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募战士
帕提亚人在记述摩尼（Mani）的晚年岁月时称，萨珊王朝的统治者巴赫兰一世（公元273～276年在位）曾这样批评他：“哦，你既不去战斗，也不去狩猎，你还有什么擅长的？”[1]显然，在巴赫兰看来，这两种活动都具有最高的价值，是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战争和狩猎都非常重要，二者被归为一类，表明在萨珊王朝的统治阶级的眼中，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持有这种看法的，并非只有他们而已。一千年来，很多人都将狩猎活动等同于战争，将二者看作彼此补充的活动，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古典故事中，第一个杀死动物的就是玛尔斯（Mars）之子——战神许珀尔比俄斯（Hyperbius）。[2]在这里，是战士发起了狩猎活动。然而，在最近的学术研究中，观点却是相反的。劳伦斯·吉力（Lawrence Keeley）认为，“战争象征着一种方法，其直接来源于狩猎活动，即从一方汲取另一方所缺少之物，而且无法以和平手段来获取”。[3]在这个例子中，狩猎活动被看作是一种先决条件，是战争的准备活动。
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将军事才能与狩猎技巧结合起来的观点非常常见，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文学文本与文化历史背景之中。拜占庭帝国皇帝曼努埃尔二世（Manual Ⅱ，公元1391～1415年在位）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自动地将“武器、战利品和战争，［以及］射杀野兽”等同起来；来自于阗的佛经曾提及那些“将会成为猎手与战士的”人。[4]更加明显的是，10世纪法蒂玛王朝的一部由无名氏所写的狩猎著作中提出，狩猎活动在各个方面均沿袭了战争的原则。[5]在这些作者和其他人看来，狩猎活动与战争之间的联系既是自然具有的，也是不言而喻的。[6]
我们在探讨狩猎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时，可以分析一下成吉思汗所提出的多项准则。在其中一条中，成吉思汗提出“在丈夫骑马外出狩猎或参战时，妻子必须保证家中井然有序”；在另外一条中，成吉思汗宣称，“我们外出狩猎，猎获许多山牛。我们外出打仗，摧毁诸多敌人。当无神指示道路，指点迷津之时，人们便会忘记这些而开始思考其他问题”。[7]从这些准则中，我们可以看出三点。首先，参加狩猎活动与参军一样，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其次，集体性的狩猎活动构成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过渡性阶段，是一种调用兵力的方法。最后，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基础是在狩猎场上努力取胜。
通过仔细审视核心区域内外的军事手段与训练方法，我们发现上文所言的准则是实际存在的。一条证据便是，无论在定居民族国家还是游牧民族国家，猎手均在军事队伍中占据显著的位置。[8]在大多数情况下，猎手都是真正的士兵。在阿历克塞一世（Alexius Ⅰ，公元1081～1118年在位）治下，驯鹰总管曾在战时担任拜占庭帝国皇帝的私人信使；萨拉丁和沙阿拔斯的猎手首领都在战争中被杀。[9]其他人则担任了相当于校级军官等级的职务。伊朗的蒙古统治者海合都（公元1291～1295年在位）手下的驯鹰师名为阿勒赤台（Elchidei），其领导了一支万夫队（tümen）；贾汗吉尔的猎手首领则指挥了750人的近卫军。[10]
中国唐朝的资料记载了由普通士兵构成的特殊狩猎队伍，此后的清朝则形成了一支名为“虎枪营”[11]的军队，其中的600名壮汉属于来自满旗军队的精英力量。[12]与之相对，在元朝统治时期，曾有上千名驯鹰师加入驻守部队，并且是皇室禁卫队的正规成员。[13]
猎手经常会被军事生涯所吸引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也就是说，由于这些人天性喜欢追求危险或寻求冒险，因此会自己选择这条道路。然而，事实并不止如此。所有人都认为士兵需要健壮的体格，而狩猎活动则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绝佳的锻炼方式。在古典时期的西方，虽然人们认为运动和健美是提前适应和为战争作准备的主要方式，但仍有许多人认为狩猎活动可以让人身心健康，增强毅力和耐力。[14]古典作家认为，古时的伊朗人提出了狩猎活动是重要锻炼方法的观点，而来自核心区域的文献则证实了这一点。[15]印度的政治著作也持有这种观点，例如在梵文戏剧《沙恭达罗》中，一位将军称赞道，“猎手的体格变得发达、健壮和敏捷”。[16]在几个世纪之后的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穆斯林和印度的作者都直接将狩猎活动与锻炼和健康联系在一起。[17]在中世纪时，欧洲贵族也完全遵循了这一国际通例。[18]
