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现在，让我们把视角转至皇家狩猎活动本身。皇家狩猎活动将王权统治转移至乡下，这是一种控制民众的手段。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前现代时期的统治者外出狩猎有多种多样的原因。这些原因并不容易区分，因为不同的动机往往彼此相连，而不是彼此独立的。然而，正如查尔斯·梅尔维尔（Charles Melville）指出，一般发挥作用的包括以下原因。[1]有的时候，皇家狩猎活动仅仅是延续了统治阶级贵族的游牧民族传统，因此是对文化与族裔身份的再次肯定，目的是将统治者区别于臣民大众。在生产能力较低的区域，皇家狩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资源的问题。法兰克王国的早期统治者无法长期依靠某一地点的自然资源生活，他们出于必要，通常会随着供给而四处转移。[2]但是，即使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国王仍会四处移动，以主持国家仪式、进行视察、发现和解决问题等。换言之，也就是管理整个国家。[3]这一过程通常会涉及访问并重建个人与各类人员之间的联系，包括侍从、附属国、贵族、部落酋长、地方官员和行军警卫等，而这些人则有可能霸占资源或进行叛乱。因此，统治者外出巡查或狩猎的目的是提醒人民，谁才是真正的国王，旨在重新确定自己的统治权。一场在乡村郊外举行的大型皇家狩猎活动可以很好地达成这些目的，并且能够以夸张和可见的方法重现最初王国建立之时的征服/占领/战争。
由于巡查活动是王国统治的一个重要元素，国王的统治——至少部分统治——是发生在路上的。在游牧民族帝国的例子中，这一点非常明显，并且得到了很好的记录。我们知道，中国南部的蒙古统治者忽必烈将一生中很多时间花在了路途上，他在外出时带了一大支扈从队伍，其本质是一个缩小版的帝国宫廷/政府，包括了官员、警卫、猎手、后勤、参谋、占卜者等。[4]在伊朗的蒙古政权，情况也是同样的。在那里，高级官员通常都在路上四处移动，在首都和各个季节性营地之间狩猎和穿梭。[5]诚然，这种移动性是贵族生活方式固有的一部分。正如一位宋朝使节在提及成吉思汗的早期帝国时所言：“当蒙古的统治者更换自己的安营扎寨之处，开始进行校猎（即围猎）时，全部‘所谓的’官员都会一同参加。这些官员只会说：‘拔营！’”[6]
尽管对于定居民族所形成的政权而言，其移动的频率可能较少，难度也要更大一些，但是定居民族也是会进行移动的。在阿拉伯传统中，一直追溯至萨珊王朝之前，国王在出行时一般会带着自己的警卫、参谋、艺人和部分财政人员。[7]当然，莫卧儿帝国也遵循了这些准则。1662年，奥朗则布前往克什米尔视察这个重要的农耕地区，享受当地健康的气候和优良的狩猎场，当时一起跟随出行的有朝廷官员中的大部分人。这一庞大的随行人员队伍包括了官员、侍从、妃嫔、军队、马匹、大象和猎物等。[8]
这种大规模的移动活动需要配备良好的后勤和足够的基础设施。在食物需求方面，狩猎活动所捕获的猎物仅能满足部分需要，部分水源还需要额外运输。[9]此外，还有用于安顿皇家狩猎队伍的精致宫帐。在突厥和蒙古的国家，有一位特殊的官员——被称为“yurtchi”——专门负责所有出行活动中的皇室宫帐和装备事务。[10]无论是狩猎活动，皇室出行还是军事出征，三者的准备活动的区别是很小的。
皇家出行活动比较喜欢使用的方式是高级营地，波斯语中称为“pishkhānah”。在这种高级营地中，统治者带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宫帐，其中一个总是会提前出发送去，以便在日暮时准备好舒适的住所迎接皇室成员。[11]尽管这种方式可以为皇室成员提供舒适的休憩，但是使后勤准备工作变得极为复杂，其中每一个宫帐都包括巨大的伞帐、地毯、灯火和粮草。在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这些精致的宫帐每一座都需要配备100头大象、500匹骆驼、400辆马车、100名脚夫、500名士兵和1830名侍从。[12]在奥朗则布统治时期，这些繁重的要求有所减轻，但是每一座宫帐依然需要60头大象、200匹骆驼、100匹骡子和100名杂工负责搬运。[13]
这种高级营地体系不知起源何处，但是早在公元8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便已熟知交替使用宫帐的方法。[14]无论这种体系已有多久的历史，都需要定居民族国家在出行设施方面投入大量的资源，其中有很多都是与皇家狩猎活动紧密联系的。
正如希腊人所熟知的那样，早期的伊朗有多个首都，皇帝会在各首都之间频繁往来。[15]希腊人还指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主要的交通干道沿线通常都建有园林。[16]诚然，这些园林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为官方出行活动提供补给，也就是住宿、安保、替换用的马匹与食物供给。[17]在之后几个世纪的伊朗及其腹地，狩猎设施依然继续提供着完全相同的服务。在亚美尼亚的安息王朝统治者阿沙克三世（Ashak Ⅲ，公元380～389年在位）统治期间，皇室宫帐通常位于“封闭的狩猎园”附近，这个狩猎园很好地配备有宴会厅和其他的衣食储备。[18]在伊斯兰时期，历史学家记述称陀拔斯单的统治者库尔希德（Khurshīd，公元761年亡故）以及12世纪时伊朗塞尔柱帝国的统治者穆基斯·艾丁（Mughīth al-Dīn）都经常在所辖领土内移动，在储存有粮草的各个狩猎场与宫帐中休憩停留。[19]
