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的力量
狩猎活动并非仅是一场考验技艺与勇气的体力挑战，而是涉及了一个更大的议题，即掌控动物——这种被广泛认为具有灵性、速度与力量的生物——的能力。因此，狩猎活动是一种与灵性有关的活动。各种神灵负责照看作为猎物的动物，有时甚至会化身成动物的模样出现；他们传递着规则与各种禁忌，当然还会依照猎手是否遵循这些规则以及猎手为狩猎活动所作的相应心理准备而对其进行奖励和惩罚。[1]
在大部分传统社会中——无论是狩猎型社会、田园型社会还是农业型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动物是神秘的。由此，可以预料到的是，动物也成为人类话语中最常使用的符号。动物的体能一直作为人类能力的衡量标准，动物的名称与形象被用于表达政治概念，动物还多次在横幅、旗帜、徽章和纹章上作为团结的象征出现；[2]动物具有的灵性之力与宗教信仰、宗教实践与宗教仪式有着深刻的联系。
此外，动物还具有另一种重要属性，即诠释和效仿人类行为的能力。从《伊索寓言》到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动物比喻被广泛援引和应用于人际关系的探究和渲染中。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理解动物，那么他不仅能够理解自然（nature），也可以理解人类的本质（human nature）。
动物寓言的集合典范要属《五卷书》[3]，一部起源于约公元4世纪之前的印度系列动物寓言。《五卷书》的梵文版本先是被翻译为中古波斯语，又译为阿拉伯语，之后被翻译为包括蒙古语在内的欧亚多国语言。[4]动物以及相关寓言所生成的奇事在阿布尔·法兹尔对印度各类动物的评价中有所体现——在印度诞生了许多此类的寓言。阿布尔在评价中写道：“在这个国家中，动物的惊人能力及其毛色的美丽多彩已经超出了我有限的描述能力。此前的罗曼司作家曾充分讲述了动物的非凡特征，然而作者并未提及他自己也未曾见过或听过的叙述准确的见证人。”[5]
无论动物故事采用的是书写还是口头的传播形式，在多样的文化背景中，这些故事不仅具有娱乐性，而且能够发人深省，因此始终带有一种教化的目的。动物在指导人类方面所传递的有益信息——如果人类能够理解动物的话——被不断地重复和证实。在色诺芬看来，猎鹰与野狼的行为方式能够教授给骑兵军官很多知识，包括队伍的突袭、掠夺和撤退等；普罗柯比认为，动物的领土意识本能传达了关于人类对母国依附感的重要信息。[6]在野兽身上，我们能够发现很多智慧。汤玛斯·阿尔兹鲁尼的续写者[7]宣称，9世纪早期的亚美尼亚宫殿与教堂中装饰着很多有关各类野兽及其“努力生存”的场景图案。他认为，这些图案“深受智者的喜爱”。[8]
寻觅智慧的人通常会关注动物反常的尺寸、形状与行为，这些内容与其他重要的历史事件一样，都在编年史中有所记载。[9]这种对非常规的自然现象的关注不难理解：动物被认为是一种信息来源，可以预知未来的事件，象征了吉兆或厄运。随同薛西斯（Xerxes，公元前486～前465年在位）的军队一同前往希腊的骡子在途中产下了一只具有雌雄两种器官的幼崽，预示着军队在未来会遇到困难，皇帝忽视了这一异常的凶兆并最终导致了失败。[10]无论这一记述是否符合史实，希罗多德记录的这一轶事都显示，人们长久以来一直在通过动物来解读未来这种最了不起和最为隐匿的知识。
动物占卜不仅具有无数种形式——如犬吠、马嘶声、奶牛的花色以及蛙声——而且在时空范围内分布极为广泛。这种类型占卜的依据是假定动物行为与未来的文化或自然事件之间具有某种联系。这种占卜形式并不是得到启示式的预言，而是“揭露”一些模糊的联系。在世界宗教转向依靠从另一个世界获得关于未来末日的启示时，大众文化依然从自然——尤其是动物——身上寻找即将发生之事的征兆。在商代的甲骨上经常会出现占卜者的提问，如我今天应当做什么，而不是关于人类精神命运的问题。尽管专家可以掌握关于自然征兆的知识，但是很多时候这些知识存在于大众领域内。[11]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认识到，由于这些征兆可能非常明显，所以很多人都会试图解读这些征兆，因此大部分民众会将动物与实用智慧联系在一起，认为动物体内蕴含了神灵或宇宙的力量，是后者进行言说的媒介。
动物行为中最常被认作征兆的便是它们结群或分散的倾向。亚里士多德指出，占卜者对这种现象极感兴趣。[12]在古代的中国和近代早期的印度，蛇类的反常聚集被认为是一种征兆，有时甚至会被认为是一种吉兆。[13]
由于鸟类被认为与天空相关并且有结群的行为习惯，因此出于这些明显的原因，是最常被用于预言的动物品种。在旧大陆，使用鸟类进行占卜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占卜方式。在古希腊，神灵被认为是无言的，其言说的方式是通过鸟类完成的，如鸟鸣叫的声音、飞翔的方式、姿态与活动等。[14]罗马人与古希腊人通过鸟类进行占卜，这种行为一直持续至中世纪的欧洲。[15]南亚与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与印度人也通过鸟类的飞行进行占卜，特别是鸟类的鸣叫声。之后，西藏人也沿袭了这种占卜技巧。[16]在早先的中国，鸟类的结群、飞翔与羽毛花色均被作为天赐的预兆予以解读。[17]
