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与阶级
狩猎活动可以用多种方式定义人类。换言之，狩猎活动是一种标识，可以帮助人们同时确定最高贵和最卑贱的人类阶级。作为一种人的标尺，狩猎活动是一种灵活而细微的标准，其类型与目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不同之处可以创建很多的阶级制度，我们需要将其置于具体的案例中进行分析，审视不同类型的狩猎活动体现的文化、种族与社会身份。
在远西地区，公元1世纪时塔西佗[1]曾写道，像费恩人[2]这样完全以狩猎活动为生的民族，其“生活堪称十分野蛮和悲惨”。[3]大约五个世纪之后，普罗柯比（Procopius）在评价居住在遥远北方的图勒[4]的斯克里斯菲尼人（the Scrithiphini）时称，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野兽类似”，因为他们只会捕猎，不会栽种任何“地上的可以食用的”植物。[5]在东方的伊斯兰世界，11世纪时葛尔迪齐（Gardīzī）的记述也表达了相同的倾向：在提及南西伯利亚的忽里人（Khūrī/Quri）时，葛尔迪齐认为那是一个野蛮的民族，因为他们只吃猎物肉，只穿野兽皮毛制成的衣物。[6]这些评论者均认为，以狩猎活动为生的生活方式是原始性的主要标识；在这些来自于结构复杂的农耕社会的文人阶层眼中，人们的生活不应与自然太过亲密。显然，那些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距离过近的人无论在文化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被认为属于下层阶级，这也是欧亚大陆范围内的一种普遍观点。[7]
因此，对于高级的文明形式而言，被迫转而采用依赖狩猎的生活模式意味着一场彻底的灾难。10世纪时，君士坦丁·波非罗根尼图斯（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8]曾提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地区被不里阿耳人（Bulghars）破坏严重，以至于在之后的七年中，那里只剩下50人“以狩猎为生”。[9]同样能说明这一情况的是《蒙古秘史》中对成吉思汗青年时代的描述。据书中记述，在其父亲死后，年青的铁木真——日后的成吉思汗——兄弟与他们的母亲只能靠打鸟、捕鱼和挖草根维持生计。当然，田园型社会可以接受靠狩猎觅食的行为，但是完全依靠这一手段为生会被认为是一种衰弱的象征，在蒙古社会中它代表了家庭的贫困与政治地位的丧失。[10]
在这种文化等级制度中，狩猎活动扮演了一个明显的角色，而这种等级制度很容易并且频繁地与种族概念发生关联。在中国传统中，官方的历史记载经常会重复这样一点，那就是在传说中的黄帝的后裔中，那些分散至“辽阔的荒野”中以“放牧和狩猎作为基本生活方式”的群体最后成了游牧民/野蛮人；而那些留在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体则成了汉人。[11]这种“狩猎=游牧主义=异质”的等式不仅在中国一直存在而经久不衰[12]，同样也出现在了西方社会中。5世纪时，普里斯库斯（Priscus）指出，匈人——西方人眼中典型的游牧野蛮人——便来源于一支狩猎民族。[13]
在满人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狩猎活动是怎样在“猎手”群体中成为一种自我认知的重要标准。1720年，贝尔这样记述：康熙皇帝十分欣赏在长城之外进行的狩猎活动，提倡人们不要依赖耕地生活，而要增强体质，“防止在汉人中变得懒散和柔弱”。[14]据贝尔记录，康熙皇帝曾动情地讲述了用融化的雪水所沏的茶、在篝火上烤制的新鲜野兽肉以及可以猎取到的熊掌——在中国，熊掌是一种稀有品，也是一道与古代亚洲北部的熊崇拜有关的菜肴。[15]对于像清朝皇帝这样外来民族出身的中国统治者，在狩猎活动中前往长城以北的地区意味着回归至理想化的自然环境，回归到原初的文化根源，可以再次唤醒和巩固他们的种族身份与民族团结。
在特定的群体中，以狩猎活动为标识来区分不同阶层的做法早已有之。在中世纪的欧洲，贵族身份与狩猎活动之间的紧密联系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6]当然，这一点在核心区域中也是如此。在穆斯林传统中，关于早期的波斯统治者——尤其是胡斯洛·阿努什尔瓦（Khusro Anushirvan，公元531～559年在位）[17]等萨珊王朝的统治者——的教诲型故事一般都以狩猎活动为叙述背景。[18]对于国王而言，狩猎是一种与身份相称的活动；这些国王的行为也为阿拔斯王朝及其后继者提供了一种政治模式。但是，狩猎活动并非社会分层的唯一标准。在薄伽丘的论述中，男性贵族和女性贵族的美德包括美丽、举止、智慧和运动技巧，如控制马匹与猎鹰。[19]在核心区域中，也存在类似的观念。8世纪时，中古波斯语著作《坦萨尔书信》（Letter of Tansar）被翻译为阿拉伯语，之后被再次译为新波斯语。书中在区分贵族与工匠、商人等时所使用的标准包括衣着、马匹、高级住宅和“狩猎活动”。[20]
