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初体验：望族里的穷人
教育改变命运，这句话在孔祥熙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果我们回到他的青少年时期，我们也会因为孔祥熙鲜衣怒马的出场而对其寄予满满的期待。
孔家是山西望族，其祖父孔庆林是一代晋商，拥有很多钱庄票号，甚至在越南也有分号。孔祥熙有过一小段富家子弟的生活。但孔祥熙的父亲是个败家少爷，很快就把家产折腾到只剩下几间空荡荡的房子，于是只能投靠岳父，开一间很小的私塾度日。
孔祥熙10岁那年得了腮腺炎。因为没钱医治，他每天只能用衣服裹着自己的头。后来，万般无奈之下，他父亲决定到当地的教会医院去试一试。没想到，西医手到病除。
这段经历改变了孔祥熙的很多看法。他以前对西方的教会、西方的学问是排斥和恐惧的，但这一次跟教会医院打交道，让他对西方的那些学问充满了向往。回家之后，他就提出要去教会学校读书。
他的这个想法自然遭到大家族的反对：身为孔圣后裔，不好好学习儒家思想，去什么西方教会学校读书？当时山西的大家族都看不起教会，只有穷人在走投无路时才会投靠教会。孔祥熙一家当时虽然顶着望族的名头，但早就已经是事实上的穷人了。
为了生活有着落，他的父亲不仅背弃了自己当初对族人做出的不加入教会的承诺，甚至以教徒的身份开始在教会小学任教。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人成年后的很多行为往往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经历。孔祥熙见识过金钱，也经历了穷困潦倒的生活，这种有着巨大落差的记忆是无法被抹去的。出身大家族又如何？没钱还是活不下去。而他的父亲以身作则，向他鲜活地演绎了“人为了活下去是可以背弃承诺的”这么一个故事。
童年经历为孔祥熙后来的人生定下了基调。
孔祥熙如愿进入了当地的教会学校——华美公学，像无数穷孩子那样拼命学习。孔祥熙无疑是聪明的，从华美公学到后来在耶鲁大学读硕士，他一直成绩优异。
10岁那年接触教会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20岁那年，孔祥熙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重大机缘。
时值1900年，义和团开始兴起，山西巡抚毓贤教唆老百姓焚烧教堂，屠杀传教士。孔祥熙母校的老师们也被囚禁起来，等着太原那边来人主持行刑。孔祥熙赶紧筹措了一大笔钱，买通了几个看押的乡民，放走了老师和三个传教士，并带走了其他传教士的绝笔信和纪念物，把它们藏在鞋底，承诺交给他们的家人——这件事后来成了教会一直资助他的学业、资助他开设学堂的资本。
后来八国联军听闻了山西教案，准备调兵进入山西。孔祥熙赶赴北京，把传教士们的遗物交给教会后，又被教会当作“亲历者”推荐给联军。作为联军的“顾问”，他极力向外国人解释，山西的老百姓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受毓贤的唆使。如果非要办，把毓贤办了就行。联军总部最终放弃了这次入侵山西的计划，孔祥熙可以记一份功劳。
这是20岁的孔祥熙第一次展现出他的影响力。不论是在山西救人，还是在北京拦下八国联军，都可谓具有一身胆识。
也正是这次山西教案让他意识到，中国需要开启民智，引入西方教育模式是关键。因此，1901年9月12日，21岁的孔祥熙漂洋过海到达美国旧金山，准备接受进一步深造。
中年后已是全国上下痛骂为“巨贪”的孔祥熙，经常被漫画家设计出奸商嘴脸的滑稽形象，发表在报纸上表示讽刺。而在1901年，站在旧金山海关等待走进美国的孔祥熙，却还是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他身材消瘦，面容清秀、严肃。极力促成他留学的美国传教士麦美德（Luella Miner）由衷地赞美孔祥熙，说他“脸形俊美，手指纤长，言谈举止儒雅大气”。
然而，迎接这个俊美青年的，并不是什么友好、自由之地。1901年，美国排华情绪高涨。就在头一年大肆横行的鼠疫中，旧金山卫生局认定是华人带来了病毒，试图强行把华人搬迁到棚户区。而孔祥熙抵达旧金山时，旧金山议会再次延长了《排华法案》的期限。正是因为这一法案，孔祥熙和他的同学费起鹤被海关拒绝入境。
当时美国海关扣留中国人是常有的事。不过这对于孔祥熙来说，却是一记重击。出发前，他还怀着满腔热血，心中充满了对美国的向往。他正准备扬帆起航，理想的风帆却一下子被扯了下来，卷起来，收进了仓库。这可能是两个投身于美国教会的年轻人第一次对清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有切身体会。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 清政府向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同时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 我国第一所按章程开班的大学——山东大学堂成立。
? 意大利物理学家吉列尔莫·马可尼在圣约翰收到了第一个跨越大西洋的无线电信号，通信将变得史无前例地迅捷。
? 诺贝尔奖首次颁发。
