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园及其前身
根据史料记述，贵族们在大山、平原、沙漠、森林与湿地中寻找猎物。但无论如何归类，尽管这些地方是自然形成的，却或多或少是公共空间，通常会有他人在场。皇家狩猎活动的盛大景观与场景，明显是作为一种公开盛景而存在的，而这种盛景如若安排得当，则有助于激发君主治下臣民的敬畏感。但是，这种盛大景观的档次以及对巨大政治价值的衡量，都取决于皇室成员被赋予的神秘光环，而这本身便需要私密性与距离感。皇家狩猎活动的盛景投射对这两点都有要求，而且只有在皇室活动安排精巧，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又保持合理的平衡时，才能发挥最大程度的功效。
在皇家狩猎活动中，这种区分非常明显：君主定期进行狩猎的途径有二，一是在乡下，那是一种非常公开的区域；二是在安全的人造环境中，其中又以古代的狩猎园（paradise）以及中世纪的狩猎场（hunting park）为代表。当然，后者是非常私密的处所，四周设有围墙，极为神秘，且不对外界开放。这种复杂而引人注目的设施分布十分广泛，在所有进行皇家狩猎活动的宫廷中，几乎都能找到它的痕迹。对狩猎场最为认同的是古时的伊朗人，而他们的宿敌——希腊人——则经常在文献中提及这些大型狩猎场的存在。
在古希腊文献中，这些狩猎场被称为“paradeisos”，这一称呼起源于古波斯语的“paridaida”或“paridaiza”，二者都有着“圈地”或“领域”的基本含义。[1]这一伊朗语语词在古代近东地区的文献中也曾出现，在埃兰语中写作“bar-te-tash”，在新巴比伦文中则写作“par-de-su”。[2]尽管这些资料也都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但其中仍属希腊文献的描述最为生动，并且在西方社会中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印记。
色诺芬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雇佣兵，是最早对这些狩猎场进行详细记录的人。[3]公元前401年，色诺芬陪同小居鲁士——阿塔薛西斯二世国王（Artaxerxes Ⅱ，公元前404～前359年在位）的兄弟——以及吕底亚（Lydia）、弗里吉亚（Phrygia）和卡帕多西亚（Cappodocia）的省长（satrap）前往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切兰纳（Celaenae）。色诺芬写道，小居鲁士在那里“拥有一座宫殿和一个满是野兽的大型狩猎场（paradeisos），当小居鲁士希望锻炼和骑马时便会前往那里进行狩猎。马堪德河（Macander River）穿过了整个狩猎场，其源头位于宫殿地下，也流经切兰纳城”。[4]之后，色诺芬在叙利亚北部和古巴比伦的底格里斯河沿岸也见到了类似的设施。他描述称，这些设施华美而封闭，其中还栽有许多树木。[5]
据当地的新巴比伦文献记载，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存在着这样的狩猎园。最早的记载来自于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公元前549～前530年在位），其在西帕尔（Sippar）附近修建了一座狩猎场（par-de-su）。另一条记录则可以追溯至居鲁士大帝的继任者冈比西斯（Cambyses）在位的公元前530～前522年期间，他所修建的狩猎场位于乌鲁克（Uruk）附近。公元前464年，阿塔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65～前424年在位）在尼普尔（Nippur）附近修建了一座“上层狩猎园（upper paradise）”。[6]这种建筑模式一直蔓延至伊朗本土：据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的历史学家以及其后依靠这些历史资料进行的研究表明，在伊朗西南边陲的帕萨尔戈蒂（Pasargadae）以及扎格罗斯山脚下的另一座都城苏萨（Susa），存在着同样形制的许多座狩猎场。[7]
对于在这些狩猎场中进行的狩猎活动，传统学者的评价并不高。色诺芬指出，这些狩猎活动成功率高的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经过了精心的安排。他认为，这种狩猎活动充其量也就是为日后进行野外狩猎建立了信心，而后者是一种充满偶然性的活动。[8]几个世纪之后，迪奥·克利索斯顿（Dio Chrysostom，公元40～120）对“波斯式狩猎（Persian chase）”的态度更加带有批判意味。在他看来，在狩猎场中猎杀动物就如同依靠杀戮手无寸铁的囚犯来宣称自己是伟大的勇士一样。[9]
