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陈天华“情绪悲观，神色憔悴，每与友人提及天下大事，都未语泪先流，有时几乎整天泪眼不干”。在一次留学生的饯别会上，陈天华认为中国实在是汇集了所有弱国的弱点，难以计数，说到伤心处，“忽然大哭一声，仰倒在地，口沫交流”，把在座的人吓了一大跳。
陈天华这时候就开始产生了宁愿死也不愿意目睹中国亡国的悲观想法，他对友人说：“吾实不愿久逗此人间世也。”
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试图振作起来。然而，他的选择竟然是联络梁启超尝试改良，还差点儿被改良派蛊惑，要拼死回国去交请愿书，和清政府合作。为此，黄兴和宋教仁两位好兄弟不得不出面，苦苦相劝。
宋教仁对这件事记忆非常深刻。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与黄兴打算和陈天华进行最后一次特别谈判。那一天，他们责备他受到改良派的蛊惑。但是“辩难良久，尚未解决”。
但是第二天，陈天华的想法突然变了。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他发生了转变，黄兴对宋教仁说，“陈星台（即陈天华）事已干涉其不作”。
决意赴死，为诸君之纪念
翻遍陈天华的著作，我们会发现他一直在输出自己的革命理念，几乎没有提到自己的童年生活与家庭情况。他只在投海前一天为父亲所写的《先考宝卿府君事略》中说，父亲“敝衣粗食终身”，而“二兄早卒，长兄今年五十余，无子”。
他的那些童年阴影，例如贫困带来的巨大负担，童年卖糖果被人戏弄，为父亲奔丧大病一场差点儿死去……则是在他死后，朋友和同乡在悼念其文章中提到，才得以让世人知晓。
现在看陈天华仅存的几张照片，人们会觉得他方面大耳、相貌堂堂，颇有一种英武气概。但童年时染上天花留下的疤痕却是他一生的心病——他自认为面广而多麻，相貌丑陋，不够英俊。
他年少体弱，还口吃，这妨碍了他学习日文，更是让他始终不善社交，导致其性格尤为孤僻。
这一切，最终形成的是他骨子里的那种自卑感。这或许也是他屡次拒婚、终身未娶的其中一个原因。在其他革命者都坦然地结婚生子的时候，唯独他认为只有自己的事业有所成就，才有资格娶妻。
他终其一生都在试图摆脱这种自卑感。其实每个人都会自卑，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适度的自卑其实是性格优势，因为它能让人不骄纵，对外物常怀敬畏之心。但是自卑过度，就是致命的性格缺陷了。一个人如果自卑过度，就会对人生中遭遇的挫折和打击完全失去免疫力。极度自卑的心理问题会反复发作，当你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信心在不断地积累，你会越来越肯定自己的表现，但是只要再次出现失败，你又会让自己一次归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觉得局面已极度崩溃致使你无法有所作为。
在国内，学业的成功让陈天华找回了自信，但到日本遇到了语言障碍，他的自卑感立刻爆发。拒俄事业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优越感，直到长沙起义失败，他的自卑感又一次爆发。
他试图转向改良派，黄兴阻止了他。他转回自己的文章当中，辞去报纸编辑的职务，把自己关起来，夜以继日地创作《狮子吼》这本小说。不过，这本小说历时4个月，到最后也没有完成。因为孙中山来了。
宋教仁的日记里记下了陈天华面见孙中山时的情景：“逸仙（即孙中山）问此间同志多少？如何？……星台乃将去岁湖南风潮事稍谈一二及办事之方法，讫。逸仙乃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
面见孙中山后，陈天华突然又振作起来，不再有几个月前“泪眼不干”的模样。
他参与成立同盟会，并和黄兴一起为誓词润色，起草相关章程。同年，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孙中山亲自撰写发刊词，“三民主义”第一次公开亮相。而在创刊号的17篇文章中，陈天华一人就占了7篇之多。孙中山夸他是“革命大文豪”。
这一时期的陈天华身上完全看不出自卑，而是极度自信。他每天做着自己既喜欢又擅长的工作：写社论、社评。空闲时，他还坚持继续写《狮子吼》，尽情勾勒他心目中未来中国的模样。如果给这时的陈天华一个身份标签，那一定是“革命派中最好的宣传家”。
然而，1905年年底爆发的“取缔事件”再次把他推入危机中，把他推到了生命的终点。
事情的起因其实并不复杂：清政府发现，自己苦心培养的留学生竟然大批倒向革命党，立刻联系日本帮忙遏制。
围绕这次“取缔规则”，留学生迅速分成了两派。激进派学生号召大家罢课，回国以示抗议；而温和派主张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自己问心无愧，安心学习就好。
陈天华反对用罢课这种激烈的群体活动向日方表达抗议。他担心留学生们不能统一行动，反而会造成留学生群体的分裂，白白贻日本人口实。基于这点考虑，陈天华甚至扛住了宋教仁的压力，拒绝撰写支持激进派的文章。
