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一切都会令人想起古代近东地区的皇家猎狮活动，后者会事先设计一些格斗活动，以展现国王控制野生自然的能力。[116]这一点显示，意识形态与实践政治处在平行的轨道之上，二者构成了一个整体。意识形态可以存留千年的原因在于，它有效地影响了大众信仰，而且对大众预期非常敏感，能够依其行事。
阶级与自然
当代国家会谨慎地调节民众与自然之间的交流。现在，有大量相关规定专注于这一问题，其形式表现包括捕鱼、狩猎、伐木、土地与水源使用的各项法律。在现代人看来，这种调节作用的典型体现便是环境影响报告书（environment impact statement）。尽管大致趋势倾向于限制人类与自然的互动，现代国家仍然支持和鼓励人们通过农业和水力发电系统等形式大规模地管理自然。这种二元对立的现象也折射了更加传统的国家态度与政策，那就是，这些国家在保护和保留自然环境的同时，也花费了大量精力来管理和限制自然。为了达成这些目的，前现代时期的国家耗费了大量资源和能源来调节人口与环境、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网。
这些调节行为可以分为三类进行分析。第一，仪式性调节。国家意识形态一方面通常与抵御自然力量的仪式行为有紧密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会试图使用这些自然力量。第二，使用大量的行政力量控制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接触与使用。虽然国家并不能完全垄断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之后也会选择与民众分享部分的自然资源，但是国家仍然始终在尝试最大化自己的自然占有量。第三，物理手段也是一种重要而明显的调节方法，如大坝、沟渠、排水工程、梯田和绿化等。
有的时候，这些不同形式的调节手段是用于帮助自然抵御人类的侵袭；有的时候，则是为了让人类免遭自然的蹂躏。实际的动机与手段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发生改变，但是进行调节的责任始终是上古、传统和现代时期的国家的关注重点。因此，我们必须在更大的政治框架内对皇家狩猎活动进行定位。
这些考量将我们再次带回至平民大众和贵族阶级的自然观问题上。当然，自然具有多重品性，也有很多副不同的面孔，但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还是侵略性。这一点在历史轶事与文学创作中经常出现。每当文化——这种人类施加的秩序——退去或是处于混乱之时，自然总会迅速回归。《俄国编年史》（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中插入了一段无名氏所写的布道文，其中评价了1093年钦察（Qipchaqs）发生的皇家动乱与侵扰。据其描述，由于国家政治陷入无秩序状态，“所有的城市都荒废了，乡村也是如此；我们穿过昔日放牧牛羊与马匹的田野，如今这里四下空旷；田野已经杂草丛生，成了野兽的栖息地”。[117]900年之后，乌克兰历史学家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Mykhailo Hrushevsky）也提到了相同的情境：5世纪末期，被鞑靼人肆虐过的第聂伯河下游地区“完全无人居住，几十年来都被遗弃为野兽的家园”。[118]
这样的意象的确有力地描绘了衰败的景象，定义了终极形式的挫败。《以赛亚书》（13.21-22）中的先知曾预言在巴比伦毁灭之时，这座城市会以野生动物的形式被自然占领。[119]实际上，人类对破坏性的动物侵袭的恐惧感是一个不断反复回归的主题，在之后几个世纪的编年史记载中多次出现。在描绘公元504～505年间，以得撒（Edessa）附近地区遭受萨珊王朝入侵后的场景时，叙利亚历史学家约书亚（Joshua）记录称，在那之后此地再次遭受了一次野兽的入侵，尤其是被大量尸体吸引而来的野猪。这些野兽的数量和侵略性逐渐增高，开始进入村庄，先是杀死儿童，后来也殃及成人；当地村民为了自卫，不得不在职业猎手的帮助下与这些野兽进行战斗。[120]亚美尼亚历史学家德拉萨纳科特（）也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据他记述，在他生活的年代，也就是10世纪早期，由于政治混乱、战争、寒冬和收成不好，各地均引发了饥荒、土匪和社会解体等问题。随着混乱和死亡吞噬了亚美尼亚的城市，尸体的数量逐渐积累，遍布街道和广场，很快便引来了野兽，尤其是野狼。狼群在足够的食物供给下迅速繁殖，开始捕食活人。社会阶层不再受到尊重，“弱者和温顺之人都被这些野兽的利爪所扑倒”。[121]
