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活动很容易被用于传达政治氛围的改变，而且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这一点体现在萨珊王朝与其属国亚美尼亚之间的关系中。萨珊王朝皇帝派往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五世（公元338～351年在位）的代表必然会被邀请参加皇家狩猎活动和筵席。然而，据一则亚美尼亚史料记述，由于波斯人具有恶意、好妒、邪恶和狡诈，亚美尼亚宫廷认为“［这位代表］不需要看到大规模狩猎的场景……而是给他看一些零星稀疏的狩猎活动［并且］仅仅以此来招待他”。此外，亚美尼亚宫廷还决定，“由于对这一邪恶种族的痛恨”，他们不会进行任何大型的猎杀活动，狩猎活动的举行“仅仅是遵循形式上的需要”。[121]几十年之后，在伊嗣俟一世（公元399～421年在位）统治期间，当萨珊王朝的统治者试图让本国皇帝的儿子继承亚美尼亚王位时，当地王公表达不满的方式是拒绝“在狩猎活动或体育活动中以王室的礼仪接受他”。[122]在这两个例子中，臣民虽然并未直接公开叛乱，却依然可以向最高君主传达明确的信息。
由于狩猎活动自身的属性，它允许朝臣展现自己的军事能力和真实立场。作为一种演练活动，这种行为可以传递强大的讯息，警告自己的邻国和对手，或是对它们的行为施加影响。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的是，外国使节通常甚至是必须作为宾客参加皇家狩猎活动。[123]在早前的中国，这是一种常见的策略。约公元前150年的一篇赋文便写道，齐王为了招待敌国派遣来的一位使节，“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124]统治者通常非常在意与邻国比较自己狩猎活动的规模、成功和盛大程度。约公元前10年，另一篇赋文提及了为胡人使节举行的一场大型围猎活动——胡人是那时的中国对北邻和西邻游牧民族的通称。这场围猎活动需要供给牲畜、驱赶猎物、设置围挡，高潮则是天子主持进行的大规模屠杀野兽的活动。[125]诺特克记述，当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哈伦·拉什德（Hārūn al-Rashīd）的使节抵达查理曼大帝的宫廷时，皇帝带他们外出狩猎；在看到巨大的野牛时，使节“恐惧至极，转身就跑”。当然，查理曼大帝毫不畏惧，制服了这些大型野兽。[126]
因此，狩猎活动被认为很能展现一个国家的国力与统治者的品性。尼扎木·木儿可提醒自己的统治者称，使节也是情报人员，他们应当把握一切机会，探知敌国的地形、经济、军队和统治者的信息，包括统治者的品性、食物和狩猎活动等。[127]几个世纪之后，这些观点仍然普遍存在。1712年，清朝使节前往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喀尔喀蒙古。最值得注意的是，使节所得到的皇室指令是，他需要准备好接受俄国关于清朝统治情况的询问，如作物、武器和皇家狩猎活动等。使节还接到指令称，如果俄国询问关于皇家狩猎活动的情况，他应当回答称狩猎活动定期举行，安排井然有序，而且有充足的补给。实际上，俄国宫廷的确询问了使节这些问题，而且还邀请他参加了俄国皇室组织的一场狩猎活动。[128]
如果皇家狩猎活动的确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那么即使没有使节的帮助，也有可能闻名海外。李靖的兵法论指出，在周朝末期，随着国力渐衰，封国开始打着狩猎活动的幌子来“震慑不敬者”，也就是以此来确立自己的政治权威以及独立于王室的地位。[129]德里苏丹巴勒班（Balaban，公元1266～1287年在位）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他在冬季的几个月会定期携带大批军队狩猎。据一位历史学家记述，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被传达到伊朗的蒙古统治者处，后者基于此而认为苏丹已经作好了交战的准备。[130]
