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师者，相互辉映
和新文化运动一战，暴露了吴宓一生的弱点——不懂政治。
前文讲孔祥熙时，我提到胡适在政治上的天真。可是，相对于吴宓，胡适已经可以算是一个老到的政治家了。在政治上，吴宓就是一个单纯的“傻白甜”。
吴宓当初去美国，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新闻记者。学了一年，他就放弃了。后来他去了哈佛研究院，也花了点儿时间学习政治甚至经济学，但他主要的学习方向还是文学。
他的内心是矛盾的。起初，他的想法是，自己的所有研究都要应政治需要，也就是要为时代、为民众服务，但时代和民众觉得他不合时宜、不得体，他才发现自己不懂政治。此后，他决心完全不碰政治，不加入任何党派，悉心钻研学术。在他看来，只有独立的学者进行独立的研究才能产生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在当时那个环境里，这依然是太天真的想法。
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导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要负主要“责任”。
吴宓出生在陕西的一个大家族，家庭富裕，所以吴宓从小接受的是良好的传统教育，儒家思想深入骨髓。但到他少年时代，他却正遇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陌生而强大的种种外来事物，吴宓发现自己继承的孔家学说竟然有些力不从心。
他很幸运，赶上了从1919年兴起的留学美国的热潮。这波热潮对中国影响深远。留学生中走出了“两岸清华校长”梅贻琦、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气象学家竺可桢、语言学家赵元任、中国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桥梁专家茅以升、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赵九章、“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两弹元勋”邓稼先……
这批青年赴美时，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的最低谷。山河破碎、神州陆沉，他们都历历在目。因此他们在选择专业时更倾向于实用，农、工、商、矿等马上就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战斗力的科目成为首选。据统计，在早期117名留学生中，学理工农医者多达104人。就连胡适当年的第一选择也是康奈尔大学的农科。可惜这终究不是其天赋所在，苦读一年之后没什么起色，他只好转战文科，才算学有所成，并在日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然而吴宓的选择与众不同。初到美国，他就在试图探索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路。他寻思着，把学问学好，回去办报纸、杂志，传播自己与众不同的、属于中国的解决方案。但西方文明给了他当头一棒。当别人看到美国科技发达、富强民主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西方价值观里“金钱至上”、道德被踩在脚下的一面。就像梁启超在1919年游历欧洲时的心路历程那样，吴宓当时的心情也很复杂：东方文明看似没落，西方文明也救不了中国。
此时此刻，白璧德犹如一道光，照得吴宓心里充满了希望。在吴宓一生中，白璧德对他的影响一直不曾褪去。
欧文·白璧德一直在哈佛大学法语系教授比较文学方向的课程，直到1933年去世。白璧德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他的代表性著作有《文学与美国大学》《新拉奥孔》《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大师》《卢梭与浪漫主义》《民主与领袖》等。
吴宓遇到他时，正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逐渐成形的时期。白璧德的学说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他认为现代社会之所以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主要是培根的科学功利主义和卢梭的浪漫主义导致的。他提倡恢复古希腊时期的规范、原则和纪律，以传统的文化和道德标准来拯救世界。他的这一主张几乎颠覆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正准备攻读新闻学和化学工程的吴宓立刻被其折服，决定投身其门下。
白璧德当时正在研究东方文明，他向吴宓指出：中华文明重在伦理与秩序，但缺乏活力；而西洋文明主张个性张扬但又缺乏节制，双方各有利弊。无论是东方的内敛还是西方的张扬，都应该有“度”。现在的西方就是张扬过了度，而东方是内敛过了度。把两者很好地融合起来，可能就是未来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
