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助手
在漫长的人类狩猎史中，动物助手出现得相对较晚一些。事实上，即便在以狩猎作为食物与收入的重要来源的古代社会，人们在狩猎活动中对动物——主要是狗——的利用依然非常有限。与之相比，田园主义者与农业主义者在改良动物行为方面更加富有经验，并且训练了多种动物作为狩猎活动中的狩猎搭档。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的狩猎搭档并未被人类驯化，而只是在人类的一定控制下帮助捕猎而已。
那么，为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更有效地讨论动物助手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界定一下相关的概念与定义。家养动物（domesticated animals）指的是生育周期、地域分布以及食物供给都由人类控制的动物群体。人类的控制会在社会层面与基因层面上改变驯化动物的形态、毛色与行为方式。换言之，在这种驯化过程中，物种长期生存的自然选择被人工选择所替代，其目的则是满足人类在经济、社会、文化或美学等方面的需求。[1]除此之外，野化动物指的是已驯化过的动物被再次放归野外，而野生动物则指从未被驯化过的动物，[2]至于驯化（tame）一词的含义则可以借用罗杰·卡拉斯（Roger Caras）的表述来阐释，即“驯化动物虽然整体上仍是野生物种的一部分，但是其作为一个个体已经在行为学层面上适应了与人类亲近”。[3]
如果我们将这些定义应用于人类的狩猎搭档，或者至少应用至皇家狩猎活动中所用的比较常见的动物身上，那么只有两种动物，即狗与马属于家养动物。其他各类动物，如各种猛禽，或者猎豹与大象，都属于驯化动物的范畴。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后者最初实际上是被人类捕捉到的——也就是在狩猎活动中被抓获的——而这一捕猎过程则构成了皇家狩猎文化的一部分。[4]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动物助手进行有效分类：有的动物会直接参与并攻击猎物，如鸟类，或者猎豹和猎犬；而有的动物则不会这么做，如马和大象。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尽管后一类动物有时也会被人类训练去攻击老虎，但是它们的主要功能，比如马匹，则依然是负责运输。缘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本章关注的重点是家养动物中的狗以及驯化动物中的鸟类、猫科动物及大象。之所没有把马匹列入研究范围之内，一是因为马既不会捕猎，也不是人类狩猎活动的捕捉对象；二是出于节约篇幅的考虑。笔者的研究还排除了一些真正的动物，如雪貂（ferret/putorius）。雪貂的家养历史非常久远，或许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000年，并且一直在西方被广泛地用于捕捉野兔。[5]本章不对雪貂进行讨论的原因是，雪貂并不被人们当作一种高雅的动物，因此它无法成为皇家猎手的合适搭档。
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大多数情况下，“搭档（partner）”与“助手（assistant）”两个词实际上贬低了动物在皇家狩猎活动中的重要性，错误地暗示这些动物主要是为人类猎手发现、驱赶和取回猎物。然而，实际的情况通常是恰恰相反的：是人类在为他们的动物搭档跟踪和驱赶猎物。因此，从人类的角度看，这种类型的狩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运筹帷幄的过程，是在安排和观看动物之间的搏斗与竞争。
从长期来看，皇家狩猎历史的一大发展趋势便是越来越关注在狩猎活动中所使用的各种被训练过的动物。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公元1212～1250年在位），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与驯鹰师（falconer）。他曾将狩猎活动分为三种基本类型：①使用无生命的工具或武器进行狩猎；②在动物搭档的协助下进行狩猎；③二者兼有的狩猎方式。[6]当然，并无数据显示其中哪一种狩猎方式是最受欢迎的。然而，根据逸闻趣事中的资料显示，只使用武器进行狩猎的活动是比较罕见的。在谈及德里苏丹国的伊勒图特米什（Iltutmish，公元1211～1236年在位）统治时期的一位高级官员泰基·艾丁（Tāj al-Dīn）时，与他同时代的术扎尼称泰基在狩猎时只使用弓箭，并且“从不把猎豹（yūz）、猎鹰（yāz）或猎犬（sāg）带到狩猎场上”。[7]显然，这段言论的表达方式透露出一个信息，当时的人们认为泰基的狩猎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在其他的例子中，皇家猎手时而使用武器狩猎，时而使用动物助手进行狩猎。关于这种现象，人们曾在史诗故事中对传说中的先祖、突厥部落乌古斯（Oghuz Turks）的模范统治者乌古斯汗进行过描述。其中，一则传说是这样记述的：“有的时候，乌古斯汗会带着猎豹与鹰隼（bāz）外出狩猎……而有的时候，乌古斯汗会前往野外独自与野猪（gurāz）进行搏斗。”[8]显然在这里，狩猎方式是可以选择的，但是与动物助手一起进行狩猎是更加常见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在核心区域中，狩猎活动经常被恰如其分地描述成依靠用驯化动物捕猎野生动物的过程。[9]这种趋势的出现也具有合理的原因，那就是因为狩猎是一种危险的活动，所以在狩猎活动中使用动物替代可以保证人类一定程度上的安全。[10]
