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赵元任，如果我们不用重墨把他展开讲一讲，那么本章内容至少缺失了一半的价值。
赵元任是清朝诗人赵翼的后人，就是写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那个赵翼。也许应了祖宗的预言，赵元任从小就是学霸，但是用“学霸”这个词来形容他实在是太弱了，因为每个学校都有学霸，并不罕见，赵元任这个级别的，用“学神”似乎更贴切一点儿。
赵元任11岁那年，父母双亡，不得已辍学在家。他整天放风筝、拆钟表，不进学业。可就是这样，在复学一年后，他就考入了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后来“庚款留学”考试，赵元任考中第2名，胡适是第55名。
学神有学神的烦恼——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干什么。从中国到美国落脚，他的理想已经变了七八回：登船时立志做个机电工程师，坐上火车时就变成想成为物理学家，从康奈尔大学毕业想成为数学家，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又成了哲学系博士。
出来工作时，他也是“无迹可寻”的：在康奈尔教物理，回清华教数学，还顺带教点儿音乐。罗素和杜威先后访华，他又全程做翻译。如果这样下去，赵元任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就会是一团乱麻——每道刻痕都很精彩，但没有一道非常深刻。人们会惊叹于他跨了多少个领域，却会对他到底有什么成就感到一片模糊。
与杨步伟初识之时，赵元任留给杨步伟最深刻的印象应该是语言方面的才华。
在赵元任之前，中国汉语的发展始终基于经验主义。比如汉语的四声调，梁武帝问臣子是哪四个，臣子回答“天子万福”，四个字包含四个声调。至于具体运用，自己体会。近代以前，中国的语文教育就是如此，内容也不出经史子集。如果不是引入了标点符号，如何断句都是一门学问。
进入近代，在列强的字母文字表意精确的映衬之下，汉语“真成了退化的语言”。不仅中国人自己的学习成本高，对外交流更是困难重重。也难怪当时的激进分子提出要废除汉字，全面采用罗马字母组成的拼音文字。假如不是赵元任写了一篇《施氏食狮史》反讽，点醒大众在“某些场合非汉字不可”，今天的局面恐怕大不相同。
在杨步伟的提醒下，赵元任收敛精力，专注于语言学研究，成为积极推动普通话普及的人。中国在统一文字之后，又多了一项消除地域隔阂的利器。
用杨步伟的话说：赵元任找到了他的本行。因为他找到了她。
对于一个“学神”来说，还有什么比明确自己毕生事业更幸福的呢？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找到自己的终身伴侣更幸福的呢？杨步伟是赵元任事业的归宿，也是情感的归宿。相互成就，才是一段感情最真挚、最可贵的模样。
在把医院托付给可靠的朋友后，两人携手办成了堪称民国时期最“断舍离”的婚礼。他们没有去民政部门办理结婚证，而是自己在家里手绘了一张结婚证。婚礼也没有大操大办，只是请了胡适来当证婚人，和几个最好的朋友在家里做了几道小菜，吃了一顿饭。
最后，他们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寄去了一张结婚帖，大意是：大家接到这张帖子的时候，他们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间结了婚。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直接把钱捐给中国科学社。
这样志趣相投的神仙眷侣，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只有赵元任的音乐代表作的标题最为适当：“教我如何不想她”。
婚后不久，赵元任得到一个机会，可以以北大教授的身份赴美进修，并且北大每个月还给他赞助200美元的生活费。这在赵元任看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非常想去，于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就这样摆在了杨步伟的面前：她要不要跟丈夫一起去美国？
放在当时，没人会拒绝这样的机会。但对于杨步伟来说，这意味着极大的牺牲。
第一，她必须放弃她创立的医院，基业没了。
第二，杨步伟的英语水平不高，去美国后无法行医，职业没了。
第三，她从受人尊敬的杨医生一下子变成了赵夫人，功业没了。
第四，此后余生，她要花大力气去相夫教子，事业没了。