但无论这种设施是否符合体育精神，狩猎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伊朗是一种核心机构。此外，狩猎场也并非只限于皇家使用的范畴。据历史文献记载，有许多狩猎场（paradeisos）都隶属于省长与总督，而这些人不一定是皇室成员。实际上，据色诺芬记述，居鲁士大帝在征服美索不达米亚之后，便让新任命的省长建造狩猎场并在其中蓄养野兽。[10]弗里吉亚省省长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便在达斯基里昂（Dascyleium）修建了一片这样的建筑，如今我们在马尼亚斯湖（Lake Manyas）湖畔仍然可以看到其遗址。公元前395年，色诺芬曾参观了这座狩猎场。在那里，他看到了大量“有翼的猎物”与各种野兽，其中有的被关在封闭的狩猎场中，有的则生活在“户外空间”中。[11]
周围邻近的国家与后继者都积极接纳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式的狩猎园。但是，在探寻这一举措的影响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审视一下狩猎园在近东地区的前身。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核心区域的形成过程，以及古时伊朗的皇家狩猎模式在时空维度内的传播机制。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阿契美尼德王朝与狩猎园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实际上，狩猎场具有更加久远的历史根源。希腊人认为，狩猎园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狄奥多罗斯[12]将在贝希斯顿（Bagustanis/Behistan）和米堤亚（Media）修建狩猎场的功劳归于巴比伦的伟大女王塞米拉米斯（Semiramis）。狄奥多罗斯指出，在此之后，叙利亚人与波斯人也都接纳了这一实践方式。[13]现代有些学者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我们可以在古代近东地区的皇家动物园与花园中找到狩猎园的原型。[14]
在古埃及，我们也可以找到狩猎园的近似设施与前身。来自于约公元前2350年的图像证据显示，古埃及的狩猎设施比较朴素节制，主要由标杆、网布与沟渠构成。不同于此后出现的那种本身饲养了猎物的狩猎园，古埃及是在皇家狩猎活动开始之前才将动物驱赶进狩猎场内的。其中，有一座狩猎设施可以追溯至阿米诺菲斯二世（Amenophis Ⅱ，约公元前1402～前1364年在位）统治时期，如今我们在努比亚的索莱普（in Soleb Nubia）可以找到它的遗址。[15]狩猎园的另一组成部分——正规而精美的花园——则可以追溯至第十三王朝时期（Thirteenth Dynasty，公元前1782～前1650）。这些花园筑有围墙，并且配有水池、花和树木。之后，在阿克纳顿（Akhenaten，公元前1350～前1334年在位）[16]统治时期，园中增加了野兽，有的动物如狮子被关在笼中，有的则是散养在园内。[17]
在时空维度中更加接近我们的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花园、公园与保护区。很多人认为，波斯式狩猎园的直接原型来自于亚述帝国的“ambassu”——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综合了皇家狩猎场与植物园功能的设施。[18]然而，也有人并不赞同这种解释，指出这一设施的实际功能难以界定，比如，其更容易被理解为是一个供奉动物祭品的场所而非狩猎场。[19]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狩猎园呢？狩猎园究竟是波斯人的发明，还是从外国传入的呢？一个可能的“折中”解释是将这一设施看作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时期出现的拼接体，即阿契美尼德王朝在设计自己的狩猎场时参考了近东地区的诸多先例，但是其中并没有某一个先例可以称得上是波斯式狩猎园的准确原型。然而，无论起源的问题有多么模糊不清，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那就是将这种狩猎场发扬光大的正是古波斯人。
这一点将我们带回至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影响力及传播历程中。关于阿契美尼德王朝对西亚政治文化的深远影响，其背后无疑隐藏着许多原因，但其中一项主要的原因便是：巨大的规模。与此前的国家政权相比，阿契美尼德帝国在规模上至少要大4～5倍，可以说是政治组织在规模上的一大跃进。[20]在其鼎盛时期，阿契美尼德王朝控制了伊朗高原、印度及中亚地区的西北边陲、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与埃及地区。或许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阿契美尼德王朝就象征着整个世界，是一场奇迹的基业。