尽管在欧亚大陆范围内，人们对动物助手的关注可以说非常普遍，但是这种关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里，古典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再次成为一个例外——这一区域的人们对狩猎活动中使用的驯化动物并未表现太大的兴趣。公元前5世纪，色诺芬创作了著名的狩猎指南《狩猎术》（Cynegeticus），而他在书中只记录了作为狩猎搭档的马和狗。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中世纪早期，即来自核心区域的国际标准开始对欧洲贵族造成重要影响之后，情况才开始有所转变。
犬类
近期，人们再次审视了查尔斯·维拉（Charles Vilà）及其同事所提供的基因证据，证实了狼（Canis lupus）是家养犬类（Canis familiaris）的祖先。实际上，犬类可能经历过几次家养化过程，近期关于犬与狼的杂交育种实验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犬类具有惊人的表征多样性。根据对基因资料的分析，犬类的家养化可以追溯至距今约10万年前。[11]
尽管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承认狼是犬类的祖先，但他们认为犬类家养化的发生时间要晚得多。在对犬类文化史的重新建构中，朱丽叶·克拉顿-布洛克（Juliet Clutton-Brock）指出，犬类家养化的考古学证据最早出现于距今1.4万年的德国。2000年之后，有证据显示在黎凡特的纳夫坦（Nafutan）遗址中出现了犬类的踪迹；而截至距今9000年时，无论在新大陆还是旧大陆，家养犬类已经在所有人类社会中变得常见。朱丽叶提出，在狩猎活动中使用犬类由来已久，尤其是与长距离投掷类武器一起配合使用。最早的家养犬种大约出现于4000年前。[12]在罗马帝国时期，人们已经将家养犬类分成了狩猎类、守卫类、牧羊类与宠物类等基本类型。[13]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无论你对这一老生常谈的观点如何看待，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人类与狗之间有着直接而频繁的联系。其中，希腊人便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犬类，尤其是猎犬，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它们会展现极高的忠诚，甚至愿意为主人牺牲自己。[14]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古代，狗会去救主人的性命，或是在主人去世后也因悲伤而随之死去，体现着一定的正直感与道德判断力。[15]
当然，回应动物的这种奉献精神，很多人非常疼爱他们所养的动物。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九世（Rames Ⅸ，公元前1131～前1112年在位）的墓中便陪葬了他最喜爱的忠犬，当然这只狗也拥有自己的名字。[16]通过给动物起名字，动物变得更加个人化，并且具有了社会辨识度。这种行为也是非常普遍的：在中国古代、希腊古典时期、中世纪的伊斯兰教以及近代早期的印度，都有相关的文献记录。[17]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提及的各种犬类都称得上是猎犬，并且显然被认为是适合贵族生活的狩猎搭档。之后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情感也适用于皇家猎手与他们所驯化的其他动物搭档之间。
关于狩猎用动物品种的发展过程，最详细的历史记载是古埃及的格力犬（greyhound）。尽管有人认为格力犬是由狼直接家养化而来的，现在的学者一般也认为格力犬的直接祖先血统来自于非洲与西亚的贱狗（pariah dog）。无论事实究竟如何，在前王朝时期的埃及，[18]东西部沙漠的岩画中便已经出现了类似格力犬身形的图像。在埃及后期的艺术作品中，常常会出现更加清晰的格力犬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萨路基猎犬（saluki）的身影。这些艺术作品所描绘的内容也展现了在前王朝时期末段至王朝统治时期这段历史过程中，格力犬在形态方面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最初的格力犬身形更加笨重，双耳竖立；后来其身形更加优雅，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犬种比较类似。[19]