这些占卜方式尽管为大众所实践，却并非局限于无知大众的迷信行为。统治阶层的贵族同样相信而且还经常借助于这些占卜方式。公元前489年，楚国的国王遇到了一大群迁徙的候鸟，他立即让手下的历史学家/占卜者对此进行了解读。亚历山大大帝遵循雅典式信仰，追寻着猫头鹰直至在埃及获得胜利。[18]此外，从古代叙利亚的国王到匈奴的单于、萨珊王朝的君主、罗斯大公和莫卧儿帝国的皇帝都曾在治理国家时求助于鸟类的指引。[19]
无疑，鸟类是人们喜爱使用的媒介。然而，任何一种动物都有可能成为一种先兆的象征、神灵的媒介或是蕴含和显露宇宙的力量。鸟类、鱼类以及刺猬等动物行为方式的改变或许可以很好地预言气候变化或自然灾害，如干旱和地震等。[20]同样，动物也是更高层次力量的传递媒介。有的时候，动物可以带来救赎或胜利。野象在印度北部发现了一座圣地并在那里放置了花朵，使人们得以进一步发现这个地方；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上帝利用野生动物指引基督徒军队前往一个隐匿的河滩，进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21]在其他的例子中，动物成为正义和报应的施行媒介。在很多传统与民间文化中，动物被认为具有评定正误的能力，其行为传达了某种神意或天兆。[22]有时，受到人们信任的家养动物——尤其是马——会转而攻击和杀死其主人，尤其是那些邪恶的国王或不忠的官员。[23]
动物本身具有很多对人类有益的强大力量。这些强大力量包括药材和巫术所需的配剂——传统医师从未对此进行过清晰的区分。在传统药学中，来自于动物的配剂扮演着重要但并不是主导的角色。牛黄是各种动物——尤其是反刍类动物——消化道内形成的结石，由于被认为具有神奇的性能而在天气巫术中被用作雨石。人们对牛黄治疗作用的笃信更加广为流传，使得中世纪时期涉及牛黄的跨洲交易十分活跃。[24]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更容易在本地获得的动物制品进入了医疗领域。除了各种植物制剂与矿物制剂，古代的基督教与穆斯林的医药传统还使用了无数种动物制品——如刺猬肝、山羊尿、白犬粪和晒干的海胆等。[25]鸟类也在这一领域有着贡献。基于“同物相补（like begets like）”的远古信条，人们认为将鹰胆与蜂蜜混合后抹至眼部可以使视力变得敏锐。[26]同样，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动物制剂也非常常见，中医还根据“自然来源”将它们分为了不同的范畴，如四足类、禽类和虫类/鱼类。[27]
其中，鹿茸和牛角这两种动物制品由于被认为具有强效而脱颖而出。在中药领域内，软毛样的鹿茸具有很高的地位。[28]更为珍贵的是“独角兽”的角，这不仅是各式毒药的解药，而且能治愈诸多疾病。[29]独角兽角的概念及其特殊属性很快便被转移到了犀牛角上，针对犀牛角的贸易也开始得非常早。[30]从古至今，牛角在中国都被认为是一种春药；而在西印度群岛，牛角始终是治疗中毒、蜂毒和各类杂症的上等药物。[31]
在以上的例子中，如果经过合适的准备与摄入，动物身上的一部分可以带来强大的效力，也就是可以转移至作为容器的人类身上。不仅如此，人们还认为动物的灵性精髓与身体能力也可以全部转移至人类身上。这种转移的过程通常——但并非一定——是通过狩猎活动实现的。在中南美地区，杀死一只美洲豹——地区内最高等的捕食者——可以提升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食用美洲豹肉的行为则将动物的身体与精神品质转移到了猎手身上。[32]这种通过巫术的手段转移动物能力的行为非常普遍，古埃及便有此类转移行为的痕迹：法老在捕猎狮子后，在战斗中也会沿袭“眼神凶狠的狮子”的特质——如果不是外貌的话——这种看法在希腊人中流传甚广。[33]
人们更为熟悉的另一种现象便是狂战士（berserks）。正如迈克尔·斯派德尔（Michael Speidel）近期指出的，这种现象的分布范围已经超出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凯尔特人生活的领域，在公元前1300～公元1300年间的欧亚大陆西部区域内都曾出现过。这种战争形式的一个决定性特征便是士兵极为近似熊或狼等凶猛的动物；狂战士被认为——而且无疑也自认为——是沿袭了动物的形体和行为方式的“转形者（shape-shifters）”。[34]这种转移过程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对凯尔特人而言，士兵在战斗前会将头发向上梳成马鬃、熊毛或狼毛的式样，或是像动物一样完全裸体地投入战斗。[35]最为常见的情况是，狂战士会身着猛兽兽皮参加战斗，如在中东地区是身穿狮皮和豹皮，在北欧地区则是熊皮。因此，“berserkir”或“熊皮（bear shirt）”的名称指的是那些像疯狂而强壮的食肉动物一样嘶吼着冲入战场的人，区区人类并不能对他们造成伤害。这种现象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传奇中被称为“狂战士的狂怒（berserker rage）”。[36]在这些地区，这种战斗狂暴的情绪通常涉及药物或酒精的使用，目的是激起食肉动物式的兽性。[37]
