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这种将猎鹰和猎犬配合使用的方法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非常普遍。这种狩猎方法在核心区域的文献中有很多记载，早期的日本也有使用。[120]在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一块符石上，便有关于这种方法的记述，而且南欧的腓特烈二世也曾经使用过这种狩猎手段。尽管如此，这种狩猎方法似乎并未像在核心区域中那样具有极高的流行度，这或许也与此种狩猎方法要求的空旷平坦的地形有关。自中世纪时期起，在欧洲，猎犬一般用于驱赶猎物——尤其是鸟——以配合鹰隼进行捕猎，在波斯也存在着这种狩猎方法。[121]
猎手们成功地改变了狩猎用动物的行为方式，并且对生活在自然条件下的动物的习性极为熟悉。这便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有关前现代时期自然知识的社会分布情况。如果用更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表述，那就是谁才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经验和能力的博物学家，学者还是猎手？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笔者无法全面地回答，但我认为，那时的猎手和驯鹰师所拥有的关于动物的经验和知识是非常准确的，而且通常不会受到书本上记录的老旧传统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猎手本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约公元995年，埃及法蒂玛王朝（Fā imid）的哈里发手下的一位匿名的驯鹰师创作了一部狩猎指南，指出狩猎活动是了解自然环境、动物物种、动物行为和解剖学的最好途径。[122]此外，这位驯鹰师还身体力行了这套理论。指南中的一个较长章节是关于苍鹰（Accipiter gentiles）的，即阿拉伯语中的“bāzī”。在这一章中，作者依次讲述了苍鹰的羽毛特征、身型、体重、训练方法、原生猎物以及如何在鹰舍中照料与饲养苍鹰，最后则记录了苍鹰的各种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123]
腓特烈二世以对自然的了解和对科学的热爱而闻名，这一点也为同时代的人们所公认。[124]1248年前后，腓特烈二世撰写了一部关于鹰猎活动的著作，其中对鸟类分类、饲养方式、喂食喜好、迁徙行为、繁殖习性、生理学、病理学、鸟类羽毛以及鹰隼的捕获、训练与照料等内容进行了广泛的探讨。[125]现代学者曾多次提及腓特烈二世对鸟类观察的专注以及对古代权威——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怀疑。[126]
腓特烈二世的著作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中关于鹰猎活动著作的巅峰。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著作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发展形成了一种知识传统，并且自前辈处借用了大量知识。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是，狩猎研究本身也被认为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分支。[127]然而，尽管存在着这种趋向，自猎手群体中流传下来的经验传统从未被完全湮没。显然，莫卧儿帝国的君主贾汗吉尔（公元1605～1627年在位）便从接触猛禽的经验中直接学到了许多知识，并且细致地考察了猛禽的生理特征、嗉囊、喙、毛色、生殖器官、进食习性及其所捕猎物的行为等。[128]在驯鹰师忽撒姆·阿杜拉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思考习惯。忽撒姆仔细地观察了最新捕获的猛禽的行为方式，将它与从先人处流传下来的智慧与学识比较，其中很多他都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予以摒弃。[129]
这种关于自然环境中某些方面的实践与经验知识，可以非常恰当地被类比于很多文化中都存在的纯学术传统。例如，中国有研究各种鸟类的传统，也就是“鸟类学”，其中甚至提供了简单的分类图解法。然而，总的来说，这些论述与直接观察相脱离，很少能超越动物知识学的高度，往往将鸟类作为人类罪恶与美德的例证。[130]这些缺陷并非只存在于中国。弗朗西斯·克林根德（Francis Klingender）认为，西方的动物学并没有受到13世纪科学复兴的影响。除了医学研究之外，基本没有出现关于自然环境的新观察。换言之，自然观察依然是属于猎手、农民、驯鹰师和艺术家的领域。[131]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论断。他认为，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绝大部分“博物学家”——除了少数的显著特例之外——实际上都是负责翻译编纂古代与古典时期文本的文献学家。整体而言，他们对动植物本身并未表现很大的兴趣。[132]因此，很多关于自然的基本知识的第一知晓者是猎手、护林人和手艺人，并且直至几百年后才被记录到学术文献之中。[133]在欧洲，这种情况到了18～19世纪才有所改变。直至那时，田野工作才逐渐被人们认可，并最终在科学领域与更负声誉的实验领域中获得了受人尊重的地位。[134]
