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管理机构
在核心区域中，狩猎活动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追捕猎物很少会全凭运气而为。狩猎活动需要严密的组织、各种专业人员以及大量的资源投入。作为一种国家事务，狩猎活动一般值得而且也会受到统治者的密切关心与持续关注。因此，猎手与驯鹰师并不是卑贱的仆人，而是宫廷内地位尊贵的侍从与军队中掌有权势的官员。
皇家狩猎管理机构古来已有。古埃及的皇家狩猎活动最初由“监管员（overseers）”掌管；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还出现了负责管理狩猎活动的专职人员。[1]同样的，萨珊王朝初期也设有这种专门职位，被称为“nakhchīrbed”，是一种与宫廷中最高级官员相关的职务。[2]在改信伊斯兰教之后，伊朗的狩猎活动负责人被称为“狩猎主管（amīr-i shikār）”，这个词源自阿拉伯语的“amīr”（意为“指挥官”）与波斯语的“shikār”（意为“狩猎”）。尽管它的词形缩短了，使用时间却非常长，一直延续至卡扎尔王朝时期。[3]在莫卧儿帝国，猎手头领被称为“qarāvul bīg”，来自于蒙古语的“qara’ul”（意为“先锋”或“斥候”），以及突厥语的“beg”（意为“统治者”或“主管”）。[4]
狩猎主管一般手下掌管着一批专门人员。几乎所有身居高位的官员都拥有一位专人负责管理猎犬，从古希腊到中国的汉朝都设有这一职位。[5]然而，家养犬的训练者并不像野兽的驯兽师一样享有盛誉，因为后者使用的技巧要神秘得多。在不同的时期与地域，驯鹰师都是最常见和最重要的职业之一。在阿拉伯语中，这种职位被称作“al-?ayyād”，波斯语中为“bāzyār”；之后，这一术语又传入了格鲁吉亚。[6]此外，在突厥语中这一职位被称为“qushch?”，蒙古语中为“siba’uchi”，在波斯、中国与朝鲜的文献中也可以见到它。[7]猎豹看守不仅有一定的社会需求，而且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在波斯语中，这一职位被称为“yūzbān”，在乌尔都语中为“chītabān”，突厥语中为“barsch?”，蒙古语中为“barsuchin”。[8]在核心区域中，这些术语是可以互用或杂糅使用的。例如“muqaddam-i bārschiāān”一词——意为“猎豹主管头目”——便综合了阿拉伯语、波斯语与突厥—蒙古语的元素。[9]这种混用和杂糅的现象也展现了关联范围与皇家狩猎文化的相互交流情况。
除了以上专门负责管理某种特定的狩猎用动物的职位之外，还有一些职位用于指代与捕猎特定猎物有关的专职人员。在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蒙哥·帖木儿汗（Mengü Temür，公元1267～1280年在位）颁布的一则斯拉夫语法令中，提到了“buralozhik”（突厥—斯拉夫语的杂糅词语）这一官职，即负责管理野狼捕猎活动的官员；之后我们还会看到，有专门负责猎捕野猪与鹤的官员。[10]
官方职位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相关职责的信息，但是显然并不是全部信息。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份来自那时的官方政府的文件，其中详细记录了花剌子模沙（Khwārazmshāhs，公元1077～1231）在位时期的狩猎主管所承担的各项职责。据这份史料记载，狩猎主管的主要职责是确保统治者可以在狩猎活动中捕获丰厚的猎物。文件中还记载了在技艺娴熟的助手的协助下，狩猎主管获取猎鹰、猎犬与各种猫科动物，并负责对它们进行训练，监管这些动物在狩猎动物围场（shikār-khānah）中的饲养与照顾情况。在狩猎活动的进行过程中，狩猎主管负责封锁狩猎场，确保合适的动物能够及时抵达场内，并在结束后及时撤离它们。史料最后总结，狩猎主管不仅需要具备与狩猎活动相关的知识，而且必须是统治者长期的贴身侍从方能担任。[11]
