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狩猎？
我们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是谁在从事政治型狩猎的问题，答案已经被指明：我认为，欧亚大陆的皇室家族与贵族阶级的大部分成员都或多或少地利用狩猎来追逐和保持其社会政治权力。
现在，这一答案需要一定的解释与界定。我们可以从文化史中非常基本的一个问题开始：地理分布。如果我们将政治生活中狩猎行为的核心作用看作一种文化特征，那么我们会发现，尽管狩猎行为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分布广泛，却并不均匀。实际上，在一个核心区域内，政治型狩猎更加具有连续性，更加集中而激烈，而这些区域也成为新方式、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创新与流行中心，并在一些历史时期中成为贵族狩猎的最新且时尚的洲际交流中心。这些区域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突厥斯坦、印度北部和外高加索地区，伊朗高原是其枢纽和内在核心。
一直以来，人们往往将前伊斯兰时代的伊朗与皇家狩猎活动相联系，这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认知，而不是对外国定式的套用。原因在于，伊朗王朝在其绘画与诗歌中始终不遗余力地宣传本国皇家猎手的辉煌成就。[1]临近的国家也效仿了伊朗的实践，其中阿拔斯哈里发王朝（ caliphate，简称“阿拔斯王朝”）——萨珊王朝的主要继承者——对皇家狩猎活动十分重视，在其统治的较长历史时期内（公元750～1258），皇家狩猎活动成了重要的社会政治制度。[2]
如前所述，皇家狩猎活动有时会在远离核心区域的地方出现。在整个草原带，只要是游牧民族具有政治性组织的地方，便会出现皇家狩猎活动的清晰身影。在古代中国，皇家狩猎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如封建时期中原与西域有紧密联系的时候，或蒙古人与满人统治中国的时期。实际上，在中国北部地区，汉族与游牧民族的精英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生存环境与军事传统，包括对狩猎的崇拜。这种对猎犬、良驹与猎鹰的崇拜，成为东亚地区的贵族狩猎的次要核心与模式。[3]5～6世纪的朝鲜墓群中也有着关于狩猎活动的描绘，这至少显示了朝鲜的权贵阶层的狩猎方式与中国北部地区十分类似，或者说，与伊朗的萨珊王朝的皇家狩猎活动相近。[4]在之后的历史时期中，这种趋同性出现在更广泛的区域内。1597年，葡萄牙传教士多斯·桑托斯（Dos Sanctos）记录了一场发生在埃塞俄比亚的大型“皇家狩猎活动”，而这段描述也可以几乎不作任何修改地沿用于伊朗的萨非王朝（?afavid Iran）或满人统治下的中国。[5]
尽管现在我们所强调的是均化的倾向，但是也不能忽略其中的例外和不同于常例的文化圈。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古典时期的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地区。显然，希腊人主要依靠猎犬和猎网捕获小型猎物。[6]然而，尽管狩猎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娱乐活动，狩猎在希腊或罗马却始终未曾像在其他核心区域中一样，具备政治—军事功能。在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7]的叙述中，大部分狩猎是由奴隶替他进行的，而这也折射出罗马人对贵族狩猎的态度；此外，在阿米安（Ammianus）[8]的讽刺之语中，元老院的成员也通常是“由他人的劳工代替自己进行狩猎”。[9]那些在狩猎中替代出场的人并没有崭露头角或积累大量威望；虽然如此，人们依旧认为有必要塑造一个进行狩猎的形象。
这种对狩猎缺乏热情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显然，环境差异有一定的影响，但人们往往过于强调这一点。实际上，政治制度与传统层面的差异也应当被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其中，一个引人注意的因素便是猎物的种类。在中亚与南亚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大型食肉动物如狮子、猎豹和老虎，而在欧洲却没有这类“庞大的”猎物。暂且不论这一差异是否能够解释现实的情况，这一点显然得到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古典作家的注意与评论。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亚洲的野生动物是最具有野性的”，而色诺芬[10]则将希腊的猎物——兔子和野鹿——与外国统治者所捕猎的“大型猎物”——尤其是狮子——加以对比。欧庇安（Oppian）则认为，狮子作为百兽之王，是最能检验“猎手的英勇精神”的对象。[11]