尽管格力犬与萨路基猎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却是完全不同的犬种。这两种犬类容易令人混淆，因为它们都是靠视觉而非嗅觉进行追猎的视觉猎犬（gazehound），而且体形也比较相似，它们都拥有偏长的腿部，胸部较厚，这种体态非常适合在中东地区的开阔地形中快速奔跑；此外，这两种猎犬都具有较好的耐力。然而，二者的毛色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耳部形状的区别尤其明显：萨路基猎犬的耳朵长而下垂，而格力犬的双耳短而竖立。[20]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格力犬与萨路基猎犬是此后所有视觉猎犬的“基本原型”，包括阿富汗猎犬（the Afghans）和各种类型的猎狼犬（wolf hound）。[21]
从古埃及中王国时期（Middle Kingdom，公元前2134～前1785）开始，使用格力犬与萨路基猎犬进行狩猎的历史记载逐渐增多。一般而言，格力犬与萨路基猎犬被成群地系在缰绳上，或是陪伴手持弓箭的步行猎手打猎，或是在皇家狩猎活动中协助马车上的猎手捕捉狐狸、瞪羚、土狼、野驴与其他沙漠动物。[22]
尽管视觉猎犬是核心区域中非常出类拔萃的狩猎犬，却并非唯一的猎犬类型。公元前1世纪，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指出，虽然格力犬及其同类是最有名的猎犬品种，但是还存在着靠嗅觉追捕猎物的犬种。[23]其中，最为出色的是马士提夫獒犬。马士提夫獒犬（the mastiff）是一种体形庞大而强壮的警犬（sleuthhound），其毛皮光亮、双耳软垂。最初，马士提夫獒犬被用于保护牧群，之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经训练后用于捕捉大型猎物；早期的艺术作品中对此有过相关描述。[24]
在古代近东地区，犬类享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这一点在伊朗尤为明显。据外国旅行者和伊朗本国资料记载，各种类型的犬类都在伊朗拥有很高的地位。[25]与之相对，在伊斯兰时期，犬类被认为是一种不洁净的动物，其地位也迅速下降。[26]然而，尽管此时犬类的地位较低，却依然被饲养和应用于狩猎活动中。在当时，这是一种完全被人们接受的合法活动。[27]之所以在狩猎活动中存在这种例外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穆斯林也像欧洲人和中国人一样，认可猎犬身上展现出来的那种忠诚与英勇。[28]无论如何，猎犬所享有的这种特殊地位也解释了为何1670年代在伊朗旅行的约翰·夏尔丹（John Chardin）等欧洲人曾记述称，除了在从事狩猎活动的宫廷贵族阶层中，人们很少能看到犬类的身影。[29]然而，在这一社会阶层内部，优良的猎犬被认为是财富与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朝臣之间彼此馈赠的合适礼品。在一些伊斯兰社会中，这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财产形式。[30]
在伊斯兰时期，核心区域内的人们选择使用的犬类继承了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是人们普遍接受的格力犬。在印度，情况同样相同。尽管格力犬并不十分适应当地的气候，穆斯林宫廷依然选择了这种“波斯猎犬（sag-i tāzī）”。[31]格力犬还是格鲁吉亚的基督教宫廷的主流选择。[32]也就是说，尽管基督教贵族与穆斯林贵族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他们对狩猎活动却抱有同样的热情，所选择的狩猎用动物也十分类似。
另一种视觉猎犬萨路基猎犬在核心区域内也十分常见。这种猎犬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语诗歌中。尽管目前尚有争议，但萨路基猎犬这一称呼很有可能来自于“Salūqiyyah”一词，即阿拉伯语中的“Seleucia”。[33]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萨路基猎犬的使用非常广泛。这些萨路基猎犬进口自也门的一个可能名为塞卢格（Salūq）的村庄，是专门培育这一犬种的地区。[34]
萨路基猎犬与其他种类的猎犬都得到人们特殊的关照与爱护。作为一流的狩猎搭档，萨路基犬等享有特殊的膳食，在受伤和生病时还会得到兽医的治疗。母狗在产仔后享有“产假”待遇，小狗在成熟和首次参加狩猎活动之前则会接受训练。一般而言，任何年龄的猎犬被带至野外时都会拴着缰绳，以免过早地开始捕猎和引发骚动。[35]
在核心区域中，人们比较擅长的可能是使用视觉猎犬进行狩猎，捕猎的常见猎物是羚羊和瞪羚。[36]然而，有的时候人们也会组织猎狐活动。12世纪时，乌萨麦·伊本·孟基兹（Usāmah ibn Munqidh）在叙利亚北部的哈马附近便见证了一场猎狐活动。这场狩猎活动由摩苏尔和阿勒颇的统治者组织，活动中使用了马匹和猎犬作为辅助。[37]
在核心区域之外，大多数农耕社会的民族都拥有自己培育的猎犬品种。在希腊古典时期，地形起伏，植被繁茂，因此猎犬被训练为靠嗅觉捕猎，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拜占庭和中世纪的西方。[38]实际上，自中世纪起，欧洲，尤其是法国和英格兰，成为新型专有犬种的诞生地，其中包括追踪犬（trackers）、激飞犬（beaters）、指示犬（pointers）、蹲猎犬（setters）和寻回犬（retrievers）等。这些种类繁多的犬类或单猎或群猎，主要用于捕捉特定的猎物，如鹿、狼、水獭、熊以及掘穴动物等。[39]