对有些人来说，狩猎活动甚至是一种治病的方法。在一部乌古斯史诗中，一位受伤的王公通过狩猎活动而痊愈；沙贾汉在一次患病后，也是在一次休闲的狩猎活动中完成了治疗过程。[19]在中国，狩猎活动不仅可以治愈疾病、锻炼身体，还是一种恢复体力的方法，仅次于使人聚精会神、增强精力的道德哲学。[20]东汉的著名将军曹操建立了三国之一的魏国（公元220～264），在他的政治生涯早期，他曾托“病”以避免朝内的政敌。在为日后的斗争作准备时，曹操为自己制定的安排是夏秋读书、春冬狩猎。[21]在格鲁吉亚罗曼司《维斯拉米阿尼》中，主人公拉敏的行为也基本相同：他离开宫廷，带着猎犬和猎鹰一起狩猎，恢复了精力，然后再回来继续履行自己的文武职责。[22]在突厥史诗和拉丁编年史中，政治领袖也因循了这些准则，强迫自己的属下进行狩猎，以防止他们失去体力优势，陷入懒散。[23]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狩猎活动是一种调节体力和恢复精神的方法，同时，还可以让人从竞争和纷扰的欲望中解脱出来。在印度教徒、穆斯林和拉丁基督徒看来，狩猎活动可以压制肉体的欲望，因此可以代替男女之事。[24]
可以预料的是，由于狩猎活动可以让人变得勇敢，因此被认为是很好的战争准备活动。普鲁塔克提出，“勇猛是野兽的内在品质”，但并不是人类的内在品质。因此，普鲁塔克认为狩猎活动可以为人类注入原本缺乏的勇气。[25]这种特别的观点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如果我们将这种看法呈献给伊朗、莫卧儿帝国或清朝的统治者，他们很有可能也会毫无异议地予以接受。
除了以上这些益处，狩猎活动还可以教会人们基本的军事技能。同样，这种观点也是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在古代的近东地区与伊朗，古典作家曾在对军队的论述中反复强调这一点。[26]当然，在狩猎活动中习得的主要技能是骑马和射箭。骑马狩猎是增进骑术的最好方法，至少是打仗时会使用的骑术。[27]在中东和内亚地区，骑兵弓箭手在狩猎活动中所掌握的骑术被认为可以转用到战争中，因为狩猎活动中骑兵的猎物目标与人类敌人一样，都是在不断移动或是正在逃跑的。这种观点认为，除了战争本身，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提供比狩猎活动更好的训练方法了。[28]这种将狩猎活动视作战争演习的观点，在萨珊王朝的银器所描绘的狩猎场景中也有所体现：骑马的君主不仅配备有军用武器即宝剑和匕首，而且身着护甲并戴有头盔。尽管皇家猎手的确会在狩猎活动中携带弓箭，但是这些描绘仍然具有一种强烈的军事意味。[29]这种军事化的狩猎活动在巴布尔的言论中也有所体现。巴布尔夸耀称，他有一次挥舞军刀，几乎将一头逃跑的野驴的首级斩下。[30]这或许解释了为何皇家猎手“喜欢”猎杀野驴——它们可以为骑手的剑术练习充当有效的陪衬。
自然而然的，狩猎活动通常被用于说明游牧民族的军事能力。在中国人看来，匈奴人在战场上展现的技能就是他们年轻时便开始定期狩猎的直接结果。[31]正如军事思想家李靖[32]提出的理论，尽管最初的汉人与蛮人并无差别，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游牧民族学会了依靠箭术和狩猎在不毛之地中生存。因此李靖认为，“他们始终在践行战斗和战争”。[33]
人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解释了蒙古人的大规模占领行为。据中国和欧洲人记述，蒙古女性遵循成吉思汗的教诲，在男性进行狩猎而很少顾及其他的时候负责照顾家庭和牧群，因此蒙古男性得以在骑行中习得箭术。[34]此外，这些技能都是在很小的年纪时获得的。彭大雅曾于1230年代出使蒙古，他报告称，蒙古人“自四五岁起便在臂下挂着一支小弓和数枚短箭，成年后则一年四季都在野外学习狩猎技巧”。[35]
人们普遍认为，“好战民族（martial races）”的形成需要依靠年轻男性系统地接触狩猎活动。外行人经常用这种观点来解释游牧民族或其他“好战”部落的军事才能。[36]此外，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这种普遍的定式化形象完全符合好战部落的自我形象。在乌古斯史诗中，父亲会在年轻的儿子们首次与敌人对战之前，先带他们外出狩猎；契丹皇帝认为狩猎活动可以造就强大的战士，是获得胜利的关键一环。[37]
这种“天生的战士（natural soldier）”的观点非常悠久，其虽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在笔者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提炼和发展。首先，是有关定义的问题。如果说有组织的狩猎活动的目的是教习和测验军事技能与纪律，那么这种副产品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天然的”呢？我认为，受过训练的士兵并不是这一过程无意制造的产物，而是一种有意达成的目的。暂且不论语义学上的问题，“天生的战士”这种说法本身无论使用怎样的称呼，其应用都是极为受限的；虽然游牧民族一直处于舞台的中心，但其他狩猎型社会也诞生了优秀的战士，也有必要被纳入分析的视野之内。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受过训练的有纪律的战士是如何进行准备的，而且可以更加宏观地审视在欧亚历史上不断变化的军事力量平衡。