论及狩猎在地中海区域的上层政治中所发挥的有限作用，我认为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古典时期与众不同的军事传统。罗马贵族之所以并不十分关注狩猎，很有可能是因为罗马人素来重视的是步兵而不是骑兵。[12]这种倾向有其社会史与生态学根基，直至亚历山大大帝接受了波斯式狩猎方式之后才有所改变。此后，罗马人受希腊精神的影响，加之与近东地区的紧密接触，才部分地接纳了皇家狩猎活动。尽管如此，对罗马人而言，骑射手始终在战争与狩猎中发挥着非核心的辅助作用。因此，皇家狩猎活动在远西地区是一种个人选择，而不像在东方那样是一种成形的制度。[13]
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观点的是，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统治欧洲的是其本土的骑兵——中世纪骑士。此后，皇家狩猎活动重新获得了人们的重视，贵族狩猎成为常见甚至强制性的活动。[14]在骑兵开始持续地进行认真狩猎之后，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变得越来越在意国外的范式，开始愿意接受来自核心区域的国际标准，这一点我将在后续的章节中有所论述。
能够证明上述观点的证据现在还无法展示。在此，我还只是在描绘未来研究的蓝图，提出探寻的方向并引出一些观点。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会列出涉及皇家狩猎情结的具体特征的文献证据，包括聚集场所与随行的动物等。另一方面，关于核心区域或皇家狩猎行为的庞大规模的一般性论证，其支持性证据在本质上是逐渐递增的，总体而言也是具有说服力的。
在哪里狩猎？
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会论述狩猎区的问题；第三章则会探讨狩猎场的相关话题。在这里，我们将关注“田野（field）”以及在本土捕获猎物的技巧。
我所说的“田野”，在广义上指的即是荒野，但我并不想完全遵循这一术语所指涉的不受人类影响的自然系统的含义。很多——可以说大多数——狩猎区都既是“自然的”也是“受人管理的”，而这些狩猎区可以与完全人造的环境——如狩猎场——进行有益的对比。
关于荒野，首先要进行说明的一点是，在近两个世纪的人口迅速增长开始之前，地球上几乎各处都存在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与丛林。例如，中国的东北部地区有着无数“遍布野兽”的优质狩猎区，而这些场所也广泛地为契丹朝廷所使用。[15]然而，有更多人口居住的土地实际上也具有相似的属性。在17世纪的印度，来自于欧洲的旅行者时常会惊异于当地森林的规模与猎物的丰富。据欧洲旅行者所言，印度的沿海和内陆地区都遍布各种猎物——羚羊、鹿、山羊、野禽、雪豹、狗熊和野猪等。[16]最引人注意的是，高质量的狩猎依然会发生在离城市非常近的地方。即使在19世纪早期的印度，人们依旧可以在邻近城市的区域进行捕猎。在临近恒河河口的印度城市比拉斯普尔（Belaspur），仅距城市8英里的地方便有一片“著名的户外运动丛林”。[17]在这里，从城中心只需半日便可来到一片真正的荒野之中。
这种情况并非印度独有。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从城市便可到达的狩猎区也十分常见。7世纪时，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外便有一座名为卡里克利特亚（Callicrateia）的豪华狩猎区；12～14世纪期间，在北京近郊便有可供狩猎的处所——城南30英里处便是柳林；17世纪，在距离阿勒颇（Aleppo）[18]一日车程的地方也有一片“野兽众多”的区域。[19]
尽管可接近性一般被认为是进行狩猎的一项有利条件，但有的时候不可接近性反而成了一种优势。虔诚者路易[20]进行狩猎的孚日山脉（Vosges）便是位于阿登高地东南方向的一片非常遥远的山区野地。[21]与其类似，1664年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奥朗则布（Awrangzīb）[22]长途跋涉来到克什米尔进行狩猎。[23]这种偶尔因距离而产生的吸引力可以用多种原因来解释：充足的猎物，更好的气候，或者只是想离开本地的欲望。或许，更重要的是，遥远的狩猎区具有排他性，而排他的能力则是皇家狩猎政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大多数君主，无论是蒙古国的可汗还是莫卧儿帝国的皇帝，都可以自主选择前往某一片荒野或“固定的狩猎场所”进行狩猎。在他们的行程中，本地有趣的新地点也会不断增加——朝臣和子民会迫切地向最高统治者报告那些鲜有人知且不受干扰的狩猎地点。[24]
自然而然的，统治者通常会喜爱上某一个地点，并且定期返回此处进行狩猎。例如，格鲁吉亚的著名女王塔玛尔[25]（1184～1212年在位）便会定期在约里河（Iori River）沿岸狩猎。[26]与之类似，亚美尼亚的早期统治者拥有一片“用于狩猎的平原”名为帕拉坎（），似乎已经沿用了几个世纪。[27]大约同一时期，在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汉代，其附属国已拥有自己的大型王室狩猎场。[28]此外，在基辅罗斯（Kievan Rus），早期的统治者之一奥丽加（Ol’ga，公元946～964年在位）在基辅城外和北部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都拥有狩猎区（lovishche）。[29]显然，这些复杂程度各异的政治组织都拥有自己的狩猎区，使狩猎成了宫廷生活的一般特征，其地理分布从俄罗斯北部的针叶林带一直延伸至亚热带的中国南方地区。