图15 乾隆皇帝的狩猎宫帐
资料来源：郎世宁1757年绘，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纽约艺术资源档案馆联合授权。
在沙阿拔斯统治时期，赫伯特（Herbert）记录称从伊斯法罕到里海沿途，每隔12英里便设有一处供皇室休息用的营帐（mahāl），其中有一些是用于鹰猎和狩猎活动的。赫伯特称，皇帝使用这一路径的原因既是为了“看到自己所辖帝国的范围，同样也是为了展望波斯更好的地方”。[20]此外，皇帝为了将自己在法拉哈巴德的狩猎场与其他地区的城市连接起来，多年来在里海沿岸的沼泽地上修建了许多石桥和堤道。[21]这些原本是为了方便统治者狩猎而修建的设施，之后也可以被并入更大的交通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s）之中。[22]
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官方出行模式也可以拿来进行比对。统治者在沿路巡视停留的过程中，会从一座狩猎设施移动至另外一座狩猎设施。贾汗吉尔在印度北部地区拥有多个“固定的狩猎场”，也被称为停留地（halting places）。[23]1829年，一位名为戈弗雷·芒迪的英国官员与军队指挥官一起在印度河上游地区执行公务视察时，其住所便被安排在勒克瑙（Lucknow）外的一座属于印度王子的“Rumnah”（印地语为rumnā）——或称是“皇室专用园林”——的驻营地中。[24]
相比之下，远西地区的情况很不一样，至少在早期是如此。在核心区域内，狩猎设施完全被整合入官方出行所使用的配套设施之内。与之相比，罗马著名的道路系统最初便是用于转移步兵和行政官员。然而，随着罗马政体在西方的衰落，欧洲的官方出行设施发生了变化，开始变得与核心区域类似。由于统治者不可能依靠当地的资源生活太长时间，他们会在每年的巡视中离开名义上的首都，从一处王室庄园转移到另一处庄园，也就是那些通常建于统治者喜爱的狩猎场附近的别墅。[25]正如前文所述，对法兰克国王而言，这些狩猎场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因此很多狩猎场成为王室专属的区域，逐渐被封闭和看守起来，目的是垄断森林中丰富的资源。每年，宫廷都会巡回至此，并在短时间内集中地利用这些资源。因此，皇家狩猎活动是法兰克王国政治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融入了王室的官方出行计划和贵族的盛大集会等年度政治活动中。[26]
皇家狩猎活动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探索的方式，也就是说，统治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熟悉自己的所辖国度，并且发现资本、问题和可能性。[27]将皇家狩猎活动与“发现”联系在一起的频率可以说明，这种预期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可以明确说明这一点的是，很多故事中的猎手便是在野外狩猎时“发现”了自己光明的政治前途。多部古典文献都提到，匈人的“国家地位”及其后续的军事扩张均起源于一次狩猎活动。在那次狩猎活动中，一群猎手在斯基泰（Scythian）猎捕一只鹿，由此，匈人开始了他们建立帝国的征程。[28]同样的主题在乌古斯的传说中也曾再次出现。在传说中，有一天乌古斯汗的儿子们外出狩猎，他们“由于机缘巧合”发现了四支银箭和一支金箭——在游牧民族的世界中，长久以来这一直是王权的象征。[29]直至18世纪时，这种看法仍非常常见。当时，征服伊朗的土库曼统治者纳迪尔沙阿（Nādir Shāh，公元1736～1747年在位），据说在一次外出狩猎时发现了著名的帖木儿宝藏以及一段铭文，文中预言称发现宝藏的人将会获得巨大的权力。[30]
与狩猎活动相关的具体“发现”还包括发现理想的地点。在蒙古传说中，成吉思汗曾来到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旁，他宣称这是一个吉祥的地点，将作为自己日后的墓地。[31]另外两名统治者也有类似的经历，其中一位是13世纪时伏利尼亚的大公，另一位则是15世纪时古吉拉特的苏丹。据称，二人都是在外出狩猎时发现了自己未来都城所在的地点。[32]此外，一位萨珊王朝的皇帝和一位乌古斯统治者都曾在狩猎时发现——至少在传说中是如此描述的——美丽的少女，她们后来都成了统治者的配偶。[33]这里再次以多种形式传达的信息是，皇家狩猎活动是一场颇有收获的发现之旅。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核心区域和草原世界会始终将狩猎活动、偶然的发现、特殊的好运以及政治权力等同起来了。
图16 乾隆皇帝进入木兰围场附近的村庄
资料来源：郎世宁1757年绘，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纽约艺术资源档案馆联合授权。