这样的选择摆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女人面前都是大难题：当丈夫有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时，要不要放弃自己已有的事业、已有的机会，跟随丈夫而去？
摆在杨步伟面前的问题是两个选项的取舍，在考验她的决策能力。如果放在今天，估计有很多人会帮她找来许多决策工具，给每个选项打分，分值高者取胜。但是这个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它其实是在考验杨步伟“定义幸福的能力”。
今天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幸福的状态有很多种，但一定有一个内核，叫作“知行合一”。也就是你的知识、你尊崇的理念和你正在做的事情是并行不悖的，这个时候人才会感觉舒适。如果要做的事违背了你的信念、准则、价值观，哪怕是当时看起来很舒服、很正确的事情，过后你的负罪感也会挥之不去。所以，所谓“定义幸福”，就是定义“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幸福”。
杨步伟的终极追求是独立自由，事业和家庭这两个选项都可以成就她一生的幸福。如今两个选项起了冲突，她放弃了自己的基业、职业、功业、事业，选择了心爱的伴侣。
她没想到的是，她的人生因这次选择进入最低谷，但这次选择也让她的人生越发熠熠生辉。
守卫幸福的能力
金钱不等于幸福，但是我们不可否认金钱守护幸福的作用。往浅里说，有钱可以活得体面，活得有尊严，活得更自由。但是更进一步你就会发现，金钱其实是一种来自社会的奖赏，是其他人对你的某种价值的认可。而换取金钱的能力是一种生存的能力，更是一种守护幸福的能力。
初到美国的赵元任和杨步伟还没有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按照原计划，赵元任要去哈佛担任讲师。临行前，北大许诺每月给他200美元。赵元任心思就活络起来：有这些钱，这一年先不教学，继续精进学问该有多好？就算钱不够花，他卖掉一些值钱的东西，怎么也能支持一年。杨步伟非常同意他的想法：钱能不要就不要了，但能学习时是一定要学的。
到底是书生意气，赵元任对于国内纷乱的时局一无所知。他到美国时是1921年，正是中国各派军阀打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国内在校任职的教授都拿不到钱，何况他这个外派的。当发现说好的200美元没了着落时，赵教授急得发疯，不停地发电报催款。两口子盘点了一下手头的流动资产，总共不足200美元。他们租住房子时，连桌子和床都没要。房东太太看不过去，主动借了一条褥子给他们，两口子才不至于睡地板。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异乡，两人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我们评判一个人时，最好不要评论他在春风得意时的样子，因为即便我们的判断是错的，也会因为后果没有展现出来，看起来像是对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一个人在困境中如何破局。“患难见真情”，不仅可以用来看别人，也可以用来反观自己。
杨步伟在“困境面前，十分从容”，这短短的八个字，要做到绝对是不容易的。不难想象，站在杨步伟的位置上，很多人可能会抱怨自己所托非人。“我为你放弃了这么多，却换来这样的处境”，“所有的牺牲终究是错付了”，对于这样的话，我们肯定不陌生。
而杨步伟没有陷入抱怨之中。她先劝赵元任不要再等，赶紧自救。随后，他们在家里开始了自救计划。这完全称得上一次经典的精益创业教程。
她先是跑到商店橱窗研究了半天手提包，然后当掉了3件狐皮服装，换到了启动资金四五十美元。接着，她以月付的形式买了一台缝纫机，每月只付3美元。最后，她又买了一大堆假翡翠手镯，回来把自己的一部分衣裙剪裁了，仿照商店橱窗里的手提包样式，做成许多漂亮的手提包。
生产工具只用了3美元，最大限度降低了生产成本，给买原材料留足了资金。面料用自己的衣裙，保证面料质量的同时还有效利用了现有资源。剩下的就是考验杨步伟的手艺了。赵元任离开的那个夜晚，杨步伟整整忙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房东太太来看她一夜在做什么。杨步伟把做好的手提包指给她看，房东太太一看就喜欢得不得了，谈好价钱后足足挑了两大包，共付250美元。下午三点，房东太太约来自己的闺蜜帮杨步伟出货，一个下午又卖了270美元。晚上赵元任回来时，杨步伟拿着500美元的支票给他看。