实际上，狩猎区象征了统治者所强力推行与警惕维护的政治权威。12世纪，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有野心的部落首领便划定了自己的狩猎区，不允许其他任何人进入，这也是在无政府环境下权力角逐的方式之一。[30]此外，在许多早期政权中，关于狩猎权与狩猎区的斗争也影射了关于王权的潜在竞争。在雅罗波克（Yaropolk，公元972～980年在位）统治基辅期间，掌握大权的鲁里凯德（Riurikid）家族内部便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耗时长久而代价惨痛的斗争。[31]在更加成熟和权力集中的国家中，王公们会将某些优质的狩猎区垄断为己有。[32]据荷兰商人弗朗西斯科·彼勒赛尔特（Francisco Pelsaert）所言，莫卧儿帝国的皇帝贾汗吉尔（Jahāngīr）[33]最钟爱的狩猎区位于靠近斯利那加（Srinagar）[34]的维尔纳格（Wirngie/Vir-nāg），他还在四周建造了相应的专属设施——一个“度假区”。[35]
在有序的国家中，统治者对狩猎区的控制是以多种方式实现的。比较常见的是设立岗亭并制定严格的法律杜绝偷猎行为，再就是由猎区守卫进行巡逻。有一些狩猎区甚至部分或全部都被围墙圈起来了。多年来，随着各种休憩建筑的增加，一个个气象堂皇的“度假区”便慢慢形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逐渐递增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这类设施与正式的狩猎场几乎难以区分。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狩猎区的规模通常是很大的。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很多狩猎区被描述为广阔或极大的，而有一些狩猎区则有更加精确的尺寸。据1320年代在中国旅行的修道士波代诺内的鄂多立克[36]描述，元朝皇帝在位于大都北边的一片森林中狩猎，里面“按指南针行走需要花费八天的时间”。[37]而据宫廷官方记述，在印度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Akbar，公元1556～1605年在位），纳巴达河（Narbada River）沿岸的古吉拉特邦有一片“长8科斯[38]宽4科斯”的狩猎区。[39]1科斯约合2英里，因此这一狩猎区可以说是非常庞大，面积在96～128平方英里之间。[40]更令人惊讶的是阿富汗古尔王朝的基雅斯·艾丁（Ghiyāth al-Dīn，Ghūrid ruler of Afghanistan，公元1163～1203年在位）的狩猎区，这片狩猎区从位于哈里河（Harī Rūd/Herat River）上游山区的夏都费拉库（Fīrākuh）一直延伸，蔓延至基雅斯·艾丁冬季在赫尔曼德河谷（Hilmand River）中的驻地扎敏达瓦尔（Zamīndāvar）。这片区域长约40英里，每间隔1英里便立有一块指示皇家狩猎区域的标识。在扎敏达瓦尔，基雅斯·艾丁修建了一座栽满了树、灌木植物和香草的花园，在花园墙外便是一块去除了大型植被的巨大空地，上面饲养了为苏丹及其宾客而准备的猎物。[41]这种规模的狩猎区已不仅仅是威严的象征；它是一种权力的行使，宣示了对土地、资源、动物与人类的统治权。
有一些狩猎区是高度专门化的，比如在9世纪的突厥斯坦，塔拉兹（?arāz/Talas）附近便有一片专门用于捕猎黑雉的狩猎区。[42]但是，真正的皇家狩猎活动需要多样化的猎物，而这就需要多样化的自然环境。当然，通过在不同的生态区域和不同的季节进行狩猎，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格鲁吉亚国王乔治三世（Giorgi Ⅲ，公元1156～1184年在位）的狩猎区域便囊括了自黑海的庞廷山脉（Pontic）至里海的库尔干（Gur?an/Caspian）的山区、峡谷以及沿海地带。[43]当然，更理想的是具有生态多样性——如平原、森林和山岳——的单个狩猎区，譬如亚美尼亚早期国王所拥有的狩猎区，或是阿富汗苏丹基雅斯·艾丁的狩猎区。[44]
现在，我们将把视线从大陆移开，因为皇家猎手在追逐不同猎物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他们的目光转向了水上。在历史文献中，关于水上运动和捕杀鸟禽的记载多次出现。显然，它们在诸多地域与文化的各个历史时期中，都是广为实践且很受欢迎的消遣活动。在古埃及、亚述帝国、中国的汉朝与清朝以及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水上运动主要包括捕鱼、猎鸟以及捕猎海洋动物等。这种狩猎行为发生于河流、湖泊与湿地附近，通常会借助诱饵在岸上或渔船、驳船上进行。[45]
