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与意识形态
在本书中，关于正统性的意识形态可以被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由牧师与学者所系统阐释的政治准则，这种意识形态往往借助于哲学、神学与宇宙论的支持；另一种更为分散的意识形态类型的言说途径则是大众宗教与大众文化。显然，国王在定义与展现自我时会援引正式的官方理论，但是同时他们的行为也被民众关于国王的期望所塑造和修正。我认为，皇家狩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官方准则与大众观念之间的动态关系。
尽管动物、皇家狩猎活动、国家形成与正统性之间的多维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鲜明的形态与特征，但是依然有一些共通的特征超越时空的限制而显露出来。其中最主要的特征便是——如前文所述——各种类型的动物都被认为具有灵力（spiritual force）或/和宇宙论意义，而且很多动物——如在古埃及——都受人崇拜，被认为是神灵本身或至少是传递天意与神旨的媒介，而其中很多都有政治性的内容。[1]这一点在回鹘人的民族神话（ethnogenetic myth）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据神话记述，当公元840年回鹘人被赶出蒙古时，他们正是通过跟随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的叫声而来到了天山山麓，从而发现了新的家园，即别失八里（Besh Baliq）。[2]
在很多国家的文化中，鸟类被认为是天神喜爱使用的信使，而它们所传达的信息同样是政治信息。在各种鸟类中，埃利安认为猛禽是最受神灵喜爱的，也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鸟类。[3]在欧亚大陆范围内，民族与国家的缔造神话中经常出现猎鹰的身影，其形象多为远古图腾、社群守卫者、政治成功的预兆、上天的使者、神灵的显现和文化英雄等。[4]
更加具体地说，在亚洲北部与中部地区，鹰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力量与属性。作为太阳之鸟和神旨的象征，鹰具有丰富的内涵：鹰在一定程度上缔造了其他的强大生物，如从最优质的猎犬到萨满巫医——后者在仪式中身着的鹰羽道服象征了精神的旅程。[5]自然而然的，鹰也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在突厥人看来，鹰是一种宇宙力量，与上天（腾格里，tengri）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突厥语中，鹰的称呼之一“bürküt”或许可以追溯至“berk qut”一词，意为“确定的好运（sure good fortune）”，这是草原世界王权的必要组成部分。[6]然而，鹰的政治角色并非只局限于草原地带。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治下的伊朗、早期的希腊与拜占庭帝国，鹰是帝王权力的象征，预示了政治权威与军事运势的变化。[7]甚至，在罗马的政治仪式中，对皇帝的神化行为便是从皇室的火葬柴堆顶放飞一只鹰，意为将统治者带至天堂，与其他神灵一起得到人们的崇敬。[8]
由于动物拥有神力并可以传达神意，狩猎活动本身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交流也就并不令人惊讶了。在传统社会中，狩猎活动始终具有意识形态内涵。古代宗教——如萨满教——与狩猎活动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原因在于，所有的自然生物——尤其是猎物——都具有潜在的灵力。因此，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猎手在汲取自然资源时必须也“返还”自然，也就是说，猎取猎物的行为是在交互的基础上进行的经过了精心安排的精神补偿。[9]在草原地带也有类似的规则实行。契丹皇室夫妇会仪式性地猎取野兔以敬拜太阳神，并将捕捉到的第一只天鹅作为祭品献给宗祠。[10]对突厥人和蒙古人而言，无论集体狩猎还是个人狩猎都被认为具有灵性，因此始终需要借助大量自然的力量，其途径包括各种净化仪式与禁忌、祭品、乞灵活动以及对山、森林与猎物的感谢仪式等。[11]
这些意识形态关联在常规世界中非常常见。据皇室铭文记载，由于亚述帝国的统治者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宗教义务，因此神灵赐予其“野兽”并“命令”他们前去狩猎。[12]因此，皇家狩猎活动是宗教约束的王权组成部分。诚然，政府机构需要皇家狩猎活动。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国王的猎鹿活动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仪式性行为，涉及了对土地、山与河的祭祀。这些仪式性的猎鹿活动在伊朗的萨珊王朝、朝鲜的高句丽王国与公元7世纪时的日本都曾出现过。[13]有趣的是，在从中国汉朝到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史书中，人们经常用追逐难以捕捉的野鹿来比喻对皇权的追求。[14]