毫无疑问的是，伊斯兰世界对这些准则的接受与应用也被记载下来。1330年代，著名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21]遇到了一位来自赫拉特（Herat）的贵族马里克·瓦尔纳（Malik Warnā）。伊本称瓦尔纳“是一个杰出的人，天生喜欢权位，喜欢狩猎、猎鹰、马匹、奴隶、侍从和造价昂贵的皇室衣着”。伊本写到，这样的人在印度宫廷中通常都能获得一定的职位。[22]关于这一点，伊本所言非常正确。大约两个世纪之后，巴布尔再次用这些标准衡量了不同的人，从学识能力到驭鹰能力再到端酒能力。[23]显然，这是一种思维惯性。对于这些作者而言，狩猎技巧在确立上层阶级的社会地位方面的关键作用不言而喻。
然而，狩猎活动并不仅仅是一种贵族地位的象征。正如马塞尔·斯伊鲍克斯（Marcelle Thiébaux）指出的，在中世纪的西方，人们认为“狩猎活动具有令从事者贵族化的效果”。[24]同一时期的阿拉伯世界显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然，并非所有类型的狩猎活动都被认为是英勇的或贵族化的。在早期的阿拉伯语诗歌中，英勇的猎手一般骑着骏马，身配投枪或长矛；这些猎手从不使用弓箭，也不会将猎物从伏处惊起。能够提升社会地位的狩猎活动必须是一场真实的狩猎活动，猎手会与猎物在近距离进行对抗。[25]狩猎活动的式样——正如任何式样一样——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随着鹰猎活动的传播，这种活动与贵族文化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欧洲中世纪的文学、律法与插图中，都有这方面内容的描述。在一些情况下，鹰猎活动还被看作骑士精神的延伸，象征了骑士在爱情和战斗中的追寻。[26]意料之中的是，猎鹰与驯鹰师的形象出现在罗斯人（Rus）的早期货币与王公印章中；在中国的辽代，律法禁止平民进行鹰猎活动。[27]在贵族狩猎活动中，使用合适的动物助手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哈沙尼（Qāshānī）的记述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哈沙尼称，与猎犬一起狩猎、从事鹰猎活动以及身骑快马“对国王、苏丹、要人与可汗而言是快乐与友谊的来源”。[28]
对于哈沙尼的这一言论，欧亚大陆任何地方的贵族应该都不会表示异议。同样，他们应当也会赞同中国史料此前的一条记载——一位唐朝的王公据称“性好畋猎”。[29]在核心区域内，这种喜好非常常见，有时还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放大。萨珊王朝的皇帝卑路斯在位期间（Peroz，公元459～484），编年史家拉扎尔·帕佩茨（Lazar ）在谈到自己所处年代时曾提到，深受敌对家族鄙薄的亚美尼亚贵族家族——玛米柯尼安人（Mamikoneans）——在野外狩猎时展现了自身固有的美德与价值。拉扎尔写道，“在箭术方面，玛米柯尼安人十分专业且箭术精准；在狩猎活动中，他们行动迅速，射杀水平堪称一流；他们的左右手都十分灵巧，身姿始终挺拔而优雅”。[30]也就是说，玛米柯尼安人本身具有的天然的贵族品质在狩猎活动中有所体现，而这一点是其宿敌无法否认的。
同样的，试图冒充贵族身份的暴发户也必须从事野外运动。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中国汉朝时的四川成功商人卓氏。在积累了充足的财富之后，卓氏开始追求“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意为直接模仿当时的王公贵族从事射箭和狩猎等野外活动）。[31]
毫无疑问，狩猎活动是冒充上层社会地位人士最明显和引人注目的方式之一，可以有效地展现一个人的财富与贵族举止。约1677年，生活在伊斯法罕的约翰·福莱尔（John Fryer）记述道，在萨非王朝宫廷的皇家狩猎场与狩猎保护区中，“每天晚上，所有的城中名流都会骑马在其中来回穿梭，臂上均立有猎鹰；这些贵族控制着骏马，比赛射箭、狩猎、使用猎犬或猎鹰，展示自己的装备和侍从的英勇，以及自己对野外活动的热爱”。[32]自然而然的，在这些公开的展示中，贵族所持的猎鹰也会经过精心的装扮，其所戴的头罩都华美地装饰有金珠、流苏、珍珠和其他名贵宝石。[33]
确立社会地位的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因素便是能够拥有闲暇时间。德国医生恩格伯特·肯普弗（Engelbart Kaempfer）生活在苏莱曼一世（公元1666～1694年在位）统治下的伊朗，在他看来，苏莱曼大帝每日都在闲暇中度过：他或是举行宴席，或是与亲信狂饮作乐，要么就是带领大批人马在乡下狩猎。[34]尽管这种明显的享乐行为引起了肯普弗的谴责，但是苏莱曼大帝本人很有可能对这种现状非常满意。皇室与贵族一生都有时间享乐。在罗马帝国晚期，在地方拥有土地的贵族十分喜爱使用镶嵌有狩猎场图景的铺路石，这种常见的图案很有可能便是通过形象地描绘闲暇时间的活动来展现贵族阶级所拥有的财富。[35]
