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2月，就在动身准备去巴黎之前，顾维钧被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召见了。
当时顾维钧任中国驻华盛顿公使，只有30岁，个子不太高，但风度翩翩，个性鲜明而强硬。
那一天，顾维钧和威尔逊的会面愉快而友好。听说顾维钧也将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时，威尔逊甚至非常友善地提出建议，让他和美国人搭乘同一条船去法国。顾维钧觉得这一切都是好兆头，他完全相信美国会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中国。
顾维钧本来不想去巴黎。就在两个月前，他的妻子——唐绍仪之女唐宝玥感染流感，不治去世，给他留下一儿一女。
但是这一次会议太重要了。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站在国际舞台上。
在这一次战争中，中国派了大约10万劳工到法国战场上挖掘和维护西线战壕。许多中国人客死他乡。因此，当战争结束的消息传到中国时，政府决定放假三天。6万人参加了北京的胜利大游行，气氛高涨，人们还砸坏了一位德国外交官的纪念碑。
中国希望世界能重新认识自己，彻底解决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最终，顾维钧还是决定将子女留在美国，孤身一人去了巴黎。
这是他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第一次正式亮相，由此一举成名。
从中国近代外交史来看，巴黎和会标志着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职业外交官的崛起。他们终于不再步步退让，而是有勇气向全世界说“不”。
外交与领土
一抵达巴黎，顾维钧便开始着手草拟中国需要采取的和谈计划。
事实上，从1917年开始，顾维钧就在公使馆里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战后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以及如何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权利。
他判断协约国会胜出。所以中国完全可以不用有过去的顾虑，要想办法把涉及中国切身权益的问题写进和约中，特别是山东问题。他们要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求，不必去顾虑之前被迫签订的“中日条约”。
所谓的“中日条约”，也就是《二十一条》。顾维钧曾极力反对该条约，还试图通过向美国泄露消息来阻止该条约的签订。那一次，他竭尽全力，依然无能为力。他觉得这一次是非同寻常的机会。
现在来看，他草拟的计划很完美：要求归还包括山东在内的租界；取消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在华领事裁判权、驻军、邮电机构；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
然而，弱国无外交。
凭着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辩论队练就的口才，顾维钧有理有据地申明中国的权利和要求，一时间震惊巴黎。日本代表团甚至拒绝和顾维钧面对面交谈。自称“老虎”，从不赞扬别人的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评论顾维钧说：“一只中国幼猫。衣着、说话有巴黎人的风格，一心一意地玩弄老鼠。”
终究，顾维钧和他的同事们还是被“老虎们”吞噬了。
那天，在签字仪式上，各国代表团乱哄哄地挤在大厅里，但为中国指定的两个代表座位空无一人。顾维钧驱车漫游在巴黎街头，想象着签字仪式的情景，心情复杂。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其实，作为外交官、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顾维钧很清楚，不签字并非仅仅表明一个态度。
从法律角度来说，只要不在和约上签字，日本就不能合法从德国手里继承山东。这就意味着，我们未来仍有希望解决山东问题。他为此准备了5年，还将为此继续努力3年。他不着急。他要等待机会。比如，世界形势的变化；比如，1920年的美国大选。
他的判断非常准确。
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得到不断扩张，最终成了美国在远东地区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障碍。美国大选后，新一届美国政府不愿再继续取悦日本人。为了削弱和抑制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就成了美国人眼前最合适下刀的机会。
终于，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再次与日本坐上了谈判桌。这一次，美国人决定支持中国。顾维钧和他的同事们赢了。
