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面孔（出版书）》
作者：徐涛
内容简介：
全书选取容闳、梁启超、陈天华等九位近代知识分子，通过其求学抉择、职业发展与情感困境，剖析变革时代知识群体的共同命题。案例包括孔祥熙的家族兴衰、顾维钧的外交博弈及杨步伟的性别突破，揭示历史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的决策逻辑。书中将个体经历提炼为长线思维、谈判智慧等现实模型，突破传统史观对“一线人物”的侧重，为当代读者提供具象化历史参照。
序言 写给喜欢历史的朋友
容闳的使命：入海的第一滴水
播种者梁启超：以今日之我战昔日之我
蹈海而去陈天华：被自卑“绑架”的一生
蒋百里的“长线思维”：做人还是做事？
孔祥熙的助力与阻力：望族里飞出凤凰男
吴宓的坚持：不合时宜的天真
唐绍仪的孤独与坚守：生不逢时的谈判专家
顾维钧的“二八法则”：职业外交家崛起
“先锋女性”杨步伟：通往幸福的终极答案
参考文献
序言
写给喜欢历史的朋友
历史总是以一种睥睨众生的编剧视角看着这山河大地风起云涌，更迭换代。西方世界有一句著名的谚语：“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背后潜藏的规律与秩序总是相通的。你若愁苦，不知路在何方，且尽管去历史里寻一寻，看一看。
但这浩如烟海的历史，从何读起是个问题。从小上历史课，我常常产生一种感觉，历史书上用浓墨重彩描写的那些一线大咖，他们的人生都有如神助，充满了传奇色彩，其经历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可是，仔细体会，我又觉得他们的人生实在是离我太遥远了，这些内容除了能够作为谈资，熏陶一下自己的大历史观，又能给我的人生以什么启发呢？
另有很多重要人物，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上所占的篇幅比那些过往圣贤、开国元勋稍短一些，他们的功业未必是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但是他们也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故事似乎更接地气，他们有着寻常人的选择、普通人的烦恼，他们的求学进取、儿女情长、人生选择往往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贴合实际的启发。但遗憾的是，在一般的历史教科书当中，这些人被简化成了一个个的知识点，变得七零八碎。
后来，我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工作，因为兴趣，也因为教学需求，着实花了很多精力去仔细研究这段历史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得一个个在我脑中曾经模糊的身影开始变得立体丰富。
中国近代历史是一段苦难史，也是一段中国人民不断探索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求新求变”贯穿整个时期，其中涌现了很多思想，很多方案，很多人生选择。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没有什么“做人的道理”或“心灵鸡汤”比一段鲜活的人生经历更能给人带来思考和启发。我本人在学习这些的过程中获益良多，因此我把这些人的故事讲出来，把自己的思考整理出来，希望能够给青年朋友们提供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
落笔还是有些惶恐，我所整理的史料在历史学研究当中如沧海一粟。我能做的，只是从一个历史老师的角度真诚地为大家梳理对我们的成长有价值的历史片段。我精挑细选了9个历史人物，他们的教育观、幸福观、金钱观、家国情怀、历史担当，大致可以拼凑出近代历史的思想剪影。
这本书的出版，是我和考研同学们的一次约定，也是对我们共同奋斗过的时光的一个见证，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汲取这些历史人物的智慧，能有更多的勇气去面对自己有无限可能的人生。
容闳的使命：入海的第一滴水
如果你想造一艘船，
你先要做的不是催促人们去收集木材，
也不是忙着分配工作和发布命令，
而是激起他们对浩瀚无垠的大海的向往。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1835年，容闳年满7岁。
在接受了邻居的建议后，容闳的父亲带他去了澳门。这位生活在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的中国普通农民决定让儿子到教会学校念书。
容闳一进校门，就被引到郭实腊夫人（Mrs. Gutzla）面前。这位英国传教士的妻子在容闳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清楚地记得，见到她的一刹那，自己惊愕至极，吓得全身发抖，恐惧地拽着父亲的衣襟不放——毕竟，才7岁的容闳从未见过“这般模样奇特的人和如此怪异的服饰”。面对这样一个人和周围的陌生环境，他感到茫然无措。
然而，一个崭新的世界已经展现在他的面前。