尽管以上概述只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基本印象和“柔性”观点，但是我认为这一议题本身也是一个合理而关键的问题，理应得到全面的论述。换言之，我们应当从跨文化的视角来探讨它。诚然，当前很多关于“西方”或“东方”的自然观念的论述本身都带有明显的教条式偏见，我们有必要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真实接触对之加以重新评判，而狩猎活动只是这种真实接触的形式之一。
这就将我们引到了与鹰猎史相关的一个终极问题上，即社会分配。在这一点上，贵族阶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很显然的是，在各种皇家狩猎活动的类型中，鹰猎活动是目前为止最大众的一项。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使用猎鹰进行狩猎是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的普遍行为，这种消遣方式最近在哈萨克斯坦又再次流行起来。[135]这些情况都表明，用于改变猎鹰行为的技术并非为宫廷或职业驯鹰师所垄断。而且，这种技术知识可以追溯至更加古老的时代。据古时蒙古资料记载，成吉思汗的祖父曾捕获并训练了自己的鹰隼（qarchiqai），他在灾年还使用这只鹰隼来寻觅食物；此外，成吉思汗的父亲也曾在消遣活动中使用自己的鹰隼。[136]在蒙古帝国形成后，这种实践行为延续了下去。1250年代，卢布鲁克在东方的草原地带旅行。据他记述，当地不仅有数量众多的矛隼，而且应用也十分广泛，并非仅仅局限于王公贵族当中。[137]
这一证据指向了伊朗、突厥斯坦以及阿富汗等地的定居人口所从事的大众鹰猎活动。[138]实际上，鹰猎活动被认为是卡塔尔当代的国民运动。[139]鹰猎活动在核心区域的流行，尤其是其大众性特征，可以从经济和逻辑角度进行部分阐释。各种类型的猛禽均是这些地区本土的动物，只需花费很少的成本便可以捕获到。此外，在完成训练后，猎鹰本身在某些程度上是可以自己完成觅食的。
但是，如果鹰猎活动在核心区域内是一种人人都可以负担的大众活动，其又是如何维持了作为贵族消遣方式的地位呢？答案当然是规模。贵族的鹰猎活动涉及了一个复杂的后勤结构，一种壮丽的盛景，并且需要专业驯鹰师的协助。此外，贵族的鹰猎活动还需要大量的猛禽，因为轮流两次放飞同一只猎鹰实在不符合王公贵族的身份。[140]贵族需要的猛禽数目比平民要多得多，统治者所需要的猛禽数量则超过其侍从。可以预料的是，热爱鹰猎活动的统治者会从各地收集各类猛禽；但同样的，即使对鹰猎活动并不那么狂热的统治者也认为，自己有必要拥有众多技术高超的驯鹰师，并且会积累大量的各类猎鹰。[141]
那么，究竟多少才算足够呢？在曼德维尔充满想象力的旅游记录中，中国的大汗据说拥有15万名驯鹰师，预计其所拥有的鹰隼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数目。[142]当然，这个数字大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这也表明数目是衡量遥远国度统治者权力的一种方式。更加实际一些的是马可·波罗的记述。据他描述，忽必烈在狩猎时带了“500多只”训练有素的猎鹰。[143]马可·波罗的记录与之后关于伊朗萨非王朝的鹰舍的描述完全一致——据夏尔丹称，笼中共关有800只猎鹰。[144]
衡量皇家鹰舍的另一则标准是所容纳猎鹰种类的多样性。为了彰显皇权威严，统治者应当拥有并且能够放飞所有已知种类的猛禽。从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到伊朗的萨非王朝再到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和中国的清朝，这一标准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广为适用。[145]正如任职于莫卧儿帝国宫廷的医生贝尼埃（Bernier）富有洞见地指出，奥朗则布在外出狩猎时携带大量的各类猛禽，“既是为了炫耀，也是为了用于野外活动”。[146]