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力增长速度与政治活动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其——尔后基本与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合并——成为核心区域内治国之道与王权统治的典范。因此，与阿契美尼德王朝有关的事物都充满了特殊性。换言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成功放大了国内各种设施的重要性，促使这些设施成为远近国家的主权与统治权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政治成功的必需元素与终极尺度。这种观念极为深入人心，以至于日后每当涉及与君主相关的事物时，人们便自动地追溯至昔日的波斯国王。正如后文将会看到的，狩猎园只是这种现象的表征之一。
核心区域与外围地区的狩猎场
可以预料到的是，附属国会从作为宗主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身上习得很多东西。例如在亚美尼亚的奥朗提斯王朝（Orontid Dynasty，约公元前401～前200），统治该国的家族便来自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最初其作为省长管理这一区域，后来成为独立的国王。奥朗提斯王朝的末代统治者为奥伦特二世（Orontes Ⅱ，约公元前212～前200年在位），他在阿拉斯河（Araxes）的北部支流阿克胡利恩（Akhurean）附近建造了一座名为“创世（Genesis）”的狩猎园。据柯伦的摩西[21]记述，奥伦特二世在“河流的北岸栽植了一片枞树树林，四周设有围墙，内有敏捷的野羊、雌雄鹿群、中亚野驴与野猪。这些野兽在森林中繁殖聚集，以供国王在狩猎活动中取乐”。[22]之后的朝代也遵照了这一先例。例如亚美尼亚的安息人统治者胡斯洛（Xosrov/Khusrō，约公元330～338年在位），他在今日埃里温（Erivan）东南方向的阿拉特河（Arat River）沿岸建造了古城德芬（Duin/Dvin）。在德芬附近，胡斯洛让军队种植了两大片橡树林，四周围有高墙，墙内建有宫殿。待树木成材后，里面便聚集了各种野兽“以供皇帝狩猎、消遣与玩乐”。据同一文献记载，胡斯洛的儿子，也就是他的继任者迪朗（Tiran，约338～351年在位）在凡湖北侧的阿勒山（Mount Masis）[23]下修建了另一座狩猎场。[24]这种行为也有可能是一种惯例，即每一任新继位的国王为了确立自己的王室身份，会陆陆续续地在王国范围内增加新的狩猎园。外高加索地区与突厥斯坦南部的较小国家也是常年受伊朗政治与文化影响的区域。在那里，于王城内部或周围修建一座封闭的狩猎园是种常见的行为。[25]
在探寻古波斯模式的长期影响时，关键的一点是，深受阿契美尼德王朝历史影响的萨珊王朝也接受了狩猎园这种设施。萨珊王朝有意地恢复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崇高传统，在广大疆域内修建了许多狩猎场。在历史资料中，记载颇多的是一座位于塞琉西亚与泰西封（Seleucia and Ctesiphon）北部的底格里斯河河畔的狩猎场。这是一座古典狩猎园，其中满是树木，有着来自本地与异域的猎物，另建有奢华的宫殿。公元363年，这座狩猎场被罗马军队占领。[26]在萨珊王朝统治末期，拜占庭势力占领了其余几座狩猎园——据戴俄法内斯（Theophanes）记述，这些满是猎物的狩猎园曾经属于胡斯洛二世（公元591～628年在位）。[27]萨珊王朝最负盛名的狩猎场位于科尔曼（Kirmān）附近的塔奇布斯坦（Tāq-i Bustān），那里的一座大岩窟内，两侧壁的浮雕描绘了盛大的皇家狩猎场景。这些浮雕很有可能可以追溯至胡斯洛统治时期，也使后人得以一睹皇家狩猎场中发生的一场国王狩猎活动的情景。而空中拍摄的照片显示，这个狩猎场呈长方形。[28]狩猎场的一大显著特征是为特定的猎物提供了相应的微观环境，例如将野猪置于沼泽地中、为鹿类提供了空旷的土场。[29]
在公元633～651年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中，穆斯林击败了萨珊王朝，这导致阿拉伯人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与伊朗本土。随着历史发展，尤其是在阿拔斯王朝形成期间，阿拉伯人从波斯人手中接管了许多机构与王权的象征物——如王位、王冠与狩猎场。[30]阿拉伯编年史与狩猎指南中明确记载，萨珊王朝拥有许多座狩猎场，其中一些狩猎场将某个统治者与特定的地点联系起来。[31]早期的哈里发——如哈伦·拉什德（公元786～809年在位）[32]等——在首都巴格达附近建造了自己的狩猎园。[33]据犹太旅行者图德拉的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记述，穆台齐（Mustanjid，1160～1170年在位）的狩猎园“周长三英里，其中栽有各类树木，一部分是果树；此外，园内还容纳了各式各样的动物。