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正应了那句话：“人不会白努力，走的每一步都算数。”你做的事情可能会被一夜归零，但是你做事的这个过程，很多有心人会默默地看在眼里。因为梁启超在北京的优秀表现，所以当汪康年开始筹备《时务报》时，他第一时间力邀梁启超一起创业。梁启超在短短数月间就把《时务报》办成了当时中国销量第一的大报。
从此，“播种者梁启超”横空出世，这也成了他一生的标签。
他在短时间内，将新思想引入国内，参与了“公车上书”事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思想逐渐形成，最终成为维新派的重要角色、戊戌变法的主要发起者。
此后，他在政治上的“善变”一直为后人谈论。但在维新变法后的十几年里，他始终站在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在他之前，谁能想到以前打辅助的宣传口，竟有一天会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呢。
他先是跟着康有为搞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又被孙中山说服，差点儿就要出任副会长。结果康有为把他一顿臭骂，他又乖乖回来，继续当保皇派。
后来他又提倡改良，致力于支持君主立宪制度。他还把成果免费共享，为袁世凯称帝建立了理论基础。
但这时候，他又转而支持共和，鼓动自己的学生蔡锷单挑袁世凯。最终，梁启超被袁世凯通缉，不得不再次逃亡。
袁世凯病逝，他又转向段祺瑞，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否则“大局将不可问”，并督促各方势力援助段祺瑞“统一”中国。
他先支持张勋，利用他的“辫子军”赶走黎元洪，然后又反过来讨伐张勋复辟清室的罪行……到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被迫辞职后，梁启超才算正式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
短短十几年，但凡有点儿大事，都有他推波助澜的身影。看上去，他似乎总是变来变去，没个准儿。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政治思想逐渐趋于成熟，他和自己的老师康有为渐行渐远，最终公开决裂。
两个人互相对骂，梁启超让康有为退休回家享受，康有为宣布把梁启超逐出师门，大骂他是“枭獍”（吃父母肉的禽兽，比喻忘恩负义）。
政治先锋
梁启超似乎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在政治上总是不停地倒戈。但是，他变的是手段和主张，而不变的是本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本质就是爱国。
他起初“保皇”是为了爱国，后来认为“保皇”不对，参加“革命”也是为了爱国。主张“君主立宪”，是因为他当时认为君主立宪制更适合这个国家。后来他发现不对，君主立宪制在中国行不通，转而主张民主共和，这都是在寻找解决国家问题的最好方案。坚守本质和目标不变，当某种手段和主张不合时宜的时候，不断地更换方式，这种“善变”，不是贬义的。
当我们总结他的政治思想时，还不得不感叹于他的远见卓识。
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突然之间，天下共主不存在了，一切都变了。
源于对清政府的痛恨，以章太炎为首的一部分激进派主张建立一个纯粹的汉人政权。
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是非常荒唐的，在当时却有一定的市场。一些在当时号称“进步”的报纸也在持续发表相关的文章。是他们不爱国吗？是他们不想中国好吗？都不是。
在当时的中国，大家都是很迷茫的。当时，洋务运动搞了，失败了；君主立宪制尝试了，也失败了……就在许多路都走不通时，来自欧洲的一条理论咣咣地闯入中国人的视线：民族建国主义。
这种理论声称：只有单一民族的国家才有凝聚力，有凝聚力的国家才能强大稳固。那什么才算得上单一民族呢？西方学者抛出了8个标准：同地域、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凡是不符合这8个标准的，都算是异民族，应该被排除在外。如果将各民族强行整合，它们也会因为各种不同导致摩擦不断，最终分崩离析。
激进的革命派一拍大腿：太对了！中国不强大就是因为凝聚力太弱。如果疆域内只有一个民族，凝聚力能不强吗？
隔壁的日本也一拍大腿：中国能这样想太好了！日本早已帮中国想好了方案，“中国七块论”，收好不谢。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能符合这个判断的，肯定包括这一历史时期了。如果任由这种思潮蔓延，那我们今天恐怕会看到一个四分五裂、麻烦不断的中国。看看现在占据世界热点的那些国家，它们的人民真的因为单一民族独立过上了好日子吗？这时候，清政府的反应倒是显出了其被贬斥为腐朽没落的王朝后突如其来的头脑清醒。《清帝退位诏书》里有极其关键的一句：“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意思很明确：大家都别慌，就是领导换了，摊子还没散，以后这块地方改名叫“中华民国”了。