12世纪末，提尔的威廉（William of Tyre）曾记录道，“在狩猎时，贵族喜欢使用呼啸飞过的猎鹰和鹰隼”。[147]实际上，这种喜爱背后隐藏着很多原因。首先，这种狩猎形式对体力的要求较少，人即使进入老年也可以继续进行。譬如，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贾汗吉尔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喜爱这项运动。[148]其次，高品质的猎鹰是宫中极好的展览品。有一次，卢布鲁克在觐见蒙古可汗蒙哥（公元1251～1259年在位）时被要求等待一会儿，因为当时君主正在悠闲地观赏他拥有的众多猎鹰。[149]此外，拥有一只善于狩猎的猎鹰也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例如莫卧儿帝国的建立者巴布尔（Bābur，公元1526～1530年在位）便曾炫耀过自己心爱的猎鹰。[150]然而，在腓特烈二世看来，鹰猎活动属于最高贵的狩猎形式的原因在于，其中涉及了大量的相关技巧与知识。他认为，能够令一位驯鹰师享有盛誉且获得尊贵身份的并不是其所捕获的猎物，而是他最初对猎鹰的训练。[151]
大象
尽管严格而言，大象并不是狩猎用动物——这一词语一般用于指代犬类、鸟类和猫科动物——但在这里我们将大象也纳入讨论范围的原因有三：首先，为了捕获大象，统治者需要组织大型的远征活动，这从意图和目的层面来看都是一种皇家狩猎活动；其次，在核心区域内的部分地区，大象在狩猎活动中被广泛地用作坐骑；最后，统治者对这些大型动物以及其他威猛野兽的外在控制，也构成了皇家狩猎活动的宏观框架与重要背景。
尽管印度象的体形比非洲象（Loxodonta africana）要小一些，前者却被称作了“Elephas maximus”。虽然这两种大象都被人类驯化了，但是人们对印度象的利用方法是最为系统的。自约公元前2000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起，人们便开始在战争中使用印度象，后来还由此延伸出使用大象从事林间作业。[152]因此，大象也是参与改变与缩减自身自然栖息地活动的少数动物之一。
在古代，关于如何捕获与训练大象的知识流传甚广。亚里士多德指出，大象很容易驯化而且天资聪颖；在印度，人们会在驯化动物的协助下捕获大象并对其进行训练。[153]几个世纪之后，斯特拉波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详细记述。据他记录，首先人们会挖一个环形的深沟，其上只设一座窄桥以供进入。之后，人们会将驯化的母象置于中央，吸引其他大象前来。一旦成功吸引了大象，人们便会关闭窄桥，然后驯象师会利用驯化的母象将大象拴住并牵至圈舍中。斯特拉波补充说，在这里，人们会通过禁食和喂养的方式将大象控制起来。之后，驯象师便会开始教习大象服从指令。[154]
在之后的游记和本土资料中，对捕获大象的方式有更加详尽的描述，这些描述与斯特拉波的记述基本相符。在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时期，大象在战争、运输、狩猎以及国事等场合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君主也直接参与了大象的捕获活动。在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猎手们会四处找寻象群的踪迹。在找到之后，猎手会使用各种技术和工具对大象进行捕获，包括伪装、包围、陷阱、沟渠与隐蔽的捕笼等，有时甚至会用套索进行捕捉。[155]然而，无论使用哪种捕获方式，人们都是先将困住的大象团团围住，再给其系上铁链，以便将其驯服并运往训练场所。[156]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地区，人们也使用类似的捕获方法捕象。[157]
在关于大象训练方法的记述中，作者基本上都强调了食物对惩罚和嘉奖的重要性，以及已经被驯化的动物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一点或是通过自由的搭档关系，或在约束的范围内进行。[158]这些记述还强调称，驯化所需的时间并不是很久。一般公认的是，斯里兰卡象（Ceylonese elephant）是最容易训练的象种——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是普林尼（Pliny），之后的欧洲旅行者也曾提及这一点。[159]
大象的聪颖自古以来便为人们所共知。在西方，这一说法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之后，其他古典作家也都提到了这一点。[160]此外，这一点并非仅仅是西方人对遥远的异域物种的想象，而且也是周边民族的共识。莫卧儿帝国的宫廷对大象及其生理学特征和行为方式都十分熟悉和了解，伊斯兰统治者广泛认可并利用了印度人在处理和训练大象方面的特殊技能。无论是穆斯林统治者还是印度人都认为大象十分聪慧，他们在整体和个体层面上都对大象群体和个体表现了极大的尊重。[161]就像犬类会对主人表现极高的忠诚一样，在西方和印度本土都流传着关于人类与大象之间建立深厚感情的古老传说。[162]
几千年来，无论在大象的自然栖息地还是在邻近的区域中，印度象都被认为是一种重要商品。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统治者试图把捕获大象的活动垄断在宫廷手中，以及为何统治者经常会亲自参与这些活动。[163]由于这些“国家级动物”对莫卧儿帝国而言非常重要，以至于阿克巴大帝每天都会将大象集合起来检查它们的数目、健康状况以及可用情况。[164]