米尔恰·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认为，由于在很多传统文化中，动物被认为连结了人与宇宙以及神话的过去，因此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多维且极具影响力的。这些观点认为，“穿上动物的兽皮便意味着成为那种动物”。米尔恰认为，这种模仿的行为通常是一种脱离身体的体验机制，一种萨满式的精神探寻或是一种出于狩猎和开战目的而获取动物力量的方式。[38]此外，在人们采用动物的形态或行为时，其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比各部分的总和更为强大，所杂糅的各种生物也更加有力、狡猾和危险。[39]这些生物一般被认为代表了某种具有超常能力的神灵或恶魔，对其的笃信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40]
因此，在前现代社会中，动物与动物专家——无论是驯鹰师还是狂战士——都具有成为统治者的政治与军事潜力。能够在特定的情景中控制——或是在专家的协助下表面上控制——某些种类的动物的能力是一种政治资本，因为这种能力展现了对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影响力，被认为是一种在人类群体中分布并不均衡的能力。因此，统治者非常想要拥有和控制各种政治动物及其训练者。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典型的政治动物白象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人们普遍认为白色的动物是吉祥的象征，可以为持有者带来好运。古时的伊朗人、突厥人、契丹人以及蒙古人都因仪式或祭祀用途而搜寻这种颜色的动物。[41]然而，迄今为止最受人们推崇的是浅色的大象。在欧洲人抵达东方时，白象崇拜的中心地区是勃固（Pegu），一个位于现在缅甸南部的王国。据记述，在16世纪晚期，勃固的统治者拥有四头白象，当时居住在首都的所有外国人都被要求前去观看和欣赏这些白象。这些白象并不仅仅是奇物珍品，还是一种国家动物，国王在这方面享有严格的垄断权。[42]作为这一地区的复杂政治戏剧的中心角色，白象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有需求，而且有时甚至会在国家之间挑起紧张局势和战事。[43]
在印度的政治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对白象强烈需求的原因。在印度的神话和宇宙观中，任何颜色的大象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宇宙中至高无上的支柱。在印度教和佛教的图解中，大象经常被描绘为生命的守护者，可以带来兴旺、繁荣与健康。大象还与主要类型的液体相关，因此白象被认为具有特殊的能力，可以召唤云彩、季风、雨水与复苏。自然而然的，大象成了王权和威严的象征，是大地福祉的守护者；大象不仅是统治者在臣民面前展示自我的移动式王座，也是面对敌人时的移动堡垒。[44]
大象与王权的观念也传播至印度文化圈之外的地方，自古时起便为遥远国度的民族所知。在埃利安生活的时代，西方世界中便已流传着印度国王寻找白象的记载，伊斯兰世界也认为白象在印度与伊朗的萨珊王朝是一种王权的象征。[45]在中世纪的波斯传说中，白象由于天生便可以辨识和接纳真正的皇权，因此会在统治者面前鞠躬行礼。[46]
位于今缅甸西北沿岸的阿拉干（Arakan）王国详细记载了关于白象的政治活动与大众回应。在17世纪早期，阿拉干王国拥有一头极为俊美的白象，这头白象得到了精心的照顾与安置，配以华丽的服饰，会在特定的场合隆重出场。[47]据同时代的耶稣会传教士的信件记载，这头王室白象得到了缅甸各族人民的普遍尊敬，而且据称其名气“传遍了整个东方世界”。每当这头白象在国事场合中参与游行时，都会吸引大批人前来观看，带来了巨大的欢乐。由于这只白象具有广为流传的神力，因此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大帝十分觊觎，意图成为“白象之主”。[48]
阿克巴大帝和核心区域内的其他统治者一生中的很多时间都是在动物的陪伴下度过的，如他们的坐骑、猎物、狩猎伙伴和政治道具等。狩猎活动作为彰显帝王对野生自然力量控制权的一种方式，是政治正统性的重要来源；但是，这种活动本身并不足以彰显王权；除了对动物的物理层面的掌控，真正的王权还需要在道德与精神层面上展现对野兽的控制力。