这种消遣方式的主要魅力似乎在于捕猎水禽。亚美尼亚与阿拔斯王朝的贵族十分沉迷于这项运动以及美味的猎物。[46]10世纪的俄国王公在第聂伯河（the Dnepr）及其支流杰斯纳河（the Desna）沿岸拥有广阔的猎鸟区（perevesishche）。[47]此外，游牧民族的贵族来自于干旱环境，因此对水上运动也极感兴趣。[48]
关于水上捕鸟行为，最完整的记叙来自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在印度，人们会借助诱饵、网兜、弓箭以及猛禽进行狩猎。[49]阿克巴大帝对这项运动甚是痴迷，甚至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主要城市斯利那加（Srinigar）附近的湖中建造了一座人工岛屿。在这里，阿克巴大帝与他的宾客在专门建造的奢华宫殿中捕猎那些被湖中甜水吸引而来的鸭子。[50]
这些史料留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即水上运动主要是出于消遣与享乐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个凉爽而有趣的环境。尽管如此，圈地的行为以及能够受邀参加愉悦放松的皇家宴会，也赋予了捕鸭这样的简单行为一定的政治寓意。
多久狩猎一次？
皇家狩猎活动的频率与时长十分重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可以告诉我们狩猎与统治之间的关联，二是可以告诉我们皇家狩猎活动中所投入的资源总量。在探寻关于狩猎频率与时长的问题时，历史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线索。
关于狩猎频率的最早记载之一来自于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其中显示，统治者是按照一定的计划进行狩猎的。占卜者中有一些人显然是狩猎专家，他们试图通过对肩胛骨的占卜来预测狩猎活动能否成功，以及当日恶劣天气等灾祸事件的发生概率。鉴于目前所知的超过10万次占卜中有10%涉及了狩猎活动，由此可以推知，商代后期的统治者（约公元前1200～前1050）进行狩猎的频率显然是很高的。[51]之后，周朝的统治者（公元前1122～前255）与汉朝的统治者（公元前202～公元220）都会进行狩猎活动，而狩猎场景也成为汉代器皿上常见的艺术主题。[52]
从印度莫卧儿帝国留下的更加精确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得知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奥朗则布皇帝有时比较节制，每半月狩猎一次；而他的先祖，贾汗吉尔皇帝即使称不上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也可以说是频繁得多。[53]根据贾汗吉尔本人及同代人的叙述，贾汗吉尔无论风吹日晒，几乎天天都会去狩猎，而且一直要等到有所猎获方才返回。曾经，他坚持每日狩猎连续了2个月零20天。[54]这种频率和节奏与欧洲某些君主相比并无不同。公元6世纪时，勃艮第王国的统治者贡特拉姆（Guntram）便是天天狩猎；16世纪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是如此——即使在晚年难以骑马时，他也会乘坐一辆敞篷马车跟在狩猎队伍之后。[55]在东欧地区，12世纪时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Vladimir Monomakh）曾骄傲地宣称，即使在晚年，他通常每年也会外出狩猎至少100天。[56]
在以上这些例子中，很多君主是在宫苑附近进行狩猎，下午则可以返回宫中办公。尽管如此，即使在我们所说的核心区域中，仍有许多人提倡对狩猎活动进行限制。中古埃及的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57]以虔诚作风而闻名，他曾因一位穆斯林高级指挥官过于“关注狩猎”而对其申斥。[58]后来曾记录过11世纪伊朗王公的凯卡斯（Kai ）也认为，有必要建议统治者将狩猎活动控制在一周不超过两天的限度之内，并指出如果让王公们放任自流，他们会一直不停地狩猎，对国家造成危害。[59]
在我们讨论皇家狩猎活动的时长与频率时，季节问题是我们一定会涉及的。欧亚大陆的不同地区有着各自偏爱的狩猎季节。东伊斯兰世界的两位当代领袖，突厥斯坦的乌兹别克汗阿卜杜拉（，1583～1598年在位）与萨非王朝的沙阿拔斯（Shāh ，1588～1629年在位）都选择在春季捕猎。[60]在西方中世纪早期，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的国王遵循查理曼大帝的先例，在秋季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狩猎活动，并在夏秋两季开展了一些小型狩猎活动。[61]在东亚地区，皇家狩猎活动通常在冬季进行。其中，金朝的世宗皇帝（1161～1190年在位）会在每年新年的正月外出狩猎，直至次月才返回首都。[62]进行季节性狩猎的原因很明显：一是出于保存猎物的考虑，二是希望获得多样化的狩猎体验。然而，正如我们之后所要谈及的，这些大型的远征不仅仅是为了逃离事务的纷扰，而是一种进行统治的手段，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细致研究这些狩猎活动的时长。