由于大象的供给始终是一个问题，新成员的增补便成了一项长期需求。造成这种短缺情况的原因有多种。莫卧儿帝国的皇帝需要将一些大象“转移”给朝臣和官员，这不仅是宠信的象征，也是高层权力的象征。[165]此外，新捕获的大象中也有大量损耗。根据记载，1630年在古吉拉特邦捕获的130头大象中，只有70头在运往沙贾汉（Shāh Jahān）的宫殿的旅途中存活下来。[166]
然而，最大的困难在于，大象很少在圈养状态下繁殖，而这不仅使得相关花费大大增加，也使后勤工作变得极为复杂。实际上，被捕获和训练后的大象需要被放归野外，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繁殖之后再一次被捕获回来。[167]此外，由于养育大象需要大量的食物和空间，人们很难将大象集中于一个地方。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便是，朝廷将拥有的1000头左右大象在首都和遥远城市之间来回轮换，每个地方都可以容纳约25～60头大象。[168]
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统治者都乐于在驯化大象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因为大象在那时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资源和权力象征。对军事能力的衡量方法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在古代中国和其他地区，统治者的军事能力表现在所拥有的马车的数量上；而对于21世纪的人们而言，统治者的军事能力或许就体现在所拥有的航空母舰或装甲师上面。[169]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从古代至近代早期，人们用于衡量军事能力的标准始终是所拥有的战象的数量。公元1世纪时的普林尼和公元6～7世纪的中国佛教朝圣者都曾提及这一点。[170]自10世纪开始，穆斯林作家也对印度皇帝有相同的描述。在德里苏丹国时期（公元1206～1555），穆斯林在北印度地区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之后的穆斯林统治者也开始用相同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军事能力。[171]最后，当欧洲人抵达印度莫卧儿帝国时，他们所使用的也是当地的这种标准。[172]
由于这种衡量方法被广为接受，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统治者均不遗余力地显示自己的“大象权力（elephant power）”。在不计其数的游行、外交宴会、宗教庆典、娱乐活动以及与皇室相关的重要场合——如婚礼、加冕典礼和葬礼等——的仪式中，统治者都会展示自己所拥有的大象。[173]这些活动与现代的五一劳动节游行或海军阅舰式十分相似，目的在于对本国国民和外国旁观者彰显自己的军事实力。
部分邻国深受这种“大象权力”的影响，也开始在自己的军火库中增加战象的数量。在与敌人罗马拜占庭帝国的交战中，萨珊王朝将大象大量作为冲击型武器进行使用。之后，迦色尼王朝（Ghaznavids，公元977～1186）借鉴了印度模式，在伊朗和中亚地区广泛使用了战象。[174]另一方面，中国对大象的军事潜力只表现过有限而短暂的兴趣。公元6世纪和10世纪时，曾出现过关于中国战争中使用大象的零星记录。然后，这一传统在蒙古人统治时期曾显现过最后一次短暂的复苏；在出征缅甸期间，蒙古人逐渐对战象熟悉起来。[175]
在皇家狩猎活动中，大象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天然的分布范围。很显然，古代的印度皇帝会在野外乘坐大象进行狩猎活动。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的史料记载中，西方社会已经对这一实践方式有所了解。[176]人们一般骑象捕猎的都是大型猎物。虽然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的王公贵族都曾在象背上成功捕猎过犀牛，但是这两个帝国真正擅长捕猎的还是大型猫科动物。[177]一些大象甚至被训练为在狩猎活动中直接进行攻击。17世纪后半叶，尼克洛·马努西（Niccolao Manucci）曾在印度生活。据他记录，这种训练方法在虎皮或狮皮内塞满稻草后，用绳子将其拖动，骑象者则促使大象用腿和鼻子来攻击这只仿制品。[178]当然，最常见的方法是，许多大象先佩戴上保护垫，之后就像在围猎活动中一样包围猎物。最初，猎手们会从象舆（howdah）上用弓箭射杀狮虎，后来则改用枪炮进行攻击。这种狩猎方法十分有效——在19世纪早期，老虎只有逃至大象无法进入的地形中才有可能逃生。[179]
猫科动物