同样令人恐惧的是，随着社会秩序的崩塌，连那些长期家养化的动物都可能再次复归至野生状态。据历史学家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us）记述，公元541～544年间，在经历了使农村人口骤减的查士丁尼大瘟疫（the great Justinian plague）之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诸地便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122]
这些关于早期动物侵袭和野性复归的故事，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多次反复出现。更重要的是，在中东的许多地方，野兽在昔日人口减少的废墟中游荡，不断地提醒人们，自然曾多次战胜了人类施加的秩序。[123]
在缺少稳定的政治权威与安全的时代，自然可以迅速地重新收回此前的失地，这一点在17世纪格鲁吉亚历史学家瓦胡什季·巴格拉季奥尼（Vakhushti Bagrationi）的一篇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萨非王朝的统治者达赫马斯普一世（公元1524～1576）去世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公元1574～1604年在位）在平静中继续生活。在这一时期，卡赫基（）地区人口众多，很难找到合适的狩猎场所。亚历山大非常热爱狩猎，他曾说‘只有卡赫基被毁掉了，我们才可能获得大量的猎物’。这一幕在他的孙子泰姆拉茨一世（ Ⅰ，公元1606～1616年及公元1623～1632年在位）统治时期实现了，但后者已经无暇狩猎了。”[124]这些故事，无论是真实发生的，想象的，或是人们希冀的，都长期存在于人们的历史记忆中，持续传递着这样一条信息：在社会秩序缺席的情况下，文化空间很快便会还原为自然空间，森林和沙漠中的野兽则充当了自然派出的入侵军队。
崩塌与还原的主题既是一种常见的文化手段，也是一种社会与生态现实。在中国，政权的更迭通常会为自然的迅速扩张提供条件。洛阳是北魏的大都市与最后一代都城，在朝廷于公元534年迁都邺城时突然遭到遗弃。当十三年之后，杨衒之再次来到这里时，他震惊地发现洛阳的遗址中蔓布着野藤，街上满是荆棘，废弃的建筑中则是野兽与鸟类。[125]同样在这个世纪，中国经历了另外一段朝代更迭的政治混乱时期，东部沿海城市杭州附近的寺院土地也迅速地还原为荒野。[126]这种类型的还原现象构成了中国环境史的常见特征，大多数人或亲身经历过这种没落，或曾听闻过与之相关的悲惨故事。
在南亚次大陆地区，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要少得多，本书所能提供的例证只能限于最近几个世纪。由于这些记录来自一些非常机敏的观察者，所以也很能说明问题。福布斯（Forbes）记录称，1781年时，古吉拉特由于饥荒和社会混乱，大量野狼开始袭击元气大伤的流动人口。同一年，福布斯在艾哈迈达巴德以南的托尔加（Dholka）遇到了土匪暴动，这场暴动来势凶猛，持续时间长，以至于“只在城镇附近还有耕地留存，遥远地区的平原则呈现各种猎物肆虐的森林景象”。四年之后，在江布尔（Jaunpur）发生的另一场饥荒为当地的狼群提供了大量尸体，以至于这些狼群就像10世纪亚美尼亚的同类一样，数量翻倍并开始袭击活人，甚至包括那些派往当地消灭狼群的武装军队。[127]一个多世纪之前，贝尼埃曾见证了政权崩塌之后的类似的复原现象。他引用了恒河三角洲一带的岛屿为例，该地区一度满是兴旺的村庄与蓬勃的农业，近期则再次被自然所占领。据贝尼埃记述，这一自然复原现象的根源是来自阿拉干（若开）的猖獗的海盗活动，它使本地人逃离此地；很快，这些岛屿变成了一片“可怕的荒野”，满是羚羊和野猪，进而引来了老虎。贝尼埃称，这些野兽在岛屿之间通过游泳的方式往来，它们捕食岛上的剩余人口，甚至包括驾船的船夫。正如贝尼埃指出的那样，专制政府也可能导致民众逃离，致使大量的土地复原为“可怕的荒野”和“遍布荆棘与野草的平原”。[128]在17世纪初的勃固，耶稣会士也意识到同样的问题，并将丛林与老虎的增长归咎于无能而腐败的政府。[129]