掌控动物的能力
正如诺伯特·伊莱亚斯（Norbert Elias）指出，统治者的身边必须有最为尊贵的人士陪伴和忠诚侍奉，这样才能有效地传达他们对人类世界的统治。[49]在笔者看来，统治者的身边同样必须要有最为威严的野兽陪伴和顺从侍奉，这样才能有效地传达他们对自然世界的统治。
对野生动物的控制是“非自然的”，始终彰显特殊的神力或魔力，这种力量或正或邪。后一种邪恶力量的典型代表便是女巫及其手下的“妖精（familiar）”。然而，还有更多可以从正面角度来评价这种控制的例子，如操控野兽的人可以给普罗大众提供很多重要的帮助，而大众只能通过普通的途径来控制常见的家养动物。
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动物被认为是来自于神灵或文化英雄的馈赠，后者顾名思义拥有超越凡人的力量。无论面对着多么凶残或强壮的野兽，神灵可以驯化任何野兽的能力均无人质疑。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女神作为大众崇拜的核心人物，可以驯服狮子并将其变为伙伴和侍从。[50]
与动物交流的能力是另一种彰显这种控制力的途径。具有与动物交流能力的人类就像可以使用人类语言的动物一样，无法被纳入既定的范畴之内；此外正如罗伯特·坎帕尼（Robert Campany）指出，这种行为明确地跨过了极少有人能够跨越的界线。[51]在蒙古人与穆斯林的传说中，与鸟类沟通的人可以理解反常的征兆或掌握与天国使者沟通的特殊方式。[52]这种类型的反常行为夸大了个人天赋或个人能力，只能用神秘知识、超常能力或与其他世界和存在层面的特殊联系来解释。
所有信仰中的圣徒都会跨越界限建立联系。在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中的圣徒被认为是上帝在地球行使权力的媒介。圣徒通过各种神迹来展现这种能力，其中主要包括治愈病人、预知未来、影响天气和控制强大的家养动物——此外，效仿在狮穴中的但以理（Daniel），圣徒也会控制凶猛的野兽。中世纪的圣徒言行录中记录了许多野兽听从僧侣指挥的故事，如帮助整地的野狼和犁地的牧鹿。据基督教传说记载，这些动物在被驱逐出伊甸园后陷入野生状态并成为野化动物，是“再次家养化的野兽（redomesticated beasts）”。[53]
以圣徒圣弗朗西斯（Saint Francis of Assisi，1182～1226）为代表，很多人据称拥有控制动物的能力。野兽作为“仰慕圣徒的臣民”是圣徒言行录中描绘的传统主题，如在传奇故事和中世纪诸多艺术作品中都出现过圣耶柔米（Saint Jerome）从狮掌中摘去尖刺的情节。[54]
在东方的基督徒中情况也是如此。在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的传说中，圣徒会与狮子或野熊一起旅行；在后一个例子中，野熊杀死了圣人的驴子，因此不得不替代驴子成为新的“侍从”。[55]在俄国，圣塞吉尔斯（Saint Sergius，1314～1392）曾前往荒野证明自己，在那里他掌握了一种神力，可以使熊来到他的身边从他的手中吃食。[56]在这些例子中，控制动物的能力是大众信仰的衡量方式之一，最明显的体现便是在俄国传说中，能够出于娱乐目的训练野熊的人被乡民认为具有超凡的力量。这种将魔力与控制野生动物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行为自然会遭到东正教教会的反驳——后者自称垄断了这种能力。教会官员和世俗道德家都严厉地谴责驯兽人及其所掌握的黑魔法对普通民众的控制。[57]
在伊斯兰世界中，宗教人士展现了与基督徒相对应的类似能力。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二者援引了同样的《圣经》先例与动物寓言中再现的异教徒原型。其中典型的例子是马吉德·艾丁（Majd al-Dīn）的经历，此人是设拉子（Shiraz）的宗教法官；在伊本·拔图塔的复述中，马吉德在教旨问题上与阿布·萨亦德（Abu ，公元1316～1335年在位）发生了冲突。作为惩罚，他被苏丹投入了野狗群中。但是当这些巨大的猎犬——经过特别训练的处刑者——靠近马吉德时，“猎犬开始在其面前摇尾讨好，完全不作出任何攻击”。自然的，阿布被这一景象所震慑，在马吉德面前鞠躬致敬，慷慨地给予其赏赐，并接受了他的教导与精神指引。[58]最常见的情况是，这些控制动物的超凡能力的故事被赋予到苏菲圣徒——伊斯兰传说中的人民圣徒——身上。[59]这也再次证明了，此类观念广为流传并为人们所笃信。
印度或许诞生了最为老练甚至堪称专业的擅长控制野生动物与危险生物的圣人。其中，最负有盛名的是驯蛇人。1580年代，林叔腾（Linschoten）在提及这些游方人士时称其为占卜者和巫师；据他描述，这些人“携带了很多活蛇，而且知道如何蛊惑它们”，使蛇不会袭击人类。[60]几个世纪之后，范妮·帕克斯（Fanny Parks）曾遇到通过精心地定期喂养而“驯化”了鳄鱼的游方人士。[61]