猫科动物（felines）因独立和凶猛著称，似乎是最不可能成为人类的狩猎搭档的。然而，目前人类已经成功地驯服了两种猫科动物，即猎豹（cheetah）和狞猫（caracal），并使其在人类的控制之下进行捕猎。若要解释人类为何能成功驯服猫科动物，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猫科动物的自然史与文化史。
出土的化石显示，早在300万～350万年前，猎豹便已经出现在东非与南非地区了。50万年前，一种体形较大的欧洲猎豹灭绝了。与其他猫科动物相同，猎豹的体形也随着地质学时间的发展而逐渐缩小。[180]尽管猎豹被认为是旧大陆的产物，实际上却可能是美洲狮（Felis concolor）的远亲，二者共同的祖先或许可以追溯至北美的中新世时期（Miocene）。[181]
猫科动物一般被分为三个属[182]。第一个即猫属（Felis），包括了大多数猫科动物，如美洲豹（cougars）、山猫（lynx）与家养猫等；第二个即豹属（Panthera），囊括了大型猫科动物，如狮、虎和豹。猎豹的分类学所属经常被人们修正，但是目前所有现存的野生猎豹和驯养猎豹都被认为属于一个单属即猎豹属（Acinonyx jubatus）。[183]其中，被称为“国王猎豹（king cheetah）”的猎豹品种拥有鬃毛和独特的毛色，身上不是原本的斑点而是斑点和螺纹。但即使是这种猎豹，也仅仅是猎豹属因隐性基因而导致的一种颜色变种。[184]因此，实际上被献给贾汗吉尔的那种身上带有“蓝色斑点”的白豹也是这种情况。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种蓝斑白豹是一种基因突变后的猎豹，而非真正的白化变种。迄今为止，这也是此类猎豹中唯一已知的案例。[185]
在传统分类中，猎豹被纳入大型猫科动物中，其体形相当于较大的犬类。成年猎豹的体重大约在100～110磅，雄性的体形稍大于雌性。猎豹肩高2.6～2.8英尺，从鼻部至尾部的长度在6.3～7.7英尺。[186]猎豹是猎豹属唯一成员的原因在于，它拥有许多独特的物理特征，而这也可以解释猎豹所具有的卓越的捕猎能力。这些特征包括：适合在日间捕猎与能辨识水平运动的眼睛，较大的鼻孔便于在捕猎时快速呼吸，细长的尾部有助于在高速转弯时保持平衡，伸缩自如的爪子起到了“跑钉”的作用并可以增加抓地摩擦力，足垫坚硬而且似轮胎面一般具有凸起，纤腰和细长的下肢有利于在奔跑中增速。[187]
当然，猎豹最著名的特点还是它的速度。在这一点上，猎豹的决定性优势是其极为灵活的脊柱。猎豹的奔跑方式并非狭义的词面意义上的“跑”，而是采用了一种“旋转式疾驰（rotary gallop）”的方式。这种奔跑方式实际上由一系列弹跳构成，这种弹跳被称为“阔步（stride）”，长度可达21～26英尺。猎豹之所以能够在奔跑中达到高速，需要归功于其脊骨可以弯曲和伸展的卓越能力。弯曲状态下的猎豹身长是其完全伸展状态下的67%，而相比之下，马的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44英里，其弯曲状态的身长是伸展状态下的87%。[188]综合以上这些特征，猎豹的奔跑速度可达每秒29米，每小时约64英里。[189]这一速度只能在短距离冲刺时维持，距离为300～500码。
与鹰猎活动的发展历史类似，早期的学者们认为将猎豹用于狩猎最早始于埃及。目前一般认为，使用猎豹狩猎的实践方式在后来的亚述帝国时期传播至美索不达米亚，并由此再传至了伊朗、印度与中亚地区。[190]这一论述既非毫无依据，也在预料之内，原因是埃及人的确有驯化猎豹的行为存在。最早的证据来自于底比斯附近的巴利修院（Dayr al-Bahrī，near Thebes）著名的蓬特（Punt）浮雕。浮雕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了女法老哈特舍普舒特（Hatshepsut，公元前1473～前1458年在位）发起的一场远征。这场远征的目的地是位于非洲之角的蓬特国（Land of Punt）。[191]远征队伍带回了许多当地珍品与特产，其中包括两种完全不同的“黑豹（panthers）”。第一种黑豹是单只，很明显是体形更重的一种豹类（Panthera pardus），被归类为“南方黑豹”。第二种黑豹为一对，拴有项圈和缰绳，被归类为“北方黑豹”。[192]这一时期的其余记录也同样显示，驯化的猎豹无疑在埃及是十分常见的。据记述，这些猫科动物并不像有些野兽一样被严格看管，而更像是一只与主人一起外出散步的安静而惬意的狗。然而，并无证据显示埃及人曾训练猎豹在人类的指挥下进行捕猎。[193]
其他的学者大多也认可埃及人在驯化猎豹方面的优势，同时也认为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猎豹曾被用于狩猎活动。[194]甚至有人认为，最早训练猎豹进行捕猎的是苏美尔人；此外，赫梯人（Hittites）曾训练真正的豹子（leopard）参与狩猎活动。[195]另外，经常被人们援引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有猎豹存在的证据的是，来源于乌鲁克第二时期（约公元前2600～前2360）的一枚圆柱形印章。这枚印章上描绘了人们在崎岖地形捕猎山羊的场景，其中有一个人牵着一头体形较大的长腿动物，该动物双耳尖而竖起，鼻口部细长，尾巴直立。然而，认为这只动物是猎豹的观点无法令人信服，原因如下。首先，上面所描绘的这只动物的形体更接近于一只大型犬，即马士提夫獒犬；而且猎豹与马士提夫獒犬的不同之处在于，猎豹的双耳更圆且下垂，鼻口部更短。其次，猎豹适合在空旷的平原上捕猎，而不是印章上所展现的山丘地带。[196]