尽管在不同客观环境与宗教信仰的影响下，皇家狩猎活动的意识形态内容有所差异，但是其间的平行关系却非常引人注意。在核心区域与草原地带，人们对“好运”的理解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好运并非是“一般的”运气或是掷骰子的巧合，而是一种特殊的给予，是通过精神世界获得的成功。在这些文化中，高水平的狩猎活动既被认为是一种技术习得和体能成就，也被认为是对自然力量的控制，这种控制力受到超自然和魔法的影响。因此，狩猎活动中的特殊技能展现了一个人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力量，而这种能力则可以被转移至政坛之中。[15]
在古代近东地区与之后的草原民族中，这种能力是帝王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这种能力看起来也是宏观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后者包括了普遍权威、上天赋予的统治权、君主的皇室荣光以及极为特殊的好运。在中古波斯语中，这种荣光（glory）被称为“khvarnah”，在突厥语中为“qut”，在蒙古语中为“suu”。[16]狩猎活动展现统治者的胜利，而这种胜利恰恰是神灵的意旨。
这种对等关系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渊源。正如沃尔夫冈·德克尔（Wolfgang Decker）指出，“在埃及的皇室信条中，成功的猎手可以等同于战无不胜的勇士”。[17]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信条得到了进一步的再定义和阐释。埃琳娜·卡森（Elena Cassin）称，长久以来在美索不达米亚，国王与神灵都同狮子有着紧密的联系。[18]亚述帝国时代的文字与图像资料清晰地显示，对公元前1000年的统治者们而言，狩猎活动不仅是一种宗教政治职责，而且作为皇家猎手最具有“皇家气派”也就是最具有个人魅力的时候，便是他与狮子单独格斗的时刻。这种格斗活动是一种测试和考验，可以确定君主是否适合统治。此外，在与狮子的格斗中，获胜的君主可以同化被击败野兽的部分关键特质，并将这些狮子般的品质——如勇气、力量与凶猛等——带入之后的战场中。由于狮子是未驯化世界的王者，战胜狮子可以让君主的统治领域超越有秩序的文明世界（mātu），延伸至广袤的无秩序的野蛮荒野（er?etu）。在这一基础上，亚述帝国的君主们宣称自己是“世界”的统治者，掌控了“世界的四方”。
因此，国王与狮子同荒野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关键、复杂和看似矛盾的。一方面，野生的非家养动物孕育了国王的力量，赋予其成功进行军事行动的关键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以狮子为代表的野生动物对有秩序的驯化世界造成威胁，这一世界需要获得保护，以对抗来自自然界与超自然界的邪恶力量。因此，猎杀狮子的行为成为在自然威胁及其关键的孕育功能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的动态机制。由于皇家猎狮活动是一种重要的精神事务和政治事务，这一活动变得高度仪式化——换言之，猎狮活动的每一部分都经过了细致的策划，为了保证能够稳定地为狩猎活动供给猫科动物，人们甚至像“畜牧”一样养殖了狮群。[19]
图13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柱形印章
资料来源：纽约摩根图书馆（Morgan Library，New York）。
公元前6世纪，在古代伊朗人征服美索不达米亚时，他们也沿袭了诸多此类的观念。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柱形印章直接效仿了亚述帝国的原型，描绘了皇室英雄站在斯芬尼斯之上，手持可怜的狮子的后腿将之倒悬的景象。正如前文所述，在萨珊王朝的银器上，经常描绘的场景是统治者/英雄在瞄准一只狮子的同时，还有另一只狮子在背景中死去。[20]在这些场景中，国王被描绘为战无不胜的形象，他处于权力的顶峰，其神授的皇室荣光或好运以光环或光晕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些场景借助于更加易于移动的媒介，所传达的意识形态主题与塔奇布斯坦以及伊朗国内其他地方的岩壁浮雕完全相同。[21]
图14 持枪和光晕围绕的沙贾汉在狩猎
资料来源：《帕德沙本纪》（Padshahnama）。The Royal Collection 2005.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Ⅱ.