1921年12月1日至1922年1月31日，经过36次谈判，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1922年12月10日，青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这是第一次，中国人从外国人手里收回自己领土的主权。
这仅仅是个开始。
1926年，顾维钧决心向比利时开刀，收回国权。选择比利时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
1865年，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列强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连比利时这样的国家也能趁机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其中就包含领事裁判权。双方约定，每十年修约一次。
1926年正是第六次修约的时间，也是收回国权的绝佳时机。
首先，国际大环境不利于比利时。在这一年，美国已经膨胀了3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大批银行家破产，有的沦为乞丐，有的甚至自杀。这场危机也波及了欧洲各国，成为1929年大萧条的前奏。列强自顾不暇，哪有精气神去管比利时。这算天时。
其次，这时的中国进入了“统一的分裂”状态。说统一，是因为现在只有一个民国；说分裂，是因为这时有北京政府和广东政府两家，都说自己是正统。如果这时能有一个收回国权的政绩，自然很能为自己加分。所以北京政府鼎力支持收回国权的举动。这是地利。
最后，最重要的是此刻国内民族情绪高涨，全国各地都在搞运动，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权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这是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所有的条件都齐备了。
1926年4月16日，北京方面会见比利时驻华公使，指出：中国决定废除旧约，签订一个平等的新条约。27日，比利时公使回答说：条约可以改，比利时也有修改的权力，不过最好等中国政局稳定时再谈这事。
这是明显的“拖字诀”，谁规定国家政局不稳定就不能谈判了？在随后展开的正式谈判中，比方态度强硬，坚持旧约继续有效，要是不答应，就到国际法庭打官司。
在中比条约中，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领事裁判权，另一个是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亦称“治外法权”，它伤害的是中国的独立司法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伤害的是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向外国出口商品，外国一定会收取一定的关税，这是对本国商业的保护。当然，外国向中国卖商品，中国也要收关税。
在现代社会里，关税变得武器化了。和谁关系不好，就提高它的关税，让它的相关企业成本陡升，不得不就范。而最惠国待遇就是事先说好，你国来的商品，我统统按最低价收关税。当然，我国卖给你国的商品也要享受最惠国待遇。只有在两国关系特别好，你国商品我特别需要、不会对我国商业形成冲击的情况下，两国才会签署最惠国待遇。这本应是一个互利互惠的协定。
说到这里，“片面最惠国待遇”就好理解了。它就是当年列强欺负中国不懂游戏规则，给中国下的套。比利时卖给大清东西，享受最低关税。大清卖给比利时东西，却不享受最惠国待遇。可想而知，中国跟比利时进行贸易时会有多吃亏。
比利时死死咬住这两点利益不松口。眼见比利时态度强硬，中方暂时退让了一步，提出先不谈领事裁判权，先暂缓修约6个月。然而6个月很快过去，中方的让步没有换来比方的善意，他们不光不想放弃领事裁判权，连起码的平等贸易权也不想给。
它的心思很明确：不相信中方能持续保持强硬。
过去几十年的交往让列强对中国的外交产生了刻板印象：外强中干。只要自己不松口，中国外交官和中国政府，总有一个撑不住。
比利时的另一个想法是，只要持续下去，列强就一定会干涉，毕竟中国在收回权力。如果让中国成功了，那比利时就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果其他列强不出来干涉，那后面就会轮到他们。他们会眼看着这种事发生吗？
但是这次比利时错了。它错估了国际形势，更错估了中国人的决心。
在随后的谈判中，顾维钧与比利时驻华公使舌战4个小时，逐条驳斥了比方的无理要求。比利时理屈词穷，当起了老赖：反正比利时就是不签字，中国要是敢毁约，比利时就去海牙国际法庭告中国。
既然是这个态度，中方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中国外交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草拟废约文件。次日经内阁会议，决定以摄行大总统令宣布中比条约失效。顾维钧很快向张作霖呈交报告，连总统法令都帮他写好了，把谈判原委、终止旧条约理由等内容写得明明白白。
1926年11月6日，张作霖发布终止中比条约法令。同日，外交部发布《中比条约交涉终止宣言》。