关于古代印度和中国的本土猎犬，目前笔者所知的信息还较少。但是，这些地方是有猎犬存在的。在印度西北部地区，亚历山大大帝曾见到一种“有名的狩猎”品种，这种猎犬在见到猎物时并不吠，结群时甚至可以对抗印度狮。[40]中国的贵族同样会在狩猎活动中使用马匹和猎犬，在商代后期出现了专门的“猎狗”。[41]战国时期，位于黄河中段以南的小国韩国以及东北方向的燕国被认为出产品质最为优良的猎犬。[42]在汉代早期的墓砖上，甚至还绘有这样的图像：一群戴着项圈的大型犬呈现典型的准备攻击的姿态，其身躯稍弓，脖子前伸，一只前爪向下弯曲并抬起至离地几英寸高；在这群猎犬面前，是逃逸的鹅群与几只奔跑的野鹿。[43]由于猎犬十分重要且数量庞大，在汉代的上林苑中设有“狗监”，专门负责为朝廷监管猎犬的喂养与训练工作。[44]
然而，这种依赖于本地猎犬的模式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自公元纪元以来，各类品种的猎犬开始在欧亚大陆范围内流动。截止到近代早期，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猎犬交易活动，后文会对这种情况继续讨论。
图6 汉墓砖上的中国猎犬
资料来源：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
鸟类
鹰猎活动（falconry）的起源，就像所有复杂的文化现象的起源一样，不仅难以界定，而且众说纷纭。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学者们倾向于认为近东、印度与内亚地区是这一活动形式的发源地。[45]
其中，人们最普遍接受的从事鹰猎活动的早期地区是埃及。基于图像证据与文字记载，多位学者提出古埃及人自第十九王朝时期（公元前1350～前1205）便开始从事猎鹰训练。[46]实际上，埃及的确很像是鹰猎行为最早出现的地区。首先，由于古埃及拥有鹰神荷鲁斯（Horus）的传说，古埃及人对鹰极感兴趣；鹰的形象不仅反复出现在埃及的艺术品中，还经常被制成木乃伊；此外，人们还会豢养猎鹰和孵化鹰蛋。其次，猎鸟是埃及贵族早期十分喜爱的一种活动。这些埃及贵族使用弓箭、捕网、掷棒、回旋镖和活物诱饵来捕猎各种鸟类，甚至还会使用猫鼬（Herpestes nyula）和香猫（genet）——一种小型的麝猫类食肉动物——来辅助狩猎活动。然而，尽管具有这样良好的先天环境，仍无真正的证据显示埃及法老曾经使用鹰或隼进行狩猎。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古埃及的艺术品、文学作品与历史资料关于皇家狩猎活动的记录极为详尽，近期学者也对之有过透彻的研究。[47]
目前，一般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是鹰猎活动的最早中心。与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相关的藏书资料可以追溯至公元前7世纪中期，里面写到美索不达米亚统治者曾经进行过鹰猎活动。此外，由于藏书中的很多资料来自于巴比伦时期，所以鹰猎活动的实际起源可能还要更早。[48]相关的图像证据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在一枚可能来自于公元前13世纪的亚述印章以及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公元前721～前705年在位）宫殿内的浮雕作品中，都描绘了猛禽从猎手手臂上起飞追捕猎物的场景。[49]
关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出现的鹰猎行为，尽管目前存有一些资料，但是具体的纪年依然存疑。[50]埃利安称，在印度人们会捕捉各种幼年的猛禽，如雕、鸢等，并通过奖励食物的方法训练其捕猎兔子与狐狸。在狩猎时，猛禽会被猎手放飞，并在完成猎杀任务后返回。埃利安所援引的资料来自于克特西亚斯（Ctesias），这位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希腊医生曾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宫廷中任职。他对印度和伊朗进行过许多研究，其中大部分已丢失，只有部分留存在后世作家的作品中。[51]尽管克特西亚斯留下的资料很少而且多少受到了一些曲解，其提供的信息仍然具有可信性，令读者感到在他所处的年代，鹰猎活动在印度已经是一种发展完善的消遣方式了。
