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狩猎活动经常被如此使用。在中世纪的欧洲，狩猎活动出现在政治危机解除之后，直截了当地为人们讲解了何为简内特·尼尔森（Janet Nelson）所言的“合作美德”。因此，在加洛林王朝时期，皇家狩猎活动会在年度的贵族集会之后举行，它始终是一个贵族阶级彼此冲突与作态的场合。[135]格鲁吉亚的贵族阶级也同样不和，他们举行这类和解式狩猎活动的目的一般是在对立的格鲁吉亚王族中隆重庆贺和宣传政治和睦。[136]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因为皇家狩猎活动可以有效地展现信任，是检验人们所宣称的友好关系的好方法。在皇家狩猎活动中，此前彼此为敌的人们会携带致命的武器，在武装侍从的陪伴下进行交流。
如果说，有机会参加皇家狩猎活动预示着得到了统治者的宠爱，彰显着皇室对友爱或和解的希冀，那么被排除在皇家狩猎活动之外则无疑预示着失宠，有时相当于断绝个人或外交关系。被排除在外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意味着被剥夺了获得收益的机会，譬如参加娱乐活动的机会，获得促进事业发展的人脉网络，以及经常被忽略的——得到国家的经济资助。原因在于，在皇家狩猎活动期间，列入宾客名单的人员都可以得到配给与营帐，有时其等级远远超过很多人自己可以负担的程度。[137]对于国王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招待的人员，这意味着可以节省一大笔资金。在前现代时期的大多数政权中，“酬劳”不一定也不仅仅采用固定或规定薪水的形式，而是以各种赏赐、礼品和宴会的形式表现。皇家狩猎活动作为一种移动中的宫廷，是一种流动性的集会，也是给予这些赏赐的主要途径。因此，对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员而言，这相当于收入的减少，更不用说损失的脸面和宠爱了。统治者就是使用这种方式来拉拢支持者和惩罚反对势力的。
室外的宫廷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南方还是北方，宫廷生活都充满了戏剧性与各色场景，有些是私下的，有些则是公开的。尽管特征有所不同，但是各种宴会、国事接待、娱乐活动、比赛、宗教仪式、处决现场和狩猎活动都具有相同的核心目的，那就是展现王公的美德、虔诚、财富、慷慨、技艺、智慧与勇敢，其中既包括统治者坚定与严厉的一面，也包括他善良与仁慈的一面。[138]作为皇室表演者的主要工具，这些场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以确保能够取得引人注目和适宜的——也就是水到渠成的——效果：王公总是会获得胜利，并且嘉奖该奖之人，惩罚有罪之徒，帮助所需之人，并顺利猎杀猎物。他们势在必得的胜利象征了他的好运与魅力，是构成权威的关键要素，奠定了其正统性地位的基础。
图17 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狩猎期间接受鞑靼人进献的马匹
资料来源：郎世宁1757年绘，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纽约艺术资源档案馆联合授权。
皇室宫廷与皇家狩猎活动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舞台，这场表演在各处移动，使边远乡间也能够欣赏。在很多方面，固定的室内宫廷与移动的室外宫廷是互相补充的。前者的重点是展现文化的产物，而后者的焦点则是自然的神奇。[139]然而，在其他方面，二者的功能却是相同的。无论是室内宫廷还是室外宫廷，都是政府的所在地、娱乐活动的来源、庆祝活动的地点、铸成团结的方式以及美好生活的主要衡量方式。因此，皇室有必要掌控这两所“剧院”的入场资格。
室内宫廷与室外宫廷的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便是反复出现的游行的作用。游行的规模各不相同，观众也有所差异，但是其目的却是相同的。正如布罗代尔合理指出的，对拥有财富的人们而言，只存在“两种生活和面对世人的方式：炫耀或审慎”。[140]在前现代社会中，富有的商人可能会选择审慎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于统治阶级而言，炫耀则是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卡敏斯（Cummins）认为，皇家狩猎活动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皇室活动，因为“可以借此在视觉层面上展现统治者和贵族阶级的高贵威严”。神意或许已将贵族阶级与平民大众区分开来，但是“贵族阶级的优越性必须通过壮景、盛会、仪式、游行和其他物质荣耀方能清楚地展现出来”。[141]