据相关记载，欧洲的猎手也存有类似的职责。他们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分别负责监管狩猎活动中使用的多种动物。[12]中世纪时期的中国，皇家狩猎管理机构以五坊为中心，负责管理动物围场的官员被称为“使”，其职责包括为朝廷提供猎犬与猛禽等。[13]通常而言，狩猎用动物的获得方式一般是赠予和购买，但是狩猎管理机构——尤其是核心区域内的狩猎管理机构——也会定期捕捉和训练本地的物种。[14]
皇家狩猎管理机构的另一项职能是调动各类人员，包括地方官员、狩猎场看守和助猎者等——这些都是驱赶式狩猎与围猎活动所需的人员配备。[15]最后，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世界各地的皇家狩猎活动都形成了一套行为与礼仪准则，其中经常会涉及各种仪式、宴会和娱乐活动。[16]因此，一位合格的狩猎主管（jagdmeister）需要具备社交能力、技术知识与组织能力。
在寻找合适的猎手时，皇室的选择范围从未仅限于本地土生土长的人才，或是局限于与王室的种族或宗教背景相同的人。在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穆斯林宫廷更偏爱使用印度的驯豹师；此外，莫卧儿帝国还引进了一批克什米尔猎手与狩猎主管，以便他们在首都附近的狩猎活动中提供协助。[17]由于能够适当地综合多种技能的猎手备受推崇，因此在印度和俄罗斯莫斯科（Moscovite Russia）等地，这一职位变为了一种家族内部世袭的职业；而得到承认的猎手则倾向于在王公贵族与皇室宫廷之间流动。[18]
在对皇家狩猎活动的组织特征进行审视时，有一项特征似乎具有历史一贯性：狩猎管理机构一般是与皇室机构有关的下属机构，后者负责掌管统治者及其家人亲信的生活、享受与个人需求。有时，皇室机构与皇室政府同时运作；这类世袭制政权包括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s）和早期的蒙古帝国。然而，在很多时候，围绕着皇室机构会形成一个正规的官僚组织机构，负责接管国内的日常事务管理工作。但即使在后一种例子中，很多人也会同时兼任皇室方面与政府方面的双重职位。
在核心区域中，狩猎活动与皇室之间的关联由来已久。公元前2世纪，在亚美尼亚的安息王朝统治时期，统治者的皇室警卫、男仆、理事官与守卫人员中便包括了猎手和驯鹰师。[19]千年之后，迦色尼王朝的苏丹内廷总管（mushrif）的职责之一便是监管皇家马厩与照料猎鹰与猎犬。[20]在蒙古帝国时期，驯鹰师与驯兽师被认为是“国家栋梁”和“重要的官吏”，所有驯兽师都是皇家卫队（kesig）的成员，即同时在皇室机构中兼职。[21]在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时期，皇室鹰舍的主管被称为“qūsh bīgī”，意为“群鸟之王”，而担任这一职位的官员被认为是国家的重要人物。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伊朗的萨珊王朝中。萨珊王朝的狩猎主管（mīr-shikār）隶属于皇室机构，在国事场合中会与军人一起列于王座的左侧。[22]在17～18世纪的布哈拉，“qūsh-bīgī kalān”即“总驯鹰师”，与皇家狩猎活动的主管以及皇家卫队的指挥官地位相当；在觐见时，总驯鹰师会站在王座的脚边，负责将文件递交给统治者。[23]
显然，在核心区域内，狩猎管理机构在宫廷等级中占据了一个明显而尊贵的地位。《胜利之书》（Zafar-nāmah）记录了帖木儿的征战史，在其中的一份底稿中有一幅插图，图中描绘了1370年帖木儿登基的场景。在这幅插图中，帖木儿的王座前由佩有纹章的扈从（arms bearer）[24]侍奉，其身边站着的则是带着猎豹与猎鹰的猎手。[25]甚至在官僚传统细致而复杂的中国，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内朝”或“内廷”，这个机构一般与“外朝”或“外廷”——正规的政府管理机构——相分离，而且通常与其相对。因此从古代开始，猎手与狩猎场看守便是政府内部人士，而且通常是朝内极受尊敬的官员。[26]清朝的史料对此有清晰的记载：当时，与皇家狩猎活动关系紧密的机构包括皇室事务管理机构内务府，以及内务府的一个下属机构奉宸院。[27]
得益于这种组织结构特征，狩猎主管与皇室的关系十分密切。作为其职责的副产品之一，狩猎主管获得了经常与统治者交流的机会。因此出于需要，狩猎主管通常是统治者的心腹，并且得到了充分的信任。[28]
成功与安全