到容闳晚年时，他仍旧不太清楚，父母当初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送自己去教会学校。
在自传中，他分析道：他们应该是预料到中外交往的巨大浪潮，送儿子去学习英文，说不定能让他成为一名高级翻译，进而获得一个跻身商界和外交界的机会。
毕竟，他们家已经有了一个念私塾、将来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长子，那么容闳或许可以成为那个让家里富裕起来的儿子。
他父母的这个决定意义重大。
要知道，那可是1835年。距离林则徐“开眼看世界”还有5年，《海国图志》也还要7年后才能问世。今天的历史教科书指出，以林则徐为起点，中国人才开始理解和接受西方文明，而且这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然而，在那个广东的小渔村里，容闳的父亲却已经送儿子去西洋人的学校念书了。这已经不是“开眼看世界”了，这就是“亲身去西方世界体验”。对于容闳的父亲来说，这个决定似乎是那么自然，他的心里完全没有对中国传统礼教文化的顾虑。
他可能只是想把儿子引向“富豪”之路，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决定竟成就了一位开启中国历史新篇章的先驱。
而7岁的容闳更不知道，自己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起点。在未来几十年，他用“机器母厂”的理念打动曾国藩规划成立当时中国最大的机械厂——江南制造总局；他的幼童留美事业，培育了詹天佑、唐绍仪等人。在他身后，站起了更多受他感召的人，比如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
而他7岁时，作为“入海的第一滴水”，将率先融入大海，成为亲身感受西方文明的第一人。
他和他身后的“水滴”，将掀起滔天巨浪。
起锚
1847年，容闳在西洋的教育氛围中已经浸润了12年。
然而，这12年间却充满了坎坷与波折。
1839年，郭实腊夫人的学校因故解散，容闳只能回到南屏等待机会。可祸不单行，就在他失学期间，他的父亲撒手人寰，孩子们必须承担起养家的重担。
容闳一度以兜售糖果为生。他每天清晨3点起床，晚上6点才能回家，一天能赚2角5分。季节一过，没人熬制糖果了，他就去跟着农民拾取稻穗。在稻田里，他给农民们背诵了两遍26个英文字母，换取了一大捆他和姐姐都拖不动的稻谷。当时的容闳做梦也没想到，他所学到的一知半解的英语知识竟会这么早地派上用场。
此后，他在一家印刷所里做了4个月的折页工。这时候，一名英国医生找到了他。医生受郭实腊夫人临行前的委托，费尽心思找到容闳，带他去见了马礼逊学堂的教师塞缪尔·罗宾·布朗（Rev. Samuel Robins Brown）。
在这里，容闳得以继续自己的学业。他聆听着美国老师的教诲，感受着西方文化的活力，心中对那个遥远世界充满了向往。
当他的老师布朗先生宣布要召集学生赴美深造时，容闳第一个站了出来——梦想的机会就在眼前，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穿马六甲海峡、越印度洋、绕好望角，横渡大西洋，1847年4月12日，容闳在纽约登岸。多年前，容闳写过一篇文章——《幻游纽约之上溯哈德逊河》。那时，他从未想过自己真能有机会站在这座城市的土地上。在自传中，他说自己在那一刻就意识到：“吾人之意想，固亦有时成为事实，初不必尽属虚幻。”即有时候，我们的幻想有成为现实的可能。
布朗先生将他们安排进了当时新英格兰著名的预备学校——蒙森学校（Monson）。在那里，容闳开始接触爱迪生、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狄更斯、司各特、麦考莱、莎士比亚等大文豪的作品，以及当时流行于英国中产阶级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s）。
在进入学校的第一年，容闳并不认为自己将进入大学学习。布朗先生帮他筹集的资金只够他在美国学习两年。
但很快他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他同和他一起随布朗先生到美国学习的同学黄宽开始商谈留学期限结束后的计划。他们决定留在美国继续深造。但问题来了：学习费用由谁来负担？
他们在香港的资助者给了一个答复：如果容闳与黄宽希望在完成两年学习以后继续深造，且愿意前往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完成一门专业课程的学习，他们便乐意继续资助。
这是一个慷慨且善意的建议。经过一番考虑，黄宽决定接受这一建议，并于1849年年底去了苏格兰。但容闳却不想离开美国，他想去耶鲁大学——他刚抵达美国时参观过的学校。
蒙森学校董事会认为容闳可以申请学校资助贫困学生的应急基金。但这一基金规定森严，受领者必须签订誓约，毕业后担任传教士，回中国传教。
平心而论，董事会给出的条件还是挺优厚的——既没有扣押毕业证，也没有要求用今后的工资还助学贷款。
考虑到容闳当时的处境，没钱，没工作技能，没有对口专业，谋生都是问题，而教会提供的条件能保证他有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不光将来衣食无忧，还能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但容闳最终拒绝了这份资助。