宣言刚一发布，北京政府就立即着手接管天津比利时租界。此举引起了比利时人强烈的反对，他们立即向海牙国际法庭提起诉讼。
12月13日，海牙国际法庭通知中国驻荷公使到庭，声称“如不到庭答辩，将受缺席裁判”。然而这一切都在顾维钧等人的意料之中，他们通知驻荷公使，不用理海牙国际法庭的通知。
顾维钧的底气来自《国际联盟盟约》。盟约第十条规定：“联盟尊重成员国领土完整，政治独立。”
顾维钧就拿这条做文章。比利时在中国有租界，享有领事裁判权，这叫领土完整？这叫政治独立？
比利时在法理上辩不过，想象中的盟友也不来，中国废约风潮愈演愈烈，国际上的民族自决运动风起云涌。所有的状况都对比利时不利。比利时终究不敢逆潮流而动，只好中止了海牙国际法庭的诉讼，将天津比利时租界交还中国。
国权收回的那一刻，顾维钧说：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正式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彻底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国有必要这样做，不仅因为中国根据情况变迁原则在国际法面前有充分理由，更是因为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束一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此后，通过不懈的努力，中国人逐渐从列强手里收回了自己的领土主权，而且几乎每一次都有顾维钧等外交官的身影。
从外交荒漠而来
当17岁的顾维钧念完预科，决定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时候，他未曾想过，自己会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盏航标灯。
他想从政，想为国效力，想实行改革——特别是在处理外交关系方面。毕竟，当时的中国外交事务状况实在是一言难尽。
几千年的“朝贡”体系导致中国政府对现代外交一直没有什么清醒的认知，总想着自己是“上国”，外国人都是不用特别在意的“夷”。在处理“夷务”上，我们只有态度没有策略，跟不上形势，不懂法，还不肯学习。
这就造成了在当时的大部分外交事务中，中国的态度往往是起初很强硬，但对方脸一板枪一亮，中国马上就怂了。也有聪明人，例如李鸿章，试图合纵连横。但大家的认知水平根本不在同一条线上。每次交涉完，我们都是美滋滋回家后才发现，怎么自己赔了个精光？
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从上到下都没什么主权意识。
例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领事裁判权。简而言之，就是在中国的外国领事有独立的司法权，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独立的裁判机构及警察，可以自主裁定一切涉及外国人及相关中国人的案件。在当时的中国有独立司法权的，有20多个国家。
难以想象，我们之所以签订这种破坏国家司法独立性的条约，竟然是因为当时的大清官员们觉得处理外国人的相关纠纷太麻烦了。
顾维钧曾经想在巴黎和会上解决这个问题，但直到1943年，中国和英美分别签署了《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才宣告领事裁判权终结。
此时距离大清丧失司法主权，正好一百年。
外交官的拙劣表现，也不能全怪他们。事实上，晚清外交官们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在官场，同僚都看不上他们。留洋回来的外交官讲英文，不仅会被讥笑还要被排挤。一个不小心，皇帝就“甩锅”下来，背骂名也就罢了，就怕如林则徐，被贬发配，身家性命难保。
外交官有心无力也就罢了，还连个正式的番号都没有。总理衙门、外务部，看似有了进步，但事实上，外交官的地位一直游离在权力的边缘，处在“背锅”的第一线——甲午战争后，他们还要面临觉醒的民众的唾骂。
想想看，这么一份工作，事情多、责任重、压力大、权限小，被组织边缘化，受同僚排挤，被舆论唾弃……随时还可能成为上司的替罪羊，有几个人想干？
因此，当顾维钧打算专修国际政治和外交时，他的同学就劝他：后台不够硬，又没有什么党派支持，中国从古到今，政治太危险了，单枪匹马当心丢了性命。
这番话，有一部分是对的。
不过，在严酷的环境下，有生机在涌动。中国的外交官们并没有就此躺平任嘲，唐绍仪就是其中的典范。
他们或许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最多算是“半职业外交官”。但他们受过西方教育，出于个人兴趣、愿望、志向，主动去研究西方典章制度、法律法规、风俗习惯，试图用国际性的眼光去分析局势，研究如何用西方的法律规则来处理外交事务。通过一代人的努力，他们在一些涉外活动、事务和签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顾维钧这一批职业外交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政治上，清政府由闭关转向开放，试图进一步向西方学习——虽然谨小慎微，但毕竟也是向前迈开了历史性的一步。