在比较草原民族及与其相对的定居民族的军事潜力时，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样一点，那就是由于狩猎活动的重要性，游牧民族是一个“武装起来的国家”；与之相对，后者——尤其是普罗大众——则因其统治者的决策而成为一个不配备武装的国家。例如，在蒙古社会中，所有人都可以制作、获取和携带武器；然而，在蒙古人占领中原之后，他们便开始试图限制武器——尤其是弓箭——的持有，只限于军队、捕役和猎户所有。[38]
然而，游牧民族并不是唯一武装起来的国家。古时中国东北地区（Manchuria）的大部分居民虽然是小农经济作业者，但是依然保持了自古流传下来的狩猎传统，而且与草原地带一样，其子民是持有武器的。狩猎活动是女真人的主要活动之一，他们利用围猎的机会来——借用金世宗的评价——“展现和练习自己的武术”并“训练自己在骑马时的箭术”。[39]“武装国家（nation at arms）”的称呼本就可以用于北方丛林中的另一个民族，即早期的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同样拥有混合型经济，综合了农业、畜牧业与狩猎；此外，他们同满人一样，也自己制作武器，而且在日常走动时会随身携带。[40]
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对于田园型社会或农业型社会的民族而言，狩猎活动依然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汲取方式，这类民族所具有的军事潜力要远远超过我们根据其人口基数所进行的预测。借用斯坦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Stanislav Andreski）的概念，这些社会具有较高的“军事参与率”。他认为，这类情况通常出现在部落社会中，其个体能够自己制作武器，社会分层尚不明显。[41]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中国与其北部邻国在人口统计方面的差距实际上是一种幻象，至少在他们调用各自兵力的能力方面是如此。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内亚地区的民族直至近代早期都经常处于军事主宰地位。
在远西地区，狩猎活动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普遍的认可。[42]直至20世纪时的英属印度，狩猎活动依然被认为是一种适合战士使用的消遣方式，是军旅生涯的“天然”附属。[43]虽然欧洲的统治者、将军以及创作有关骑士、政治与军事题材的作家都认为，狩猎活动是一种针对战争的准备活动，可以使人保持健康，锻炼个体的胆量和使用武器的技能——但是在“淡季”时，战士依然会被建议前去狩猎以保持自己的体格。[44]与之相比，在核心区域和草原地带中，狩猎活动之于战争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局限于使个体习得技巧或保持强健。在这里，皇家狩猎活动是一种部队训练，可以培养部队的团结性及其在命令、控制与后勤方面的能力。对他们来说，狩猎活动是一种大型的军事演习，是对战争的模仿。
模仿战争
部队训练的问题将我们带至“天生的士兵”这一概念的核心。诚然，可以预料的是，皇家狩猎活动调用了军队的兵力。中世纪的诗歌与罗曼司中大多描绘了士兵为统治者驱赶猎物的场景，在历史叙事与狩猎著作中也是如此。[45]在这里，例外的情况依然来自于远古时期的远西地区。罗马军队既没有接受过狩猎形式的训练，也未被广泛地用于狩猎活动。提庇留（公元14～37年在位）有一次还因一位军团长官在狩猎活动中调用了少量的军队，而对其作出了降职的处理。[46]
然而，这种被罗马帝国认为是特殊情况的做法，实际上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是一种传统行为。在与罗马帝国同时代的中国汉朝，地方统治者经常会带领军队外出狩猎；军队各部被安排在合适的位置，由汉朝的皇帝交给各个指挥官管理，负责驱赶猎物等工作。后一个例子明确指出，这种行为的目的是“讲武”，这也符合中国早期兵书中的主张，即在和平时期带军队狩猎以防止“他们忘记兵法”。[47]
在汉朝之后，中国的军队继续将狩猎活动作为部队训练的一种方法。唐朝的建立者李渊曾效法敌军突厥，将手下的部分军队训练为轻骑兵。这些部队组织有着突厥式的食物和住宿，以及突厥式的骑术、箭术与狩猎活动。[48]尽管中国的士大夫并不重视狩猎活动，围猎活动依然在唐宋两朝时被用于训练部队——自古以来，这种做法便有诸多先例。[49]在由本土民族建立的朝代中，围猎活动有可能就像马球活动一样，主要以军事训练的形式存在。[50]明朝早期也沿袭了这种做法，当然其更有可能是受了蒙古的影响。无论如何，明朝建立者于1373年颁布的《皇明祖训》中明确要求，拥有自己守卫军队的皇室王公每年都需要举行包括有军事演习内容的狩猎活动。[51]