我特别反对把这种“拒绝”解读为清高或者是看不清现实情况，又或者是看不上这个机会。我更愿意把这次“拒绝”理解为：他的目标实在是太清晰了，一切与其方向不一致的选择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美国读预科的这几年，他亲身体验到当时美国的朝气蓬勃、繁荣富强。他已经清晰地知道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教育救国”。他要让更多的中国人有机会到美国来接受教育。当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智、有道德的人时，这个国家怎么能不好？如果容闳以传教士的身份回国，那就不是宣传教育而是布道了，难不成他要培养一大批传教士去救国吗？
予虽贫，自由固所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况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福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
他对董事会陈述说，他需要行动上的完全自由，以便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谋福利。传教士布道并非造福国家的唯一选择。这种性质的誓约，将会妨碍他利用中国所提供的条件去为中国服务。
他清楚地意识到“独立”的重要性，他需要一个自由开放的身份去和更多人接触，换取他们的帮助，共同完成“教育救国”的梦想。
后来，
在曾国藩看来，他是见多识广的得力干将。
在詹天佑、唐绍仪看来，他是通向新世界的领路人。
在谭嗣同、梁启超看来，他是社会改良者的精神导师。
身段可以柔软，身份可以多变，使命却始终如一。
理想太宏大，使命感太强，这就注定了他走的路会非常坎坷。他放弃教会的资助，决定自己靠勤工俭学支撑学业。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显然是一个妄念：没学历、没专业、没人脉，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支付高昂的学费？
多亏他的老师布朗先生积极奔走，在他收拾铺盖卷儿回国前帮他找到愿意出资的慈善机构，不然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有惊无险的故事往往既包含着偶然也包含着必然。容闳最终获得了慈善机构的资助是偶然，但是容闳内心对目标的执着笃定，似乎又必然使他成为那个值得被关注、值得被扶持的人。
扬帆
在耶鲁大学的那几年，容闳过得很是艰辛。
“他当时隐约感到还有其他事情正等着他去做，也知道自己做了一个将付出极高代价的决定。”他的朋友约瑟夫·特维切尔（Joseph Twichell）牧师于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肯特俱乐部（Kent Club）发表演讲时说道，“他在整个求学期间一直在与贫困做斗争。”
我们可以看看大学期间的容闳有多忙碌。为了保证学业不落后，他一度天天学习到夜里12点。大学二年级时，他开始担任一个食品俱乐部的管理员，负责采购，也做食堂服务员的工作。同时，他担任了两年“兄弟联合会”（Brothers in Unity）的图书管理员，专管“兄弟联合会”的书。他还是两个俱乐部——一个辩论俱乐部和一个划船俱乐部的成员。
他一度是耶鲁大学的“局外人”。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容闳还穿着长袍，拖着长辫。但很快，他就把这两样都扔掉了。这在当时的国人看来已经是最大逆不道的举动了。然而，这些举动在容闳这里显得格外自然。他很快就融入了学校，成了耶鲁大学的风云人物，多次荣登全校光荣榜。
据特维切尔牧师所说，容闳毕业是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大事。很多人跑去耶鲁观礼，就是为了看看首位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按当时的美国法律，容闳已经足够有资格加入美国国籍。事实上，确实有很多人劝他留在美国。但他放弃了——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教育救国”的使命，已经在心中落定了。
他的同班同学卡罗尔·卡特勒（Carrol Cutler）回忆说，在一次散步长谈中，容闳就和他讨论过中国派遣留学生计划。
1854年，容闳回到祖国。按常规推论，他应该会很快飞黄腾达，但迎接他的却是近十年的“流浪”。
他先后做过律师、海关职员、茶叶贩子。在律所，他因为反对行业潜规则而离开了。在海关，因为升迁无望，他又拂袖而去……他曾经创造了两年里4次失业的纪录。这份履历，就算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也是够厉害的了。
容闳一直未曾放弃自己的教育计划。他还试探过太平天国起义军，向其提出改革的建议，但都被忽视了……最后他全心全意投入从战地倒卖茶叶的冒险事业中，试图以此发家致富，来实现资助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的计划。