这些促使顾维钧决心从政，专攻国际法、外交学。他的导师提醒他：上法学院不是为了获得法学学位，而是为了掌握关于司法基本原则的知识，这对以后处理国际法和外交事务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除司法程序以外的所有课程，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他还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等语言，甚至还选修了地质学。他的社交活动非常丰富，讲演、辩论赛、戏剧社、校田径队、法语学会、高年级学生协会……他还担任校刊《旁观者》的总编、《哥伦比亚大学月刊》的业务经理和《哥伦比亚人》的编辑，后来又出任全美中国留学生刊物《中国学生月刊》的主编……留学期间所接受的系统、专业、全方位的训练，为顾维钧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了相当扎实的基础。
1908年，唐绍仪以大清特使的身份访美，在美留学生自然要盛情接待。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向唐绍仪致答谢词。其间，顾维钧顾盼自若，侃侃而谈，让唐绍仪大为赏识。
回国后，唐绍仪在袁世凯面前大力推荐顾维钧。他告诉袁世凯，顾维钧就是国家最需要的外交人才，如果将来有外交部门，他就是负责人的不二之选。最终，顾维钧在导师的帮助下，提前完成博士论文答辩，拿到了学位。他终于可以放心地收拾行囊，回国就职了。
所以说，时代可能会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机遇，但如何把握机遇是离不开个人与时俱进的努力程度的。只有具有个人能动性、创造性的选择，才能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自觉动力，进而影响未来个人甚至是国家民族的发展。
1912年4月，他踌躇满志地登上回国的轮船。
职业外交
在留学期间，顾维钧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形势。一直以来，对于是否要如他父亲所愿回国，在清政府担任官职，顾维钧是很犹豫的。但辛亥革命的成功，让他意识到他或许有可能施展所学。
总统英文秘书兼内阁总理秘书，是他回到北京、进入中国官场后最开始担任的职务。
“新”与“旧”之间的矛盾，因唐绍仪与袁世凯之间的决裂最终爆发。不过，唐绍仪劝告顾维钧别跟他跑了，后者的位置在外交部。
其时，新上任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正准备仿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组外交部。改革措施之一就是招揽一批经过专业训练且精通外语的人才，来专职从事外交工作。顾维钧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人选。
顾维钧购买了大量的外交专业书籍，使外交部的图书馆建设初具雏形。他设立了档案科，通过编制索引，将档案分类归档；负责组织了翻译课，汇集各国报刊上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译成中文存档；承担了路透社、美联社等媒体的新闻稿的翻译，编成《新闻简讯》，每天送呈一份到总统府……
这些改革不仅提高了外交部的工作效率，也为外交人才进一步的培养、训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那段时间里，顾维钧作为外交部秘书，有一个经常性的任务——轮流走访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各国使节。这对顾维钧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按照国际惯例，外国公使有事情应该主动找驻在国外交部交涉，但在北京竟然本末倒置。
1922年，顾维钧开始担任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他决心终结这一现象。他严令属下：有事不得主动去外国驻华机构商讨，要严格遵守国际惯例，坚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见各国使节。有事就让各国使节亲自过来处理，外交部官员绝不主动四处奔走，损害国家形象。
起初，一些外国使节颐指气使惯了，反而不适应这种做法。
1923年，日本新任驻华大使芳泽谦吉到达北京。按照惯例，他要先拜会中国外交总长，递交国书副本以求认可，再由外交总长引见，拜会总统，递交正式国书。之后中国才能正式认可他新任驻华大使的身份。但是芳泽谦吉借口中国现任总统空悬，无法按正常流程办理，照会中国外交部主动找他办理。
顾维钧下令：不许理他。在没有走完正式流程前，中国不承认芳泽谦吉的大使身份。日方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跑来质询。顾维钧答复：不知道芳泽谦吉来北京，更不知道他是以什么身份来北京，所以拒绝和他打交道。
中方理直气壮，日方理屈词穷，只得按照流程，递交国书。有了这次样板，列强逐渐收起轻视之心，开始自觉按规矩办事。
顾维钧身在弱国，处于被轻视一端，争的却是一国的尊严。从礼仪角度切入，更是凸显了顾维钧等人的专业水准。