这种战无不胜、受皇室荣光保佑的国王形象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在伊斯兰时期的伊朗，这些观念在艺术品中亦有所再现，并且完全内化入邻国如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政治文化中。[22]此外，由于皇室荣光的概念同狩猎活动和动物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因此也曾出现在伊朗早期游牧民族的宗教信仰中，并且通过粟特人的介入而被传至突厥。[23]这种皇室荣光与狩猎和动物之间的联系一直延续至近代早期的印度莫卧儿帝国等地。正如贝尼埃记述，在奥朗则布统治时期，皇家猎狮活动必须以胜利收尾，原因是失败预示着“国家将会遭遇无限的厄运”。因此，若有被困的狮子逃离的情况发生，人们会几日几夜进行追捕，直至将狮子捕获并猎杀。[24]就像战无不胜的英雄一样，国王必须永远保持胜利的姿态，也正因如此，国王的狩猎“运”是精心营造的结果，绝对不会完全凭靠运气。
威胁
对正统性的追寻并非仅限于意识形态方面。政治始终具有地方性和纯世俗的维度；譬如，是谁负责在春天将门口街上的坑洼修复好，或者更加切合我们的主题，是谁将给村庄带来麻烦的老虎除掉？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实际政治，涉及纳税人所得到的服务。为了最有效地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威胁本身——既包括真实的也包括想象的——入手，关注动物对传统社会所造成的威胁。反过来，这将引领我们去探讨大众对自然与皇家狩猎活动的态度问题。
野生动物对人类利益造成的威胁以多种方式呈现出来，如家中的害虫、与家养动物争夺饲料的动物、与人类猎手争夺猎物的动物，以及最重要的，会侵袭庄稼、牲畜与人类的动物。东非地区的马拉维的近期历史，很好地展现了所有这些问题如今依旧是很多现代人所关注的问题。[25]在更加遥远的过去，相关信息虽然要少得多，但是仍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极为类似的图景。
让我们从害虫开始，一直谈到最令人畏惧的生物种类。显然，啮齿动物是人类常年面对的挑战。害鼠（Bandicota benegalensis）是印度体形最大的鼠类，它们在长期肆虐于当地的食品店中，被民众认为是“危险的敌人”。[26]有的时候，野兔也会因侵扰未收割的庄稼而给当地造成饥荒；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或中国的元朝，受灾的民众都曾经要求政府提供支援和采取行动。[27]
另一种肆虐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害兽是豺狼（Canis aureus），这是一种成群觅食的群居性动物。豺狼出现在印度、突厥斯坦、伊朗与外高加索地区，它们在夜间侵入村庄与城市觅食，杀死家禽，损害庄稼，破坏新建的坟墓并吞食尸体，豺狼群共同的嚎叫声也制造了可怕的噪音。[28]
这些野兽虽然对人的生活造成了威胁，但并不威胁人类的生命或身体；然而，野猪却在这两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29]一位早期的亚美尼亚编年史家曾抱怨野猪对田地与葡萄园的多次侵扰。他提及，为了减少野猪的肆虐和恢复损失，人们有时会采用求助于灵力的做法。[30]此后，曾于1688～1723年间在东印度群岛一带旅行的汉密尔顿记述，由于野猪连根拔起并损害了太多的庄稼，因此从位于波斯湾的巴士拉到南亚次大陆的东南部地区，野猪对从事农业来说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31]
野猪造成如此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其生性贪婪，同时也因为野猪极具侵略性，而且行动难以预测。在《维斯拉米阿尼》中，传说中的国王莫阿巴德（Moabad）在露天庭院里被从林中闯入宫帐的巨型野猪杀死。[32]在历史记载中，野猪也是同样凶猛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莫里斯曾在巡行途中遭到野猪袭击，惊险地免于受重伤。[33]野猪作为极为危险的猎物也并非徒有虚名。色诺芬在论述狩猎活动时曾多次描述在捕猎野猪时会遇到的极大危险，此后的伊斯兰与基督教世界的作者也都证实了这一观点。[34]因此，野猪能够在古老的传统中享有神话地位，田地经常受野猪侵扰的农业从事者对它十分惧怕，也就并不怎么令人惊讶了。[35]
正如布罗代尔指出，在衡量野生动物所造成的威胁与恐惧时，我们必须牢记一点，那就是在公元1800年前后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之前，在所有的人类定居点、乡镇甚至大型城市附近，都能看到各种类型的荒野。[36]这些“荒地（wastes）”拥有各种食肉类动物，对人类安全构成了非常实际的威胁。这并不是说，野生动物袭击非常普遍，以至于已经成为人类死亡的重要原因，而是说此类突发事件比较常发，已经营造了一种持久的威胁与惧怕的氛围，因此民众支持各类控制野兽的措施。
在中世纪的西方，人们不需要前往森林之中便可以见到狼；狼群多次侵扰城镇和进入教堂，对受惊的人群毫不在意。[37]在冬季，据称饥饿的狼群曾多次进入俄国的村庄，导致当地村民不得不纷纷逃命。[38]艾伯塔斯·马格鲁（Albertus Magnus）曾颇具权威地告诉读者，一旦狼群曾杀死过一个人，它们便会“由于人肉的甜美而再次搜寻人类的踪迹”。[39]即使在面临更大威胁的地区，狼群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公元912～913年，大批狼群涌入了巴格达市内；1835年，阿格拉附近有一个孩子在公共场合被狼杀死。[40]狼群开始习惯于侵扰人类的主场，这着实令人感到不安和惧怕。