肯普弗（Kaempfer）对萨非王朝时期游行活动的描述，清楚地展现了皇家狩猎活动的盛景。据德国医生记述，在室外举行的皇家游行活动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统治者带着扈从在首都附近区域的简单骑行，二是在两座大型城市之间的更加盛大的游行，三是统治者外出狩猎或接见外国使节时的中间档次的游行。[142]那时与现在的情况相同，这种外交性质的接待活动一般都是严肃的国事场合，与游行、位次和仪式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这一方面，皇家狩猎活动因为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所以效果非常明显。与室内仪仗队列的目的相同，室外游行所发挥的功能相当于剧场的聚光灯，精心而巧妙地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明星身上，也就是皇家猎手身上。皇家狩猎活动是一场盛大而耀眼的游行活动，有响亮的喇叭声伴奏，这在前现代时期的欧洲是十分吸引眼球的。[143]实际上，身着盛装前往野外的不仅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约公元630年，突厥可汗统叶护前往库车以北地区狩猎，他带着几千名士兵一同前往，所有的参加者都梳着讲究的发型，身穿丝绸、锦缎和皮草制成的制服。[144]
在这些游行活动中，动物占据了核心的位置。1680年代，暹罗国王在各地进行巡查和狩猎，随行的包括一队作为荣誉守卫的大象队列与一支乐队。[145]合适的马匹也至关重要。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优质的马匹占据着支配性地位，但是在马匹的自然分布范围内，提及在国内骑行或是骑行去狩猎时，其实指的是骑乘身着华服的大象。[146]在这些游行活动中，狩猎用动物同样非常显眼。国王对一切事物的数量与质量都有所要求，无论是服装、乐师还是狩猎场。在鲁斯塔维利描绘的统治者举行的狩猎活动中，有着无数的猎鹰和猎犬。[147]在16世纪末期的君士坦丁堡，约翰·桑德森（John Sanderson）描绘称“突厥人（Great Turk）”在离开城市时带着自己的“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猎犬……以及……带有猎鹰的大量马夫”。[148]萨非王朝的君主也在游行活动中展现过自己的猎手、猎鹰与猎犬，欧洲贵族的做法也相同。[149]
虽然大多数贵族阶级都拥有象征着地位的猎鹰与猎犬，但只有最具有权力的人方能拥有装满了异域动物的大小动物园。这些动物园通常坐落在宫廷内或至少在首都之内，目的是为宾客提供熏陶和娱乐。使用这种方式来营造威严感的做法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法老拥有大量的动物藏品，其中既包括本地动物，也包括来自非洲与东方的异域品种，如熊、蛇、象、犀牛等。[150]此后，从中国的汉朝到伊朗的萨珊王朝，这些动物园通常都被安置在狩猎园和狩猎场之内。
尽管这些动物园偶尔会被斥为奢侈之物，但这种行为一直持续至阿拔斯王朝时期。[151]公元917年，拜占庭帝国的使节在拜访哈里发的王宫时，首先经过了一片特殊的区域，那里展示了各种训练有素的异域动物，会从人的手中吃东西。[152]法蒂玛王朝和萨非王朝的宫廷都拥有大量的奇兽异鸟，而且同样非常希望向贵客进行展示。[153]甚至连莫斯科公国的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v，公元1598～1605年在位）也拥有一个有着大型狮子的动物园。[154]或许，近代早期最好的皇家动物园位于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里面包含了“很多来自非洲和印度的野兽和飞禽”。[155]