狩猎活动是一种方便而传统的信息传达手段，用于向帝国传递关于军事意图和实施能力的尖锐信息。公元506年，萨珊王朝的指挥官法拉兹曼（Pharazman）在以得撒交战期间，曾在周围的乡间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狩猎活动，然后将一大袋猎物拿至被围困断粮的城门前，其目的是“展现自己的狩猎能力”。[131]此后不久，这种心理战反过来被应用于波斯人身上。542年，在一段并不平静的和平时期，拜占庭帝国在幼发拉底河沿岸与萨珊王朝军队交战。拜占庭将军贝里萨留斯（Belisarius）派出手下最强健的六千精兵在驻营地附近狩猎，目的是向前来进一步协商的波斯官员展现并放大自己的实力。[132]以这种方式调动士兵可以在不违反紧张的停战协议的同时，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威胁。
狩猎活动有助于讨论和衡量军事潜力与国际地位。在发生于公元1444年的一个夸张例子中，瓦拉几亚（Wallachian）大公弗拉德·德拉古（Vlad Dracul）在与奥斯曼帝国交战前夕，劝告波兰与匈牙利的国王弗瓦迪斯瓦（Wladyslaw）撤军，据他称原因是苏丹的狩猎队伍比他们自己的军队规模还要大。[133]尽管这种说法有一点夸张，但这一信息所表达的含义无疑非常明确而且令人泄气：敌人的侦察部队都可以击败我方的野战军。
在两则中世纪故事中，狩猎能力与国际地位之间的关联得到了很好的概括。尽管这两则故事讲述的并非历史事件，却很能说明当时国际关系中形象与准则的重要地位。第一则故事来自中东地区，讲述的是巴赫兰·古尔统治时期的事情。据这则在穆斯林作家中流传下来的故事记述，当大臣告知巴赫兰国内的一处边境被敌军威胁时，巴赫兰并未表现关切，回答称他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巴赫兰的处理方式如下：首先，他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地位低下的侍从，前往被威胁的边境地区，混入了敌军的行进部队之中。然后，他开始用弓箭杀死大量的鸟类和猎物。很快，敌军的先遣斥候找到了他，并对他捕获到的猎物感到赞叹。敌军将“侍从”带到他们的统治者面前，在对他进行审问时，巴赫兰宣称所有这些猎物都是他一人所杀。接着，他告诉惊讶的统治者，是自己的统治者派他前来警告入侵者的，而且除他之外，还有100名比他技术还要好的弓箭手存在。由于惧怕遇到这样强悍的对手，入侵方的统治者立即撤军了。此后，巴赫兰返回宫中，告诉正在担忧的大臣们，一切已经恢复如常了。[134]
第二则故事来自诺特克，讲述了中世纪欧洲的楷模国王查理曼大帝的故事。在故事中，查理曼大帝送给“波斯人”西班牙马匹和骡子，以及“特别挑选的灵活而凶猛的猎犬”，这些动物是哈里发哈伦·拉什德所要求的，目的是“用于狩猎活动以及抵御狮子与老虎”。可以预料的是，当加洛林王朝的使节抵达时，猎犬立即被用于实验。这些“日耳曼犬”迅速地制服了一头发狂的狮子，加洛林王朝的使节则“用北方金属制成的宝剑”将野兽杀死。诺特克宣称，面对此情景，“哈伦——这位最强大的统治者之一——从这些细微之处意识到查理曼大帝的强大，开始赞扬道：‘现在我知道了，我从查理兄弟处所听闻的故事是真实的。通过经常狩猎，以不减的热情锻炼自己的身心，他已经养成了征服天下一切的习惯。’”[135]从这段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欧对泛欧亚大陆的衡量军事政治力量的标准较为敏感。
因此，在统治者、将军以及普罗大众看来，举行皇家狩猎活动是一种展现武力的方式。[136]皇家狩猎活动类似于之后的现代海军阅兵，也就是丘吉尔和两位罗斯福总统等政客十分喜爱的“钢铁的光彩”。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展现军事力量是交流力量与意图的常用手段。这些手段包括在本土举行的广为宣传的游行和演习活动，将海军力量派至“纷争地区”，召集预备役军人，以及最极端的全军动员等行为。正如汉斯·摩根索（Hans Morganthau）指出，这些手段的目的是增强国家的威信和“国力影响”，同时也“进行威慑和准备战争”。[137]至少在核心区域内，这种说法可以很好地描述皇家狩猎活动的主要功能之一。