事实上，不仅白璧德，当时有很多美国、欧洲的哲学家，例如罗素等人，都意识到西方文明发展似乎进入了死胡同，试图从东方文明中寻找解决办法。但和白璧德一样，他们都不容于主流文化，一直遭到非议和攻击。
直到白璧德去世后很久，人们才真正去探究他的学说里有价值的内容。客观来看，他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的总体思想是世界文化，也就是从世界的角度去融合西方和东方文明的精华，以此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当时吴宓立刻就理解了，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人文主义者，认为白璧德是“学德山斗”，把他看作与苏格拉底、孔子并肩的“圣人”。
1919年7月24日，吴宓写下堪称此生最长的一篇日记。在日记中，他剖明心迹：做学者，深入研究几个课题，发表几篇文章，成为学术大家。生前名利双收，身后享受尊号。这种生活无疑很美好，但这是“自救”之道。“国家社会，种种责任，目前尚有不能放弃者。”他要做的，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具体方法就是创办自己的报刊，向社会宣扬自己的主张，不让传统文化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让它融进人们的思想、生活，这才是真正的传承。
他下定决心要通过《学衡》把白璧德的思想介绍到中国，通过《大公报》文艺副刊让人们理解西方古典文学的真谛。
也许在外人看来，那12年的坚持是吴宓一个人在战斗，但其实他并不孤独。如果说白璧德是当时在美国的孤独坚守者，那么吴宓就是在中国和白璧德站在一起的人。
1933年，白璧德去世，吴宓大哭。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宓之崇拜白师……只以是故，非世俗攻诋我者所能知能解也。”
1933年，《学衡》彻底停刊。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嘲讽吴宓，说他一生中唯一的弱点就是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从里到外都充满了人文主义的弱点。
不过，白璧德的其他几位学生就没吴宓那么固执。如梁实秋，就只谈白璧德的文学批评理论。还有一直反对吴宓的林语堂，曾经一度提到白璧德就忍无可忍，只是晚年常常提到“人文主义”，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于世界文化的构想。
钱锺书你的意见呢？
尽管当时中国热情的知识分子们对吴宓毫不留情地嘲讽，但他们也承认，吴宓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吴宓人缘不错，大概一方面是因为他热衷于帮助人，从不吝啬，另一方面是由于他那种发自内心的天真，让人实在是对他恨不起来。温源宁就说他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真诚，表里如一，他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却只有他自己没看到”。
吴宓爱慕过众多女性，和毛彦文、陈心一的感情纠葛贯穿了他的一生。为了追求毛彦文，他几乎见一个人就讲一次他的想法，私下跟朋友们讲，课堂上跟学生们讲，甚至跑到报纸上讲。朋友们看不下去了，怂恿金岳霖去劝他。金岳霖也不善于劝说，他对吴宓说：“你的爱情是你的私事，私事是不应该宣传的。我们天天上厕所，可我们并不宣传。”结果被吴宓大骂一通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他的学生钱锺书也曾经用“浪漫主义者”来形容吴宓，当时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吴宓敏感的心。当时温源宁邀请钱锺书为《吴宓诗集》写书评。钱锺书在英国留学，正是需要精进学业的时候。他自认“英文颇有进境，可以写出更漂亮的好文章”，因此他开始拿吴宓的“感情史”和他的“新人文主义”作为调侃对象，肆意挥洒，嘲弄讥讽。写完之后他很得意，还寄给吴宓看，叮嘱吴老师一个字也不要改。吴宓看到后既伤心又愤怒，也不去跟钱锺书吵架，就在日记里写：
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而又引经据典，自诩渊博……又按钱锺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使亦尤深愤……
温源宁大概也觉得太过分了，最终没有登载这篇书评。不过，吴宓也因此很多年没有理睬钱锺书——要知道，吴宓是很喜欢这个学生的。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他每次讲到得意的地方，都要问：“钱锺书你的意见呢？”
吴宓讲课非常有趣，学生们都爱听。特别是讲《红楼梦》时，他能一个人演绎宝玉、黛玉、贾母等人物，绘声绘色，声情并茂。据说每到他讲课，听讲的人多得凳子都不够用。吴宓便会跑去找些凳子来，让学生们坐下听。他说自己就是紫娟，还特地写了一篇关于紫娟的研究论述。但陈寅恪说他其实是妙玉，他有点儿高兴又不好意思地默认了。