在更靠东方的地区，对动物的控制方式更加接近于地中海模式。18世纪早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游历过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他宣称，当地的宗教综合了伊斯兰教与异教信仰，拥有“许多可以用咒语驯服野生老虎的杰出巫师，他们能够命令老虎在背上驮着自己去任何其命令的地方”。[62]通过神力/魔力的方式来驯服野虎的行为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公元4世纪的中国，一位道教的隐士曾以一只老虎为仆；一个世纪之后，一位佛教僧侣使一只食人虎“弃恶从善”，接受了佛教的教义，不再破坏当地而改为保护当地的村民。[63]
虽然我们并没有来自这些较早时期的民意测试，我们却掌握了一些有关大众想象与民众态度的有益导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平民和贵族眼中，对野生动物的控制力都自动等同于灵力（spiritual potency）。如果说这种类型的控制力必然会指向灵力的话，那么这种灵力一般会涉及神秘知识与神的厚爱，是所有统治者都渴望、觊觎和宣称拥有的能力。
古代的帝王典范，如女神和圣徒，都被认为拥有直接与动物进行交流的能力。在日后的传说中，圣明的君主——如所罗门王或黄帝——可以命令野生动物与自己的军队一起行进，野兽则会遵循指令并待在指定的位置。[64]在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波斯语罗曼司中，上帝赋予亚历山大大帝控制动物与其他自然力量的能力；在中世纪波斯语（medieval Persian）版本的乌古斯传说中，早期的统治者之一图门汗（Tümen Qan）可以听懂所有动物，尤其是狼的语言。[65]
统治者所控制的动物类型十分多样，而且通常有特定的时间与地区，如14世纪时占婆（越南南部）的虔诚的鱼，以及18世纪时马拉塔（Maratha）驯化的喜爱音乐的羚羊。[66]但是更为常见的情况是，这种控制力往往被应用于危险的野兽身上。典型的例子来自于公元1000年前后的阿拉伯语记录，据称西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国（Srīvijaya）的统治者驯服了当地的鳄鱼，使之不再对臣民造成威胁。[67]
另一个常见主题涉及的是保护统治者不受伤害的动物守护者。在一则传说中，忠诚的牛、马和鹿守护着就寝时的本都的米特里达特（公元前2～前1世纪）；在另一则传说中，蝎子与家猫击退了针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威胁。[68]大型猫科动物同样在皇家守卫方面有所贡献——至少协助塑造了皇室无坚不摧的形象。据传，在位于呼罗珊（Khurāsān）与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萨曼王朝（Sāmānid），统治者艾哈迈德二世（A?mad Ⅱ，公元907～914年在位）的卧室中有一只训练有素的狮子，保卫他提防心怀不轨的仆人。[69]在很久之后的1780年代，英国居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言，即印度西南部迈索尔（Mysore）的苏丹蒂普（Tipoo/Tipu）在睡觉时有四只老虎负责守卫。[70]我们可以推测，拥有狮子和老虎作为忠实的朋友意味着会让敌人犹疑不决。不管怎么说，很多统治者的周围都布满了看似驯服的大型猫科动物。
印度教和佛教传说将狮子与王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1]在贾斯丁对庞培乌斯·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的概括中，印度孔雀王朝的创建者桑陀罗科多斯（Sandrocottos），即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公元前321～前297年在位），很早便被认为具有皇家威严，原因是他不仅有狮子为友，还有一只野象成为他的侍从。[72]这一主题在之后的印度戏剧中也曾再次出现。在《沙恭达罗》的第七幕中，国王偶然遇到了他未曾谋面的儿子。凭借年轻人背上的王室胎记及其控制野生动物的能力，国王认出了自己的儿子。诚然，这位青年极为擅长控制野兽，尤其是“驯服”了一只狮子的幼崽，以至于其养母称他为“驯服一切的人（All-Tamer）”。[73]