当然，统治者也会在这些出行活动中发现问题。辽兴宗（公元1031～1055年在位）在一次出行中发现皇陵年久失修，而金世宗（公元1161～1190年在位）则遇到了一位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34]据记载，德里苏丹菲罗兹沙阿（公元1351～1388年在位）在狩猎活动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在一次狩猎活动中，菲罗兹沙阿发现有必要修建一座新的宫殿；在另一次狩猎活动中，他发现需要修建一条大型运河；第三次，他偶然遇到了一位平民，后者向他讲解了现行的税收计算与征收方式的不足之处。[35]
在史料和诗歌中，皇家猎手遇到平民大众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主题。萨珊王朝的皇帝以及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都曾在外出狩猎时遇到治下的臣民，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36]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创作手法，就像王子乔装打扮混入平民之中一样。但是这些偶遇事件的确真实发生过，而且这些场合还可以为有远见的王公提供有用的信息。在一次狩猎活动中，康熙皇帝便曾遇到一位被当地官员冤屈的平民，并纠正了这一情况。[37]因此，狩猎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平台，让统治者和民众得以相遇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国王可以展现自己的公正、和蔼、人性与宽恕。这些都是人们期待国王应有的举止，而有的时候，国王的确也可以满足这些期望。[38]
在以上的例子中，史料特别强调了狩猎活动的一个特别用途，大多数时候通常是出于说教目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皇家狩猎活动的目的或功能并不受限制。任何狩猎出行活动都可以很容易地适用于政治活动；反过来，无论出行活动公开表达的目的为何，都可以很容易地适用于狩猎活动。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纳速剌丁（公元1309～1340年在位）曾在前往麦加的途中进行狩猎，阿克巴大帝也曾在拜谒印度北部的圣地时狩猎；乌兹别克汗阿卜杜拉二世（公元1583～1598年在位）一直不停地四处移动，而且每到一处都会前去狩猎。[39]因此，在很多例子中，将狩猎出行活动与行政性质的巡视区分开来是很困难的，或许也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二者往往综合在一起。
在辽代的例子中，有关于这一点的清晰记述。契丹皇帝每年的巡视都综合了狩猎活动和视察活动。一年四季，皇帝会分别在治下设有宫帐的不同区域进行狩猎，这些设施也就是“捺钵”[40]。在春天，朝廷在松花江附近用猎鹰捕捉天鹅，之后则会举行一场盛大的筵席；在夏天，皇帝会转移至热河，在那里捕猎陆地上的猎物；在秋天，皇帝再次转移至热河的另一个区域，迎接“虎季”的到来；在冬天，皇家狩猎活动与军事演习综合在了一起。在所有这些转移活动中，皇帝都会带着一批国家官员，住在精美而可以移动的宫帐之中。[41]根据《辽史》中记录的皇家出行年表，在这些年度巡查的间歇，契丹统治者沿袭了中国本地的仪式，会出席动物格斗会和马球比赛，视察矿石熔炼和伐木工程，访问当地市场，再次观看粮食收割与植树活动等。尽管皇家狩猎活动主要集中于秋季的几个月中，但实际上在全年都会进行，其间穿插着一些政治、经济与仪式性活动。[42]
蒙古人是另外一支游牧民族，他们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不是所有细节的话——也因循了这一模式。从中国到伊朗的蒙古统治者，通常都会在野外狩猎时处理国家事务；他们会作出军事决策、听取情报、派遣使者、嘉奖王公，之后再次返回至狩猎场中。[43]由于蒙古统治者在出行时会有大量扈从跟随，他们在狩猎时不得不脱离出行用的宫帐（ordo），因为后者跟随而来所引起的骚动会将猎物吓跑。[44]
一般来说，人们可以预料到游牧民族的政权会采用这样的统治体制，但实际上，定居民族也会采用这种统治方式。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在他的《劝诫》（“Admonition”）中写道：“孩子们，现在我将给你们讲述，我在出行和狩猎时的经历。”之后，文中列举了长长一段弗拉基米尔作为大公时进行的军事活动与行政活动。[45]对弗拉基米尔而言，狩猎和统治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这种情况也很好地适用于古时的中国。近期对甲骨文的研究表明，商代的统治者每年会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巡视、狩猎和视察（即天行）。[46]在中国，视察性质的出行或皇家狩猎活动在之后被称为巡狩和巡猎，一直持续了千年之久。在边境地带或起源于异民族的朝代中，这种行为尤为明显。[47]