然而，在激进派的鼓动下，局势已经朝着陈天华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在一次留学生会议上，激进派要求全体留学生参与罢课，以“退学回国”表示抗议。一些激进的学生甚至殴打表示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激进派苛求统一行动，结果却是加速了组织的分裂。
温和派则迅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号召留学生回校复课。
这本是正常的分歧，却被日本媒体有意曲解丑化，污蔑中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而学生们继续发生分裂，仿佛是在证明日本媒体的诋毁是正确的。
这本来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偶然事件，但对于陈天华来说，这是一次必然。他无所适从，自卑感再一次爆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他发现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文字、自己的语言都那么无力，无法影响别人。他最终认定这一切乱象都是自己能力不足造成的。这一次，他做出了极端的决定——用生命去发出最后的声音。
1905年12月7日，他连夜起草《绝命辞》，决定以非常的行动来激励人们“有所警动”，“共讲爱国”。他希望“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
与陈天华同睡一室的人对他赴死的决心毫无察觉，只见他“握管写文字，至夜分不辍”。
12月8日清晨，陈天华和平时一样，洗漱、看报纸、吃早餐，态度平静从容。
吃完早饭，他跟朋友借了一点儿钱就出门了。
出门后，他把自己夜里写好的遗书挂号寄给“神田区骏河台，清国留学生会馆杨度”。
然后，他乘车到大森海湾，走向了冰凉的大海。
那时候，他是多么绝望，又多么平静。
这一年，陈天华仅30岁。
陈天华报考新化实验学堂时，他的老师曾以《述志》为题，让大家写一篇作文。
在这篇作文中，陈天华写道：
大丈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如班定远、岳忠武之流，吾闻其语，未见其人。至若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定变法之权衡，操时政之损益，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不幸而布衣终老，名山著述，亦所愿也。至若循时俗之所好，返素真之所行，与老学究争胜负与盈尺地，有死而已，不能为也！
尽管只有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但他确实已完成了自己当时“名山著述”的心愿。他不断以文字鼓舞人们参加革命，奋起反抗。他的《警世钟》《猛回头》至今仍然激励着很多年轻人。
然而，终其一生，陈天华都在与自己的原生环境对抗，也在和时代赋予他的烙印对抗，更在和它们强加给他的自卑感对抗。
原生环境赠予他贫穷，他用努力求学来对抗；时代赠予他焦躁，他用革命来对抗。但是环顾当时的环境，他又显得极度孤独。他不属于激进派，也不被温和派接受。他在同盟会的地位很重要，却不能左右任何事。他就像一朵冲天而起的浪花，义无反顾地跃向高空，然而环顾四周，却发现没有一个同盟。
最终，大海将其吞没，他化作一团泡沫，消散在天地之间，只在自己的小说《狮子吼》里留下了一个未做完的梦：
他走到一处，看见“共和国图书馆”的牌子，里面不知有几十万册的书，其中“有一巨册金字标题《共和国年鉴》 ”，全国有30多万所大小学堂、6 000多万男女学生；陆军、海军，军舰、潜艇、空中战艇等，铁路、邮局、轮船……
但他始终没能完成《狮子吼》这本书，犹如他没能完成自己的事业一般。
1.1903年4月，俄国撕毁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中国人民为此集会、游行、通电，表示反对，拒俄运动爆发。此引用即为“七项要求”中的内容。——编者注
2.华兴会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团体，于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编者注
3.保路运动，又称“保路风潮”，是清朝末年四川人民为了维护铁路权益而与清廷发生的斗争。——编者注
蒋百里的“长线思维”
做人还是做事？
灰鹤与他都是高傲的，爱惜羽毛的，
而他与它们的高傲只是一种姿态而已，
没有用，没有任何的用。
——老舍《四世同堂》
孔子曾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治国理念，无奈春秋是个大争时代，没人理睬，以至于天下之大无处可去，沦落到有上顿没下顿的地步。
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