然而，皇家狩猎活动并非仅适用于展现人力与武器，也展现了一个国家的后勤水平，即远距离投射军力[138]的能力。正如彼得·安德鲁斯（Peter Andrews）对阿克巴大帝手下狩猎队伍的描述：“在通信水平较低的时代，像这样在陆地上四处移动如此大规模的人员，是在以一种让人无法忘记的方法来展现自身的力量，而这种做法经常会让战争本身变得没有必要。”[139]这也就是为何，高句丽王朝和新罗王朝的朝鲜早期统治者会用“狩猎”石碑来标记自己的征服之处与新的边境。这些石碑简单记述的内容包括，统治者在这些边境地区进行了视察，举行了狩猎活动后并返回。[140]这里用简短的表述方法传达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惯用话语：我可以在这里狩猎，我可以在这里打仗，我可以将军力投射至如此之远，这里是我的领土。
我们还可以引用若干有关狩猎活动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例子。公元前4世纪，位于四川的古蜀国统治者在汉江峡谷举行了一场大型狩猎活动，而这里是古蜀国与秦国之间的缓冲区域。由于狩猎活动涉及上千军队，秦国国王也前来“狩猎”并与蜀国统治者会面。在这个例子中，两国开始了协商，并在之后进行了外事交流。[141]在这里，皇家狩猎活动有效地发挥了侦察军力与促进外交的作用。此外，狩猎活动还是一种有效的掩护，如在这个例子和其他许多例子中——借用现代新词语来表述的话——提供了“推诿的借口（deniability）”。
大约两千年之后的1620年代早期，在约4000英里外的西方，莫卧儿帝国与萨非王朝之间发生了一场更能说明问题的国际“狩猎事件”。事情的开始是，莫卧儿帝国占领了边境省份锡斯坦（Sīstān）的坎大哈地区。作为回击，沙阿拔斯谨慎地发起了一场收复战争，希望在不与贾汗吉尔进行大规模交战的情况下收复失地。因此，阿拔斯试图以狩猎的方式接近这座城市，在接受莫卧儿帝国官员的款待之后撤退；这样的话，如果坎大哈自愿地回归至阿拔斯控制之下，就会看上去是贾汗吉尔一方的友好行为。阿拔斯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在狩猎活动中惩罚了当地的叛军。然而，莫卧儿帝国的当地指挥官并未扮演阿拔斯预期中的角色，双方发生了摩擦。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围攻，坎大哈落入萨非王朝手中。此后，阿拔斯在1622年夏天两次写信给贾汗吉尔，在信中宣称自己接近坎大哈只是出于狩猎目的，但是当要塞的指挥官未能回应自己的友好提议时，他包围并暂时占领了这座城市。整个事件以普通狩猎活动引起的微小误会而消解，阿拔斯还在信的末尾表示，希望贾汗吉尔能够继续与自己的国家保持热情而友好的关系。[142]
在贾汗吉尔一方，他出于个人原因接受了这一言辞，认为这一事件是一场“误会”。然而，贾汗吉尔也提醒自己的兄弟友邦，并没有“必要因为风景（sair）和狩猎（shikār）而访问对方国家”。[143]当然，贾汗吉尔完全清楚整个游戏，而且也亲自参与其中。有一次，他自己也曾前往“喀布尔狩猎”，目的是考虑是否可以在这一方向发起军事行动。在这次活动中，贾汗吉尔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从而暂停了全面进攻萨非王朝的呼罗珊的计划。[144]这样，贾汗吉尔轻易地取消计划也不会丢失颜面，因为按官方说法和在大众看来，他只是“外出狩猎”而已。
皇家狩猎活动在国际关系中可以发挥多种用途。在误读信号和外交失败的情况下，皇家狩猎活动还可以用于调用军队、部署兵力以及公开宣战。换言之，皇家狩猎活动是从和平向战争过渡的触发机制——在有的时候，还是从战争向和平的过渡。
发起战争