在东亚地区，有模糊的记载称汉朝之前已有鹰猎活动，但令人信服的证据出现在公元1～2世纪。[52]一般认为，鹰猎活动并非中国本土发源，而是从内亚地区传至中原地区的——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old Laufer）认为，前者正是鹰猎活动的发祥地。[53]在汉朝之后，据记载鹰猎是公元4世纪的将军吕光[54]的爱好，但是这种联系仅在其幼年时期有所提及，而且是作为其早熟的标志而出现的。但由此可见，鹰猎活动在那时至少并未被认为是一种罕见的活动。[55]唐代时，中国与朝鲜的贵族十分喜爱鹰猎，有时会像西方的传统一样在马背上进行狩猎活动。[56]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中国以东的地区——日本。据公元355年的史料记载，鹰猎活动传入日本是受朝鲜影响的结果，之后日本人成功训练了一只本土鹰隼供君主狩猎取乐。[57]显然，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地区，鹰猎活动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传播开来。
大约在同一时期，鹰猎活动传播至远西地区。亚里士多德曾多次提及一种鹰猎活动。他记述，色雷斯（Thrace）的人们会借助猎鹰来进行狩猎。这些人首先在灌木丛中击打，将小鸟驱赶至空中；等待猎物飞走后，猎鹰便会将其逼至地面，然后再将其捉住。作为奖励，猎鹰通常可以享用其中的一部分猎物。[58]这个故事以及其他类似的故事或许可以构成鹰猎活动的早期雏形，但是没有证据显示古希腊或古罗马人使用经过训练的猛禽，即人类控制的猎鹰进行狩猎。[59]当然，古希腊或古罗马人知道这种活动的存在，只是自己并不从事这一实践。因此，欧洲的鹰猎活动并非来源于古典时期。[60]一般认为，鹰猎活动先从西亚传播至巴尔干半岛，之后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由凯尔特人或哥特人传入西欧。[61]无论如何，西欧地区关于鹰猎活动的最早的可靠记述可以追溯至公元5世纪中期。此后，西欧的文学作品与图像资料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鹰猎活动的描述。[62]鹰猎活动从西欧继续向北传播，直至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维京时代早期的考古文物与文学作品中，都有相关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63]
在十字军东征之后——公元11～14世纪时——鹰猎活动在欧洲的流行达到了高峰。在这一时期，拉丁语系的基督徒（Latin Christians）受到了伊斯兰世界贵族传统的深刻影响。此后，鹰猎活动在西方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地位，在18世纪初期之后，人们对它的兴趣才开始减弱。[64]
在拜占庭和东欧地区，鹰猎活动也很受欢迎。9世纪时，年轻的圣徒康斯坦丁前去为斯拉夫人传教，他不仅热爱鹰猎活动，还拥有自己钟爱的鹰隼。[65]在俄国，经受过训练的鹰隼（sokol）与猎鹰（iastreb）最早出现在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大公（Vladimir Monomakh，公元1113～1125年在位）统治时期。此外，创作于12世纪的《伊戈尔远征记》[66]也多次提及鹰隼捕捉天鹅的场景。[67]俄国的鹰猎活动传统悠久，在罗曼诺夫王朝的早期到达了顶峰。[68]
在激起人们对鹰猎活动的兴趣的过程中，阿拉伯人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本国内，鹰猎活动却开始得较晚。一些基本的阿拉伯语术语，如“bāz”，即鹰隼，均源于波斯语。在中世纪的阿拉伯语史料中，鹰猎活动的“发明”一般被归功于伊朗的前伊斯兰时期的统治者。[69]但奇怪的是，在早期的波斯文献中，关于鹰猎活动只有少量的间接信息。据一则巴比伦文文献记载，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时期，有一种官职名称的字面意义即是“为国王管理鸟的人”。这类官员可以被认为是负责为皇室管理禽类，但更有可能是为国王喂养和训练猎鹰的专门人员。[70]巴比伦文的《塔木德》[71]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解读方式。书中提到了鹰猎活动（shakārbāzay），而B.H.斯特里克（B.H.Stricker）则准确地指出这个词“显然起源于伊朗”。[72]此外，之后的阿拉伯语与叙利亚语资料也都提到了论述鹰猎活动的中古波斯语（Middle Persian）专著。再之后，亚美尼亚的编年史中也提到，公元前5～前2世纪的亚美尼亚早期宫廷中，也有鹰猎活动与驯鹰师存在。[73]
从这些证据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或许这一结论并不完整和清晰——在早期的波斯宫廷中，鹰猎活动曾是皇家狩猎活动的一小部分，之后阿拉伯人继续将它发扬光大了。无论如何，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语诗歌中，从未有关于鹰猎活动的描述。鹰猎活动最早出现于倭马亚王朝（Umayyadera，公元661～750）时期的诗文中，早期的货币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硬币上印有落在驯鹰师手臂上的猛禽的图像。据阿拉伯编年史记载，亚济德（Yazīd，公元680～683年在位）和瓦利（Walī，公元743～744年在位）两位哈里发都是狂热的驯鹰爱好者。[74]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鹰猎活动已经成为宫廷中皇家狩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哈里发和贵族们会使用多种多样的猛禽进行狩猎，包括鹰隼（falcons）、苍鹰（goshawks）、雀鹰（sparrow hawks），甚至雕（eagles）等。[75]