孙中山等一批革命党也很快意识到不妥，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里补了一句：“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这就是所谓的“五族共和”。
但这并没有消除人们，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疑惑。他们担心，如果日后的新政府是信奉“单一民族”的，他们要怎么自处？到底大家还是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思想上的混乱必然会带来行动上的混乱。蒙古和西藏已经出现了骚动。历史已经证明，国家和民族的分裂必然会带来冲突，这对每个民族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我国是个盛产英雄的国家。每次到了国家岌岌可危的时刻，总会有英雄站出来力挽狂澜，让中华文明薪火相传。
梁启超就是这样的英雄。
就在“单一民族国家”理论甚嚣尘上时，一直被人视为“善变者”的梁启超坚定地站了出来，和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了论战，他几乎是逐条驳斥了西方民族论的8个标准。
你说同血统？中国各个民族早就在几千年的相互交融中血脉相连，荣辱与共，不可分割。你怎么区分血统？
你说同地域？中国境内各个民族散布在全国各地，地域上怎么分割？一个完全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为什么要信奉？
有破，更要有立。在反驳之后，梁启超顺势提出“大民族”概念：“所谓大民族，就是整合国内各个部族为一个大民族，以区别于国外。”梁启超说的“大民族”，就是“中华民族”。
今天咱们看到这四个字，千万不要以为这就只是个好名字而已，这其实是在给全中国各派势力提供一个难得的共识。
激进的革命派不是信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论吗？现在国内众多民族同属一个民族了，叫作“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对外有了共同的身份，对内依然可以保留原来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世界上的许多难题，说到底不过是“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的冲突。革命派也好，众多民族也好，都希望看到一个统一富强的国家，两边的目标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但是没有人会真心觉得自己的方式比别人的差，那么到底听谁的就成了冲突的焦点。这时候需要的不是打一架，看谁厉害，或是有人受伤退出，而是有人能协调双方的利益，为大家找到共同的出路。
历史没有辜负梁启超的苦心。“中华民族”这颗种子扎下根后，就迅速茁壮成长。它超越了宗教，超越了地域，超越了党派，超越了血缘，超越了民族，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识。无论后来发生怎样的动荡，“中华民族”这一理念再也没有被动摇过。
学术大V
今天我们看梁启超，会惊叹于他的跨界之多，也会钦佩他一生超过1 400万字的写作成果。
从维新运动开始，梁启超几乎是走到哪里，报纸就办到哪里。对于写文章这种事，他甚至可以一边打麻将一边口述，文章照样精彩绝伦。
袁世凯曾经极度瞧不起梁启超，说他“会说会写会饮酒会骂人，如此而已”。
他认为梁启超只是自己称帝的一个工具、一个幕僚，他根本无法理解，思想的革命乃是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革命。据统计，梁启超一生办过的报刊不下15种，传播的新思想理念超过60种。今天我们熟知的许多西方哲学、科技、政治思想，梁启超都是第一批传播者。
1896年，《时务报》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大报。梁启超本人写了一篇万字雄文《变法通议》，该文一经刊出，一夜之间刷遍整个中国知识界。而那篇文章几乎就奠定了梁启超自带流量的顶级大V的地位，一夜之间名满天下。
梁启超的粉丝主要是士绅阶层。所谓士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地方上威望很高的土豪。他们在地方上说话有威望，掌握了话语权，这就叫“绅权”。
中国古代政权是由皇权和绅权共同组成的。在梁启超看来，地方士绅才是国家的主干，只要打动这个群体，“大事可成”。《时务报》最积极、最忠实的粉丝正是来自这个群体。其中最突出的是张之洞。他身兼官员和士绅领袖两重身份，在湖北省，他一人就为《时务报》“带货”2 000多份，还主持设立了数百个发行点。在他的带动之下，其他省份也闻风而动，连云、贵、川的边远山区都建立了发行点。就连最遥远的黑龙江，每期都能完成20份的销量。
鼎盛时期，连东南亚和日本华侨都在《时务报》的覆盖范围之内。梁启超对此颇为得意：“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当然，这里的“举国”，也只是梁启超眼中的“举国”。就好像今天人们习惯了用淘宝、天猫、京东，以为它们就是全国市场了。结果等到拼多多出现，人们才知道在“互联网移民”和“互联网原住民”之外，还有一个如此巨大的市场。在《时务报》的鼎盛时期，它的单期发行量也只有1.8万份左右。这已经是当时的顶流，却跟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关系。