在欧亚大陆范围内的贵族阶级看来，狩猎活动和战争行为以多种意外的方式相互依靠，互相补充，彼此交织。猎手即是战士，而战士甚至在战争期间也会狩猎。达乌德可汗（ Khān，公元1715年亡故）是莫卧儿帝国的主要指挥官，并担任德干的地方长官。他在打仗时会携带自己的全部狩猎用品，一路边打仗边狩猎。[145]至少在传说中，动物助手也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据故事记述，有一次，伊斯玛仪（公元1501～1524年在位）在底格里斯河附近遇到了交战的敌军，一群凶猛的猎犬从萨非王朝军队中冲出，与敌军携带的猎犬进行搏斗。最终，萨非王朝的猎犬获得了胜利，而之后人类之间的战斗才开始，最终也是萨非王朝的军队获胜。[146]
狩猎活动与发起战争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军事著作《司马法》中也有清楚的体现。这部书出现于约公元前4世纪，收编了一些此前的材料。该书作者建议，在进入敌军领域时，己方军队应当有所控制，以免引起激烈的冲突；其中，军队应当和善地对待平民，并且不要捕猎当地统治者所拥有的“野兽”。[147]这里的假设是，入侵的军队有时是以狩猎模式出现的，也就是说，战争有时是以狩猎活动的形式开始的。
在乌古斯史诗中，狩猎活动也被作为向战争过渡的自然阶段。[148]实际上，狩猎活动鸣响了征募入伍的号声，是一种调用和指挥兵力的活动。遵循这一做法，党项人在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建立了大夏王朝（公元1038～1227）。据一则中国史料记载，其过程是这样的：“每一次调动军队时，所有的部落首领都被要求参与狩猎活动。如果捕获到猎物，他们就会下马，围坐着喝酒，将捕获的猎物切碎吃掉。每个人都要汇报自己的所见，［之后］他们便推选出［战争］的指挥者。”[149][150]
蒙古人的做法也非常相似。在公元1203～1204年冬，成吉思汗试图击败自己在东部草原的主要对手王汗[151]。当时，成吉思汗举行了一场大型狩猎活动，在活动中“宣布号令，振凯而归”。[152]在这里，狩猎活动发挥了集合人员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此后，成吉思汗的后继者多次沿袭这种先例，利用狩猎活动来准备与汉人之间的战争。[153]
在蒙古帝国后期，这种动员方式依然普遍存在。帖木儿之子沙鲁克（Shāh Rukh，公元1405～1447年在位）曾在镇压一位权力争夺者之前，组织了一场围猎活动；1516年，苏丹赛得汗也将围猎活动作为在东突厥斯坦的军事行动的第一步。[154]在以下由阿布尔·法兹尔记述的例子中，狩猎活动在情绪动员方面的重要性尤为明显。据称，莫卧儿帝国的胡马雍被流放至东伊朗时，组建起一支跟随者队伍，准备在返回印度后再次称帝。1554年，在胡马雍的取胜之战前夕，他举行了一场大型狩猎活动：“为了国家和心情，他在［距坎大哈有一定距离的］舒尔安达姆（Shūrāndam）附近举行了一场围猎活动（qamar-ghāh）。这让官员们非常高兴，皇帝也从中获得了可以实现心愿的征兆。”[155]换言之，这场演习进行得非常顺利，全体参加者都期待能够获得大胜。
在挑起战争时，皇家狩猎活动可以提供很好的掩护。公元前530年，楚国国王举行了一场冬猎活动，并且以此为伪装向敌对的许国都城进军。[156]在周朝，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策略，所以有的时候会被人们误读。例如，几个世纪之后，赵国国王外出参加一场大型狩猎活动，导致魏国统治者误以为这是一场侵略行动。[157]狩猎活动作为一种伪装，有的时候并不能迷惑敌人。595年，拜占庭帝国向巴尔干半岛进军与阿瓦尔人（Avars）交战，虽然拜占庭指挥官普里斯库斯宣称这是一场狩猎活动，但是阿瓦尔可汗正确地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场侵略活动。[158]