不带私欲的狩猎行为更能彰显一个人的贵族气质，尤其是为了帮助他人而不惜以身犯险的行为。在古希腊传统中，神灵和英雄会与传说中的动物对战，如生性凶猛的狮子和体形庞大的野猪，这种对抗也是他们的“职责（labors）”之一。[36]也就是说，狩猎活动可以作为一种公共事业；19世纪时，英格兰贵族便是如此定义猎狐活动的[37]——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将看到的那样，古代的国王和中世纪的苏丹也经常会提出相同的观点。
尽管狩猎活动可以在多种方面使一个人贵族化，但是出于经济利益而进行的狩猎活动却有着相反的效果——贵族阶级将不同类型的狩猎活动进行了根本的区分，即有的可以提升社会地位，有的却会降低社会地位。这种观点在印度统治者鲁特罗·德瓦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宣称，只有以狩猎为生的“下等人”才会在捕猎时使用陷阱或圈套。[38]在伊斯兰世界中，关于狩猎活动的正式宣言经常会强调，狩猎活动是统治阶层从事的一种合法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游乐、消遣和放松。[39]更能清晰地体现这一观点的是法蒂玛王朝的一部狩猎指南，其提供者是哈里发手下的一位主驯鹰师。书中的论述提出，猎手只能被分为两类，一种是为了生计而狩猎的下层阶级，一种则是“为了享乐”而狩猎的王公贵族。[40]与之类似，凯卡斯宣称，王公从事狩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获得兽肉”。[41]如果是出于后一种目的而狩猎的话，这种行为是会遭到嘲笑的。历史学家米尔扎·海达尔（Mīrzā ?aydar）曾如此描述15世纪内亚地区的一位猎手所面临的窘境：这位猎手“不得不外出打猎以为婚宴提供食物”，而且“为了获得肉而杀死了许多羚羊”。之后，作者讥讽地总结道，“由此，人们可以想象剩下的食物会是何种情形了”。[42]这个例子并不是说猎物不能作为皇室宴席或贵族婚宴的食物而呈上；与之相反，有些猎物始终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食物。以野雉为例，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到中国，这种禽肉都被认为是一种珍馐佳肴。[43]前例中的关键之处在于，贵族阶级绝不可以被认为是由于生活艰难或生存所需而进行狩猎活动。
狩猎活动之于社会地位的关键作用在另外一个例子中也可以得到证实，那就是土地价值的评估。在描述伊朗、中国与印度等地的州省与地区时，马可·波罗经常会简短地提及当地的人口、物产、贸易、城市以及狩猎场的品质。[44]在马可·波罗所处的年代，这种对某个地区的可狩猎情况的持续关注并不罕见。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南方的楚国被认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其治下包括了云梦泽地区，那是一片满是犀牛、老虎、野牛和野鹿的辽阔荒野。[45]在大约同一时期，帕提亚王朝[46]的建立者安萨息斯（Arsaces，公元前247～前212年在位）将其主要城市之一的达拉（Dara）安放在一个易于防守、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并且猎物众多的地区。[47]
突厥斯坦附近的土地也是以类似的标准衡量的。中世纪时，据当地的传说记述，布哈拉最早即有人定居是由于这一区域有水源、树木和“充足的猎物”。[48]在外高加索地区，土地价值的衡量基准也是如此。公元5世纪末，帕佩茨在讨论亚美尼亚东部地区时，提出了衡量一个理想而兴旺之国的标准，即具备“人类生存、享乐和消遣的必需资源”。这些资源包括水源充足的平原、肥沃的土壤、矿藏、花卉、药物植株、草原牧场、辛勤的农民、技艺精湛的手工业者、山中充足的猎物以及可以吸引水禽的沟渠。[49]在邻国格鲁吉亚的贵族看来，对土地价值的衡量标准包括了草原、水源、葡萄园、磨坊、田野和狩猎场。如果缺少最后一项，即狩猎场的话，将会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值得为之而战。[50]
在莫卧儿帝国的观念中，衡量一个地方价值的主要标准是农业生产力与狩猎场的质量。[51]这些衡量标准影响了统治者的所去之处，甚至会影响其所考虑征服的土地。约公元前1200～前1050年，即中国的商代晚期，情况也并无完全的不同。吉德炜（David Keightley）分析，商代宫廷认为其治下领土既是耕地也是贵族可以“外出畋猎”的狩猎场。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田”字的用法：其既可用作名词表示“田野”，也可以用作动词表“狩猎”之意；后一种含义的数量在甲骨文中占据优势。[52]在这些环境下，政治统治与狩猎活动很难加以区分。