所以，梁启超的“举国”，相比当时全中国四万万同胞，体量实在太小。
从欧洲回来后，梁启超发表了自己的欧洲游记——《欧游心影录》，这本书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头到尾，他完全抛弃了自己创造的新文体，改用白话文。他对西方的态度，也因为自己在欧洲的见闻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胡适评价说：“梁任公也是不甘心落伍的；但任公这几年来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
然而，五四运动宣告了新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呼风唤雨的主角已经被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新一代知识精英取而代之。在当时新一代知识精英的心里，梁启超只是一位可以聊聊，但不必与其太认真交往的保守派。
退出政治舞台后，梁启超致力于对年轻人的教育。他和蒋百里等人一起，开始忙碌于办学讲学、著书立说、出版刊物……他重新整理了自己关于东西方世界的观点，明确提出了“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主张。
作为一个教育家，梁启超在晚年影响了很多人。他家里总是不缺来拜访的年轻人。他在清华国学院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了一代国学大师。
他的学生梁实秋曾经回忆他讲课的场景：讲到高兴处，手舞足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起《桃花扇》，他痛哭流涕不能自已；讲起杜甫，他又在涕泗交流中张口大笑起来。
然而，那期间，还有几个更重要的人——梁启超的子女——一直陪伴在他左右。
开明的教育家
对子女的教育，往往最能淋漓尽致地展现一个人的思想。
现在大量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对子女教育问题一筹莫展，各种喊冤诉苦，似乎孩子的教育一旦失败，将会成为家庭无法承受的痛苦。如果在今天，梁启超写篇育儿文章，随便晒晒自己子女的履历，都会让很多父母眼红不已。
1948年4月1日，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揭晓，81人当选。其中人文组的28人中，有兄弟两人同列榜上。
1993年，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中，他们的一位弟弟又名列其中，当选院士。
这三个院士是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而他们的父亲，正是梁启超。
除了这三兄弟，梁启超的其他几个孩子也个个出色，在各自的领域获得了卓越的成就。
一门三院士，父子十国士。这恐怕是中国近代绝无仅有的荣耀了。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启发民智，他在家里又是怎样施行教育的呢？
他的子女们很少谈论自己的父亲。在偶尔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些梁启超对自己儿女的教育方式。
据梁思成说，梁启超爱喝酒。每天晚饭后，孩子们都围坐在一个小圆桌旁。梁启超一边喝酒一边给他们讲故事。而他讲的并非什么大道理，多半是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
每一次他出外游历，总是会把孩子们带在身边。梁启超学识渊博，乐观风趣，非常强调生活趣味。为了好玩，他曾经创造“三人麻将”“五人麻将”的打法。哪怕是在逃亡的时候，他也有闲情逸致去游玩。而梁思成也是在和他一起去参观日本建筑的时候，对建筑之美有了深刻的印象。
他外出演讲时，回到清华大学授课时，总是有孩子在身边。
梁实秋就记得，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又哭又笑时，总是会叫：“思成，快来擦黑板！”于是梁思成就跳出来，冲上去给他把黑板擦干净。
他对自己孩子的要求自然是严格的，但他并不强迫他们听从自己的观点。他善于引导孩子们培养对知识的兴趣，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意愿。针对不同孩子的爱好和特点，他因材施教。像大多数父母那样，他恨不得将孩子们的前途都安排好，但他却并不强求他们非得按照自己安排的路径走下去，而是会与孩子们反复交流，倾听孩子们的想法。
梁启超是一个相当开明的父亲。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同留学，梁启超写信提醒他们，最好还是不要同居，也不要太早结婚。
这种教育理念在现在也是非常先进的了。
梁启超作为“引入西方文化第一人”，介绍了那么多西方思想典籍，但他却并没有纯粹地给孩子们灌输西方观念，只是努力培养孩子们阅读的习惯。
在今天有《梁启超家书》传世，这400多封信都是他给他的孩子们写的，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很多他督促儿女读书的记录。