出于威严与国体的考虑，统治者需要确保能够为自己的宾客提供一场猎物丰硕而且安全的狩猎活动。在16世纪中期，阿塞拜疆的希尔万沙（shirvānshāh）[29]阿卜杜拉汗（ Khān）希望能给英国代理人安东尼·詹金森留下良好的印象，他让安东尼参加了一场鹰猎活动，并对朝臣下令确保安东尼能够获得“很多猎物与消遣”。之后，詹金森满意地记录道，“活动进展顺利，我猎杀了很多只鹤”。[30]
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宫廷中，狩猎活动很少会依靠运气。其中的关键在于，人们能够在几乎排除了任何失败可能性的环境中“生产”猎物。据亚美尼亚编年史记载，为了举行一场“值得皇帝参加”的狩猎活动，人们需要“准备好”田野和森林。[31]这不仅需要仔细的勘查与对本地环境的了解，还需要看守人、守卫以及了解特定区域或保护区内的猎物情况的驯鹰师等。[32]莫卧儿帝国的狩猎主管一职被称为“qarāvul bīg”，意为“勘察大师”。这一职位很好地反映了狩猎主管的职责包括了报告猎物的踪迹——在印度，这是一项高度体系化的活动。1660年代，贝尼埃记述到，每当奥朗则布前往野外狩猎时，沿途经过的狩猎场看守都需要汇报当地可以捕猎的猎物种类及数量。之后，为了确保所选狩猎场的安全，皇室会在道路的两侧设置“卫兵（sentries）”，有时警戒线可长达4～5里格。一旦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皇帝及其随从人员便开始狩猎了。[33]
出于便利与礼节的考虑，猎物可能会被驱赶或引诱至皇室宾客所等待的预定地点。在契丹统治时期的中国东北地区，“喊鹿人（deer callers）”会为皇家猎手引来猎物；在17世纪的暹罗，助猎者会将猎物驱赶至一片空旷的平原地带，而外国宾客则会在那里大肆捕猎，最终因“大获全胜”而心满意足地离开狩猎场。[34]在另外一种情况下，狩猎主管可能会事先定位并用多种方式控制住猎物，之后则等待皇家狩猎队伍的到来。[35]换言之，一场进展合理的皇家狩猎活动实际上经过了精心的策划。
在狩猎园和狩猎场中进行的狩猎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高度控制化的。在塔奇布斯坦（Tāq-i Bustān）的浮雕作品中，关于这一点有着清晰的解释。浮雕中的一片嵌板描述了猎鹿活动的场景，而且显然捕获的是波斯黇鹿（Persian fallow deer/Dama mesopotamica Brooke）；另一片浮雕则描绘了捕捉野猪的狩猎活动。这场“狩猎活动”发生在一个四周建有围墙的狩猎场内，其中设有畜圈。圈里关的鹿——大多是牧鹿——会被一只一只地放出来在场内奔跑，非常类似亚美尼亚驯牛大会上的套牛活动。马夫将奔跑的鹿赶至皇帝面前，皇帝则骑着奔驰的马用弓箭猎杀它们。野猪的狩猎活动也是在狩猎场中举行的，狩猎场的中央是湖泊或湿地。印度象将一大批野猪运至水边，皇帝则从船上射箭猎杀，旁边的一艘船上还有几位女子在弹着竖琴唱歌。[36]在萨珊王朝时期有一个被称为“warāzbed”的官职，意为“野猪大师”，推测可能与这些特殊的野猪狩猎活动有关。[37]在这两类情况中，被杀死的猎物都会被大象和骆驼拖走以供食用。整个狩猎活动的效果实际上与屠宰场相同，是一种生产肉类的工业过程，而不是一场专注于捕获猎物的狩猎活动。
尽管狩猎活动经过了细致的策划与管理，安全问题却依然存在。印度政治理论学家考底利耶曾告诫皇帝，只有在皇家猎手严密守卫的地区开展狩猎活动才能避免危险的动物对人类造成威胁。[38]狩猎这些动物的活动需要非常特殊的手段、方法与防护措施，下面这个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1692年秋，康熙皇帝的扈从遇到了一只熊，他们将熊从巢穴中赶出，之后骑马的猎人将熊赶到了一段隘路。在那里，皇帝用箭射向野熊，熊受伤倒地，康熙皇帝带着四名随侍的猎人上前用长矛将其杀死。[39]
图11 登基典礼上的帖木儿与猎手们
资料来源：《胜利之书》（Zafarnamah），约公元1485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约翰·加勒特图书馆（The John Work Garrett Library）收藏。