? 西奥多·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但对于孔祥熙和费起鹤两人来说，最有切身影响的莫过于11月7日李鸿章病逝。继任的袁世凯忙得不行，在他们的护照上顺手签了个名，又将护照直接发出。然后，护照又被退回。直到第三次，旧金山海关终于收到写明两人真实身份情况的护照，才准许他们入境。
当他们最终抵达欧柏林大学时，已经是1903年1月——距离他们抵达旧金山已经差不多一年半了。这一年半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如果要理解孔祥熙后来的人生轨迹，恐怕必须追溯到这里。孔祥熙一方面苦于清政府的落后，另一方面困惑于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似乎哪个国家都不友好。
清政府不可依赖，西式的所谓自由民主也根本不可信，那是不是可以追随革命党人？孔祥熙于是开始关注孙中山的行踪，还尝试联络他。这事实上成了孔祥熙人生里的第三次重大机缘。
1905年，当孔祥熙听说孙中山要途经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时，他立即赶到克利夫兰，见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人。会面中，孔祥熙向孙中山表示，自己要提倡教育，振兴实业，并向孙中山请求加入刚刚成立的同盟会。两人当时都想不到，多年后，他们会再次相遇，并成为一家人。
孔祥熙在学习上继续展现出开挂级的表现。
? 1906年，获得欧柏林大学学士学位。
? 1907年，获得耶鲁大学矿物学硕士学位。
1908年，孔祥熙回国了。
他带回国内的除了一大笔钱，还有欧柏林大学的几位老师，他们一起开始在孔祥熙的家乡太谷县筹建铭贤学校。孔祥熙亲身经历了教育改变命运的过程，对教育事业，对这所学校，他一直尽职尽责。他不仅担任校长职务，还担任物理、体育等课程的老师。他在这所学校大力推广西方文化，聘请诸多有名的外教，连海明威的叔父都被他请到学校担任外教。他在学校不仅开设体育课，还把一些西方的军事操练项目纳入体育课。由于效果显著，连当时太谷警察局都要请他们学校的诸位老师当顾问。
学校的建校基金部分来自“庚子赔款”，部分由欧柏林大学的校友们捐赠，本意是在太谷立碑以纪念1900年死于山西教案的人。但孔祥熙认为，与其立碑不如开办学校，以造就人才，传播逝者思想。
在欧柏林大学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成功地说服了学校的诸位理事和校友。这就很聪明了。当其他人在考虑找工作的时候，这位毕业生却为自己创造了一份事业。
这所铭贤学校，就是今天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
孔祥熙在铭贤学校的教育事业是成功的。他的学生们大部分都有所成就：一部分进入国民政府，成了孔祥熙的亲信；一部分则去了延安，投身革命，成为新中国的奠基者。
孔祥熙后来也非常支持教育，但这也早已褪为他人生的一些细枝末节。假如孔祥熙像他当初的同学费起鹤一样，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会成为一个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楷模，一个民主革命的先驱。他应该会是一个值得我们尊敬和敬仰的爱国人士、革命家。
振兴经济，确有经世之才
1945年，因为震惊中美的“鲸吞美金公债”一案，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撤掉孔祥熙的职位。但没过多久，蒋介石又后悔了。他发现，继任的宋子文只用了两年，就败掉了孔祥熙留下来的财政盈余。
今天我们评价孔祥熙，先不论价值取向上的褒贬，在才华上，他是令人赞叹的，他甚至做出过极为卓著的贡献。在这一点上，胡适看得非常清楚。有些事情，在当时只有孔祥熙能做成，而其他人只能变成无能的映衬。
孔祥熙在任12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巨大贡献的。后世人为他总结了两条重要贡献：完成了币制改革，建立了中央银行体系。
关于这两条的理论有点儿复杂，我们可以简单描述一下。什么叫“币制”呢？就是货币发行、流通、兑换的相关制度。我们知道，当年秦始皇统一了货币，但是这币制问题却是历朝历代都面临的麻烦事儿。单从发行来说，谁有权发行货币？在某些时期，政府能发，诸侯王能发，甚至私人都能发行货币，这就非常混乱了。
更复杂的是，在古代社会，有些地方为了自己的利益，还会发行具有货币功能的票据。一个商人想要行走各地做生意，需要不停地兑换各地票据。一项今天看起来无比简单的交易，在当时却需要非常复杂的流程。
清帝逊位之后，民国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实际上仍然是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各路大帅独立发行自己地盘上的货币，以至于当时市面上流通的各色货币达十余种，而拥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高达30余家。如此混乱的币制让经济发展困难重重，民国政府财政年年赤字。
因此，孔祥熙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发行货币。1935年，孔祥熙宣布：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集中掌控货币发行权，发行法定统一货币，简称“法币”。统一的央行、统一的货币，造就了统一的市场。中国老百姓从此不必纠结自己是在哪个大帅的地盘上，该兑换多少当地货币。
