出现“性格改变”的现象。
在委任德万。奈尔担任总统方面，我错在没有调查清楚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一切妥当。待他崩溃了，我向在职总跟他关系最亲密的友人之一何思明询问。也是议员的何思明证实德万。奈尔在国会委任他出任总统以前就有狂饮的现象。我问他为什么从来没有提醒我，他回答说德万。奈尔从来没有因此昏迷过。要不是因为何思明愚忠而没有提醒我注意存在这样的风险，我们大家就不必经受那么多的痛苦和难堪。
不过总的来说，德万。奈尔在现代化的新加坡的建国历程中功不可没。60年代共产党人抨击行动党，他挺身为我们辩护；也是他倡导现代化的劳工运动，使职总成为举足轻重的新加坡经济建设的伙伴。
15、新马关系风云变幻
1966年3月20日，新马分家八个月后，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来到新加坡访问。我到靠近植物园的联邦大厦同他见面，在那三个小时里，我们交谈，吃了顿中式晚餐，看电视，然后继续交谈。在场的还有他的夫人和马来西亚最高专员扎马阿都拉迪夫。
这限东姑谈公事的一贯作风。除了他最挂心的事，他也谈了好多其他的事情。东姑打算在最高元首登基后休假，因此建议新加坡的部长和他的部长在4月间一起到金马仑高原去打高尔夫球。到时双方就可加深彼此的了解，所有的难题也自然能随之解决。他希望我们能回复过去那种轻松自如的关系，以缓和非马来族和马来族之间的紧张气氛。我告诉他4月不太方便，我得到伦敦和斯德哥尔摩走一趟。6月也许较理想。用晚餐时，他婉转地发出威胁，轻描淡写地在话语中提醒我，新加坡的命运操纵在马来西亚手里，新加坡必须跟马来西亚密切合作。他质问我为什么阻止失业的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找工作。我解释说，我们不可能大开门户，毫无节制地让外国人拥到新加坡来讨生活。然而吉隆坡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会对新加坡的经济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已经指示联邦工业发展局在吉隆坡、恰保、按城和新山发展新兴工业。新加坡既是个大城市，这么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只能耐心地跟他解释，让他知道新加坡没有责任照顾失业的马来西亚人，我们也有自己的失业人民等着我们帮忙找工作。
他向我抱怨杜进才和拉贾拉南，指责他们发表批评马来西亚的演讲。我告诉他，我那些来自马来亚的部长们，对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仍然怀有感情，他们难免会表现出马来亚人似的反应。他们需要时间来接受自己如今已是新加坡人，是属于另一个分隔独立国家的人民。东姑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和不耐烦，他老实不客气地说：“他们最好快点认清这一点，这是我不能够容忍的。这些人别有居心。拉贾拉南效忠的对象还可能是印度呢。”东姑错了，虽然拉贾拉南出生于锡兰（如今的斯里兰卡）的贾夫纳，但他却是全心全意地效忠马来西亚的。
离开之前，我在大门停下脚步说，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工作关系，为谋求双方的利益而合作。这是极其婉转地暗示他，新马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快乐的日子了，在那个时候，新加坡为了寻求合并总是低声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