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具体的——有时比较特殊的——动机可以减轻猎物所面临的压力，还有一些普遍的观念可以提升动物的地位并为之进行辩护。在早期的中国佛教典籍中，人类与动物处于一种相互的道德关系中。进一步固化了这一信条的是“志怪文学”。这些短篇故事描述了一些奇异现象，其中的动物具有人性，可以在相互性的基础上与人类进行交流，暗喻了动物与人类都是同一个道德社会的成员。[121]这种信条逐渐发展出“放生”行为，综合了佛教教义与中国思想中的轮回转世与因果报应等内容。放生活动在明朝时达到了巅峰，其主要关注用于屠宰的家养动物和小型野生猎物。[122]因此在中国与印度，动物具有一定的道德地位；与之相对，在基督教世界中，动物被认为是不具有灵魂的。这种信条层面的差异不仅导致人们对待动物的方式不尽相同，而且也暗含了人们看待自然的普遍态度——在本章的末尾部分，我们将展开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濒危物种
在审视环境保护与皇家狩猎活动之间的深层关联时，我们可以从两类物种，野驴与猎豹的相关文化史的角度细致切入。这一角度有助于我们关注与濒危物种和物种灭绝相关的一些关键问题。
野驴（onager）也称为亚洲野驴（Equus hemionus），包括六个地理种族或亚物种，覆盖了从中东至蒙古的整个欧亚大陆。此外，还有一种关系稍远的西藏野驴（Equus kiang）。有的学者认为，古代的近东地区曾将家养化的野驴用于拉车。但是在克拉顿-布洛克（Clutton-Brock）看来，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野驴本身性情暴躁而且十分难以驾驭。[123]但正如瓦尔罗指出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将古代的野驴与马、驴进行了杂交。[124]
在前现代时期，亚洲野驴在小亚细亚地区非常常见，远至西南部的埃及—努比亚边境都可以见到其身影。[125]中世纪时，叙利亚境内的亚洲野驴一度数量众多，但在18世纪时逐渐灭绝了。[126]截至19世纪中期，野驴分布范围的东段仍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亚洲野驴与西藏野驴。如今，野驴的数量已经极为稀少，被列入了濒危物种名单。除了在土库曼斯坦和印度仍然残存有少量野驴，目前只有中国新疆的自然保护区与准噶尔戈壁中仍分布有较大群落的野驴。[127]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解释野驴数量的长期减少呢？一方面，野驴与其他野生的有蹄类动物相同，都被认为有害于农作物，这一观念古已有之。[128]此外，野驴一直是人类的食物来源。在公元前一万至前六千年，里海东岸的中石器时代文明将瞪羚和野驴作为主要的猎物，如今发掘的很多遗骨都证实了这一点。[129]进入有史时期后，突厥斯坦、印度与叙利亚仍然喜欢食用野驴肉。在这些国家中，野驴肉被认为是一种珍馐，这种习俗一直保持至19世纪。[130]此外在中东地区，人们认为野驴的寿命较长，因此将野驴作为一味药品；野驴蹄和野驴脑成为药剂配料，野驴肉则被认为可以增强人类体质。[131]
尽管以上这些都可以认为是人类猎杀野驴的正当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欧亚大陆范围内贵族们仍然出于“消遣”的目的而猎杀了相当数量的野驴。野驴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imār al-wa?sh”，在波斯语中是“gūr-khar”或“khar-gūrah”，在突厥语和蒙古语中为“qulan”。在核心区域内外的诸多著作中，对于野驴以耐力和速度著称的特点有着广泛的记述。[132]同样重要的是，野驴被认为善斗，其积极防守的特点促使人们将其带至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与猎豹和狮子进行角斗。[133]此外，野驴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在皇家猎手眼中是忠实而勇敢的动物。在一部关于阿尔达希尔（Ardasher，公元227～240年在位）[134]的中古波斯语罗曼司中，野驴为了家族和幼崽选择牺牲自我而毫不犹豫地保护整个群体；因此，野驴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对手，也是值得皇家猎手捕猎的猎物。[135]