当然，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孔祥熙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纸币和金属货币脱钩。
货币与贵金属挂钩是古代各国的统一选择，朝代更替，老百姓对政府的长治久安并没有太大的信心，有贵金属作为货币的信用背书，那就好多了。但这又会出现一个难题，那就是矿产储量锁死了一国经济，贵金属储备下降的情况一旦出现，就会导致货币紧缩，经济萧条，更严重的甚至会使国家崩溃，王朝覆灭。所以，在清朝末年，英国人用鸦片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不仅仅荼毒了中国人的身体，对朝廷来说，更要命的是鸦片贸易导致大量白银外流，这是国家财政不能忍受的，所以我们顶着开战的风险，也要禁烟。
到了民国时期，国家的法定货币与白银直接挂钩，因此，白银价格就成了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有力工具。例如，1934年6月美国突然通过《白银收购法案》，开始在国际上大肆收购白银，致使白银价格快速上涨。这对中国经济是一记重创，因为国际银价上涨，国内白银向外走私有利可图，由此造成了更大规模的白银外流。短短三个月内，白银净流出达2亿两，国内工商业因此元气大伤。
孔祥熙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他眼前的任务，是一个空前复杂的困局：既要维护白银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又要实现纸币发行和白银脱钩；给中国经济松绑，摆脱列强的变相操控。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孔祥熙连出重拳：现有的白银必须兑换成法币，管你是银币、银锭还是银块；对白银出口收高额的出口税和平衡税；禁止白银走私，奖励白银流入；和国外签订“君子协议”，要求对方协助中国防止白银外流。经过以上几波操作，最终回笼国库的白银高达5亿盎司，约合15 000吨。有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做储备金，政府发行法币就有了底气，民众消费法币也有了信心。按当时的政策，政府回收价值6元的白银，就可以发行面值为10元的法币，凭空就多了4元的收入。不难想象，国库里那么多白银，能为政府带来多少收益。
在孔祥熙的规划下，国库储银不再参与流通，这就变相实现了白银与纸币的脱钩。从这时起，中国的银本位制就悄无声息地终结了。
那么这海量的白银从此就在国库里睡大觉了吗？不会，在孔祥熙手上，这海量白银的作用远不止这些。
完成前两个目标后，孔祥熙还必须让法币在国际外汇市场上保持币值稳定。作为经济弱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和经济强国的币值挂钩：你涨我也涨，你跌我也跌。在当时的外汇市场上，英国是老牌金融帝国，美国是最强金融帝国，它们是天下最粗的两条大腿。如果能与它们保持汇率挂钩，就可以间接实现币值稳定。
但强国的大腿不是轻易就可以抱的。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都希望借中国币改的机会深度介入中国经济，甚至借此控制中国经济命脉。而孔祥熙则用为数不多的筹码，和两大强国展开了周旋，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孔祥熙拿出自己做生意的精明来，在英美两个大国之间走钢丝。不得不说，他这一招既危险又有效。孔祥熙公开宣布：让中国盯紧谁的汇率，谁就要给中国投资。这一举措相当巧妙：原本中国是弱国，就算中国不上门去求，英美也绝不会放弃这块肥肉。如今孔祥熙放出话来，美英两国反而成了竞标的，中国成了审标的，不再腹背受敌，而是坐山观虎斗。
英国最先介入，孔祥熙开出的条件是从英国借出1 000万英镑。英方代表不愿单独承担，孔祥熙转头就把条件转达给了美国。美国开出的条件是：中国法币必须盯紧美元，外汇资金存放在美国。
孔祥熙一边拖延，一边加紧币改，抢在答复美国之前完成了币改。美国非常恼火，以拒绝购买中国白银相要挟。孔祥熙耍起了狠招，声称如果被逼无奈，中国就到国际市场上抛售白银。他底气十足：5亿盎司白银拿来砸盘，不愁砸不下来。美国被弄得没了脾气，只好在11月15日达成一项购买中国500万盎司白银的协议。这笔钱奠定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基础。
经过这一套组合拳，中国的法币制度终于稳定下来。稳定的币制带来了稳定的信心。
币改成功的第二年，也就是1936年，中国进口商品数量减少了16%，出口商品数量增加了28%；出口额比1935年上涨了10%，1937年上半年更是达到了1935年的两倍。国内信心大增，国外也跟着信心爆棚。那些因白银风暴流失的国外投资纷纷回流。1936年，外国在华投资已经达到34.8亿美元。
很难想象，假如这种势头和平延续下去，中国经济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同样很难想象，假如没有这次币改，面对即将到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国能不能经得起旷日持久的战争考验。所幸，币改成功了，为国民政府带来了滚滚财源，也为后来抗战后勤供应提供了有力支持，甚至在抗战结束后，国库依然有盈余。