在其中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专心于翻译工作。他认为，翻译这样的自由职业虽然不赚钱，但能开辟一条可拓展的与中国知识分子和商业阶层结识的通道。这时候，他最关注的正是扩大交际圈。
他在自传中也感慨道：“予尝谓世上之事，殆如蛛网之牵丝，不能预定交友之中，究何人能解吾毕生之结。”意思是，在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我们不可能知道朋友和熟人中的哪一位能解开我们的命运之绞。
翻译工作让他认识了很多当时的名流，其中就有李善兰。
今天有很多“廉价成功学”都会告诉你有梦就要去追，不要考虑任何代价，好像追了就能成功一样。其中经常被提及的是各种首富的例子：比尔·盖茨大学没读完就退学，巴菲特从小送报攒钱，终成一代巨富。
但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圈子对他们的巨大影响。
比尔·盖茨的妈妈玛丽·盖茨曾经是华盛顿大学校董事，还是第一洲际银行公司的首名女性主管。哈佛大学董事会成员中的很多人是盖茨家的常客。所以比尔·盖茨退学的时候，哈佛给出了非常好的条件：学籍还给他保留，如果创业没成功，他回哈佛还可以继续读书。甚至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问世，第一个大客户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是玛丽·盖茨牵线谈成的，因为她担任过IBM的董事。
巴菲特确实出生在美国偏远的小城市奥马哈，但他从小送报纸不是因为他生活穷困，这对他来说仅仅是一种锻炼。其父霍华德·巴菲特是美国国会议员。当8岁的巴菲特提出想去看看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时候，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安排了一名董事亲自出来接待这个奥马哈来的“乡下小子”。
今天，当我们提到圈子的时候，很多人特别容易视之为“陋习”“潜规则”“权贵俱乐部”，这其实是一种偏见。中国老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圈子其实是一种共同使命、共同理想、共同价值观的外在表现。
我们不必刻意去混圈子，但圈子的认可是对你这个人的使命、愿景、价值观的认同，它能够帮你更好地对接人脉，找到挥洒才华的平台，使你能够完成自己的终极使命。圈内人的背书本身就是入场券。
我们回望1863年，“圈子”这种神奇的魔法也在容闳的身上发挥了一次点石成金的作用。
回国后的容闳虽然十年不得志，但是有一个圈子始终向他敞开着，那就是当时中国的“新学”圈子，或者叫“西学”圈子。
清末的上层社会里流行八个字：“帝师、王佐、鬼使、神差”，说的是四种在当时很吃香的职业。“鬼使”指的是跟洋鬼子打交道的人，在政界就是外交官，在士大夫里指的就是通晓“西学”的人。
容闳这种在“花旗国”生活过7年，能在中外语言间流利切换，见识过西方巨轮大厦、码头工厂的人才，就非常受知识名流圈子的待见。
李善兰本人也是个天纵奇才，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也是开了挂的人。他在那个年头提出“尖锥求积术”，已经有了初步的微积分思想。他曾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也是近代中国传播哥白尼学说的第一人。当时李善兰正在帮曾国藩创设安庆军械所，他隔三岔五就在曾国藩面前提起容闳。
个人和圈子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双向选择。一个人不在某一个圈子里，硬要挤进一个圈子，叫作攀附；一个圈子非要兜住一个人，叫拉拢。只有个人和圈子匹配，浪花站在潮头上，潮头捧起浪花，才能相互成就。
容闳对曾国藩仰慕已久，后来他在自传里少有地这么评价一个清末官员：“曾文正……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谓完全之真君子……”大意是，曾国藩为官清廉，留下了正直、忠义、廉洁的美誉，得到了世人的尊重。他才智超群，却为人谦虚，思想开放又谨慎稳重，是一位真正的君子。
正是凭着李善兰给的这张“入场券”，容闳见到了自己敬仰的大人物曾国藩。
两个人在1863年冬天见了两次面。这是十分经典的面试教材案例。
面试官曾国藩一向以“识人”闻名于史，他写过一本书叫《冰鉴》，讲的就是怎么识别人才、培育人才、选拔人才和驾驭人才。
曾国藩久居高位，又是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的，一双三角眼如鹰一般。他与人初次相见时，先不说话，而是直勾勾地瞅着对方，瞅足半天。不是胆识过人的人，被瞅两眼就心虚气短了，甚至很多人不敢和他对视。曾国藩管这招叫“依其外貌，索其精神”，一双眼能勾魂，能穿魂，能读魂。
从1854年回国到1863年遇到曾国藩，容闳已经在国内摔打了近十年。一个人青春年少时满怀理想，一往无前，自然令人赞赏，但是只有经历了社会的无情毒打，依然可以做到既不忘使命，又学会妥协，才是真正的成熟。