当然，大型猫科动物是最令人惧怕的食肉动物。真正的豹子（leopards）——尽管其体形并不比猎豹（cheetahs）大多少——尤为危险，因为其在野外便经常猎杀比自己体格大的猎物，所以在攻击人类时也丝毫不会犹豫。在12世纪的叙利亚，一位法兰克人士兵在教堂外被豹子杀死；在17世纪的印度，豹子多次在夜间袭击拉贾布尔（Rajāpur）沿岸的城镇马拉巴尔（Malabar）；在19世纪，一只豹子在德里北部的一座村庄的马窖中杀死了多只驴子。[41]豹子与狼一样，有时也会进入人类居住的空间觅食。
在很多人看来，老虎是最具有威胁的食人动物。自很早时起，老虎的凶残和嗜人肉的习性便已在西方传播开来。公元1世纪时，古典文献中便记载称印度的老虎“几乎有狮子的两倍那么大”，或是老虎的尾巴上有可以致人死亡的刺。自然而然的，这些动物以及邻国赫尔卡尼亚（Hyrcania）的动物都被认为是“食人动物”，即“martichoras”——一般认为是波斯语中的“mardkhora”一词，意为“杀人者（man-slayer）”。[42]
长期以来，人们对大型猫科动物的食人行为存有误解。实际上，人类并不是老虎通常会捕猎的对象。反常发生的较多食人事件，是由于人类干扰了捕食者—猎物之间的自然平衡。在老虎能够捕捉到通常猎物并拥有足够的生活空间时，它们会避免与人类接触。也就是说，食人动物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年老体衰而转而猎取更易获得的猎物。查尔斯·麦克道格尔（Charles McDougal）认为，这一点在食人老虎的地理分布上有所体现。老虎食人事件集中于近代的中国南部、印度与马来半岛等地，这些地方无一不经历了人口增长与动物栖息地的破坏；而在大型猫科动物拥有生存空间的西伯利亚等地，则没有出现老虎食人事件。[43]
在欧亚大陆南部地区，人类与老虎的对立由来已久。在汉朝之前的时代，中国人便认为老虎是特别嗜好人肉的食人动物，这一形象在唐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44]此后，马可·波罗经常提到在中国南部的郊区与靠近主要人口聚居中心的地方，人们面临着来自“狮子”——意为老虎——的威胁。[45]外国旅行者对印度的描述也与之非常类似。据他们描述，在路上、小型村庄、大城市附近以及沿海平原沿线——尤其是恒河三角洲一带——都能遇到极具攻击性的老虎。在这些地方，老虎均造成了当地居民的伤亡并形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氛围。[46]
在这种对特定动物的恐惧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来自于野外野生动物的普遍的威胁感，即阻碍人类活动与威胁人类生活的野生自然。这一点在各种来源的早期旅行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的佛教徒曾提及，在印度恒河沿岸以及连接主要城市的道路上，野生动物会带来各种危险。[47]著名的阿拉伯旅行者伊本·拔图塔建议人们组队前往巴士拉城外的宗教庙宇，原因是人们会遇到“野兽”；此后，他还提及了一次发生在印度的人类与犀牛之间的摩擦。[48]后一场对峙最能说明问题，原因是虽然这些动物试图避开人类，但是它们仍然遇到了人类，并因为被当作一种威胁而遭到人类的猎捕。
1680年代，萨非王朝遣往暹罗的使节在报告中宣称，因为当地地形和森林中满是危险的野兽，在暹罗境内出行一般都需要乘船。如果在陆地上行走，人们需要设立警卫，而且整晚都需要有专人生火。即使在河面上，人们也要面临来自淡水鳄鱼的威胁，它们偶尔会吃掉不够警觉的旅人。[49]表面看来，在荒野中和在城市之间旅行就像是一场军事行动，而有趣的是，这就是欧洲人笔下描述的东南亚地区。从马可·波罗到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西方人曾提及筑有防御工事的营帐、对营火的需要、成群出行的必要性以及在乡下各处潜伏的极度危险。[50]据汉密尔顿描述，在18世纪的勃固，犯人会被直接放逐到森林中生活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们很快便被凶残的野兽杀死。[51]在印度的许多地区，借道而行的人会使用当地的导游，后者指出有必要提前探路，升起篝火并设置警卫，以防备危险的动物靠近。尽管如此，导游仍然建议人们在树上休息。[52]
1630年代，葡萄牙传教士塞巴斯蒂安·曼里克（Sebastian Manrique）曾在孟加拉和阿拉干之间植被茂密的山区乡下旅行，他对各种预防措施作了详细的记录。虽然拉姆（Ramu）的莫卧儿帝国官员为他们提供了约30名武装士兵和两头大象，他们实际上仍然是一路战斗着来到了阿拉干。一路上，他们不停地发射毛瑟枪以驱赶路上的野兽，每晚睡觉时则把自己绑在树上。曼里克补充说，这些极端的措施是当地居民经常采用的方法。在旱季，村民每晚都会升起巨大的篝火以赶走野兽。[53]