尽管皇家狩猎活动的大部分内容都在人们的掌控之内，但对皇室成员而言仍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然而，这一点在对付大型猫科动物时却基本被消除了。在康熙年间，猎虎活动的过程便是先从笼中放出被关押的老虎，用诱饵引其前来，之后再用弓箭、火枪或长矛将其杀死。[40]与之类似，在公元前7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被俘的狮子在皇家狩猎活动的一开始就被放了出来。[41]在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人们设计了一套更为安全的捕猎方式。贝尼埃在陪同奥朗则布外出畋猎时，曾对这种狩猎方式进行过描述。当人们发现狮子之后，便会将狮子与“头羊（Judas goats）”——在这个例子中是被拴住的野驴——一起控制在一个区域之内。据贝尼埃描述，当皇帝靠近行动区域后，最后一只野驴会被拴起来，其口内被塞入了大量的鸦片，目的是“让狮子感到困倦”。然后这一区域便被大网和警戒线封锁起来，由手持长矛的守卫看管。这时，皇帝便会骑着大象靠近被围困和下了药的狮子，最后用枪将它射死。[42]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这种狩猎方式，从狭义上来说，其结果是皇帝杀死了一头熊、老虎或狮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表演——无论统治者是如何战胜这些勇猛猎物的，这些胜利都会被广泛地庆祝和用心地宣传。在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
事业
在皇家狩猎管理机构中任职的人员拥有各种个人获益和擢升的机会。很多统治者都对狩猎活动及其准备过程表现了直接的兴趣。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公元1113～1125年在位）在对儿子的《劝诫》（“Pouchenie”）中说：“在狩猎活动中，我本人会直接负责调集猎手、侍从、鹰隼（sokol）与猎鹰（iastreb）。”[43]此外，据耶稣会会士的信件显示，阿克巴大帝不仅能叫出宫中所养的上千只野兽的名字，包括马、鹿、大象、猎豹等等，而且他本人还会仔细地监管这些动物的健康状况。看守和驯兽师会依据其完成职责的情况而得到赏罚。[44]因此，狩猎活动经常可以为相关人员提供一个在有权势的王公面前展现个人素养与技术水平的机会。在这些类型的政权中，正如马克·惠托（Mark Whittow）在评价拜占庭帝国时所言，“能够接近皇帝是最重要的事情”。[45]
对于一个有精力、有能力并且有野心的人而言，皇家狩猎管理机构是开展个人事业的绝佳地点。首先，这里的职位往往可能会增加一些特殊的尊称。[46]在核心区域内的等级社会中，这是一项重要的资本。此外，在皇家狩猎管理机构中任职可以获得更加实际的奖励。[47]最常见的是，统治者会对其中表现卓越的人员赏赐食物、衣物或钱财。[48]在14世纪的元朝宫廷，每年第一位用海青（gyrfalcon）[49]捕捉到雪雁的皇家驯鹰师可以获得一锭银子。[50]在不那么常见的情况中，蒙古帝国早期的窝阔台可汗（公元1229～1241年在位）曾赏赐了几位年轻侍女给他手下负责掌管“猎豹等狩猎用动物的主管”。[51]赏赐内容的经济价值更高的是马穆鲁克王朝和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他们会赏赐大量田地给喜爱的驯鹰师与猎手。[52]
在皇家狩猎管理机构中升职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十分有利可图。晋升的原因可能纯粹是因为技术突出。薄伽丘笔下的一则故事中，在十字军远征中被俘的一位贵族基督徒引起了萨拉丁的注意，原因是这位贵族擅长训练猛禽。之后，他成了苏丹的驯鹰师主管。[53]这个故事无疑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基调。诚然，此种类型的技巧在当时的确受到了很高的评价，负有盛名的驯鹰师在死后的几个世代中都会被人们铭记和尊敬。[54]因为狩猎技术高超而得到晋升的人——如腓特烈二世的驯鹰师理查德·德弗洛尔（Richard de Flor）——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与威望，其后代也能升为贵族。[55]