在以上援引的所有例子中，文化都败给了肆虐的自然，从更高的层次下落至原始而不稳定的存在状态。对我们而言，有必要确认这种更高的层次最初是如何达到的，至少也要对神话中的相关叙述有所了解。换言之，在自然对文化发起挑战之时，人们探寻解决方法的行为是否激起了历史记忆与相关模式？答案颇令人惊奇，那就是在欧亚大陆范围内，现存的多种模式是统一的。
在这一方面，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瑶族的神话就非常典型。在神话中，射师羿能够控制自然灾害，保护人们不受野兽侵扰，使农业生产成为可能。[130]古代的文本，无论是历史资料、神话故事、民间俗约或是三者的结合体，通常都会将人类定居生活的起源和“最初”或原始的层次，与对自然的英雄式掌控能力联系在一起，始终认为这种对自然的控制力是文明生活的先决条件。[131]
在有关“层次形成的记述”方面，中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子。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原始人完全受自然的摆布，因此复杂型社会、国家和高等文明的崛起，往往被描绘为人类为了抵御来自野兽、洪水与饥荒的侵扰，而获取了工具与技术的故事。这些才能的主要拥有者是一些昔日的贤君，如尧、舜和禹。这些明君可以控制河流，将威胁人类的野兽驱赶至遥远地区，使人们能够定居生活。然而，一旦这些统治者逝去，随之而来的便是混乱状态与糟糕的政府，野兽也再次归来。于是，周公旦——第一任周王的大臣——不得不驱赶老虎、豹子、犀牛和大象，将它们赶到遥远的地方，以便让文明再次繁荣起来。在孟子生活的公元前4世纪，这些神话中的文化英雄——如尧、舜、禹——变为了历史人物，被人们认可是实际存在的统治者；与之相对，周公则成为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大臣。[132]
因此，对中国人来说，驾驭自然与野兽的个体使得最初形态的国家变为可能。同样，在古代的近东地区，《圣经·旧约》（《创世记》10.8-10）中描绘了另外一位动物管理专家宁录（Nimrod），他是“上帝身边一位强大的猎手……是耶和华的神意”。在之后的基督教传说中，宁录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强大的统治者。[133]与中国的例子相同，即使在已有既定文化秩序的情况下，人们仍然需要保持警惕，因为新的威胁会持续出现；因此，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英雄为了保卫一个现存的国家，必须杀死由愤怒的女神从天国派下摧毁以力（Erech）古城的公牛。[134]在古时伊朗的传统经典《阿维斯塔》（Avesta）[135]中，复原（reversion）也是一个核心主题。在传说中，詹姆希德（Jamshīd/Yima-xsharta）被描绘为黄金时代的统治者，在其治下，人与自然得以和谐相处；但是，一旦詹姆希德由于对上帝不敬而失去“皇室荣光（khvarnah）”之后，便出现了失控、不和与堕落的情景。[136]
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中，模范统治者沿袭了所有这些传说。据阿拉伯资料记载，宁录被称为巴比伦和世界的第一任国王；作为“驯鹰大师”，他可以驾驭老鹰飞翔的力量。[137]伊斯兰世界对所罗门王也非常熟悉，后者的智慧延伸到了自然与野兽的身上。（《列王记》4.33）[138]伊斯兰世界大量援引了波斯传说，这些传说宣称其“圣明”的统治者——霍尚格[139]与法里敦[140]——可以控制动物。[141]这些事迹在艺术作品与皇室宣言中都非常常见。藏于托普卡珀宮（Topkapi Sarai）[142]的《王书》插图中描绘了迦约玛德（Gayomard）——伊朗创世神话中的第一任国王——端坐于王位之上，四周是他的侍从，面前则有各种大型猫科动物摇尾乞怜。[143]