可以想象，在核心区域内，军队与狩猎活动有着极深的关联。据目击者记录，萨非王朝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分为各部队进行狩猎，而他们的格鲁吉亚援军甚至在战斗期间还会狩猎，目的是在战役的间隔时期保持体格强健。[52]在阿克巴大帝统治期间，莫卧儿帝国的军队通常也会在战斗期间狩猎；据贝尼埃记述，奥朗则布曾带着自己手下的野战军前去狩猎，据说其兵力在10万多人。[53]这些数据比较少见，或许可以说存疑，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全部或部分的常备军队会外出参与狩猎活动。这种活动的历史根源十分悠久。据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Ⅲ，公元前1391～前1353年在位）的纪念圣甲虫描绘，法老曾“带着全部军队”外出捕猎野牛。[54]大约2800年之后，另一位埃及统治者、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曾允许手下的一名军事指挥官带着三分之一的军队外出狩猎。[55]
狩猎活动中军队参与度最高的一次出现在内亚地区。在史诗传说中，统治者手下的猎手与士兵实际上是相同的。[56]正如公元9世纪突厥的《征兆之书》（Book of Omens）中所言，“汗国的军队外出狩猎了”。[57]突厥可汗的确有此种行为：唐僧玄奘曾目睹，统叶护带着200名官员和无数士兵一起狩猎。[58]
实际上，有充足的明确证据表明——部分证据上文已述——狩猎活动被当时包括皇家猎手在内的人们看作是一种军事行动和战争演习活动，更确切地说，唯有这种方法可以为部队注入并维持凝聚力与协作性。这尤为可以解释，为何狩猎活动在核心区域以及草原地带中变得如此军事化。
其中，成吉思汗充分地意识到，狩猎活动是军事指挥官及其手下军队应当从事的合适活动，因为其中涉及侦查、勘探、骑马、使用武器、体力和各部队与个体的相互配合等内容。[59]一场大型围猎活动的成功，就像一次军事对决的获胜一样，取决于纪律、有效的指挥以及排兵布阵的控制能力。中亚地区的莫卧儿帝国是16世纪早期察合台汗国的游牧民族继任者，在巴布尔对其的记述中，便体现了狩猎活动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关联。巴布尔记录，莫卧儿帝国的军队与在成吉思汗治下时一样，其组织结构依然是左翼、右翼与中部。最英勇的士兵被给予两翼的优异位置；而每当人们争论哪只部队应当拥有这一荣誉时，解决方法便是在战斗时让一支部队占据优异位置，而在围猎活动中则安排另一支部队占据。[60]
尽管满人是定居民族，但他们很好地遵循了这些方法和限制。对康熙皇帝在这一事务上的言论，成吉思汗应该会感到无瑕可挑。对于这位清朝的皇帝而言，狩猎活动不仅是一种“良好的训练”，可以教习军事技巧、骑术、箭术和保持队列等知识；而且正如他所断言，是“一种战斗训练，是对纪律性与组织性的检验。［他认为］猎手的队伍应当按照军事原则来组织，而不是依照游行队列的方便或家族偏好”。[61]耶稣会士南怀仁认为，在和平时期定期举行狩猎活动的目的是让军队保持强健的体格，为艰苦的战时岁月作准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康熙皇帝每年会组织多次狩猎活动，从各省调集了6万人的部队来参加。南怀仁认为，这种活动与其说是“享乐聚会”，更像是一场军事行动。[62]可惜的是，目前并未留存关于这些军事演习的著作，但是满语中有大量专门术语用于指代围猎活动的形成和布局、发出信号的方法、军队的狩猎阵型部署等，折射出军事演习的复杂性以及狩猎活动中的严格军纪。[63]更加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在18世纪早期以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五种文字编纂而成的辞书《御制五体清文鉴》中，“狩猎（aba）”的词条下用官方文字满文将其定义为：“为了提升军事能力而进行的训练，其中一群人或步行或骑马，用弓箭猎杀野兽和鸟类。自古时起，［这种活动］便获得了极高的重视。不同旗（turun）的士兵在行进时［制服］背后会带有相应的旗帜（kiru）。”[64]这里的狩猎活动完全是以军事化形式进行的描述，认为狩猎是一种自古便非常受重视的传统和适宜的战斗训练方式，并刻画了士兵和军队在旗帜飞舞中行进，且跃跃欲试地与动物或人类敌人进行搏斗的场景。
下一个明显的问题便是，这些狩猎场上所使用的阵型和演习，有多少可以移至战场之上呢？我们可以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兵法谈起。希罗多德是这样描绘大流士在爱琴海群岛的战役的：“一旦这些蛮族成为岛屿的主人，他们便会捕捉岛上的居民。现在，他们采用以下这种方式进行捕获：蛮族人拉起手来，从北岸至南岸形成一条线，之后则从岛的一端行进至另一端，捕获岛上居民。”[65]正如卡尔·穆利（Karl Meuli）指出，古代波斯兵法与之后伊斯兰与中国史料中记载的突厥、蒙古使用的兵法之间具有某种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在他看来“非常引人注目”。[66]