在旅行文学的记述中，伊朗的情况虽然要稍好一些，但自萨非王朝时期起，常会有警告提醒人们注意在山中与平原上可能会遇到的众多大型猫科动物与野熊，为了安全起见还是需要结群出行。[54]但是，这些旅行者记述的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少？当地居民感受到的威胁究竟有多强？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可以确定的是，一些叙述记述的是旅行者之间流传的传说，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重复关于遥远地方的一些谣言，而自己并未亲自去过那些地方。[55]尽管我们可以不相信这些记述，但是那些亲自去过这些地区的旅行者的言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无疑，这些记述中含有异域环境所引起的夸张、误解和恐惧。但是即便如此，这些恐惧也并非是凭空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记述反映并折射了当地的情况与人们的忧虑。例如，1670年代早期，阿贝·卡雷（Abbé Carré）在前往印度的旅途中两次经过了美索不达米亚，他详细记录了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沿岸遇到的来自野猪、豹子和狮子等动物的诸多危险，以及这些动物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威胁。[56]其中，阿贝着重强调了一直存在的来自狮子的威胁，尤其是记录了当地民众的情绪和皇家猎手的行为。在这里，我们将以之作为一种测试案例，用于比较当地资料和外国旅行者的记述。为了合理地进行比较，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皇家猎手的另一重身份，即动物管制官的角色。
动物管制官
在本节中，我们将再次探讨统治者对正统性的宣示。前文中，我们论述了由政府支持和传播的官方意识形态类型；在这里，我们将从另外一个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即统治者的行为如何依循了臣民所表达的兴趣、信仰与预期。必须承认的是，用这种方法探讨正统性问题实际上很受局限，原因是这一角度并不包括在更大范畴内对正当性与许可性的考量。虽然如此，这一有所局限的关注却可以很好地适用于我们的直接需要，即审视社会阶层及其特定功能之间的联系。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指出，这些功能必须“由一个阶层来付诸实行”。[57]对我们而言，这就引起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贵族阶层自身是否认为皇家狩猎活动是这样的一项责任？第二，贵族阶层属下的臣民是否认为皇家狩猎活动是一种必要而值得期望的公共服务？
在阿拔斯统治时期，贵族阶层可以比较令人信服地宣称，他们进行的狩猎活动所猎取的动物既是害兽，也是一种威胁。[58]这种对公共服务的宣言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者的行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后者曾派出军队剿灭在苏萨（Susa）和米堤亚之间肆虐的蝎子；此外，一位倭马亚王朝的总督曾协助摩苏尔附近的一个地区“铲除”了同样的虫灾。[59]人们还以公共利益之名猎取了很多更大的猎物。古王国时期（Old Kingdom）[60]的法老曾杀死啃食破坏尼罗河沿岸农田的河马。[61]我们还可以在之后的英国贵族的猎狐活动中找到皇家动物管制官的踪迹。这种狩猎活动——正如其爱好者自中世纪起所宣称的那样——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服务，消灭了捕食小土地所有者家禽与羊羔的“害兽”。[62]
可以预料的是，猎虎活动也通常以类似的形象出现。汉朝的一位将军只要听说附近有老虎出现便会前去捕猎，这与印度早期统治者的行为相同。[63]之后，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和当地的统治者曾使用多种方式——如毒药、经过训练的水牛与大象、枪支——来控制老虎的数量。[64]
皇家猎手还参与了另外一种更加广泛的针对特定区域内“不受欢迎”动物的战斗。据说，中国战国时代的统治者除去了当地危险的野兽；1264年，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拜伯尔斯（Baybars）清除了雅法（Jaffa）北部的阿苏夫（Arsūf）森林里包括狮子在内的所有猛兽。[65]格鲁吉亚的国王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更加引人注目。17世纪时，格鲁吉亚的君主及其朝臣在王宫外射杀了上百只被围住的狐狸、豺狼和野狼，此举获得了围观民众的赞许，展现了君主对公众利益的维护。[66]鲁特罗·德瓦认为，统治者“因为杀戮了虎狼等凶残的动物，保护了地里的庄稼，杀死了牧鹿等其他动物”而获得了“宗教功绩”。[67]
毫无疑问，皇家猎手们不遗余力地对自己的狩猎活动进行正面描述，将之塑造为对臣民的无私服务行为。若要探究民众对统治者履行公共责任的态度，那将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审视一下大众对荒野自然的态度。
当然，我们无法进行大众民意调查，但是我们掌握有对大众各式自然观的描述。首先要注意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主宰的或统一的观点；大众观念显然是受环境影响的。虽然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均有证据充分显示人们对自然世界——尤其是对野生动物——持有恐惧与敌对的态度。