由于以上这些形象，在来自核心区域——包括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阿拉伯语与突厥语——的资料中，野驴被塑造为一种受贵族偏爱的猎物，只有像巴赫兰·古尔那样的伟大猎手，或是像狮子那样勇猛的野兽，才能将其制服。[136]因此，在欧亚大陆范围内，皇家猎手在一千年来一直不断地追逐野驴。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中国以及整个穆斯林时期，野驴都是皇家狩猎活动的捕猎对象。[137]据斯特拉波记述，在公元1世纪时的草原地带，萨尔马提亚（Sarmatian）的游牧民族曾经捕猎野驴，后来的蒙古人也非常热爱这项运动。[138]
猎捕野驴的方式有很多种。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因为野驴可以轻易地超过骑兵，所以色诺芬采用了马匹接力的方式追捕野驴。[139]穆斯林的狩猎指南中还推荐了另外一种常见的捕猎手段，沙阿拔斯便曾经使用过这种方式：猎手先射箭使野驴的速度变缓，之后再用矛或剑等人类格斗使用的兵器刺死猎物。[140]有时，猎手会在围猎活动中捕获野驴。1634年，沙贾汉在旁遮普举行了一场围猎活动。猎手们在野驴时常出没的水坑附近包围了一群野驴，其中的很多野驴都被俘获，应当是充当了补充畜群。[141]
毫无疑问，野驴是狩猎活动的重点捕获对象。但是，是否皇家猎手将野驴“捕杀殆尽”的呢？这似乎可以解释野驴现今所面临的窘境。然而，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我们还需谨慎思考。首先，在皇家狩猎活动的全盛时期，并无野驴数量减少的证据。此外，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的记录者曾多次提及，在伊朗、印度与内亚地区分布着大量野驴。[142]若要在这一问题上得出结论，编年史与地理学资料同样非常重要。例如，有一种可能是，野驴是18世纪时在叙利亚因捕猎而灭绝的，但是在中国西部地区，野驴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则是栖息地的受损与缩减。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由于使用传统方式猎杀野驴非常困难，因此近代的火器造成了明显的影响。再一种可能是，自20世纪中期起，随着现代化政权因循苏联模式，施行增强草原生产的举措，导致野驴在对草原的竞争中失利。对于这些不确定因素，只有立足于当地的细致研究才能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奇特的是，虽然目前尚不清楚皇家猎手是否应为野驴——他们偏爱的猎物——的数量减少负责，但是他们在猎豹——皇家猎手喜爱的食肉动物与狩猎搭档——的数量减少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很容易确定。更具体地说，有证据表明，贵族猎手应当为猎豹在部分自然分布区内的灭绝负主要责任。
在公元纪年初期，猎豹生活在东非平原，这里也是如今野生猎豹的最后一片主要堡垒。此外，猎豹还曾出现在北非、伊朗、突厥斯坦南部以及印度西北部地区。自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猎豹在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马赞达兰（Māzandarān）遭到大规模诱捕，至20世纪时已在这一区域灭绝。[143]然而，最近在卡维尔沙漠[144]还发现了残存的极少量亚洲猎豹，有30～60头。目前，已有一支国际团队开始对这些猎豹进行研究。[145]印度猎豹一直生存至19世纪，那时人们依然大量捕获猎豹并训练其参与当地贵族的狩猎活动。[146]截至20世纪中期，野生猎豹已在南亚次大陆范围内灭绝；最后的三只猎豹于1948年被人目击，并被科威吉（Korwai）的大君[147]猎杀。[148]
尽管有时人们会出于消遣和获取皮毛的目的而猎杀猎豹，但这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猎豹在核心区域内的数量锐减。[149]一个更好的解释是，人们无休止地捕捉猎豹并将之训练为狩猎搭档使用。例如，我们知道，伊朗的蒙古合赞汗[150]拥有300头猎豹；此外，据阿克巴大帝儿子的证言，其父“曾收集了1000头猎豹”。[151]如果我们考虑到，猎豹作为接近食物链顶端的食肉动物实际上在广阔的区域内分布稀少，那么如此大量地捕捉猎豹则会对其动态数量造成明显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猎豹在豢养时很难繁殖这一事实，这样才能合理地权衡人类在猎豹数量减少中发挥的作用。
关于猎豹数量的减少，人们提出了多种原因。之前有种观点认为，基因多样性下降是野生猎豹数量减少及其在豢养状态下低繁殖率的主要因素，而这种观点现在遭到了人们的质疑。目前认为，野生猎豹数量的减少是因为其幼崽被狮子和豹子捕食，这在核心区域内的传统猎手中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此外，其他原因还包括猎豹栖息地的减少以及豢养状态下的不当管理等。[152]可以证明后一种观点的是现代动物学文献记录，据称第一只在豢养状态下出生的猎豹出现于1956年的费城动物园。[153]这些困难所造成的结果便是，目前在豢养状态下尚不存在可以自给自立的猎豹。[154]
