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狩猎活动是验证王公勇气的一种方式。据希罗多德记述，克洛伊索斯（Croesus）的儿子阿图斯（Atys）是吕底亚（Lydia）的国王，他在得知父亲不希望自己参加一场危险的狩猎活动时表现得非常沮丧。阿图斯回应称，战争与狩猎活动不仅是获得荣耀的主要途径，也是向朋友、家人与臣民证明自己勇气的方式。他问自己的父亲，如果他不参与狩猎活动，那么当他走在市场上时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子民呢？[137]很多王公想必都经历过这种压力，因此才会不顾理智的判断与生存的本能，不得不选择与野兽进行搏斗。
其中，搏斗的方法之一便是在封闭的空间中与被俘的动物对抗。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有在一旁观赏的观众，之后这些观众会对外宣扬猎手的事迹。据中国史料记载，汉朝时一位年轻的朝臣曾被放入老虎坑中以检验其自称的英勇；外国旅行者也曾记述，在16世纪晚期的莫斯科公国宫廷，手持长矛的贵族曾在大坑中与野熊对战。[138]在这种比赛中获胜不仅可以为猎手带来名誉，有时也能带来赦免。在亚美尼亚的传说中，曾有一位名为斯姆巴特（Smbat）的贵族参与了一场针对拜占庭帝国皇帝莫里斯（Maurice，公元582～602年在位）的叛乱。因此作为惩罚，他被投入了竞技场的野兽群中。然而，令所有人惊讶的是，斯姆巴特杀死了一头熊、一头公牛和一只狮子，并当场因其英勇的行为而被赦免。[139]
当然，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在狩猎场中与动物进行对决。在这些情况中，年轻的勇士会选择猎取现存的最凶猛有力的猎物。在欧洲，人们可能会选择野熊或野猪；而在内亚地区，野生的（更有可能是野化的）大夏骆驼（Bactrian camels/shutur-i ?a?rāī）通常被认为是最适合王公同时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狩猎对象。[140]当然，每当有大型猫科动物存在时，其都会自动地成为检验猎手英勇程度的试金石。辽圣宗（公元983～1031年在位）曾骑马用弓箭连续快速猎杀了两只老虎，得到了人们的诸多赞赏。[141]
自然的，在历史资料和传说故事中，能够徒步手持武器独自与猎物进行搏斗的猎手可以积累更多的荣耀。[142]因此，对一个人英勇程度与力量的终极测试在于此人能否或多或少地在没有协助的情况下战胜地面上最令人畏惧的猎物，即大型猫科动物。
据编年史资料记述，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艾敏（al-Amīn，公元809～813年在位）曾经用匕首杀死过一只狮子，而伊拉克的塞尔柱帝国的苏丹基雅斯·艾丁（公元1134～1152年在位）据说曾在“没有任何生物帮忙或协助的情况下”杀死了多只狮子。[143]尽管这些记录的准确性有待商榷，但此后来自于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记述则有力地证明了与大型猫科动物的对抗已经或多或少地成了宫廷惯例。这种惯例似乎是从阿克巴大帝当政时开始的：在阿克巴还是一位王子时，他便曾徒步挥剑杀死了一只雌虎；在继承帝位后，据称他曾经只携带火器在地面上猎杀老虎。[144]公元1609年前后，17岁的沙贾汉在父亲贾汗吉尔面前用剑杀死了一只狮子，但当时有一位印度侍从进行了协助。[145]据贝尼埃记述，奥朗则布曾命令儿子马哈木（Ma?mūd）在不使用常规捕网的情况下猎取狮子，他宣称自己在当王子时便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了。马哈木通过了这场顺从与勇气的考验，“仅损失了两至三位随从”和一些“被踩踏”的马匹。贝尼埃指出，在这之后，严厉的奥朗则布对儿子表现了更多的偏爱。[146]