在任期间，孔祥熙还有一些改革举措，如税制改革、建立注册会计师体系等。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在当时连年战乱的中国，作为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表现算是相当优异了。然而在后世人的记忆中，他的骂名比他的功名更加出名。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油腻中年“哈哈孔”
以孔祥熙的才干，他不仅仅应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甚至其形象理应比今天更正向、更光辉才对。他是如何一步步变成“巨贪”的？
事实上，这里面并不存在“一步步”的问题。甚至从一开始，孔祥熙就没有改变过，因为他的行为和心理是极度自洽和一致的。虽然在耶鲁接受了西方的经济学教育，拿到了耶鲁研究院的硕士学位，但在骨子里，孔祥熙依然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旧式山西商人。
打江山，坐江山，君即天下。这在我们看到的“巨贪”身上很常见。在“建功”的过程中，他们不自觉地将所有的成就与“我”合为一体，公私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边界。
除了钱，孔祥熙没有别的爱好。他不想当英雄，不嗜杀，也没有绯闻，他争夺权势的目的特别单纯，就是为了钱。如果排除钱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他甚至有点儿蠢萌——在重庆物价飞涨，社会痛恨囤积居奇的时候，他会公开说出“大家不想储蓄的话，可以囤货，操作起来很方便的”这种天真、热心肠又无所忌惮的话来。
只有钱能激起他无穷无尽的热情。只要有钱赚，他就变得尤为精明，丝毫不介意是非对错。他的内心是自洽的。“家国天下”在他这里特别和谐统一。对他来说，他的钱是他的钱，别人的钱也应该变成他的钱——完全没有心理障碍。
除了腮腺炎和望族的故事，孔祥熙几乎不怎么讲自己的童年生活。他对自己穷困的过去有多恐惧，对金钱就有多贪婪。对金钱的渴望，是孔祥熙这一生的主旋律。
前文提到孔祥熙曾极力阻碍胡适赴美上任，其背后的原因还是钱。
当时孔祥熙的亲信在美国主要的任务是为抗战筹钱，也就是向美国政府借款。孔祥熙曾经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到，之所以借款一事进展缓慢，还是因为中间的回扣太高了，一直谈不拢。
他说得如此义正词严，但如果蒋介石知道孔祥熙本人就是拿回扣的那个人，这中间的滋味就有点儿微妙了——毕竟胡适名声在外，很是妨碍他拿回扣。
孔祥熙发家致富就是从做倒卖铁矿砂的投机生意开始的。手里有了点儿钱，他就想做美孚火油公司在华的代理商。但美孚哪里看得上这个小商人，以没有银行担保为理由拒绝了他。接下来，孔祥熙的操作就有点儿绝了。他回乡找了一群人合股成立了一家银行——裕华银行。然后，他又成立祥记公司，以这家银行的名义为自己做担保，拿下了美孚火油公司在华北区的包销权。
他除了在商业上投机，在政治上也投机。他虽然号称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但那时候，他忙着赚钱，根本没空参与辛亥革命。直到武昌起义成功，他才给自己置备了一身军装，组织学生民兵团跑去娘子关参加了半年的革命。
人到中年，孔祥熙收获了一个外号：哈哈孔。
这个外号源于他的英文名“H.H.Kung”，却和他的形象特别地贴切：圆圆的脸，圆圆的身材，戴副圆眼镜，常穿一套定制西服——基本上也就是当时华尔街金融大亨和银行家们的打扮。有时候他也穿长袍马褂，一副和气生财的富家翁模样。
他很少大发脾气。遇到再令他难堪的问题，他也就是哈哈两声混过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要他不尴尬，那么场面就不尴尬。但是一旦开始谈钱，他就有些锋芒毕露了，甚至完全不加掩饰。
1940年，孔祥熙参加了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年会。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是抗日战争初期为支持战时的军需、民用物资而组织起来的各种工业生产合作基层组织。通过工合，大量闲散工人和难民得以接受培训并就业。当时的工合已经拥有1 850个合作社、3万工人，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一。
孔祥熙当时兼任工合理事长，负责给工合组织拨款。在“孔院长训话”这个环节，孔祥熙先是很随和地表态，随便聊聊，然后就开始皱着眉头，训起在座的所有人，大意是：他看过大家的报告，有点儿诧异。大家干了这么多年，居然完全没有赚钱？前几年，他拿了一笔钱给他的孩子，他孩子不到一年就赚回了两倍的钱。他觉得大家还不懂经营之道，以后要多研究研究。
在场所有人都蒙了，内心浮现的大概都是大写的“WHAT？”（什么？），人们一时之间拿不准，到底是工合组织不赚钱更惊悚，还是孔家大少爷太会赚钱更惊悚。现场一片沉默，没人敢说话。
当时的孔祥熙就是这么嚣张。他对工合组织的事情本来就不感兴趣，要不是宋氏三姐妹施压，他根本不会花精力掺和其中，更何况还要他拨款——这和从孔祥熙自己的口袋里掏钱没什么两样。