很多在皇家狩猎管理机构中任职的人员自出生之时起便获得了这些职位，这也反映当时的狩猎管理人员所拥有的崇高威望与社会地位。成吉思汗曾册封他的长子朮赤为狩猎主管，而在伊丽莎白女皇（Tsarina Elizabeth，公元1741～1762年在位）统治时期担任这一职位的则是拉朱莫夫斯基伯爵（Count Razumovskii）——宫廷内一位贵族出身的显要人物。[56]
鉴于在皇家狩猎管理机构中担任要职的均是政治人物，因此这些人也为统治者承担了各种政治任务，其中便包括为宫廷提供安保工作和看管人质。[57]然而，即便是普通的猎手也可能被卷入高层政治之中。1251年，一位普通的动物管理员发现了一场预谋推翻新继位的可汗蒙哥的政变计划。在政变失败后，这位管理员被赏赐了礼品和官职。[58]自然，其中也会有失败者。1615年，一位刚刚晋升的狩猎主管（mīr-i shikār）被卷入了萨非王朝皇室内部的斗争之中，最终因支持了错误的派系而丢掉了性命。[59]
猎手所行使的政治权力可能是非正式或程序化的。公元前239年，在秦国统一中国的前夕，有一位名为嫪毐的高官负责掌管宫殿、马车、马匹、服饰、园林与狩猎场，并且在国家事务中掌握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60]嫪毐所担任的职位无疑使他拥有了与统治者接触的机会，而且可以趁机进谏，但是他的职位职责“在体制层面上”并不包括制定国家政策。此后，在核心区域内，情况开始有所不同了——猎手所行使的政治权力变得更加正式化。据萨非王朝末期的一本管理手册记载，狩猎主管（amīr-i shikār-bashī）的特定职责包括任命皇家驯鹰师，以及与另一位官员一同管理所有与狩猎活动有关的财政事务。位于狩猎主管之下的是皇室鹰舍（qūsh-khānah）的督察员以及各个地区的猎手。在任期间，狩猎主管可以从国库领取800图曼[61]的高薪，此外还以特殊费用的形式获得了其他收入。毫无疑问，狩猎主管是皇家狩猎活动的实际领导人；由于身居这一职位，狩猎主管还是异密（Amīrs）顾问班子（Jangī）的成员之一，在国家事务上会为君主出谋划策。[62]换言之，狩猎主管的政治影响与权威既是体制所赋予的，也是这一职位本身所固有的。
与瑟夫·哈斯·哈吉布反对人们从事几种职业，包括卧室侍从、厨师和驯鹰师——原因是他认为这些工作只能获得很少的收入，所从事的工作却十分辛苦。[63]在与瑟夫所处的11世纪的突厥斯坦，他的建议或许称得上合适，但是在大部分核心区域中，驯鹰师和其他猎手往往可以取得很好的事业发展，其中一些人还被调职或擢升为皇家狩猎管理机构之外的各种理想的高薪职位。约904年，亚美尼亚编年史家汤玛斯·阿尔兹鲁尼（Thomas Artsruni）对这种擢升传统进行了清晰的叙述。据他记录，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初期即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Tigran）统治期间，在宫廷任职的两位玛代人（Mede）奴隶最初均是驯鹰师，之后转为斟酒人，最后获得了贵族身份并成为地方长官。[64]无论这一记载是否符合史实，但至少可以看出在一位10世纪的著书人眼中，这一晋升过程是非常正常的。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这两个人的事迹在伊朗也得到了复制。在沙阿拔斯（Shāh ）统治期间曾有一位尤素福汗（Yūsuf Khān），出身为亚美尼亚基督徒和奴隶（ghulām），最初任职于皇家鹰舍，因擅长管理猎鹰等狩猎用动物，很快便成了狩猎活动的总管。从这一职位，他晋升为乌斯塔拉巴德（Ustarābad）的地方长官，并最终成了阿塞拜疆的希尔万地区的军队司令。另一个例子事关沙哈鲁·伯（Shāhrukh Beg），此人是突厥人，最初担任皇家鹰舍的总管（mushrif），最终成了皇家卫队的指挥官。[65]
在中亚和印度等地区，我们也可以在史料中找到类似的事业发展轨迹。[66]尤为明显的一个例子是迦色尼王朝与德里苏丹国统治时期，很多奴隶士兵都担任了猎豹管理员（yūzbān）和狩猎主管的工作，之后他们都成了王朝中重要的政治大员。[67]显然，与狩猎活动相关的职位是在通往高层职位的过程中历经的一站，也是成功的职业生涯的常见组成部分。