这样，问题便回到了猎鹰本身与鸟类的识别上。几乎所有地方的鹰猎活动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鹰种，甚至包括猫头鹰！[76]有的时候，人们会同时使用不同的鹰种——如矛隼（gyrfalcons）和猎鹰（hawks）——以迷惑猎物，达到最大程度的捕猎效果。[77]不可避免的是，由于鹰猎活动中涉及了大量的猛禽，专有术语的问题便出现了。可以确定的是，中世纪的鹰猎活动指南对各种狩猎用鸟进行了仔细而准确的区分，而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与鸟类学知识对其进行复原。譬如，弗朗索瓦·维尔（Fran?ois Viré）便成功辨识了阿拉伯语手册中出现的主要猛禽的名称。由于手册中的很多鸟类及其名称来自于伊朗文化圈，因此维尔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波斯语中的相关术语。[78]目前的问题在于，关于贵族鹰猎活动的很多信息来自于个人叙述和旅行记录，其中所使用的术语精准度有所欠佳。面对在这些资料中出现的“猎鹰（hawk）”等的通称，我们根本无法判定其具体所指的猎鹰品种。
另一个问题是不同语言之间鹰种名称的对应问题。马可·波罗曾说，忽必烈定期使用“大雕”进行狩猎，在这里他指的很可能是金雕或普通的雕，即“Aquila fulva”。[79]然而，蒙古人及其来自于诸多民族的臣民又是如何称呼这些鸟的呢？在这一方面，中世纪时期的一些多语言词典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帮助。14世纪时，在也门编纂的《王之词典》（Rasulid Hexaglot）中便提供了如下词语的对应词：阿拉伯语中的雕（eagle）写作“”，相当于波斯语中的“ulah”、突厥语中的“qara qush”以及蒙古语中的“bürküt”。[80]因此，尽管仍有一些模糊不清，我们也能大体了解不同时空范围内所流行的各种鸟的种类，也获得了许多关于这些鹰类在获取、训练与调用方法层面的知识。
在审视猛禽的获取方法时，我们将把现阶段的研究集中至最初的一步，即在野外捕获猛禽。而后文将会从不同的角度论及其他类型的猛禽获取方式，比如皇室馈赠、贡品与购买等。
有经验的驯鹰师一般认为，被圈养的食肉类猛禽很难繁殖，因此必须依靠野外捕获。专家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在方法上捕捉成年猛禽和幼鸟哪种更好。[81]关于这一点，人们众说纷纭，在实际操作中也不尽相同。腓特烈二世认为，从巢中捕获的猛禽幼鸟在长大后并不像野外长大的猛禽那样强壮或健康，原因是任何驯鹰师也不如猎鹰的父母懂得如何抚育幼鹰以使其正常发展。因此，雏鹰（eyass）——驯鹰中用于指代尚未离巢的雏鸟的一种术语——与野外捕获的成年猛禽相比，远不如后者强壮，在狩猎技术方面也无法相比。[82]在日本的驯鹰师中，类似的观点也非常普遍，即认为这两种不同方式抚育长大的猛禽之间有一些难以兼顾和权衡的因素。尽管在野外捕获的猛禽已经是富有经验的猎手了，但很有可能已经养成了自己的狩猎习惯和技巧，与驯鹰师的喜好或许会存有差异。与之相对，雏鸟更容易塑形，而且显然与驯鹰师之间可以缔结更加亲密的纽带。但是，日本驯鹰师也意识到，雏鸟也因此需要进行更加广泛而昂贵的训练，并且始终无法成为像野外捕获的猛禽一样成功的猎手。[83]
从近期的实践来看，人们对此的意见始终没有达成真正的一致。在阿拉伯，人们普遍喜欢使用野外捕获的成年猛禽，尤其是针对猎鹰；而在内亚地区，人们通常会选择驯养雕的雏鸟进行狩猎。[84]显然，在选择何时捕获猛禽时，文化传统与欲捕猎鸟种的生活习性是人们需要考虑的主要可变因素。
对于成年猎鹰而言，捕获的方式不尽相同。一般而言，人们会用鸽子或其他常见的猎物将猎鹰引诱至一个封闭的空间中，然后再用捕网或陷阱将其抓获。[85]有的猛禽还被认为是珍贵的商品。在中世纪的欧洲，这些猛禽的培育基地被严密看守，防止任何形式的干扰。而有的时候，如在19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当地居民享有接近特定的猎鹰栖息地的世袭特权。[86]
在被捕获后，猎鹰会被比较粗暴地对待并经受严苛的训练。难得的是，在传统手册和之后的目击叙述中，关于这些训练活动都有比较完整的记录，其内容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基本一致。在所有的例子中，核心内容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条件反射”，即按驯鹰师的意愿来逐步改造猎鹰的行为方式的一系列奖惩措施。[87]
其中，第一步首先是“人化（manning）”，即让猎鹰适应人类的陪伴，尤其是驯鹰师的存在。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的驯鹰实践，这一步通常包括了“遮蔽（hooding）”或“缝合（sealing）”，也就是暂时将鹰的眼睑缝起来。此外，鹰的活动也被多种方式所限制。[88]人化的过程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驯鹰师是猎鹰食物的唯一来源。