无论这种包围战术最初起源于哪里，其源头必定非常古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种战术被不同的狩猎民族广为应用，尤其是游牧民族。卡尔皮尼称，蒙古人可以像在围猎活动中控制猎物一样，管理彼此对立的军队。他写道，“如果实际情况是敌军打得非常好，那么鞑靼人便会为对方让出一条撤退的路；一旦敌军开始撤退分散，鞑靼军队便会进行反扑，敌军在撤退时被杀的数量要超过在战斗中可能会被杀的数量”。[67]波斯文献的一部分依据了现已失传的蒙古记录，其中也记叙了他们使用非常类似的战术去对阵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68]诚然，狩猎活动、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网很好地体现在蒙古语“jerge/nerge”即驱赶式狩猎一词中。朱维尼熟知蒙古传统与术语，他既使用“nerge”（波斯语为nirkah）一词来描绘蒙古军队在1237年对阵钦察人和1256年对抗伊斯玛利（Isma’ilis）时所使用的军事策略，也使用该词来描写1254年他们在阿姆河沿岸针对狮子进行的围猎活动，以及1251年蒙哥可汗有争议的继位之后举行的大型围捕行动。在后一个例子中，获胜的蒙哥一方组织了一系列彼此相连的“nerge”活动，遍布从蒙古中部的和林至中国新疆的伊犁河谷地区，四处搜捕不忠的反对派，被看作是一张搜查政治异议者的“国际”追捕网。[69]
1501年，在发生于拔汗那（Ferghana）的一次对战中，莫卧儿帝国的建立者巴布尔便曾经历过游牧民族乌兹别克敌军的包围。巴布尔认为，这种策略是“乌兹别克人战术的最大优点之一”，补充称“乌兹别克人在战斗中必会使用这种策略”。巴布尔本人也曾在与印度军队对战时成功地使用了相同的策略。[70]这种战术是草原地带的常用策略，在突厥语中被称为“tolghamal/tolghuma”。这一术语源于多用动词“tolghamaq”，包含了“包围”、“环绕”、“翻转”、“旋转”、“曲折”、“捕捉”和“击退”等词义。[71]
狩猎技巧与军事策略布局之间的关联性——至少在草原地带的情况——得到了哈萨克学者阿勒科山德·卡迪尔巴埃夫（Aleksandr Kadyrbaev）的细致分析。阿勒科山德认为，游牧民族这种三位一体的军事结构，即将部队分为右翼、左翼和中部的结构，直接来自于草原民族在围猎活动中的组织形式。在他看来，集体性的狩猎活动在与游牧民族主义相结合时，促使突厥人和蒙古人创造出传统的军事、训练、策略与指挥结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游牧民族的战争行为经常被描绘为需要运作空间的大规模演习活动。阿勒科山德总结，游牧民族军事行动的形式与方法首先是在围猎活动中提出和测试的，之后才应用于实际的战场之中。[72]
卡迪尔巴埃夫的一系列论述或许简化了更加复杂的狩猎活动和游牧民族战斗之间的动态关系；他的核心观点，即不参考狩猎活动则无法理解游牧民族的战斗方式，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的狩猎民族以及与草原民族有密切关联的定居民族的社会。著名的八旗制度——清朝军事机器的组织原则——与围猎活动或“aba”有着密切的联系。[73]这种关联性也体现在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中，其军队主要征收的便是钦察的突厥游牧民族。在这里，“?alqah”一词即阿拉伯语中的“圈”，既指代上千军队所形成的围猎圈，也是单个军队的名称。[74]类似的还有俄语中的“oblaval/ablava”，即“狩猎圈”一词：这一术语来源于突厥语，指代源自草原地带的哥萨克人在进攻时所形成的弓箭形状的阵型。[75]
至于狩猎活动中使用的策略是否在战场上进行了百分之百的复制，这一点或许反倒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大规模的部队需要被训练为行动一致的队伍，并且在高压环境下与其他队伍高效地进行配合。毕竟，现代军队尽管依然会使用列队行军和操练的方法来增强队伍的凝聚力与服从性，但是肯定不会在实际战斗中采用这些队形或活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狩猎活动究竟是如何培养官员与士兵之间的纪律性、队伍认同感以及纽带关系的。
在罗曼司《维斯拉米阿尼》中，国王莫阿巴德在春天来临，也就是狩猎季节开始之时感到喜悦。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自然的更新；而朝臣和贵族再次聚集起来进行狩猎，则是一种社会的更新。[76]鲁斯塔维利认为，在狩猎活动以及激烈战斗的时候，国王和朝臣于那一刻暂时成了平等的人，他们陷于同样的争斗之中，而这可以产生真正的同伴情谊。[77]毫无疑问，鲁斯塔维利的观点是正确的。贾汗吉尔便意识到，通过一起外出和狩猎等活动，王公可以确保属下朝臣的忠诚。[78]
然而，狩猎活动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在军队中形成团结，同样重要的是在指挥官与士兵之间形成强烈的纽带关系。色诺芬指出，在居鲁士治下，年轻的士兵会轮流前去与国王一起狩猎。据昆图斯·古尔修斯记述，马其顿人也出现过类似的行为。[79]这种做法在相当久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延续。塞尔柱帝国的宰相（vazir）尼扎木·木儿可曾夸赞迦色尼王朝的建立者苏布克特勤（Sebuktegin）与其手下的军队达到了高水平的认同感，后者遵循恩主阿勒颇特勤（Alptegin）的训诫，与自己的手下同吃同饮，一同狩猎，“像兄弟”一样对待他们。[80]
由于狩猎活动提供了一种共享经验，而且常常强调共同的激情与共同面临的危险，因此在狩猎活动中检验忠诚的行为具有重要的传递效应。[81]由此，人们会信任他人，建立起强烈的忠诚感和同伴之情。蒙古帝国时期的资料多次援引成吉思汗的言论来提及这一点：成吉思汗曾以多种方式指出，狩猎活动中的好伙伴也会成为军队中的好战友。[82]