即使这些与动物的对决是发生在有人协助的情况下或是部分受人控制的环境中，也可以在极端情况中被认为是鲁莽的行为。但是需要记住的是，这种对决只会发生一次：如果狮子获胜了，那么不可能再出现另一个回合的较量；但如果王子获胜了，他可以在余生中不断回味这个瞬间。谁会去质疑一位曾经击败过狮子的人的勇气呢？
英勇行为的宣传
对于一场成功的狩猎活动而言，使用弓箭的技术是必须具备的知识。在从中国至近东地区的史料中，这种技能作为隶属于皇家猎手的品质曾多次出现。这类说法是针对匈人帝国、萨珊王朝、塞尔柱帝国与哈剌契丹（Qara Qitai）[147]的统治者所言的，这些统治者均被认为在箭术方面具有一定的“天赋”。[148]然而，他们的部分技术水平已经超过了自然的范畴，进入了超自然的范围之内。在一次箭术示范中，巴赫兰·古尔挑战用一支箭射穿野驴的蹄足与耳朵。他所使用的方法是，先朝野驴的耳内扔一颗鹅卵石，之后在野驴试图将石子弄出时，古尔射出一支箭同时刺穿了这两个器官。这一轶事最初出现在9世纪末的阿拉伯语作品中，之后在波斯文学及艺术作品中一直流传至19世纪中期。[149]
在古代猎手中，更加广为流传的是用一支箭同时杀死多只猎物的传说。巴赫兰·古尔曾同时射倒了一只野驴和一头狮子；在印度的洛迪王朝时期（Lodi dynasty，公元1451～1526），一位朝中贵族据称一箭杀死了两只狼；乌兹别克汗阿卜杜拉也曾一次杀死过两只野驴；康熙皇帝还曾一箭杀死了两只山羊。[150]然而，这方面的纪录保持者当属契丹的皇帝辽圣宗，据称其曾用一支箭射穿了三只野鹿！这一令人震惊的事迹成了辽代科举考试题目的内容，这也是一种非常新奇的宣传统治者狩猎技能的方法。[151]
在这里，主要的问题不是这些事迹的真实性，而是这些传说故事的受众。可以确定的是，上层阶级本身非常关心这些事情。正如色诺芬指出的，即使在核心区域之外，贵族的对话通常也集中于“年轻岁月、狩猎功绩、马匹与情史”等方面。[152]当然，在核心区域之内，贵族们更是不停地炫耀自己高超的狩猎技术，争论自己所猎杀的猎物数量。[153]
狩猎技术无疑是贵族自我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普罗大众对之的接受度有多少呢？编年史所记载的功绩将统治阶级的卓越技术传递后世，但是其选择用于向臣民宣传这些技能的方法折射出对大众认知的敏感，反映了贵族阶级认为人民大众非常关注统治者在狩猎活动中的表现。
在讨论狩猎活动中的表现时，一个明显的事实便是猎取猎物的数量，即猎袋的大小。这一数字相当于用以证实一个案例的原始数据，其来源是贵族阶级之间的争论和公共关系运动中“公布”的数据。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能够证实一个人狩猎技术与社会地位的胜绩与记录是有着详尽记载的。例如，英国贵族德·格雷勋爵（Lord De Grey）在自己的“记分卡”上详细记录到，他在1867～1923年间共猎杀了25万只野鸡、15万只松鸡和10万只鹧鸪。当然，格雷能够达成这一猎杀总数是因为有成群的助猎者协助将猎物驱赶至他面前，也就是说他参与的是一种针对鸟类的围猎活动。[154]对于英国贵族而言，这不仅是一种展现自己对自然环境与治下土地的主宰力的方式，同样也可以对外国领土施加压力并将其所有权合理化。[155]
然而，这种实践方式是非常老旧的。在欧洲出现国家政体之前，这种行为早已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消失了。这种对猎物数量的关注最早出现在亚述帝国。几个世纪以来，亚述帝国的统治者用心地将皇家猎袋（即皇家狩猎活动中所猎取的猎物）——至少是大型猎物——的数据制成表格。据一则皇家文献铭文记述，亚述拿西拔二世（公元前884～860年在位）曾猎杀了450头狮子、390头野牛和200只鸵鸟——后者也是唯一被认为值得记录的鸟类猎物。[156]法老的猎袋中包括狮子、大象与野牛，这些内容都被记录在历史上著名的圣甲虫（scarabs）[157]上，就像日后的纪念币一样传播开来。[158]在前伊斯兰时期的哈德拉毛（Hadramawt）的一则铭文中，还出现过这一主题的一种变体。铭文上自豪地公布了国王及其宾客共同猎杀的猎物数量，关注点已从皇家猎手的个人技艺转移至皇家狩猎活动的集体成功——换言之，也就是转移至统治者的组织能力之上。[159]