目前，熟悉猎豹繁殖行为的田野工作者所推荐的解决方式是：人们必须提供机会让豢养状态下的动物与潜在的伴侣进行自然接触，包括让雄性为争夺雌性而展开竞争，由此激发动物的发情期，延长求偶追逐时间，采用正常的饮食而不是喂养。那么，也就是说问题并非是基因层面上的，而是管理层面上的；解决方式需要人们创造出成功繁殖所需的合适的物理条件与社会环境。[155]正如许多动物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猎豹尽管很容易驯服，却无法通过家养化的第一个测试，即在豢养状态下产生繁殖能力。如果人们在早前阶段能够克服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猎豹现在很有可能会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家养动物。[156]
自很早的时期起，人们便已经意识到猎豹有在豢养状态下难以繁殖的问题。其中，贾汗吉尔曾记述，在其父在位期间，曾有一只雄性猎豹逃离锁链，与一只雌豹交配并致使后者产下三只幼崽，之后这三只幼崽都顺利长大。贾汗吉尔记录下这一事件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件奇事”。这的确是一件奇事，因为这似乎是目前已知的印度猎豹在豢养状态下繁殖的唯一记录。[157]
如果我们将目前关于猎豹繁殖行为的知识与贵族狩猎活动相结合，那么就可以对印度猎豹数量的减少提供一个可能的原因。据史料记载，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在寻找捕获的猎豹作为狩猎搭档时，其广泛的诱捕计划与其余地方实施的措施相同，主要目标都是成年猎豹尤其是雌性猎豹。[158]这就意味着，每一只被捕获和训练的猎豹都是永久地脱离了繁殖群体。然而，这还并不是造成的全部损害。由于雌性猎豹被认为是最优秀的猎手，而未受训练的幼崽则被认为毫无用处，因此被留在野外环境中自我保护的幼年猎豹只能存活很少的一部分——甚至有可能一只不剩。换言之，贵族对猎豹的处理方法与其针对猎物的总方针相悖——那就是选择赦免雌性猎豹与幼崽。此外，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诱捕和运输动物时的困难，即这一过程会导致很多——可能是数不尽的——动物的伤亡。而且，如果我们在莫卧儿帝国宫廷所捕获的1000头猎豹之外，再加上前现代时期印度的无数下级王公和贵族所捕捉和使用的猎豹数量的话，那么可以有理有据地认为，几百年来，野生猎豹的繁殖队伍每年都会减少极大数量的成员。
最后，为了充分解释猎豹数量锐减的问题，我们需要简要地提一下这一点，那就是有相当数目的猎豹被送到了其自然分布范围之外的中国、蒙古与西欧地区。总体而言，虽然创造野化品种或许可以促进某些动物物种的分布扩展，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猎豹。[159]与之相反，其他国家对猎豹的兴趣只是加剧了猎豹所处的窘境：由于人们无法培养出自给自立的豢养猎豹，因此替代的猫科动物必须从遥远的国度进口，从而进一步减少了野生猎豹的数量。尽管这种观点可能是一种略显简单化的观点，忽略了一些其他因素；但是这至少可以说明，对于世界上仅存的可以进行繁殖的野生猎豹，即那些生活在东非的猎豹，它们在这片区域内是从未被训练在人类的控制之下进行捕猎的。
从狭义而言，虽然伊朗和印度的贵族并未将这一自然分布区中的猎豹“猎杀殆尽”，但是他们所诱捕和训练的猎豹数目极大，以至于对猎豹的动态数量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这也在根本上改变了与猎豹相关的地理与历史。
自然观念
本章的结尾我们将讨论一些与前现代的环境保护和自然观念有关的普遍问题，尤其是透过皇家狩猎活动的棱镜对其进行些许审视。一个明显的问题便是，是谁在进行环境保护呢？如果我们将环境保护看作一种出于长期利益而有意识施行的短期限制行为的话，那么历史上最为积极的环境保护者很多都是政治权贵、皇家猎手及其所控制的政治机构。通过立法、狩猎机构与相关仪式等手段，英格兰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都致力于在其所统治的领地内保证持续而良好的狩猎活动。[160]之后，随着欧洲的对外扩张，这种由政府推行的环境保护措施也对外传播到了新大陆。[161]