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经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大意是：
孔子问子贡说：“难道我们的学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为什么我们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子贡回答说：“老师的学说极其宏大，所以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容得下您。咱们要不要降低一点儿标准？”
孔子非常生气：“优秀的农夫善于耕耘却不能保证一定丰收，能工巧匠手艺高超却不能保证让所有人满意。君子能治国安民，却不能保证为世道所容。如今你不去奉行自己的学说却去迎合世俗？子贡，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
同样的问题，颜回的回答是：“不被容纳怕什么！学说不好，是我们的耻辱。学说好却不被采纳，是当权者的耻辱！”
孔子高兴地说道：“有道理啊！”
孔子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做人的人”。孔子和颜回都是理想主义者，给自己确立了很高的道德标准，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对物质的要求却极低。就像孔子赞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他们心中，理想不容更改，道德不容懈怠，他们绝不会为做成什么事而妥协。
数千年后，中国又出了一个孔子式的人物。
孔子多才多艺，这个人也是文化、教育、军事……样样精通。写历史和梁启超往来，作诗与徐志摩唱和。
孔子极富人格魅力，这个人也不差。任军官学校校长不过7个多月，但是学生们却一辈子都以是他的学生而自豪。
孔子一生不得志，却在身后获得殊荣。这个人一生从没指挥一场战役，也从没有亲自上阵杀敌。然而他去世以后，却被蒋介石追封为陆军上将。在民国时期，被人们尊奉为“军神”。
他被世人敬仰，但他的职场履历却写满了“失败”。
他叫蒋百里。
蒋百里是当时留日学生中的明星学员。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碾压大批日本同学，赢得天皇赐刀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1906年他回国后，被人推荐给盛京将军赵尔巽。盛京就是今天的沈阳，是大清起家的地方。被安排在这里的官员都是朝廷信得过、能力强的人。而盛京将军是其中最大的官员，职级从一品，相当于今天辽宁省省长兼原沈阳军区司令员。
赵尔巽非常器重蒋百里。当时大清刚刚经历长期战乱，急需强大的军事依仗。袁世凯就是借助这次机会，在天津训练出新军7万余人，一跃成为名臣的。其他地方督抚看着眼热，也想培养出自己的武装。而蒋百里正是合适的人选。于是赵尔巽破格提拔蒋百里，让年仅25岁的他成了正四品高官，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
在年轻的蒋百里眼中，这是知遇之恩，他必当涌泉相报。然而东北的形势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当时东北军事机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蒋百里负责练新军的督练公所，一个是整顿旧军的巡防营务处。
在旧军看来，这些新军就是将来要对付他们的，于是蒋百里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被旧军百般刁难，到任三个月，一事无成。后来有人劝说蒋百里去德国深造，前程更为远大。赵尔巽一听蒋百里有心深造，立即答应全额付款以支持。在蒋百里的心中，人情债又多了一分。
1911年，蒋百里学成归来，正巧赵尔巽辗转做官，又回到东北。赵尔巽非常高兴，奏请皇上让蒋百里继续练兵事业。然而还没等蒋百里铺开事业，武昌起义爆发了。消息传到关外，新旧两派军队乱作一团，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蒋百里对部下说：革命早晚必成，建议他们还是以南下参加革命为上策。部下听从了他的建议，星夜南下，投奔革命派，找到了组织。
我估计看到这里，人人都会奇怪：蒋百里这不是对形势把握得挺准的吗，他自己为什么不走呢？在我看来，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道德束缚。
赵尔巽对他有知遇之恩，练兵给人，留学给钱。一句话，赵尔巽待他不薄，他不能对不起赵尔巽。危急时刻弃赵尔巽不顾，蒋百里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最后，赵尔巽秘密与蒋百里进行了一番长谈，劝蒋百里赶紧离开东北。临行前，赵尔巽还给了他一笔路费。到这里，蒋百里自觉陪伴老上级到了最后，这才放心离开，南下投奔革命派。