中国的早期统治者对猎物数量及其记录表现了同样的关注。商代的君主用甲骨文仔细记录了所猎杀的水牛、野猪与野鹿的数量。[160]之后的周朝同样延续了对狩猎活动的记录。有一则记述宣称，周穆王在一次大型狩猎活动中猎取了420头野猪和野鹿、2只老虎与9匹狼，这些都是比较可信的数字。[161]诗文中的清晰记述表明，在汉朝之后的皇家狩猎活动中，人们会广泛地记录猎取猎物的种类、猎杀手段、参加的军队及个人的总数。[162]这种做法一直持续至元清两朝：人们不仅会细致列表记录杀死的猎物数量，而且会标明猎手个人的猎杀情况。[163]
在核心区域，统治者更加不遗余力地全面记录所猎杀的猎物，并且经常会将这一内容纳入宫廷编年史的记录中。贾汗吉尔曾记述了其父阿克巴大帝用一把独特的枪所猎杀的鸟类和野兽的数目；另一则史料则记录了沙贾汉的猎袋，包括他针对某一只动物所击发的总射击数等。[164]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出现，是因为自阿克巴大帝起，宫廷中负责记录狩猎活动的人员（）会专门记录“狩猎队伍的成员”与“所猎杀的猎物”。这种行为的结果使我们得以知悉关于莫卧儿帝国皇帝的狩猎成绩的大量信息。比如沙贾汉，我们现在便知道他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所猎杀的猎物种类，其间击发了多少次射击，以及猎杀某种猎物的日常记录有多少等相关信息。[165]
贾汗吉尔成功的狩猎活动的数据更为详尽，充分展现了核心区域中贵族阶级狩猎活动的心理状态（mentalité）。与其他皇帝一样，贾汗吉尔的记述方法与类别划分差别极大：有的时候，他记录的是一场大型狩猎活动中全部猎手猎取的猎物总数，并且会依据猎物的品种进行划分；而有的时候，贾汗吉尔的记录针对的是某一个单日内狩猎队伍所猎杀的猎物数量。[166]在其他的情况中，贾汗吉尔会记录自己在一场狩猎活动中或是某一个单日中所猎杀的猎物数量，其分类手法有时依据猎物品种，有时则会通过猎杀手段进行划分。[167]我们还会看到一些长期的数据。据贾汗吉尔本人宣称，他的“狩猎记述”非常完整和详细，囊括了自12岁第一次狩猎直至在位的第11年，即1580～1616年间的记录。可以说，这种做法的结果非常引人注目：在贾汗吉尔参与的狩猎活动中，猎手们一共猎取了28532只猎物，其中他本人猎杀了17167只猎物，这些猎物包括：
86只老虎
889只鹿牛羚
1670只各类品种的羚羊
各种野熊、猎豹及其他
13464只各类品种的鸟。[168]
在大英帝国的中心——印度——有许多类似的先例存在，如德·格雷勋爵对狩猎活动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
莫卧儿帝国的皇帝还展现了另外一种特征，这种特征与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的“伟大的白人猎手（Great White Hunters）”[169]非常相近，即关注所猎取猎物的尺寸。贾汗吉尔和奥朗则布都非常在意所捕杀猎物的身长与体重，尤其是其中的大型猎物，它们通常会被仔细地测量和记述。有的时候，体形最大的猎物还会被宫廷画师画下来。[170]