同样，对核心区域内的楷模国王和此后的真实王公而言，这也是一种常见的活动。例如，《维斯拉米阿尼》中前伊斯兰时期神话中的伊朗国王莫阿巴德曾说：“我要前往札乌奥（Zaul）狩猎，处理国家事务。”此后，《维斯拉米阿尼》提到拉敏在继承兄弟莫阿巴德的王位之后，“开始在所辖国土内的各个地方调查国家事务，进行狩猎和战斗”。[48]此后的史书也如此描写了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统治者的视察活动，即以狩猎和巡察的名义外出，或者在狩猎时处理当地的事务。[49]
这种巡察活动的政治裨益是多种多样而且非常可观的。法鲁汗（Farrukhān）在公元8世纪的世纪之交时统治陀拔斯单，他曾经利用狩猎活动的机会去看望出行队伍的管理人员（marzubān），与地方官员重新建立个人联系；洛泰耳一世（公元840～855年在位）在外出狩猎时趁机剥夺了诸侯的封地，以惩罚他们在自己争夺加洛林王朝王位时表现出来的犹疑不定。[50]除此之外，皇家狩猎活动也能达到一些更为仁慈而温和的目的。蒙古可汗有时会借用外出狩猎的社交机会来访问高级官员，礼节性地拜访重要的民众代表，如可以影响地方社会的宗教领袖等。[51]
实际上，皇家狩猎活动是一种极为灵活的政治工具。最能体现这些狩猎/视察活动及其隐含的政治功能的是突厥斯坦与印度的做法。[52]
据尼古拉·穆拉维约夫（Nikolai Muraviev）的目击叙述，希瓦汗国的统治者穆罕默德·拉希姆（Mu?ammad Ra?īm，公元1806～1825年在位）始终都在各地移动，名义上是进行狩猎。穆罕默德带着大量扈从在沙漠中的“乡下堡垒要塞”之间穿梭，拜访土库曼部落并且通常会交换“礼物”。[53]显然，这些狩猎巡查活动是一种幌子，目的是对不安分的部落臣民再次重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交涉——自己在当地较为薄弱的统治力。狩猎活动的幌子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统治者遇到了抵制或反抗的情况，可以简单地继续前行，表面看来是寻找更好的“狩猎”机遇，实际上则可以免于颜面受辱。
在南亚次大陆地区，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也常年在各地移动。实际上，这样的出行活动是他们的统治策略的核心部分。斯蒂芬·布雷克（Stephen Blake）指出，在1556～1734年间，莫卧儿帝国朝廷有40%的时间都在四处巡查。这些出行活动往往规模很大，官方与非官方的随行人员可达15万～20万人，包括各种类型、职业和等级的人员。可以预料的是，正如布雷克进一步指出的那样，每当皇帝外出巡视时，首都的人口都会突然地急剧减少。[54]
因此，在丹麦人范登布罗耶克（van den Broecke）声称贾汗吉尔耗费了“一年的时间在古吉拉特狩猎时”，我们应当理解为贾汗吉尔正在进行行政视察。[55]这些视察活动的节奏一般都很慢，因为统治者需要关心的内容非常多，有的涉及人类，有的则涉及猎豹。[56]一般来说，在治下各大城市之间进行的这类巡视活动通常会伴随着许多额外活动，如狩猎机遇和政府事务等。[57]
阿布尔·法兹尔在论及阿克巴大帝时，曾非常明确地将狩猎活动与统治行为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来源于他的主人。在《阿克巴史纲》（ Akbarī）中，阿布尔提到阿克巴大帝“总是利用狩猎活动的机会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此外还在不提前通知自己前来行程的情况下，借用狩猎队伍的场合探寻民众和军队的情况”。具体而言，皇帝利用狩猎活动的机会来审查税收、土地所有与官员腐败的问题。阿布尔总结道，“短视而肤浅的旁观者认为，皇帝关注的只有狩猎活动，但是睿智而经验丰富的人则知道，皇帝是在追求更高尚的目的”。[58]在阿布尔所著的《阿克巴本纪》中，他进一步阐释了这一主题。阿布尔在其中一则条目中指出，尽管阿克巴大帝的宫帐是以狩猎模式驻扎的，“但是他经常忙于处理国家事务，如征服他国，提拔和嘉奖忠臣，镇压心怀恶意和不忠诚之人，考察每个人的功罪”。阿布尔补充道，阿克巴大帝“在各类杂务——如狩猎活动等——中隐藏的真实目的是熟悉人民的生活境况，以免利益相关人士和虚伪之人的中间介入，从而采取合适的措施保护臣民”。[59]
尽管阿布尔作出了这些论述，阿克巴大帝并不是唯一具有这种见识的统治者。印度的很多统治者也知晓这些可能性。[60]诚然，在核心区域及以外的地方，皇家狩猎活动是一种重要的统治手段。正如我们后文将要看到的那样，皇家狩猎活动实际上完全阐释了巡回宫廷（circuit court）的含义。
追求享乐
尽管狩猎活动与多种统治功能联系在了一起，但也有一些政治裨益是来自于狩猎活动本身的。提供享受和娱乐活动是皇室宫廷的必要职责之一，而狩猎活动便是一个主要的魅力点。虽然前现代时期的贵族狩猎活动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简单的娱乐活动，但其毕竟也属于娱乐活动。当然，对贵族阶级而言，狩猎活动是一种激情、逃离和放松。[61]因此，狩猎机会本身成了一种非必要的商品，需要像其他奖励一样努力争取才能获得。