在他的讲桌前，除了钱锺书，还走出了诗人兼翻译家穆旦、《雷雨》的作者曹禺、《现代汉语词典》的主编吕叔湘……这些人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西方学术的历练。他们继承了吴宓的遗志，成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当他们也垂垂老去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又由他们的传人继往开来。吴宓当年“熔铸东西、全民普及”的梦想，在他们手上一点一点化成了现实。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吴宓拒绝了去美国执教的机会、拒绝了台湾的邀请、拒绝了香港某大学的邀请，选择留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当了一名老师——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宓自己决定，不问祸福如何，我决定不到外国去。”
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动荡当中，吴宓为自己的学说、信仰，承受了一生最大的考验。
在那个特殊年代，对待传统文化的主流态度是极端的，甚至主张暴力摧毁。而吴宓始终主张：传统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应该取其精华，发扬光大。
我的实质就是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极具价值，应当保存发扬光大，在任何的政治统治和社会制度之下，都应该尽量多地去保存。
和以前相比，他已经“成熟”了很多，但有时候他还是会展示出不合时宜的天真。就在他说这段话的时候，中国到处都在“批孔”“除四旧”，不难想见他的这些观点、这种执着，会给他自己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的学生季羡林先生听了他的遭遇之后，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当然不会幸免……我对此丝毫也不会感到奇怪，以他那种奇特的特立独行的性格，他决不会投机说谎，决不会媚俗取巧，受到折磨，倒是合乎规律的。
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吴宓还在日记里自责没有去帮助朋友：1951年，张宗芬疯了，他还能倾力相助帮她治病，保护她的子女。但现在他的好朋友疯了，他甚至都不敢前去看望，也不能为他请医生治疗。可见自己老了，胆子也小了。“自视实毫无人格，有生如死者矣。”
然而他错了，他已给世人留下了无可替代的人格魅力。
1971年，吴宓被送往梁平县接受劳动改造。他仍然挂念着这么多年来音信全无的陈寅恪。思念与痛苦折磨着他，他终于忍不住，给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询问陈寅恪夫妇的情况——这也是那段时间里吴宓唯一通过审查寄出去的信。在信里，他小心地问：能否请陈夫人回信？
他没有得到回信。他不知道，在他写信的时候，陈寅恪夫妇已经离世一年多了。
1976年，已经82岁的吴宓因为腿部残疾，一只眼睛患白内障近乎失明，卧床不起。在家人的一再申请下，他所在的学院终于同意家人把他接回家乡。60年前，他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往清华园，又从清华园去往美国的。从美国归来，他又在中国各地辗转。直到这时，他才有机会回到家乡。
吴宓围着世界画了一个圈，他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终结。只是去时的明朗少年，归来时已是身残心碎。
终于，那场动荡结束了，全国范围内恢复了高考。吴宓的外孙女也开始努力学习，准备参加高考。吴宓问外孙女，学校有没有老师教他们说外语，外孙女回答说没有。
吴宓问为什么没有，因为他听说高考会涉及这方面内容。
外孙女回答说因为没有人能教他们，学校的老师都不懂外语。
这个时候，吴宓颤颤巍巍、非常激动地说他可以教他们，他懂外语，可以去他们学校当老师。
事实上，那已经是吴宓人生的最后一年了。
1978年1月17日，吴宓去世，享年84岁。
纵观吴宓先生的一生，他似乎一直在和主流唱反调。
当人人都在仰慕西方文化时，他却在质疑其中的弊端。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时，他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而奔走呼号。当集体狂热“破四旧”时，他在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大声疾呼。
今天，吴宓的形象已经在时光流逝中日渐模糊，只剩下一个不合时宜、不识时务、孤寂、落寞的背影。人们不明白，吴宓这一生到底在坚持什么，又为什么坚持。
其实一切答案都在1922年吴宓亲手撰写的《学衡》发刊词中：“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
唐绍仪的孤独与坚守
生不逢时的谈判专家
事能知足心常惬，
人到无求品自高。
——唐氏家训
1938年9月30日上午，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现武康路）树木成荫，街道安静，偶有行人经过。