尽管有时会失败，但直至近代早期，狩猎活动依然被用于掩护军事行动的进行。在德里苏丹国侵略印度领土时，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也曾在对付印度“叛军”和王朝敌对势力时采用这种方法。[159]这种策略得以持续应用的基础是，人们永远无法确定敌人狩猎活动的真正目的。皇家猎手和他的军队有着固有且看似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无论这种狩猎活动本身看起来多么具有威胁性。同样重要的是，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拥有选择的机会，因此在“狩猎活动”的早期阶段，他的真实意图是无法为人知晓的。
这样的狩猎活动实际上是一种“钓鱼活动”，也就是说统治者是在试探和寻找机会，利用任何出现的契机。在《维斯拉米阿尼》中，拉敏被告知，他的哥哥——国王莫阿巴德——“明天打算去亚美尼亚狩猎，因此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并与敌军交战”。[160]据中国史料记载，匈奴人也使用了这种策略。晁错在镇守前线时给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的备忘录中写道，甚至就在他写文的当下，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161]公元前68年，10000名匈奴骑兵在中国边境沿线“狩猎”，试图跨越边境侵略，但是因被汉朝发现而撤军；公元前62年，单于率领10万人进行了一场规模更大的“狩猎活动”。[162]在草原地带的另一端，公元4世纪时，阿米安·马塞里在记述阿兰人（Halani/Alans）时写道：“在劫掠和狩猎中，他们四处游走，直至迈俄提亚湖（Azov）和博斯普鲁斯王国，此外还去了亚美尼亚和米堤亚。”[163]这两个民族都在寻找机会目标，这既可能是一群野鹿，也可能是防卫稀疏的边境线。
相同的战略可以很容易地适用于防守。在波斯—阿拉伯故事中，巴赫兰·古尔在得知突厥可汗即将来袭的警报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组织守卫军参加了一场“狩猎活动”，以侦察敌军的位置，最终导致首领死亡和国家被占。[164]在真实的历史上，12世纪时格鲁吉亚的军队曾在狩猎活动中侦察低地地区，以探查敌军塞尔柱帝国的行动，也就是说狩猎活动与防御行动是紧密结合的。[165]我们也可以从相同的角度阐释一位欧洲统治者，“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的行为。公元865年，他预计瓦兹河（Oise River）流域会遭到维京人的再次入侵，故而集合自己的人马前去狩猎。[166]这并非玩忽职守，而是为了寻找敌军的踪迹，是针对即将逼近的外来威胁而进行的积极防御。
这种在战争预备阶段对狩猎活动的较大依赖，在1102年伊朗北部的一场战争中有生动的展现。当时，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卡迪尔可汗（Qu?ur/Qadir Khān）带领一支庞大的狩猎队伍入侵呼罗珊；当卡迪尔可汗忙于侦察呾密（Tirmidh，铁尔梅兹）附近的塞尔柱军队的防御时，苏丹桑酌派出自己的狩猎队伍来拦截敌军，并获得了胜利。卡迪尔可汗被俘，后被送至桑酌的营地斩首，为这场入侵活动画上了句号。[167]在这个例子中，发起和决定整场战争的是狩猎队伍，而不是野战军。
由于皇家狩猎活动非常灵活，统治者同样可以利用狩猎活动来抵抗国外与国内的敌人。短命王朝新朝（公元19～23）的建立者、著名的篡位者王莽曾在郊区举行了一场狩猎活动以捕捉勇猛的猎物，如豹子和老虎等猛兽。当时，王莽带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配备有“武器、橦车、楼车、盾牌、钺戟、标志和军旗等”。据称，举行这场狩猎活动的目的是“欲盛威武”，也就是说，是为了宣示王莽对日益躁动的乡间的控制力。[168]十几个世纪之后，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公元1506～1521年在位）也有相同的行为。朱厚照在鄂尔多斯到南京一带举行了模拟作战和一系列狩猎活动，这次的目的是对臣民和外国人彰显自己的军事能力。[169]