这时候的容闳已经褪去了当年的青涩与年少轻狂，开始认真思考“个人理想”和“整体理想”的关系。
容闳的“个人理想”是教育救国。但在时代的需求面前，这只是容闳的个人理想，而不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的“整体理想”，后者也没有义务放弃整体理想去迎合容闳的个人理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努力成全整体理想，再将个人理想植入，成为整体理想的一部分。
第一次面试时，容闳并没有做什么准备，还好过程只有半小时，相当于熟悉一下脸，客套一下，走走礼仪过场。要紧的是，容闳在这一次面试中态度真诚，对自己评价中肯，丝毫没有为了求职表现出什么都敢应承的样子。这让曾国藩很满意，由此才有了第二次真正的面试。
这一次，曾国藩抛出了一个问题：“当今天下，何者为要？”
这个问题初看漫不经心，大而空洞，其实，一个面试官的老辣都藏在里面。
我试着给大家分析一下。咱们首先得给这个问题加上主语，应该是：“当今天下，你认为何者为要？”但是，曾国藩考的仅仅是面试者的见识吗？我认为不是的，否则李善兰不会推荐，曾国藩也就不是那个“曾剃头”了。
他事实上问的是：“麻烦你猜一猜，当今天下，我曾国藩认为何者为要？”
如果面试官是问面试者认为何者为要，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没有对错之分。可如果面试官让面试者判断面试官的想法，那就会出现确定的结果。
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此重要？这又要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圈子”了。“圈子”根本就不是圈子，圈子是共享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的一群人所形成的团体。只有容闳能够猜中并理解曾老一生何为，曾老才能确认，他们是可以手挽着手往前走的同路人。
老辣的面试官这次迎来了一个有所准备且敏锐的面试者。
容闳面对这个问题时没有半刻迟疑，马上抛出了“实业救国”四个字，一下子击中了曾国藩。
曾老在读容闳，容闳也在读曾老。
在第一次简短见面之后，容闳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细节，他发现曾国藩的幕府里熙熙攘攘已经聚拢了一百多名“能人异士”，有数学家、机械师、物理学家、化学家。而这些人大多是容闳所在圈子里的人。所以在曾国藩第二次接见他之前，他们就帮助容闳做好了功课。
容闳回忆说：“某夕诸友邀予晚餐，食际，即以此机器厂问题为谈论之资……盖诸友逆知总督第二次接见予时，必且垂询及此，故欲先知予之定见若何也。”大意是，在一次会餐中，当每个人说完自己的想法后，大家都想知道容闳的看法，并暗示容闳下次与总督会面时或许会谈到这一话题。
你看，圈子的重要性再一次凸显。凭自己的洞察力，加上朋友们的帮助，容闳迅速明白了曾国藩找他的用意——在中国建立西式机械厂。
于是，容闳告诉曾国藩：造枪造炮在西方工业体系中属于下游产业，并不是洋人最厉害的。洋人最厉害的是用机器造机器，这样可以覆盖所有产业，不仅可以造枪造炮，还可以造民用产品。另外，中国原料价格低廉，人工成本也低，在未来，他们不仅可以造出一个安庆军械所，还可以复制出无数个安庆军械所。
到这里，容闳已经不仅仅是在回答考官的问题了，面试者给出的解决方案已经超越了考官的认知和期待。
听完之后，曾国藩十分开心，他坦诚地说：“此事予不甚了了，徐、华二君研此有素，若起先与二君详细讨论，后再妥筹办法可耳。”即这个问题远超他的知识范围，他让容闳去找徐寿、华蘅芳商量，他们是专家，然后再决定怎样做才是最佳的。
到这儿，咱们也可以停下来，细细品味一下容闳这个人物。
中国古人形容一个人不仅仅是聪明，还很有智慧时，提出了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叫作“知其先后”。一个人如果什么都知道，那叫作聪明。可是世间万事万物，只有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以对的方式出现，我们才能说它是对的。比如在该鼓励别人的时候大加批评，就算道理上是对的，在做事方面也是错的；在该急流勇退的时候，非要逆流而上，虽然精神可嘉，却也可谓愚蠢至极。
容闳在1863年冬天迎来了人生的这次重大选择。此前他寻寻觅觅了近10年，也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潮头可以容纳他这朵浪花。容闳想把毕生倾注在教育而不是一家又一家近代工厂上，在他眼中，人才是容纳民族希望的那个“器皿”。
曾国藩打造的这个圈子、平台和容闳的使命并不完全一致。可是，这却是一个跟他的心愿足够接近的平台。
“知其先后”说的就是对时机拿捏的分寸感：既然不能一蹴而就，他愿意“委屈”一下自己的心愿，愿意先去帮助他人实现心愿，而后实现自己的心愿。
于是他在曾国藩面前并没有侃侃而谈他的“教育伟业”，而是把关于机器厂的想法提到首位。这才有了两个人极为辉煌的合作，才有了当时中国最先进、最齐全、规模最大的“机器母厂”江南制造总局。