在鹰已经充分习惯人类的存在之后，驯鹰师将“再次训练”猎鹰按命令进行狩猎。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史料中，对这一技术的描述基本相同。[89]首先，驯鹰师会给猎鹰提供新宰的猎物，之后允许它猎杀送至面前的活鸟。最后，猛禽被放飞袭击跛行的鸟，以保证可以成功猎杀。在后面这一步中，有时猛禽是被拴在一根长长的被称为细皮条（creance）的缰绳之上的。就这样，猛禽便逐渐可以将高成功率和作为奖励的食物与人类的命令联系起来。到了这一步，我们便可以使用没有喂食的猛禽去野外进行实验了。
由于食肉类猛禽极受珍视且训练费用高昂，因此平时会受到人们细致的关心与爱护。驯鹰师会精心为这些猛禽进行清理，使用一些预防性药物，并请医生为它们治疗特定的疾病。传统驯鹰师可以识别多种猎鹰疾病，并且能够进行相应的诊断与治疗。他们会给猎鹰把脉，为其开具各种复合药和外国调和药。[90]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治疗方法因文化圈而异。但正如之后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由于驯鹰师经常在不同文化圈之间迁徙，他们所具有的兽医技能实际上也随之进行了传播。
对古今驯鹰师而言，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便是如何确保猛禽在自由放飞狩猎后仍会返回。尽管这些猛禽已被驯化，但是一旦被放飞到空中，控制起来便没那么容易了。对此，驯鹰师们采取了各种方法，如16世纪的俄国人喜欢使用鼓声来召唤猎鹰从狩猎中返回。[91]截至目前，最常见的方式是使用诱饵——诱饵既可以作为一个视觉标识，也可以在猛禽未能捕捉猎物时成为引诱其返回的奖励。19世纪时，波斯驯鹰师忽撒姆·阿杜拉（?usām al-Dawlah）保持了自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据忽撒姆解释，诱饵通常是用皮带系在长竿上的一块鲜肉，自幼鹰进行训练时便会对之进行展示，并以其中的一小部分作为食物喂养幼鹰。此后，拴在皮带上的猎鹰会被置于离诱饵愈来愈远的位置，直至最终被释放。这时，猎鹰便会习惯于返回至诱饵处领取预期的奖励。[92]
尽管受到了种种训练，但猎鹰依然会从笼中逃走。因为这种情况反复出现，人们不得不组织专门的狩猎活动来寻找这些“走失”的鸟儿，而每只鸟的身上都会贴上“特制的标识（nīshān）”以防弄混和引起纷争。[93]在应对这些意外情况方面，蒙古人或许是准备最为充分的。作为游牧民族，蒙古人非常擅长寻回走失的家畜并归还给失主，而这种行为在帝国时期便被用于找寻猎物。元朝甚至还有一种被称为“阑遗监（boralki/buralki）”[94]的特殊官员，专门负责归还包括逃走的鹰隼在内的各种走失动物。[95]
另外一种防止猛禽逃走的主要方法是与之建立感情纽带。驯鹰师精心照顾这些鸟儿，给它们提供喜爱的食物，还会为它们起名字，每当奖励猎鹰时便会用名字来呼唤它们。[96]通常而言，一位驯鹰师会从一只猎鹰被捕获之日起便开始负责管理它的生活。虽然这种方法的效果如何目前并无相关的数据或史料记载，但是人类显然会与驯养的猛禽之间建立感情。在突厥乌古斯的系列史诗《先祖阔尔库特书》（Book of Dede Korkut）中，描述的各种噩梦便包括了所养的鹰隼在自己手上死去的悲剧以及其他令人悲伤的场景，如与自己的战友或马儿分别，青春的逝去或是丢失一只鹰隼等。[97]帖木儿帝国的官员与阿拉伯酋长会为自己的猎鹰走失或死去而哀悼，其中一位阿拉伯贵族甚至为自己死去的猎鹰举行了葬礼，并将它葬在棺椁之中。[98]对有些人而言，与猎鹰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新疆，C.P.斯克莱因（C.P.Skrine）遇到了一位柯尔克孜人，后者告诉他，即使给他一百两银子——在当地那时是很大一笔钱——他也不会与自己翼展可达7英尺的猎雕（qara qush）分离。[99]
鹰猎活动需要配备相当数量的装备，这些装备的标准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大多一致。除了诱饵，鹰猎活动还需要准备鹰脚带（jesses），即一种系在鹰脚上的带铃皮带，用于固定细皮条；响铃用于在隐蔽地形中追踪进行狩猎的猎鹰；罩布也是鹰猎活动的标准装备，用于在前往狩猎场的运输途中让猎鹰保持镇定。当然除此之外，驯鹰师还需要一副结实耐用的手套以供猛禽在捕猎时起飞和降落。[100]有些鹰种需要使用特殊的专业装备。譬如，猎雕（hunting eagle）的体形非常庞大而且沉重，因此在运输中会被置于一根可以固定在马鞍或车座的叉形架子之上。直至近代，这还是内亚地区的一种常见行为。在一本公元10世纪的阿拉伯鹰猎活动指南中，这种设备被称为“dushākh”，该词起源于波斯语的“dūshakhah”，意为“枝杈（branched）”或“分叉（bifurcated）”。[101]自然而然的，热爱这项活动的人们发明了一系列相关的词汇与专业设备。[102]
在野外放飞并部署猛禽的手法有很多种。据凯卡斯（Kai ）叙述，皇家猎手在鹰猎活动中基本会在两种方法中二选一。一是让一位专门人员来替他放飞和控制猎鹰，从而彰显其仆役的技能；二是选择亲自放飞，进而展示其个人能力。[103]
图7 手持鹰隼的莫卧儿帝国王公