在邻近的伊朗，沙阿拔斯与同时代的贾汗吉尔一样，也让王室官员全面地记录了自己所猎杀的猎物“总数”。[171]更有趣的是，效仿者与叛军也有同样的行为。据孟希（Munshī）记述，1609年阿塞拜疆的远郊地区有“一些丧心病狂之人冒充君主”。孟希称，这些人的主要欺骗手段是准备许多动物，而且“有意设计得像是猎手捕获的猎物一样”。因此，这些伪装伎俩在小型村庄中获得成功，伪装者得到了皇室的待遇，直至最终被发现和处决。[172]显然，在大众看来，王公形象是与狩猎技术相关的。
一位编年史家在悼念伏利尼亚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时曾称，弗拉基米尔是一位“优秀而英勇的猎手”，他曾在没有侍从帮助的情况下独自猎杀过野猪与野熊，这一点“在全国范围内”人所共知。[173]如果事情是如此显而易见的，那么皇家猎手若希望将自己的技艺与英勇传达给民众，这一点又该如何达成呢？首先，部分民众看到了一些狩猎活动，另一部分民众则目睹了统治者携带猎袋胜利归来的场景。此外，在识字能力有限的社会中，口口相传必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统治者的英勇事迹广为流传；那些并未亲眼见证这些事迹的人也会很快听闻这些故事，而且很有可能还是经过大肆修饰的版本。[174]
在波斯文学盛行的伊朗及其临近区域内，宫廷诗歌是歌颂统治者的美德、力量、技艺、勇气与正义感的重要途径。在伊斯兰时期，宫廷诗人经常会将君王的狩猎技艺比拟于传说中的鲁斯塔姆[175]，或是神话化的据说可以徒手击败狮子的巴赫兰·古尔。针对这些狩猎成就的歌颂既可以通过口头传播，也可以通过书面流传，并且始终将统治者作为勇士的成功与其保卫和拓张领土的能力紧紧联系在一起。[176]前现代世界的政治形象与现代世界的政治形象一样，都经过了人为的设计与加工。
更加重要的是视觉传播方式所发挥的作用。正如普里西拉·索塞克（Priscilla Soucek）记述，皇家狩猎场与其中的动物是东亚与西亚地区的艺术品经常会描绘的主题，常会出现在银器、织物、绘画、插画、浮雕与砖瓦等处。很明显，这些艺术品的构想与创作大多是为了将统治者的狩猎技艺传达给各类受众。[177]多媒介的展示方式不仅可能出现，而且非常常见。巴赫兰·古尔的狩猎成就在波斯的民族史诗《帝王纪》中得以永世流传，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会出现在伊朗及临近地区的银器与砖瓦图案上。古尔完全成了狩猎活动的代名词，因其特定的成就而得到广泛的认可。[178]诚然，这种皇家猎手的英勇形象在核心区域内以图像和文字的形式广为流传。
这类图像很多保存至或曾出现在当代或近代的文献中。可以说，这种宣传方法出现得很早。在约公元前1550～前1070年的新王国时期（New Kingdom），古埃及的浮雕中便出现了统治者猎杀大型猎物——尤其是狮子——的场景，他们有时乘坐马车使用弓箭，有时则手持兵器步行。[179]在宣传法老的英勇狩猎行为——尤其是猎取大象的事迹——方面，这种宣传手段显然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希腊传说中著名的早期埃及国王奥西里斯（Osiris）[180]便凭借这些功绩以及记载了这些“出征活动”的“铭文柱（inscribed pillars）”而被人们所铭记。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希腊的托勒密人延续了这种行为方式。这也证明，奥西里斯所塑造的形象十分深入人心，可以有效地合法化国王对当地民众的统治。[181]