曾国藩对这次见面是十分满意的，他在1863年12月3日的日记里，专门记了一笔：“容纯甫……广东人，熟于外洋事，曾在花旗国寓居八年，余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之器……”
两个星期后，曾国藩一口气批给了容闳6.5万两白银的采购经费，用于建造江南制造总局，并全权委托容闳办理。
6.5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学术界有不同的换算方法，我们大致取一个比较能接受的均值，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1 000元，委托给容闳的这笔钱相当于6 500万元。
这里面还有一层常人会考量的细节，我认为也更见曾国藩的胆识。当时曾国藩还在担任两江总督，但因为他的功劳实在太大，清政府不可能让他长期在这个位置上盘踞。所以当容闳完成任务时，其成果很有可能会算在曾国藩的继任者头上，但是假如容闳卷款潜逃，后果却得曾国藩来承担，其一世英名可能就毁于此。
见了容闳两次就委以如此重托，也足见曾国藩看人的精准、用人的胆识。
容闳带着这笔钱遍访了法国、英国、美国的工厂，力求找出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最终选定了美国的工厂承接。1865年，全部设备造成，容闳带着设备回到上海工厂，一次性试车成功。
江南制造总局凝聚了那个时代全部精英的心血。经历了容闳、李鸿章、丁日昌三届改建扩建，到19世纪90年代，江南制造总局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真正的“万厂之厂”“机器母厂”。
远航
此后，容闳虽然未向曾国藩提起他的教育计划，但他并未放弃，一有机会，他便向包括丁日昌在内的官员们鼓吹自己的想法。其间，他还翻译了《契约论》《格尔屯氏万国图志》的大部分内容，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传播西方文化知识。
1870年，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状况的稳定，容闳完成了曾国藩的重托，“教育救国”的使命又重新回到容闳最重要的日程里。
他等待了16年之久的机会来了。
有一次，曾国藩视察工厂，容闳指着工厂里的洋技工跟曾国藩说，你看，那些洋技工，工资高，还有风险，不可靠，中国人应该培养自己的人才，彻底把制造能力本土化。曾国藩从谏如流，立刻同意在制造局内设立机械学校。
这一次教育计划的初步尝试让容闳备受鼓舞。这时候，他的老朋友、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告诉他：“彼当上之文相国，请其代奏。文祥……时方入相，权力甚伟也。”大概意思是，他和军机大臣文祥关系很好，他可以帮容闳把计划给文祥，借文祥的力量上奏朝廷。
经过多年官场历练，此时的容闳也学会了官场套路。他上书的条陈没有只写留学计划一条，而是一次性提出了四条建议。他还聪明地将“幼童海外留学计划”放到了第二条——一个似乎重要又似乎不那么重要的微妙位置。
这是中国古代谋士们惯用的一招。面对上级提出的问题，他们不会只提出一套方案，而是提出一个明显激进的方案，一个明显保守的方案，最后提出中庸的方案。因此，中庸的方案就显得特别合理，容易被采纳。
然而，文祥的离世使得容闳的计划又被搁置了。
直到“天津教案”事件爆发，留学计划才迎来了转机。借着担任翻译的机会，容闳再次向丁日昌提出教育计划。丁日昌与曾国藩召集了多位大臣私下对此进行会谈，最终决定联名上书，恳请清政府重启留学计划。
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这次中外冲突，进言指出：症结源自民众对西方的无知，无知生猜忌，猜忌生谣言，谣言生冲突。根本办法还是启动留学计划，培养能同时理解东西方文化的人才，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此类问题。
知道联名上书这一消息时，容闳彻夜未眠，“……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
1870年，曾国藩带回皇帝的朱批，“普照所请”四个字赫然在目。也就是说，不仅他的幼童留美的提议通过了，其他三条提议也通过了。
在丁日昌和曾国藩的指导下，他们还采取了一个更老练的做法：请了一位不得志的守旧派官员担任主官。这样一来，守旧派官僚就不会太抵触这件事，而这个官员有差可当，也就成了“自己人”。真正的决定权恰恰在容闳手上。
容闳大喜过望，觉得自己当不当官根本不重要了。从1854年回国到1870年达成心愿，他已经为此奋斗了整整16年。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从上海出发，赶赴美国。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理解异国文化，容闳安排他们寄宿在美国家庭，跟美国人同吃同住，而且将他们分散安排在不同的学校学习。这些孩子以惊人的速度融入了美国社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在学校成绩优秀，而且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表现得活跃和耀眼。
这群留美的孩子回国后，在各自的领域里成了继续承担使命的“容闳”。