这些野兽属于珍贵政治资本的原因在于，它们记录了统治者的所及范围、与遥远地区的联系、传说中的土地以及从远方王公处吸纳礼品与货物的能力。这些野兽构成了一种可见的实际证据，证实统治者是大型舞台上的主要表演者。当然，这些动物园虽然被固定在宫中和首都之内，但也可以在外出狩猎和巡视时带在路上，以此来吸引观众并增强自身的威信。
斯特拉波指出，印度国王举行的游行活动中有很多大象、驷马、军队以及“驯服的野牛、猎豹、狮子和大量色彩斑斓而歌声甜美的鸟类”。[156]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塞尔柱帝国、奥斯曼帝国与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都曾携带温顺的野兽外出，其目的如贝尼埃指出，是“用于游行”。[157]腓特烈二世尤其喜欢在国内出行时携带大量动物，包括大象、骆驼、长颈鹿、猩猩、狮子、猎豹、熊和鸟等。1241年，腓特烈二世在一次出行时来到了一座修道院，而显然令僧侣们惊慌失措的是，腓特烈二世带来的动物包括1头大象、24头骆驼和5只猎豹。[158]自然的，这些来自埃及阿尤布王朝（Ayyūbids）的奇珍异兽如预想一样，在意大利南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就像来到小镇里的马戏团一样吸引了大量民众前来。
无论是室外还是室内的仪仗队列或游行活动，都需要考虑到上下级秩序与规则。皇家狩猎活动与室内宫廷一样，也发挥了训练营地的作用，在这里人们的行为得到了修正，被教习的是宫廷的行为规范。所有的参与者，甚至包括侍从，都被要求在宫廷和狩猎活动中举止得体。[159]此外，邀请人员参加皇家狩猎活动与被请去皇室宫廷一样，一般来说并不是礼貌地询问对方是否有兴趣前往，而是一种命令式的行为。在沙阿拔斯统治期间，这种邀请往往是对忠诚度的测试，如果未能现身的话，则会被看作是一种公开决裂，会有相应的处理办法。[160]
在狩猎活动期间，尤其是围猎活动期间，统治者会占据中心舞台。在蒙古帝国早期，一旦狩猎圈形成和围住之后，狩猎活动便开始执行严格的上下级秩序。当然，第一序列是可汗及其侍从，之后是各位王公、军队长官、政府官员，最后才是普通的士兵。[161]此后，在中国的元朝，皇帝会骑象进入狩猎圈并射出第一支箭；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其他人也可以开始捕猎了。[162]在满人的狩猎活动中，人们也遵循同样的程序。康熙皇帝进入狩猎圈后率先猎杀猎物，之后指示谁应当加入狩猎。最后，在康熙皇帝的示意下，号角鸣起，一切猎杀活动都将停止。[163]在印度和伊朗两地，情况是一样的。君主及其随从先在一定距离之外等待狩猎圈形成，待一切就绪之后，统治者率领一部分经过甄选的扈从进入狩猎圈开始猎杀，之后跟随的则是按等级与地位排列的高级官员，最后则是普通士兵。[164]
作为给予贵宾的特殊宠幸，君主可能会谦让对方先进入狩猎圈。1530年，在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胡马雍造访伊朗时，萨非王朝的达赫马斯普曾如此行事。[165]这种谦让完全是属于统治者的特权；因此，狩猎圈内的驯鹰师绝对不会在没有国王指示的情况下率先放飞自己的猎鹰，即使猎物就在附近时也不能例外。对鲁特罗·德瓦这样的皇家猎手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绝对不能破坏的”礼仪规范。[166]简言之，在狩猎活动中抢占国王的风头既非善举，亦非良策。
因此，狩猎活动反映了室内或室外宫廷的阶级等级与优先顺序，公开而无误地定义了贵族阶级的含义，指导人们由谁上前，由谁退后，从而确定如何才能最好地取悦君主。
尽管国家首领的举止和行为通常具有一定的自由余地，但是宫廷生活与狩猎活动的进行大多数时候依循的还是准则与先例。在突厥—蒙古世界中，这些先例一般可以追溯至成吉思汗时期。在中亚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蒙古统治者与狩猎活动相关的所有事务都涉及行为准则，从进入狩猎圈到分享猎物袋时都是如此。任何违背这些程序的行为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其依据依然是成吉思汗所制定的规训。[167]实际上，在拉施特·艾丁（Rashīd al-Dīn）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中，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当时，成吉思汗最小的弟弟斡赤斤那颜违背定例，并未按照指示“直接进入狩猎圈（jerge）”，故而被惩罚“七天之内不许进入［成吉思汗］的宫帐（ordo）”。[168]这里的对等关系毋庸置疑：如果一个人在室外宫廷中的行为举止不合规范，那么他也不会被允许进入室内宫廷。