我们可以将蒋百里看作梁启超的镜子。论及情谊，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他二人的关系比赵尔巽和蒋百里的关系重要得多。论及待人不薄，袁世凯让梁启超当财政总长，每个月给3 000块大洋。而在当时，一个普通员工一个月工资才几块大洋。但是梁启超有与康有为、袁世凯翻脸的勇气，不对就是不对，不对就要反对。这样的梁启超受到指摘了吗？人们唯一对他诟病的只有“善变”这一点，有谁说他不道德了吗？
在这个世界上，活法看似千千万，归根到底只有两种：做人和做事。
做人的人会为自己订立极高的道德标准，时刻提醒自己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妥协尤其不行。就算泡在污泥浊水中，也要出淤泥而不染，保持人格清白。这样的人是道德的化身，承担着社会良心的责任。当人们身处社会乱象中感到迷惘时，他们总能像暗夜里的星光一样为人们指明道路。
做事的人的道德感没有做人的人那么高，对于一些社会不良现象有一定的容忍度。他们并非没有良心，而是在道德底线之上画出了比较大的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可以降价、打折、交换、妥协，其唯一目的就是把事情办成。
曾国藩对此的理解就非常透彻。初入官场，他对同僚们行贿受贿的做派极为不齿，决心不同流合污。这时的曾国藩就是个做人的人。然而当他负责一线事务的时候，他才知道成事有多难，需要多少人的协作，需要多少人进行交换、制衡与协调。从那之后，曾大帅融入了官场，也开始受贿了——每次20两，多了不要。从这时起，曾大帅就蜕变成了一个做事的人。
蒋百里这时或许没有心情思考这些。当他放下心理包袱，兴冲冲地跑到上海，准备加入革命派时，却发现那里早已没了他的位置。当初听他的劝去往南方的部下，如今已经在黄兴旗下的陆军部找到了位置，干得风生水起。一些激进的革命派甚至因为蒋百里曾替大清效力，还要处置他。好在有黄兴发话，蒋百里没受什么委屈。然而蒋百里自尊心很强，不愿意求人，只好黯然离开上海。最后他到底还是靠着朋友的帮助，在杭州找了一份参谋工作。这番动荡，才算告一段落。
动荡虽然过去，但发生在蒋百里身上类似的曲折，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他一生“不得志”的宿命，在此时已经埋下了种子。
校园枪声
1913年6月18日清晨，保定军校。
一大早，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体师生训话。
我初到本校时，曾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
说完，蒋百里拔枪朝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大喊：“校长自杀了！”
蒋百里出任保定军校校长，或许本身就是个误会。
这里的关系有点儿复杂。段祺瑞是跟着袁世凯一起打天下的老部下。袁世凯现在成了最高领袖，他再看老部下就有点儿不放心，打算提拔新人制衡段祺瑞。段祺瑞手上有兵，袁世凯就建个军校培养将军。而袁世凯看中的校长人选，就是蒋百里。
当时蒋百里已经答应蔡锷去云南当民政长。蔡锷是蒋百里的挚交，那时已经是云南的实权派。蒋百里来找段祺瑞辞行。段祺瑞就假惺惺地说民政长是肥缺，而军校是个烂摊子，设施烂、人员烂，面临被裁撤的命运，但袁大总统器重，蒋百里又才干卓著，必然能让军校起死回生，焕然一新。
在中国旧官场，听话分三种境界。第一种叫“听风就是雨”。意思是，从字面理解，听到什么就是什么。第二种叫“听出话里有话”。这个级别的话有个特点，就是说话者说出的话和想表达的意思有一定关系，但是并不明确。比如，有个CEO（首席执行官）功成名就，打算卖掉公司，从此走向财务自由，就找朋友问问这样好不好。朋友不明说好或不好，却说“我想起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功成名就之后继续创业的，现在的成就已经是过去的十倍甚至百倍了。尽管朋友没明说，但是CEO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朋友是在鼓励他继续去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就。
顶级的听话是第三种，“听出弦外之音”。这是一门极其深奥的学问。看似夸奖其实贬低，看似贬低其实褒奖；看似鼓励其实劝退，看似劝退其实鼓励；看似在讨论A事，其实在映射B事。没有足够的历练和天赋，实在无法掌握。
段祺瑞是听话的“满级号”，也是说话的“满级号”。他对袁世凯的心思心知肚明，也物色好了自己的军校校长人选。现在他跟蒋百里说这个，就是一种“看似鼓励其实劝退”的做法。然而蒋百里不仅没有这个听话的天赋，也没有这个自觉，他的听话水平还停留在第一级，两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段祺瑞的一番话反而激起了他的血性，他毅然决然地推掉了好友的邀请，接下了军校校长这份挑战。这一下，反而显得段祺瑞弄巧成拙了。这让他恼羞成怒，为后来的“校园枪声”埋下了伏笔。
就这样，蒋百里走马上任，成为保定军校的校长。
蒋百里到任后才发现，情况比段祺瑞说得更糟糕。炮兵没炮，骑兵没马，操场上的杂草比人的膝盖还高。学生也无心操练，只知道每日闲逛和出入风月场。