他交代思成、思永两兄弟：“在院中读《论语》《孟子》《资治通鉴》，利用这时候多读点中国书也很好。”“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
对长女思顺，梁启超也是一再叮嘱并有意培养：“大版《通鉴》不须汝索，已嘱擎一购寄，非久或将寄至矣。”
他不是要求孩子们对这些书做一般浏览，而是要求他们熟读古籍。
“温习谙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
在梁思成留学的那段时间，梁启超寄给他好几本讲述中国建筑的书，提醒他别忘记中国文化之美。
如果从今天的现实倒回去想，我们就能明白：梁启超是在为儿女塑造身份认同。让他们时刻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根在中国。
为什么身份认同这么重要？因为身份认同的本质就是在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只有明确了“我是谁”，“我”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而当我们面临多重身份选择时，“我是谁”还能决定价值排序。
在外，梁启超为中国人打造了“中华民族”这一共同身份并被大家普遍接受之后，中国人已经认同了“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在内，他更是向自己的孩子反复强调这一身份认同，而这一点正是通过阅读完成的。
人只能活一次，但书可以让你活很多次，也能塑造你很多次。最终，你会完成对人格的固化，对身份的认同。当你未来接受另一种文化时，如果并行不悖，你就可以轻松地接受，让它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就像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说：“在我历来所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梁思成、林徽因）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因为他们不仅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当两种文化发生冲突，无法做出两全选择时，他们能清醒地知道该选择谁。
1949年，梁思礼获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学位。当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时，他用旧床单制作了一面国旗以示庆贺，并急切要求回国。而他的一位同学因为种种原因选择了留美。
1956年，那位同学成为波音公司的高级研究专家、首席动力专家、民兵导弹的总工程师。
就在同一年，梁思礼担任国防部自动控制研究室主任，是钱学森院长手下十大室主任之一。经过数年蛰伏，1964年，一枚中国自行研制的远程地对地导弹实验成功。其中，控制系统的负责人之一正是梁思礼。
这枚导弹，被命名为“东风”。
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梁启超病逝时，梁思礼年仅4岁，他甚至还不懂得什么叫“逝世”，以为父亲在睡觉，试图去喊醒父亲吃饭。
可以说梁启超没有直接教育过梁思礼，但他却用自己一手塑造的家风让梁思礼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根在哪里。人生会面临许多岔路口，一念之差会导致结果千差万别。而让人在岔路口义无反顾做出选择的，正是自幼培养的身份认同。
2006年，梁思礼在《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中说：
“我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当年我们在美国留学。我回国了，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波音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民兵导弹）。我搞的是中国洲际导弹（东风导弹）。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20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里，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子里。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
如果梁启超在天有灵，应该会非常欣慰。因为当年他亲手塑造的理念“中华民族”，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作为继容闳之后的又一朵浪花，梁启超不断地突破自己、超越自己。在他于1921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中，他超然地审视自己，得出“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结论。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超越时代、与时俱进的态度。