在欧亚大陆范围内，统治者、诗人和历史学家曾多次重复提及人们对狩猎活动深深的个人喜爱之情。[62]正如唐朝建立者李渊的儿子巢王李元吉所言：“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63]在欧洲的文学作品中，贵族狩猎活动被描述为一种崇高的世俗享受，用于比喻求爱的行为。[64]正如普鲁塔克指出的，贵族狩猎活动是一种高强度的经历，可以让人养成习惯，甚至是上瘾；王公会过度追求这种享乐，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任何事务。[65]
尽管人们意识到狩猎活动可能会导致过度沉溺的危险，但同时也认为皇家狩猎活动对统治者和其他身负重任之人来说，是一种有益和健康的消遣方式。尼扎木·木儿可（Ni?ām al-Mulk）称，狩猎活动是一种消遣和娱乐，可以减轻统治者的焦虑情绪，与慈善活动与宗教追求共同构成了一种良好而平衡的生活。[66]腓特烈二世也传达了完全相同的信息。他认为，对那些忙于国家事务的人们而言，狩猎活动和鹰猎活动是一种必需品，他进而叮嘱统治者“在狩猎活动的快乐中寻求慰藉”。[67]或者，如鲁斯塔维利对狩猎活动的评价，国王需要时不时地“不在意命运”。[68]贵族阶级毫无犹豫地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认为狩猎活动是一种主要的消遣方式和合理的放松方法。[69]
此外，从世俗角度看，统治者也有必要参加狩猎活动。沙贾汉有一次前往乡下的原因是，他在阿克巴拉巴德（Akbarabād）的住所显现了瘟疫的迹象；贾汗吉尔曾逃往野外以躲避宫中新年（Nawruz）庆祝的准备活动，另一次则外出狩猎以躲避令人厌烦的请愿者。[70]但无论动机如何，皇家狩猎活动的通常目的是为皇室和宾客提供一种享受的体验，这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狩猎活动”，也需要配以合适而宜人的周边环境。
狩猎地点有的时候是根据气候来选择的。[71]一旦进入了狩猎场，无论天气如何，舒适度和优雅感仍然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考虑周详的国王会为宾客提供伞帐、长椅和侍从等。[72]在真实的历史中，情况也是如此。17世纪末，一位波斯使节在抵达暹罗后被邀请参加了多次狩猎活动，他骑乘了国王的大象，被赐予“圈边”的座位，住在华丽的宫帐之中，始终得到精心的礼遇。[73]
有些时候，这些狩猎设施是临时的，即可以进行移动。忽必烈举行的狩猎活动规模宏大，其中有锦缎收边的伞帐和帐篷间隔分布，以作为便捷的休憩场所；甚至连动物管理员和动物也都是如此盛装打扮。[74]据14世纪阿拉伯的百科全书编纂者乌马里提供的信息，在德里苏丹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外出狩猎之时，他带了10万名骑师和200头大象，此外还有800头骆驼驮运的“四座木制宫殿（qu?ūr khashab）”。乌马里称，这些可以折叠的建筑有两层楼高，装饰华丽，可以安置在野外供统治者及其扈从舒适地休憩。[75]在此之后，莫卧儿帝国的贵族猎虎活动也非常舒适和安全，会在一个移动的平台上搭建一座装备齐全的宫帐。[76]
詹姆斯·福布斯准确地描述称，莫卧儿帝国的皇家狩猎活动是一场耀眼的活动：“狩猎活动中的宫帐……体积庞大而宏伟。狩猎活动有时会持续几周之久，在活动期间，统治者会在宫帐中以奢华的方式来招待自己的友人。从宁录时代至今，这很有可能一直是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的传统。”[77]这种规模的狩猎活动不仅需要营帐和家具，还需要栅栏、围墙、大门和女眷专用的单独营帐。[78]尽管比起固定的宫宇，用于移动皇家狩猎队伍的装备和交通花费要少一些，但仍然是一项巨大的支出。从范登布罗耶克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阿克巴大帝所遗留下来的财富在“皇室账簿”的记录中包括这样一条，即“出行用物品，包括宫帐、遮阳篷（shamianus）、金银丝织成的布墙（kanaits）、刺绣的天鹅绒，等等”。这些物品的总价值可达99拉克（lack）——1拉克即10万卢比——稍高于阿克巴大帝在传统武器和枪火弹药上的武器花费总额83拉克。[79]
当然，除了这些可以移动的狩猎设施，还有很多固定的狩猎园和屋舍。一位亚美尼亚的年轻王子加吉克（Gagik）修建了约900座俯瞰阿拉斯河的宫殿群，那里有“准备用于狩猎活动”的野鹿、野猪和野驴。[80]对于一座真正的游乐宫，水景似乎是一个必要的特征。1237年，蒙古可汗窝阔台拥有一座名为“伽坚茶寒殿”（“Gegen Chaghan”，蒙古语意为“明亮与白色的”）[81]的狩猎宫殿。这座宫殿位于当时的首都哈剌和林以北约70里处，早期的蒙古大汗会定期前往此处。[82]在波斯文献中，我们可以得知“游乐场（mutanazzah）”位于多个湖泊的沿岸。位于中心位置的别墅（kusht）装饰有刺绣和地毯，有一个摆满了雅致花瓶与器皿的宴会厅。在这座别墅前方，有一个用于猎鹰和猎禽的水池。[83]同样，莫卧儿帝国也拥有这样的游乐场，位于阿杰米尔城外的湖畔。莫卧儿帝国将这片游乐场作为各种狩猎活动的基地。这里也就是著名的“Dawlah Bāgh”，意为“幸运之园”，罗伊称之为“享乐之园”。[84]由于有这样的设施存在，宫廷可以容易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移动。