对中世纪的穆斯林宫廷而言，皇家狩猎活动中的相关礼仪规定可以追溯至古代的波斯帝国，是哈里发所接受和传播的准则。这些准则规定了国王应有的行为方式，例如国王应如何与扈从、仆人和妃嫔交流，猎手与猎物的优先顺序，接近猎物的许可以及战利品的分配问题等。[169]在这里，与成吉思汗制定的先例一样，重点并不是传播过程的历史真实性，而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即中东地区的皇家狩猎活动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相同，都遵循了一系列复杂的准则、仪式和方法，任何违反准则的行为都会遭到严厉的处罚，并会长期被人们铭记。[170]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准则逐渐变得更加复杂和详细。在中世纪的西方，贵族狩猎活动越来越受制于程序、仪式与礼节。据很多撰写于这一时期的狩猎著作反映，这些准则涉及的内容包括为猎手与观众提供饮食和物质享受；将狩猎活动分为几个不同阶段的严格规定；形成参与者在得体谈话时所使用的特殊词汇与繁文缛节，即如何才可以在谈话中不冒犯表现欠佳的猎手；以及连篇累牍地规定如何猎杀、分配、准备和食用所捕获的猎物，尤其是欧洲地区最看重的猎物——牧鹿。[171]
虽然皇家狩猎活动具有很多礼仪准则和优先性规定，但并非只与正式的程序有关。无论在宫廷还是狩猎活动中，举止和礼节也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有些时候，“超越”既有的准则可以彰显自己的宽厚与谦让。在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人们在被邀请进入狩猎圈时，如果只携带少数弓箭会被认为是极为礼貌的行为，意在暗示本人愿意让其他人获取大部分的猎物。有一次，贾汗吉尔曾从自己的箭袋中取出50支箭，赏赐给一位谦让的猎手，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172]人们认为这类行为值得永久地记录下来，可以让双方都展现自己内在的慷慨风度。
然而，这种类型的行为并非自发形成的，而是欧亚大陆范围内的宫廷文化精心酿造的产物。无论在欧洲的封建时代、中国的官僚社会还是蒙古帝国，皇家狩猎活动始终对宫廷与政府官员的行为举止有所规定。皇室鼓励官员遵循这些准则，其训练方法也是非常类似的：反复出现的责难与赞扬，惩罚与奖赏，囊括在内抑或排除在外。[173]前现代社会使用了各种方法，在不同背景下向贵族阶级灌输“良好教养”的品德：从操练场上的纪律，到仪式活动要求的举止，再到在国王举行的宴席上得体的用餐礼节。皇家狩猎活动作为一种室外的宫廷，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74]皇家狩猎活动同样需要军事纪律、仪式活动、上级指令、“体育精神”以及绅士贵妇之间处理关系的行为准则。此外，皇家狩猎活动与室内宫廷一样，同样提供了一种动态机制，使国王的所有属民变得顺服起来。
当然，所有这些准则都无法阻止宫廷内的党派相争、阴谋诡计与勾心斗角——或是为了维护国王的权益，或是对其表示反抗。这就将我们带至最后一条证明皇家狩猎活动即室外宫廷的例证——狩猎活动也是一个激烈政治斗争的舞台。
高层级的政治与皇家狩猎活动在很多不同的层面都是互相作用的。有些时候，统治者会在狩猎活动中寻求幽静独处之所，以规避来自各方的压力，并利用这段时间独自沉思，作出重要的决定。[175]由于人们无法干预统治者外出狩猎的权利，因此寻求安静便成为统治者出于个人或国家原因选择独处的常见理由。在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拜占庭帝国与莫卧儿帝国，统治者、继承人以及敌对势力都会进行长时间的定期狩猎活动，以规避宫廷内的阴谋与危险。[176]在很多场合中，莫卧儿帝国的皇帝曾通过外出狩猎来为自己提供不在场证明，并趁机派出特工去杀死皇族内部的反对势力。[177]