得知事情原委后，赵元任又高兴又伤心。他觉得是自己的错误害得爱妻过这种日子。随即，赵元任放下架子，跑去妇女俱乐部演讲，每次能拿200美元。经过两人的一番努力，他们的生活才逐渐宽裕起来，度过了人生中最窘迫的一段时光。
获取更大幸福的能力
婚后，杨步伟多次打算考取行医执照，等待生活稳定下来重操旧业。可惜两度生育打断了她的计划。后来又因为赵元任到处任职，一会儿去哈佛一会儿到耶鲁，一会儿去美国一会儿回中国，她只好逐渐成了全职太太。
其实，历代女性的所有焦虑都可以概括为“与社会脱节的焦虑”。尤其是当家庭与孩子逼迫她放弃一些机会时，这种焦虑就更强烈了。在这种焦虑的裹挟之下，女性哪里还能感到幸福？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旧在困扰着职场女性。
当年，这个问题也在困扰着两人的爱女赵如兰。她曾慨叹婚姻和事业不能两全。杨步伟就骂她：“净背些陈旧俗套的成语，从旧思想里如何能有新眼光呢？”
杨步伟的主张是：一开始要尽可能多地受教育，结婚前最好先去做点儿事。女性婚后一定会被占据原本可以花在事业上的时间和精力，这很可能使女人失去达到本行业最高地位的机会。但这不意味着女人不能又结婚又能达到最高成就，更不是说女人一结婚就要放弃一切事业。女人对家务事有兴趣并不可鄙，但是在成年的时节里学得越多，就越能拿家庭的发展当她学识长进的机会，不会拿家当退步的借口了。等子女们成人离手了，她在社会上立足就更有信心，不是个退步分子。
到了晚年，杨步伟依然没有放弃与社会连接的努力——公益是她一生坚持的事业之一。
1941年年底，美国对日宣战。美国迅速进入战时状态，食物变得紧张起来。但是杨步伟发现，连同鱼翅在内的许多食材都被美国人当作垃圾扔掉了。深入了解后她才知道，美国人的菜谱中没有这些东西，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能吃，更不知道怎么做。
受此启发，杨步伟开始写《中国食谱》。她并不想写成一本符合美国人胃口、满是流程和计量的书，她要借助此书宣扬中国文化，让这本书成为中美文化的桥梁。
美国人对中国饮食的最早印象来自华工群体。他们出身底层，在工地周围也不能操办大菜，只能有什么吃什么，怎么简单怎么来。所以，“杂碎”就成了美国人对中国饮食的固有印象。即便是李鸿章访美带来一股“中国热”，也没有改变美国人对中国饮食的低端印象，反而组合出“李鸿章杂碎”这么一道不伦不类的菜品。
而杨步伟的《中国食谱》不仅向美国人解释了正宗中餐的做法，更让美国人感受到中国美食背后的文化魅力。为她作序的赛珍珠在序言中写道：“赵太太（杨步伟），我想提名她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因为她提供了一条通往和平更好的路……只有在如此文明的国度才可以创造出如此的美味。”
这本书出版后，立刻成了许多中餐厅老板、厨师和家庭主妇的必备书，前前后后再版27次，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许多人也是由这本书重新认识了中国。认识到“一顿饭”对中国人的意义，也明白了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用筷子吃饭。
1971年金婚纪念日那天，杨步伟当场赋诗一首：“吵吵闹闹五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元任今生欠我业，颠倒阴阳再团圆。”赵元任也即兴和诗一首：“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1981年3月，杨步伟去世，享年92岁。
1982年2月，赵元任先生继归，享年90岁。
从想要自己的幸福到争取自己的幸福，再到守卫幸福……杨步伟最终找到了幸福的终极秘密——传播幸福。而传播幸福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创造一个环境，让所有参与者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看到自己的成果。
或许她没有什么划时代的历史壮举，没能终身成为一名医生或校长，但杨步伟从不依附自己的婚姻，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救助学生，传播中国文化，写下《中国妇女历代变化史》……她用自己的一生展示了内心充满活力，对世界始终保持关爱的独立女性应有的模样。
从这点来说，杨步伟又何尝不伟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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