整个狩猎园被围墙包围，在园中有一片湖泊，其源头是希底结河（river Hiddekel）。每当国王想要前往狩猎园消遣和享用盛宴时，他的仆人们便会捕捉各种鸟类、猎物与鱼类，之后国王便会带着参谋与王公同去狩猎”。[34]当地稍小的封邑也建有自己的狩猎场。公元8世纪，伊斯帕巴德（Ispahbad）的一位统治者便在陀拔斯单（?abaristān）修建了一座大型狩猎场，其中有大量的鹿、野猪、野兔、狼甚至猎豹。[35]修建这样一所狩猎场不一定是在模仿阿拔斯王朝，而是延续了萨珊王朝的传统。原因在于，陀拔斯单位于里海以南，长期以来在政治上保有独立性，保存了许多伊朗的民族传统。这一点也适用于突厥斯坦。突厥斯坦当地的传统也可以追溯至萨珊王朝。在11世纪时，布哈拉（Bukhara）的统治者建造了一座被称为“禁区（Ghūruq）”的狩猎场，内有许多花园、华美的宫苑与各类猎物。[36]几个世纪之后，萨非王朝（1501～1732）统治了大伊朗地区，狩猎场依然是当地的一大明显特征。其中，最著名的狩猎场位于哈扎尔贾里卜（Hazār Jarīb），意为“千亩”。这片狩猎场坐落于伊斯法罕的焦勒法（Julfā in I?fahān）附近，多位欧洲旅行者都曾对此有过记述。[37]
印度的狩猎场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据630年代穿越北印度地区的中国僧人玄奘法师记述，著名的“鹿野苑”[38]——佛陀向五位苦行僧初次讲经布道之处——据当地传说最初曾是一片封闭的狩猎场。[39]最早对这些狩猎场进行记录的是古典作家。昆图斯·古尔修斯[40]在记录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战史时曾提到，印度西北部的一位历史并未记载姓名的国王极为沉迷狩猎，他会“在一片封闭的保护区中，伴着妃嫔的祷告与歌声，用弓箭捕猎动物”。[41]之后，据埃利安（Aelian，约公元170～230）描述，印度国王在苏萨（Susa）和埃克塔巴纳（Ectabana/Hamadān）拥有比古波斯帝王更为宏伟的大型皇家狩猎场。埃利安称，这些狩猎场中建有人工湖，栽植了树和灌木丛，当然还蓄养了鸟、鱼及其他猎物，其中有很多动物引自外国。[42]
《政事论》（Arthas＇āstra）是一部关于统治与管理的书，传说其作者是考底利耶（Kautilya），是孔雀王朝（Mauryan empire，公元前321～前184，但很有可能可以确认至公元4世纪）开创者的主要顾问大臣。在《政事论》中，考底利耶认为要进行皇家狩猎活动需要有一大片森林，并在四周绕有沟渠，只开一扇大门，栽种果树、开辟湖泊、饲养猎物。[43]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也沿袭了古波斯与中亚的传统。在德里苏丹国时期（1206～1555），当地建造了多座著名的狩猎场。例如，菲罗兹沙阿[44]（Fīrūz Shāh，1351～1388年在位）修建了一座大型的“狩猎行宫（kushk-i-shikār）”，在其中心有一座规模可观的大山。[45]更早时，德里苏丹国的卡尔吉王朝（Khalji，公元1290～1320）也有一座狩猎场，以猎物的多样性而闻名，为统治者及其妃嫔带来了许多欢乐。直至三个世纪后的贾汗吉尔统治时期，人们依然会提及这座狩猎场。[46]
在莫卧儿帝国时期，狩猎场数目众多，宫廷资料与外国旅行者笔下都有相关记载。其中，有一座狩猎场位于古吉拉特邦，距离艾哈迈达巴德一日行程，占地6～8平方英里，内建有许多华美的宫殿，猎物非常之多。[47]在印度教统治的印度南部地区也有类似规模的设施。1505年前后，卢多维克·德瓦特玛（Ludovico di Varthema）拜访了维查耶那加尔（Vijayanagar）的都城。据他描述，整个城市面积很大，四周都是围墙，“内部有几个非常美丽的地方用于狩猎和捕鸟”。他恰如其分地将这里称为“第二天堂（a second paradise）”。[48]
南亚次大陆的皇家狩猎场一直保存至19世纪。1820年代后期，戈弗雷·芒迪（Godfrey Mundy）在旅行中记录了乌荼国国王（king of Oude/Oudh）——一位穆斯林统治者——在勒克瑙（Lucknow）附近拥有一座名为“迪尔库沙（Dil Koosha/Dil-Kūshah）”或称为“心之所愿”的狩猎场。据芒迪描述，这座狩猎场四周围有围墙，里面有丛林草地、树木与大量猎物——如野猪、鹿、野兔和鹌鹑等。之后，芒迪又见到了另一座狩猎场。这座狩猎场位于瓜廖尔（Gwalior）附近，属于一位印度王子，其中同样满是“羚羊、鹿和其他猎物”。[49]
尽管在核心区域的皇家狩猎活动中，狩猎场是一种常见的、持续的、经久不衰的组成要件，但是在地中海沿岸与欧洲大陆，狩猎场的历史不仅是断断续续的，而且与传统的狩猎园在形式上也有所不同。据瓦尔罗（Varro，公元前116～前27）记述，在西罗马，过去人们曾是捕猎野兔的，而在他所处的时代则修建了许多大型的狩猎场：“这些狩猎场占地若干英亩，内有大量的野猪和獐鹿。”此外，瓦尔罗还列举了许多具体的例子，描述了占地达4平方英里的狩猎场（therotrophium）以及其中放养的野猪、牧鹿及其他野兽。瓦尔罗将这一“发明”归功于公元前2世纪的昆图斯·霍腾修斯（Quintus Hortensius）。据传，霍腾修斯以奢华的作风闻名于世，他将这类狩猎场引入拉提姆（Latium），使之迅速风靡起来。[50]