他不断引进西方的文明成果，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看世界的视野。哪怕在质疑西方文明与道德的后期，他也倡导民众能以科学的态度去看待西医，维护医学的进步。在他的倡导下，“开启民智”已蔚然成风。
他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但是他也留下了许多遗憾。他的影响力始终没能突破知识分子的圈层，没能让体量更大的民众觉醒。这个遗憾，只能留给后来人弥补了。
那么为他接力的，会是谁呢？
1.《晨报》，民国报纸，初名为《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创刊，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停刊。——编者注
蹈海而去陈天华
被自卑“绑架”的一生
与其死于十年之后，
曷若于今日死之。
——陈天华《绝命辞》
1906年5月29日，在湖南长沙，一个自发组织的送葬队伍正浩浩荡荡绕着长沙市向岳麓山行进。
队伍由长沙约一万名学生及各界人士组成。他们不顾清政府的禁令，抬着灵柩，身着白衣，举着挽联，唱着挽歌，气氛既悲痛又庄严。有人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军警站立一旁，亦为之感动，不加干涉。”
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禹之谟走在最前面。他身着白衣，举着挽联，头戴拿破仑帽，腰间束一条皮带，挂一把日本长刀。
他的儿子站在大西门城墙上观看了整个送葬的过程。
“今天的事，你们都看到了吧？这两个人就是想着宁为国民死而死去的。他们不愿意看到国家的沉沦，等着做牛马奴隶，宁愿以死来震惊国民，所以应该受到崇敬。我们不顾艰难险阻，发动各界营葬，就是这个意思，无非要使大家懂得爱国。”葬礼结束后，禹之谟对自己的儿子说。
他所说的“这两个人”，一位是陈天华，一位是继他之后同样蹈水而去的姚宏业。
后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评价陈天华“感愤国家的危亡，蹈海而死”，是“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
这次葬礼是同盟会成立后国内最早的有影响的学生运动。秋瑾、鲁迅及12年后同样赴日本留学的周恩来，都深受陈天华的感召。
陈天华用自己的生命，向国人敲响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世钟。
而那年，他仅仅30岁。
天才少年苦中生
陈天华出生的时候，正值国家多难，家道多艰。
他出生于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其父是位乡村私塾先生，平时还给乡里乡亲写写状子、打打官司。用今天的话讲，他就是个兼职律师。
这位兼职律师为人热情、刚正不阿，好打抱不平。陈天华曾为自己的父亲写了一篇简短的传记，记录了父亲为帮助邻居舍掉了半年薪水的故事。他的三个孩子各有各的不幸：第一个孩子先天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第二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第三个孩子陈天华健康出生，之后却染上了天花。虽然捡回一条命，但他脸上还是留下了一大片的瘢痕，并且他有口吃——这些缺憾，成了陈天华一生的心病。
在这种情况下，但凡陈天华的父亲稍微机灵点儿，他们家的日子至少还能过得去。但这位兼职律师却偏偏正义感特别强。在陈天华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在一次官司中打抱不平，得罪了当地一个土豪，不仅丢掉了兼职律师这份工作，连私塾的工作也丢了。
母亲病逝，父亲丢了工作，家里还有一个残疾的哥哥——按现在的标准，陈天华这样的家庭就是典型的低保户，他们家这种情况只能用勉强维持生计来形容。
父亲失业后，陈天华辍学了。
他本来一直在父亲工作的私塾蹭学上，但现在为了家里每天的生活费，陈天华只能开始挎只篮子四处卖糖果。然而他的糖果生意赚不到什么钱——倒不是因为卖糖果生意太差，而是陈天华实在是没有专心做这个买卖。
就像许多贫穷家庭的天才孩子一样，陈天华偏偏对学习分外有热情。在走街串巷卖糖果时，他总是会带着《三国演义》这类小说看。他特别爱听说唱、评书里讲的那些传奇故事，其中忠君爱国、惩恶扬善的桥段，他简直倒背如流。可惜，乡亲们却没有因此而感动，反而经常趁他看书或听故事的时候偷拿他的糖果吃。而陈天华则沉迷于故事，也不知道跟人家收钱。
他这爱学习的劲头打动了和他家隔一条河的一位同族人。这位好心人看他天资聪颖，于是让他一边帮忙放牛，一边找自己学习。陈天华这才算是真正接受了启蒙教育。
陈天华的天赋很快就显露出来。9岁的时候，他模仿评书的文体，写了一些通俗小说和山歌小调——这些山歌小调中已经隐隐有《猛回头》和《警世钟》的风格了。他的这些作品很快就流传开来，他也被冠以“神童”的名号。
少年陈天华相当愤世嫉俗。
每次听到有人赞颂晚清的名臣时，他都会露出鄙夷的神情。但他对故事里那些民族英雄和参与农民起义的领袖十分欣赏。16岁时，为了抒发自己的志向，他曾在一座路亭的柱子上写了一副对联：“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陈天华最多只会成长为乡间读过点儿书的狂生，变成乡亲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人的际遇就是这么神奇。20岁的时候，陈天华随父亲一起搬到新化县城，寄宿在湖南新化县城最有名的资江书院。