格鲁吉亚的女王塔玛尔（公元1184～1212年在位）同样也对各种动物具有“磁性的吸引力”，尤其是与狮子结成了非常特殊的亲密联系。据当时的历史学家记述，有一次希尔万沙送给塔玛尔女王一只狮子幼崽，尽管这只幼崽比大多数同类都更加庞大和凶猛，塔玛尔女王依然亲自将其养大：“当幼崽被带至宫殿时，它立刻对塔玛尔女王表现极大的喜爱和仰慕，即使戴着双重挽具其依然挣脱了束缚，将头放到女王胸前并舔她的脸颊。如果被束缚或控制住，幼崽的眼泪就会像灌溉土地的溪流一样滚滚流下。”[74]统治者对这些野兽的控制力具有多种形式。在之后的传说中，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阿卜杜·阿马里克（ al-Malik，公元685～705年在位）在宫内所养的狮子继承了主人的脾性，因此当一位侍臣出于喜爱而接近它时，拴着锁链的野兽露出了獠牙，试图用爪子抓他。[75]这些狮子知道主人的心思，展现了与主人的团结一致。
无论人们是否相信这些国王控制兽中之王的故事，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在核心区域——有时也包括核心区域之外的地区——的皇室宫廷中常出现“驯服的”狮子，而且它们的数目还很多。这种对狮子的驯化行为古已有之：在古埃及，狮子作为“宫廷宠物”存在，公元前13～公元前12世纪期间的多位法老都曾被描绘在王座旁或骑马乘车时有狮子为伴。[76]在此后的数百年中，拜占庭帝国、塞尔柱帝国与萨非王朝宫廷内都有狮子存在，有时其还会与老虎及猎豹一起出现。[77]
为了能够有效地传达政治信息，宫廷内的猫科动物需要在合适的布景内经过精心设计后再予以展示。公元917年，拜占庭帝国的使者抵达巴格达接受哈里发的接见时，他被引领经过了展示的100头狮子：路的两侧各有50头狮子，每头狮子均戴有钩环、项圈和口络。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宫廷拥有10只老虎，它们会与100名侍从一起列队行进。[78]在萨非王朝统治期间，宫内有2只用金锁链拴住的狮子，每只狮子面前都摆着盛水的大金盆。[79]更引人瞩目的是，元朝宫廷的狮子经过了特殊的训练；据马可·波罗称，在被带至可汗面前时，狮子似乎“知晓可汗是天子”；或者借用一下鄂多立克的描述，狮子会“向天子鞠躬行礼”。[80]
当然，有的时候，野兽也会逃脱驯兽师的掌控，导致朝臣惊恐地四散逃窜。[81]然而，有的时候，大型猫科动物会被有意允许在朝内四下走动，以此检验朝臣的勇气和忠顺。据罗伊记述，贾汗吉尔所拥有的一只狮子允许人们摸它的头；沙阿拔斯自己养了一只驯服的狮子为宠物——阿拔斯认为这一点可以证明他的勇气，还曾特别要求在场的莫卧儿帝国的使者将这一点传达给该国的统治者。[82]
然而，还有远为严厉的考验方式。据约翰·茹尔丹（John Jourdain）目击称，贾汗吉尔最喜爱的活动之一便是“带来一只野狮，让其在［宫内的］人群之间随意走动，目的是看看是否有人敢于直面狮子”。那些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勇士会得到皇室嘉奖和偏爱。当然，作为一种检验勇气的测试，还有另外一种经过了精心设计，以限制危险和控制后果的测试活动。参与对决的人都配备有“手套和一英寸半的小短棍”。更重要的是，“国王”会在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之前终止活动。因此，当贾汗吉尔决议“与狮子对决”时——当然是在驯兽师的协助之下——他给民众留下的印象便是国王不仅可以掌控人类，也可以掌控狮子。[83]另一个类似的测试被目击出现在19世纪早期迈索尔的一位王侯宫内。据英国官员巴斯尔·霍尔（Basil Hall）称，这位王侯在宫内养有两只“饮食无忧且训练有素”的皇室老虎，这两只老虎被允许由侍从牵着四处游走。这一点给欧洲宾客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但是并没有让当地人感到不安；霍尔注意到王侯“从眼角”撇看着不安的英国人，“为自己花招成功”而露出了笑容。[84]
显然，为了成功实现这些戏剧性效果，即在不造成大型伤亡的情况下展现自己的皇家威严——造成伤亡将会彻底损毁这些行为的全部意义——人们需要有已遭驯服的猫科动物以及“能够为王公训练用于取乐的狮子”的驯兽师。[85]宫廷内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专家，宫外也有为了获取商业利润而训练狮子的驯兽师。在欧亚大陆的部分地区，这种职业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家庭手工业。1415年，一位出使到赫拉特的中国使节记录了驯狮的过程——在阿姆河沿岸这种行为依然存在——并指出这种训练不一定都能成功。[86]17世纪中期，塔韦尼埃（Tavernier）在艾哈迈达巴德与阿格拉之间的城镇锡德普尔（Sidhpur）附近见到了驯狮活动，他被告知这一过程需要花费五六个月的时间。据塔韦尼埃描述，这一训练方式实际上是条件反射的另一种范例：四或五只狮子的后腿被牢牢地拴在柱子上，之间距离约十二步；另外，有一根绳子绕在狮子的脖颈上，由驯狮人掌握；之后，人们受雇前去观赏这一景观，每当狮子试图向人群移动时，便会被小石子砸，驯狮人也会向后拽套在狮子脖子上的绳索；慢慢的，狮子便适应了人的存在，而且被训练得不会太过接近人。[87]经过了这套训练的狮子会得到经验丰富的驯狮人的精心喂养和呵护，并且可以在宫廷内进行展示。