在后来的欧洲历史中，狩猎用屋舍也有考虑舒适度。由于这些屋舍不再是出行和管理的必要设施，因此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展示品。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屋舍形成了巨大的规模，需要人们投入大量的物资。纪念性逐渐成为这些屋舍的主导功能，例如，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Ⅰ，公元1515～1547年在位）是一位狂热的猎手，他在卢瓦尔河沿岸修建了一座有440个房间的“屋舍”，位于由围墙圈起来的森林之中，其周长约20英里，可谓是近代早期欧洲版本的古代狩猎园。这些建筑为了引人注目，不遗余力地修缮了大型的花园，使用从高脚杯到油画在内的昂贵器皿来装饰殿宇。[85]国王的宾客可以在猎物充足的森林中或是人造的水道边狩猎，并在狩猎时身着华服，携带精美的狩猎装备，心中势在必得。一场安排合理的皇家狩猎活动应当让人感到舒适和愉悦，而且正如孟希多次指出的那样，应当让宾客感受到良好的生活品味。[86]
这样的生活自然需要美酒和佳肴。欧亚大陆范围内的诗文在提及狩猎活动时认为，狩猎活动和狩猎队伍表达了同样的含义：吃、喝、狩猎和取乐是统一的主题。[87]在核心区域中，情况尤为如此。萨珊王朝和穆斯林艺术将狩猎园的概念——无论是此生还是来生的——与狩猎活动和宴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88]这些对奢华招待的预期通常都可以达到：在伊斯兰时期前后的波斯国王都会提供狩猎宴席；同样的还有蒙古可汗、印度王侯、清朝皇帝以及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89]
活动中对酒精的消耗——有时量非常大——也是一种惯例。塞尔柱帝国的宰相尼扎木·木儿可曾提及萨珊王朝的皇帝喜好将狩猎活动与饮酒作乐相结合，并警告称过量的饮酒作乐可能会导致国家的覆灭。[90]然而，尽管存在这样的忧虑以及伊斯兰社会的酒精限制令，穆斯林宫廷——如迦色尼王朝等——依然会在外出狩猎时携带大量美酒。[91]这种情况非常常见，以至于皇家狩猎活动开始被等同于享乐时光，甚至是狂野时光，被看作是大型而流动的户外宴会。[92]有些人对此表示谴责，但是对另一些人而言，这些故事只是增加了皇家狩猎活动的吸引力。
在这一环境下，狩猎活动中还会提供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狩猎活动本身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很容易便可与其他类型的娱乐活动相结合。显然，音乐就是一种标准的搭配。孟子曾提到，在狩猎活动中有多轮娱乐活动，包括饮酒和奏乐等。[93]在汉朝时，皇家狩猎活动之后按惯例会安排一场晚宴表演，在精致的筵席上有乐师、舞女、演员和侏儒进行表演。[94]在中世纪的格鲁吉亚，狩猎活动是一种主要的享乐方式，用于庆祝其他欢乐的活动。其中，音乐也是一种必需的陪衬。[95]
音乐和狩猎可以很容易地融入精致而安静的智力活动。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会在野外狩猎时伴随着音乐声玩棋类游戏（nard），而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日本皇室举行的鹰猎活动会在指定和准备好的地点举行，那里成为朗诵诗歌、欣赏音乐、舞蹈和展示华服的场合。[96]对于更加强健和活跃的人而言，狩猎活动这一场合适合举行马球比赛、赛马和标枪比赛——在伊朗的蒙古人便是如此。[97]在贵族阶级看来，狩猎活动是一种多层次的娱乐活动，其既是一种参与的活动，也是一种日后的谈资，有时可以无限地进行谈论。[98]此外，我们不应忘记，狩猎活动也是一种观赏性运动。狩猎活动欢迎观众来看，有时还会鼓励观众前来，并为其提供舒适的住处。孟子曾不满地表示，在他生活的时代，皇家狩猎活动可能会引来千辆马车跟随。[99]这是因为，用历史学家班固的话来说，大型狩猎活动乃“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100]因此，正如公元前2世纪的一篇中国赋文所言，皇家狩猎活动中总是会有可爱的少女与美貌的公主相随，她们会观赏和赞叹英勇的猎手。[101]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清朝和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会设置宫帐和平台，以供观众——尤其是皇家女眷——更好地观赏围猎活动的巅峰景观。观众离狩猎场的距离很近，可以看到游行活动；而且这些观众对狩猎活动比较熟悉，可以识别每位猎手的猎杀和英勇行为。[102]近代早期的很多欧洲君主，如弗朗西斯一世，便鼓励观众前来观赏皇家狩猎活动。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皇家狩猎活动相同，这些狩猎活动经过了精心的设计，目的是确保成功和取悦观众，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观众一般配有座位，有些座位是正面看台，以便于观众观看和欣赏“狩猎活动”。[103]这些狩猎设施的使用机会堪比世界杯决赛或歌剧盛会首映的包厢坐席门票，能够有机会参与这种高品位的娱乐活动，可以彰显一个人掌握的各种关系。