或许可以说，狩猎的时长与政治内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当统治伊朗的蒙古人完者都（?ljeitü，1304～1316年在位）前往哈马丹（Hamadān）附近的山脚下进行为期五天的狩猎时，他很有可能是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狩猎之上。[63]然而，当契丹皇帝每年冬天耗费两个月时间进行捕鱼、猎禽与狩猎时，其中的仪式性内涵与政治性寓意便显露出来，或许会成为统治者这段时间的主要事务。[64]当然，这样长时间外出狩猎的行为在游牧民族中十分常见。东西方的蒙古可汗都会定期花费一至五个月不等的时间去野外捕猎。[65]虽然中国、印度与突厥斯坦的统治者所进行的狩猎通常并不会如此漫长，但也会持续三周甚至超过三个月。[66]统治者在这些长期野外狩猎中的所作所为，便是本书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如何进行狩猎？
诚然，狩猎本身占据了统治者在野外的一部分时间。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狩猎是如何进行的，人们所捕捉的又是怎样的猎物。为了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以狩猎中所使用的武器为出发点。
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与狩猎中所使用的武器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而且也一直没有清晰的划分。总的来说，投掷类武器与抛射类武器最初用于狩猎，之后经改造后用于战争；而击打类武器与穿刺类武器——如矛、剑与锤——则是专门为战争而设计的，在狩猎中用途有限。[67]弓的历史可以很好地说明这其中的复杂缘由。弓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被发明的，代表了狩猎技术的一大进步。在旧大陆（Old World），主要有两种类型的弓：一是欧亚大陆东部地区所使用的复合弓或反弹弓（reflex bow），二是西北地区所使用的以整块木料制成的单弓（self-bow）。这两类弓在战争和狩猎中都广为人们使用。武器的专业化更多地体现在箭与箭头的制造上，其中有的用于狩猎，而有些则明显专用于战争，如用于射穿铠甲或撕裂敌军士兵的躯体等。[68]因此，弓作为一种古代的狩猎武器，从中国到非洲都是常见的文化遗产。
投枪（javelin）作为一种投掷类武器，与弓有着类似的历史，但在时间上要晚得多。它只在地中海地区使用，上端系有一根细绳或“投掷用的皮条”，似乎最初是为狩猎而制作的，之后才用于格斗。在希腊世界中，投枪通常被认为是平民所使用的武器。[69]除此之外，有一些投掷类武器并不具备军事功能，如古埃及法老和专业猎手用于捕杀河马的叉（harpoon）。[70]
一千年来，这些武器种类构成了皇家狩猎活动的主体。当然，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武器被火器替代。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皇帝贾汗吉尔曾在回忆录中记录，在其父阿克巴大帝的治下，枪支开始被用于皇家狩猎活动之中，而在贾汗吉尔本人统治期间，枪支已经成为莫卧儿帝国官方选用的“抛射类”武器，弓箭则逐渐被认为已经过时了。[71]
除了捕杀猎物的工具，还有一些诱捕猎物的工具。在古埃及，据说统治者会用套索捕捉野牛。目前尚不清楚这究竟是一种可行的狩猎手段，还是只是皇家的政治宣传而已。[72]可以确定的是，在草原地带中，这种系于长杆之上的套索被广泛地用于管理牧群、进行战争，以及捕捉牧鹿、驯鹿与野驴等。[73]各种类型的捕网也是猎手的装备之一。在希腊神话中，捕网（dictya）由女神狄克廷娜/布里托玛耳提斯（Dictynna/Britomartis）发明，在古罗马时代为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所常用。[74]在讨论捕网之前，我们有必要区分一下用于捕捉单只动物的捕网以及大型狩猎活动中使用的复杂网墙。后者在核心区域的皇家狩猎活动中非常常见，后文中还会谈及这一话题。
对小型或个人狩猎而言，有多种方式可以定位或引诱猎物。当然，最常见的方法是由经验丰富的猎手和侦查员带来所需猎物的方位信息。[75]有些动物，尤其是鹿，也可以通过呼喊来捕捉。在北亚，喊鹿（deer calling）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契丹人统治时期，女真人向辽代宫廷的进贡中便包括可以用号角模仿鹿鸣的专家。18世纪早期，清朝的宫廷中依然有这类喊鹿专家存在，他们身着鹿皮、头戴面具、极力模仿鹿发情时的叫声。[76]在核心区域以及此后的远西地区，也存在着类似的古老传统，即通过号角和其他器具模仿鹿发情的声音以及幼鹿的叫声，以达到诱捕鹿类的目的。[77]