同样，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狩猎宣传也给希腊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两河流域的半虚构的皇后塞米拉米斯（Semiramis）[182]的一生来展示的。据传，塞米拉米斯在宫殿的墙上装饰了很多自己狩猎时的场景，以此来有意宣传狩猎活动。在其中的一幅场景图中，塞米拉米斯骑着骏马，手持投枪杀死了一只猎豹。[183]当然，美索不达米亚生产了大量此类的政治艺术。甚至可以说，美索不达米亚人是集中展示图像宣传手段的早期专家，形成了一个完全整合的体系。据艾林·温特（Irene Winter）分析，在新亚述时期即公元前9～前7世纪时，宫殿墙壁上的浮雕被用于讲述特定的活动，主要是战争，也包括归顺和进贡的场景、宗教仪式以及皇家狩猎活动等。其中，最早的一幅浮雕作品出现在尼姆鲁德（Nimrud）首都的宫殿接待厅中。浮雕上描绘的狩猎场景展现了国王降服凶猛野兽——大多是狮子——的场景，而且这些场景会以“系列”的形式出现，即包括了从追逐到猎杀直至最终的饮酒庆祝胜利。所有这些展示都是为了给大厅的访问者——如皇室宾客、外国使节或属下臣民——留下深刻的印象，认为统治者积极地参与了这些重要的活动，具有强健的体能与精神力量。[184]
这些浮雕作品还有可能以公开铭文的形式与文本相结合。尼尼微（Nineveh）的宫墙浮雕上配有简短的后记，对活动的性质与内容进行了描述。同样的，这些文字内容大多涉及了战争和狩猎的场景，而且国王在其中始终以胜利者的形象出现：统治者不仅征服了人类敌人，洗劫对方的城市，处决敌国的领袖，而且对我们最为重要的是，统治者还会刺杀狮子，如抓住狮子的耳朵和尾巴，用锤矛砸碎它们的头骨。其中的一则后记还传达了让人无法忽视的政治信息：埃兰的国王被“愤怒的狮子”追逐，逃至敌对的亚述帝国向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68～前629年在位）请求援助。亚述帝国的国王参与干涉，在一群狮子中杀出血路，最后救下了畏缩的埃兰人。[185]
皇家狩猎活动中猎取狮子的方法或是猎手骑马并使用长矛，或是在马车上使用弓箭，这两种方法都以图像的形式反复出现。在任何一种场景中，一旦国王出场追逐狮子，那么狮子的命运便被锁定了。可以传递这一事实的场景如下：一侧是正在倒地死去的狮子，另一侧则是国王在攻击另一头狮子。[186]在皇室印章的图案上，也有君王左手抓住狮子的头，右手用匕首刺进其胸口的描绘。这些图案出现在黏土制成的印玺上，在考古挖掘中经常出土。[187]根据浮雕刻画的内容，狩猎活动之后的场景是将死狮放在祭坛之上，由国王负责祭酒；附上的铭文则记录了猎杀的猎物数目。[188]
伊朗人沿袭了美索不达米亚使用的部分图像与宣传手段。在伊朗南部的萨-马什哈德（Sar-Mashad）有一座纪念石像描绘了一位萨珊王朝的统治者——有可能是巴赫拉姆二世（Bahrām Ⅱ，公元276～293年在位）——与两只狮子搏斗的场景。这座石像与亚述帝国的浮雕相同，描绘的场景是一只狮子已经死去，另一只狮子则被皇帝的宝剑狠狠刺死。[189]很多个世纪之后，保加利亚第一帝国（the first Bulgarian empire）的统治者——有可能是特尔维尔（Tervel，公元701～718年在位）——在首都普利斯卡（Pliska）附近的悬崖岩面上制作了一块大型的浮雕，其上描绘了他用长矛刺死狮子的场景。[190]虽然在那个时代，狮子已在巴尔干半岛灭绝了将近一千年。然而，狮子灭绝的事实更能展现这类形象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长期以来，这种形象一直被等同于皇室的权威。
古代传播这种信息的另一种新型视觉媒介是金属制品，主要是银器，即所谓的“萨珊”银器（“Sasanian” silver）。一般而言，这些银器上的图案描绘了不同统治者骑马手持弓箭狩猎的场景，马蹄下则布满了死去和濒死的猎物。有一些银器描绘了统治者个人与大型猫科动物——如猎豹和老虎——搏斗的场景。[191]在普鲁登斯·哈珀（Prudence Harper）看来，在邻国领土中发现这些银器的频率可以将我们引向一个可能的推论，即由于这些银器上通常装饰有描绘皇家狩猎活动获得成功的图案，因此很有可能是官方赠送给属国与敌国的物品，目的是传递关于萨珊王朝君主英勇与力量的信息。[192]