在狩猎机构中任职的人员还可以继续晋升获得更大的成功——虽然或许离核心区域并没有那么遥远，但是马穆鲁克王朝统治时期的多位狩猎主管便是如此。[68]在欧洲，尤其是法国，驯鹰师是极受人们重视的职业。13～17世纪期间，总驯鹰师是最具有威望也是薪酬最高的职位。路易十三（公元1610～1643年在位）曾任命他的总驯鹰师阿尔贝·德·吕伊纳（Albert de Luynes）担任总管与首席枢密大臣（prime minister）的职位。[69]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猎手甚至享有更高的成就。1125年，完颜阿骨打家族建立了金朝，这个家族最初便是辽国最后几位皇帝所依赖的猎手，他们之后颠覆了辽代政权。[70]在整个旧大陆范围内，皇家猎手通常都非常接近权力杠杆，有时甚至可以参与其中。
支出
关于皇家狩猎活动中所投入的经济资源与管理资源，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细节，但是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支出。从满人每年前往位于热河的保护区木兰围场时所需的大量复杂的准备工作，我们可以对这一支出情况有一定的了解。这些准备工作包括如下内容。
皇帝下达关于狩猎活动的圣旨；
前往保护区途中的后勤工作的组织；
遴选皇家狩猎队伍；
选派和训练参加此次狩猎活动的军队；
前往木兰围场的皇家仪仗队的组织工作；
派遣兵部尚书前往保护区进行狩猎活动的准备工作；
为皇家出行队伍安置和搭建帐篷；
形成驱赶式狩猎的狩猎圈与助猎者的组织工作；
皇帝带领宾客们进入狩猎圈；
记录狩猎活动中的猎杀情况以及对应的具体猎手；
派遣专门人员寻找并围困老虎以供皇帝射杀；
狩猎活动结束后为所有参加人员准备皇家晚宴。[71]
当然，这种规模的出行所产生的花费只占皇家狩猎活动全部支出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许多固定的支出，如设施与人员方面的投入，包括狩猎场的修建与维护，猎手与守卫的薪资，以及狩猎用动物的购买与饲养等。
各种类型的狩猎设施需要投入大量费用。例如，腓特烈二世将狩猎设施与城堡、城市公园等一并纳入了他的修建计划。[72]在动物围场方面，有时也需要一大笔费用。16世纪时，鲁特罗·德瓦（Rudra Deva）建议应当在白色的建筑中修建一座规划合理的鹰舍，四周配以干净而美观的设施；此外，应当为其中的动物配备各种舒适的设备，包括扇子、遮阳篷以及防止苍蝇飞入的纱窗。[73]有些统治者的做法符合了这些要求。在17世纪的伊朗，皇家使用的猎鹰被安置在富丽堂皇的鹰舍中以作展示；与之同时代的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所拥有的多只猎鹰都住在单独的房间中，屋内装饰有墙纸和天鹅绒。[74]在印度，统治者所拥有的猎豹所居住的地方虽然没有那么华丽，但依然是体面的居所。[75]为了举办一场合适的皇家狩猎活动，还需要许多专业的装备。例如，在中国的元朝，朝廷便有专门机构负责制作皮制的鹰帽。[76]
皇家国库的另一项大型支出来自于其所拥有的大批狩猎训练师。1331年，位于内蒙古南部的兴和遭受了严重的雪灾。为此，元朝将大批救援物资送至当地超过11100户的鹰坊及蒙古百姓手中。[77]尽管在这个数目中，并未区分开驯鹰师与蒙古人，但是将驯鹰师列入其中也可以反映其群体的庞大。乌马里[78]宣称，德里苏丹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Mu?ammad ibn Tughluq，公元1325～1351年在位）手下有“一万名驯鹰师（bāzdār）负责将训练有素的猎鹰带至狩猎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狩猎机构的庞大规模——原因在于，王公贵族通常为每一只猎鹰都配备了一位驯鹰师。[79]开罗的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哈菲兹（al-?āfī?，公元1131～1149年在位）与萨非王朝的统治者苏莱曼大帝（Sulaymān，公元1666～1694年在位）都采纳了这种惯例，后者拥有800名驯鹰师。[80]当然，由于这些驯鹰师经常会作为王公贵族的代表在公众场合露面，因此还需要配置得体而昂贵的盛装。[81]