君王美德
然而，狩猎活动并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标识，也是衡量君主的一种主要途径，包括身体健康与政治军事权力。塔西佗关于核心区域内民众对君王期望的评述能很好说明这一点。在其中一则评述中，塔西佗记述称帕提亚人非常不信任沃罗尼斯一世（Vorones Ⅰ，约公元7～12年在位）——虽然他是本地人出身。原因在于，沃罗尼斯一世的行为方式不仅沿袭了罗马风格，而且他“很少在狩猎场上露面”。在另外一则评述中，塔西佗提到亚美尼亚人非常欢迎一位外国人——本都王子吉诺（Zeno）[53]——成为新的国家统治者，原因是吉诺“非常喜爱狩猎”。[54]可以确定的是，虽然塔西佗本人距离这些事件的发生时期较远，但是他的评述所传达出来的基本信息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很多人将王权与体能和功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体能和功绩通常是通过皇家狩猎活动证实和展现出来的。
与王权相关的体能标准以及认为君王具有超乎常人的能力的观念可以追溯至古埃及时期，那时的法老被认为拥有不同一般的运动能力；此外，在苏美尔王朝统治时期，君王也被认为具有像猎手一样的极快速度与精湛技巧。[55]一千年之后，统治者依旧照例被描绘为专业而杰出的猎手。在突厥斯坦的乌兹别克汗阿卜杜拉二世（ Ⅱ，公元1583～1598年在位）以及卡扎尔王朝的统治者纳速剌丁（Nā?ir al-Dīn，公元1848～1896年在位）在位期间，同时代的人们都赞扬了他们无可比拟的狩猎技术。[56]与统治国力鼎盛时期的庞大的蒙古帝国的蒙哥可汗一样，阿卜杜拉二世和纳速剌丁都被认为是“天生的”猎手。[57]
在核心区域内，这一对等关系可谓不言自明，并且在艺术、诗歌与政治论著中都有广泛传播。[58]核心区域内的观念所遵从的逻辑也是相同的，即如果统治者必然是一位娴熟的猎手的话，那么娴熟的猎手也可以成为统治者，原因是二者所需的技艺和气质即使不能说是完全相同的，也可以称得上是十分类似的。卡尔皮尼便接受了这种关联关系，而且在阐释蒙古帝国的崛起时也援引了这种观点。他详细论述道，成吉思汗与宁录[59]一样，“在成为君王之前已是一位伟大的猎手了；他先是学会了如何笼络人心和像锁定猎物一样锁定人”，之后“才进入其他领域。凡是他能够俘获并纳入麾下的人，都绝对不会再放他们离开”。[60]换言之，作为一位非常成功的猎手，成吉思汗吸引了大批跟随者并最终缔造了自己的国家。游牧民族出身的沙得（Shad）被认为是11世纪的突厥部落寄蔑（Kimek）的建造者，他的崛起历史也遵循了类似的发展轨迹。最初，沙得通过卓越的狩猎技术获得了一批追随者，然后才开始了征战的历程。[61]作为这一主题的延伸，莫卧儿帝国时期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那就是阿杰米尔（Ajmīr）附近的印度统治家族是一位著名猎手的后裔，这位猎手的功绩引起了当地王侯（rajah）的关注，任命其担任了深受信任的国务大臣一职。在王侯死后，猎手便成了新任的统治者。[62]
迄今为止，最为著名且流传久远的猎手传说还是萨珊王朝的创建者阿尔达希尔（Ardashir）[63]崛起的故事。在早期的波斯传说中，阿尔达希尔身上的君王品质自初始时便已经显现出来：每天，阿尔达希尔都会外出狩猎（nakhchīr）和打马球（chōbēgān）；由于天赋异禀，他总会胜过众人。[64]
对核心区域内的后继政权而言，萨珊王朝继承了古波斯的政体传统，其统治者也成为后世皇家猎手的典范。这种典范作用的具体例证便是巴赫兰·古尔（Bahrām Ⅴ Gor，公元421～439年在位），其传奇的一生同样广为流传。据早期的阿拉伯语史料记载，巴赫兰五世是通过抢夺王袍而获得王位的。当时，王袍被置于两只凶猛的狮子之间，古尔用锤矛杀死狮子并夺得了王袍。面对古尔的技巧与勇气，他的对手不得不选择退缩，民众也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他的统治。[65]在伊朗，巴赫兰五世的事迹与相关回忆延绵存于无数的故事、传奇和诗歌当中，这些作品在以波斯语为文学语言的地方广为流传。[66]
尽管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通常会赋予昔日帝王以特殊的品质，尤其是卓越的狩猎技能，但这绝非唯一的特质。[67]与人们对贵族的衡量标准一样，对王公的衡量标准虽然也随时空迁移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连贯性，暗含了存在一种跨文化的预期标准。有的衡量方式是从外部施行的，有些则显然来自于内部。关于“外部评价”的例子，我们可以首先看一下约瑟夫斯（Josephus）对犹地亚[68]的国王希律（Herod the Great，公元前37～前4年在位）的评论。这番评论撰写于约公元75～79年，约瑟夫斯在其中长篇大论地论述了希律王的文化成就，并且作了如下补充。