资料来源：水彩画，绘于公元1600～1605年。美国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喜瑞玛内克夫妇（Nasli and Alice Heeramaneck）收藏。
当然，在实际活动中，王公也可以选择两种方式同时使用。
另一个需要进行选择的是放飞方式。在鹰猎活动中，人们既可以徒步放飞猛禽，也可以从船上放飞，或者像忽必烈一样从大象上放飞。但是，对欧亚大陆的贵族而言，最受欢迎和最常见的方式是从马背上放飞猛禽。[104]在中世纪的伊朗、俄国和英格兰等的图像证据中，都反复出现过男女驯鹰师骑在马上，手腕上立有猛禽的场景。[105]因此，空旷而开放的场地是最适合鹰猎活动的地形——这种地形对猎鹰、马匹和骑手都非常合适。[106]
当然，鹰猎活动中最常见的猎物就是除了猛禽之外的其他鸟类。在14世纪的也门，拉苏里王朝（Rasūlid）的皇室会使用各种鹰隼和猎鹰来猎取那些飞来南方过冬的候鸟。[107]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在莫卧儿帝国，人们会先骑马包围白鹭群等猎物，之后再放出猛禽进行攻击。[108]
尽管鸟类可能是欧亚大陆很多皇室驯鹰师的常见猎物，但是更有吸引力的名贵猎物则是一般用马匹和猎犬才能猎取到的大型陆地动物。实际上，皇家狩猎活动的一大重要特征便是，在狩猎活动中使用的动物搭档经过“训练”后可以攻击的猎物要比这些动物原本在自然环境中可以对付的猎物要大得多。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包括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与印度王侯等在内的皇家猎手认为这种“消遣活动”更加有趣，可以展现他们所训练的猛禽的“精神和勇气”。[109]
雕作为经过训练的肉食鸟中最大的一种，也是这类鹰猎活动的明显选择。在自然环境中，金雕通常捕猎的是野兔和土拨鼠，而这些猎物的体重最多只能达到金雕体重的20%。[110]如果要对雕的通常行为模式进行转变，这一过程一般会经过严苛的重新训练。据夏尔丹讲述，1670年代在波斯，人们在训练雕时会首先使用鹤等大型鸟类，之后进阶至更大的猎物，如羚羊和鹿。具体方法则是，“在兽皮内填满稻草，在其中一只的头部绑上一小块肉，再将其置于四轮车上。这样一边移动车子，野兽（雕）便会跟着吃肉，进而使之逐渐适应这种行为方式”。此后，驯鹰师会将单只或成对的猛禽带至野外，让其攻击猎物的头部或眼部，以达到让猎物行动变缓或四散分开的效果，从而便于猎手进行捕杀。夏尔丹总结称，这种技巧可以适用于除了野猪之外的大多数猎物，因为野猪会将“鸟撕成碎片”。[111]十年后在苏拉特，约翰·奥文顿（John Ovington）记录了完全相同的训练技术，即“在假冒的羚羊的鼻子上放置肉块”。此外，野外训练部分的内容也是一样的。[112]中国清朝和内亚地区也延续了这一传统，会训练雕去独立地攻击狐狸、狼、鹿和野山羊等。[113]
体形稍小的猎鹰也可以以这种目的进行训练。穆斯林社会的狩猎指南中有相关记述，指导人们一步步地诱导猎隼（saker falcons/Falco cherrug）攻击瞪羚或羚羊。[114]在经过足够的训练和准备后，鹰隼和猎鹰可以在狩猎活动中协助人们猎取有蹄类动物；在成功猎杀一头猎物后，猎鹰获得的奖励则是血和肉。[115]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记述，在1550年代的布哈拉，猎鹰被用于攻击“野马（wilde horses）”，也就是东亚野驴（onagers），这样猎手便可以捕获并用手持武器将其杀死。[116]在有些时候，小型鸟——至少在印度——会被训练以接力的方式去攻击这类更大的猎物。因此，借用奥文顿的表达来描述，“在一只猎鹰向上飞行的时候，另一只猎鹰便会向下俯冲发起攻击”。[117]
图8 攻击野鹿的猎雕
资料来源：《东西伯利亚与西西伯利亚：七年探索与冒险记》（Oriental and Western Siberia：A Narrative of Seven Years Explorations and Adventures），1858，第493页。
在狩猎活动中，猎鹰和猎犬的串联部署方式也是很常见的。这种使用方式并非仅仅为了消遣或观赏，而是由于格力犬的速度尽管很快，但是仍然无法追上瞪羚或羚羊。因此，人们会使用猎鹰先行赶上猎物并使之速度变缓，进而方便尾随的猎犬进行捕猎。[118]
为了使猎鹰和猎犬互相协调和配合，这两种动物必须从早期便开始一同进行训练。古代驯鹰师和西方旅行者曾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记述。[119]第一步，格力犬的幼崽被放在鹰隼的栖木架下喂养，二者共享食物并逐渐习惯彼此的存在。第二步，鹰隼被放飞攻击诱饵，而猎犬则跟去追逐。当猎犬接近鹰隼时，人们会阻止鹰隼的行动，并喂给它特别喜欢的食物。这一过程不断重复，而猎犬所跑动的距离则会逐渐增多。之后，猎鹰和猎犬会一起接受“控制型狩猎（controlled hunts）”的训练。在这种训练中，驯兽师会使用系绳或跛行的猎物，以确保猎鹰和猎犬可以成功地捕获猎物并获得奖励。最后，猎鹰和猎犬会被带至野外进行测试，捕猎野生羚羊或瞪羚。格力犬会很快地意识到鹰隼是它的帮手，便开始仔细观察鹰隼的行动。一般而言，鹰隼会对猎物发起三至四次攻击，如果这时格力犬还是无法跟上的话，鹰隼便会停止进攻并表示“不满”。如果配合成功了，那么猎犬会摁住猎物，但并不会杀死或摇晃猎物，以防误伤到鹰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