传教士南怀仁非常了解举行这些活动的原因。在提及康熙皇帝举行的年度狩猎活动时，这位耶稣会士指出，这些狩猎活动的真正目的是“打着狩猎活动的幌子，假装是训练手下士兵捕猎牧鹿、野猪和老虎，实际上是在人类敌人和叛军面前展现和营造战争的形象，为之后可能会发生的斗争进行演练”。紧接着，南怀仁颇有洞见地补充道，“狩猎活动的另一个动机是其政治目的，即控制西部的鞑靼人（蒙古人），挫败对方的计划和阴谋。［他总结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皇帝才在出行时带着庞大的部队，显露皇家的威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还往那里运送了一些大炮”。[170]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内亚贵族——如蒙古等——必须“轮流”遵照理藩院的安排前往木兰围场，以及为何木兰围场的设施装饰有描绘皇室游行和满人皇帝成功猎杀猎物的大量画作。[171]
如果这种类型的威胁无法动摇潜在的敌人，那么狩猎活动可以迅速——几乎是瞬间——转化为一场平定战争，或者其他可以伪装成狩猎活动的战争形式。[172]皇家狩猎活动本身的灵活性与实用性使其成为施加威压与进行控制的工具，如沙阿拔斯和阿克巴大帝等统治者便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他们利用狩猎活动的不同方法可以以序列的形式得到很好的呈现。首先，是萨非王朝的统治者。
1590年。阿拔斯为了打消一位下属的叛乱倾向，举行了一场狩猎活动并邀请这位有嫌疑的官员一同参加。这显然被看作惩罚性战争的开始，而这位挑衅者则最终选择了屈服。
1598～1599年。皇帝希望从乌兹别克人手中夺回呼罗珊，于是在战争开始时首先组织了一系列狩猎活动，同时聚集起自己的全部兵力。
1600年。阿拔斯带领一支狩猎队伍来到一位反叛下属的堡垒处，很快便由狩猎活动转为围攻行动；此时，皇帝调来援兵，攻克了这一要塞。
1602年。当叛军在希尔万紧张地等待阿拔斯率军到来时，后者在悠闲地狩猎；当然，叛军意识到，这场狩猎活动拉开了针对他们的军事战斗的序幕。[173]
接下来，是莫卧儿帝国的皇帝。
1560年。阿克巴大帝先发制人，针对的是他怀疑意图谋反的重臣白拉姆汗（Bayrām Khan）。皇帝及其属下离开阿格拉外出狩猎，而当他们抵达德里时，这支狩猎队伍已经变成了一支野战军。由于压倒性力量的军队不期而至，迫使白拉姆逃至旁遮普，最终在那里被“抓获”。
1562年。阿格拉外的八所村庄被认为是匪患和叛军的盘踞中心。阿克巴大帝朝这一方向组织了一场狩猎活动，在靠近敌人的领地时，他派手下的猎手前去侦察地形，并从友好的当地人处收集政治情报。之后，阿克巴大帝发起进攻，彻底击溃了逃窜的敌对势力。
1564年。阿克巴大帝出兵攻打马尔瓦（Mālwa）的叛军。这一军事行动最初是以猎象活动为由开始的，最终未曾开战便使敌军投降。之后，阿克巴大帝的军队恢复原状，再次开始猎象活动。
1568年。阿克巴大帝在一次围猎活动中逼近叛军在拉杰普特（Rajput）乡下的堡垒，之后包围堡垒，切断其与周围的联系，迫使敌军投降。[174]
在这里，我们看到狩猎活动可以变为战争，之后又再次变回狩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在战斗结束之后恢复狩猎活动的行为是为了庆祝胜利，是一种休憩和娱乐方法。在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有限制的复员活动，通过暂时的退出给敌友双方留下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皇家猎手可以成功地应对任何国内或边境的威胁。
[1] Henning，W. B. 1939-42 “Mani’s Last Journe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0：951.