当然，另一种主要的国家动物便是雄伟的大象。正如马苏第在公元10世纪中期时指出，大象由于体形、力量、智力、用途、寿命、威严、贵族性及不肯认下层人为主人的禀性，成了一种合适的选择。[88]这一评价虽然是在动物的自然分布范围之外作出的，但是与生活在自然分布范围之内的人们的意见完全相符。阿克巴大帝在阿富汗长大，他认为这些野兽给予自己很多力量：“当我来到印度时，大象极大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认为，对大象的卓越能力的利用预示了我的绝对统治力。”[89]在莫卧儿帝国，大象是华丽与威严的主要来源，是一种统治与征服的手段。[90]因此，作为国家动物与皇权的象征，无论在印度人还是穆斯林中，对皇室大象的控制权已成为政权中权力角斗或皇位更迭的一部分。[91]
大象主要在两个领域内发挥了自己的纯政治功能。在前往乡下的视察和狩猎活动中，大象负责驮运统治者和高级官员。正如奥文顿指出，在印度，身居要位之人几乎都是骑象外出的，目的是“维持其地位与身份的威信”。[92]然而，大象最引人注目的角色还是在皇室宫廷中。在宫中，皇家用大象每日都要参加仪仗游行。卫兵更换仪式是一等的政治舞台，需要使用最好的大象。17世纪末，福莱尔（Fryer）称斯里兰卡象是最常被捕捉的品种，此地的大象因擅长“下伏”而闻名，可以“恭顺地将脖子置于两脚之间”。[93]因此，评价大象的标准并不是其体形或毛色，而是表现能力。
在印度，这些展示具有悠久的历史。古典作家如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均熟知印度的大象游行及其政治重要性，这一知悉程度本身也很好地反映了大象表演的影响力与效果。[94]1330年代，伊本·拔图塔曾在德里宫廷中见过一次大象表演，他很好地抓住了这一活动的精髓，记录称这些大象——共有50头——被“训练得向苏丹鞠躬行礼，而在大象低头时，皇家侍从便大声喊道‘真主啊（Bismillah）’。”[95]
来自于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史料记述了很多细节，为我们展现此类活动的内在运行机制。据塔韦尼埃复述，奥朗则布的宫廷内有常规的仪仗游行活动。在这项活动中，统治者会检阅这些为了特定目的而长期精心训练的家养大象。每只动物轮流上前至距统治者五十步之内的距离，行鞠躬礼并将长鼻放在地上，之后再抬头三次。在这之后，统治者会检查大象的健康和饮食状况。[96]观看这些驯象表演的观众都经过了仔细的挑选，一般是使节、国家官员或地方首领；在奥朗则布举行的对外公开展演（durbar）中，还会有经过选择的臣民与请愿人参加。[97]
作为一种夸张效果，展演需要让观众认为是统治者的命令——或者甚至是统治者的存在——让大象做出了恭顺的举动。[98]此外，很多观众认为——当然也是展演有意而为的——这些外表干净而且身着华服的大象是自己主动出场的，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前来守卫报到一样。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1611年茹尔丹对贾汗吉尔统治期间的大象游行的观察。在描述发生在阿格拉的皇家守卫活动时，茹尔丹称宫廷贵族被分派承担24小时轮换的守卫任务。每天下午5时会举行一场卫兵更换仪式，这时当班的守卫“完成了保卫国王的职责并离开”。茹尔丹之后提供了非常有帮助的一段补充。
国王的大象同样负责守卫，而且会像人类一样为国王效劳；原因在于，每当国王看向它们时，它们都会立刻将长鼻举至头顶向国王致敬，之后才会离开——它们不会在国王看向它们之前走开。然后，大象会按照等级依次行进，作为侍从的大象在前，作为妻子的母象在后。每一只皇家大象都拥有2～4头年轻大象作为侍从，身后跟随着两头作为妻子的母象。所有的大象身上都装饰有天鹅绒与金线制成的布和其他的昂贵材料。[99]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目的是展现统治者对大型野兽的控制力。象群在各个领域均复制了人类的对应方面，包括行为、举止以及对指挥系统的公开接受。正如埃利安指出的那样，大象卫士的仪仗游行以及随之表现出来的敬畏都是因为管理员与驯象师交替传达了皇家命令。[100]但是，尽管我们揭露了这些行业秘密，这些景象依然非常引人瞩目；无论这些活动经过了怎样的设计，它们依然可以吸引注意力，获得人们的称赞，造成盛大的景观。
与这些仪式化的展示相关，此后的传说故事经常会涉及莫卧儿帝国皇帝与“不驯服”的大象之间的对决，这进一步证实了皇帝对这些大型野兽的掌控力。这些故事最初出现在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在之后的复述中无疑也经过了大量修饰，最终逐渐形成了文学创作的传统主题。在每一个故事中，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必会在宫内降服一头连职业驯兽师都完全无法控制的发情公象；一般的，皇帝会骑到发情的野兽身上，迅速便能将其控制住。[101]精神权威、道德支配与威严仪态获得了胜利，等级原则与秩序再次恢复如常。