这一点在关于民众针对害兽的“抵抗”运动的记录中体现得非常清晰。有的时候，这些运动表现为一般化的反击行为。早期的亚美尼亚人经常毒杀野猪、熊、狼和野驴。1772年，印度西南角的特拉凡哥尔（Travencore）组织了大型的围猎活动，目的是杀死被认为会威胁人类的林中野兽。[68]在另外一些时候，人们会对特定的物种表现愤怒。在公元1世纪的意大利，某地的人们每年会与蝗虫“交战”三次；在利姆诺斯（Lemnos）岛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69]直至19世纪，蒙古牧民还经常与狼发生摩擦；牧民对狼仇恨至极，以至于他们不仅要杀死狼，还要用绳索抓住狼后活剥其皮。[70]
同样，老虎也得到了特殊的关注。有的时候，动机就是简单的仇恨。1861年，华莱士在爪哇记录称，当老虎杀死一个年轻男孩后，当地人组织了一场大型狩猎活动，最终杀死了那只“有罪的”野兽。[71]在其他时候，还出现了更加一般化的预防性的进攻行为。例如，有记载暗示在亚历山大大帝在位期间，印度人曾试图通过毒杀和尽量杀死幼崽的手段来控制老虎的数量。[72]更加确切的记录是，在19世纪早期，印度河上游地区的居民通过自设陷阱和诱饵来捕捉老虎；此外，他们还鼓励配有武装的西方人杀死这些食肉动物。[73]在17～18世纪的中国南方的岭南地区，人类与老虎展开了一场漫长的斗争。随着当地人捕猎老虎，老虎的栖息地遭到了损毁与破坏，缺少常见猎物的老虎才转而开始袭击人类。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动态关系，人们对森林和老虎的恐惧进一步深化。最终的解决方式也非常直接：没有森林，也就没有老虎。[74]
詹姆斯·福布斯（James Forbes）花费了二十年时间在印度各地旅行。他曾提及人类与野生动物——尤其是老虎——相遇的频率，以及这些野生动物对村民、旅行者和在荒野附近游荡的人所造成的威胁。例如，盐场工人便经常受到这些动物的袭击。甚至，在“隐蔽地”出征途中掉队的士兵都经常会成为老虎的受害者。自然而然的，这种情况在生活在森林和丛林附近的人们心中滋生了一种强烈的恐惧感。据福布斯描述，这些人每晚都会躲藏在村内，就像准备迎接敌军的进攻一样。[75]
这些恐惧感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区中，民间曾传说，为了抚慰山神，人类将成为祭品，而山神则会化身为一只老虎。[76]此外，与远西地区广为流传的古老的狼人传说一样，中国和印度也同样流传着虎人的说法。[77]1330年代初，伊本·拔图塔在印度北部地区的瓜里尔（Gwalior）进入了一个受老虎侵扰的小镇，当地每晚都会有一只老虎侵入并将人带走。伊本说，当地人纷纷传说尽管镇子有围墙并且关闭了大门，但这只老虎依然能够四处游荡；当然，有的人则称这只老虎实际上是一个能够变身为野兽的拥有特异功能的人，目的是寻觅受害者的鲜血。[78]面对这样令人恐惧的生物，只有法术防御才真正有效。即使面对的是真正的老虎，人们也会使用法术。1670年代，福莱尔（Fryer）记述称，在“老虎”数量众多的马拉巴尔海岸，当地人请婆罗门给自己施以魔咒，以避免遭受老虎的攻击。[79]有趣的是，之后的英国人认为老虎与皇家狮子不同，前者是一种残忍而贪婪的动物，尤其嗜食人肉，“本质上是食人动物”。[80]这种情况很有可能真实地反映了英国人的印度经历，以及当地人对这类猫科动物的态度。
在前现代时期，各民族对荒野的看法有着明显的差异。然而，前工业时代的非西方民族对荒野的态度则通常表现得较为类同和温和。然而，实际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当然，大多数狩猎—收集者（hunter-gatherers）并不认为自己与自然分离，他们倾向于认为自然是“慷慨”或“给予”的，就像慈祥的父母或祖先一样。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得到农业从事者的赞同，后者经常认为自己立足于森林之外，将森林看作一种需要征服的危险敌人。简而言之，农氏与荒野的关系不同于狩猎—收集者，其并不完全建立在互惠的关系之上，而是包含着一些竞争与对立的元素。[81]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农业对自然而言，堪称是历史最悠久和最难以制服的敌人。自然而然的，正是这些农业从事者——如农夫、地主、农民和农学家——制定了各类相关的定义，界定了杂草和害虫的范畴，确定哪些生物才是应当被除去的。有些物种，如乌鸦或野生的有蹄动物，因为被看作是庄稼和牧场的竞争者而不受欢迎；其他的物种，如狼或大型猫科动物，则被认为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皇家狩猎活动可以很容易地契合农业从事者的世界观，有时还与耕种者的强烈意愿完全相符，如控制某些动物的数量，甚至对之予以根除。一则穆斯林狩猎作品中的故事便很好地反映了这些观念。在这个故事中，一位波斯农夫恳请国王除掉一只在附近肆虐的狮子，而这位未提及姓名的君主为了行好事，立刻下令让当地的官员“找出这只狮子并将其杀死”。[82]
关于这类民众期待统治阶级来控制危险野兽的证据，在很多资料中都有出现。据希罗多德称，吕底亚的国王克洛伊索斯的臣民曾对统治者抱怨称，一只巨熊扰乱了当地的经济，之后则在统治者的协助下将其杀死。[83]孟子曾记述，在公元前4世纪时，一个名为冯妇的人擅长打虎，因此得到了农民阶级的称赞。[84]契丹君主也曾回应热河地区村民的请求，驱赶了杀死牛群与居民的老虎。[85]在这一背景下，贾汗吉尔猎杀大型猫科动物的动机最为明晰，或许还可以让我们更加均衡地看待这一活动。在一些时候，狩猎活动是一种提前规划完毕的体育活动，人们事先会派斥候来探定老虎的位置。在另外一些时候，人们只是巧合地遇到了老虎，依照机遇将其设定为猎物。虽然如此，皇帝也经常会依循当地人的请求而特地前去消灭在乡下或道路附近“食人”的老虎和狮子。[86]