突然，一栋小房子的门被打开了。一个高大的男人走了出来，施施然离开。
没过多久，大门再次被打开，一群人神色慌张，匆匆忙忙将一个受伤的老人抬上汽车，呼啸而去。伤者被送往广慈医院（现上海瑞金医院）抢救。但老人因头部遭受重创，伤势过重，当天下午在医院去世了。
被刺杀的老人正是清朝二品大员、民国元老、中国第三代外交家——唐绍仪。
唐绍仪的遇刺震惊了整个上海。在上海的法国官员立刻展开地毯式的搜索，当天晚上即逮捕了9名嫌犯。后来证实，国民党军统特务赵理君收买了唐家的一位常客，以古董商人送货上门的名义进入唐宅，实施了刺杀。
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
唐绍仪在沪毙命，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总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敌，我党革命之障碍，以唐奸为最也。
然而，庆幸自己的政敌终于死了，恐怕才是蒋介石当时真实的心情。唐绍仪虽然坚持待在沦陷的上海，态度不明，但他并未真正投向日本方面。所谓“大奸”实在太冤枉。
这个悲惨的结局，必然不会是12岁就踏上远赴美国求学之路的唐绍仪所能想象到的。
1874年秋天，12岁的唐绍仪作为第三批赴美幼童之一，踏上了人生的征程。起程前，唐绍仪和同行的同学拍了张照片。小小少年样貌俊朗清秀，穿了件质地良好的袍子，表情严肃地面对着镜头。对于大洋彼岸的世界，他很自信，无所畏惧。
唐绍仪这朵璀璨的浪花，即将涌进属于他的大海，掀起滔天巨浪。
唐家湾的孩子
和大部分赴美幼童不同的是，唐绍仪并非贫寒家庭的孩子。他出身买办家庭，称得上富二代。
他出生于唐家湾。唐家湾过去属于中山，后划归珠海。那是珠江口西侧一处山地上的小山村，站在制高点上，天气晴好时可以远眺珠江口。唐家湾脚下的海面叫作伶仃洋，是进出广州的水上通道。来往的船只都会在伶仃洋西侧的小岛上休整，最多的时候，能有50多艘西洋船只围着小岛停泊。
今天的唐家湾有个令人羡慕的称号——“与近代文明伴生的中国南海第一湾”。中国近代史的许多大事都与唐家湾有关，唐家湾也为中国近代史贡献了许许多多风云人物，唐绍仪的族叔唐廷枢就是其中一位。
唐廷枢是容闳的校友，曾因“英语说得像英国人一样”成为香港海关总翻译，后又因卓越的经商能力被怡和洋行看中，加入成为买办。
而当时容闳正在大力推行幼童留美计划，因缺乏生源回到广东寻找合适的幼童。唐廷枢向他推荐了自己的族人，其中就包括唐绍仪。
唐绍仪的父亲唐巨川在上海经营茶叶生意。1840年上海开埠后，唐家的很多族人开始北上，辛苦经营，包揽了上海大部分的茶叶出口生意。他们大多先是开茶栈，又成为买办。
说到买办，当时对买办的要求可是很高的：需要精通外语、贸易，要既懂西方环境，又要熟悉国内环境。用现在的话说，要是复合型人才。
唐绍仪的父亲了解西方，不似当时的中国人一般，把西方想象成充满了妖魔鬼怪的地方。在与西洋人的交往中，他敏锐地意识到要想跟上世界潮流，就必须学习洋务。因此唐绍仪很小就被父亲带往上海，学习西方语言和文化。
按今天的标准，唐绍仪真的是赢在了起跑线上：老爸是大老板，族叔是大富翁，在一线城市有产业，在贵族学校附近有学区房。
所以说，所谓的起跑线不是送孩子去上各种补习班，而是父母自己的水平。对于孩子来说，真正的起跑线是父母为孩子打造的原生家庭环境和成长环境。
就当时来说，家族是对下一代最具影响力的。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特定的人才总会在一个地区扎堆出现。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南方出才子，北方出皇帝”。一种精神气质在当地积累、沉淀、渗透、传承，就形成了当地独有的地域性格。比如江浙人的“闯荡”、福建人的“爱拼才会赢”，而广东人则是开放、务实。唐绍仪沐浴在这样的氛围中，加上本人聪明好学，简直就是为幼童留美计划定制的人选。
1871年，唐绍仪进入上海出洋预备学校接受语言训练。1874年秋天前往美国。他先是居住在美国家庭，进入当地中学就读。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又肯下功夫。中学毕业后，他先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大学学习。
然而，容闳的留学计划遭到守旧派的反扑，仅仅做了4期就不幸夭折。1881年，清政府总理衙门决定撤销留美教育处。唐绍仪的学业夭折，于当年夏秋间回到中国。他在美求学时间仅7年，没能取得学士学位。但唐绍仪在这几年里和寄宿的美国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后，他将自己的几个侄子送往美国接受教育，也是托寄宿家庭照料。
外交才华崭露
唐绍仪回国后，曾和其他回国的小伙伴一样，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继续上学。不过他的家庭背景够强大，远大的前程正在等着他。
正当詹天佑在福建水师的军舰上搬炮弹的时候，唐绍仪开始进入官场，展现出他的外交才华。
在后来的16年里，他在朝鲜任职，与袁世凯合作得相当愉快。甚至有传言称他与袁世凯的感情好到两人成了结拜兄弟。有段时间，袁世凯奉调回国，唐绍仪独撑大局，扛住了日本、俄国的各种明枪暗箭，把朝鲜治理得井井有条。
他这段时间的工作受到了英美等国外交官的关注，袁世凯更是对他非常欣赏。到1898年离开朝鲜时，唐绍仪已经从跟班晋升为三品大员了。