显然，宫廷政治也渗透至皇家狩猎活动之中。年轻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继位之前便很快便意识到高层级的政治不仅存在于宫内，也出现在宫外，而她本人并不是非常喜欢的狩猎活动就可以提供绝佳的机会来收集政治信息。[178]狩猎活动在蕴含大量信息的同时也非常危险，在这一高风险的政治活动中，敌人可能会被消灭，统治者也可能会被颠覆。
狩猎活动与政治阴谋经常被联系在一起。在乌古斯史诗中，统治者的子嗣私自捕捉猎物的行为被等同于意图弑父。[179]犹地亚的国王希律的对手曾散播谣言，称他的两个儿子图谋在一次狩猎活动中将他杀死，而国王则相信了这则谣言。[180]狩猎活动是一段易受攻击的时间，是袭击统治者的良好机会。对这一点，贾汗吉尔非常了解。[181]诚然，阴谋、血洗和刺杀是皇家狩猎活动反复出现的特征，接下来我们就将简要地论及这一点。
在内亚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幕发生在公元前209年。当时，冒顿在一次狩猎活动中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掌控了匈奴联盟内部的大权，立自己为第一位单于，或称皇帝。[182][183]更加隐晦的一幕发生在公元168年的中国。当时，汉朝的附属国疏勒的统治者在一次狩猎活动中被其叔父用箭射死。史料中仅简单地记录了这个叔叔宣称“我当为王”。[184]更加确定的是，13世纪初，伊犁河沿岸的阿力麻里的葛逻禄统治者在参加一次狩猎活动时，遭到对手的袭击并被谋杀。[185]国王会被暗算，他们的敌人也是同样。7世纪时吐蕃的国王与19世纪初的希瓦汗国统治者都曾利用皇家狩猎活动的机会，将反对者隔离开来并趁机杀死。[186]
类似的模式也蔓延至其他地区。德里苏丹阿老丁外出狩猎时曾两次遭逢暗杀并逃生。[187]狩猎活动也可以作为解决官员之间纷争的场合。1330年代早期，伊本·拔图塔记述称在印度河附近，德里苏丹手下的一名官员暗杀了与自己敌对的同僚，方法是将后者引诱至郊外，之后拉响了有狮子袭击的警报，趁对方不备时很容易地便将其杀死。[188]在西方，帕提亚王朝的统治者、多位格鲁吉亚国王和许多亚美尼亚的高级官员都在狩猎活动中被人杀死。[189]在伊斯兰世界中，曾有人在狩猎场暗杀塞尔柱帝国的苏丹桑酌（Sanjar，公元1118～1157年在位）未遂；但13世纪时，针对马赞达兰的统治者与一位马穆鲁克苏丹的刺杀行动都成功了。[190]
在欧洲，尤其是中世纪时期，狩猎活动是激烈的政治冲突的发生地。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多位国王被暗杀，还有一些国王在狩猎活动中除掉了意图叛乱的王室成员。[191]在一次狩猎活动中，征服者威廉的儿子威廉二世（公元1087～1100年在位）被属下用箭射死。[192]我们无法确定，这究竟是一次意外还是一场暗杀。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约翰二世（公元1118～1143年在位）之死也无法查明；“官方”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是，约翰二世在小亚美尼亚的西里西亚（Cilicia）参加猎熊活动时因伤去世，但是其他资料和现代研究者都认为他是死于政敌之手。[193]
当然，这就引出了狩猎活动在进行政治暗杀方面的一大明显优势，那就是可以将谋杀伪装成事故，这也是与狩猎活动联系紧密的一种悲剧。此外，在狩猎场中，统治者身边的所有随从几乎都是佩戴着武器四处走动的；而在宫廷内，人们仅是挥舞弓箭也会立刻引起警觉。然而，还有另外一个更加根本的原因决定了，狩猎活动会成为如此之多的政治暴力的场所：皇家狩猎活动是一种值得把握的政治嘉奖，没有这一建树便无法成为一位受人称赞的王公。无论如何，既然统治者一般会带有自己的参谋、盟友和守卫进行狩猎，那么皇家狩猎活动就成了一个迟早需要处理的事情。因此，在核心区域内，掌控皇家狩猎活动会产生一种心理作用，这与现代政治中夺取首都的行为有相似之处。简言之，无论是室内的集会还是在室外的狩猎活动，皇室宫廷显然都是一个适合进行武装政变的场所。
[1] 请参见Melville，Charles 1990 “The Itineraries of Sultan ?ljeitü.” Iran 28：55-70。他的研究选择在宏观比较框架内讨论蒙古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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