这里面有詹天佑，他和自己的同学加入了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英勇作战，后来又主持设计和修建了京张铁路；有主持开采当时北方最重要煤矿开滦煤矿的工程师吴仰曾；有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可惜的是，幼童留美计划只持续了十年。
“幼童留美”中断数年后，在甲午海战中，一海之隔的日本用隆隆炮声让清政府认清了现实，清政府才又开启留学计划。然而，他们依旧没有改变短视的病根：他们不再选拔“不定性”的幼童，而是选拔20岁左右的、“更可靠”的年轻人去日本“速成”，归来后成为政府的“工具人”。
但历史吊诡之处常常就在这里。
按理说这些人三观已定，忠君之心难改，不料世界潮流更能洗涤人心。留日学生后来纷纷参加革命，成为主力，最终推翻了清王朝。清庭苦心孤诣想培养鹰犬，最后却培养了掘墓人。
晚年的容闳越来越看清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他在自传里写下了自己深深的失望之感：“……尊自太后，贱及胥吏，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
他提出过两个方案：建立中国国家银行，修建津镇铁路。然而，这些却都被盛宣怀半路截和，变成其个人财富和权势的杠杆。
容闳放弃了对原来清政府上层社会圈子的幻想，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启发民智，呼吁变革”。这依然是“教育救国”使命的延伸，却更加直接地指向了核心问题。
他逐渐走向了“革命”这一条路。
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容闳担当了精神领袖和导师的角色。他的寓所成为戊戌年主要改革者的会见场所，维新变法的许多主张也来自他的思想、观点和态度。变法失败后，容闳成了通缉犯。
此后余生，容闳始终在帮助各种反抗力量。他曾引荐康有为拜访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制订过“红龙计划”全力帮助孙中山。
临终前，容闳叮嘱两个儿子回国效命。容闳的两个儿子都是耶鲁大学高才生，在美国已经有了体面的职业和丰厚的薪水，不愿意回国。容闳斥责道：“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才，原冀回报祖国，今不此之务，唯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费我所望于汝二人者。”
两个儿子感佩于父亲拳拳爱国之心，赶赴国内参加革命。
容闳一生都在放弃，一生也都在争取。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在美国的生活，回国争取为国效力的机会。初到国内，他放弃了当律师、当买办发财的机会，宁可贫穷，也要争取尊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都像孔子所说的“丧家之犬”，在自己的祖国成了游民。
结识曾国藩后，他暂时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去争取一个长远的机会。戊戌变法后，他放弃了平稳的生活，宁可成为通缉犯，也要选择革命救国。
容闳的一生，无愧于“赤子”的称号。他的美国朋友约瑟夫·特维切尔牧师对他的评价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
他是一位爱国者，从头到脚，乃至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并坚信它将会有灿烂辉煌的成就，以不负这壮丽山河和伟大历史。
容闳由广东出发，在美国成长，回中国历练，周游世界办厂，为了革命逃亡，一路辗转，用一生在努力完成“教育救国”的使命。
作为入海的第一滴水，他激起了更多浪花，同时他也留下了一个更艰难的命题给他的后继英豪：如果教育在短时间里救不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更猛的一剂药到底是什么？
1.马礼逊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传播西学的学校。——编者注
2.此处“八年”为曾国藩日记原文，实际上是7年。——编者注
播种者梁启超：以今日之我战昔日之我
不惜以今日之我，
难昔日之我。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926年，一则消息震惊了北京城。
有人在《晨报》上发表文章，讨伐协和医院，说有个病人在协和，手术也动了，肾也割了，还在尿血。但医生就是找不到病因。这是拿病人当实验品还是标本呢？
文章言辞激烈，一刊登就引起了轰动，毕竟写文章的是徐志摩，那位病人则是赫赫有名的梁启超。
知道这件事后，一些维护中医的知识分子就开始猛烈攻击西医，以至于掀起了全国范围的中西医大讨论。一时间，协和医院成了批判西医的舆论旋涡中心。
随后，病人本人站了出来。
梁启超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并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晨报》上。文章大概的意思是：当时来看，动手术割肾是有必要的。他虽然还在尿血，但吃了协和医院医生开的药已经好很多了。