在核心区域内外，军队的团结性被视作集体性狩猎活动的预期副产品。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契丹人的军队是以狩猎场来命名的，以及为何在战国和汉朝时，野外狩猎的部队总是以旗帜来区分。[83]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可以促使友好的对手增强竞争精神并鼓舞士气。然而同时，这类狩猎活动也可以让人拓展自己的认同感，与其他部队和更高级的指挥层建立起联系。在蒙古帝国，这些大规模的集体狩猎活动将当时与统治者有联系的各个部队与部落聚集在一起，彼此交换礼品，一起分享狩猎活动带来的乐趣与危险。反过来，这些活动又促进了各部队和部落内部以及之间的纽带关系。之后的长时间宴请和豪饮则进一步促进了这种亲密关系；尔后，各个部队方会返回各自的驻地与领土。[84]
当然，这种使用狩猎活动来建构集体认同感的行为，只是军队用于实现这些目的的多种机制之一，需要我们在更大的框架之下对其进行评价。在军事语境中，这类机制所使用的最明显的手法便是操练活动和列队行进。这类“肌肉的纽带关系（muscular bonding）”——借用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说法——促使个体在更大的群体中淹没自我，也就是说，产生了凝聚力、协调性和集体服从感。[85]此外，舞蹈也可以达成同样的效果。朱迪斯·汉纳（Judith Hanna）在长篇分析中指出，前殖民时代的非洲战舞实际上是地位的标识，是一种“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勇气；这种舞蹈是一种针对战争的体力准备活动，一系列的练习可以增强人的反应能力与调节能力；这种舞蹈也是增强各部协调性的方法；此外，还可以树立士气，是军事行动的刺激剂；舞蹈是增强群体凝聚力与纪律性的关联机制；一种在精神与体力层面的动员活动；一种调用了精神力量的宗教仪式；而且可以检验政治承诺以及对统治者的忠诚。[86]
我们也可以将同样的表述用于描述核心区域以及草原地带的皇家狩猎活动——这些狩猎活动既军事化，也仪式化。皇家狩猎活动作为一种集体参与的仪式，遵循着既定的规则，是一种真正共享的活动。其中，每一位参与者都进行类似的活动。此外，由于皇家狩猎活动本身也非常紧张，事关生死问题，因此也建立起一种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所说的“传染性的情绪”。[87]应当强调的是，这种共享的情感可以在事情结束之后再次回忆、加强和循环，也就是说，是一种共同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具有很长的生命力，可以用于重温和加强群体的团结感。
因此，战舞和狩猎活动可以被视作为战争所作的正式彩排。这两种方式本身也并非彼此排斥，这一点在图像资料中非常明显。在汉朝之前，四川依然处于巴人的控制之下，他们以好战著称。成都出土的一盏青铜罍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其上描绘的场景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在一幅图上，绘有一组巴人战士随音乐起舞和另一组人狩猎的场景；在第二幅图上，则描绘了他们为土地和水源而争斗的场景。[88]
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农业型社会的定居民族，如巴人会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而大量利用狩猎活动。格鲁吉亚、波斯和清朝都通过狩猎活动为战争“训练”军队，这一点与突厥和蒙古军队的做法相同。这也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军队拥有训练有素、行动一致的军队，可以在战场上接受一定的命令和控制。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中，军队可以实现娴熟的战术、策略和用兵之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亚大陆外围地区的情况。例如，维京人虽然是天下闻名而且令人畏惧的战士，却鲜有组织与战略可言。正如彼得·福特（Peter Foote）和大卫·威尔森（David Wilson）所指，维京人的战术“简单而基本，主要就是猛打对方”。[89]自然的，那些受猎手—士兵传统影响较大的民族不得不采用策略来应对维京人的威胁。因此，俄国人经常会吸纳游牧民族的援军，以此在南方防御边境的周围布置己方军队。正如理查德·赫里（Richard Hellie）指出，尽管莫斯科公国早在1380年代便开始使用火药，但是在16世纪末，其基本军事行为“依然接近于草原地带的战斗方法，也就是使用骑兵和弓箭”。[90]
以上的分析并非是针对前现代时期欧亚大陆的军事民族志，而是旨在强调有必要将国家军事史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语境之内，以比较科技、组织、战术、征兵和训练方法等问题。如前所述，从北部森林地区、草原地带到亚热带地区的各民族，狩猎活动都是其军事准备活动的核心一环。