唐绍仪之所以能成为清末民初外交战略家，其在朝鲜的经历必不可少。当时他已经可以用国际化的眼光去处理朝鲜事务了，并展露出卓越的外交能力。
回国后，他曾协助袁世凯处理山西教案赔款事宜，成功地使德、英、美、法籍传教士同意降低赔款金额。其中，法国主教原先坚持的84万两白银赔款，在他的折冲下，最后竟以17.9万两白银结案。还记得有谁从这笔赔款中获益吗？孔祥熙。他回国后的建校资金中就有这笔钱。
此后，唐绍仪升为天津海关道。这会儿正是八国联军侵占天津的时候，他差点儿被英军处决。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去世了，还有一个孩子受了轻伤，而他本人也一度遭受监禁。但唐绍仪仍竭力争取，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最终从列强手中收回了天津的行政权。
在铁路、矿产、渔林等问题上，他分别与英、德等国交涉，为中国收回了部分主权和利益……后来他通过整顿变更了海关行政管辖权，将海关由“外务”转回“内务”，收回海关行政权、用人权，切断了外国人干涉中国外交事务的途径，维护了中国主权的完整。
中国的海关税务竟然由一位英国人长期掌控，这件事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外国列强们却认为这理所当然——你们的借款不就是由你们的税务来担保的吗？
英国政府长期通过时任天津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干涉中国的外交事务。唐绍仪在朝鲜的时候，英国政府就干过这件事，这让他一直很不高兴。
一位曾在海关任职的英国人认为：“具有他这种才智的中国人憎恶他们的海关方式——一个中国机构，却被置于外国压力之下，被用于维护外国利益，而非维护中国的利益。”
1906年，唐绍仪发现机会来了，于是他利用英国新旧两位大使交接的空档，在户部下设税务处，把海关总税务司在外务部的管辖权转到税务处，并宣布，总税务司的所有决定都要由税务处的主管同意。他做这些是有理有据的：为了提升海关的效率，所以需要改善管理。
赫德有点儿蒙，他还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英国代理大使向唐绍仪抗议，认为他这样做不对，他得站在英国政府的立场上考虑，要保证总税务司的职权范围不发生任何变化。
一个中国的机构变动，要中国政府站在英国立场上去考虑？这难道不是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吗？
然而，唐绍仪很淡定：哪有什么变化？下一任总税务司还会是英国人。赫德自己能力不行，还不让有才干的中国人加入海关？毕竟，中国也想保证向英国的借款能快点儿还清。
英方表示，提升效率很好。中国人才当然可以加入海关，赫德同意就行。另外，英国总税务司的职权范围要保持不变，并要求唐绍仪将相关内容写下来，告知所有国家。
唐绍仪表示他会告知赫德，但此事与其他国家无关，不必公开。
英方仍坚持让唐绍仪写下来。
唐绍仪说他会口头上跟赫德说，让赫德写下来。
总之，他就是不肯写下“职权范围不变”，并坚持在正式文件中用“改善”（improvements）而不用“改革”（reform），以此避免激怒列强。事实上，海关总税务司的任何行动都要获得税务处的同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关的机密或非机密部门任职，实际上就是在收回海关的行政权力。
更重要的是，这一变动在维护中国主权完整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中国政府完全收回海关权奠定了法理上的基础：海关将不再拥有独立性和特殊性，它只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
当时的英国驻中国大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尤为佩服唐绍仪，他指责伦敦《泰晤士报》称呼唐绍仪为“此人”（this man）太不尊重人。他认为唐绍仪是一位绅士，地位举足轻重，为人慷慨，待人真诚，是位不可多得的廉洁清官。
而跟唐绍仪打交道多年的赫德对他的外交手腕有深刻的印象：“唐氏在朝鲜即跟随袁氏，非常能干，惟对外人却极其尖酸刻薄之能事。”他建议英国政府对唐绍仪严加防范，不要给他出招的机会。但他也承认，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唐绍仪“是相当合适的”。
事实上，唐绍仪在处理西藏主权这件事上，早就给英国政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坚守主权底线
负责西藏问题，对于唐绍仪来说既是对他此前外交能力的认可，也是他遭遇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
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攻占了拉萨，并和地方代表签订《拉萨条约》。条约规定：未经英国允许，不许任何国家干涉西藏事务，也不许任何国家派人进西藏。这意味着西藏不再属于中国。
消息传来，举国震动。清政府立刻宣布不承认《拉萨条约》。到底是有了一定的外交经验，清政府这次对关键点把握得很准：清政府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西藏地方代表无权在条约上签字。