君宠
在欧亚大陆的政治文化中，皇室展现的宠爱是一种重要的工具。皇家狩猎活动便是体现这种宠爱的主要途径之一。这种体现可以有多种方式，其中最常见的或许便是国王赏赐的猎物袋。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行为或许可以被看作是源于远古时代的狩猎文化——在古代，猎获的动物会分给参与狩猎活动的人员，这种做法一直保留至近代的草原地带。突厥史诗中便提倡这种行为，认为因争夺战利品而发生纠纷是同伴之情产生裂痕的标志。[104]在中世纪时的蒙古，古老的“失罗勒合（sirolya）”[105]习俗要求每位猎手都将自己的猎获品与他人分享，甚至包括偶然经过的陌生人。[106]
在政治结构复杂的社会中，君主经常以类似的方式行事。这种慷慨的赠予有时会以集体嘉奖的形式呈现，即很多人一起获益。在色诺芬撰写的传记中，居鲁士大帝会将自己的猎袋分给随从，以彰显自己的慷慨——这是任何地方的伟人都具有的一种品质。[107]在马穆鲁克王朝统治时期，贵族捕获的猎物通常会被重新分配给下属，这是一种认可和宠爱的象征。[108]当然，伟大的王公也会如此行事。沙阿拔斯会将大型围猎活动中杀死的猎物分配给参加狩猎的士兵，奥朗则布则会将获得的猎物送给所有的朝臣。[109]这些行为甚至可以变得更加体制化。在18世纪早期，清朝的皇帝每年都会给属下的耶稣会传教士送去大量猎物，作为庆祝新年的礼物。[110]
这种类型的赠予也可以是个人化的，即作为一种特殊的宠爱而赐予某个特定的个体。1320年，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阿纳西尔·穆罕默德（Al-Nā?ir Mu?ammad）想要嘉奖自己的客人阿布勒·费达（Abū’l Fidā），于是将猎鹰捕捉的羚羊送给他当作礼物；1568年，希尔万的长官将一头野猪作为礼物送给英国莫斯科公司（English Moscovy Company）的代理人。[111]如果是王公亲自猎杀的猎物，那么其所附带的荣誉就更大了。18世纪时，奥里萨的一位地位较低的印度王子贾汗吉尔（Jahāngīr）以及叶卡捷琳娜大帝都曾将这类猎物作为礼物赠予朋友、家人和外国高官，并且均选择特地告知收礼人，猎物是经皇室成员之手亲自猎杀的。[112]
这种类型的荣誉可以通过非常细微的差别来表现不同等级的宠爱。例如，赠予的猎物可能是狩猎活动中猎杀的第一头猎物，并经过了得体的宰杀过程和装扮，象征了极大的尊敬；或者可能是最受嘉奖和个人化的方式，如国王会从自己的餐桌上赏赐几块熟肉给少数宠爱之人。[113]在欧亚大陆范围内的各个时期，这些行为得到了普遍的理解和承认，其表达尊敬的符号也超越了宗教与文化的界限。皇家猎手经常会使用这种国际语言向侍从、外国高官和属下臣民表达自己的意图。
皇家狩猎活动还为慈善活动提供了机会，这也是王权和君权所具有的另一种属性。王公贵族利用狩猎活动出行的机会宣示自己对最大的支持者——普罗大众——的关切之情，尤其是其中最为贫穷的群体。这种关切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塞尔柱帝国的苏丹马里克沙阿的传统是，每用弓箭击倒一只猎物，便拿出一个第纳尔作为救济金。[114]在游牧民族中，统治者可能会组织一场围猎活动，以此来为贫困的侍从提供过冬的食物。[115]贵族阶级有时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分配方案：在早时的亚美尼亚，贵族阶级的传统是用猎物来跟平民的孩子交换鱼，其兑换比例则是非常慷慨的；莫卧儿帝国的皇帝有时会在公开市场上贩卖所获的可食用的猎物，并将所卖的金额送给穷人。[116]但是更为常见的，是直接赠予猎物。这些赠予通常会涉及一定程度的安排，目的是将统治者及其仆从以正面的形象显露在大众面前。贾汗吉尔曾在若干场合上将自己捕获的猎物送给所需之人，而承担这一任务的则是贾汗吉尔的宫廷官员，后者曾经用猎物款待了约200人。[117]此外，沙贾汉曾下令称，将自己在某次狩猎活动中所猎杀的猎物全部与米饭一起烹饪在“一口巨大的铜锅之内……之后赠予穷人”。为了保证这一过程为人所见，活动是在一座穆斯林圣人的坟墓之前举行的。[118]
统治者利用狩猎活动来表达宠爱与分配食物的同时，也可以以狩猎活动为媒介来分配机遇。皇家狩猎活动是一个舞台，人们可以在舞台上向皇室展现自己的技艺与潜在价值。很多时候，被注目和闪耀的机会是与狩猎活动本身直接相连的。最明显的是，皇家狩猎活动为下属和宾客提供了一个场合，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技艺来吸引王公的注意力。这不仅涉及作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射击，或是捕获大量猎物，也包括展现自己处理人与动物关系的能力。[119]在乌古斯的史诗中，展现这些技艺的“无名氏”通常都会被吸收进可汗的扈从队伍。[120]