图12 亚述巴尼拔向死狮倾倒祭酒
资料来源：尼尼微城的浮雕，大英博物馆受托（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绘画也是宣传狩猎活动的媒介之一。据阿米安·马塞里（Ammianus Marcellenus）目击称，公元362年，罗马军队在底格里斯河沿岸的赛琉西亚附近的一片丛林中露营，这时他们发现了“一座宜人的荫凉建筑，这座建筑的每一部分都沿袭了那个国家的传统习俗，装饰有描绘了各种狩猎活动猎杀野兽的场景；在他们的国家中，绘画或雕塑只会描绘各种杀戮和战争的场景”。[193]在伊斯兰时期，旅行者也曾见到类似的绘画作品：法蒂玛王朝的大型公共宴会厅中装饰着狩猎图，黑羊王朝（Qara Qoyunlu，公元1380～1468）的大型会堂位于大不里士外，其庞大的穹顶壁画上描绘了皇家狩猎活动与战斗的场面。[194]
中国的清朝也出于同样的目的利用了绘画艺术。在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皇帝亲自发起了强调军事价值的大型纪念艺术活动；其中包括了对阅兵式的描绘、军队出征与归来的仪式以及在木兰围场举行的秋猎活动。这些安排都隶属于一个更大的、经过精心策划的宣传活动。在这些宣传活动中，视觉展示方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通过借用合适的军事美德，指导并激励了当时与后世的臣民。[195]
战利品是另一种记录狩猎胜利的途径。这种做法很有可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实践；与之相关，远古人会保存动物的牙齿、獠牙和骨头用于装饰、仪式与巫术等活动。[196]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战利品的展示通常与动物标本的制作和牛角鹿角的收集有关。[197]然而，在核心区域中也存在着这些行为的显著先例。在马里克沙阿（Malik Shāh，公元1072～1092年在位）的统治下，塞尔柱帝国达到了巅峰。为了宣传自己的狩猎技术，马里克用统治领域内的瞪羚和野驴的蹄足修建了多座塔楼。[198]沙伊斯玛仪（Shāh ，公元1501～1524年在位）在阿塞拜疆的库伊（Khui）修建了一座名为道剌塔（Dawlah Khānah）的宫殿。据一位意大利旅行者描述，这座宫殿中装饰有三座周长8码、高15～16英尺的角塔，其修筑材料便是国王及大臣们所猎取的鹿角。[199]规模更为宏大的实践来自于伊斯玛仪的继任者达赫马斯普，他将约3万只野鹿和赤鹿的头骨纳入日后萨非王朝的首都伊斯法罕的最高塔的顶部。[200]同时代的阿克巴大帝将成千上万只鹿角置于从阿格拉至阿杰米尔的每隔几英里的路墩上。据目击者言，所有这些鹿角都是阿克巴大帝狩猎时所猎取的，遵其命令“作为世界的纪念碑”而展示出来。[201]
这些为了宣传狩猎胜利而采取的长期、广泛而昂贵的措施强烈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民众十分关注皇家狩猎活动以及统治者的狩猎能力。当然，由于这种特定的证据并不是来源于民众本身，我们也应当从反面对之进行一些解读；但是，欧亚大陆范围内的统治者一千年来一直误读民意——实际上民众对此并不感兴趣而且不为所动——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第九章中，笔者将提供更多有关这种解读正确性的论据。
[1] 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5～120），古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和演说家。
[2] 费恩人（the Fenni）被认为是现代芬兰人的祖先。
[3] Tacitus，46.