当时有句话，叫作“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对于孔祥熙来说，国民政府的国库和自己的金库没什么区别。具体怎么操作呢？
当时他是财政部部长，掌握着财政经费的拨付使用权。同时他又是中央银行行长，掌握着印钞票的权力。而作为行政院的副院长，他又有行政经费的使用权。要用钱的时候，孔部长就向孔院长拨款，然后孔院长找了个理由，把钱转进自己账户里。有时候孔家的私人开销，甚至包括买古董、买衣服之类的钱，就直接拿到行政院来报销，他连款项名目都懒得改。公款私用对于孔祥熙来说是最常规的操作，日常到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孔祥熙的底气来自蒋介石，因为后者也是拿公账当私账，拿国库当自家口袋。只要蒋介石一句话，甚至很多时候都不需要他发话，只要见到蒋介石的图章，孔祥熙看都不看就盖章批准。所以，当时很多人管孔祥熙叫“橡皮图章”。当时有人对孔祥熙不满，孔祥熙特别委屈，觉得人们竟然质疑他自己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
毕竟公账和私账，都是他的。
财富深藏在龙的洞穴
1941年12月，《大公报》爆出了一则新闻。
新闻说，日本侵略香港，国民政府派专机到香港协助撤离，最后一架落地的专机接走的，不是理应被接走的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而是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女儿孔令伟、几个保姆和几条名贵的洋狗。
这则新闻直接引发了昆明的一场示威游行。愤怒的群众走上街头，要求孔祥熙下台。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们走在游行队伍前列，手里举着标语牌，嘴里喊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当时包含孔祥熙在内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等行径，已经是天怒人怨。
但直接导致1945年孔祥熙倒台的，还是“鲸吞美金公债”一案。从这个事件里，咱们可以一窥孔祥熙套取巨额财富的手法。
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人为资助中国抗战，发放了很多对华的美元贷款。有了美元贷款之后，国民政府就以美元为信用依托，发行了大量美元公债。就是政府向老百姓借钱，等到抗战结束后，政府会连本带息还给老百姓，保证老百姓不赔。但在那个时候，一方面民生凋敝，老百姓本身财力有限，买不了太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大家对国民政府的信用没太大信心，因此公债的发行并不顺利。所有发出去的公债被老百姓真正认筹的大概只有40%，剩下的很多美元公债都被孔祥熙集团据为己有了。
有人会问：怎么据为己有？就没人管吗？美国人也不会同意呀。美国人借钱给中国是为了抗战，结果被某几个人据为己有？
美国人当然不会同意，但是孔祥熙有办法操作。举个例子，刚刚发行美元公债的时候，1美元可换法币20元。而这时候，孔祥熙集团有大量美元公债在手上，想发财，那就必定希望美元能升值。该怎么操作呢？大量印钞票，发行法币。法币超发的最终结果就是法币贬值，而相应地，美元就会升值。本来在最开始的时候是20元法币兑1美元，后来变成了200多元法币才能换得1美元，孔祥熙手上这些美元的价值相当于增加了10倍，这样他就可以在市面上扫货式地购买资产了。
在知晓此事时，8年来坚持搜证倒孔的傅斯年大怒，拍着桌子大骂孔祥熙：此人非杀不可！
想想看，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孔祥熙应该认怂了吧？并没有。当时孔祥熙借口照顾在美国养病的宋霭龄，滞留在美国不肯回来。蒋介石写了数封信，质询他美国公债一事，他统统矢口否认。这个态度，也是导致蒋介石大怒，最终决定将他撤职的原因之一。
这件事也使得孔祥熙后来在美国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想到自己支持中国政府的钱被孔祥熙偷走一大笔，美国政府也很恼火。在退出中国政治舞台后，孔祥熙跟他的夫人宋霭龄就陆续把他们家的财产转移到美国。而战后的美国人对那种在战争中大发国难财的人其实是无比痛恨的，于是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要求彻查四大家族在美国的资产情况。但是查来查去，美国政府发现根本就查不清楚，只能查到一些皮毛。所以他们只能大致估计孔、宋两家在美国的存款规模为20亿美元。20亿美元仅仅是存款，不包括他们在各种产业当中的投资，例如石油、股票、期货、通信；不包括他们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各州投资的固定资产，如公寓、别墅、商铺。
20亿美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那个时候美国一年的军费开支也就80多亿美元，意大利一年的军费开支也就20多亿美元。