早期的罗马皇帝，如提庇留（Tiberius，公元14～37年在位）、尼禄（Nero，公元54～68年在位）与图密善（Domitian，公元81～96年在位），都曾经修建过封闭的动物狩猎场，但这些设施并不完全是波斯式狩猎园的翻版。[51]相反，它们更像是在跟随潮流，只是选取了外国模式中的几种元素，因此，这些修建的狩猎园并不是完全的复制品。在罗马帝国的狩猎场围墙上，有时会绘有满是异域动物的波斯式狩猎园，这些壁画实际上就是对这一现象的佐证。[52]
与之相对，汪达尔人（Vandals）对待波斯传统的态度则要认真得多。自公元440年前后在利比亚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以来，汪达尔人便开始沿用近东地区的习俗，身着长袍，并且在狩猎场（paradeisos）中狩猎和居住。在这些狩猎场中，“有充足的水与树木”。[53]拜占庭人也比较重视大型狩猎场。在奥托一世（Otto Ⅰ）的使节利乌特普朗（Liudprand）抵达君士坦丁堡后，尼科夫鲁斯二世弗卡斯（Nicephorus Ⅱ Phocas，963～969年在位）曾询问其国内是否也有狩猎场和猎物。利乌特普朗回称有，而弗卡斯则开始炫耀自己所拥有的狩猎场规模极大，其中还有野驴。据利乌特普朗叙述，弗卡斯的狩猎场面积很大，内有山峦，蓄养着丰富多样的猎物。不久之后，弗卡斯皇帝的一位侍从告诉利乌特普朗，狩猎场中能够拥有野驴“对［奥托］而言是不小的荣耀”，因为这在西方世界的统治者中属于首创。[54]这次对话很有趣味，揭露了当时的统治者对“国际”标准的敏感；而且双方都认为，一个体面的狩猎场是皇室地位的基本象征。
西欧地区的一首诗歌将人们对狩猎场的重视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般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是艾因哈德（Einhard）。诗中记述，查理曼大帝在冬都亚琛附近建有一所郁郁葱葱的乐园，“四周设有许多围墙”。里面不仅有草坪、溪流与树林，而且在“林间掩映的空地”上还有野禽、鹿以及“各种野兽”。在这样一片田园风光中，作者记有如下诗句。
查理曼大帝，万人仰慕的英雄，常常前往这片绿地狩猎，因为他极爱打猎，
他用猎犬与响箭追捕野兽，
并把打到的角鹿堆在黑色的树下。[55]
这段对查理曼大帝狩猎场的描述显然带有经典的伊朗式狩猎园风情。姑且不论诗文的描述准确与否，至少可以看出，西欧建造狩猎场的标准并不是过去那种发展成熟的狩猎园，而是更加简单的鹿苑。这种狩猎场出现在中世纪早期，并于近代早期以及之后的阶段发展壮大。[56]狩猎场在英格兰境内分布广泛，由王室、贵族、教会以及上层阶级建立。这些猎场中一般都有森林，四周围有沟渠、土堤和栅栏。当然，其中也蓄养了鹿。它们的周长为5～6英里，最多的可达20英里。1600年，狩猎场的分布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其中英格兰大约有800所，威尔士有30多所。[57]15世纪初期，人们建造了一所名为“镇静石（Lullingstone）”的鹿苑，其面积达到了690英亩。在那以后的几百年中，这座狩猎场的形态经历了各种变化，并一直保留至1931年。现在，这座狩猎场变成了一片公共空地，里面建有高尔夫球场、自然步道与其他景点。[58]
核心区域的狩猎园一般拥有奢华的宫殿、广阔的景观和充满异域风情的猎物。与之相比，西欧的鹿苑具有些许不同之处。虽然如此，这两个地区的狩猎场仍然具有许多相似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在下一节对欧亚大陆东部地区的狩猎场进行研究之后，笔者将比较与分析二者的类似之处。
东亚地区的狩猎场
中国的狩猎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颇为令人意外的是，中国的狩猎场与伊朗和印度两国的极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狩猎场的历史发展之路更加曲折与跌宕。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狩猎场的起源可以追溯至非常早的时期。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认为，狩猎场的发明者是周朝的奠基者、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大约在公元前1122年，周文王修建了一座占地70平方里的狩猎场；而在山东，齐宣王拥有一片面积40平方英里的狩猎场。[59]据其他史料记载，“鹿苑”在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前481）十分常见，而之后的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前221），彼此竞争的十二国统治者都拥有广阔的狩猎场。[60]甚至，其中一座还被当作外交礼物赠予了邻国。[61]