古典文献所提供的关于猎豹的部分信息缺乏说服力，而且存在曲解的现象。公元2世纪时，埃利安曾有一次提及了驯化猎豹，在另一次则提到印度国王拥有驯化的黑豹，第三次则提到印度有很多狮子，其中较小的狮子可以被训练为在人类的指挥下捕猎鹿类。埃利安指出，这些猫科动物“很善于通过气味来追踪猎物”。[197]虽然埃利安提供的这些信息部分有误，而且显然依据的是传言，但仍可以作为关于狩猎用猎豹的早期信息。印度本土有大量的猎豹，而日后的印度人也被认为是驾驭猎豹的高手。
同样，伊朗本土不仅拥有很多野生猎豹，而且非常重视皇家狩猎活动。此外，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国王还保持了用驯化的猫科动物进行狩猎的中世纪传统。伊朗的民族史诗《帝王纪》（Shāhnāmah）创作于1010年前后，作者是费尔道西（Firdawsī）。史诗在中古波斯传说的基础之上创作而成，讲述了萨珊王朝的皇帝巴赫兰·古尔[198]用猎豹（yūz）进行狩猎的故事。[199]13世纪时，有一部编年史依据前代的本地传说，记述了与萨珊王朝皇帝伊嗣俟（Yazdagird，公元632～651年在位）同时代的陀拔斯单统治者借助鹰隼和猎豹连续进行狩猎活动的故事。在中古波斯语中，有个专门的词指代猎豹（cheetah），即“yōz（ywc）”，但是现在鲜有证据可以表明，在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或其他地方）人们曾经从事过这项运动。[200]
可以看出，使用猎豹进行狩猎与使用猎鹰进行狩猎的另一个类似之处在于，二者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流行度有限，因此见证度也很有限。对当代人而言，这种狩猎方式并不像训练有素的大象进行狩猎那样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大象是很难让人忽略的。从现存的少量证据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猎豹的驯化可以追溯至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的较早时期，而在之后的某个时间点，生活在猎豹自然分布区内的人们开始训练猎豹参与人类的狩猎活动。唯一的另外一则推论是，随着伊斯兰教的出现，猎豹狩猎开始流行起来，而且也逐渐为人们所知悉。据文献和图像资料记载，这种趋势始于倭马亚王朝时期，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已经传至核心区域包括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在内的所有宫廷。[201]
在处理与猎豹有关的文化史内容时，一个明显的问题便是名称的繁多与混淆。在近代早期的亚洲地区，第一次见到猎豹的西方欧洲人使用了各式各样的名称来指代这种野兽，包括猎豹（hunting leopard）、驯化的黑豹（tame panther）、豹（pard）和雪豹（ounce）等。[202]然而，生活在猎豹分布区的各个民族通常都会将猎豹与真正的豹子（leopard）进行仔细的区分——后者对人类而言是非常危险的动物。譬如，阿拉伯语将豹子称为“al-namir”，将猎豹（cheetah）称为“al-fahd”。[203]在印度北部地区也存在着固定的术语，如莫卧儿帝国便使用波斯语中的“yūz”或同样不易出错的印地语名称“chītā”来指代猎豹。[204]幸运的是，这些为猎豹（Acinonyx jubatus）的捕获与训练提供了最佳信息的国家都使用了一套清晰的命名方法。
人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捕获野生猎豹，包括陷阱、诱饵与捕网等，这些设备通常会设置在动物最喜爱的“抓痕树（scratching tree）”附近——一种野兽会留下踪迹的标识树。[205]人们更喜欢捕获的是成年的母豹，因为母豹为了养育幼崽而被认为更擅长捕猎。[206]人们在捕获时会略过年青的猎豹，因为如果年青的猎豹尚未学会如何在野外自己觅食的话，其对人类而言并无用处。大多数人认为，在皇家狩猎活动中所需的捕猎技巧是只有母豹才能教习其子女的。[207]
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狩猎指南并未给出具体的猎豹训练日程安排，但是在之后的印度传统中，训练时间据称需要花费三个月至一年不等的时间。[208]训练猎豹与人类共同狩猎的准备工作可以被分为若干不同的阶段。[209]
第一步，借用鹰猎活动中的一个术语，是“人化（manning）”。据阿拉伯狩猎指南记载，新抓到的猎豹会被戴上脚镣和头罩，不被允许吃饭和睡觉。在被训练得表现出服从之后，猎豹会慢慢地开始适应人类的存在，如经常被拴在热闹的街道或是被拴上缰绳带出去散步等。在印度，为了让猎豹适应人类的存在，人们会把猎豹带至村庄中，并花钱雇当地的妇女和儿童坐在被拴住的猫科动物身边长时间地对之轻声讲话。