直到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试图对孔祥熙的个人财富进行统计，但都没能得出一个非常全面且准确的结论。只有一些媒体对他的个人财富做过一些现象性的评价，例如《星岛日报》上就有过这样的描述：孔祥熙的个人及家族财富足够中国的抗日战争再打五年，战后再建设全国一年。
回想孔祥熙第一次踏入美国的时候，他自己是身无分文的，完全依靠教会的资助。
青年孔祥熙刚刚从美国回到山西不久时，他在一封向欧柏林大学汇报铭贤学校情况的信中说：
我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一个老母亲，把孩子拉扯大了，照看一下家务，坐在安乐椅里享清闲。不过你知道的，我这把椅子，可不怎么舒服。
那时的孔祥熙初出茅庐，得到了众人的赏识。人间的富贵滋味，他还没有机会品尝。
在令人炫目的才华里，孔祥熙开始寻找人生中那把舒服的椅子，在一把把令人眼花缭乱的椅子中换来换去的操作里，孔祥熙最终走向了权力的巅峰，最后以“罪人”的前缀被载入史册。
不知道当老年孔祥熙最终坐到一把安乐椅上的时候，他心里更多的是骄傲还是遗憾。
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因心脏病发作在纽约病逝，时年87岁。
听闻巨腐大贪的故事，我们往往会觉得愤慨，恨不得对其往死里批判。但批判总是很容易的，而从中获得启发和警醒却是更难、更有意义的。我们往往会觉得故事的主人公实在是太坏了，道德沦丧，人性崩塌，而我们自己却会高尚得多，所以我们只需要站在道德制高点尽情地批判就好。事实上，我们自己的高尚品质也需要经历人生、实践的检验才会有定论。
一个人的正直高尚程度，取决于他肯为原则付出的牺牲程度。越是资源少的人，越容易坚持原则，因为他们的原则兑价低，反而容易高估自己的品格，低估资源远远多于自己的人的品格。学生最容易正直高尚，因为他们手上没有任何资源，没有油腻的资格，坚持原则不会让他们失去任何东西。
保持初心很难，但并不是不可能做到，更关键的是我们向哪个方向看齐。
1.庚子赔款，简称“庚款”。帝国主义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付给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按0.4%的年息，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这笔赔款因1900年（旧历庚子年）义和团事件而起，故称“庚子赔款”。——编者注
2.1盎司约为28.35克。——编者注
吴宓的坚持
不合时宜的天真
尽管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但坚强的普罗米修斯那崇高的精神并未被催垮。
——[德]施瓦布《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
1961年，吴宓决定趁暑假去广州看望陈寅恪。
其实两年前，吴宓就想去广州了，但当时他因为课堂上随兴的一句“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被学生和学校认为在讽刺当时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物资缺乏的状况，正在被严厉批判，实在是走不开。因为这句话，吴宓被学校停了课。听说陈寅恪和他一样不能再授课，吴宓很担心。
两年后的这一次，他决心要去，于是写了一封长信给陈寅恪，说自己要去看他，“请通知此行应注意之事项”。
陈寅恪的“旅行指南”很快就到了——他用了速度最快的航空信函，因为要“争取时间速复此函”。在信里，陈寅恪仔细嘱咐吴宓：到了广州之后应该如何乘车、下车、付钱；应该带多少粮票；赶火车最好不要太晚，会麻烦；旅馆条件不太好；晚上有点儿凉；早饭可能不够吃，但他可以帮吴宓买到鸡蛋……
现在读起来，感觉就像大人在指导小孩子出门，事无巨细——对于吴宓的拜访，陈寅恪迫不及待。
一路颠簸后，8月30日夜里12点左右，吴宓终于抵达陈寅恪在中山大学的家，“寅恪兄犹坐待宓来相见”。那时，陈寅恪已失明多年。听到吴宓到来的消息，他拄着拐杖，摸索着慢慢走向这位哈佛大学的同学——相交半个世纪的知己。
那一年，吴宓67岁，陈寅恪71岁。
在广州的这几天是吴宓晚年最愉快的一段时光。两个人互相袒露这几年的经历和自己的思想……犹如在哈佛大学和清华大学一样，真诚而热烈。
吴宓是最爱写日记的了。在日记里，他郑重又慎重地记下了这次相见的情景，对陈寅恪的“中国文化本位论”主张非常认同：“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造了个“神迹”
陈寅恪是吴宓向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极力推荐，才得以从美国请回来的。
1919年至1921年，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在哈佛同窗三年，并称为“哈佛三杰”。三个人要好到什么程度呢？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一般不单独骂他们其中一个，总是将三个人合在一起骂。吴宓一度很想不通：大家都是学生，不为名不为利的，他们几个对别人还挺有礼貌的，为何却被别人这么骂？