因此，贾汗吉尔等穆斯林统治者提出关于自己控制自然的言论也并不令人惊讶了：“在我统治时期，野兽已摒弃了野蛮行为，老虎变得非常温顺，会在人群中不戴任何锁链或束缚结队而行。老虎不会伤害人类，也没有任何野性或惊慌。”[144]尽管这种言论显然是不真实的，但贾汗吉尔的说法仍然可以在欧亚大陆范围内深深根植一个成功君主的形象。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萨珊王朝的君主频繁地描绘自己与大型猫科动物格斗的场景，以及自己捕猎那些破坏田野庄稼的野鹿和野猪的仪式性狩猎。在塔奇布斯坦的岩壁浮雕上，国王愤怒地猎杀这些野兽，而这一场景与土地的肥沃和丰饶有着紧密的关联。因此，作为狩猎者的国王发挥的是一项重要的宇宙论职能，同时扮演了农业生产者与牧人保护者的角色。[145]巴赫兰·古尔驱逐不受欢迎的野兽的能力俨然为后代的统治者提供了先例，如7世纪陀拔斯单的一位统治者便颇有争议地将境内的所有危险野兽赶尽杀绝了。[146]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中世纪世界的很多人都只看到了这些故事的表面含义。其中，伊本·拔图塔重申和肯定了这些传说，宣称古代的国王拥有特殊的体力，可以对抗和杀死大只野兽，尤其是狮子；与之相对，普通的凡人即使有一支武装军队相助，也无法面对这种局势。[147]
贯穿这些传说与言论的常见主题是：从历史起源之时起，模范统治者和成功的国家便可以控制自然，将野兽拒之门外。那么，之后国家的臣民认为政府有责任控制具有侵略性的自然，这种想法也并不那么令人意外了。
这种控制政策，无论从神话还是皇室宣传的角度看，都专注于“可以移动的自然”，即食肉动物与奇特的大只野兽。[148]从马杜克[149]到因陀罗[150]再到圣乔治[151]，神话故事中经常可以见到英雄用屠龙的方法展现自己的勇气、体能与魔力。这些虚拟的生物是各种动物的混合体，这些反常的特征代表了混乱，英雄战胜这些生物则象征了将一切恢复至有序状态。[152]这些加强版的生物——如长有翅膀的狮子——常常出现在很多古代的艺术作品中，包括早期的草原地带、古代近东地区和罗马时代晚期的地中海区域。[153]在古典时期末期，这种类型的艺术再现逐渐消失，皇家格斗活动在中世纪的史诗中得以继续延续。乌古斯汗从扬名天下，到开始政治生涯，直至建立自己的国家，整个过程都取决于他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并杀死了一只欺压当地人的神兽（k?at）。[154]
这类主题的经久不衰可以告诉我们，真实的野兽与想象的野兽一般是如何进入这些社会的，尤其是在面对来自自然的持续威胁时，皇家猎手在维护文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古代近东地区，从埃及到外高加索的乌拉尔图（Urartu），统治者通常被看作是一位守护者，负责保卫牧群与臣民远离恶敌、混乱与猛兽。[155]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称呼中，尤其是亚述语中，君主被称为“天下的守护者”、“忠实的守护者”、“人类的守护者”、“四海的守护者”、“伟大的守护者”和“主守护者”。皇室铭文中明确表示，这一称呼是由神灵赐予统治者的。[156]
我们只能通过审视国家在抵御自然方面发挥的作用，来间接地评价这些言论的可信度与大众接受度。正如前文所述，这也是国家的中心功能之一。正如南希·福克（Nancy Falk）指出，在古代印度，“荒野与王权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统治者和未来的统治者都需要与荒野进行接触，进而征服、安抚、控制和使用自然的原始力量。这既是对君王统治能力的考验，也是一种能力的证明。统治者的处理方式有多种，如在丛林中建造的皇家游乐园（ārāma），其可以阻挡凶猛的荒野生物（yakshas），成为王权的仪式性场所。[157]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皇室狮子格斗一样，这些处理方法被视作印度国王的重要任务。原因在于，荒野的活力一旦被植入政府体制之内，便能够为后者注入力量——虽然荒野依然会是一种干扰和威胁。因此，正如大卫·舒曼（David Shulman）指出，荒野具有双重本质，它既会构成威胁，也可以进行滋养，而国王的责任便在于调和这种双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158]实际上，这是一种普遍接受的规范。玛丽·赫尔姆斯（Mary Helms）提出，在传统社会中，拥有政治领导权的人通常可以连接起文化、驯服、成熟的领域和自然、野性、原生的世界。这些统治者既充分挖掘荒野的物理和精神资源，同时还对之予以限制，防止荒野侵蚀驯化的世界。[159]