狩猎用动物的获取原本便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而管理这些动物则需要更多的花费。由于所有狩猎用动物都是食肉动物，所以其对肉类——最昂贵的一种饲料——的需求非常大。关于这一点，我们有一些准确而具有影射意义的细节资料。1474年，意大利商人巴尔巴罗（Barbaro）见证了白羊王朝（Aq Qoyunlu）宫廷带着军队、帐篷、驮畜与狩猎用动物等离开大不里士（Tabrīz）时的情景，他所统计的数目对我们的研究非常有帮助。
猎豹100头
鹰隼200只
格力犬3000只
其他猎犬1000只
苍鹰50只[82]
巴尔巴罗并未列出这些动物所需食物的数量，但我们可以从其他资料中推测这一消耗量的大致规模。首先是猛禽类。当然，在野外捕猎时，猛禽可以食用自己捕获或是猎手捕杀的猎物。[83]最大的支出来自于猛禽在鹰舍中的喂养——即使是一位低级的王公，其所拥有的猛禽也可以达到700只。[84]在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猎鹰每天至少需喂食两次；据夏尔丹所言，在伊朗的萨非王朝，猛禽“一天到晚都可以吃到禽肉”。[85]这些定额需要相当大数量的肉类供应，对于一个常年缺少卡路里的社会而言尤为显著。中世纪时，法国设有一个专门的家禽场用于为猎鹰提供食物；17世纪时，俄国的皇家鹰舍每天可以消耗10万对鸽子；在同一时期的暹罗国，国王拥有的猎鹰数目非常庞大，以至于“每天需要两整头水牛”才能满足食物供给的要求。[86]
猫科动物的食量更加难以满足。像阿克巴大帝这样拥有千头猎豹的皇帝，每天面临着需要置办价值4000磅肉类的花费支出。[87]但是，与皇室用大象的花费比起来，这些需求便是小巫见大巫了。乌马里所获得的资料准确地指出，德里苏丹国所拥有的3000头大象可以吃掉大量的大米、大麦与牧草，形成了只有“大国”才有可能承受的巨大的经济负担。[88]之后在莫卧儿帝国旅行的欧洲人也充分证实了这些论断，他们不仅提供了大象食物的详细花费——牧草和30磅甘蔗——还计算了每一头大象所配备的可能多达10名仆役所需要的花费。[89]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狩猎场中所安置的猎物。阿克巴大帝拥有的一座狩猎场中有大约12000只瞪羚（āhū），他曾经就这些瞪羚的喂养事宜颁布过详细的规定：除了平素食用的牧草之外，还要补充一些谷类，尤其是母羚。[90]
维持一个狩猎管理机构所需的支出总额鲜有记载。[91]但是，阿拔斯王朝时期的一些相关数据可以使我们一窥这项数字的庞大。9世纪中期，每年仅在狩猎活动相关人员方面的支出便可达50万迪拉姆（dirhams）。[92]这项数目尚不包括动物及其喂养工作的相关花费。在之后的918年，阿拔斯王朝的预算列出了宫廷与政府的全部花销，在常规的单项花销中包括有“猎鹰、动物与野兽的饲养费用”以及用于“购买肉食性动物、禽类与动物装备”的全年花费。[93]遗憾的是，其中并未注明特定花销的数额，但是这些支出项目会被列入其中也表明其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掌握一份来自印度的关于动物花销总额的报告。据马努西（Manucci）记录，达乌德可汗（Dā’ūd Khān，公元1715年亡故）——奥朗则布在德干地区的附属国首领——每年会支出25万卢比（rupees）用于管理狩猎用动物与异域进口的宠物。[94]由此可以推见，其宗主国在动物方面的花销必然数倍于这一数目。
姑且不论皇家狩猎活动中投入花销的具体数额，这一问题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即经济与支付方式。在阿拔斯王朝与许多例子中，这一花销直接来自于国库。例如，在德里苏丹国统治时期，皇家养狗场会定期收到来自国库的资金资助。[95]在更早时，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9～前499年的一块埃兰文石碑记录，阿契美尼德王朝会为皇家猎犬提供食品供给；其中的一项文件提到了68只动物，在另一项文件中则提到了26只。[96]据希罗多德记述，阿契美尼德王朝所拥有的诸多猎犬被分派至巴比伦尼亚（Babylonia）的四座大型村庄，由村民负责照顾和喂养它们，以此免去这些村民承担国家规定的其他义务。[97]
在其他地区，皇室也曾出于类似的目的免去百姓的税款。如中国的辽代，由于皇家狩猎活动的规模极其宏大，而且需要很多供给品，因此住在狩猎队伍营地附近的百姓被免于纳税，以此来补偿狩猎活动为当地百姓带来的负担。[98]为了给皇家狩猎活动提供资金，政府可能还会征收一些特殊的额外费用。1289年，伏利尼亚（Volynia）的大公姆梯斯拉夫（Mstislav）以食品的形式对布莱斯蒂亚（Berestia）征收了一笔额外的“猎人税（lovchee）”，以此作为对当地叛乱行为的惩罚。[99]