和同时代的留学生相比，吴宓不是那种特别有朝气、时髦的人。他40岁那年，“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温源宁在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的专栏里说吴宓“举世无双，见过一次，永生难忘”，相貌“价值连城，怪异得就像一幅漫画”，“是那种从不知晓什么是年龄的人”，“只看外表，从30岁到100岁，说他多大都可以”。
要说他有多像一幅漫画，就是特别瘦、苍白，脖子“比常人长一半”，“眼睛像是烧红了的两粒煤球”。
不过，在1925年，吴宓长得还没有这么惊悚。
那一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梁启超人生的最后几年就是在清华度过的。除了梁启超，吴宓还把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样的国学大师都请到了清华大学担任研究院导师，以至于研究院后来一直被叫作“国学研究院”。就这个国学研究院来说，吴宓是绝对的第一功臣。
能邀请王国维加盟，在当时来说，可谓一段佳话。就在不久前，北大校长蔡元培也邀请过王国维。当时的北大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学府，而且蔡元培主张“兼容并蓄”，使得北大学术氛围非常宽松。王国维若去，一定大有作为。蔡元培兴冲冲去请王国维，却被王国维明确拒绝。轮到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跑来邀请时，王国维已经做好了拒绝的准备。蔡元培都说不动他，一个喝洋墨水的又有什么资格请他？
然而吴宓一出场就把王国维惊到了。一见面，吴宓也不多说话，上来就行三鞠躬的大礼。王国维原本以为这位喝过洋墨水的家伙一定是穿西装打领带，上来就握手，没想到这位青年穿长衫，执弟子礼，比一些老学究还恪守传统礼仪。王国维不禁大为感动，立即就答应了吴宓的邀请。
很久以后，王国维回忆起此事时，依然心生感慨。他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敬，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这段时间，基本就是吴宓教育事业的顶峰了。吴宓亲自起草了国学研究院的规章制度，申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
可惜的是，1927年王国维投湖自尽，1929年梁启超病逝，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发展不得不暂时中止。这所存在仅4年的国学研究院只招收了70多名学生，却培养了50多位相当有成就的学者，例如历史学家周传儒、考古专家吴其昌、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等。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是唯一一个可与西南联大比肩的“神迹”。
画家陈丹青为此专门画过一幅《清华国学院》，以记录这一盛况。在画面中，梁启超独占前排C位；王国维站中间，陈寅恪、赵元任两位青年翘楚分列左右。最独特的是后排角落中的一位，他又黑又瘦，脸庞在半明半暗间，五官几不可辨，服装的设色与背景接近，仿佛融为一体。这幅画很好地展现了吴宓当时的状态。
1926年陈寅恪抵达清华大学任教时，吴宓已经受命去担任清华西洋文学系主任了。他结合哈佛大学与中国国情，确立了完善的规章。其课程设置成为后来中国多所大学外文系的样板。
他常常去听大师们讲课，像个学生一样认真做笔记。吴宓深深陶醉于国学课堂：有这群大师坐镇，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有望了！
学生们觉得他有点儿呆，但认真细致，学问极好，敬佩他的人居多，骂他的人也有。温源宁的评价相对客观，“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教师，吴先生无可挑剔”，讲课言之有物，极力申明自己的主张，唯一的缺憾就是太古板了。
对于自己没能继续留在心爱的国学研究院，吴宓认为自己是被排挤了。但他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排挤，因此有些愤懑，隔三岔五就在日记里写：谁谁谁做了什么，谁谁谁说了什么，谁谁谁今天有个什么表情……他们是小人！
一旦他这样想了，第二天他就不会给人好脸色看。可是，如果谁突然对他友善了，他又立刻怀疑起头一天的判断来，认为自己大概是误会那个人了。于是，他又开始想对对方好一点儿。
他就是这么一个敏感又天真的人。温源宁说“他从不吝啬，总是想着要给别人以帮助，却总是被朋友也被敌人误解”，“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整个世界，吴先生都不能相安无事”。
凡胡博士反对的
至于说到吴宓最不能相安无事的，大概就是胡适了。
除了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还有一个身份：《学衡》杂志的主编。这本杂志公开宣扬的宗旨是：反对白话文运动，维护传统的写作方式。这简直是赤裸裸地和当时胡适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理念背道而驰。
所以，基本上刚一回国，吴宓的学衡派就和胡适的新文化派杠上了。对双方来说，那都是一场相当英勇的战斗。