蒋百里决心好好整顿，先从教员开始。大批不干正事儿的被裁撤，换上能干又愿意干的人，军校氛围顿时焕然一新。
但是这样的举措几乎得罪了所有人。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和平年代，官员的数量总是会急剧膨胀。除了因为管理事务越来越多，更大的原因是促成政权的和平过渡。老皇帝退休后，新皇帝必须启用自己的班底。但是新皇帝不能立刻罢免老皇帝的人，只能保留其福利，请其让出职务。如果此人能量太大，新皇帝还需要做出其他方面的妥协，比如给他升官，给他的子女提供福利保障，等等。这样几任交接下来，政府官员的数量就会出现一个恐怖的数字。当然，每年支出的福利资金更加恐怖。
这时的保定军校，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不大的一个机构，竟然还分为北洋武备派、北洋速成派、日本士官派、德国派等。蒋百里为日本士官出身，按说应该属于日本士官派，但是他对日本那套看不上眼，曾说“日本的教育和军事，中国最不该学”，此言一出，几乎把日本士官派得罪光了。
蒋百里更欣赏德国的做法。在他看来，德国的官员任免真是清晰干脆，能者上，庸者下。就连“铁血宰相”俾斯麦那样的高官的任免也就是一纸调令的事儿。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当时有位马术教官极不负责，在他治下的马匹竟然死了三分之一，他却仗着有后台不服管教。蒋百里立刻罢免了他的职务，换上了踏实肯干的人。
蒋百里一心想为中国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至少要达到德国军队的水平。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他看到的德国，是“近代化”的德国。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脱离“封建社会”的中国。所有的问题，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完成新老划断。
报复很快袭来。占比最多的北洋速成派和日本士官派联合起来，拆蒋百里的台。凡是军校需要的物资，能拖就拖，能扣就扣，能挪用就挪用，总之就是什么也不给他。如果换作一个做事的人，会想出许多办法，比如利益交换，拉一派打一派，或者去找自己的人脉，甚至找袁大总统告状。但蒋百里不行，因为他是做人的人，让他做违背其道德观的事，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
于是，就有了前面自杀那一幕。
蒋百里的血性和骨气赢得了千古赞誉，但是这份刚烈在另一些人眼中却有另一番意味。
在未来的数十年间，他也像当年的孔子一样，游走在各大势力之间。人人都把他捧得很高，却没人愿意对他委以重任。而其身份也永远只是参谋，他自嘲，或许自己就适合当参谋。只有大军阀吴佩孚说出了真相：“蒋某不算汉子。古今英雄，设均一死了之，还能成就什么事业？”
蔡锷的遗产
其实，蒋百里是有机会成为有实权的人物，当上一方大员的。
反袁斗争结束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这是妥妥的封疆大吏。然而正当蔡锷打算振作有为、造福一方时，他的喉癌却越来越严重。蔡锷对自己的病情不抱希望，知道自己恐怕挺不过这一关。于是他和蒋百里商量，一旦自己有什么不测，全部基业就托付给蒋百里——不光是四川督军和省长这两顶帽子，还有现成的军队，两员心腹大将戴勘和张耀庭也一并托付。在任何时代，这都称得上一份重托。蔡锷相信蒋百里的人品，更相信他的能力。他认为，在蒋百里手中，自己这份基业一定可以发扬光大。
蔡锷东渡日本治病时是1916年9月。从那时起，蒋百里就全程陪护。可惜到了11月，蔡锷病重不治，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按照约定，此时蒋百里应该立即入川接手四川事务，但是蒋百里始终忙于蔡锷的后事，根本没有考虑接班的事。
他与蔡锷在日本相识，同在日本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求学，是那一届数一数二的高才生。回到国内，两人都在建设新型军队的事情上呕心沥血。尽管一南一北，却不妨碍两人意气相投。两人原打算反袁斗争结束、恢复和平后一起闯事业，谁能想到蔡锷这么年轻就撒手人寰？蒋百里此刻不愿去想什么基业，只想一心陪伴好友走完最后一程。
直到1917年4月12日，蔡锷的葬礼结束，蒋百里才算放下心中包袱，收拾行囊准备入川。
请注意，这时距离他和蔡锷约定的入川时间已经过去了5个多月。途经长沙时，他被当地的亲朋故友盛情挽留，又多停留了几天。等他终于过了重庆时，却被迎面撞来的噩耗击倒：就在数日前，川军哗变。蔡锷留给他的军队被吞并，两员心腹大将被乱军杀害。此时的四川，已经是“城头变换大王旗”。
蔡锷一生的心血，毁于一旦。
后世有人说，这是蒋百里吉人自有天相，如果他不是晚去这几天，恐怕他也死于乱军之中了。不能说这种说法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蒋百里能遵守约定，早一点儿入川接手军队，结束四川群龙无首的局面，这一切是不是可以避免呢？