在秦朝（公元前221～前206）与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2）[62]统一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帝国时代（imperial period）。此后，历史文献中关于狩猎场的记载变得更加清晰而完整。中国拥有许多座狩猎场，有的位于属国，有的则位于中心区域以专攻某种特定的狩猎形式——比如捕鸟。[63]但是，迄今为止最为著名的狩猎场是首都长安附近的“上林苑”。上林苑前身建造于秦代，之后在西汉时期扩建而成。
上林苑的扩建主要是在著名的汉武帝（公元前148～前86年在位）[64]统治时期完成的。据《汉书》记载，这座宫苑的修建曾引起了诸多争议。史料记述，自公元前138年起，汉武帝在首都长安外组织了多场大型狩猎活动，最久的长达五天。渐渐的，这些狩猎活动变得越来越精巧繁复，并且开始扰乱正常的农业活动。譬如，朝廷共设立了12个“更衣处”，并且调用各地农民服侍皇室成员。很快，皇帝认为这样的距离过于遥远，狩猎活动也已经成为民众的负担。于是，汉武帝便派了一位朝廷大臣吾丘寿王[65]前往首都东南方向进行调查，并且通过购买和征收的方式圈建了一座庞大的狩猎场。这一建造狩猎场的举措遭到了朝野的批评，其中最激烈的批评者是一位名叫东方朔的朝廷官员。东方朔反对建造如此大规模的狩猎场、数不胜数的设施、绵延的院墙以及奢侈铺张的行为。他指出，对朝廷而言，富饶的农田与自然资源十分重要，而狩猎场的建造将会对之造成损害。东方朔表示，他难以理解朝廷为何要推崇森林和荒原，并认为国家不应继续扩展野兽的生存规模。最后，他警告称，如此的铺张支出终将导致灾难的发生与王朝的覆灭。面对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臣下所提出的严厉反对，汉武帝虽然表面上对他的警告进行了认真的考虑，但还是依然按照既定计划继续修建了狩猎场。[66]
最终的结果便是，汉武帝建成了一座周长超过200里的狩猎场。这座狩猎场四周设有围墙，内有各种类型的土地与环境，如森林、湿地、山丘、峡谷、草地、溪流、瀑布、池塘、岛屿、沼泽等。当然，狩猎场中还生活着各式各样的猎物，如野猪与鹅等，以及充满异域风情的动物，如斑马、牦牛、貘、野牛、水牛、麋鹿、羚羊、原牛、大象、犀牛、野驴与骆驼等。[67]在上林苑修建的奢华宫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包括了眺望台、宫宇、动物园、休憩处、拱廊、游廊、亭子与御膳房等。与这些建筑融为一体的是人造景观，包括建有亭台楼阁的山丘、深邃的岩穴以及用于欣赏皇家狩猎活动的观景台等。此外，所有的建筑都使用了特制的铜器与瓦片。在这片“野外”空间中，还种植了多种多样的驯养植物，不仅可以食用，而且芳香扑鼻，如柑橘、李子、杏、葡萄以及各类树木。[68]由于这座狩猎场中的建筑数量过于庞大，以至于在汉成帝统治时期（公元前33～前7），上林苑中便有25座宫苑因使用次数较少而遭到拆除。[69]
显然，上林苑具有得到精心管理和控制的自然环境。在上林苑中，大批男女侍从饲养了各种动物，既有驯养动物如犬和马，也有猎物、鸟与野猪等。由于一部分狩猎活动依旧在马车上完成，故而为了便于狩猎活动的进行，苑中的灌木丛也得到了修剪。[70]上林苑的主要“狩猎季”是晚秋和初冬。届时，皇帝乘坐着一辆由象牙雕饰的马车，带领手下的士兵、猎手与各种助猎者一起进行狩猎。由于狩猎场的规模极大，故而需要先派斥候前往勘察猎物的分布情况。当然，狩猎活动的最后一幕便是对猎物进行大规模的集中猎杀。[71]
公元221年，随着东汉政权的灭亡，中国进入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混乱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北方地区主要由来自内亚地区的少数民族所统治，而本土的政权则被迫偏安南方。北方地区延续了祖先的狩猎传统，保留了中国特色的狩猎场——鹿苑。[72]藏族起源之一的前秦（公元350～394）[73]在长安城外修建了自己的“上林苑”，而拓跋魏则在其都城洛阳建造了一座名为“花林”的大型狩猎场。花林也同样拥有狩猎场的常见特征，包括人造景观、充足的猎物与服侍人员等。[74]
随着隋代（公元581～618）与唐代（公元618～907）再次统一中国，狩猎场又一次迎来了复兴与扩张，这一点在京畿尤为明显。[75]唐朝的皇帝经常使用狩猎场，尽管由于不景气、旱灾和民怨，朝廷不得不缩减了这些活动的规模。[76]
宋朝（公元960～1279）由汉人建立，其对狩猎活动并没有表现很大的兴趣。然而，中国旧有的狩猎场却为宋朝流行的园林艺术提供了灵感与先例。这些园林多为皇室、官员与富商所修建，也不再用于狩猎活动。在这些园林中，人们修建了许多封闭的动物园，主要用于收集罕见的异域动物。[77]12世纪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将宋廷赶出了北方地区，而前者则非常爱好狩猎。在其治下的大城市开封，金朝朝廷建造了一座名为“上林所”的皇家狩猎场。[78]这座狩猎场的修建也拉开了狩猎场再次复兴的序幕。自此之后，蒙古逐渐崛起，并在上都建造了最负盛名的狩猎园。