希律的才能与其身体素质相匹配。在狩猎活动中，希律始终一马当先，他卓越的骑术使他脱颖而出。乡下有许多野猪和大量的牧鹿与野驴；有一次，希律曾在一天之内猎取了40头野兽。作为一名斗士，他所向披靡；观众总是惊叹于他投掷长矛的精准和射箭时的百发百中。[69]
几个世纪之后，一位不知名的编年史家曾著文赞扬伏利尼亚大公弗拉基米尔（公元1268～1288年在位），称其不仅十分熟悉宗教与世俗事务，为人英勇诚实，对教会与穷人非常慷慨，而且还是“一位技艺娴熟的猎手”。[70]《维斯拉米阿尼》一书中对这些期望进行了适宜的总结，认为一位有潜力的统治者应当具有人格魅力、毛发茂密（如蓄有胡须）、身体强壮、英勇善战、善于骑射、熟知棋艺和乐理等知识；作为一名执政者，理想的国王应当能够保卫领土、传播正义、帮助穷人、知酒善饮、乐善好施、博学多知并且长于狩猎。[71]
早期国王的自我评价比较少见，此处只有斯特拉波的一段论述。这段论述基于早期的希腊文献，来自于被亚历山大大帝击败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大流士三世（Darius Ⅲ，公元前336～前330年在位）的陵墓，其墓志铭上这样写道：“我忠于我的朋友们；我的骑术与箭术被证明优于他人；作为一名猎手我所向披靡，无所不能。”[72]我们姑且不论这段碑文的历史真实性，我们所关注的是这样一段宣言在那个时代是近情近理和可以相信的；持有这种态度在古代帝王——尤其是波斯帝王——中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若要参考一个较为可信的王室自我评价，我们可以将目光转向一篇格鲁吉亚国王的墓志铭。瓦赫坦六世（Vakhtang Ⅵ，公元1711～1714年与1719～1723年在位）是卡尔特利[73]的统治者，晚年被流放至阿斯特拉罕（Astrakhan）。这段墓志铭是他亲自授意写成的，共列出了其所达到的以下主要成就。
重修宗教庙宇
修复祭服
修建了一座有镜子的新宫殿
引入印刷工艺并加倍了书籍的印刷
扩建灌溉工程
在一个湖泊中蓄养鱼类
在山中狩猎，猎杀野鹿和野狼
编纂法典
为格鲁吉亚的民族史诗《虎皮武士》（The Man in the Panther’s Skin）添加注释
教习手下的侍从学会宫廷礼仪[74]
以上这些功绩非常具有代表性，展现了人们对古代帝王的期望，即建构和鼓励宗教信仰的发展并为之立法，扩大纳税基础，以及从事狩猎活动等。
在现在的人们看来，将猎杀野鹿与引进印刷术放在一个层面上相提并论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这种做法似乎从未困扰过瓦赫坦六世。在他看来，狩猎活动并不是与统治能力或个人发展无关的事情。学识造诣、道德修养与身体能力是彼此相连、相互支撑、融为一体的。这一点在色诺芬对帝王的预期中也有所体现。色诺芬认为，狩猎活动及其蕴含的危险性不仅是衡量君主身份的主要标准，也是检验男子气概的最佳方法。尤为切题的是，色诺芬将狩猎活动中所需的技能与勇气等同于诚实、好学、自律与公正诸美德。[75]此外，学识水平也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一位技术娴熟的猎手必须熟悉自然，并且能够始终循势而为。迪奥·克利索斯顿（Dio Chrysostom）认为，这是一种绝佳的心理训练与教导方式。[76]印度的王侯鲁特罗·德瓦也持有相同的意见。在他著述的狩猎指南中，他反复强调狩猎活动是一种知识性挑战，涉及的情感与心理素质与政治统治中的需求相同。[77]
考虑到这种心理状态（mentalité），我们也可以预期到伟大的帝王通常也会是一位早熟的猎手，有些帝王尤其如此。在回纥文版本的关于乌古斯汗的史诗中，主人公在仅仅出生40天后便开始从事狩猎活动了。[78]更加合理一些的记录是，居鲁士大帝在少年时便可以像成年人一样骑马、射箭和猎杀猎物，而年轻的合赞汗也曾经凭借骑术与鹰猎技术技惊四座。[79]显然，虽然很多与王权相关的品性都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这些品性仍需要摆至台前并通过训练和经验进行打磨。
无疑，王公贵族自幼便被父亲鼓励参加狩猎活动。阿蒙尼姆亥一世（Amenemhet Ⅰ，约公元前1991～前1962年在位）在对儿子的“教导”中极为推崇狩猎行为并夸耀了自己的狩猎成就，如捕获过狮子和鳄鱼等。[80]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在对儿子的“训诫”末尾处告诫他们不要害怕“死亡……战争或野兽”，应当“直面上帝的考验，完成一个人应做的事情（muzh’skoe delo）”。[81]完成这些“应做的事情”所需的技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有的方式是非常随意的，如主动提出随成年人一起去狩猎。在传说故事与历史资料中，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尤其是准备继承王位的胸怀大志的王子。[82]