同样，史料也记载了这类获得成功的故事。在汉朝的皇家狩猎活动中，皇帝依惯例会以“金银”或口头嘉奖来奖励成功者，这在提升个人的军事生涯方面尤为有益。[121]更好的情况是，猎手甚至可能会拯救君主的性命。据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记述，一个名为提里巴组斯（Tiribazus）的地位卑微的仆从曾杀死了袭击阿契美尼德王朝皇帝阿塔薛西斯二世的两头狮子。此后，提里巴组斯被提拔至皇帝的“朋友”的地位，逐渐获得了权力和影响力。[122]
在狩猎活动中还可以展现其他的才能。1240年代，呼罗珊重要的蒙古长官可里吉思（K?rgüz）开启事业的最初契机，是负责为成吉思汗长子朮赤的扈从手下的低级官员准备马镫。在一次狩猎活动中，可里吉思突然被唤去承担一些秘书工作，并且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结果令王公非常满意，之后提拔了他。[123]在世袭制政权中，个人人脉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获得承认是社会或政治提拔的必要的第一步。对王公而言，掌控这些野心和抱负的机会可以为自己吸收部下并加强属下的忠诚度，也就是说，可以塑造和定义他自己的“政治党派”。
为了成功地达成这一目的，这个政治党派需要依靠集体经验来建构集体身份。狩猎活动本身便以多种方式提供了获得集体经验的机会，最明显的便是在共同经历危险和胜利之后产生的同伴友谊。军事胜利或政治胜利的庆祝活动也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统治者会通过这些活动来传递出“我们获胜了，是胜者”的信息。居鲁士大帝、萨拉丁、塔玛尔女王、德里苏丹阿老丁（ al-Dīn，公元1296～1316年在位）、萨非王朝的缔造者沙伊斯玛仪（公元1501～1524年在位）和贾汗吉尔都曾使用狩猎活动来庆祝军事胜利，这些狩猎活动有时会持续一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124]这是一个唤起和分享个人经历的机会，活动精心营造和纪念了一次集体性的成就，在所有参与者心中留下统一而满意的活动印象。
与赐予袍服、勋章和头衔一样，能够参加皇家狩猎活动本身便是一种认可与信任，这种主动表示是对个人能力与忠诚的承认。[125]这样的姿态甚至可能并不涉及前往野外狩猎，而可能只是邀请个人参观统治者的狩猎宫帐，后者也是一种夸耀和好客的宣示。[126]
当然，最常见的情况是统治者邀请个人参加一场狩猎活动。这种邀请始终被认为是一种非常高的荣誉，暗示了统治者个人和政治层面的厚爱。例如，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曾邀请阿布勒·费达的父亲前往开罗参加狩猎季，这使后者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感激之情。[127]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样的邀请一般都预示着与权力位置的某种紧密关联。在汉朝，一位可以随意进入上林苑的官员是需要人们特殊对待的；莫卧儿帝国的一位侍从回忆自己曾在参加一次难忘的狩猎活动后与胡马雍（Humāyūn）一起用餐，由此树立了自己的威望。[128]这种人人渴求而且受到控制的亲密关系，实际上是统治者有意塑造的结果。统治者意识到，在下棋、打马球或狩猎活动中与侍从进行的友好竞争，是一种短期和临时的平等关系；这种平等关系并不会损害皇室的威严，反而能够增强国王的仁爱形象。无论是哪种情况，这都是阿拉伯作者所宣扬的萨珊王朝的楷模皇帝所具有的智慧。[129]
除了塑造至关重要的个人政治纽带，狩猎活动还可以庆祝和巩固更大范围内的政治联盟的形成。塔玛尔女王与其配偶大卫·索斯兰（David Soslan）曾与一位穆斯林王公达成了一项军事协议；此后他们前往郊外，花费一周的时间“大摆筵席，开怀痛饮，互赠礼品，进行狩猎和观赏比赛”。[130]皇家狩猎活动经常被用于与敌对势力竞争或是安抚人心。公元5世纪末时，亚美尼亚东部的贵族颇不情愿地加入了萨珊王朝贵族阶级的行列。当时，拉扎尔·帕佩茨促使伊嗣俟一世（公元399～421年在位）相信，“只要双方不断地彼此交流，在享乐的狩猎活动与共同参与的比赛中结下友谊，亚美尼亚的贵族便会逐渐适应和皈依于我们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131]”。[132]统治者试图以狩猎活动和比赛为契机，向亚美尼亚人展示他们和他们伊朗的人主之间原本就具有很多共同之处。还有一些涉及范围更小的情况，如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巴哈杜尔沙阿（Bahadūr Shāh，公元1707～1712年在位）曾与败军的儿子们一起打猎，以减轻紧张情绪，重新团结和统一对立势力。[133]有的时候，这种做法是强迫施加和没有效果的。1598年，乌兹别克的统治者阿卜杜拉可汗在一次狩猎活动中与自己的儿子达成了和解。虽然在这个例子中，达成的效果并没有持续下去，但是作为一种公开关系的表态，这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前现代时期版本的在照相机前强行握手并承诺未来合作的行为。[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