然而，这些环保观念和实践行为并非西方独有的特例。在中国，环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发起的行为。正如伊懋可（Mark Elvin）指出，中国的环保措施所采取的形式是通过政府或朝廷对自然产品——包括木头、猎物以及鱼类——进行垄断或准垄断。[162]显然，在这里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是对自然的热爱之情或由狩猎活动激发的利己主义。在中国、欧洲以及二者之间的国家中，皇家狩猎活动和环境保护措施都是贵族阶级控制各类经济资源的途径。虽然这种情况可能主要适于以集约型农业为基础的复杂社会类型，但是其是否也适合较小规模的采集型社会、农业型社会与田园型社会呢？在社会科学家、环境保护论者与发展研究专家中，这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在最近的讨论中人们强调的一点是，更加富裕的社会阶层会出于狭隘的私利而采取一些环境保护措施，并且有时还会强迫其他人一同施行。[163]作为一种普遍化的特征，这种观点也可以适用于皇家狩猎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保护措施。
在我们审视环境保护行为的动机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普遍的意识形态与自然观念的问题。意识形态经常会被提及并被看作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主导力量。有的时候，人们会用意识形态诠释非常具体的行为，如这种行为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有的时候，人们会用意识形态解释西方与世界其他地方在自然观念方面的根本差异。在这些讨论中，人们认为关键的差异是随着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而出现的。这种学说指出，自中世纪晚期起开始出现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作为上帝按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生命，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控制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则是神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创造的。这种思想导致了技术进步以及其他改造自然行为的更大成功。[164]如果这种学说所言为真，那么基督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被认为是全球历史变化——既包括好的方向也包括坏的方向——的关键动因。
显然，意识形态与各种世界观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一些学者看来，政治因素、人口因素以及技术因素才是控制地面上发生之事以及地面本身变化的主导力量。例如，中国的宇宙观中关于人与自然平衡的观点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说，这些观点并不能对人们从自然系统中汲取资源的日常实践进行指导。[165]其中，段义孚（Yi-fu Tuan）的观点非常重要。他指出，“环境观念与环境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来都不是直接的，实际的行为与自然哲学的观点很少会保持一致。[166]换言之，尽管道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经常得到西方人文学者的赞赏，但是这些观念实际上并未能阻止严重的环境问题发生，如滥砍滥伐、水土流失和物种灭绝等；同样，主张人类拥有对自然的控制权的《圣经·旧约》训谕也实际上并非是“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原因。[167]
因此，尽管存在着一些对自然表现关怀态度的意识形态，但是复杂型社会一般都未能遵循其行为准则来行事；这些社会大规模地改造自然，所造成的意料之外的后果往往是负面的，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这种意识形态指导失败的例子并不难找。毕竟，信奉佛教的国王经常会出于消遣或利益的目的而外出狩猎。[168]在西方国家，尽管罗马人声称自己尊崇和敬畏地球，称其为他们的“大地母亲（mater terra）”，实际上却使用所掌握的工程技术对地球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169]