第二步，训练猎豹去骑马。首先，人们会将猎豹交由驯豹师控制，并用食物引诱其跳到木马上固定的后鞍之上。之后，木马的高度会逐渐增加，最终达到与真马相同的高度。很快，猎豹便会将后鞍与食物联系起来。最后，猎豹就会逐渐习惯与驯豹师一同骑真马了。
在这时，猎豹的狩猎本能被再次唤醒了。自被捕获之后，喂养猎豹的便一直是驯豹师；此时，驯豹师会先在猎豹面前宰杀一只动物，之后允许猎豹将血液舔食干净。
然后，猎豹便可以被带至野外进行训练了。为了确保捕猎的成功，驯豹师会先从牧群中选出一只猎物，将其累至精疲力尽，之后再将除去头罩和缰绳的猎豹放出。在最终的测试中，猎豹被允许自己选择并尾随接近猎物，并在自由的追逐中将其杀死。
那些完成了捕获、训练和田野测试的猎豹会过上舒适的生活，在富裕的宫廷中尤其如此。与王公贵族使用的猎犬和猎鹰一样，猎豹会有兽医专门为其治疗各种疾病与伤痛。这些猎豹享用的伙食也非常好——在13世纪曼苏尔（al-Man?ūr）统治时期的一部狩猎指南中，作者援引了阿拔斯王朝穆塔瓦基勒（Mutawakkil，公元847～861年在位）在位期间一位狩猎主管的叙述：他声称，每天需要多达7磅羊肉才能合适地“养壮”一头猎豹。[210]这一叙述与阿克巴大帝所发布的法规内容是大概一致的，其中规定：一头一等的猎豹（yūz）每日享有5锡厄（ser）（约合5磅）肉；二等猎豹可得4.5锡厄肉；以此类推，八等猎豹可以获得2.75锡厄肉。尽管法规中并没有解释这种等级制度是如何实行的，但一般认为与狩猎成功率有一定的关系。在所有的案例中，每头猎豹都拥有自己的团队，一般是三至四人跟随一只骑马的猎豹，两人跟随在马车上进行狩猎的猎豹。阿克巴大帝拥有的千只猎豹都戴有精美的项圈与缰绳，配以金线织花的锦缎马鞍套。[211]
当然，这里最明显的问题便是，作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四足动物，为什么一只成年猎豹在野外被人们捕获后，能够适应人类的存在并被诱导而听从其指挥呢？对传统的猎手而言，答案是不言自明且非常普通的：类似猎豹这样的物种可以被人类驯服，因为它们天性十分聪颖。[212]当然，这一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很难轻易回答，对于一位历史学家而言便是如此。然而，由于对动物的驯化、训练与家养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动物之前具有的天然行为模式进行的控制与改造，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有关猎豹群居性特征的证据。笔者认为，了解猎豹在野外生存状态下所表现出来的社交关系与狩猎方式，可以有助于我们回答为何猎豹如此容易被驯化以及为何猎豹可以融入在人类指挥下进行的狩猎活动。[213]
猎豹的求偶时间比较短，因为它们容易受到狮子和豹子的攻击。因此，在不同性别的猎豹之间并没有形成长期的纽带关系。成年雌性猎豹的巢区较大，通常会与其他雌性的巢区重叠。大多数雄性猎豹也拥有自己的活动领域，但也有些雄性猎豹会进入其他雄性的领域。与通常单独行动的雌性猎豹相比，雄性猎豹一般会结成二至四头的群，这种现象被称为结盟（coalitions）。由于高速捕猎的方式并不适合团队合作，因此猎豹并不会以合作的形式进行捕猎，但一个同盟可能会维持多年，以共同守卫一片可以提供水源、藏身之处和具有开阔地形的领域。拥有自己的同盟的雄性猎豹通常身体更加健壮，体形也更大，而且似乎寿命也长过那些独居的雄性猎豹。
猎豹群居性的另一个证据是兄弟姐妹之间的行为模式。在离开母豹独立生活后，同代猎豹之间仍然会保持一定的交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由于猎豹使用的捕猎技巧很难习得，幼崽待在母豹身边的时间会更久，多的可达20个月，由此也建立起非常牢固的纽带。
因此，尽管猎豹缺少狮子引以为豪的凝聚力，但并不能被看作是独居猫科动物的代表。猎豹之间能够建立起各种牢固的纽带关系，如母豹与幼崽之间，猎豹兄弟姐妹之间，以及雄性猎豹的结盟成员之间。无疑，这些纽带关系都为人类成功地将猎豹变为狩猎搭档确立了一些行为学层面上的基础。
塞伦盖蒂[214]的田野观察让人们了解了猎豹与生俱来的狩猎技巧，而这一点也是人类驯化猎豹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元素。[215]猎豹在捕猎时通常会先跟踪猎物，有时为了避免被发现，还会全身保持静止。在瞄准猎物之后，猎豹便开始小跑以增加动力，之后便开始全力加速。这段高速奔跑的距离一般会持续300～500码，而在这个时候，如果猎豹的行动失败了，它便会放弃捕猎——因为猎豹无法有效地散发热量，若是继续奔跑更长的距离，其体温将会过高而有生命危险。相反，如果行动成功了，猎豹便会赶上猎物——通常是瞪羚——再用前爪将其击倒。这也就是为什么，猎豹所攻击的猎物一般都比自己的体形更小一些。在猎物被击倒在地之后，猎豹便会扭住猎物的后颈，咬向气管使其窒息死亡。