在伊斯兰世界中，还有另外的一些选择。18世纪时，布哈拉的统治者在巴尔克（Balkh）设立了一笔以敬神为名的财政拨款（vaqf），其目的之一便是为总驯鹰师、猎手首领以及猎鹤人（?āyyadan-i kulang）提供专门薪资；这些资金主要用于为皇家狩猎活动供给食物、遮蔽设备与人力。[100]
显然，筹集资金的手段多种多样。由于大部分方法都涉及资金或稀有资源的转移，这一过程很容易在皇家猎手和动物管理者中滋生舞弊、腐败和滥用职权等行为。伊朗的蒙古宫廷受这些问题的影响尤为严重。在合赞汗统治时期（Ghazan，公元1296～1304），驯鹰师（qūshchiān）和猎豹看守（barschiān）可以从指定的区域获得所需的供给，而他们则借此进行无休止的勒索。这些官员有组织地多报其所照顾动物的数目，进而非法地索取巨额差旅费（ūlāgh）和粮草，对其所居住的区域或外出经过的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依仗自己具有可汗的狩猎用动物守卫者的地位，这些官员还对那些不小心靠近或进入他们管辖区域的人们索取贿赂，一般会拿走受损者的钱财、坐骑和衣服。为了终止这一乱象，蒙古宫廷针对所拥有的1000只猎鹰（jānvar）和300头猎豹（yūz）制定并颁布了专门的定额标准，防止猎手对管辖区域进行无理的勒索。如若官员依旧不思悔改，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101]然而，这些措施未能终止这些问题。1320年，阿布·萨亦德（Abū ，公元1316～1335年在位）颁布了一条蒙古语法令，取缔了驯鹰师和猎豹看守，以此来终止他们给百姓造成的压力。[102]
同样的，这些非法行径在中国也非常常见。在唐德宗（公元780～805年在位）统治末年，五坊的官员利用职权在民间勒索钱财，并且在酒肆有拖账欠账的行为。这种行径一直持续至德宗的继任者顺宗继位。[103]这种类型的犯罪行为很有可能广泛地分布于整个欧亚大陆范围内的狩猎管理机构中，成为进行皇家狩猎活动的一项间接支出。
中国的士大夫们（scholar officials）认为，这种行为的危害十分巨大，而且是皇家狩猎活动所导致的一项间接支出。自公元前4世纪的孟子开始，针对皇家狩猎活动的奢华支出——尤其是针对大型狩猎场与狩猎保护区——的批评之声便未曾平息。这些大型狩猎场与狩猎保护区剥夺了普通民众使用森林资源的权利，更有甚者，还会从民众手中征收大批的农业用地。[104]由于中国经济理论的最基本观点便是农业乃经济之本，因此这种土地的损失遭到了大量的批评。公元前195年，汉朝皇帝的重臣萧何曾提议，将狩猎场移交给民众用于种植农作物。百年后，桓宽创作了《盐铁论》一书，并在书中记录了关于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辩论。在《盐铁论》中，桓宽不仅提出了与萧何相同的建议，而且指出这一做法有助于扩大征税基础。[105]有的时候，这类建议得到了采纳：在公元76、107和109年，上林苑和广成苑——洛阳附近的一座狩猎场——中的土地便曾在灾荒年代被分配给贫民耕种。[106]
在结束本章论述之前，中国的史料还为我们提供了一则关于皇家狩猎活动中巨额投入的信息。从汉朝起，中国朝廷官员便反复提议缩减皇家狩猎活动以及在礼服、马车、殿宇、宫苑、猎犬与马匹方面的支出。[107]他们认为，朝廷支出是经济紧张的主要原因，而皇家狩猎活动则是导致支出增加的主要因素。
尽管这些证据大多属于轶事类型，但是这些累积的证据指向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皇家狩猎活动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包括动物、人力、管理与经济等方面。正如几代的中国士人所坚称的那样，皇家狩猎活动几乎不具有经济意义，他们的担忧与批评也证实了我们此前所得出的有关结论：皇家狩猎活动具有惊人的规模，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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