[2]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Trans. H.L.Jon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VII.209.
[3] Keeley，Lawrence H. 1996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61.
[4] Manuel Ⅱ Dennis，Georg T.，trans. The Letters of Manuel Ⅱ Palaeologus. 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1977，112，and Bailey，Harold W. 1985 Khotanese Texts. Vol. 7.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99.
[5] KB/V Viré，Fran?ois. Le tracté de l’art de volerie（Kitab al-Bayzara）. Leiden：E.J.Brill，1967，16.
[6] Jordanes，The Gothic History. Trans. Christopher Mierow. Reprint 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60，VII.51-52，VIII.56，and XX.107；GOT Tekin，Talāt.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69.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1968. 293；PDPMK Malov，S.E.，ed. and trans. Pamiatniki drevnetiurskoi pis’mennosti Mongolii i Kirgizii. Moscow-Leningrad：Izdatel’stvo akademi nauk SSSR，1959.27-28；Jūzjānī/L Jūzjānī，?abaqāt-i nā?irī. Ed. W.Nassau Lees. Bibliotheca Indica 44. Calcutta：College Press，1864，258；Jūzjānī/R Jūzjānī，?abaqāt-i nā?irī. Trans. H.G.Raverty. Reprint New Delhi：Oriental Book Reprint，1970. I vols.，118，and II，756；Ni?āmī，Ganjavi. The Haft Paykar：A Medieval Persian Romance. Trans. Julie Scott Meisami.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28.41-58；and Vis. Wardrop，Oliver，trans. Visramiani：The Story of the Loves of Vis and Ramin. London：Royal Asiatic Society，1966，296.
[7] Rashīd/K Rashīd al-Dīn. al-tavārīkh. Ed. Karīmī. Tehran：Eqbal，1959. I vols.，436 and 437.
[8] Mencius. Trans. W.A.C. H. Dobson.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3，3.18 and 3.38； Dasxuranci，Movsēs，The History of the Caucasian Albanians. Trans. C.J.F. Dowsett.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167；and Golden，Peter B. 1980 Khazar Studies：An Historico-Phil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Khazars，vol. 1.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154-55.
[9] Comnena，Anna. The Alexiad. Trans. E.R.A.Sewter. New York：Penguin，1985，238；Ibn Shaddād，Bahā’al-Dīn. The Rare and Excellent History of Saladin. Trans. D.S.Richards. Aldershot：Ashgate，2002，176；and Munshī，Iskander. History of Shah . Trans. Roger Savory.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8. II vols，757.
[10] Orbelian，Stephanos. Histoire de la Siounie. Trans. M.Brosset. St. Petersburg：Acade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1864，260 and 261，and Jahāngīr. Tūzuk-i Jahāngīrī or Memoirs of Jahāngīr. Trans. Alexander Rogers，ed. Henry Beveridge. Reprint Delhi：Munshiram Mansharlal，1978. II vols.，，17 and 40.
[11] “虎枪营”是清朝的禁卫军之一，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置，掌扈从围猎。虎枪的形状类似长矛，主要靠尖利的铁锋击刺野兽。
[12] XTS Xin Tangshu. Beijing：Zhonghua shuju，1975，ch. 50，1330-31，and Brunnert，H.S. and V.V.Hagelstrom 1912 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 Shanghai：Kellog and Walsh，327 and 331.