陈天华家还是很穷困，因此，他一边继续做点儿小买卖，一边三天两头溜进书院旁听。听完课，这位旁听生还会认真写作业、交作业。当时的资江书院院长在批阅学生作文的时候，发现了陈天华的文章，大为欣赏，破例允许陈天华借阅书院藏书。据说，陈天华只用了半年便读完了《二十四史》。
院长当时非常震惊，找到陈天华已经富裕起来的同族人，向他介绍陈天华这位天才说，他们族里出了个奇人，他应当周济周济。这位富绅听完院长的介绍，当即决定资助陈天华上学，每月供他三斗米、一串钱。
自此，陈天华再也不必为生计发愁。他正式就读资江书院，全身心投入学习，一路开挂。
学霸诞生，一路开挂
就在陈天华孜孜苦读时，湖南维新运动进入高潮。
当时谭嗣同到长沙主持新政，联络地方各大族长，出版报纸，办时务学堂，地方风气为之一新。尤其是1897年10月时务学堂的开办，聚拢了不少一代英杰，比如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他们在学生中宣扬进步思想，让其他地方羡慕不已。
时务学堂刚创立，陈天华就因为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外课生。此时，他已不再满足于学习经学子学，开始潜心钻研西方新学，很快就成了外课生中的尖子生。
此后，他先后凭借优异的成绩到新化实验学堂、长沙岳麓书院、求实书院（今湖南大学）进行深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直到最后获得官府保送，留学日本。
此时，陈天华仅28岁。
简单算一算，从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到官派留学，陈天华只用了8年，可谓“学霸中的学霸”。
9岁就能编受欢迎的故事、山歌，陈天华当然是“神童”。但自古以来，“神童”层出不穷，成才的却没几个。一旦获得机会就认真刻苦地发奋学习，才是“天才”最终成为天才的原因。
陈天华起初努力学习的原因，可能只是为了求个前途——他也曾循例参加乡试，考卷还被推荐了。
但是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他小时候听到的传奇故事中那些忠君爱国、惩恶扬善的情节塑造了他最初的人生观，那么此时的进步思想则塑造了陈天华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这样描述受维新运动影响的年轻一代：“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
陈天华的好友记得，就读新化实验学堂时，陈天华“拾阅新学中书报残纸，慨然欲任天下事”。他常常与同学讨论关于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学说，见解颇为新颖，受到当时主流进步人士圈子的赏识。
陈天华不仅跟人讨论新学说，还和同学一起宣传进步思想，并采取行动去推进。有一次，陈天华在《湘报》上发表文章，历数女子裹脚的种种弊端，要求政府出面禁止女子裹脚，废除愚昧的旧习俗。当时的新化知县接受了他的倡议，正式成立了“新化天足会”——就算在当时受进步思想影响最大的湖南，这也是很先锋的行动了。
这是陈天华第一次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文章所蕴含的影响力，他也因此成了当时小有名气的才子。
才子当然要配佳人。那时在湖南积极推进新式教育的巡抚赵尔巽非常欣赏他，一心想把女儿嫁给他。寒门士子以才学惊动世人，得高官赏识，迎娶富家千金，一夜走上人生巅峰。换作他人，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都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陈天华不一样，他回答说：“国不安，吾不娶!”
这意思是，他将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
但赵巡抚还没有死心，就又跟他说不要着急，他也不是逼他们立马就成亲，可以等陈天华稳定后再说，再过几年他们再谈婚嫁的事情。陈天华回答说，只要赵家千金等得起，他无所谓。这时赵夫人非常殷切地追问他要他们等到什么时候。陈天华居然回答赵夫人说，等到天华元年。
他对清朝的巡抚大人说“元年”，这不是要造反吗？所幸，赵巡抚特别惜才，也特别赏识他，没跟他计较。陈天华一生中，不止一次拒婚。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也曾有日本姑娘委婉对其表达爱意，也被他明确拒绝。这一切，源自他对国家民族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源自他极其复杂且矛盾的性格——他总是态度很激烈，内心却很敏感。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
1903年，陈天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公派资格赴日留学。
3月22日夜，陈天华从上海出发，乘“博爱丸号”轮船东渡。同船的大多是他在岳麓书院的同学和好友。27日抵东京后，陈天华他们很快就进入东京弘文学院，为上大学做准备。