臣民显然期望皇室或其代理人积极地承担起控制自然入侵的角色。可以预料的是，当欧洲帝国在亚洲不同地区取代了本土统治者，当地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新的政权仍会继续履行其作为皇家动物控制人的义务。在《哈里·布莱克与老虎》（Harry Black and the Tiger）等小说中，作者描写的“伟大的白人猎手”在实际生活中也有真人对应，如乔治·奥威尔在英属缅甸担任政治官员时，愤怒的当地人曾要求他“必须”去杀死一只肆虐的雄象，而奥威尔本人则十分不愿意去完成这项任务。[87]
问题自然便引向了：为何民众在自己本身具有杀死这些野兽的能力的情况下，还要去请求统治阶级来履行这些服务呢？这背后可能有若干个原因。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原因是，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其次，捕猎单只动物或更加宽泛的捕猎活动需要耗费很多人力，会让村民长期远离自己的田地。大体而言，很多农业从事者可能认为普通人负责控制家养动物，而宣称自己具有掌控力的统治者则应当负责对付那些野兽。
然而，这只展现了情况的一部分。皇家狩猎活动也许可以很好地满足大众的利益，但其本身也可能成为一项巨大的负担。贵族猎手在田地中骑行时会踩踏庄稼，有时甚至踏伤村民，这种标准的皇家猎手形象也是史实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5世纪，色诺芬便曾提醒猎手同伴们在耕地上时要注意躲避“正在生长的庄稼”。[88]中国汉、辽与元的史料都曾记载皇家猎手干扰农业活动的事件，并多次记录了颁布的禁止这类扰民行为的法令。[89]在其他时候，如中世纪中国和格鲁吉亚的史料都显示，由于平民被要求为皇家狩猎活动提供补给并担任助猎者，因而引起了诸多民愤。[90]贝尼埃曾记述了1660年代莫卧儿帝国的皇家狩猎活动给臣民造成的辛劳。他记录称，尽管“一群猎犬可以得到这些［猎手］的关注和喜爱，他们却对很多穷苦之人的遭遇漠不关心；很多穷人被迫跟随无情的君主［奥朗则布］追寻猎物，却被遗弃不管而死于饥饿、炎热、严寒和劳累”。[91]
因此，臣民有足够的原因憎恨和惧怕皇家狩猎活动。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公众对狩猎活动的态度，或者如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另一语境中所言的“大众文化的分量”呢？[92]这一简单的阶级冲突模式可以解释的内容太少，省略了过多的内容。原因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多面而动态的，包括了从冲突到合作在内的一系列可能性。在文化层面，正如雷德菲尔德（Redfield）指出，构成任何文明的宏大传统与微观传统都是相互作用和彼此支撑的。贵族文化的元素会渗入大众阶层，很多民间信仰与习俗也被贵族阶级与知识分子所借用、重新阐释并提供了合适的学理基础。[93]正如安德鲁斯所说，现实的两极形成了一个整体，“在相互作用中彼此滋养”。[94]这一动态变化在政治层面尤为明显，从属阶级关于正义的概念核心是一种活跃的相互性，即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说的“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因此，下层阶级的抵抗运动或叛乱活动的一般目的是迫使统治者履行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属民眼中的“互惠准则”与“行为标准”，而不是去破坏或取代其统治地位。[95]
可以预料的是，任何由政府或朝廷支持的大型活动都有潜力影响臣民对互惠性的认知，进而激发起他们的道德评判意识。皇家狩猎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各方的回应。如果狩猎活动侵扰了农业，那么有可能会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但在其他的情况中，如果统治者拒绝猎杀一头有害或危险的野兽，也同样会激起不满的情绪。因此，贵族阶级的准则与大众阶级的准则之间有着持续而强烈的相互作用，在下层阶级中产生了一系列情感预期，并反过来影响了统治阶级的举止与行为。
大众对皇家狩猎活动的态度，与大众对自然的普遍态度相类，认为其既是一种孕育，也是一种威胁。这显然是一种相当大的矛盾。对当地村民来说，皇家狩猎活动是一把双刃剑。皇家狩猎活动一方面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另一方面则可以控制不受欢迎的动物的数量。甚至，皇家狩猎活动还可以带来特殊的奖赏。马戛尔尼宣称，据可靠来源的消息，在山东的一座村庄遭受洪水袭击时，曾在此地狩猎的乾隆皇帝出于个人情结，在听闻消息后立刻给当地幸存者送去了特殊抚恤。[96]
现在，我们需要更加仔细地审视官方意识形态与实践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在其中探寻正统性的踪迹。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皇家猎手的猎狮行为。这种活动始终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义，因此也是大量官方宣传的适用对象。