衡量专业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能不能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益。中国当时无疑处于弱国地位，向列强争取重大国权容易造成较大反弹，让列强心生警惕，反而更难展开工作。从礼仪上切入则好处多多，首先这是本来属于中国的正当权益，争取起来理直气壮。同时，它不是它国的核心利益，遵循礼仪本就是外交官应尽的义务，根本谈不上损失。
改变一个小小的规则，不仅显示了中国外交人员的专业程度，更是从形式上申明了中国的主权国家地位。
这也是一种外交谈判中常用的心理战术，在心理学上叫作“登门槛效应”，即一开始向对方提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对方会很容易答应，一旦这个口子开了，你再去提其他要求时，对方就不太容易拒绝。
对于顾维钧来说，弱国外交首先要建立平等地位，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先不要强求百分之百的胜利。
我们总是说顾维钧是真正的“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为什么呢？难道说中国过去没有职业外交家吗？
的确没有。在说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先解释清楚什么叫专业，什么叫职业。
两者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专业的基本素养，叫“精益求精”。专业人士的使命是不断挑战所在行业的极限，越是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越能凸显专业的价值。越是难度系数高的任务，越能展示专业水准。
但是从职业角度看，就是另外一番考量。众所周知，世间存在一条规律，叫作“二八法则”。从收益上看，80%的收益是由20%的核心收入贡献的。然而，到了付出时，为了成为那20%的顶尖存在，却需要付出80%的精力。那么这80%的付出，究竟值不值得？这才是专业和职业的分界线。
专业人士会说，值得。我要让自己成为业界前20%的存在，甚至是那1%的存在，为此付出多少我都不在乎。但是职业人士会说，不值得。如果可以，我会用20%的资源去争取80%的收益，于我而言，80%就足够了，不需要尽善尽美。而对于剩下的资源，我可以用它来争取其他领域的80%。如果每个领域都遵循“二八法则”的话，我可以至少拿到5个领域的80%。而专业人士在一个领域，将资源全部压上，极限收益只有100%。
顾维钧曾经解释了自己的外交原则：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可能指望百分百的成功，如果你要达到百分百的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任何协议。能做到60%~70%的成功，对你来说即是大胜。
换句话说就是，要懂得妥协。
在传统认知中，妥协是外交领域中最不能为人接受的，那不是拿国家利益做交易吗？作为外交官，不应该威武不屈、大义凛然、寸土不让吗？很遗憾，这些只存在于传奇故事中，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事实上，真正的外交事务充满了较量与计算、妥协与交换。
以前面我们所说的收回山东租界主权的谈判来说，在36轮的谈判中，胶州铁路一直是其中最重要且难度最大、最费时的问题。顾维钧坚持的是收回铁路的主权，在此基础上，可以接受“中国政府支付赎金”这个条件。
这就是外交事务上的“二八法则”。
看上去，每次外交都留下了一个尾巴，未竟全功，但只要已经争取到核心利益，仍然可以算是大胜。如果非要求全责备，用尽国家资源去争取那最后20%的利益，既不现实，也没必要。
顾维钧此举可以说是为所有外交官松了绑，让他们可以用一种更加现实和理性的态度去处理国际事务，这才是对国家和民族利益负责的最好方式。
独立外交
在顾维钧的理念中，外交应该考虑的是民族利益，而政治只是党派利益，二者完全是两码事。一直以来，他都试图独立于中国内政争斗，专注于外交。
顾维钧之前的外交官们都不是独立的职业外交官，而是权贵、利益团体、政党的代言人。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就经历过中国代表团因南北派系之争所导致的分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人才的发现与提拔靠的是“伯乐制”。一个人是不是人才，能不能发挥作用，都需要有权贵的举荐。然而，一旦受了某位权贵的举荐，那他终身就和这位权贵绑定了，成为他派系中的一员。如果国家利益和权贵利益、派系利益起了冲突，他首先要维护的便不再是国家利益。不然，被扣上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跑不了的。
所以我们在看民国历史的时候，总是能看到这个系、那个系，比如军阀就分为桂系、滇系、直系、奉系等，政治上又分成北洋系、广东系等，五花八门。这种关系无处不在，像癌细胞一样渗透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前面我们说蒋百里时提到了保定军校，一所小小的军校里面还分成四个系，依附关系的渗透程度可见一斑。