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而且易守难攻，是割据称雄的不二之选。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这一幕已经上演了无数次。蔡锷病后，群龙无首的四川在其他军阀眼中就是妥妥的无主肥肉。谁会不眼红？谁会眼巴巴地等着蒋百里回到四川，把一切安顿好了再开战？
然而蒋百里却恪守传统礼仪，任由四川在权力真空的状态下“裸奔”了近半年，任由两位大将在那里苦苦支撑。
这其实是所有追求做人的人的通病。对他们来说，为人处世，道德优先。事做不成顶多是遗憾，但是“人设崩塌”是绝不能容忍的。要求高的甚至可以到达精神洁癖的程度。甚至别人还没张嘴，他就已经在脑补别人会怎么戳他的脊梁骨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蒋百里身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930年，蒋介石和冯玉祥开启“中原大战”。这里面没什么正义，不过是一场争霸战。其中第五军的指挥官叫唐生智，是蒋百里的学生。蒋介石认为唐生智的指挥水平不行，想让蒋百里来指挥。在一个“军队国家化”的国家里，最高领袖指派军队将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蒋百里却推脱说，他不能以老师的身份夺学生的军队。
然而，“军队国家化”正是蒋百里一向的主张，怎么这会儿军队又成了唐生智的了？
不知道蒋介石是不是相信蒋百里的说辞，但他最终还是撤销了委任。蒋百里又失去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从世俗礼数的角度，我们对蒋百里绝对挑不出毛病：病榻上朝夕相伴，身后事亲力亲为，朋友一天没有入土为安，绝不染指朋友的基业……
但是就朋友的嘱托来说，蒋百里此举却是弃大义而顾小义。要知道，当初袁世凯仗着兵力优势在国内大杀革命党时，举国上下噤若寒蝉。一些地方军阀不是畏其锋芒，就是保持观望态度。只有蔡锷举起“护国”大旗，以云南一省之力跟袁世凯举国之力死磕，即便是弹尽粮绝时也没有退缩。
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蔡锷就像暗夜中仅存的一点星光，保留着中国军人最后一点儿血性和希望。
为了策应蔡锷，梁启超也曾九死一生，偷偷去广西劝说广西都督陆荣廷。然而如果没有蔡锷拼死苦撑，让陆荣廷看到打赢的希望，陆荣廷又怎么会被梁启超的三言两语说动？
兵是百战之兵，将是能战之将，土地是富庶的土地，这正是蒋百里梦寐以求的创业基地。蔡锷是蒋百里的挚交，他知道蒋百里的才干，也知道蒋百里的人品，更知道他向来有远大志向和美好愿景，只缺一块用武之地。所以在生命将尽时，他以基业相托。在他看来，放眼全国，唯一值得托付的就是蒋百里了。
但是蒋百里却把这份托付弄丢了，而且是以最无谓、最惨烈的方式弄丢的。
民国初年是大争之世，每一块无主之地都是肥肉，每一块权力真空都是罪过。就在蒋百里为蔡锷的后事奔忙时，四川本土军阀发动了驱逐滇军之战，蔡锷的军队惨遭屠戮。这就是蒋百里入川时看到的那一幕。随即，云南军阀唐继尧打着“护法讨逆”的旗号，率先将手伸向了四川这块无主之地。
这次兵灾并不是终结，而是开始。从那以后，四川这块土地“战祸惨烈，甲于全国”。一直到1933年，刘湘和刘文辉叔侄二人决出胜负，才给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乱画上一个休止符。在长达16年的战乱里，四川共爆发过470多场大大小小的战争，死于战争的军民人数高达数十万。
这一切，是蔡锷希望看到的，还是蒋百里希望看到的？
错过的五四
1918年年底，一艘名为“横滨号”的邮轮正行驶在海面上。一个黑瘦的中年人正感慨地指着一处船舱说：“这就是梁某人当年的藏身之处啊！”
说话这人正是梁启超。当初他偷渡越南时，就是躲在“横滨号”的煤仓里。如今，这个船舱已经改成理发室，让人颇感世事沧桑、人生难料。
梁启超和蒋百里此次是按照北京政府的安排，作为“外交二线队”去欧洲游说的。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中国当然要争取更多的利益。所以政府在派出以陆征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线队伍的同时，还派出以梁启超为首的“欧洲考察团”，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工业领域的人才。这在当时的中国称得上“梦之队”，每个成员都是当时中国的顶尖人物。
然而游说结果很不理想。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永远要靠实力说话，万卷法典，不如一卷炸药。
消息传回国内，瞬间点燃了中国人民心中的怒火，五四运动就此爆发，席卷全国，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此时的梁启超和蒋百里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欧洲一共游历了一年零三个月，到1920年才回到国内。