正如查尔斯·鲍勒斯（Charles Bowlus）指出，西方世界中认为人类应当并且能够控制和操纵自然的观点实际上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副产品，综合了欧洲中世纪晚期在生态、经济、人口与心智等层面的各类变化；换言之，这些观点并非来源于一些古代广为流传的“犹太—基督教传统（Judeo-Christian tradition）”的固有规训内容。[170]人们猜测，意识形态之所以会成为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因为宇宙观等内容一般会很方便地记载在学术传统中。由于这是一个研究透彻和索引清晰的范畴，因此人们很容易再次发现这些信息。与之相比，涉及人与自然之间实际活动的信息要散乱得多，因此也更加难以获得。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即使在同一文化传统内部甚至是同一部文学著作中，其表现出来的自然观念也并非是连贯或一致的。譬如普林尼关于人类在自然中所处地位的观点便非常模糊，当然《圣经·旧约》中的一些相关记述也是如此。[171]正如凯茨·托马斯（Keith Thomas）指出，《圣经》中关于统治自然的训谕（《创世记》1.26-30）并未形成所谓的“西方人”的行为方式，而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将这种行为方式合理化。同样重要的是，在需要的时候，同一段《圣经》引文（《创世记》2.15）可以用于支持另一种——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博爱而“环保”的自然观念。[172]
这种明显的矛盾状况需要人们的解释。在文人社会中，古典而权威的文本似乎可以作为一种灵感与意识形态的来源。一些关键段落被人们反复引用，留下了永久性的印记，致使在一段时间内某种单一一致的观念主宰了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然而，这实际上是一种曲解，使我们无法正确地理解历史变化的含义。实际上，在任何历史节点，社会本身都具有多种选择，具有可以用于替代的组织模式、行为模式与意识形态模式。菲利普·萨尔兹曼（Philip Salzman）认为，有些替代模式是显性的，而有些替代模式则是隐性的；换言之，有些模式是“当下运行的”，有些模式则是“处于保留之中的”。只有当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且被特定的历史事件唤起时，这些替代模式才会发挥作用。正如菲利普正确地指出，这并不一定是出于暂时利益而对便捷的正当性进行有意或愤世嫉俗的调用；相反，这些替代模式带来了一定的弹性与流动性，提供了一种适应方式。简而言之，这些替代模式是隐藏在变化背后的动态机制。[173]
由于与自然接触的准则和自然本身都处于流动的变化之中，因此那种统一的、内在一致的、无所不及的自然观念也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可以说是并不吸引人的。可能的情况是，在既定的文化传统内部，关于自然的矛盾性观念是一种有益的条件，因为这些“矛盾”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会导致文化体制的崩塌，反而似乎是这些文化传统能够源远流长的原因。在皇家狩猎活动中，这种模糊性和不一致性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是出于消遣和观赏目的而对动物进行的恐怖屠杀，另一方面则是非常理智而清醒的环境保护措施。突厥语与蒙古语中的“qorugh/qorigh”一词很好地反映了这种矛盾性，这一术语既可以指代修道院周围禁止狩猎的区域，也可以指代贵族大量猎杀动物的狩猎场或狩猎保护区。[174]
最后，让我们回到猎手在物种濒危或灭绝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这一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过度猎杀的情况确有发生，近代的资料记录也证明了这一点；许多海洋哺乳动物和陆地动物也都因过度捕猎而灭绝了。[175]这种认为人类可以肆意掠夺自然的观念在德语的“Raubwirtschaft”[176]一词中体现得非常清楚，有些物种提供了羽毛、皮毛和象牙等可以满足人类装饰需求的产品，因此这些物种所遭受的大面积捕捉情况尤为严重。[177]在大部分情况中，这种类型的破坏主要是商业型猎手造成的。然而除此之外，生存型猎手（subsistence hunters）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肯特·雷德福德（Kent Redford）近期对亚马逊盆地的研究表明，在这一地区越来越严重的“去动物化（defaunization）”过程中，生存型狩猎活动每年猎杀约5700万只动物，而商业型狩猎活动只在这一总数之上增加了几百万只。