可以预料的是，动物作为荒野的化身，被看作是对人类利益与安全的永久威胁。古典作家总结了这些野性王国中独特敌人的长篇罪状，其中除了大型食肉动物，还包括蚊子、蝎子、蜘蛛、鼹鼠、啮齿类动物、蛇、麻雀和狒狒。这些动物都会侵扰人类，破坏耕地，让人无法居住。印度到埃塞俄比亚再到地中海地区，都深受其害。[160]这些动物就像人类敌人一样，被认为会入侵和征服人类的世界。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不久，马其顿邻国的安塔里亚特人（Antariatae）便因为青蛙和老鼠成灾而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国家。[161]在胡斯洛一世阿努什尔瓦（Khusrau Ⅰ Anushirvan，公元531～579年在位）统治期间，[162]大量豺狼侵入伊朗，折射出帝国的衰弱以及警觉和改革的欠缺。[163]约公元前316年，秦国占领四川后，一只白虎开始杀人，很快其他的老虎也加入进来，据说杀死了1200人。接着，新的统治者——也就是秦王——以“武力”介入并击败了这支强大的大型猫科动物队伍。[164]近代的马戛尔尼指出，中国的长城不仅是针对人类敌人的防御工事，也用于阻挡“来自鞑靼荒野的无数凶猛野兽侵扰中国的富饶省份”。[165]
与这些观点相一致的，是将人类敌人与动物敌人归为一类的倾向。公元9世纪早期，汤玛斯·阿尔兹鲁尼在记述中经常提及一些极度危险的地区，那里的土匪与野兽——或者说是野兽和敌人——会袭击居民，在乡下大肆劫掠。[166]在7世纪中期的印度西北部地区，玄奘法师记述了“一大片荒野森林，在那里有凶猛的野兽和成群的强盗，会伤害过往的旅行者”。[167]大约一千年之后，印度统治者鲁特罗·德瓦援引了一段古时的名言并表达了赞同：“国王杀死动物的行为，据称与杀死敌人的行为相同。”[168]与德瓦生活在同时代的穆斯林统治者，即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便亲自践行了这些准则。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认为，德里附近的荒野地区是滋生敌对势力的温床，里面遍布了土匪、叛军、异教徒和野兽。他们使用相同的方式——皇家狩猎活动——来控制这些违背了既定秩序的敌人。[169]甚至在大英帝国时期，这依然是一种普遍态度。1820年代，生活在孟加拉的某位被称为肖尔先生（Mr.Shore）的英国政治官员认为，自己有责任控制——借用当代人的表述——“所有侵犯他所管辖省份的土匪与野兽”。[170]
人类敌人普遍被非人化（dehumanized）——也就是“动物化（animalized）”了——变为老鼠、狼群和老虎。反过来，动物敌人有的时候则被“人化（humanized）”了，被指称会统一行动，具备有意识的恶意。动物代表了对人类的一种集体威胁，这种观念或许由来已久。甚至，还出现了“被猎取的人类”这一说法，暗示了动物的捕食行为所构成的威胁，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对食肉动物的恐惧——这都是人类进化的整体过程中的一部分。[171]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这种假说，显而易见的是一旦出现了政治组织，野生动物就像叛军和敌军一样，会成为国家的敌人，被当成一种统治管理的问题。
可以证明这一情况的是，大众通常会在自然问题突然爆发的时候，请愿国家进行干预。1689年，奥文顿抵达苏拉特，当时近郊的田地刚刚被一场蝗灾毁坏。之后奥文顿写道，“穷苦的农民对莫卧儿帝国的城市官员哭诉自己遭受的损失”，希望后者可以“被自己打动，为他们弥补损失，减轻民众的负担”。[172]