游历途中，他们特地去看了几场著名战役的遗址。到处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坟墓遍地。许多城市的战争痕迹还未消去，满眼都是流离失所的平民和肢体残缺的退伍军人。看到这些，考察团的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难道这就是中国的未来吗？大工业革命后的中国，也要变成一台战争机器吗？一番反思之后，两人在回国途中各自开始写书，把沿途所见写下来，警醒国民，不要过分崇拜欧洲文明，而是应该吸取欧洲文明的长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形成新的文化。
然而当他们回到国内时，却惊讶地发现国内已经变了天。年轻人心中的领袖已经是更年轻的陈独秀了，年轻人爱看的读物也变成了《新青年》。新一代年轻人的思想更激进，态度更坚决。他们看书只能看出“吃人”二字，极端的人连汉字都想废除。
于是，中国当时的顶尖精英人群分成了两派，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一边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一边以梁启超为代表。
这次，蒋百里坚决站在梁启超一边，也站在了“保守”一边。
梁启超主张的警惕欧洲文明有错吗？没错。青年们的想法正确吗？起码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有点儿极端。那么为什么梁启超的主张不得人心呢？因为时机不对。
当时的中国还处在一个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的前夕，我们的工业水平与欧洲相比差得太远。想造成欧洲战争那种程度的破坏，中国只怕还没有资格。那时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规避工业文明的破坏力，而是先能达到欧洲列强的国力，在未来的竞争中做到自保。
一句话：还没到时候。
而梁启超宣扬的理念，就像是对一家不到十人的初创企业说：你要当心，不要染上大企业病。
蒋百里在梁启超的阵营中奔走，乐此不疲。一方面是他亲眼见过欧洲的惨烈，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他和梁启超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里，我们不妨追述一下蒋梁二人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蒋百里背着的人情包袱。
当初蒋百里留学日本时是自费生身份。当时的日本军校分为三级：陆军预科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陆军大学是高级学府，隶属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门培养将、佐级军官和参谋。陆军士官学校是初级学校，培养尉、士级军官。而预科学校则是敲门砖，所有人必须从预科学校毕业，才有资格进入士官学校。
当年，蒋百里在预科学校完成了学业之后，按照流程应该进入士官学校深造。但尴尬的是，就在这期间，沙俄侵略中国，留学生们发起了“拒俄运动”，社会氛围陡然紧张起来。慎重起见，日方收紧了军校生的录取口子，规定只有政府报送的公派生才可以进入军校学习，其他身份恕不接待。蔡锷是名副其实的公派生，自然顺利进入。而蒋百里的自费生身份却成了大麻烦。按照蒋百里一贯的性格，他大概会仰天长叹，然后收拾行囊回家。如果真是这样，蒋百里的后半生将会彻底被改写。
就在蒋百里一筹莫展的时候，梁启超站了出来。要说梁启超的人脉，真是名不虚传，他辗转联络上了早稻田大学的校长，又通过校长的私人关系请士官学校负责人通融，蒋百里这才顺利进入士官学校。因此说是梁启超成就了蒋百里，一点儿也不为过。这番成就之功，比赵尔巽的不知道大了多少。从此蒋百里就跟定了梁启超。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密切追随梁启超也导致他屡屡错过与时代同步的机会。从那之后，蒋百里彻底成了一个无党派人士。他在各种势力中穿梭，却没人把他当作自己人。
蒋百里无疑是个天才，但他却一生没有足以匹配才华的建树。这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但归根结底，蒋百里自己要负更大的责任。他的自误，是身处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却强求理想国的秩序。他渴望拥抱新势力，却在旧势力中越陷越深。他希望改造旧势力，却遭到旧势力的一致反扑。他想争取用武之地，却屡屡因为恪守旧道德而丧失机会。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蒋百里的人生，那就是撕扯。既想做人，又想做事。既想按照新时代的方式做事，又想按照旧道德做人。