然而，大清的力量早已被掏空，不可能用武力制止英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启谈判，签一份新条约把利益争取回来。但是这个度太难把握了：既要英国吐出既得利益，又要确保英国不会被激怒，还要让其他列强死心。就算在今天，这也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通过英国驻印度政府，英国先是以唐绍仪级别不够为由拒绝谈判，此后又以讨论谈判地点来拖延。按道理来说，面对国内外的压力，清政府应该是最着急的，但是唐绍仪却不慌不忙，并不急着出发。
唐绍仪深谙谈判技巧。谈判的因素包括谈判技巧和谈判人员的心理素质，以及最重要的——掌握对方的底牌。既要知道对方想要什么，又要知道对方不想要什么。
他跟英国谈判代表说：他现在只有中文版的《拉萨条约》，请英国代表把英文版的发给他。
英国谈判代表说：他们还有些条款要修订，英文版就先不给他看了。
再三交涉之下，英国外务部才让谈判代表直接把《拉萨条约》英文版和修订过的版本给唐绍仪。
现在来看，同一份协议，谈判的一方竟然会不给另一方看英文版？这种谈判很荒诞，这个头开得就很不妙。
果然，当年3月唐绍仪抵达加尔各答时，当时的英国驻印度总督态度蛮横，让他快点儿签字，并表示他们没什么好谈的，他们是不会改条约的。
唐绍仪拒绝签字。不仅如此，他还提交了一份新的协议草案。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英国须承认中国为西藏的“主权国”（sovereignty），而非“宗主国”（suzerainty）。这就是唐绍仪坚持要看英文版的原因，懂英文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
唐绍仪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英方当然不同意。唐绍仪决定“以退为进”：他在印度待得太久了，脚上的病越来越严重，肿得不像样子，他要回国了，不和英国人谈了。
回国后，他又使了一记妙招，建议清政府把《拉萨条约》中西藏该付的赔款付了，让英国尽快从战略要地春丕撤军。这把那位印度总督气得直跳脚，写信大骂说他这样就是在宣布中国对西藏是有主权的！英国不同意！
没过多久，英国政府改组，撤换了态度强硬的印度总督，换成了英国驻华公使，谈判地点也换成中方的主场北京。这一次，唐绍仪巧妙地施展了他的文字天分：既不提“宗主国”也不提“主权国”，而于其他条款中间接表示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
1906年4月27日，《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签订。尽管条约中没有明确说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但内容实际上间接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唐绍仪一看条约既然签订，又向英方发了一封照会，声明：条约中所提到的“外国”“他国”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不包括中国。
唐绍仪与英方签订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成为中国加强在西藏的主权地位的关键性因素。
当然，英国对西藏并没有死心。1913年，英国又挑起一轮西藏问题的谈判。这次代表中国去谈判的是唐绍仪的女婿顾维钧。在老岳父打下的基础上，顾维钧成功阻止了英国的企图。
到“二战”末期的1943年，英国还在暗中支持西藏分裂势力闹独立，丘吉尔还在中美英三方会谈上说西藏是独立国家，遭到宋子文的强烈反驳：“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哪里是什么独立国家？”丘吉尔有点儿尴尬，辩解说中国在西藏地区没有实权。这一下，连罗斯福都看不下去了，说：“有没有实权和你英国有什么关系？”丘吉尔哑口无言。
主权在握，就是这么理直气壮。
与袁世凯决裂
唐绍仪在晚清时的游刃有余，与袁世凯在清政府的权势密不可分。事实上，唐绍仪一生总是依附在某一位强者的背后。这让他的事业达到了前两代外交官从未达到的高度，也注定了他会有一个悲剧结局。
1911年的第一次南北和谈是唐绍仪事业的高光时刻，同样也埋下了他与袁世凯决裂的导火索。
当时，中国南北方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只论战斗力，袁世凯的北洋军甩革命军几条街。但是袁世凯的背后却是一个行将没落的王朝，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次冲突，中国恐怕会再出现一次南北朝。最好的结局就是南北议和，让南北实现统一，共同打造一个新中国。
两边都是成熟的政治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和谈。更重要的是，当时列强紧盯着我们，如果不和谈或者和谈失败，外国人的手必然将立刻伸进来，干涉调停。事实上，在整个和谈期间，六国政府就不停地发照会，督促双方“尽快达成协议”。
临行前，袁世凯对北方谈判代表唐绍仪反复强调：什么都可以谈，但“民主共和”什么的绝对不可以。
而南方代表伍廷芳最担心的就是北方代表不接受共和理念，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么和谈从根子上就不成立。