有的时候，人们会使用非暴力的手段——至少在理论上——抵抗这些来自自然界的侵袭。在中国，老虎的出现——既包括土匪也指代大型猫科动物——通常会被等同于糟糕的政府，仁爱的统治则可以克服这些问题。有些人认为，可以使用音乐来推行适宜的和谐与等级制度。与之相对，另外一些人认为，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老虎，都只能用武力和计谋的方法来制服。[173]
诚然，这是一般的解决方式。因此，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军队所发起的反蝎子战斗，以及罗马军队对叙利亚蝗灾的剿灭都属于这种情况。[174]与之类似的方法还包括中东、印度和中国对不受欢迎物种的普遍围剿，或者是将这一实践方法延续至现代，在21世纪之交时发生于南非的对抗所有食肉动物的战斗。[175]
色诺芬充满热情地赞许了苏格拉底的看法，认为农业和狩猎是并行不悖、相互补充和彼此支撑的活动；农业生产马匹和猎犬，狩猎则能帮助人们抵御野生动物，防止其损害庄稼和牧群。[176]对于前现代时期的伊朗、印度或草原地带的任何统治者，这一范式都是最有可能被接受的。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够在不抵御自然的情况下繁荣起来，皇家狩猎活动则通常被大众和贵族阶级看作是进行抵御的首要方法。
无论是来自何种文化背景的田园主义者与农业生产者，都在从事着限制自然的活动，也就是试图在某些固定的领域内主宰自然或将自然的影响最小化。一旦人们确立了这样一个简单化的领域，任何进入这一领域的不受欢迎的自然形式，如狼群或野草，都会被看作是野性的、侵略的和不受控制的。无论是在发达世界还是在未开发的世界，在城市空间还是在乡村环境中，人类与野生动植物之间的纷争一直持续至今。这种纷争不仅包括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包括人类之间的冲突；总的来看，这些斗争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政治权威所发挥的功能，部落酋长、中世纪国王、民族国家或国际组织都会在这些持续的对峙中扮演调和者的角色。
一般来说，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危险和损失，一旦这些危险和损失达到了某一等级，人们的忍耐临界线就可能会被超越。约翰·奈特（John Knight）分析认为，在这之后，便会出现某些集体性的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行为会以各种形式出现，既可以是当地主导发起的，也可以是求助于更高级别的政治或精神权威。如果跨越界限的是对人类生命造成威胁的食肉动物，情况则尤为严重。为了抵御这些食肉动物的侵袭，国家会全力以赴地保卫“前线”。[177]
对本书的讨论而言，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前现代时期的各类社会中，自然被看作是强大的、充满活力的和无穷无尽的。例如，在古典作家笔下，用家养动物取代野生动物的行为被认为是有益处的，是一个人们想要达成的目标。[178]人们并未考虑或担心过生物灭绝的问题，因为那时普遍认为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敌人，无论何时，其数目都是难以计量的。同样重要的是，社会秩序一旦有所衰弱，便会迎来侵略性自然的迅猛反扑。普林尼和斯特拉波都曾谈及，在缺少团结性的情况下，人类便会失去肥沃的耕地，从而让位给侵袭而来的“野生动物”与“野兽”。[179]
这进一步将我们带至关注传统自然观与当代自然观的关键区别中。不同于现代知识分子对自然脆弱性的担忧，前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因为文化的脆弱性而感到十分不安。对于早前一代的学者、传教士和官僚而言，荒野似乎是强大而具有侵略性的，驯化的世界则看起来虚弱而易受伤害。显然，社会的下层阶级——如牧民和农民——每天都要与天气、狼群和野草进行抗争，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观点是赞同的。对这些下层阶级而言，自然可以承受惩罚，而且经常是需要惩罚的。