历史上也存在着更多正式的训练方法，或者说这才是一般的常规做法。在埃及，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en，约公元前1334～前1325年在位）曾在宫廷内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固定的课程内容包括狩猎和猎禽。[83]在公元4世纪末的亚美尼亚，教师与仆人会教习贵族儿童学习关于狩猎与鹰猎活动的知识。[84]一个世纪之后，格鲁吉亚伊比利亚国王瓦赫坦·格加斯兰（Vakhtang Gorgaslan，king of Georgian Iberia，约公元446～510年在位）命令负责教育其子的老师在约里河沿岸的乌扎马（Ujarma）城进行教习，因为“他认为这个地方有利于进行狩猎活动和蓄养羊群”。[85]尽管这段文字非常简洁，但是表达的意义却很明确，那就是这一地区拥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如草原和羊群，因此不仅可以为王室学校提供支持，而且其所拥有的大量猎物也可以提供很好的“教育机会”。
在伊斯兰世界中，自早期的阿拔斯王朝时期起，王室和贵族成员便会接受关于“贵族骑士精神（al-furūsīyah al-nabīyah）”的教育，也就是在马背上所需的各类技艺，如对战、射箭、打马球和狩猎等。[86]更为重要的是，相同的实践行为在清朝统治的中国也出现了。在那里，年轻王公在成长时期会花费大量时间按照家族成员和侍从的指导习得这些技能。[87]
有的时候，年轻的王公会自学成才，至少在传说中经常有这样的记述。在亚述语版本的《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88]中，主人公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在这段准备时期中，他在沙漠中依靠猎杀危险的野兽为生，食其肉，穿兽皮制成的衣服。[89]据贾斯丁（Justin）讲述，本都（Pontus）未来的国王米特里达特二世（Mithridates Ⅱ，公元前124～前88年在位）也有过相同的经历。在米特里达特二世还是公认的继承人时，他便经常前往森林；在那里他迅速地学会了如何狩猎和躲避危险的野兽，而这些“生存型训练”使他获得了作为君主所需的过硬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90]更为可信的记述是，同时代的记录称在中亚的莫卧儿帝国，年轻的贵族阶级经常会主动前往荒野独自生活，他们食用羚羊肉，身着羚羊皮。这种行为被认为“充满了男子气概与英勇气质”，据称有一位苏丹赛德汗（ Khān，公元1486～1537年在位）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行为。[91]尽管这些记述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实，但这些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惯例，遵循了古代波斯为年轻人参军和从政所作的准备传统。[92]
鉴于狩猎活动是贵族教育的核心部分，最初的一次猎杀会进行庆祝，这是一种重要的过渡性仪式。在乌古斯史诗中，为了庆祝王子第一场成功的狩猎活动，人们举行了一场食用马肉、骆驼肉和羊肉的奢华盛宴。[93]成吉思汗在年幼的孙子忽必烈和旭烈兀完成了第一次猎杀后，将猎杀动物的脂肪涂抹在他们的手指上，这也是欧亚大陆范围内一种常见的仪式。[94]之后，在合赞汗获得了第一场狩猎胜利时，人们也举行了同样的仪式。在这次活动中，施行涂油礼的是火鲁赤·不花（Qorchi Buqa）——一位神射手（mergen），此举显然是为了将其精准的箭术传递给年轻的王子。[95]
在某些狩猎文化中，第一次猎杀是经过一定的设计的。加洛林王朝时期的诗人厄莫杜斯·尼格卢斯（Ermoldus Nigellus）告诉我们，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公元814～840年在位）——查理曼大帝的儿子与继承人——面前送来了一只被捕获的母鹿，他“拿起与年幼相称的武器，从背后刺向颤抖的野兽”。[96]这种从年轻时便开始的狩猎活动通常可以延续至老年时期。墨洛温王朝的国王洛泰尔（Lothar）在位五十年间一直狩猎，最终也是在狩猎活动中身染疾病而去世。[97]查理曼大帝的经历也是如此——直至他71岁前后去世那年，他仍然在坚持狩猎。[98]1241年12月，蒙古可汗窝阔台尽管因身体欠佳而被劝阻不要狩猎，却仍然外出畋猎，并在饮酒庆祝狩猎胜利时去世。[99]另外两位著名的统治者沙阿拔斯和康熙皇帝在年迈和身染疾病时，即使需要被轿椅抬去狩猎场，也坚持要参与狩猎活动。[100]
就某种程度而言，以上这些行为可以用对狩猎活动的热爱来解释，是一种与剥夺了人生乐趣的老年化过程进行的个人斗争。乌古斯汗关于自己狩猎生涯结束的一段悲叹，有力地表达了这种不可替代的损失与失落。
虽然我的心依旧向往狩猎
然而由于年迈，我不再拥有勇气。[101]
然而，除了个人因素之外，这种行为背后还有其他的原因，即一种重要的政治维度。正如孟子睿智地指出，皇家狩猎活动是统治能力的展现，是营造活力和权威形象的手段。[102]狩猎活动可以有力地驳斥关于统治者健康欠佳、能力不足或已经去世的传言，而这些传言经常会引起政治内讧与继承权斗争。简而言之，皇家狩猎活动是一种展现王者风范和控制能力的途径。