除了追踪与呼喊，莫卧儿帝国还大量将经过特殊训练的动物——主要是羚羊——作为诱饵，为猎手吸引并控制它的同类；在印度，这种巧妙的狩猎形式拥有悠久的历史。[78]
可以预料，对于大多数贵族猎手而言，各种有蹄类动物是最常见的猎物。此外，鹿、瞪羚以及各种野羊也是贵族猎手捕猎的对象。[79]另外，羚羊的数量也比较多。在印度，人们还经常捕猎鹿牛羚（nilgao）或蓝牛羚（Boselophus tragocamelus/blue bull）。有时，我们会难以确定所指的是具体哪种动物，因为在某些语言中，缺少对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的精确区分。[80]另一类主要猎物是野猪，可以说人类对自然范围内的野猪的捕猎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今。有些令人惊讶的是，野驴也是一种常见的猎物，尤其是在草原地带和伊朗。
来自异域的猎物或不常见的猎物尤其能够吸引贵族猎手。阿契美尼德王朝捕捉鸵鸟，莫卧儿的皇帝则捕猎北印度地区的犀牛。[81]大型而危险的猎物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其能够展示统治者的狩猎能力、英勇行为以及对公共安全的关心。因此，在贵族王公中最优质的猎物——如果不是最常见的猎物的话——就是最“勇猛”的猎物。从中国东北北部（northern Manchuria）到印度与伊朗，人们都会捕猎狮与虎这样的大型猫科动物。[82]
狩猎模式会因猎物的种类、时间、地点以及个人喜好和情绪等而发生变化。徒步狩猎虽然并非闻所未闻，但也绝非常见之举。色诺芬熟知伊朗的情况，他在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公元前549～前530年在位）的虚构传记中写到，阿契美尼德王朝主要骑马狩猎。[83]可以说根据数据统计，大部分的皇家猎手是骑马去野外打猎的，而这种狩猎形式据说可以产生一种“强烈的愉悦感”。[84]实际上，对许多贵族而言，狩猎不仅是对骑术的考验，也是对狩猎技巧的考察。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现代的猎狐行为是传统皇家狩猎活动的有机产物，象征了其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尽管骑马狩猎的模式在古代晚期、中世纪以及现代都占据了统治性地位，但是在古代有同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欧亚地区的贵族是乘坐马车进行狩猎的。通过对这一现象进行细致的分析，我们可以归纳皇家狩猎活动的几个显著特征。
暂且不论马车的历史与发明地，欧亚大陆自公元前2000年起便广为使用马车了。最初，马车是作为象征统治者威严的交通工具而出现的，主要用于出行与仪式性狩猎。[85]在古代近东地区，有记载称埃及法老与其后的亚述帝国的统治者都会乘马车捕猎鸵鸟、公牛与狮子。[86]阿契美尼德王朝延续了这一传统；在埃及发现的一块石柱上，刻有古波斯、古埃兰与古巴比伦三种文字的铭文，其上描绘了大流士一世（Darius，Great King，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在马车上用弓箭捕杀狮子的场景。[87]
马车是公元前1000年前后随印度—雅利安人（Indo-Aryans）进入次大陆的。尽管在进入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马车主要用于骑兵部队，但是据梵文戏剧《沙恭达罗》（Shakuntala）描述，最晚至公元5世纪，人们仍然会在狩猎中使用马车。[88]在远东地区，马车约于公元前1200年经由近东地区传入中国。与西方相同，马车在中国最初是权势阶层的出行与狩猎工具，之后才衍生出军事功能。马车先是作为移动的战地指挥所，后变为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种情况至少延续至汉朝之前游牧骑兵不再使用这种技术为止。[89]
图1 赛义德·贾马尔·阿里可汗带着系绳的羚羊狩猎
资料来源：巴黎国家图书馆（Bi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
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马车在中国继续作为仪式性器具与狩猎工具而为人们所使用。据当时的赋文描述，汉朝依旧在用皇家马车捕猎老虎、豹子与麋鹿等。[90]公元前74年，还出现了一种更小更易驾驶的马车，名为“蹋猪车”。然而，尽管出现了这类改进方式，马车还是渐渐被淘汰了。汉朝文献明确记载，在皇家狩猎活动中，骑马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驾驶马车的人，后者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91]
周朝末年，即公元前6～前3世纪的资料中曾多次提及，马车用于狩猎活动实际上具有诸多问题。[92]当然，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如何在驾驶一辆移动中的车的同时进行瞄准。这一问题通过两种途径得到了克服：一是让皇家弓箭手与一名控制马车的马夫配合，另一种解决方法则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实践相同，即统治者将缰绳系在自己腰间以控制马匹，从而解放双手来使用弓箭。[93]然而，这些仅仅是各种困难的开始。