然而，皇家狩猎活动对军事准备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此。成功的战争机器需要基础设施和供给，而狩猎活动则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狩猎园在这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巴布尔将狩猎园作为驻营地来使用，以便集合军队和设置伏兵。[91]在贾汗吉尔在位时期，阿拉哈巴德（Allahabad）既是一个“游乐地”，也是一个战略要塞，占据了恒河、朱木拿河（Jumna）和萨拉斯瓦蒂河（Saraswati）三条主要河流的交汇处。[92]在中国，狩猎场的用途也比较相似。汉朝和唐朝的皇帝经常利用狩猎场进行演习，或是当作军事营地使用。[93]
就游牧民族而言，他们也出于同样的目的使用狩猎场。在一则史诗中，乌古斯汗在准备应战时，将自己的追随者与同族聚集在狩猎场（shikār-gāh）上，在那里集合和发号施令。[94]在真实历史上的公元737年，突骑施可汗骨啜（Türgesh qan Kül Chur）也做出了大致同样的行为。骨啜可汗带领军队来到自己的狩猎场，在那里积累补给，制作弓箭，让马匹在开战前吃草。[95]
在蒙古帝国时期，伊利汗合赞将亚美尼亚的狩猎场阿剌塔黑（Alātāgh）作为基地，对一位叛乱的将军发起反击。[96]在中国，据上都/开平的史料记载，元朝的统治者以同样的方式使用狩猎场。当忽必烈的表亲乃颜在辽东发起反叛时，元朝军队以上都为行动基地；讨伐战役在这里发动，忽必烈亲自率领军队迅速镇压了叛军。[97]一百年以后，元朝政府开始解体，上都再次成为与各种叛军对战的地方。公元1357年，上都遭到攻击，部分建筑次年被毁。然而直至元朝灭亡之时，上都均一直掌握在蒙古军队手中。实际上，最后一位元朝皇帝妥懽帖睦尔（公元1332～1368年在位）便是在上都负隅顽抗，向南发起反攻；直至1369年9月，明朝的军队迫使妥懽帖睦尔及其追随者逃往蒙古。此后，上都变为了明朝的前线驻地，蒙古军队和明朝军队曾于1413、1424年两次在此爆发冲突。[98]
古典时期的拜占庭史料提供了关于前伊斯兰时期波斯狩猎园的基本数据，在这些记录中，狩猎园始终与军事行动有所关联，如被防御、被遗弃、被占领或是被摧毁。这些记录并非巧合，因为狩猎园实际上是重要而惯常的军事目标。公元前351年，狄奥多罗斯写到，在西顿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s of Sidon，今黎巴嫩的赛达（Saida）］反叛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时，他们“第一个敌对的行动便是破坏和摧毁波斯帝王素常休闲的皇家狩猎场（paradeisos）”。[99]综合我们对这些狩猎园功能的认知，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一种夸张的挑衅或宣战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聪明的战略性行动，攻击的是一个关键的军事、联络与补给设施。
皇家狩猎活动还以另外一种方式协助了补给问题。受交通方式所限，前现代时期的军队一般以土地为生，或是从己方居民处请求供给，或是在敌方民众处进行劫掠。在这些情况中，人们十分需要利用偶然遇到的猎物。公元4世纪中期，罗马军队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军事行动时以鹿肉为食；而13世纪中期，俄国军队在战时会杀熊为食。[100]除了这些偶然的目标，也有类似的专门行动。在居鲁士二世试图推翻阿塔薛西斯的统治时，叛军依靠有组织的狩猎活动来补充部分补给；6世纪时，萨珊王朝的军队在亚美尼亚遭遇了当地居民的烧光土地策略，那时他们也曾使用类似的方法应对。[101]甚至，正在移动中的军队有时也会采用这种策略。1220年代，最后一位花剌子模沙札兰丁（Jalāl al-Dīn）被蒙古军队追赶，当时他便曾以狩猎的方式来供给自己的军队。[102]
《俄国编年史》在描述斯维托斯拉夫（Sviatoslav，公元962～972年在位）的军事行动时称，大公以在篝火上烤熟的马肉、牛肉和猎物（zverina）为食。[103]这些食物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战时补给，斯维托斯拉夫有可能是在战胜当时的草原霸主哈扎尔人（Khazars）之后才开始采用这种饮食方式的。这种推测很有道理，原因是在草原地带，人们可以占领的耕地和粮仓的数量较少，故而肉类和猎物在军事补给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即使在和平年代，游牧民族军队也会自行外出狩猎，或者是从皇家狩猎活动中分得猎物。[104]这些肉类有可能会被当场吃掉，也可能被储存起来以供日后食用。游牧民族使用多种方式储存这些肉类，如风干，切成片或条晒干，烟熏和冷冻等。阿米安·马塞里认为，这很有可能就是匈人在马鞍上储存“生”肉的原因。[105]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蒙古帝国时期时，便可以更加清晰地审视狩猎活动在游牧民族的军事补给中所占有的地位。在成吉思汗初期，他曾外出狩猎，为2600名士兵提供食物。