拥有大量大象的东南亚地区也普遍将大象作为一种国家动物。这些地区的情况与印度相同，均以战象为军事实力的衡量标准，而“驯服的大象”则被当作经济安宁的衡量方式。[102]此外，东南亚地区大象的展示方式也与印度大致相同：一是皇室大象游行，二是用于保护统治者的大象卫队。[103]在东南亚地区，对这些动物的控制力是王权的关键组成部分，如1680年代前往暹罗的波斯使节所目睹的一幕便很能彰显这一点。当时，国王拥有的大象中有一头突然发起狂来，它将象夫驮至丛林中，“破坏了笔直的道路”；国王极为愤怒，下令将象夫和大象双双处死。[104]显然，这种情况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欺君之罪；违背了这类原则的行为将会遭到可怕的惩罚，大部分时候是因为损害了——至少是暂时损害了——精心经营的秩序、等级与统治的图景。
很多时候，从中国北部到罗马，大象在其分布范围之外的地区也发挥了国家动物的功能。恺撒大帝和希拉克留（Heraclius）都曾用大象游行来庆祝军事胜利。[105]倭马亚王朝也拥有皇室大象，其中有一只还在约公元667年被赠送给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的高加索王公朱安舍尔（Juansher）。当原产于印度的大象抵达阿尔巴尼亚时，当地人感到惊讶不已；之后，由于大象已经经过了特别训练，它也对当地的王公表达了“敬意”。[106]这一传统在阿拔斯统治初期依然得以持续。那时，经过精心装扮的大象会将王公贵族运送至宫廷，此外大象还会参加胜利庆典活动。[107]迦色尼王朝与印度相连，该王朝大量地将大象作为国家动物使用，之后还将这种行为传至塞尔柱帝国。[108]
在东亚地区，中国的宋朝专门在太仆寺之下设立了养象所，负责训练和喂养皇帝拥有的驯服大象。[109]如前所述，元朝宫廷同样拥有大象，而其继任者明清两代也在窖中养有几十头训练有素的大象，它们会在皇帝及外国使节抵达北京城门时行礼和吼叫。[110]尽管这些展示显然被认为属于严肃的国事场合，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大象从未完全成为中国宫廷生活的一部分；大象展演在中国宫廷中始终是一种次要活动，不像在印度或暹罗那样是吸引人注意的主要活动。
动物在皇室宫廷中还发挥了另外一种作用：以动物竞技与格斗为特征的娱乐活动。这种活动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罗马的竞技场与之后的拜占庭帝国都会定期举办斗兽活动——当然是人与兽之间的角斗。[111]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人类参与斗兽活动的现象虽然并不常见——除了作为一种惩罚的方式——但是动物之间的角斗十分常见。在古时的伊朗、印度与中国，统治者会让狗、狮子、老虎、野猪、野牛、公羊与大象之间进行血腥的角斗，致使一只或多只动物死亡。[112]诚然，导致动物死亡是这些活动的目的，如果并未出现伤亡，则角斗会被认为是一场令人失望的失败活动。
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这些娱乐活动一直广受欢迎，成为核心区域与东南亚地区宫廷文化的常见部分。这类娱乐活动的基本类型之一是不同动物物种之间的角斗。例如，莫卧儿帝国会让老虎与公牛、猎豹与野猪、狮子与大象、大象与水牛以及狮虎与牛羊之间进行角斗。[113]有的时候，如罗马，这些活动会作为公共娱乐活动而举行。在1830年代，印度东北部的阿瓦德（Oud/Awadh）的国王组织了一场包括了野熊、水牛、犀牛以及老虎的角斗，当地共有数千名观众见证了这场活动。[114]
另外一种主要的角斗活动涉及的是同一品种的动物。这类活动同样可能非常血腥，但并非一定是以斗死为目的的角斗。活动中所使用的动物多种多样：莫卧儿帝国宫廷有公鸡角斗、骆驼角斗、水牛角斗、山羊角斗以及野猪角斗等。[115]更为流行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是羚羊（āhū）角斗。这些角斗活动中有很多针对胜者的打赌游戏，依据则是阿克巴大帝所建立的非常细致的规则——阿克巴大帝本人非常喜爱这项运动，还曾经在一次比赛中因“担任裁判”而身受重伤。[116]
迄今为止，最为壮观和持续的同一物种内的角斗活动发生在大象之间。17世纪时，在印度的旅行者曾多次描述过这些对决，它们通常是在阿格拉的红堡（Red Fortress）中举行。[117]据马努西描述，沙贾汉非常喜欢各类动物角斗活动，其中最喜欢的便是大象角斗。马努西称，因为动物非常昂贵，因此这些角斗活动受到了严格的控制。[118]但是可以想象的是，这类角斗活动是很难控制的。正如芒迪（Mundy）所言，在战斗白热化时，人们“无法用语言控制”这些大象；在出现这些情况时，人们通过使用燃放烟火的方式来把“大象分开”。[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