尽管弯木技术所制造的辐条车轮是一大进步，但这种车轮仍然比较脆弱且易于损坏。这就意味着，只有空旷而平整的地形才适合马车狩猎。为了解决地形问题，公元4世纪的亚美尼亚人采用了一种十分麻烦的方法，即在追捕逃入森林的猎物时从马车上下来，改为骑马狩猎。[94]然而，针对地形问题的更为常见而永久的解决方法是阻止猎物逃入“不适宜”的环境之中。因此，除了文学作品中偶尔会提及猎手乘坐马车独自进入田野狩猎的场景外，在平常的实践中这并非常态。[95]玛丽·利陶尔（Mary Littauer）与朱斯特·克劳威尔（Joost Crouwel）在细致分析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的石刻与象牙上所描绘的狩猎场景时指出，若想在乘马车的情况下成功捕到猎物，就需要诸多随从将猎物赶至方便车轮操控的地方。此外，在配有车夫的国王的马车之后，一般会跟随一批骑兵负责处理和收缴猎物。根据一块来自亚述拿西拔二世（Ashurnasirpal Ⅱ，公元前884～前860年在位）统治时期的浮雕所描绘的场景，为了协助国王捕猎狮子，有多名步兵持矛靠近已失去抵抗之力的猛兽。[96]这些步兵可以被认为是“送信兵（runners）”或“斥候兵（skirmishers）”，装备有盾、矛和剑，在战争中协助战车作战；他们跟随并掩护大军进入战场，消灭剩余的伤残敌军，抓捕俘虏，并救援自己的同伴。[97]这些技能都可以转用于狩猎场，而狩猎活动反过来也为备战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从历史纵览中可以看出，在早期的“马车”时代，一场皇家狩猎活动若要成功则需要：①使用大量军队；②广泛的后勤支援；③精细的行程管理，尤其是对猎物的管理。这些都是皇家狩猎活动后期历史的典型特征，后文中将再详细论述。目前，为了更好地介绍这些问题，我们先将目光聚焦于围猎（circle hunt）或圈猎（ring hunt）。这种狩猎形式是核心区域内最典型的皇家狩猎方式，并且与狩猎规模这一关键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诚然，驱赶猎物的技术古已有之，并且在各种狩猎活动中广为应用。在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中国以及中世纪的欧洲，皇家猎手们经常在助猎者[98]与火的协助下，将猎物驱赶至更易狩猎的方便地点，即色诺芬所说的“可以骑马”的地方。[99]
图2 亚述拿西拔二世猎狮
资料来源：尼姆鲁德[100]公元前9世纪的浮雕，大英博物馆受托（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通过圈围的方式捕获大量猎物的手法具有悠久的历史，也是欧亚大陆区域内皇家狩猎活动的主要方式。这种狩猎技术可以为运动消遣提供充足的猎物，而且正如5世纪亚美尼亚的一则资料所指，圈围狩猎可以同时将“众多的王公及其子辈”聚集起来。[101]这种狩猎活动的规模差异较大。在12世纪的叙利亚，当地贵族组织的是规模较小的围猎，即阿拉伯语所说的“al?alqa”；而在印度德里苏丹国时期（1206～1555）和莫卧儿帝国时期，围猎——波斯语中的“qamar-ghāh”——的规模通常要大得多。[102]
然而，最大规模的围猎出现在内亚地区（Inner Asia）的游牧民族的政治组织中。突厥语中有多种表达方式用于描述这种狩猎手法。最先出现的是“saghir”，之后又出现了“qumarmīshī”一词，这个词在蒙古与帖木儿帝国时期的波斯语资料中曾多次以外来语的形式出现。[103]蒙古语中的相关术语要复杂一些。中国宋朝的使节赵珙[104]曾在1221年的报告中写到，蒙古人明确区分了两种活动，“出猎”（外出前往野外狩猎）与“打围”（大型的围猎活动）。[105]在现代蒙古语中，相应的表达方式分别是“ang”（普遍意义的狩猎）与“aba”（驱赶式狩猎或围猎，此词及其意义后来被满语引鉴）。[106]在帝国时期，还出现了其他的狩猎术语如“qomorgha”（参照波斯语的“qamar”与突厥语的“qumarmīshī”），以及最常见的“jerge”或同义的“nerge”。“jerge”一词的基本意义为“列、顺序、排、栏”，在蒙古人记载其帝国崛起的《蒙古秘史》（Secret History）一书中便有这样的用法。然而，“jerge”一词的延伸义则是“驱赶式狩猎”、“狩猎圈”或战争中的“包围行动”。[107]尽管在蒙古帝国旅行的西方人并不使用这些本地词汇，但他们都曾提及围猎活动，并且描述了狩猎的规模以及大量屠杀被围困的狂兽时那种壮观而血腥的场景。[108]
现在，让我们更加细致地审视一下这种狩猎类型的特征、组织与实施方法。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围猎活动与政治权威的行使具有紧密的联系。11世纪的词典编纂家马哈木·喀什噶里（Ma?mūd Kāshgharī）对此曾有清晰的解释，他把突厥语中的“saghir”定义为“国王及其臣民一起进行的狩猎活动”；16世纪，库马翁（Kumaon）地区的王侯鲁特罗·德瓦（Rudra Deva）也竭力指出，这种类型的狩猎活动“只有君王和贵族才可以实现”。[109]