弘文学院成立于1902年，专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初级的语言及各学科教育。学生毕业后可升入日本的大学或专门学校。这所学校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地位显赫，稍微了解一下陈天华的校友，我们就能知道这所学校有多重要了。
鲁迅从这所学校毕业之后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遇到了藤野先生。杨度，君主立宪制的忠实拥护者，并且号称立宪专家，回国后成了袁世凯的幕僚。革命大佬黄兴、国民党大佬胡汉民等也在该校完成了学业。和陈天华同船去日本的好友杨昌济，后来成了著名的教育家。杨昌济有一个女儿，叫杨开慧。他还有一个学生，叫毛润之。
当时获得公派留学机会的都是各省选出来的精英，换在今天，不是“985”就是“211”。陈天华能在他们当中，也足以证明他的能力了。
但在日本，陈天华似乎不但没有延续这种学业上的优秀能力，还陷入很长时间的危机中。
今天我们都知道，到异国他乡求学，第一个要过的就是语言关，之后才能进入真正的学习阶段。因此，在弘文学院，中国留学生的主要功课是学习日语。
和陈天华同时入学的同学们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但陈天华有口吃的毛病，这门语言关过得尤为艰难。他的同学回忆说，陈天华到日本半年后，“还是不能说一句倭话”。事实上，他直到离世，也没有学会这门语言。即便是在酒宴上，他也只会说一句“干杯”。
这对于一直名列前茅的学霸陈天华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1903年4月入学，8月后他就不大出现在学校里了。就算在这4个月里，陈天华缺课的情况也挺严重的，他甚至连考试都不参加。
不上课，不考试，不拼命克服语言这一关，他到底干什么去了呢？
他参加“拒俄义勇队”去了。
虽说没学会日语对于陈天华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但是他很快就在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到日本后不久，陈天华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一个建设者变成了颠覆者。
早在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席卷整个东三省时，沙俄借口“保护中东铁路”，出兵18万占领东北。但是三年过去了，沙俄不但没有撤兵，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七项要求”，打算永远占领东三省。其中，最无理的要求是“如果中国任命外国人主持行政机构，要交给俄国人管理；由俄国人管理东北、蒙古、新疆的关税”。
哪个中国人受得了这个要求？
面对沙俄的蛮横和清朝的软弱，在日本的学生们义愤填膺，组织编练“拒俄义勇队”，准备回国参战。陈天华和黄兴都签名加入了义勇队。陈天华自己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中说，他的动机是“华等以瓜分祸迫，拟以血肉之躯，亲御强俄，为国民倡”，“弟签名时，已置生死于度外”。
陈天华觉得光签名还不够，他又编列了义勇队，带着这些留学生天天进行军事操练，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回国参加战斗。
但是他的这些努力不但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还遭到了朝廷的镇压。清政府对于留学生活动的解读是“名拒俄国，实则革命”。下令各州府“已奔赴内地者，务必命令州县严密查拿”。
“拒俄义勇队”成立不到一周，就被责令停止活动。随后，驻日公使还请日本政府出面干预，解散了学生军。
陈天华、黄兴等人并未因此被挫败，而是决定将宗旨由原先的“实行爱国主义”改为武力反清，“实行民族主义”，打算回国组织革命。5月31日，黄兴就退学起程归国，但陈天华却“徒以川资无出”，没能成行。
学习么，学习落后了；爱国么，被清政府解散了；革命么，连回国的钱都没有，陈天华此时苦闷至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不仅坚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号召大家起来搞革命，还写下了那两本传世之作——《警世钟》《猛回头》。这两本书并不厚，只是两本小册子，而且通篇采用他童年时学会的说唱体书写，就当时来说，尤为新颖，情感激昂有力，又朗朗上口、通俗易懂。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猛回头》在东京初版5 000部，一出版就被买光了。《警世钟》的销售情况也差不多。当时的报刊介绍：“是书以弹词写述异族欺凌之惨剧，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一字一泪，一语一血，诚普渡世人之宝筏也。”
在写这两本小册子的过程当中，陈天华本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最开始仅仅是抗俄拒俄，慢慢转变为有了反清抗清的革命思想。