在这种环境下，外交系统自然也不能独善其身。民国成立后，袁世凯耍起手腕，把自己的亲信故交安排进了外交部，把它打造成了自己的后院。日后民国政府许多明显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举动都和此有关。
这种状况到了顾维钧时代，终于得以终结。
顾维钧相比传统的外交家有许多不同。他的成长期就在美国，回国后立刻身居高位。相比国内政治家，他或许不太接地气，行事或许比较理想化，但这也成了他的优势。少了国内依附关系的浸染，他行事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顾忌。
在顾维钧看来，内政就是内政，外交就是外交，国家和民族利益才是外交官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恒的，不会因时间、舆论或党派而改变”。至于政治势力的利益，不在其考虑之列。
顾维钧的这种态度被人批评为没有政治头脑。顾维钧回应说：“我可以接受这种批评，如果一个外交官有了政治头脑，他的外交事业反而危险了。”
袁世凯倒台以后，中国政坛变得四分五裂。而顾维钧领衔的外交系统，因为没有与任何派系有依附关系，反而逃过一劫，完整地保留下来，被当时的人称为“外交系”。又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野心，“只做分内的事情”，反而和所有政治势力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有一次，顾维钧借外委会休会间歇返回北京。蒋介石特别指示手下到机场为其送行，并交给他一封信。信内附有一份用作旅费的300元支票。顾维钧表示了感谢，但还是把钱退了回去。
中国近代外交从屈辱中开始，自边缘处崛起，在轻视中成长，在懵懂中前行。直到顾维钧时代，中国外交人员才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责任，也才真正成为政坛新的一极，获得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地位和尊严。
今天我们都知道，顾维钧一生在外交事业上打拼，获得了声望与尊重。
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回忆录中伤心地写道：“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国家。所以也不奇怪他从未把我当作一个鲜活的个人。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是中国需要的那种人，但不适合做我的丈夫。”
在职业生涯中，他的最高成就是担任海牙国际法庭的副庭长。讽刺的是，这其实是一个无奈之举。
1956年，当顾维钧终于从国民党政权脱身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生活拮据。早年的财产被国民政府巧取豪夺去了。前妻唐宝玥留给他的珠宝被日本人抢走了。父辈留下的不动产也被日军炸毁改作机场了。顾维钧年逾古稀，竟然还要为养老问题发愁。所幸，海牙国际法庭开出的薪水还算可观，就算不能让他大富大贵，也够他衣食无忧。
和第二任妻子离婚后，晚年他又迎娶了最后一任妻子——严幼韵。在严幼韵的悉心照料下，顾维钧晚年过得安宁祥和。他一生严谨刻板，却在严幼韵的手中化成了绕指柔。
到72岁，他还去学习滑雪。连顾维钧的大儿子顾德昌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严幼韵，顾维钧的寿命可能要缩短20年。
1985年11月14日那天早上，顾维钧问严幼韵他们周末去哪里玩。
然而，他们没有时间了。当天晚上，顾维钧无疾而终，享年97岁。
在日记本上，顾维钧留给了世间最后一句话：
“A quiet day.”
平静的一天。
“先锋女性”杨步伟
通往幸福的终极答案
可是最要紧的，
我就是我，
不是别人。
——杨步伟
杨步伟是本书介绍的9位近代人物中唯一的女性。
她很特别。
在自传中，她写道：
可是最要紧的，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要是的话我倒随便）。我从前称九十磅愿意有一百二十五磅，后来我一百三十五磅还愿意一百二十五磅（近来倒是差不多了）。我在中国人当中算是白的，我从来不浓妆。我虽然以前穿过几年的西服，并且在中国剪短头发在熟人当中我比谁都早，可是我喜欢简单的装束。我的衣服虽然很多，我多半喜欢直的旗袍，因为这样可以刚刚不胖不痩。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就算在现在，敢于这样自我陈述的女性，也足够有趣、足够有魅力了。而杨步伟生于1889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女性处于什么境况？
1906年7月6日，25岁的鲁迅被母亲骗回家完婚。但此后，鲁迅终生没有再多看“妻子”朱安一眼。鲁迅多次对友人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她走时，身边没有一个人。
1909年，在屈服于父亲的固执成婚后，顾维钧还是决定与张润娥离婚。他用了一种极其决绝的方式：他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让张润娥抄写4份。两家父母各自一份，自己和张润娥各自一份。张润娥默默按照顾维钧的要求办，收拾行李回国。此后，她削发为尼，常伴青灯古佛，至死也没有接受过顾维钧的援助。