关于狩猎技巧，中文的“打围”一词——“打和围”——精妙地抓住了围猎活动的精髓。[110]为了总结其他基本特征，我们将举三个关于标准围猎的例子，这三个例子都来自于对这种狩猎方式十分熟悉的人。第一个例子来自于负责管理西亚事务的蒙古中层官员朱维尼（Juvaynī），他在1250年代曾横穿突厥斯坦返回蒙古的家乡。据他陈述，成吉思汗在位期间，大型狩猎活动一般在初冬举行，并可以持续几个月之久。在对猎物分布情况进行侦查后，军队会围成一个巨大的狩猎圈（波斯语的“nirkah”即蒙古语的“nerge”），将猎物慢慢赶至队伍的前面，并且非常留意不让任何猎物逃跑。朱维尼强调称，在这个过程中，军事纪律十分严格，任何破坏队形的行为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在队伍围成的狩猎圈缩至直径1里格[111]后，军队便会用一道绳子钩成的绳墙将猎物团团围住。朱维尼说，之后猎杀开始了。[112]第二个例子是伊本·阿拉伯沙（Ibn ）所讲述的帖木儿1370～1405年在位期间的一场狩猎活动。在这场狩猎中，帖木儿命令军队、当地人以及旅行者共同组成一个大型的狩猎圈；然后，他用笛子和鼓等将动物驱赶至圈内，之后便由权贵们使用各种武器进行猎杀。[113]第三个例子来自英国旅行者奥文顿（Ovington），他于1689年见证了在印度城市苏拉特所举行的一场围猎活动：“有时，田野上会出现一大群人，他们一起行进，围成一个圈，进而找寻猎物；当他们来到一个认为会有猎物出现的地方时，便会将该地团团围住，站成一个圈，手持棍棒和武器，让其他人为他们驱赶猎物。”[114]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狩猎活动需要从军队和普通大众中征集助猎者作为劳役。其次，各种动物都被驱赶至作为临时围栏的圈内。最后，当动物被围住后，猎手们便开始选择并猎杀猎物。
诚然，尽管我们可以说内亚地区与中东地区的广阔空间本身有利于进行围猎这种类型的狩猎活动，但实际上围猎活动也适合于许多其他地形。埃及马穆鲁克王朝（Mamlūks，公元1250～1519）的统治者拜伯尔斯（Baybars，1260～1277年在位）便曾在森林地区中使用过一种狩猎圈（al-?alqa）技巧；贾汗吉尔曾在印度的山区中进行过围猎活动；甚至，旭烈兀（Hülegü，1255～1265年在位）——伊朗的第一位蒙古领袖——曾经在阿姆河（Amu Darya）下游的丛林中使用骆驼以围猎（jerge）的方式捕杀过狮子！[115]这种狩猎方式的弹性还体现在另一方面：有的时候，狩猎圈并非完全封闭，而是形成一个圆心和两翼，契丹皇帝便自此处乘马车进入。[116]在其他时候，猎手们会先分别围成多个封闭的狩猎圈，之后再彼此交会起来。成吉思汗的军队一般会围成两个狩猎圈，贾汗吉尔与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公元1662～1722年在位）则会在相邻的地点组成三个更小的狩猎圈，以获得不同的狩猎体验。[117]
图3 乾隆皇帝打围
资料来源：朗世宁1757年绘，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RMN）/纽约艺术资源档案馆（Art Resource，NY）联合授权。
这里可以进一步论述有关绳墙的问题，因为这与狩猎规模有着直接的联系。正如前文所述，在皇家狩猎活动中，绳网是一种重要的并沿用至今的装备。亚美尼亚的君主、唐朝的王公贵族、加洛林王朝的皇帝以及基辅大公都会在野外狩猎时使用绳网，但究竟是将其用于大量围捕猎物，还是用于捕捉单只动物，这其中的具体用途后人有时并不清楚。[118]
关于绳网的功能与用途，中国的史料再次为我们提供了早期而准确的信息。[119]据《汉书》记载，公元前11年，汉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举行了一场大型围猎活动。这次狩猎活动共有11000名士兵参加，他们用猎网将南山包围起来，一旦猎物集中进入圈中，皇帝的胡人宾客便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猎物进行捕猎。[120]大约1250年后，宋朝的使节彭大雅[121]这样描述了发生在蒙古的一场围猎活动。
无论统治者何时外出打围，他都需要聚集一大批人同行。这些人在地面上挖洞，插入木杆作为标杆。他们用毛绳将木杆绑在一起，在杆上系上毛毡制成的“羽翼”。这与中原用网来捕捉野兔的方法如出一辙。这种装置彼此相连，一直延续一二百里。然后，当风吹动“羽翼”时，所有的猎物都会因恐惧而不敢逃走。之后，猎手便会将猎物驱赶到一处集中捕杀。[122]
核心区域的宫廷也在狩猎活动中大量使用绳网。莫卧儿帝国修建了各种式样的两侧有围墙的道路——被称为“tashqawal”和“nihilam”——用于驱赶和引导猎物。[123]贾汗吉尔便曾利用这种道路将大量猎物从甲地驱赶至乙地以供更好的消遣。在这个例子中，围墙由帆布（sarā-parda）构成，每一段包括了1科斯或约合2英里的距离。[124]伊朗的萨非王朝在其皇家狩猎活动中也使用了围墙，托马斯·赫伯特（Thomas Herbert）对此的评论同样可以让我们一窥内情。他记述道，当猎物被驱赶至某个理想区域后，“人们便会用一张由铁丝和绳索织成的大网将其围住，固定用的柱子［在数量上］等同于600匹骆驼”。[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