还没等到他回去亲自搞革命，整个东北已经岌岌可危了。1903年10月，沙俄继续向东北增兵。陈天华更加坐立不安，他开始号召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会的那些同学，不要读书了，回国去保东北。但是响应他的人不多。有很多同学跟他说，他们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还不如好好读书，把书读完了再回去。
陈天华痛斥这帮留学生，等读完书，快要三五年，慢要六七年，六七年之后再回到中国去干什么？去开追悼会吗？
看看，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从一个官派留学生迅速成长为一个言辞激烈、态度激进的革命宣传家，他开始变得越来越锋芒毕露。
鉴于各国新闻报道瓜分中国之事，国势愈加衰落，陈天华感觉报国无门，竟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下血书，号召他湖南的那些老乡参加抗俄拒俄运动，“要求湘人预备死战”。据说，当时陈天华的血书一连写了几十张，最后他因为流血过多而昏厥，昏厥之前仍然在呐喊着：“救国！救国！”等到别人将他救醒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这些血书寄回国内。
1903年年底，陈天华实践了自己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中“倘有机会，仍当归梓”的承诺，他离开了东京，回到湖南准备发起武装革命。他信心满满，觉得时机成熟了，革命的成功就在眼前。
此时，离他生命的终结只剩下两年。
事不成，何生为
回到长沙，他与黄兴等人共同创办华兴会，并担任了进步报纸《俚语日报》的编辑。
其间，他曾试图劝说那位欣赏他的巡抚赵尔巽宣布湖南独立。然而宣读拒俄血书是一回事，宣布独立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赵尔巽时慰遣之”。
不过，据他的同乡所述，当时陈天华做得更多的是“与下等社会谈论中国大事”，“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
出身贫寒的陈天华从小就在跟“下等社会”打交道，对底层人民的疾苦和喜好了如指掌。无论是谈话、演讲还是他的两本小册子，都能让底层民众听得懂、看得懂，真正做到了“接地气”。
当时参加革命的人都热衷于背上《警世钟》《猛回头》这两本书回国到处分发，动不动就印发七八千册。他们发现，只要是稍微认识些字的人，就能朗读这两本小册子。连小学生都相当喜欢这两本书，“募资广刷，其感化力之深类者”。
然而，陈天华的《俚语日报》因为宣传革命思想，很快就被赵尔巽的继任者查封。1904年春末，陈天华不得不再次回到日本。这一次，他进入了刚成立的东京法政大学，在第一期法政速成班就读。但同样，他依然不断缺课、不参加考试，最终也没有毕业。
速成班5月开学，他夏天就回湖南，准备参加长沙起义了。
回到湖南后，黄兴派他周游江西、广东和湖南各地，“结纳绿林豪客”。9月，陈天华和华兴会的同志一起，主持授予哥老会首领少将仪式，发给其枪械马匹。在这里，他就华兴会与哥老会的合作写下了几万字的意见。最终，这份意见成为双方合作的基本框架。
与哥老会的合作，对于华兴会及后来的革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哥老会源于四川，最初的会众皆是江上讨生活的纤夫。随着哥老会势力的逐渐扩大，越来越多行业的底层劳动者都加入其中，遍布各省，最终形成了一个拥有几十万秘密会众的组织。哥老会多次参与革命行动。四川的保路运动，是哥老会成员把它引向武装起义的。而以哥老会为主体的共进会，则是发动武昌起义的两大主力之一。
1904年，陈天华、黄兴在湖南的起义很快就以失败告终——毕竟这还是革命初期，他们经验不足，只图声势浩大，保密工作却一点儿没做，被朝廷安排了奸细都不知道。起义计划都还没实行，一枪未放，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就已经得到消息，派兵围剿了他们。陈天华、黄兴等人只好逃出湖南，到了上海。
他们不死心，还想在上海发动革命。他们组织了百十来人开会，商量再发动一次起义，可这次起义还是由于经验不足而失败。一位华兴会会员在开完会后竟然跑去监狱探望因为行刺官员被捕的志士，回来的路上被人盯梢都不知道。结果他们的秘密机构接二连三被破获，革命大佬黄兴这一次还被抓了。
在革命事业遇到严重挫折的时候，作为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陈天华相当消沉。他陷入自责无法自拔，每天郁郁寡欢，既不想办法营救其他人以挽救革命的危局，也不积极联络同志保存实力，甚至都不逃生，就绝望地坐等清政府来抓他，因为“事不成，国灭种亡等死耳，何生为”。
最后，在革命同志的百般劝说下，他才离开了上海，第三次到了日本。
现在来看，革命哪有一次就成功的？必然是要经历数次失败，总结经验教训，才能东山再起。这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当时他们联合起来的同志及会党，成了后来武昌起义的中坚力量。他们设定的计划、行动方案实则是一次预演。
可以说，没有失败的长沙起义，就没有后来的武昌起义。
但陈天华不这么看。直到自尽前写《绝命辞》时，他依然对这次失败念念不忘：会党只能偶尔合作一把，千万不能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更别说还要倚重他们成就革命伟业了。
从此，陈天华对革命有了心结，怀疑革命的道路是不是走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