梁启超能在此时坚定不移地维护协和医院，维护西医，真的是非常难得了。
梁启超的态度很明确：“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要谈论中国近代史，梁启超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毕竟是关键知识点，反复要考的。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的登场太耀眼了。那场著名的、失败的变法用他的名字命名，叫作“康梁变法”。在随后的几十年，直到离世，他始终活在社会热点里，几乎每件大事里都有他的身影。
要知道，在那些年的中国大地上，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换一拨人。前浪还来不及冲到沙滩上，后浪就迫不及待地赶上来把前浪拍“死”了。同时代的风云人物康有为、袁世凯、杨度……很快被历史抛弃，唯有梁启超，前浪在的时候，他在浪尖上，后浪扑上来时，他居然还在浪尖上。
这就相当厉害了。
用郑振铎的话来说，康有为是块顽石，而梁启超则是流动的。
这句话，你可以理解为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善变”，也可以理解为他在学术和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不断自我革新。但现在看来，梁启超一生的底层逻辑始终没变——启发民智，传播新思想。
从政治边缘人开始
1895年的梁启超，还只是个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时，梁启超说自己当时“人微言轻，莫之闻也”，他只是康有为的学生兼跟班。很多大事情，比如去紫禁城觐见皇帝建言献策，他还没有机会去做。
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内掀起一股变法和学习西学的风潮。围绕这个主题，大大小小的圈子形成了。
只要是圈子，就会分远近亲疏。当时站在变法圈C位的是他们那些自认为开明的达官贵人。他们未必懂西学，但是他们位高权重，许多事情需要有他们的威望和权力才能执行。圈子的第二层是像康有为这样懂西学的，他们在圈内充当技术顾问和智囊。最边缘的就是梁启超这样的新人，他们才华横溢，但要想在这个圈子里出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管在哪个时代，一个人出头的标志就是进入某个圈子的核心，这对当时的梁启超来说比登天还难。京城本身就是大佬云集的地方，就连康有为也要卖“狂生”的“人设”才有一席之地，何况是初出茅庐的梁启超。
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圈子里找准自己的位置，把这个位置做成组织的核心。
但是“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的位置早就被人占了，论资排辈也轮不到梁启超。这也是每个时代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共同的命运：不管他们有多向往某个位置，他们也只能在别人挑剩下的位置中拼搏。
但是，在剩下的位置中如何挑选却很有讲究。
容易做的必定是不重要的，重要的事一定不容易做。但是只有做重要的事，人才会变得重要。那怎么判断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呢？其实不外乎两个线索：一是组织急需，二是能接触很多人。
作为当时的新生事物，维新派迫切需要的就是支持，而要有人支持，首先就要被人理解。如果大家都不知道“维新”是什么意思，那他们拿什么支持你呢？当年的西学就像前几年流行的区块链，大家聊得热闹，真正懂的人却不多。
那怎样才能让人们真正了解“维新变法”的实质呢？毫无疑问，宣传阐释工作成了维新派的急需。于是康有为牵头先后发行了《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来宣传西学。
《万国公报》是双日刊，《中外纪闻》是日刊。出稿要快、质量要高、活儿累、责任重，一般人干不了，但这恰恰是年轻人最好的晋升阶梯。
梁启超便担任刊物主笔，开始了“日更”模式。左手读书，右手写文。文不加点，一挥而就。
事实证明，梁启超这次的定位非常准。在负责办报刊、写专栏的这个岗位上，他把自己读书快、写稿快的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的努力下，两份边缘报刊成了京城顶流，每期都能卖出3 000多份，覆盖北京的达官显贵。
梁启超牢牢地把握住了维新运动中最关键的位置——宣传阵地，快速积聚影响力，为维新运动打下了理论基础，获得了声援。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当然，结局你也能猜到。清王朝怎么能容忍这个异类存在？《中外纪闻》很快就被查封了，梁启超的努力一夜归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