皇家狩猎建筑的大部分元素都能很容易地在蒙古人的狩猎活动中找到对映。蒙古人对狩猎活动的兴趣最初体现在成吉思汗的第三子和继任者窝阔台（公元1229～1241年在位）身上。据《蒙古秘史》记载，窝阔台自认犯有四项大错，其中一项便是贪欲，即想要在狩猎活动中独占所有的猎物，导致族人无法享受到狩猎的乐趣。他承认，自己为了囊括大量的猎物，让手下在狩猎场中立起了栅栏和土墙。[79]波斯文献对蒙古人初次建造的这座狩猎场进行了详尽的记载。据其记述，这座狩猎场修建于翁金河（Ongqin River）流域，位于蒙古国中心，北邻首都哈剌和林，是窝阔台的冬季驻地。狩猎场的围墙由木头和黏土制成，据称“其长度可达二日的行程”，且“内嵌有大门”。在狩猎活动中，军队首先围成一个巨大的狩猎圈（jerge），之后慢慢地自附近区域收集猎物，将之赶入狩猎场中。一旦猎物被赶至狩猎场内，可汗便开始进行狩猎活动了。之后，可汗便退回至山上，欣赏属下们陆续登场打猎。这座狩猎场的建造极为成功，以至于封疆在突厥斯坦的察合台——窝阔台的哥哥——也在阿力麻里和忽牙思之间的伊犁河谷中仿造了一座“完全相同的”狩猎场。[80]
通过这些狩猎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过渡性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传统元素逐渐结合起来。窝阔台的狩猎场既是大型圈猎活动的核心，也是最后的杀戮场，并以围墙替代绳网起到了隔离的作用。然而，蒙古人的下一批狩猎场遵循的却是既有标准，与传统的狩猎园十分接近。其中，有一座狩猎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郊外，属于元朝（公元1271～1368）的创建者忽必烈的第三子忙哥剌（公元1280年亡故）。据马可·波罗描述，这座狩猎场的高墙周长可达5英里，内有河流、湖泊、宫殿以及“许多供打猎使用的野兽与……鸟类”。他补充说，这些猎物“除了王爷本人（即忙哥剌）……无人敢去捕猎”。[81]在蒙古语中，这种独享的特权被称为“qorigh”，源于突厥语中的“qorugh”一词，意为“预留的”或“禁区”。这一词语也与11世纪时布哈拉所拥有的名为“禁区（Ghūruq）”的狩猎园相吻合。[82]
在蒙古人修建的众多狩猎场中，有两座十分突出。第一座位于大都，也就是现今的北京。新首都的修建工作开始于1267年，地点靠近原金朝的首都燕京。1272年，首都由中都更名为大都，欧洲旅行者则称之为汗八里（Cambaluc），即突厥语中的“Qan Baliq”，意为“可汗之城”。1274年，忽必烈移驾新宫殿，而宫殿的墙壁装饰与其他设施直至1280年代才全部修建完毕。[83]在全部修建完工后，大都被分为两个半区；在西区中建有狩猎场，内有我们熟悉的假山、湖泊、花园、野兽与水禽（蒙古人十分喜爱的美味佳肴）。[84]
第二座狩猎场建在上都，位于今北京以北约250英里，骑马约10天可以抵达。这座狩猎场因柯勒律治的诗篇《忽必烈汗》（“Kubla Khan”）而闻名天下。1256年，忽必烈的汉语老师刘秉忠负责督建了这座狩猎场。此地原本是作为那时尚未登基的忽必烈的夏日行宫，初名为“开平府”。开平府三面围有碎土墙，将整个城市划分为外城、皇城与内宫城三部分。1264年，忽必烈继承帝位后，开平府更名为上都。[85]这片建筑群四周有护城河与夯土城墙，外嵌有石头，各侧均设有大门和瓮城。狩猎场位于城市西北方向，近来有学者推测其面积约有5平方英里。狩猎场的四周是土墙，中心位置有一座假山和一片湖泊。[86]
以上这段重述依据了20世纪学者的多次实地勘察，与当代文献中的描述基本相符，只是除去了其中的一些夸张之词。这些文献包括马可·波罗和拉施特·艾丁（Rashīd al-Dīn）的记述，后者是伊朗蒙古王朝的著名历史学家与政治家。尽管拉施特从未亲自到访过中国，但他从一位蒙古人处得到了许多关于“开民府（Kaimin-fū）”——“开平府”的波斯语称法——的信息。这位蒙古人名叫孛罗·阿洽（Bolad Aqa），曾经多次因公务前往上都。在马可·波罗和拉施特的叙述中，二人均提及了土墙、石壁、木桩和宫殿。其中，拉施特还在文中提到，主殿——突厥语中即“哈儿昔（qarshi）”——的建筑风格是“中式的”，考虑到督建者是一位汉人官员，这一点也并不令人意外。此外，马可·波罗和拉施特都描述了狩猎场内的猎物的丰富多样。[87]总的来说，这是一座标准的狩猎场，在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中都享有声望。可以说，无论在古时的伊朗、汉人统治的中国还是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这都是一座足以符合标准的狩猎场。