那么，为了增强可信度，统治者或附庸风雅者需要经营一个狩猎事业。梁孝王统治着西汉属下的一个世袭封国，他炫耀自己政治资本的方式是修建了一座占地超过300平方里的大型狩猎场，在狩猎时的排场也是“拟于天子”。[103]与之类似，伊本·阿拉伯沙（Ibn ）曾这样描述一位有野心统治鲁姆的锡瓦斯地区（Sīvās/Sebastia in Rum）的人：此人喜爱读书，但是“走路方式却模仿军人的样子和举止，为了效仿王公的生活方式还会去骑马和狩猎”。[104]因此，统治者在逃离祖国时会随行带着一些手下的猎手，凭此可以在流亡中组建起一个具有信服力的政府。例如，1682年，位于格鲁吉亚西部伊梅雷蒂（）的第四任国王阿尔奇尔（Archil）前往俄国避难，他当时带有一支庞大的扈从队伍，其中便包括了驯鹰师（sokolniki），罗曼诺夫王朝为此也提供了部分援助。[105]
有时，狩猎活动与王权之间的关联太过紧密，以至于统治者不得不在自己身体不适或并无兴趣的情况下仍然前去狩猎。契丹人的皇帝辽景宗（公元968～983年在位）虽然由于幼年疾病而无法骑马，但仍然会遵循古代的狩猎惯例在一年四季中断断续续地打猎。[106]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尤其是在科穆宁王朝（Comneni）统治时期——通常都十分喜爱狩猎活动，唯一的例外是米海尔七世（Michael Ⅶ，公元1071～1078年在位）。米海尔七世是一位十分不喜爱狩猎的猎手，据同时代的人记述，他总是想让猎物逃跑，每当猎物被击倒时他便会移开自己的目光。[107]显然，米海尔七世会前往狩猎场是出于胁迫，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望和维持一个合适的形象。
狩猎活动作为男性活动的印象广为流传，这种印象在严格的数据层面上也很有可能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在历史上，同样有女性猎手存在。据希罗多德记述，在西部大草原生活的伊朗游牧民族撒乌罗玛塔伊（Sauromatae），其中的女性经常会随丈夫一起或是独自骑马捕猎；此外，色诺芬也曾称赞过男性与女性猎手的美德。[108]在很多社会中，贵族女性被认为应当参与皇家狩猎活动。在乌古斯史诗中的一则故事里，有一位公主或妃后（qatun）非常善于骑马、射箭和狩猎，因此成了一位与丈夫般配的贤妻。[109]契丹统治者的妻子也都普遍从事狩猎活动，如贾汗吉尔的妻妾在围猎活动中会用枪猎杀野鹿，还骑在大象上击倒过老虎。[110]尽管有一些出身高贵的女性是由于周围的预期才参与了狩猎活动，有一些女性却是出于个人喜好而狩猎。1835年，英国旅行者范妮·帕克斯（Fanny Parks）在阿格拉（Agra）附近遇到了姆卡·比干穆（Mulka Bigam），她是当时莫卧儿帝国皇帝的侄女，当时正带着猎豹一起在有篷的牛车中狩猎：她在享受这项运动的同时，也遵循了穆斯林世界的礼仪准则。[111]
女性统治者通常也会参与狩猎活动，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阿克巴大帝在位期间，加拉普尔（Jalalpūr）的统治者是一位印度女性，她也是一位活跃的狩猎爱好者。[112]与其相同的还有基辅罗斯著名的公主奥丽加（Ol’ga，公元945～969）。[113]此后，伊丽莎白女皇（公元1741～1762年在位）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公元1762～1796年在位）也经常从事狩猎活动——尽管这项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尤其是在以“极快的”速度于森林中策马奔驰时。[114]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例子中，她作为一位外国女性，显然是在尝试沿袭俄国的社会惯例，试图使自己显得精力充沛和强健有力。这种有所控制的男性化行为也体现在对格鲁吉亚女王塔玛尔（T’amar，公元1184～1212年在位）的记述中。在塔玛尔女王统治期间，史载其是一位狂热的狩猎爱好者；与之相关的行为还包括将塔尔玛女王与其他男性品质联系起来，如教堂艺术作品中经常会描绘她与战神一起出现的场景。[115]