没想到北方代表唐绍仪第一时间就表示完全接受共和理念。
在他出发前，英国记者去北京车站送行时，唐绍仪就公开表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共和政体。当时《泰晤士报》一位记者还得知，在去上海的火车上，唐绍仪就在“卧车四号房中剪了辫子”。因此，当唐绍仪抵达上海时，他没穿清朝官服，而是一身西洋人的装扮。在一位记者披露的未记录的对话中，唐绍仪直接表示：“就个人而论，本人倾向共和。此乃解决当前危机之唯一办法。”
北洋派主张“拥袁共和”，意思是新国家要以袁世凯为领导。但是在唐绍仪看来，这都不是事儿。拥不拥袁是次要的，共和才是根本。如果大家拥护共和，这次和谈不提拥袁，袁世凯也能当上大总统。可如果不能实现共和，新国家根本就不能建立，中国将永无宁日，袁世凯到哪里去当大总统？
对唐绍仪来说，能不打仗就不要打仗，他内心的一个更高的理想是维护国家的完整。
在英国记者的记录中，唐绍仪向伍廷芳提到，未来的共和制国家千万不要忽略了包括“满、蒙、藏及其他领土之完整”。这反而是当时南方政府尚未考虑到的。伍廷芳回答：“我方并未声言完整之领土，仅提联合之十八省。”
唐绍仪暂时放下了这一分歧，依然以推进和谈为首要任务。在唐绍仪的推动下，和谈进行得非常顺利，中国避免了一次陷入分裂的危机，真正进入“共和时代”。在整个议和过程中，唐绍仪并未因为自己拥护共和的主张而渎职，还是尽力为清政府争取到皇帝退位后的优厚待遇。
如果说孙中山教会了中国共和的理念，黄兴奠定了共和的基础，那么唐绍仪就是关键时刻的关键推手。这番关键举动，来自他一贯坚持的务实理念。在议和过程中，他若不在实行共和问题上与伍廷芳有一定的共识，议和势必更为困难，中国建立共和政体将遥遥无期。
然而，这将是唐绍仪最后一次的高光时刻。
没过多久，共和政府成立，他担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任内阁总理——他一生中最高的职位。但很快，他便与袁世凯彻底决裂。决裂的核心原因是袁世凯要实行总统责任制，但唐绍仪想实行内阁责任制。简单来说就是袁世凯想自己说了算，但唐绍仪想钳制袁世凯的权力。
但无论如何，我国至少在形式上暂时统一了。唐绍仪觉得自己的政治理想要实现了。公平来说，在那短暂的两个半月里，唐绍仪的内阁确实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他甚至还借鉴西方的方式，设立了一个新闻记者招待所，召开新闻发布会，以接受公民的监督。他在这段时间里，坚持“务贵新不贵旧”，启用了很多如顾维钧般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式人才，也为后来我国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然而，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套做法已经深受袁世凯厌弃。事实上，在当时北洋政府的人的记忆中，两人几乎每天都在争吵不休。他更没有意识到的是，一旦袁世凯开始不支持他，无论是他的外交事务还是总理事务都会变得特别尴尬。起初，袁世凯只是不支持他。在唐绍仪因为“四国借款”得罪外国财团，被外国财团评价为“最不明智且最缺乏政治家风范的一项行为”时，袁世凯不但没支持他，还故意在外国大使面前语调悲伤地谈论唐绍仪。后来，袁世凯公然违背南北和谈时确立的《临时约法》。再然后，他就对内阁下手了。不到三个月，袁世凯就彻底瓦解了唐绍仪的“混合内阁”。
唐绍仪只能辞职。此后，他基本不再出现在政治的核心圈子中。
夹缝间的理想
离开袁世凯后，唐绍仪投靠了孙中山。此后，他就开始辗转在不同的军事强人之间。然而，脱离了袁世凯的庇护后，完全没有势力的唐绍仪再也无法在军阀政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作为著名的外交家和中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他的行动还是一直备受国内外关注的。这期间，他也没有停止发表自己的看法，尤为关注外交事务——在巴黎和会时，他还特地发电报给顾维钧，要求他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其间，唐绍仪也有东山再起的想法，但要么是被某军阀反对，要么就是不符合他的理想。
唐绍仪的前半生都在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统一而努力。但在退出政坛后，他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
在近代史上，唐绍仪最被人诟病的行为就是爱劝退。
辛亥革命后，他劝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后，他眼见袁世凯胡来，又劝袁世凯退位。袁世凯倒台后，继位的段祺瑞搞独裁，他又劝段祺瑞退位。百般劝说无果后，他转往南方和孙中山合作。不料孙中山也要组建军政府，他就又劝孙中山退位。
后来，看到蒋介石权力太膨胀，他又纠合一群老头劝蒋介石退位。不仅如此，他还联合粤系军阀差点儿让广东独立于南京政府。这也是蒋介石叫他“唐奸”的原因。
仔细梳理，我们就会发现一条规律：除了清帝，其他被唐绍仪劝退的都是军事强人，包括孙中山——因为当时他要建立“军政府”。凡是沾“军”字的，唐绍仪就会高度警惕，他甚至不允许谈判桌上有军阀的位置。