1910年，蒋百里学成归国。在家人的安排下，他和大他一岁的查品珍结婚。查品珍说“他可以负心，我不可背德”。蒋百里婚后立即北上就职，查品珍留在老家侍奉婆母。1938年，蒋百里病逝。第二年冬天，查品珍悄然离世，时年59岁，终身未育。
民国历史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它不仅改变了国家结构，还重新构建了家庭结构。
中国古代的家族制是由同姓近血缘的族群聚集而成的。由族长统一协调成员的行为和利益，辈分本身就提供了天然的秩序，也成了天然的层级。其好处是家族内井然有序，方便个体找准自己的位置，从家族中得到庇护；代价是个体利益需要向家族利益妥协。有时甚至只是长辈个人的好恶，就能决定晚辈一生的荣辱和得失。
民国时期第一批觉醒的人，选择了和自己的家族“脱钩”。他们选中的第一个“钩子”往往就是家族为他们安排的婚姻。
男性要与旧时代决裂，女性却不得不在新旧道德逼仄的夹缝中生存。一面是恪守旧道德的父母公婆，一面是拥护新道德的丈夫。她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只因为民国婚恋革命是以男权为主干的，这些原配就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最终，她们在历史上只留下或明或暗的影子，定格为各种类型“悲摧”的代名词。
能从旧道德中杀出来，赢得属于自己的幸福，还能赢得漂亮、留下名字的，寥寥无几。
杨步伟就是其中之一。
我要决定我的幸福
杨步伟的婚姻，在她出生前就定下了。
中国古代的世家望族，往往保持着世世代代的亲密关系，以便形成事实上的阶层垄断。这叫作“通家之好”。保持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联姻。联姻发展到极致，就是“指腹为婚”，即两家准妈妈（甚至连妈妈都还不是）坐在一起，为没出世的孩子定下关系：都是男孩就做兄弟，都是女孩就做姐妹，一男一女就做夫妻。
如果杨步伟再早出生几年，她大概就会接受这样的命运。不过，她出生在一个好年份：1889年。这是晚清社会难得的美好时期。太平天国造成的伤痛正在被抹平，甲午战争还没有发生，洋务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大清一派“中兴气象”。
上到政府，下到民间，开明的人士越来越多，杨步伟的爷爷杨仁山就是其中之一。杨步伟出生时，杨仁山正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博览会。多年之后，杨步伟回忆起此事时，调侃地说道：“我比埃菲尔铁塔小8个月。”
杨仁山早先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得曾国藩重用，负责军队的粮草供应。曾国藩过世前，还特意交代儿子曾纪泽“杨仁山是个大有作用的人，一定要好好关照他”。
后来曾纪泽被派遣到英法两国担任公使时，还特意邀请杨仁山做参赞。杨仁山到欧洲不久就迷上了欧洲的科技。他不仅把全部薪水都买了天文望远镜、地球仪、照相机等一大堆仪器，还安排长子去法国和德国研究科学、学习测量。
西行归来，杨仁山断定：西学兴起是迟早的事儿。所以杨仁山对所谓的仕途毫不在意，还劝诫子女不必强求仕途。他已经为后辈打下殷实的家业，认为“学科学不怕没饭吃”。
杨步伟7岁那年，撞见祖父和父亲聊英国宪法和人权。在杨家，这已然是常态。年幼的杨步伟一脸懵懂，却对“人民有权”极其感兴趣，赶忙追问什么叫“人民有权”。
杨仁山告诉她：人民有权，就是百姓可以选举代表，代表可以投票，判断是非对错，管着政府。
杨步伟似懂非懂，就问他们，她是不是有权决定她自己要做的事。
父亲解释道：第一，权力不能滥用，要先看事情对不对，才能说要不要做。第二，她现在还小，要等到有了学问，知道世界大事，才能有权和用权。这就要多读书知道古代事，要进学堂学习现代事。有了学问和经验，才能用自己的权力去判断。所以，就连外国人，也要等到21岁才能行使他的权利。
从那天起，杨步伟就隐约感觉到：自己的事，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人能在人生的早期就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实在是件很幸福的事。尽管今天人类的平均寿命已经延长了很多，从年近古稀（70岁）到今天的“百岁人生”，但人如果能尽早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明确自己的使命与追求，就可以尽早获得一种笃定的状态，让自己的一生活得更加充实而坚定。
我们如果去盘点那些自认为幸福的人的故事，无论是轰轰烈烈还是平淡如水，就能发现：他们总是在有了笃定持久的价值观，发现了值得一生坚守的东西之后，才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幸福。这个值得坚守的东西就像心灵的种子，生根、发芽、壮大，陪伴他们一生。
而原生家庭正是播下这颗种子的地方。
不幸的人生大多是从不幸的童年开始的。童年的伤痕往往需要一生的时间去修复。但如果在童年播下一颗幸福的种子，这颗种子就会成为一生遮风挡雨的树荫。幸福的定义各有不同，状态也因人而异，但是“认定自己独立自由”却是共同的答案。