[178]历史上，动物和鸟类数量的大面积减少一般与人类首次侵入“朴素的”生态系统有关。在太平洋水域内，这一现象尤为明显，例如这里的很多鸟类——包括新西兰的大恐鸟——都是因为人类的侵入而灭绝的。[179]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例子以及其他一些例子中，灭绝现象的始作俑者都是生存型猎手，而不是商业型猎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造成物种数量减少的原因都不仅仅是狩猎技术或是搜寻食物、皮草和狩猎纪念物。在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分析中，人类因素在动物灭绝这一问题中呈现多种形式；除了过度猎杀，还包括了破坏栖息地、引入天敌和竞争者或疾病以及其他各种衍生效应。[180]
那么，皇家猎手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现在已经灭绝的北欧和中欧的大型野牛曾经是中世纪国王喜爱的猎物，那么其灭绝是皇家狩猎活动造成的吗？[181]具体的问题一向是难以回答的，因为一个物种的灭绝一般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以中国南方的岭南大象为例，其灭绝时间为公元1400年前后，原因则可能包括了狩猎活动、气候变化与栖息地受损等。[182]除了这些困难和复杂问题，一个比较明确的数据事实是：大多数物种的历史灭绝的主因都是农业发展，而不是皇家或平民猎手。
正如丹尼尔·希勒尔（Daniel Hillel）指出的，农业是造成环境变化的主要人为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导致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减少。[183]耕种者对野生自然的控制过程是一种“长期历史（la longue durée）”的现象，是通过克服无数的阻碍而逐渐取得的成功，因此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难以被人发现。与之相对，贵族阶级对自然环境的操纵经常会被宣传和记录下来，因此在短时期内相对而言更加明显。作为具体时期的“历史事件”，我们倾向于赞美或谴责皇室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冲突，却忽略或美化耕种者的相关行为——尽管迄今为止，农学家在土地上留下的印记是最为深刻的。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无论何种类型的农学家，其所从事的都是一个简化自然（simplifying nature）的工作。
18世纪著名的博物学家乔治·布丰（Georges Buffon）曾论述了人口扩张、农业密集化与野生物种减少之间的关联，早期的旅行者也曾提及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具体例子。[184]1627～1629年间，托马斯·赫伯特（Thomas Herbert）曾在伊朗生活，他发现尽管捕猎老虎的行为还时有发生，杀戮的情况却日益减少。托马斯解释，城镇和耕地的发展导致了大量树木被砍伐，破坏了位于里海南岸的马赞达兰的老虎栖息地，因此现在老虎的数量极为稀少。[185]在大约同一时期，中国南方的岭南地区的老虎数量也陡然减少，其原因也可以归结至农业从事者征用土地导致老虎栖息的森林遭到了破坏与分裂。[186]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很多狩猎用动物的身上。波斯黇鹿由于长时间的狩猎活动在19世纪时已经极为稀少，仅在胡齐斯坦（Khuzistān）的零散小块区域有所分布。近代的一位调查者认为，受种群压力和土地不足的极大影响，现存的波斯黇鹿面临着彻底灭绝的危险。[187]
大多数人或许还在急切地等待有朝一日，各个国家“将会铸剑为犁（shall beat their swords into plowshares）”（《以赛亚书》2.4），但是这对动物王国而言并非一个光明的前景。比起宝剑，犁头所造成的物种濒危与灭绝情况要更多。[188]
[1] 相关评论请参见Schafer，Edward H. 1962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Under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5：279-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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