[4] 图勒（Thule）原指古希腊航海家皮西亚斯（Pyseas）在公元前4世纪发现的最北部的岛屿或海岸，后用于指代位于世界北端的国家。
[5] Procopius，HW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Trans. H.B.Dewing.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Heinemann，1914.VI.xv.16-23.
[6] Gardīzī Martinez，A. P.，trans. “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2（1980）：127.
[7] 例如可参见FCH Blockley，R.C.，trans.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Ⅱ，Text，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Liverpool：Francis Cairns，1983.375 and 377，and TYH Molé，Gabriella，ed. and trans. The T’u-yü-hun from the Northern Wei to the Time of the Five Dynasties. Rome：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1970.18。
[8] 即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Ⅶ，公元905～959），马其顿王朝（又名亚美尼亚王朝）的第四任皇帝，被认为是欧洲著名的“学者型皇帝”。
[9] genitus，AI Gy. Moravcsik，trans. R.J.H. Jenkin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and Harvard University，1967.159.
[10] SH de Rachewiltz，Igor，tran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eiden：E.J.Brill，2004.I，18-20，and SH/I de Rachewiltz，Igor，ed. Index 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Indiana University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121.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1972.28-30.
[11] WS/H Holmgren，Jennifer，trans. The Annals of Tai：Early T’o-pa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Wei-shu. 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2.51.
[12] 例如可参见Li Zhizhang. Xiyu ji，in MGSL.268-69，and Li Zhizhang/W Li Chih-chang. 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 Trans. Arthur Waley.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3.67。
[13] FCH Blockley，R.C.，trans.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Ⅱ，Text，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Liverpool：Francis Cairns，1983.223 and 225.
[14] Bell，John.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Pekin，1714-22.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65.169.
[15] Kangxi Jonathan D.Spence，trans. Emperor of China：Self Portrait of K’ang-hsi New York：Vintage，1975.8-9.
[16] Thompson，James Westfall and Edgar Nathaniel Johnson 1965 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Europe，300-1500. New York：Norton.315-16；Anderson，Robert T. 1971 Traditional Europe：A Study in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Belmont，Calif.：Wadsworth.24，and Almond，Richard 2003 Medieval Hunting. Phoenix Mill：Sutton Publishing.27-60.
[17] 阿努什尔瓦意为“不朽的灵魂”，是波斯人为胡斯洛一世所增加的尊号。
[18] Ni?ām al-Mulk. The Book of Government or Rules for Kings. Trans. Hubert Darke.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0.36，37，and 41.
[19] Boccaccio，Giovanni. The Decameron. Trans. Mark Musa and Peter Bondanella. New York：Norton，1982.II.9.
[20] LT Boyce，Mary，trans. The Letter of Tansar. Rome：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1968.48.
[21] 伊本·拔图塔（Ibn Ba?u ah，公元1304～1377），阿拉伯旅行家，出生于今摩洛哥丹吉尔。
[22] ?ah Ibn Ba u?ah. The Travels of Ibn Ba u?a. Trans. H.A.R.Gibb.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Hakluyt Society，1958-94.III，580.
[23] Bābur，?ahir al-Dīn. The Bābur-nāma in English. Trans. Annette Susannah Beveridge. London：Luzac，1969.33-34，38，and 67.
[24] Thiébaux，Marcelle 1967 “The Medieval Chase.” Speculum 42：260.
[25] Stetkevych，Jaroslav 1996 “The Hunt in Arabic Qa?idah：The Antecedents of the ?ardiyyah.” In J. R. Smart，ed.，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Arabic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ichmond：Curzon Press，pp.102-18，esp.105.
[26] Cummins，John 1988 The Hound and the Hawk：The Art of Medieval Hunting.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23-33.