在那个大转型、大动荡的年代，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杨步伟依然保持着淡定与笃定，成为为数不多的幸福一生的人的典范。正是这颗种子，奠定了杨步伟一生幸福的底色。
长辈为后辈播撒的心灵种子，才是人生真正的起跑线。
杨步伟稍大一点儿后，进入当地的旅宁学校上学。可巧的是，这所学校正是杨仁山主持创办的。早年杨仁山为官之时，同僚曾提议他顺应风潮，开办学校，也算是为地方做善事。杨仁山从谏如流，主持创办了这所学校，没想到今日荫及子孙。
一次考作文时，杨步伟开篇第一句就是：“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稀松平常，我们如果不将其代入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就无法读出杨步伟写下这句话时的气魄。要知道，即使是当时女权代表吕碧城对女权的定义，也只是吕碧城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一文中提到的：“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凡人娶妇以成家，即积家以成国。”借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然后以家喻国，凸显女性地位。而杨步伟一开口，就把女性抬高到了“国之母”的地位，着实惊世骇俗。
随着年龄的增长，婚事问题越来越重地压在杨步伟心头。男方妈妈是个守旧的女性，看不惯她接受这么多教育，总劝说杨家长辈让她收了心，安心做人妇才好。
21岁那年，杨步伟还记得双方家庭的“盟约”。她找到祖父：当年说21岁就可以用自己的权，现在可以了吗？
在杨步伟的自传中，她描述道：祖父不说话。他拿一种四千年文化的眼光来照在她这个20世纪的问题上。然后，他问了一句：“你不会后悔吗？”
杨步伟的回答极其简单：“不”。
随即，杨步伟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
行文简洁明快，逻辑酣畅。就算用今天挑剔的目光来审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番极具说服力的表白。
她先是绕开了“对错”这个扯不清的话题，变成了“他们没错，我也没错，就是处不来”，然后搬出自己的父母。让父母蒙羞就是“不孝”。“不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个极严重的问题，任谁也不敢担负这个罪名。在极礼貌的措辞下，她展示了极坚决的态度。
杨仁山读后大为赞赏，认为她真是成人了，证明她配有自由权了！这番措辞既遵循礼数，又不至于让对方伤心，还成全对方母子的感情，杨仁山相信孙女将来对自己、对别人的事，都能处理得很好。
有了祖父的支持，杨步伟又去寻求父亲的支持。父亲说：这样好像有点儿对不起那个男孩，他没做错什么。
杨步伟说，只是他不幸遇上了，她也只能说抱歉。
尽管杨步伟做了一切能做的努力，到底还是在两家掀起了轩然大波。最终还是祖父杨仁山一锤定音：“一个人若是不愿做这样的事，一定要他做，一生不能过好的。所以自古以来不知牺牲多少人。我们人类总要给各种事往好里改良。你们口口声声说母命难违，那么我是父亲，我来悔这个约。”
直到这一刻，杨步伟才真觉得轻松了，“现在可以算是无条件的自由了”。
“相夫”的高境界
从社会的一般评价标准来看，成年后的杨步伟绝对是一个“事业女性”。
在日本完成了医学博士阶段的学业后，学成归国的杨步伟踌躇满志，打算开设一家妇幼医院，守护中国女性的健康。
由于这所医院是杨步伟与两个好闺蜜林贯虹、李贯中三个人的共同理想，恰好每个人名字里都有“木”字，所以取一个“森”字，又因为林贯虹英年早逝，三人少了一人，所以取一个“仁”字，“森仁医院”由此横空出世。
其中，林贯虹值得单独说一说。
林贯虹是林则徐后人，生性豪爽，和杨步伟在旅宁学校时就是同学。当初，她就是看了杨步伟那句“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对其极为佩服，她对杨步伟说她以后一定是要伟大的！不如改叫“杨步伟”。
杨步伟的闺名叫杨兰仙，官名叫杨韵卿，个个雅致，而“杨步伟”这个名字男子气十足，所以起初她并没有接受。后来，林贯虹因病去世，为了纪念好友，她才以“杨步伟”自命。
在杨步伟的努力下，医院的业务蒸蒸日上，前来就诊的女性越来越多。多年以后，杨步伟回忆起这段时光也自豪地说：经她的手治好的女人有好几百，经她的手出生的孩子也有好几百。
假如时光就这样静静地走下去，杨步伟大概会和林巧稚医生一样，成为中国的妇科圣手。但是一段插曲彻底改变了杨步伟的一生。
在一次朋友聚会中，一个赴美留学生闯了进来。朋友告诉杨步伟，此人叫赵元任，在美国任教，刚从美国回来。赵元任对杨步伟一见倾心，尽管他比杨小三岁，可是感觉对了，年龄又能算什么呢？
赵元任任职的清华大学，距离杨步伟的医院大约9千米，可这也挡不住赵元任每天“打卡”的诚心。有一次，赵元任进来时脚步匆匆，踢碎了一个花盆，当下表示要赔偿。从此以后，每到杨步伟生日，赵元任就赔她两盆花，累计赔了90盆。
杨步伟是森仁医院的主力医生，经常忙得顾不上招待赵元任。赵元任也不在意，有机会就聊天，没机会就做自己的翻译工作。经典译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种场景下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