然而，此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唯有枪才是力量的保证。唐绍仪内心很清楚这一点。这也是他不断地依附在军事强人背后的原因。他指望能有一个人看到他的内心，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一个和平的西方民主国家。可惜，军事强人们都只是在利用他的名望。
他的好友、美国前总统胡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唐绍仪为人正直，有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但这位有远大抱负的人只能在一个旋涡和下一个旋涡中呼喊。
他太渴望让人们知道和平的好处了，然而没有人理睬——不是没有人理解，而是大家都知道这不可能实现。他如此急切，一度还想用自己的事例去告诉大家，一个没有战争的西方民主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931年，唐绍仪开始担任中山县（今中山市）县长。他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兴建无税口岸，提倡实业，大力发展金融及交通事业。同时，他还加强农村建设，发展农林渔业、文教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在他担任县长的三年里，中山县发展卓有成效，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最终却被唐绍仪依附的军阀一口吞下，成了军队的“口粮”。唐绍仪自己也被军阀发起的一场军队哗变赶下了台。
他长于谈判与调和，认为什么问题都可以用谈判来解决。为了促进第二次南北和谈继续，他甚至挪用自己创业的金星人寿保险公司的资金来支持南方代表。然而，和谈仍然失败了——南北两方军阀根本没有把和谈放在心上。就像他曾在朝鲜的最后时光一样，当大势已去，所有的谈判技巧都不足以左右时代的变化。
他喜欢交游，周旋在各派势力之间，小心地维持着平衡。然而结果是他和谁都若即若离、非敌非友，于是谁也不拿他当自己人。当时的革命派报纸《民立报》评论他：“唐之为人，京官排挤者甚多。”
在那个时代，他太孤独了。最后，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当1937年日军大规模袭来时，唐绍仪依旧在为中日议和而努力。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中日长期冲突中比较剧烈的一次。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他光是处理和日本的冲突就有好几次。他在政治事业上的第一次大成就就是在朝鲜扛住了日本的明枪暗箭。之后袁世凯在对日本关系上昏着迭出，他也都经历过，甚至亲手处理过。这一次难道就处理不了吗？只要威望仍在，只要自己的谈判和调和能力仍在，他就能让中国恢复和平。他甚至为想象中的和谈定下了基调：建立一个自主的独立政府，日军退兵，废除《何梅协定》《塘沽协定》等不平等协议。
当日本炮制“南唐北吴”计划，打算让他出任傀儡政权的总统时，他依然态度暧昧。几乎所有人都在劝他离开是非之地，他却置若罔闻。
在那个时代，我们必须承认，只要还有一线和谈机会，能制止战争，我们就不能放弃获得和平的希望。如果仅从这点上说，唐绍仪并没有错。但是抗日战争不同。不管是他还是当时的国民党高层，乃至其他列强的领袖，都错估了中日战争的意义。
当时唯一保持清醒，认识到抗日战争意义的，只有毛泽东。他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最终结局：不可调和，不可妥协。唯有一方倒下，战争才能终结。
当唐绍仪被自己的执念绑架时，他悲剧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唐绍仪此刻还不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就范，日本特务机关的下一步行动就是绑票，直接把他绑到南京，成为第二个溥仪。伪满洲国的惨痛教训就在眼前，国民政府决不允许再出现一个“伪满洲国”。
最终，戴笠发下“锄奸令”。一把斧头劈在了唐绍仪头上。唐绍仪伤重不治身亡，时年76岁。
唐绍仪走了，带着无尽的屈辱和遗憾走了。
作为中国第三代外交家，后来者皆尊称他为“少川老大”，并执之以前辈之礼。
然而时不我与。清政府的腐朽、国力的衰弱，以及后来动荡不安的时局，已非一个人的外交才能所能掌控。总的来说，他努力之后的成果实际上相当有限。
不过，他的努力为第四代民国外交家铺好了一条从列强手中继续收回主权的康庄大道。他起用新人，为第四代外交家打下了基础。他亲手发掘的一位青年才俊继承了他未竟的事业。这位青年循着唐绍仪的脚步从海外归来，又循着他的脚步踏上外争国权的战场。这位年轻人就是顾维钧。当唐绍仪的浪花消逝在海面上时，顾维钧正从海面涌起，并化成一座灯塔，为中国外交事业指明前程。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415.
顾维钧的“二八法则”
职业外交家崛起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的，
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
——顾维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