古代，狮子在核心区域范围内均有分布，通常被描绘为牲畜的巨大威胁，以及侵袭村镇的食人动物。[97]在古埃及，狮子因其造成的损失和威胁，常年干扰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法老之所以经常夸耀自己能够捕获大型猫科动物，目的不仅是证明自己的勇气，也是为了展现皇室对重要的“政策”问题的关注。[98]在美索不达米亚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其中关于狮子的意识形态展现得尤为充分：在这里，人们同样认为狮子对人类和经济造成了威胁。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寓言、史诗和法律条文中，如探讨放牧人掌管的牲畜被狮子杀死时应负何种责任的问题。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亚述的皇家铭文和印章都明确记载了，由于狮子对放牧人和牧群造成持续的威胁，因此狮子数量的增长必须得到控制。[99]
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古典作家的记述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美索不达米亚有大量的狮子存在，希腊与罗马军队也经常会遭遇狮群。[100]诚然，这一地区作为危险致命的狮子“肆虐”中心的名声已然在外。公元3世纪，一部中国断代史在谈及美索不达米亚（大秦）时写道：“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师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101][102]在之后的一个世纪，另一部断代史再次重复了这类警告，并补充称在乡下由于狮子的肆虐，人们只有乘车方能通过。[103]
在当地人看来，狮子肆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忧虑情绪表现在，除了英雄式的皇家格斗活动，还经常出现更加实用和经济的杀死狮子的方式。巴比伦诗歌中曾提及用陷阱捕捉狮子的方法；色诺芬则宣称，在叙利亚人们普遍使用狮子爱吃的食物为诱饵将其毒死。[104]此外，在公元2～3世纪的罗马统治时期，驻扎于杜拉欧罗波斯的军队中便有“ad leones”存在，显然指的是擅长猎狮的军人。[105]
一般认为，这些问题、态度和技巧在伊斯兰时期都得到了复制。在12世纪的叙利亚，狮子经常会出现在居民区附近，它们袭击并杀死人类，致使当地人要求贵族阶级猎杀狮子。[106]在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河畔一带，情况也大致相同。据阿拉伯资料记述，狮子集中出现在幼发拉底河沿岸，使旅行者滋生了恐惧情绪，这在历史资料和诗歌作品中都有清晰的显现。[107]此后，欧洲的资料也以严肃的笔触描述了这一情况，直至19世纪中期狮子最终在这一地区灭绝为止。[108]
伊斯兰统治者控制狮子数量的方式非常有趣。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艾敏（公元809～813年在位）延续罗马人的先例，组织了一支特殊装备的军队用于捕猎狮子，配有网状分布的侦查员负责寻找和汇报狮子在首都巴格达附近地区的出现情况。[109]更引人深思的是，在倭马亚王朝和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曾将印度信德（Sind）地区的吉普赛人及他们的水牛（Bubalus bubalus L.）——一种早期的南亚家畜——运至美索不达米亚，让他们在叙利亚边境沿线和南部的卡斯噶尔（Kaskar）建立起牧群，以驱赶一支逐渐壮大并构成威胁的狮群。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水牛的牛角上戴有特殊的套子。[110]甚至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水牛除了杀死狮子，还会与狮子竞争位于河岸的栖息地。如果狮子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害兽”，那么以上这个例子也是针对不受欢迎物种的较早而创新的自然或生态控制实验。
在南亚次大陆地区，狮子的“问题”呈现不一样的态势。这里的狮子数量要少一些，显然一般是老虎占据了舞台的中心。早在16世纪早期，这一地区的狮子数量便已经愈加稀少了。[111]19世纪时，由于“英国人对猎狮活动的热衷以及政府购买狮头的高价”，狮子的数量进一步减少。[112]尽管如此，印度狮（Punthera leo persica）依然存活了下来；现在，古吉拉特邦的吉尔（Gir）森林中约有250头印度狮，它们与当地村民之间仍会发生争斗。[113]
在莫卧儿帝国时期，猎狮活动既是一项皇室义务，也是一种皇室特权。1617年，生活在印度西部曼都（Mandu）的托马斯·罗伊（Thomas Roe）多次被一只狮子骚扰，最终贾汗吉尔给予他许可将这只狮子杀死。[114]然而，更为常见的情况是，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似乎乐于在乡民畏惧和害怕狮子的时候，公开展示自己的猎狮活动。这些狩猎活动有时以血腥的对决收场，狮子会被众剑刺死。[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