就某些程度而言，当地居民可以自行进行防御，但是考虑到自然界的强大力量，国家可以成为一种必需的支持与后备。在这一方面有趣的是，古典作家经常将野兽的威胁看作国家形成过程的主要刺激源。在创作于公元前1世纪的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著作中，这一点得到了清晰的阐释。狄奥多罗斯的论述前提是，在最初的无序国家中，人类很容易受到动物的伤害：“那么，由于人类受到了野兽的袭击，他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便开始互相帮助；当人们出于恐惧的原因而集合在一起时，他们就逐渐意识到彼此之间具有的共性。”换言之，与动物的竞争滋生了人类身份与有序的人类社会。此后，狄奥多罗斯继续论述，随着国家的崛起，力量的天平开始向人类一方倾斜。他声称，一位神话中的埃及早期统治者奥西里斯在这一方面颇有建树。当时人们发现了铜矿，宫廷开始铸造各种猎杀野兽的武器以及耕作用的农具。在这里，对野生动物的控制再次成为农业活动的先决条件。之后按照奥西里斯的规划，赫拉克勒斯被派至其他地方继续这一工作，负责清除土地上的野兽并将土地送给农民。[180]显然，狄奥多罗斯重述的国家与文明的兴起过程，与中国和印度的观念完全吻合：圣明的君主、模范的统治者以及文化英雄控制了自然与动物，使人们得以耕种土地，繁荣农业生产。对所有复杂的农业型社会而言，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自然与文化都是两个分离的领域，必须完全区分对待。人们会利用自然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不可以超出人类的控制，也不能跨越禁忌的边界。
无论是上古、传统还是现代时期的国家，它们都具有一系列相同的核心功能。国家会调整自己治下民众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外来者进行协商和联络，调和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早期的国家兴起之时，无论环境发挥了怎样的具体作用，我们都有必要相信，一旦国家形成之后，人们通常会使用国家的方法来解决自然力量所造成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并非是一种决定论的观点。原因在于，通过家养化的手段控制自然，或通过物理方法和仪式手段来限制并束缚荒野的做法，始终需要有效地控制人类本身。[181]
国家形成的过程无疑非常复杂，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得出一个确切的范式，当前所能讨论出的仅是一些有用的方法。现今的国家形成模式大多着眼于解决纷争或社会整合。[182]然而，此前时代的国家形成模式却着眼于人类对自然的组织，而不是人类对人类的组织。尽管有人可能会反对，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并非解决有关原始国家起源情况的问题，而是仅仅涉及了人们创作和复制学者论著或神话文本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心态；但毫无疑问的是，早期的国家很多时候都在从事对抗自然或改造自然的活动。菲斯克肖（Fiskesj?）最近的研究涉及了商代的国家起源问题。他强调称，商代君主的一项主要任务便是将荒野改造为文化地理空间，这一工程的主要表征便是在中国北部地区大量地捕猎野生动物。[183]
总而言之，考虑到人们对自然侵略性的顾忌——政治无组织时期尤为如此——民众认为国家是荒野世界与驯化世界之间的必要缓冲，把皇家猎手视作国家应当具有的常规属性。统治者借助于皇家狩猎活动的媒介作用，在承担了一些宇宙论角色的同时，履行了一些非常精确、实际和预期之内的地方层次的服务活动。在寻求正统性的过程中，皇家狩猎活动作为更大的意识形态政治框架的一部分，也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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