满族是中国另外一个喜爱狩猎的民族，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公元1644～1911）的建立者。满人对狩猎场极感兴趣，这一点在清朝统治的前半段时期尤为明显。多年来，满人在首都北京附近建造了一片包括园林与狩猎场的建筑群，而负责管理的官员隶属于一个被称为“上林院”的皇家机构。[88]外国旅行者对这些狩猎场有过许多描述。最早的记录来自于费多尔·白克夫（Feodor Baikov），一位在1657～1658年间出使中国首都的俄国使者。白克夫在外交报告中写道：“在中国，皇宫附近有一座山，不是很高，山的周围是一片人工栽种的森林。在森林中，生活着许多野兽，包括西伯利亚鹿、大角羊与山羊［或羚羊？］等。但据中国人说，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种类的动物了。在山的四周，围有火烧砖砖墙。”[89]实际上，这座狩猎场或许与约翰·贝尔（John Bell）所说的是同一座。1721年，这位在俄国工作的苏格兰医生参观了一座中国的狩猎场。贝尔将这座狩猎场称为“寨子（Chayza）”，里面也有森林、假山和湖泊，四周也建有砖墙。据贝尔描述，在狩猎时士兵们会围成一个半圆形的队列，将园内的猎物赶至皇帝面前。[90]另一座狩猎场名为南苑行宫[91]，据1710～1723年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马国贤[92]记述，这座狩猎场是康熙皇帝修建的，皇帝每年都会去那里捕猎牡鹿。[93]第三座狩猎场也是由康熙皇帝修建，位于北京以西约6英里处，名为“畅春园”。这座狩猎场的面积很大，四周建有围墙，由鞑靼人（Tartar）的军队负责看守。狩猎场中遍布着宫殿、道路、湖泊、休憩处与猎物——尤其是鹿。[94]在俄国人的记述中，畅春园被称为“Chinchiuian”。1720年，列夫·伊斯迈洛夫（Lev Izmailov）率领使团为康熙皇帝献上了彼得大帝的礼物，当时款待他们的盛大宴会便在畅春园中举行。[95]
建于热河的一系列狩猎场更加宏伟——热河的名字来源于当地的一条河流。热河之于满人就像上都之于蒙古人，是满人非官方的夏都。热河位于内蒙古东部，距北京约120英里。1681年，康熙皇帝在热河修建了狩猎场，后继者们则进行了扩建。为了方便当地的蒙古居民，其中还囊括了一个小镇与几座喇嘛庙。整片建筑群被称为木兰围场，周长约1300里，面积足以为各种猎物提供多样化的地形与环境。[96]
据马国贤记述，康熙皇帝曾率领30000人的军队与随从在热河进行狩猎，活动从五月初一直持续至九月底。在这里，皇帝及他的贵客住在舒适的宫苑中，周围建有亭子、宝塔、桥梁、花园、人工湖泊与岛屿，所有的地方都装饰有艺术品。[97]热河共有两座单独的狩猎场，一座位于东侧，专供皇帝、后妃与太监使用；另一座位于西侧的狩猎场更大一些，是供宾客使用的。康熙年间，英国使节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曾骑马在这座狩猎场中跑了几个小时，依然未能将园内的景色尽收眼底。据他描述，这座狩猎场“具有自然风光，植被繁茂，山峦绵延，地形起伏，内有各种各样的鹿，而且其余的猎物大多也不会对人造成威胁”。马戛尔尼补充说，这座狩猎场同样拥有许多便利设施、休憩处、宫殿与宴会厅。热河与上都一样，即使置于不同的时代与文化之中，也会是一座能被各国贵族阶级所接纳的狩猎场。实际上，马戛尔尼本人的教育背景便很具有典型性，而且与他所处的年代与地位相衬，他非常适宜地将这片建筑群称作“乐园（paradise）”。[98]
狩猎园的目的
在欧亚大陆，狩猎场作为用于狩猎与享乐的私人区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11世纪时，与瑟夫·哈斯·哈吉布（Yūsuf Khā ?ājib）曾对喀喇汗王朝（Qarakhanids，公元992～1211）——内亚地区的一个伊斯兰化的突厥政权——的统治者指出，修建狩猎场就像征占国土、慷慨大度与弘扬公正等行为一样，是统治权的一个主要特征。为了更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哈吉布将这些行为与古代的著名帝王联系起来，如恺撒、胡斯洛和亚历山大。[99]实际上，哈吉布关于狩猎场的劝诫是一种普遍的态度。在14世纪后期，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所写的虚构游记[100]曾风靡一时，书中生动地描绘了汗八里的大可汗所拥有的狩猎场以及其中包括的池塘、山峦、沟渠、果树、野禽与猎物。[101]在大约三个世纪之后，一个名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英国人抵达印度。据他讲述，他听说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与祭司王约翰[102]具有模糊的联系——拥有一座宽阔的封闭狩猎场，其中有宫殿、河流、池塘、花园、果园以及“供野生猎物栖息的森林”。[103]这段描述实际上也是西方社会对乐园（paradise）的普遍想象，不仅囊括了乐园的所有必要元素，而且也适用于真实世界与想象文本中的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统治者。在这些例子中，传闻都很好地起到了增强权威的作用。正如成吉思汗的宫帐曾在大众记忆中留下的深刻印象，狩猎场的意象在跨越时空的传播过程中也变得更加庞大、华美与神秘。[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