此后，成吉思汗派著名将军速不台前往西部草原地区远征，他要求指挥官有选择性地进行狩猎以减轻预期的供给问题，同时也提醒速不台勿因沉溺于狩猎活动而导致坐骑精疲力尽。[106]宋朝使节赵珙的补充也很有帮助：“［蒙古人］如出征于中国，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107]显然，狩猎活动可以补充食物供给，但不一定是主要的食物来源。较为完整地展现这一情况的是小亚美尼亚的国王海屯（），即公元13世纪末聚集在伊朗的一群蒙古人。海屯宣称，蒙古军队并不会从上级处获得补给，而是必须以狩猎和土地为生；他还指出，蒙古人会携带许多马匹，喝马奶，吃马肉，而且非常乐在其中。[108]从这一论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蒙古军队的战斗补给包括了各种劫掠品、自行携带的家养动物以及狩猎活动所得等；无疑，每一种补给来源所占据的比例会根据当地的情况、军队的规模以及行动的目标而发生很大的变化。[109]
狩猎活动对战争所作的最后一项贡献，是演练提供军事补给的方法。公元15世纪中期，疏勒的莫卧儿帝国地方长官艾米尔·萨亦德·阿里（Amir Sayyid ）每年都会花三个月的时间与士兵一起狩猎。在此期间，他们依靠田地获取补给，这与军队在战斗时的做法是一样的。[110]康熙皇帝同样认可这种做法，他指出狩猎活动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有助于掌握“运输与供给细节”方面的知识。由于很多军队在战时都会死于饥饿和疲劳，因此康熙皇帝认为，在狩猎或战斗时需要储备足够的水源、食物、营帐、衣物和替换马匹。[111]
在核心区域和草原地带非常常见的大型皇家狩猎活动，作为一种针对战争的演习活动，既是军事后勤工作的实际演练，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也是一种沟通与隐藏政治军事意图的方法。
暗示战争
由于狩猎活动是一种常见而正规的活动，因此王公可以携带大批军人前往野外，而且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或怀疑。然而，一旦这些军队抵达野外又远离他人注意时，其真正的意图可能差异极大。因此，狩猎活动是一种极好的掩护，是欧亚大陆范围内贵族阶级经常使用的方法——有时可能完全出于非常私人的原因。例如，狩猎活动可以掩盖为逃跑和政治叛逃所作的准备活动，远离国内或国外敌人的威胁。[112]
同样，狩猎活动在战时也是一种常用的策略。当然，狩猎活动有时只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活动，可以让人从长时间战斗的无趣中得到一些放松。[113]此外，狩猎活动也有严肃而凶险的目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将个体猎手作为间谍使用，而最为常见的做法则是将狩猎活动作为复辟活动的掩盖。倭马亚王朝的卫队（shākiriyyah）和伊朗的蒙古军队（cherig）都曾经利用狩猎活动来探查敌对势力的情况，以探明对方的意图与实力。[114]公元7世纪末，在唐蕃交战期间，吐蕃军队以狩猎活动作掩护，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挑衅活动。同样娴熟使用这种策略的还有拜占庭帝国与花剌子模国的军队，他们利用狩猎活动来掩盖己方调兵、撤退和全体退兵等行动。[115]尽管狩猎活动在战场上是一种有用的策略，有时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干扰军队，令其在主要任务上分心；或者如穆斯林的战争著作所告诫的那样，可能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尤其是在设置伏兵的时候。[116]
考虑到狩猎活动可以欺骗和延误敌军，因此其具有明显的外交用途。1190年代，塔玛尔女王用狩猎活动转移了一位穆斯林王子的注意力，并趁此机会决定了该如何解决他；1680年代，暹罗国王想要摸清萨非王朝使节的目的，于是选择外出狩猎，趁着他“不在朝”，其手下人员对波斯人进行了询问。[117]在这些情况中，狩猎活动是一种外交工具，一种文雅的欺骗方式。然而，狩猎活动虽然通常很灵活，却依然能够在跨国关系中传递明确的信息。
在提庇留的养子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去世后，帕提亚宫廷暂停了皇家狩猎活动，以此表达哀悼之情。[118]朝廷甚至可能会允许外国统治者在自己国内举行狩猎活动，如隋朝（公元581～618）曾在587年给予一位突厥首领这一特权，通过这种特殊行为来宣示对其的宠爱和信任。[119]让外国使节参与皇家狩猎活动的做法，可以展现对他的尊重；或者，统治者可能会缩短狩猎活动的时长来接见使节，以此表现自己的兴趣与重视。1793年，马戛尔尼在抵达北京时被告知，乾隆皇帝特地中止了秋季狩猎活动，以便尽早地接见这位英国人。马戛尔尼意识到，这种对时间安排的重视，是在以外交方式告知他，不要在中国耽搁时日，应当按期返回国内。[120]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交流方式，不需要使用任何尖锐的言辞，也不会给个人或国家带来任何难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