[13] YS Yuanshih. Beijing：Zhonghua shuju，1978，ch. 5，83 and 90，ch. 99，2509；Hsiao，Ch’i-ch’ing 1978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74；and ，Ibn Fa?l Allāh，Das mongolische Weltreich： Darstellung der Mongolischen Reiche in seinetn Werke Masālik al-ab?ar fī Mamālik al-am?ār. Trans. Klaus Lech. 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68，29，阿拉伯语文本，and 111，德语译本。
[14] Xenophon，Cyn. Xenophon. Cynegeticus. In Xenohphon，SM，XII.5-6 and XIII.11，and Dio Chrysostom. Discourses. Trans. H.Lamar Crosby and J.W，3.135-36.
[15] 例如，可参见Suetonius. The Lives of the Caesars. Trans. John R.Rolf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Caligula，V。
[16] Kautilya Shamasastry，Rudrapatna，trans. Kautilya’s Artha?āstra. Mysore：Mysore Publishing House，1967，360，and Kalidasa. Shakuntala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Arthur W.Ryder. New York：E.P.Dutton，1959，19-20.
[17] HI Elliot，H.M.E. and John Dawson，trans. The 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The Muhammadan Period，1867. Reprint New York：AMS Press，1966. I vols.，230，and Rudra Deva. ?yainika ?ātram：The Art of Hunting in Ancient India. Trans. M.M.Haraprasad Shastri. Delhi：Eastern Book Linkers，1982，82 （para.19-21）.
[18] Einhard. The Life of Charlemagne. Trans. Samuel E.Turne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0，50；ASB Martin，Janet L.，trans. The Annals of St. Bertin.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46 and 47；and Frederick Ⅱ of Hohenstaufen. The Art of Falconry，Being the 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 Trans. Casey A.Wood and F.Marjorie Fyfe. 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5.
[19] BDK Sümer，Faruk，Ahmet E.Uysal，and Warren S.Walker，trans. The Book of Dede Korkut：A Turkish Epic.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2，19，and Khan. The Shah Jahan Nama，Trans. A.R.Fuller，ed. W.E.Begley and I.A.Desai.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548.
[20] Mei Chang，61-71 and 94-99，and CATCL Mair，Victor H.，ed.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421.
[21] Sima Guang/C de Crespigney，Rafe，trans. To Establish Peace：Being the Chronicle of the Later Han for the Years 189-220 as Recorded in Chapters 59 to 69 of the Zizhi tongjian of Sima Guang. Canberra：Faculty of Asian Studie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96，II，412.参见CATCL Mair，Victor H.，ed.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421。
[22] Vis. Wardrop，Oliver，trans. Visramiani：The Story of the Loves of Vis and Ramin. London：Royal Asiatic Society，1966，119.此外还可参见218 & 295。
[23] BDK Sümer，Faruk，Ahmet E.Uysal，and Warren S.Walker，trans. The Book of Dede Korkut：A Turkish Epic.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2，24 and TLC Thorpe，Lewis，trans. Two Lives of Charlemagne. New York：Penguin，1977，165.
[24] Rudra Deva. ?yainika ?ātram：The Art of Hunting in Ancient India. Trans. M.M.Haraprasad Shastri. Delhi：Eastern Book Linkers，1982，128-29 （para.53-56）；Koch，Ebba 1998 Dara-Shikoh Shooting Nilgais：Hunt and Landscape in Mughal Painting. Occasional Papers 1. Washington，D.C.：Freer Gallery of Art，27-28；Thiébaux，Marcelle 1967 “The Medieval Chase.” Speculum 42：260-74，260-61；and KB/V Viré，Fran?ois. Le tracté de l’art de volerie（Kitab al-Bayzara）. Leiden：E.J.Brill，1967，9 and 12.