[27] Lindberger，Elsa 2001 “The Falcon，the Raven and the Dove：Some Bird Motifs on Medieval Coins.” In Bj?rn Ambrosiani，ed.，Excavations in the Black Earth 1990-95：Eastern Connections Part One，the Falcon Motif. Birka Studies 5. Stockholm：Birka Project for Riksantikvarie?mbetet，pp.68-82；Ianin，V. L. 1970 Aktovye pechati drevnei Rusi，X-XV vv. II，19，22，161，and 394-95，tablitsa 3 and 52；and Wittfogel，Karl A. and Feng Chia-sheng 1949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 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9，236.
[28] Qāshānī，Abū al-Qasīm. Ta’rīkh-i ?ljaytū. Ed. M.Hambly，Tehran：B.T.N.K.，1969.53.
[29] JTS Jiu Tangshu. Beijing：Zhonghua shuju，1975.ch. 64，2420.
[30] ，163-64.
[31] SJ Sima Qian. Shiji. Beijing：Zhonghu shuju，1982.ch. 129，3277.
[32] Fryer，John. A New Account of East India and Persia，Being Nine Year’s Travels，1672-1681. Ed. William Crooke. 1909. Reprint Millwood，N.Y.：Kraus Reprint，1967.II，295，and III，122 and 134-35.参见Chardin，John. Travels in Persia，1673-77. 1927. Reprint New York：Dover，1988.180 and 222。
[33] Layard，Austin. Discoveries in the Ruins of Nineveh and Babylon，London：John Murray，1853.483.
[34] Kaempfer，Engelbert. Am Hofe der persischen Grossk?nigs，1684-1685. Trans. Walther Hinz. Tübingen and Basil：Erdmann，1977.44.
[35] Lavin，Irving 1963 “The Hunting Mosaics of Antioch and Their Sources.” Dumbarton Oaks Papers 17：276-77.
[36] Diodorus Diodorus of Sicily. Trans. C.H.Oldfather et al.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57.II.11.3-4，12.1-2，333.2-5，and 59.4；Homer，Il Homer，The Iliad. Trans. A.T.Murra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ew York：Putnam，1924.IX.528-50；and Dio Chrysostom. Discourses. Trans. H.Lamar Crosby and J.W.Conoo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2-51.61.11 and 63.6.
[37] Colley 1992，170-73.
[38] Rudra Deva. ?yainika ?ātram：The Art of Hunting in Ancient India. Trans. M.M.Haraprasad Shastri. Delhi：Eastern Book Linkers，1982.86 （para.42-43）.
[39] al-Rāvandī，Muhammad ibn . Rā?at al-?udūr va āyat al-?ur ūr. Ed. Muhammad Iqbāl. London：Luzac，1921.437ff.
[40] KB/V Viré，Fran?ois. Le tracté de l’art de volerie（Kitab al-Bayzara）. Leiden：E.J.Brill，1967.8.
[41] Kai ibn Iskandar. A Mirror for Princes：The Qabus Name. Trans. Reuben Levy. London：Cresset Press，1951，85.
[42] Mirza Haydar Dughlat. Tarikh-i Rashidi. Ed. W.M.Thackston.I，39，and Mirza Haydar Dughlat. Tarikh-i Rashidi. Trans. W.M.Thackston.II，35.
[43] ?āfī?-i Tanīsh fī?-i Tanīsh Bukhārī. Sharaf nāmah-shāhī. Ed. and trans. M.A.Salakhetdina. Moscow：Nauka，1987-88.，I，13a and 18a，波斯语文本，and 53 and 62，俄语译本；Braund，David 1994 Georgia in Antiquity：A History of Colchis and Transcausian Iberia 550 BC-AD 562. Oxford：Clarendon Press.57；Jordanes，The Gothic History. Trans. Christopher Mierow. Reprint 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60.III.21 and VI.47；and WX Xiao Tong，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Trans. David Knechtg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87.II，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