尽管狩猎活动是核心区域统治者的一项任务，但还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狩猎活动可能会达到过量的程度，即对狩猎活动的热爱有时会变为一种沉溺其中的行为，可能会导致自我的毁灭并给国家政权带来威胁。[116]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出现了一些关于这类统治者的劝诫性的故事。例如，在巴赫兰·古尔统治初期，他因沉迷于狩猎活动而不理国事；据说，在巴赫兰·古尔采纳忠言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后，其政权才止住了迅速衰落的步伐。[117]格鲁吉亚的编年史也严厉地责难了两位统治者，分别是乔治二世（Giorgi Ⅱ，公元1072～1089年在位）与塔玛尔女王之子乔治·拉沙（Giorgi Lasha，公元1212～1223年在位）。这二人均因为无休止的狩猎而忽略了自己作为王公应有的责任。[118]契丹、蒙古与莫卧儿帝国的一些统治者也曾受到过同样的批评。[119]有的时候，甚至连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会在这方面过于放纵。君士坦斯（Constans，公元337～350年在位）是一位狩猎爱好者，在他外出畋猎时，其手下的主要军官成功地谋划了针对他的刺杀行动。[120]可以预料的是，有时渴望权力的扈从也会有意鼓励统治者过度狩猎。普里斯库斯宣称，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公元408～450年在位）的顾问与宦官便怂恿其“猎杀野兽”，并由此得以掌控皇室权力。[121]
与之相对，富有责任心的宫廷与政府官员会试图削减过量的皇家狩猎活动。在中世纪时期的中国、伊利汗[122]统治下的伊朗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有关官员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狩猎活动会减弱统治者在更加重要的事务上的注意力；二是这项运动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会将统治者暴露于一系列威胁之下。[123]的确，狩猎活动的举行期间是一段危险的时间。首先，正如后文将会详细论述的那样，狩猎活动是阴谋与政治谋杀喜欢选择的场合。当然，另一个主要的危险来自于活动本身，接下来我们将论述这一点。
招致危险
狩猎活动不仅是一项体力挑战，也是一种心理挑战，这一点广为人们接受。迪奥·克利索斯顿认为猎手必须能够骑马和奔跑，直接与猎物进行搏斗，并且忍受严寒酷暑与饥饿干渴。[124]除此之外，印度政治思想家考底利耶还在这项考验单内增加了野火与在荒野中迷路的情况。[125]在5世纪的梵文戏剧《沙恭达罗》（Shakuntala）的第二幕开篇，宫廷小丑一边叹气一边对观众高声说道：“可恶！可恶！可恶！我受够了与喜爱运动的国王为伴。”接下来，小丑继续抱怨在野外度过的大量时间，包括那些无法舒适安眠的夜晚、匆忙的饮食和体力的耗尽。最后，他向热爱狩猎的君主请求，在艰苦的狩猎活动中休息一天。[126]
除了以上所说的严酷条件，猎手还面临着死亡的可能。凯卡斯曾提醒读者，很多王公都死在了野外。[127]尽管皇家狩猎活动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但仍会时常导致致命情况的出现。在出征期间沾染的疾病曾导致多位拜占庭皇帝、俄国大公与穆斯林苏丹的死亡。[128]射偏的投射物有时也会产生受害者，此外还有不定的“意外事故”也会导致重伤或死亡的出现。[129]或许最常反复出现的危险便是从马背上摔下来。一位在唐朝朝廷任职的突厥将军曾告诫唐太宗（公元626～649年在位），即使在皇家狩猎场内骑马“追逐野兔”也具有一定的风险。[130]这位将军的建议非常有道理，因为据已知史料记载，狩猎活动中有过相当多数量的与骑马相关的伤亡情况，包括：鲜卑首领、外出征战的国王、拜占庭帝国的将军、伦巴德（Lombard）国王、格鲁吉亚君主、蒙古可汗、疏勒（Kashgar）王公以及一位在暹罗的格鲁吉亚猎手。甚至连著名的巴赫兰·古尔都曾在所骑的骏马落入深坑时险些丧命。[131]
野兽作为一种明显的危险来源，造成的伤亡情况似乎要少一些。牧鹿和麋鹿有时会令皇家猎手受伤或丧命，但是这种情况非常罕见。[132]更为常见的场景是猎手在千钧一发之时得以侥幸逃生，这也是他们喜爱给下一代讲述的谈资。在对儿子的劝诫中，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称赞了狩猎活动的优点，并将其风险最小化。虽然如此，他也提到自己在一生的狩猎生涯中曾被抛至野牛角上、被牧鹿刺伤、被麋鹿踩倒、遭到野猪的袭击、被野熊咬伤，还曾被一只不知名的野兽掀落下马。[133]
当然，这其中的秘诀在于具有——或是看起来具有——英雄气概，因此才能够在这些惊险的经历中幸存下来。狩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给人荣耀，因为正如普林尼所言，人类被认为是“所有动物中最弱的一种”。[134]很多野兽都比最强的人类还要更快、更壮、更大。此外，人们认为很多动物具有比人类更为敏锐的感官；与之相比，人类的视觉、听觉与嗅觉都不在同一个层次。[135]因此，与动物最强悍的特质进行对抗而且还能从中胜出的话，总是可以为个人带来特别的声望——因为这种对决的体能挑战性要超过任何人类之间的竞争。在前伊斯兰时期，据称陀拔斯单的一位王公曾追逐一只牧鹿，一直追了40英里，最终在游过一条河后将猎物杀死。[136]在这个过程中，这位王公在动物所擅长的领域——速度与耐力方面——获得了胜利，因此他获得了后世的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