其实，做人和做事，是两种思维方式、两套行事逻辑。要做人，就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道德高度，坦然接受他人的敬仰。要做事，也可只做符合自己道德观的、可以独立完成的、不需要太多协作的事。如此度过一生，也算一种境界。反观蒋百里，真正让他留名青史的，其实是他的各种思想。这种著书立说的生活才是真正适合他的。
如果要做事，就不要过于在乎教条式的名节。名节用好了，是人格魅力，是成事的助力；用得不好，就是阻碍，是束缚。放下包袱，积极入世，才是做事的态度，才是成事的态度。
要做事，就必须与人协同。必须承认，人只有在一件事中能找到自己的利益，才会愿意参与协作。然而利益有高下之分。有人是为了心灵满足，比如做慈善；有人是为了回报社会，比如做志愿者；有人为了盈利；有人为了名声；有人为了谈资，将来可以到处显摆。你可以鄙视其中的哪一种人吗？可以将谁排除在外吗？
都不可以。因为这些都不是“成事”的标准。成事的标准，只在乎此人有没有资格参与。这些资格可以是能力允许，可以是性格合拍，可以是时间充裕，可以是资金雄厚。只有海纳百川，容许更多的人参与，允许他们获得想要的回报，才能获得更多的助力。
蒋百里曾自嘲说：与其说他不得志，不如说他不得时。
巧合的是，他也用颜回的评价自勉：如果是他的水平不够导致不得志，那是他的耻辱。如果他的水平够却不得志，那就是当权者的耻辱！
或许是蒋百里刻意忽略，孔子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其实并没有得到后世那样崇高的地位。把他推上神坛、成为圣人的，正是他指责为志向不远大的子贡。
在开篇那番对话之后，是子贡出使楚国，说动楚国国君接纳孔子，才让孔子免于饿死。再后来，子贡担任两个国家的相国，经常作为大使出访各国。以至于有许多人认为子贡比孔子还厉害。而子贡则说，他的厉害之处是人们看得见的，他老师的厉害之处是人们看不见的。
孔子逝世之后，子贡更是启动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在列国不停宣讲，终于使得儒家学说成为显学，孔子也才真正成了后世敬仰的“万世师表”。
做人的人照亮世界，做事的人推动世界。
孔祥熙的助力与阻力
望族里飞出凤凰男
金钱不是做奴隶就是做主人，
二者必一，
别无其他。
——[古罗马]贺拉斯《诗艺》
1938年12月4日，正值抗战初期，胡适从美国发了一封电报，通过朋友转告傅斯年一句话：“勿攻孔。”
孔，即孔祥熙。
胡适一直看不上孔祥熙，力主打倒“孔家店”。在他心里，孔祥熙就是一个贪利小人。
孔祥熙也不喜欢胡适。单就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这事儿，孔祥熙就一直阻挠。直到胡适赴美上任，他还到处跟人说：胡适实在是不如前任大使王正廷。
傅斯年早在7月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大力批判孔祥熙，从才能、用人、内政、外交、政风、家风等方面指出孔祥熙不适合担任行政院院长。11月，广州、武汉在日军的进攻下相继失守，傅斯年又联名52位参政员再次上书蒋介石，要求撤掉孔祥熙的行政院院长职位。
几个月后，胡适第二次给傅斯年写信。他向傅斯年分析了局势，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孔祥熙下台，汪精卫、宋子文、孙科继任，结果会如何？
言下之意，这里面没一个好人。傅斯年如果真把孔祥熙给搞下去了，接替他的这几个人更可能导致抗战失败。
不可替代性往往比一个人的能力更能决定其价值。在那个位置上，你的综合分数是最高的，你就是唯一的，别人无法取代你。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司有点儿傻，明明谁都比他能力强，但问题在于，在那个位置上，可能只有他在综合能力上是最合适的，别人未必比他强。
在当时胡适的综合打分体系中，孔祥熙就是唯一不可取代的人选。
这封信里的话，傅斯年根本没听进去。在傅斯年心里，这算哪门子道理！这孔祥熙不仅是个贪利小人，更是一个窃国大盗，势必是要被赶下台去的。
后来，胡适第三次写信，劝傅斯年不要再批孔。
这次，胡适从微观细节上分析了情况。当时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孔祥熙的亲信，如果孔祥熙下台，宋子文上台，孔的亲信也会处处为难宋，这样不利于向美国借款，不利于抗战。
“我向来主张‘打孔家店’的人，今反过来为庸之（即孔祥熙）说好话，是很伤心的事。但我为国家计，认为应该如此干，故不避嫌疑，决心发此电。”在1939年11月26日的日记里，胡适写道。
一个当时许多人评价不好且历史上的最终定论也不好的人，居然让一群好人不得不承认他的实力，甚至碍于时局出言维护他，孔祥熙可以被称为一代“人杰”了。
但最终，这样一个“人杰”也因为所作所为过于恶劣，让蒋介石也不得不痛下决心。
就在胡适写下日记的前一个星期，蒋介石宣布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自己任院长。因为当时法币暴跌、物价飞涨、黑市盛行、民怨沸腾，蒋介石已经护不住孔祥熙了。自此，孔祥熙开始走向权力的下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