猎豹幼崽一般在5个月大时开始跟随母亲外出捕猎。实际上，母豹与幼崽合作捕猎的失败率较高，大约在73%。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幼崽缺少经验，二是母豹需要保护幼崽不受其他肉食动物的攻击。与家养猫类相同，母豹会捕捉一些猎物——如疣猪和瞪羚的幼崽——供小猎豹进行练习。最初，小猎豹会对它们的猎物进行并无实际效果的攻击，最后由母豹负责将猎物杀死。一般而言，小猎豹需要训练一年或以上才能成功地自己捕猎。有趣的是，在前现代时期的中东和印度地区，猎手与观察人类控制猎豹捕猎的人们对捕猎内容进行了记录。根据这些记录复原，猎豹的捕猎过程是这样的：猎豹在捕猎时既会悄悄行动，也会依靠速度；一旦行动失败，猎豹便会放弃捕猎，而且会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变得“怒气冲冲”。在这种时候，驯豹师便会安慰猎豹，告诉它下次肯定会做得更好。[216]当然，这种“怒气冲冲”的状态也与猎豹需要降低体温有关。最后，驯豹师——如贾汗吉尔——清楚地知道，使用猎豹捕杀猎物并不是血腥之事——至少在开始阶段是如此——而是更注重“捕获”的行为。[217]
驯豹师与猎豹之间形成的纽带是二者在训练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副产品。据前现代时期的穆斯林与欧洲地区的史料记载，猎豹在被驯化后，其行为举止就像是一只友好的犬类动物。[218]阿克巴大帝曾经拥有的一只猎豹会在“不戴项圈或锁链”的情况下跟着他走动；18世纪末期，在坎贝（Cambay）工作的一位英国官员查尔斯·马利特爵士（Sir Charles Malet）饲养的猎豹也有类似的行为，人们只有在担心它会攻击家养动物时才会将其拴住。[219]近期，因电影《狮子与我》（Born Free）而闻名的乔伊·亚当森（Joy Adamson）所养的猎豹幼崽变得十分驯服而且与她感情深厚，甚至在稍微长大后还会哄诱周围的人和它一起嬉戏。[220]正是因为猎豹很容易与人类建立纽带关系，所以人们对待被驯服的猎豹会像对待猎犬和猎鹰一样，往往为它们取各种名字。[221]
无论是早期的旅行者还是现代的田野动物学家，在对猎豹的行为进行评判时，大都一致认为这类动物不会对人类造成威胁。在塞伦盖蒂工作的生物学家兰德尔·伊顿（Randall Eaton）指出，猎豹攻击人类的案例很少见，而且一般是人类干预了猎豹的猎杀行为所致。根据兰德尔自己的田野经验，他本人偶尔也会被猎豹跟踪，但那只是在他跟踪猎豹时才会发生的情况；换言之，也就是在他蹲伏或俯卧时才会发生。只要他站起来，猎豹一般都会对他失去兴趣，他也从未遭到过攻击。伊顿认为，在他站起来之前，猎豹将他误认作潜在的猎物。猎豹的这种行为与其捕猎方式是完全相符的，因为猎豹所捕捉的猎物体重通常只有其体重的一半，所以猎豹并不会袭击体形更大的动物，如成年人类。在另一处资料中伊顿曾提到，猎豹“不能猎杀大型的猎物，是由于它们以速度见长，而这一特长也弱化了猎豹的整体尺寸、力量与猎杀手段——牙齿与爪子”。猎豹的头部较小，故牙齿的尺寸也缩小了；它们的爪子为了适应奔跑，所以形状更类似于犬类而不是猫科动物。[222]因此，可以预想的是，在猎豹的大脑中人类并未被列入可能的猎物范围之内。
在皇家宫廷，猎豹去野外捕猎时会有自己的一套排场。在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时期，猎豹在皇家营地中拥有自己的帐篷（chītā-khanah），有时还会被人用轿子（palki）抬着，配以遮阳用的顶篷。[223]在野外，猎豹会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捕猎。有时，在空旷地带或是进行伏击时，猎豹会在地面上捕猎；但最常见的情况是，猎豹会从各式运输工具或是象背、骆驼背和马背上跳下发动攻击。[224]
凯卡斯曾建议王公不要与猎豹同骑一匹马，因为这种做法有损尊严，看起来“像是扮演了猎豹的侍从”。但尽管如此，这种行为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225]使用猎豹进行的狩猎活动所需的基本装备包括鞍座、头罩和缰绳（qalādah，在波斯语中用于表示猎犬与猎豹的数量）。[226]在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画作中，驯豹师一般会使用一根指挥棒（baton，有点类似较短的高尔夫球棍）来训练和控制猎豹的攻击。[227]
关于使用猎豹在马背上进行捕猎，最好的记述来自于夏尔丹。在描述1670年代在伊朗举行的一场狩猎活动时，夏尔丹提到人们使用了一种名为“Yourze（yūz）”的经过训练的猫科动物，而且这种动物“并不会攻击人类”。他继续描述，这种猫科动物戴有锁链和眼罩，坐在驯豹师身后且一同骑马。当发现猎物后，驯豹师便会撤去其眼罩和锁链，并将猎豹的：
头转向猎物的方向；如果猎豹看到了猎物，就会发出叫声，跳下马去，进而扑向猎物，将之制服；如果猎豹未能成功地捕获猎物，则通常会感到气馁，并且停止捕猎。这时，驯豹师需要走到猎豹身边对其表示安慰，表现出疼爱，并告诉它未能捕到猎物并不是它的错，之前没有让它正面面向猎物等。驯豹师认为，他［猎豹］能够理解这种说辞，而且会感到满足。[228]
尽管中世纪的专家曾对猎豹的速度进行过论述，但猎豹的狡猾及其对掩体和遮蔽物的利用，才是最吸引人类的一种特性。[229]最能体现猎豹的这些技能的是在一种名为“hackeries（印地语为chhakra）”的二轮牛车上进行的捕猎，这也是印度国内一种常见的狩猎形式。[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