有意思的是，新文化派一方除了胡适，其他人不是只在日本留学过就是根本没出过国，而他们的主张却是反对传统，全盘西化。学衡派大多有多年留洋经历，对西方文化知之甚深，却主张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新文化派挖传统文化的坟墓，留洋派却为传统文化守江山。
起初，学衡派是相当有自信的。比国学？学衡派个个都有扎实的国学功底。论西学？学衡派主力几乎都有留学经历，而且上过名校，拜过名师。论观点？学衡派客观、理性。比独立性？学衡派不拿工资，不收赞助，全靠各位同人定期捐款。吴宓觉得，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必胜之局。
然而他们就是输了。他们不是输给了运气，而是输给了时代。事实上，对吴宓来说，这是一场一开始就注定会输的战斗。
经历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经历了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退位……眼睁睁看着军阀崛起，战争不断；政府派系林立，吵闹不休。梁启超他们把西方文明一股脑儿扔进中国年轻人的脑袋里，新一代的年轻人有一种突然醒来的感觉，反叛的火焰在他们的血液里奔涌燃烧。在思想上，他们迫切地想要与过去做切割。
切割的第一刀就是文化。新文化派的口号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不是很提气？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一听就懂，一目了然。在大争之世，要的就是这种鲜明的态度、激烈的表达。
最终，鲁迅的一篇檄文终结了这场论战。他在《估学衡》一文中极其尖刻地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古董”这个词本来就挺刺耳了，他还说吴宓他们是假古董？发出的还是“假毫光”？一听就冒着酸腐之气，难见天日。
相比于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这种不屑一顾更加伤士气。学衡派的知识分子难以忍受这种羞辱，变得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学衡》杂志开办第二年，一位核心主创人员决然离去，临走时还扔下一句话说《学衡》的内容越来越差，他和它早就没有关系了！
主创一走，形势更差。人员接二连三地离去，再也没人捐钱，连稿子来源都成了问题。最后只剩下吴宓一人还在坚持。没有人手，他就一个人身兼编辑、校对。为了充实版面，他不得不到处求人投稿，直接拒绝者有之，答应了又反悔者有之，还有已经投了稿又把稿子要回去的。
不是没有人愿意投稿，而是吴宓坚持不降低标准，他认为《学衡》不是他一人的，甚至不是杂志社成员的，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它是他理想中最完美、最高尚的杂志。如果降低用稿标准，那它和街头小报有什么区别？中国何苦要有这么一份杂志，他这么孤独地坚守又是为了什么？
在随后的数年间，吴宓辗转于各大高校，哪里给的工资高就去哪里，好省下更多的钱去养活《学衡》。他的坚持没有得到任何响应和认可。连陈寅恪都劝他“杂志对社会没什么影响力”，只是“吃力不讨好”。吴宓气坏了，他大概这辈子都没有像恨胡适这样恨过一个人。据说，在一次酒会上，胡适不知死活地去找吴宓聊天问他们学衡派又有什么阴谋，吴宓挤出三个字：“杀胡适！”
配合吴宓那一双如烧红了的煤球的眼睛，想象一下这句话的语气……反正当时在座的人都吓到了。
现在来看这场论战，我们依然很难说哪方的坚持是正确的，哪方又是错误的。新文化运动看起来仅仅是文体的革命，但它其实从思想上解开了禁锢中国人的枷锁。民主、自由、科学等新思想在大众间的普及更为便捷。连梁启超也开始用白话文写作。
但与此同时，更多的人不加分辨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奉西方文化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却忽略了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其发展的过程。
吴宓希望通过这场战斗，通过自己的坚持，让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明时，也要看清其局限性；在摒弃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时，别忘了它也有先进性。正所谓，不知其来处，便不知其去处。他要勉力护佑的是中国文化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共鸣，不让它在大众中消失。吴宓就像困守孤城的孤军，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宣告：传统没死，传承没断。吴宓的这些努力——包括《学衡》和《大公报》文艺副刊——在当时来看，是那么逆潮流，那么不得体，那么孤独，又那么悲壮。
1932年，昔日学衡派成员不满吴宓“大权独揽”，联合投票罢免了吴宓的职务。吴宓在孤独中坚守，又不得不在孤独中放手。然而继承者们只坚持了不到半年，就决定放弃了。1933年7月，《学衡》彻底停刊。到那一天，吴宓已经苦苦坚守了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